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 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 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 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 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
　　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 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
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 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 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 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
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 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 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 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
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
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 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 约束力。
　　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 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
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 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 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 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 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 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
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
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 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 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 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
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
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 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 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 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
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

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
动产出提高了。
　　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 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 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 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
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 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
　　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 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
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
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
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 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
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
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 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 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 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
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 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 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 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
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
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 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 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 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
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 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 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 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
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
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 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 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
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
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

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 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 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 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 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 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 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
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 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 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 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
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 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 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 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
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 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
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
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
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 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 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 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 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 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 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
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17 世纪的科尔伯特法
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 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 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 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
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 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 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16 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 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
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
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

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 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 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 障碍。
　　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社会里 名声不佳；或是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科学家的地位低于那些从事“纯科学” 研究的科学家；或是经商生涯的地位低于具有优异成绩的大学毕业生。由于 一个社会的偏见不同于另一社会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拒之门外的良机往往 被它的对手接过去。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偏爱自由职业的声誉，西印度 群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赢得了越来越多商业上的控制权，结果使得黑人极为 沮丧。
　　甚至在各个行业里也存在着不愿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偏见。其中最令 人惊讶的经常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程师拒绝干那些玷 污他们双手的工作，当官的人甚至不愿搬动自己的座椅。在那些十分看重等 级和威望的所有社会里，认为体力劳动应由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去干的教条极 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解释往往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已确立了 的传统认为，境况较好的人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即应尽其所能为境况较差 者提供职业，因此倘若看到地位较高者干体力活，他们就会失去尊严——不 仅由于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等级，而且还由于拒不将这类活给予其他人，因而 表明了他们的吝啬和无情，或者表明他们的境况并非像乐于被认为的那样良 好。这类传统对静态的人口过剩社会来说是非常适应的，但对以个人主义和 自助作为哲学的动态社会来说则是无法适应和溶合在一起的。
　　人们同陌生人和他们认为是外人者发生经济关系的乐意程度也有差 异。倘若一个人要进行交易、雇用人员或借贷款项，这些机会的赐予必须受 到限制，即只限于给予他的亲属和同一阶层的成员、或只限于他的同村、同 一国度、同性、同一种族与同一宗教和同一政党的人或任何别的限制。这类 差异也与经济关系非人格化的差别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签订一项合
同的主要依据是考虑价格和质量，而不考虑亲属关系或交易对方的个人长
处、福利状况和产业的多寡；但是在多数其他的社会里，一项合同在很大程 度上是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个人关系并非由交易本身带来的，而 是始于和产生于个人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商业关系也含有个人成 分；有些性质的合同最好只同能忠实履行合同而不欺诈的那些能信得过的人
签订；也许还有必要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的个人照顾以便换取对方的特殊个人
照顾（特别是在组织松弛的市场上，那里的供求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此 外，如果经济自卫需要互相保护，那么有时可能必须支援本人的亲属或本人 从属的种族、性别或集团的其他成员。除了使商业关系个人化有利于签订合 同的人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个人化。不论以
何种理由建立的关系（亲属、政治、宗教或其他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这些
情况中，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我们正在研讨一种使得那些留恋往日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悲哀的现
象。多数的原始社会依靠地位。人们拥有的权利和期望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 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成绩。因此，当他们所期望于别
人的服务改而售给出高价的人的时候，或当他们传统上有权得到的物品改而
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瓦解建立于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习俗

和制度以及一切取而代之的东西，将其称之为贪婪和不敬。从地位关系转为 契约关系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价值的旧准则消失了，这个社会也 许真的解体了，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是如此，直到新传统形成并取得尊重为 止。这场革命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经济事务上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政治组织 和家庭中有关地位的老观念，而且同时向昔日保卫地位权利的宗教戒律发动 挑战，因此也向宗教本身进行挑战。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重新组合，而要等 到这个社会找到与新的契约观一致的新的亲属关系和新的政治部署以及找到 一个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
　　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需要一段时间 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 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 上，20 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 或分歧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 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 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 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 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 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 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 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 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 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 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 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 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 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 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 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 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 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 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 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 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 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
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 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
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 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
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
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

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时更为详尽地 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 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 涉及气质、部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 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 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下来的品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 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 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 民能大量试用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 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
变化多端情况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 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 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 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
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么失业的人比那
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他们 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 中等资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 20 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 许多讲演人竭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
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 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 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 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靠危险职业为
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测
的雨量使印度农民的生活同从事捕鱼或对外贸易为生的人有着同等的危险 性。不论其起源如何，传统可能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传统上拥有成功的冒险 经历的国家对成功的机会显出一定程度的信心，而其他的国家则会缺乏这种 信心。
冒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对发展中经济特别重要，那就是愿意改变个人的
职业。在极端地位类型经济里，等级制度强迫一个人只能从事他的父辈们和 祖先们从事的行业（除非所有等级的人都从事农业）；即使在不承认等级制 度的社会里，牢固的家族感情和孝顺心情也可以把儿辈束缚在一个他们不具 备才干的职业上，或是束缚在需求已明显衰退的职业上。除了家族感情之外，
一个人也许对他受过训练的手艺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很自然不愿丢弃自己
的手艺，甚至不愿去干某些更为赚钱的职业。这些情况再一次表明各个社会 之间传统上的差异，有的社会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应毕生从事于一项行 业，最好是他父辈的行业，而别的社会则鼓励一种较为冒险的精神。
　　改变一个人的职业会显得特别困难，如果这种改变要他离开自己的家 庭和迁往异乡居住的话。可是，增长经常要求这种流动：比如说在人口稀少
的地区发现了新的资源；或是原来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是由于供求关系

的变动更改了对已知资源的估价。当今有些政府竭力做到把工作带给人们而 不是使人们去迁就工作，如果新兴工业的创办适合原来的地点并与迁往别处 无多大区别的话，那么不迁动可能从经济上说来是正确的。
　　有时这种观点受到支持是基于原来的地点已经在房屋、动力供应、学 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方面花费了资金，一旦迁往他处就会造成浪费，这种辩 解虽说有点道理，不过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强而有力，因为资金会逐渐损耗而 不得不在某时某地以新资本来取代。总之，依赖类似土壤、矿产或水源等自 然资源的工业除了迁往可以找到这类资源的地点以外别无选择。
　　愿意流动与否部分是情感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部分是将迁往的地 方对人们的吸引力问题。
　　情感问题是一个人对其亲属、朋友、家园、地区或生活方式的依恋。 最大的决裂是移居包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再在一个小圈子里当
农民，而一个大团体里成为工厂工人或矿工。对此，传统会有所帮助。许多
人经历了十余年的变动，他们的后代会渐渐习惯于这种想法。传到家乡来的 消息会说到另一地方的状况，而知识可以消除疑虑，甚至可能会激发热情。 关于情感问题只说一点就可以了，即习惯于流动的人愿意迁居的程度胜过不 流动的人。
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那些农业国家里，如果人人
都有足够维持生计的土地，要他们迁居到即使有好得多机会的地方也颇为困 难，除非他们的家乡发生了某种安定遭受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突然 出现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那样，政府也许 会增添压力：如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
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英国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在探讨长子继承权的
影响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影响是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儿辈们更具有 冒险精神和更为流动。家族关系的力量或许也不能予以轻视：倘若一个人能 依赖一大批亲属的支撑，他较少可能为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下述情况也许 不是毫无意义的，即大家庭制度与经济增长很难并存。在工业化的社会里，
人们往往迁移出大批失业者聚居的地区，如果有别的正在扩展的地区可以移
居的话；虽说现有的失业保险金可能稍为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多数人愿 意有个职业而不愿失业，不管怎么说失业救济金和工资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悬 殊的，只有工资收入最低微的工人除外。
　　移民将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许多移民规划失败的事例已经 表明了这点的重要性。移民们需要种种保证：比如友好的接待、合适的住所、
经济的前景以及适应新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的大矿业公司曾需要成千上 万的非洲土著居民移出他们的保留地来工作，但这些公司最初很少提供任何 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此不得不采取高压手腕。现在这些公司 的规划已比较注意给移民提供优厚的报酬、可以安置妻子儿女的良好的住
所、擢升的前景以及修建长久城市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它们几乎对保留地
已完全取消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大工业城镇的郊区住 宅区正在以同样的态度企图把人口迁移出市中心拥挤不堪的贫民窑。但那些 迁出市中心的人往往要求搬回城里。他们说他们惦念自己的朋友以及城市的 街道和嘈杂声；事实上他们不喜欢走长得多的路去上班，实际上也由于郊区
缺少足够的电影院、酒吧间和建立一个新社区生活所需的其他设施。要是新
建的郊区住宅区有它们自己的工厂，还有成批的朋友和亲属一起搬来，以及

新的郊区拥有为建立新社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人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沮 丧。另一例证是相当多的开发新垦荒区，计划的失败。虽则往往新的移民得 到了土地，但事先却不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还有选择移民的工作杂乱无章， 根本不考虑人们的务农经验和资金；任其这些移民去照料自己，既无指导和 帮助，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特别有启示。1937 年以前， 印尼政府提出运送爪哇居民去苏门答腊，并在那里给开发者以土地和财政援 助，但很少人愿意去。以后，印尼政府安排移居者应在收割季节前不久到达， 并要他们在最初几个星期当先去的移民的劳工，并同先去的移民住在一起。 这就使新移民有可能赚得一笔钱，能在各方面适应新的居留地，能就地得到 指导以及进行有用的交往。这个制度还保证新移民在收割庄稼时得到帮助。 结果从 1936 年到 1940 年，每年移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逐年增加， 尽管事实上印尼政府已大大削减了给予移民的财政援助的总数。
　　虽然确实愿意流动的人看来更能获得成就，但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 都流动。经济状况的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而且发生在边缘上，因此，只要 有一部分人愿意流动，通常每年占很小比例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即使比例 很少的人也不愿移居，除非新地区具有吸引力，而且原地区又有流动的传统 或强大的压力。
几乎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冒险”的一切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
人人都冒险，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数是革新者。反过来这又部分关系到成 功的革新所能得到的报酬和声望。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 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 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
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
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 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 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 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 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
　　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 在今天谁也不能有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 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 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 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资源贫乏也许 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 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

富的或贫乏的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 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 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 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 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显得突出了， 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例 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1492 年 后西欧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 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 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 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 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 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 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在深入探讨资源与增长的关系时，较根本的问题是研究资源的贫 富与人的反应质量之间是否有关连。假定人类作出努力、同样的努力在富国 产生的增长速度会快于穷国。然而是否还有某些规律可以表明较富国家付出 的努力会大于较穷的国家，抑或是恰恰相反？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一种“资 源”是肯定的，即进出通道，至于其他资源则肯定性差得多或完全不能肯定。 进出通道作为资源意指它的地理特征——一个国家的地面形态、它的河流、 它入海的通道、它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个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有无 不可逾越的屏障，尤如高山峻岭、沙漠地带或无法穿越的丛林。进出通道在 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刺激贸易，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鼓 励努力和促进专业化。
　　它还最终使具有不同习俗与不同思想的人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 精神意志保持生气，刺激知识的增进以及有助于维护制度的自由和灵活性。 进出通道的方便程度在解释任何国家人民的经济活力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 用。
　　下一个方面是气候，但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看来人的身体在温度 华氏 60 到 75 度与中等湿度的情况下其功能发挥得最佳，但气候对人的智力 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明显。
　　但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利的，这点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在以往的 岁月里，文化昌盛的国家在气候方面差异极大，从亚热带的炎热江河流域到
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带，或者是欧洲西北部的又冷又黑的冬季气候都有。 由于温带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于是就流行经济增长需要温和气候的 说法，但是增长与温和气候相关只是人类历史上最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至于谈到其余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争议便转到究竟艰辛程度会刺 激人们的才智，抑或会耗尽他们的精力。资源与知识的增进显然有联系，换
句话说，人只会学习使用那些他所拥有的事物。采煤技术不会在无煤的社会 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 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 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
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
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

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
迟钝”；觓 e 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
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 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 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 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
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
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 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 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
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
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 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 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 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
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
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 事情会恰恰相反。
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
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 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 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 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
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 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 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 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
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 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 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 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 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 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 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 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 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 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 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 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 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 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

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 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 在他们中间了。

第三章


序章




　　在前一章，我们探讨了人们为经济增长而作出努力的意愿；在这一章， 我们要研究社会制度对这种努力所提供的机会。二者并非互不关联。如果制 度能如人意，那么，这种作出努力的意愿便会得到鼓励并日趋强烈；如果有 了强烈的意愿，制度也将随之改变。
之所以把二者分开，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 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
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对这些问 题，我们将逐一加以探讨。
　　那么，在对某些制度作较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将从制度与经济增 长的密不可分，转到探讨制度的演变及其变化的过程。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 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这就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社会改革者 们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制度的，以便使制度为努力提供保 护。不过，处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也许既对“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 提出争议，也对把“成果”归因于“努力”提出争议。
（一） 非物质报酬 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物质报酬。空
想社会主义哲学家们常常对这样的想法提出异议。有些人认为，人生来就是， 或者说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乐趣，或 者就是为他人服务的乐趣；而另一些人则退一步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 能够成为满足于社会的赞誉而不求得到物质报酬。
人们从劳动中除了获得物质报酬外，也会得到满足，现在这当然是无
可否认的。有些允许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工种，报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报酬 就有人干。但大部分工作不属于这一类。不仅大部分行业确实是不属于这一 类，而且即使在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中，大部分工作也是单调乏味的。外科医 生切除第 25 例阑尾之后，这种手术就会变得使人厌烦，甚至大学教师对自
己翻来复去地讲课也会感到厌倦。如果社会依靠的人都是只愿意干那些具有
吸引力的事情，那么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就会无人做了。

　　其次，为他人服务的心情的确可以给劳动增添乐趣。大部分人在这种 或那种情况下——如为教会，为本乡本土，或遇到突如起来的灾害——是乐 于出力而少要或不要报酬的。
　　但是，在同我们所在集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中，除了乐于服务以外， 还有其他的爱好。二者也许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有的人善于 逃避责任，另外一些人则有强烈的正义感，决不愿有非分之举。在一个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度自觉的集体里，人们是不会在劳动和报酬上斤斤计较 的。
　　不过，除了小家庭而外，很少有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这种理想来维系 的集体。
　　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说，如果大家动手，大家平等受益，而不是某个 人从中获取明显的特殊好处，人们有可能不要求报酬上的差别，这种说法是
正确的。在人人得到的报酬差不多相等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因为别人从他
们的劳动中受益而发怒的。但是，他们也得不到鼓励去做特殊的努力。甚至 不偷懒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都得不到鼓励。保证一个人不拿别人的劳动来 发财致富这很重要，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非用不同的报酬来衡量不同的 劳动，要人们吃苦受累，尽全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劳动成果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亲密的同道来享有，人们会比之让
劳动成果不得不同更广泛的人分享能更加努力，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们也 应当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创造性的愉快，并不否认人们乐于为他们的伙伴服 务，也不否认由于得到荣誉而受赞赏会给劳动增添乐趣，这些都是可取的。 如果人们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如果他们的工作能为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目标服
务，如果他们的工作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人们将会格外努力工作，不过，
如果没有物质报酬，他们也会不那么努力工作。现在这一点在哪里都没有比 在苏俄得到更明确的承认。苏联建国之初，它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把收入 拉平，用勋章和奖章来取代工资上的差别，人们的努力不会下降。经验粉碎 了他们的预想，当谋求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时，苏联的统治者
们又反回来依靠扩大收入差别的作法，而认为那种不管工作做得好坏都应付
给同等报酬的见解是有害的。 在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发展”运动以来，近几年，具有现代背景理想
的社会自治式的权力机构在兴起。在这些机构里，计划鼓励村民无偿地参加
有利于本村的公益工程劳动，如筑路、修建学校、打井、建社区中心或其他 公共设施。要使这些计划项目付诸实施，需要作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 官员制订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措公积金以支付材料费或聘请 本村无法找到的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组织工作，经验表明，村民乐意出来
无偿地参加本地的公共工程劳动。说村民乐意这样做，在城里人看来，特别 是在我们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一个小村庄 里，谁都认识谁，为共同的目的而从事共同劳动的观念也许是改善社会状况 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鼓励。同样，以这种方式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度。 首先，这项工程必须是当地受益。
　　村民愿意修筑把本村和大路连结起来的小路，而不愿无代价地修筑为 所有人使用的大路；他们也许可以无偿地挖本村的下水道，但是，如果其他 地区广为受益，他们就不会干了。
第二，这项工程必须使全村人都受益，而不得让一些人明显地比别人

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社会发展”的这些局限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以集团义气为动力的局限 性。这种忠诚义气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在经济稳 定的情况下只要求按步就班，不需要个人的首创精神，每个人成长起来，都 知道他应该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经济系统可以运转自如，甚至可以自 动去适应变革，只要这种变革使每个人几乎受益均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经济增长不会使每个人同等受益，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多，如果主 要是为了别人受益，就很难让人们做比过去所做的更多或做不同于过去所做 的工作。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地去循规蹈矩，不 计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 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小集体中个体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 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新机会。当然，有些社会看来已经达到在他们生活的 那种艰难地理条件和用他们掌握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例如，爱斯基摩人 可能正在尽其可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个性较强就可能发现不了生活中的 技术进步；而服从与尽责的约束一旦放松，也就可能反而难以生存。要是经 济没有增长的可能，个人缺少积极性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大部分社会的经 济是能够增长的，这种增长不是靠从内部来改进它们的技术，至少也可以靠 从外部吸收新的技术或者通过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新机会来达到。那么， 我们一旦从稳定状态进入不断变化的环境，人对集体的责任感在个人努力和 报酬之间没有紧密关系的情况下，能否足以产生必要的适应力，是令人怀疑
的。
　　这种责任感能否为个人利益留下什么机会，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致 力于加速经济变化的一切社会里，以个性为主体似乎在突飞猛进，而且似乎 是不可避免的。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资产法的存在则是资本形成的
条件之一。所谓资产权，我们指的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种特定资源的合法权利。 这种权利可以赋予某个私人，某个团体或某个公众机构，享有权利者可多可
少，但是，不管是谁行使这一权利，权利的排他性是最基本的。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资产一词往往被用来仅仅指私人财产。政府的一艘战列舰就像农民的 一亩地那样，同样是资产，因为尽管战列舰在某种理论意义上是属于“全民” 的，但在法律上和在实践上，公众中的个别成员是不得同战列舰发生关系的，
除非得到严格的授权。
　　一切经济学，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还是其他 的，都把资产的法律概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因为，如果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能得到保护而任人使用，就肯定会被 滥用，而且谁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值得投资加以改进。
因此，一旦资源匮乏，对资产的法律保护立即会扩大到一切资源方面。
有一些国家，它的人口同资源相比相对稀少，有些资源就可能许多世纪都无 人管。个人可以任意砍伐森林，任意捕鱼，随意用水或者随便在公共土地上 放牧。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活动都会受到控制；所谈到的这些资 源将成为私人资产，或者被承认为公共资产，这些资源的使用将由国家或其
他管理机构仔细地加以规定。
如果说保护公共资产免为私人滥用是必要的，那么保护私人资产免为

公众滥用同样是必要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许多 社会衰落下去，就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者过于软弱而无法保护资产的所有者 免遭土匪和暴徒的劫夺。投资的天性的确可以引发相当大的民众动乱甚至革 命，但是如果动乱长时间地拖下去，入不敷出将取代资本的形成。政府也会 被当作土匪和暴徒一样失去人们的信任。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赋税的性质和 用项所在，他们也许会承受高额赋税，但是任意征税——如一个统治者因为 兴之所至看上某乡间住房，便将其据为己有，或者随便抓住一些人，强迫他 们拿钱出来——便会鼓励人们隐瞒财富（通常是以非生产形式），把资产转 移到国外或者消费掉（在第七章还要进一步讨论税收问题）。
　　资产权是举世公认的制度；因为没有这一条，没有改善人们生活环境 的动力，人类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但是除了基本的排他权外，在同资产有关 的法律和税收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各个社会大不相同。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
够“把钱拿回来”，由于投资额外可得到一些补偿而不是消费掉他的资产。 这一要求既适用于私人投资者，也适用于政府机构，因为，即使是政府也期 望它的钱能全部保值，否则是不会投资的。投资者也许会估计错误，承担的 风险也许比他预计的要大，他也许事实上拿不回钱来，但是，在决定投资时，
他必定是抱有希望的。另一方面，“把钱拿回来”也要求有较为充分的筹划。
有人也许投资于其产品一时不能销售的某种行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 得到收益——以私人为例，投资于房屋或其他耐用消费品；以政府为例，投 资于学校、公路或机关办公处所；私人也许出于兴之所至投放贷款；政府则 出于政治考虑投放贷款，明知这些钱是得不到偿还的。从投资者满足于他将
有所收益来讲，这些都属于“把钱拿回来”的范围，不管从物质上，兴之所
至还是政治上，投放这笔钱是值得的。从广义上使用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 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额外加上对投资的一定补偿，而不是立 即把钱用于消费，这是投资的一个条件。
　　现在，如果投资者是在自己的公司投资，没有伙伴或雇员，这问题相 对说来是简单了。但如果他有合伙人，或把他的资产租让出去，或雇人经营，
或别人对其有所影响，由于这些关系会出现种种复杂问题。因为他的资产和 别人的资产的共同产品到时候必须分享，如果分享产品的人发生利害冲突， 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就必须遵守十分严格 的规章。
首先看一看伙伴关系。如果共有资产是伙伴之间平均分摊的，那么每
个合伙人要求投入所得的利益不能多于其他伙伴投入所得的利益——不管投 入的是钱、是劳动还是出谋划策。家庭事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家庭成员 众多或相互不合，由于一些成员急于从共同资产中拿出能拿到的一切而不是 去维护它，这事业往往因而破败。先前有一些农民试图合伙拥有农业机器，
这是另一种例证；人们看到，有些农民并不像这些机器为他们所有那样，细
心地去使用机器，因此必须雇佣受过训练的技工去操作和维修，而不能让哪 个农民自己去操作机器。现代企业也有不同阶层的股东之间存在利害差异的 问题。
　　在控制资产的人和其受益人之间可能存在着债权人的或有利益；因为， 如果确定存在着资产有可能转入债权人之手的前途，那么，业主可能不愿去
改善经营，甚至会蓄意使其无所起色。经济的增长要求能够决定使资产得以

维持还是加以改善的人，应热心作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使用资产的人不是业主，同样也要产生棘手的问题。 因此，如果要使佃户热心保持土壤的肥力和精心改良土壤，对地主和
佃户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细心地作出规定——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面一节里再 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在一切雇佣的合同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拿薪水的经理或代理人都是为人所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不 仅是他们总是想把业主合法所得中的一部分收益归为己有，由于减少了资本
形成所需要的补偿，这的确可能使增长减弱，而且还会牵涉到收入分配上的
改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许更重要的是，代理人的收入如果不同他们 照管资产所耗的精力直接随之变化，他们就不会精心照料；而另一方面，代 理人为了延长自己的受雇期，把业主的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经管的资产， 从而不适当地延长这部分资产的寿命，而业主的这部分利润本来是可以投资
到其他能获取更多利润的地方的。这类问题在遥领制的情况下特别严重；但
是，业主要是不愿在他的资产上花费心血，哪怕他住在现场，这类问题同样 会有；当然，有些代理人经营资产要比业主强得多，因为他们知识丰富得多， 对这类工作的鉴别力也强得多。业主遥领制现在已成惯例，现代工业社会中 无一例外。我们的大部分资产要么属于股东，他们把经营权委托给了董事会，
要么属于国家或其他公益机构，它们也是依靠雇员来经营。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有严格的但并不完全成功的法律，这些法律力求保护业主的利益，不保护 那些受他们雇佣的人们的利益。有些赞成私营产业而反对公营产业的人所持 的论据是：私人资产的业主可能比国家给薪水的雇员对资产的照管要好，不 过许多持这种论点的人已经坚持不下去，因为大规模组织和联合股份公司的
增多，已使很多私人产业的经营从业主手中过渡到了拿薪水的雇员手中。
　　最后，我们社会中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是来自劳资双方之间的冲突。这 种冲突可由任何一方持极端态度的支持者的说法弄得形象而生动。一方面， 总是有些奴隶制的鼓吹者，他们认为，工人只应得到能维持生存的费用，而 超过这一需要的全部剩余产品属于资产所有者。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断言，
只有劳动才创造产品，因此，工人理所当然地应给予“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
——是不是要允许扣除一些来抵偿资本减损，始终没弄清楚。 在这些极端主张之间，出现了许多对产品分配的不同意见。 这个问题同我们在本节已探讨的问题不是同一类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谁拥有资产，究竟是业主、佃户还是经理，
他们中哪一类人对维护和改善资产状况应当热心。
　　然而，工人在产品中的份额不一定牵涉控制资产问题，所以我们将另 作探讨。
（三） 劳动报酬 我们说过，除非人们的努力成果确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
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尽最大努力去工作的。例如人们在一个联合企业
中一起劳动，或为属于另外的某个人的资产效力，当难以把他们自己的劳动 成果同别人的劳动成果区分开的时候，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就有必要在一起劳动。因为规模经济的问题不同 于那些由于劳动同所有制分开所产生的问题，我们最好能进行深入的剖析，
探讨一下人们为他们自己的资产一起劳动的事例，即合作企业的事例。“合
作”一词，各种不同的组织都使用它，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只限于原意上的

合作社，就是说是工人们自己所有、自己经营和在自己的范围内分配收入的 组织（另外的合作社，工人是为挣工资而受雇于消费者或受雇于农场推销机 构之类的）。一当规模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就需要共同劳动——不管是因为 专业分工，还是因为需要一起参加生产某些无法分割的设备。
　　合作的单位有两大问题，即刺激因素和权威。关于刺激，每一个入伙 者都必须相信别人的诚实，有的时候任何一个入伙者都可能松懈而并没有相 应地减少他的产品份额。
如果伙伴不多，特别是他们彼此相处不错，或者相互同情，这种制度
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几个或十几个工匠或农夫可以不发生任何重大分歧在 一起共事几十年。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即使是家庭企业，也难 免出现松懈、缺少刺激或发生纠纷。不管怎样，一旦入伙的人增多，这种伙 伴关系就不可能只靠相互信赖和同情了。按照各个成员的工作时间和熟练程
度来付给报酬就有必要了。超额利润仍可按照某种“合作”原则进行分配—
—按照收益、按照平等、或按照资本的多少等原则——但是重点必须主要放 在建立工资刺激制度上——按件计工、奖金及其他——这个制度要奖勤罚 懒。
　　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规模大小产生的唯一问题，更为困难得多的是经 营大型合作企业的问题。一大群人在无纪律、无权威的情况下是不能有效地
一起劳动的。必须有人作决定和贯彻执行这些决定。合作社的成员可以是平 等的伙伴，但不能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很多，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大部分 权威委托给一个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要是不肯把它的大部分权威委托给并 把责任直截了当地放在少数个人的肩上，什么执行委员会都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怎样，这就是说，合作社的绝大多数成员无权参与决策，而必须像任何
领工资的雇员一样执行命令。他们将成为对此感到不满意的人。他们或许还 不满意收入的分配办法；不满意自己同别人不相上下的工资，也不满意经营 部门要把大部分结余储备起来以应急需或用于扩充业务的愿望。他们迟早要 把权威弄垮，内部的纷争使组织四分五裂。其结果，以合作形式的大规模组
织要同不以合作原则经营的其他大企业进行成功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种种例外反证了这一规律。苏联的集体农庄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经营管 理由共产党党员来做，他们告诉每个农庄庄员该做什么，按庄员的劳动付酬， 把结余部分按收入的比例分配。庄员个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权改变经营管理和 政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是真正民主的，这些农场确实多半受惠于一个中心
机构并受其监督，但是这样做看来并没有限制它们真正的自治权。农场成员
平均 250 人左右，对成员甚至并不按他们的劳动计酬。大部分观察家似乎一 致认为，这些集体农场所以取得成功到现在是凭借同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 农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感情，是采取军事保护孤立定居点的集体组织工 作所起的作用。在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中蕴藏的这种特殊联系和感情迟早
将消失净尽，到那时，如果这些集体组织仍保留着它们的原始共产主义并在
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将是在违背前人一切经验的情况下干出来的。 一些合作形式是人类原始的劳动单位。我们知道，在最早期的社会里，
劳动单位是家庭、氏族、手工业工人行会、牧师、或其他群体。西方的工业 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合伙单位，让手工业工人一起劳动；手工业工头雇佣短工
似乎在中世纪后期才出现。集体劳动有它的优越性，特别对那些生计艰难，
成天担心遭到不测或周期性自然灾害的人特别有好处，到时候可以互相帮

助，在一起劳动也可以互相照应。农民组织成劳动小组互相帮助种田、盖房、 开荒或收割，这是十分歧常的事。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要继续下去，取决于 集体忠诚义气、家族观念或宗教联系。只要以个人为主的观念开始滋长，只 要从事经商或为个人日益懂得进行革新的机会越来越多，只要大规模的组织 开始显现经济效益，这种组织形式便立即解体。企业的合作形式对于稳定的 社会是最优越的形式，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有别于销售或信贷单位）， 一旦越过较低的物质水平阶段，它就不容易再存在下去。
　　一切大规模组织都存在着刺激问题和权威问题，即使在工人拥有他们 靠其劳动的资产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但是所有制和劳动分离产生了第三个 问题，即在劳动和资产之间分配收入的问题。在合作组织中，资产不单独计 股，全部收入在使用和拥有资产的人当中分配。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社会里，资产不是属于资本家就是属于国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业主既要
求一定的报偿也要求参与监督经营。特别要指出的是，资产的国有化并不解
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阶段，社会主义 者主张资产应当属于劳动者——以工团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人监督 的形式出现——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将简化为合作企业，只面临两个问 题而不是三个问题。
但其结果，无论是苏联、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采取的形
式并没有把资产从私有者手里转给工人，而是转给国家或其他权力机构，由 国家或权力机构来进行监督并保留一份收入。这种作法在工人头脑里引起多 么大的异议，则取决于他对国家所持的态度。他可以十分相信，与国家共有 并由国家进行管理，比同与私有者共有并由私有者管理更公平一些；这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教育要去相信什么。有的工人是在担心他们的政府
和在同雇主保持友谊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会抵制这种转移资产的办法； 而另一些人受的教育是仇恨“雇佣阶级”和尊重“民主国家”。但是无论如 何，哪怕工人愿要国家老板而不要私人老板；愿要国家的投机商而不要私人 投机商，他是不大可能挑选这个不要那个的。这就是说，在最正规的国营企
业形式中，他会意识到，他得不到他劳动的全部成果（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拿工资的奴隶”不得不唯管理人员之命是从。这就证明，国营企业的问题 同私营企业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如果说在苏联不像在英国或别的 地方表现的那么显而易见，那主要是因为工人的态度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不 容易表达出来。
资产有分得一份收入的权利始终是让人心情激动的。有一个学派极力
主张，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只应属于劳动者，由此而产生了劳动价值论。另 外的学派则为维护资产享有的份额提出了许多论据——人们有拥有资产的天 赋权利；需要提供刺激来改善资产，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穷人会把资产的 收入浪费在多子女上，富人则把资产的收入用于再投资；心理上的成本节约；
各因素取得边际生产力的权利等等许多辩护理由。国家的机智灵活并不亚于
私人业主及其经济哲学家。
　　如果 20％的国民经济需要用于资本总构成；20％供政府当前开支，即 使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不能指望拿到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 或者说得更巧妙一些，他们必须满足于直接得到的 60％，对那间接地以他 们不能也不会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方式花在他们身上的 40％一定是高兴的。
这些问题在大规模组织中可能无法解决。工资支付的计件工资和奖金

制度也许能刺激干劲，分红的办法也许可以恢复一点合作企业的气氛，但是 对生产有权提出要求的人太多，要不是不断地使投入同得到的报偿相适应， 合伙人就无法毫无怀疑地彼此信赖。
　　工人们将比较他们得到的报酬；把他们的报酬同管理人员或高级职员 的报酬相比较；把总产出同不是被私人资本家便是被国家拿去的份额相比 较。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合伙人的争吵比在其他地方更激烈；他们永远无 法同意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为谁都说不明白什么样的公平才是人人永远 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也是个权威问题，就像刺激问题一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 题。在大的机构中，人们在心理上对劳动的不舒适感是无法医治的。
　　人的头脑生来就不受纪律约束，大的组织要是没有纪律、服从和忠诚， 就无法管理。可以让工人们有权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如果这个组 织很大，代表同选民相比不可能很多。总之，一旦代表们负起管理责任，他 们必然倾向于站在管理的立场，因为他们知道，自下而上是管不好一个大规 模组织的。大组织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心理，就像僧俗之间、政 府与平民之间、家长和家庭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心理一样，是不可 避免的。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工作在一个不能不接受无数决定的环境中，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行其事，因为这些决定在制定时，我们除间接参与外， 没有参与的资格，而且这些决定并不适合每个人的情况。这种状况给管理部 门提出一个没完没了的难题——管理部门要对它们管辖的人们表示关心（绝 不是不利用它们的效能）来赢得忠诚，使它们的事业近似和睦家庭那样互让 互敬，而不靠军事集团那样等级森严和动辄制裁。但是，大规模组织不可避 免地要有冲突和挫折。
　　也许对工人要求自治的愿望过于重视，无论是认为工厂内部可能实行 民主的人，还是担心不能实行民主准会导致工业制度失败的人，都过于重视 这一愿望。工人并不都是希望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或许多数人宁可得到一 份职权范围有限的工作，而不承担一般事务工作的责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 无论是工厂、郡县、工会、教会和国家，到处可见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少
数人愿意去当官或对本组织的事务始终热心不怠。他们也许很高兴属于这个
组织，他们可在选举中出来投票——虽然投票的百分比有时很小——但是要 让成员们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参加 讨论和管理了。之所以如此，人们也许认为，少数人要求积极参加管理的愿 望在工业中可用那些涌入小公司的人予以满足，因为在那里参加管理是行得
通的，而那些到大企业的人，他们宁愿有人为他们管理事情。但是事情并非
有这样的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大企业倒是经常吸引那些渴求组织和监督的 工人，这些人就会鼓励其余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去参加管理（他们是这样看 的），要不就会滋事生非（管理部门有时是这样看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在教育和组织其他工人为争取工资所起的作用，还 将唤起舆论风尚在人类有关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制度的成败一方面取
决于其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信任这些制度所中意的是什 么。20 世纪经历着的大的工业动荡，既有宣传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 苏联的产业工人不如美国工人自由，得到的生产份额也比美国工人少，但是 可以相信，赞扬这种状况的宣传鼓动可使他们接受这些比美国工人要强得
多，美国工人受到的是反对类似苏联状况的强烈宣传，虽然美国工人的情况
相对优越。因此，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斯巴达克斯时代生活在罗马的某

经济学家也许已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奴隶制对群众来说简直无法容忍，一定 会很快完蛋；实际上，奴隶制曾比过去更牢固了。同样，现在也许有人想要 预言，大规模组织无论是合作的、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在证明使工人非常 厌烦，一定会失败；而且预言，只存在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小型企业的时代 将很快到来，这些小型企业将长期保留下去，没有罢工和怠工，能在市场上 站得住脚。但是这种预言也许恰恰是错误，尤其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 管理，国家同教会和工会领导人一起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根本的 变化，将给他们带来最美好不过的世界。再回到我们在本节开始叙述的观点： “除非人们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 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
　　但是，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适当的一份劳动成果和他们承认谁有权提 出要求，这些大都是主观上的问题，要看他们所受的教养，要他们相信的是 什么。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 易和推广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 优点贸易 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贸易
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 动效率的愿望。由于眼界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 贸易一开放，影响所及，会使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一户必须 贮存它需要的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
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大减少。对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 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意味着生死存亡，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 丰裕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消费的新方 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既定的传统
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 仰发生变化或社会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机会增多 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大小。 亚当·斯密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
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高；其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 活再干另一件活的过程中流失了；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和 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密非常重视劳动分工，他甚至 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起因。后来的一些作者对他这种
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现代，我们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