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 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 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他的这一设想，还是比较求实的。只是他对 赶超美国的时间缩短了，用 8 个至 10 个五年计划，而不是以前的 10 个至 15 个五年计划。
1957 年 10 月，反右运动基本结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酝酿大跃进。经过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3 月的成都会 议、5 月的北京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和党的高级干部的急于求成的思 想急剧发展。八大二次会议提出 7 年超过英国，15 年或 20 年赶上美国。6
月 22 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 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9 月 2 日，他 在给刘少奇、李富春等的信中提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 目标而奋斗吧！”大跃进中高指标、浮夸风由此愈演愈烈。大跃进是毛泽东 率先搞起来的。不过党内首先奋起反对高指标、浮夸风的也是他。在 1958
年 12 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反对浮夸，反 对作假。但总起来看，这两年他的头脑仍然过热。1959 年底 1960 年初，他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再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 1972 年，争取提前二三年到 1969 年，实现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 主义建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还说：即使我 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也不要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 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叫做工农业国。毛泽 东“不要讲早了”的话是很对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认为到 1972 年能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日程表仍然是过急的，要不就是降低了“四个现代化” 的标准。这说明他虽在口头上已认识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但在实 际上，对艰巨性、长期性仍认识不足。
发生 1958 年大跃进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国情
的认识有片面性。他承认我国“一穷二白”，认为是好事，不是坏事。“穷 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 最新最美的画图。”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赞成把“穷”“白”看 成完全消极的东西。但却忽视了事物的主要方面：“穷”“白”给现代化建 设带来的巨大困难。
毛泽东对国情认识上的失误还突出表现在人口问题上。 1955 年，我国
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马寅初在人大小组会上就提出人口问题。由于 一部分人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苏联不谈人口节育），他的发言在小组会上通 不过，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 话中在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也讲了一番人口问题。谈到中国有六 亿多人，就业、升学、救济等都是大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六亿多 人口，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 要计划生育。我看人类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布匹、桌椅板凳、 钢铁生产，他有计划，而对于人类自己的生产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 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样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火并的，就是 趋于灭亡。他提议政府要设立一个机构，节育委员会，人民团体也可以有一 个组织，加以提倡。可惜这些话，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到了这年 10 月，他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讲了人口节育问题，提出 3 年试点宣传，3 年推 广，4 年普及，不然人口达 8 亿，再搞就晚了。他还说：计划生育，要公开 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 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要有计划生育。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十 分及时，在毛泽东 2 月讲话后，马寅初在许多会上的讲话中、在报刊的文章 里，力陈人口大多带来的困难，呼吁计划生育，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到了 1958 年，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看法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发动大跃 进，实现大跃进，靠什么？靠人，靠群众运动，或换一种说法，靠人海战术， 这就不能不重新评价人的作用。他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应看到人 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忆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他批评宣传 人多造成悲观空气。4 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又说：“除了党 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此后，马寅初受批评，计划生育工作延误下来了。这里，毛泽东只强调人是 劳动力资源的一面，没有看到还有消费的一方面，忽视了在生产力低的条件 下人口太多会带来的严重困难。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到
1961—1962 年，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艰难性、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 深深感到人口多，底子薄带来的困难。 1962 年 1 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讲：欧洲的一些国家，经过 300 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 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 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 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 年，就能做到。??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 长一点。”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对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艰难性、曲折性的
认识也有了提高。人们记得，在 1957 年，他曾提出：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的客观规律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但希望不要有民主革命时期认识革命规律 所忖的代价那么高，时间上“要缩短一些”。到了 1958 年，他以为基本上掌 握建设的客观规律，搞大跃进。到 1959 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他头脑变得冷 静些，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 我们还不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1961 年 1 月，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讲： 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民主革命花了 28 年才成功；希望搞社 会主义建设不要像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是不是 20 年就取得经验，比民 主革命少 8 年，过去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同年 8 月，他在第二次庐山会 议上讲：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 边建设边学习。又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毛泽东的这 一些话可以说是对 1957 年话的一种修正。到 1962 年 1 月，他的认识又进了 一步，他承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没有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 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坦诚他说：到现时为止，“我注意得 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 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又说：“要 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 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 而有害。”从中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取得的。至

此，他深切地感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改变 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性和长 期性。他的这些认识，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有助于防 止骄傲自满的发生。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急于求成的急性病是一再复发的一大顽 症。造成这一顽症的原因有很多。从客观上讲：为了尽快改变落后挨打的被 动局面；为了在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胜过对方；为了尽快改变落后面貌， 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主观上，则有“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心理因素。 为了避免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切实做到重大决策 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真正杜绝少数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的决策方式。
　　
第二章 中国工业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体或骨干。毛泽东总结了我国执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经验，参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 经验与教训，先后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科学概念及“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指导原则；同时，又确定了农、轻、重的发展序列以及一 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第一节 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


　　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模式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的。 我国工业化初期，基本上仿效苏联。只是，不久以后，毛泽东便对这一既成 模式提出了诸多质疑。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突破过程，也是中国工业化道路 的具体的形成过程。
一、传统工业化模式辨析 传统工业化模式在苏联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发端于本世纪 20 年代末，
大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成型，此后又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与强化。由 于列宁过早地逝世，这一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形成的，因而又通称 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它是苏联党和国家在国际资本主义的
包围、封锁下，处于异常艰难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树 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宣告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左的另一模式的存 在，因而被看作是新社会制度的伟大创造。
首先，这个模式在总体上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资本主义国家创立自己的基础工业，通常靠掠夺殖民地、勒索赔款和借 外债等办法，苏联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不能用这些办法，即便借外债，机 会也很少。它必须在本国内部，靠人民节衣缩食，靠改善经营管理等方法来 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苏联的工业化是靠
逐步排挤工业中的私人部分迅速增长的。据统计，苏联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 分至 1927 年已达到 86％，而私人部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却从 19％降低 到了 14％。
其次，这个模式提供了工业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高速度。
　　沙皇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又是生产率低微的个体农民 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1917 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占第 6 位， 而到 1936 年，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即只用了 19 年的时间，走完了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大约要 50—100 年的路，其发展速度每年平均增长 10％以 上。虽说经济速度增长的快慢不是工业化成就的唯一指标，还应看它的效益、 平衡状况、经济再生能力等若干方面，但不排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速度 问题是首要问题。正如斯大林所说：“生产上这样一种空前的增长，决不能 认为是国家由落后达到进步的一种简单平行的发展，这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 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
再次，这个模式为增强苏联国力开辟了道路。 这种工业化模式，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苏联经济实力的增强，

为后来在 40 年代胜利地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第二次 世界大战使苏联遭受了巨大损失，仅全部或部分被摧毁的工业企业便有 3200 个，被毁坏的铁路约 6500 公里，被洗劫一空的集体农庄达 1876 个，总计损
失 19 000 亿卢布。然而，卫国战争后，苏联人民仅用 3 年时间，就使国民 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1950 年比 1940 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一倍 多，同民收入增加了 83％。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同苏联在恢复经济过程中 可以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密切联系。
　　最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也为其他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以我国来说，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 中心的、由 694 个大中型企业组成的工业建设，致使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冶 金、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假 如没有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我国要做到这一点实属困难。
　　不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运动的。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 条件下是合理的东西，换一个时间、地点和条件便未尽合理，且不说原先被 认为是合理的东西里，总还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在内。还要看到，所谓 工业化模式是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了解由人们设计和制造的，含有人的自 觉成分在内，而人的认识与客观规律本身又难以完全相合。上述种种决定了 它的历史变动性。假使认为一开始采用某种模式，以后必须永远采用，无异 于承认固定模式的合理性，承认人的创造力就此为止，事物也就不再有发展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传统工业化模式中的弊端，逐渐地暴露了出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重工业投资比例奇高这一事实。例如苏联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为 9：1，结果造成了工农业、 轻工业长期落后。根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披露的材料，从 1929 年到 1940 年，工业年均增长 16.8％，13 年内钢产量从 430 万吨猛增为 1830 万吨；而 农业产业则相形见绌。1913 年沙俄谷物产量 8600 万吨，1953 年为 8250 万吨， 即低于沙俄时代最高水平。假若以 1951—1955 年的平均年产量计算，为 8850 万吨，勉强地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苏联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也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反映了出来。例
如，匈牙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例为 10 ：1， 结果不得不中途改变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原计划 1953 年的平均工资比 1948 年提高 35％，后因为重工业过重，结果那一年的实际工资水平反而比 1945 年还低。
那么，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弊端究竟是哪些呢？
1.国民经济比例安排严重失调。 苏联着手工业化时，一方面，由于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随时准备抵
抗侵略，不得不把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放在突出地位。另一方面，苏联 要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也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机器和装备。由于这 两种情况，在开始时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是正确的。问题是，能 否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尤其是军火工业，在长时期内作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指导方针。恐怕未必。按照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 序列及国民经济发展中总体系列比例平衡关系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全过程中，应把消费资料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

的是满足人民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就决定了在进行综 合平衡时，一般说来应把消费资料的生产作为中心。这样安排，是否意味着 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否定？不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确实是 马克思揭示出的一条客观规律，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为了保证生产出量多、 质优、物美、价廉的消费资料，以满足人民需要，确实需要有生产资料生产 优先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是孤军直进，而是按比例发展。苏联在国民经 济计划安排上的严重失误，在于脱离农业、轻工业的具体需要，并且用挤掉 后者的办法去孤立地发展前者。例如，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比例中， 用于重、轻、农的比数大体上是 5：1：1，重工业的投资居高不下，长时期 内又没有调整。
2.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本来无可厚非。列宁说
过：“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问题 在于，斯大林把这一原则绝对化了，似乎管理体系愈集中、愈统一，便愈能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愈能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发展。依据这一认识， 苏联按照部门管理的原则支配经济，决策权力集中于中央行政机构，其权力 所及，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所有环节，也就是从企业生产方向、品种规格， 到产品销售途径与方式，乃至企业工资基金额，都在统一规定之列。由此而 来，在财政方面，国家对下属各单位实行统收统支。国民经济中从宏观，中 观到微观的经济管理权集中在中央机关少数人手里，靠行政命令指挥生产。 且不说，这种管理体制还会助长脱离实际和官僚主义，即使有的人是作风民 主、勤勉和务实的工作者，也难以包揽如此庞大而又如此繁重的“指挥”任 务。上述做法另一个负效应是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很小，难以调动和发挥他们 的积极性。
3.实行基本上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
　　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应保留商品生产，但是，他把商品流通 活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资料。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例如反对把 国家生产的拖拉机出售给集体农庄，而是归国家派出机构——机器拖拉机站 统一管理。与此相适应，他还认为：商品生产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 也应当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起 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一系列偏颇的判断，导致了苏联领导机关迷信于指 令性计划的全能，计划一旦制定，便具有法律效力。这样，计划管理渗透到 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与准则，市场调节处在了取 消与半取消的状态。
4.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 苏联在经济发展中，既然主要是依靠集中的计划管理，就决定了它在经
济活动中一般不通过经济手段，也不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调节，而 是用各种行政手段硬性管理。诸如成本、利润、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 杆都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是经济生活往往从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使 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途径等，都变动不居。这样，就不能不 在相当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苏联实行的工业化模式也还有若干弊端，举出这些，就可见一斑了。 二、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反思 前面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国在工业化起步时，基本上是

仿照苏联。当时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 帮助我国设计的百余项大型工程，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同时，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 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 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1957 年，计划规定的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 务，大大提前完成。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也胜利地实现了。
　　这里要说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所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指导方针也有经济、政治、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原因，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吸 收苏联建设经验所致。从经济上说，我国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农业国家， 又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要实现工业化，等于从头做起。当时突出的问题是： 地质工作薄弱；煤、电、油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 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尚处在由修 配到独立制造的转变过程中，还谈不到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的 建立和发展，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要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决难办 到。毛泽东对此深有感触。他在 1954 年 6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上，当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曾形象地说：“现在我 们能造什么？能造巢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 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事实很清楚，若不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落后的经济面貌何以改观，又怎样 谈得上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发展重工业置于首 位，使得许多工业部门，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 发电设备制造业，拖拉机、汽车、造船、飞机工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 子工业，也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乃至初步构成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政治上说，我国在 1953 年前后，刚刚结束了“五反”运 动，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酝酿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执行统购统 销政策，以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此时，如果我们不能集中力 量大大地发展一下重工业，整个国民经济便失去依托，人民民主专政也难以 巩固。毛泽东当时提出：不要搞小仁政（只为人民当前利益，如改善生活等）， 而要搞大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就是这个道 理。他说：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 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再从国际环 境说，50 年代初，还是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中国 的经济建设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中央提出的“边打、边稳、 边建”的方针，正是体现了要把战争胜利、社会秩序稳定与大规模经济建设 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也不是置其他事业于不 顾。中共中央 1952 年 12 月 22 日发出的《关于编制 1953 年计划及长期计划 纲要的指示》里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 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 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 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
　　
本着这一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占
36.2％，用于轻工业的占 6.4％，用于农业的占 7.1％，三项相加共占 49.7
％。其余一半，用于国防建设、运输邮电、商业、文教卫生、科研、城市建 设和购置车船，以及现有企业的改建和扩建。应当说，这样的安排，在当时 的条件下，大体是合适的。
　　那么，是从何时开始，毛泽东对苏联建立的传统工业模式提出质疑的呢？ 根据薄一波的记忆，大约是 1955 年底。当时的提法是“以苏为鉴”。他提出 这一问题当然不只是建设模式，也包括肃反、民主与法制、以及国际交往中 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问题。然而，他对于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农业的加强，围 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等留下根深的印象。
　　1955 年 2—3 月间，毛泽东系统听取了 34 个部委有关经济建设的工作汇 报，开始系统地思索工业化模式。在汇报中，提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1. 关于产业结构是否应调整。由于苏联“一五”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 比例为 9：1，我国定为 8：1，预计可能降为 7：1。这样，在编制“二五” 计划时，工业投资要求过大，进一步挤农业投资；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各 部的胃口尤大，又挤轻工业。如果这种趋势不加抑制，“二五”期间工业全 部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 91.5％，轻工业投资只能占 8.5％。2.关于生产力 布局是否全合理。据 1952 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的产值与内地各省市 工业产值大约为 7：3；其中，纺织工业有 80％的纱锭和 90％的布机分布在 沿海，而其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工业城市及其附近。 这些沿海工业对国民经济建设贡献甚大，单上海一地实现的利润即占第一个 五年计划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20.9％。但这期间，为了国防安全考虑， 沿海不建新厂，因而限制了它的发展。相反，694 个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 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内地。3.国防建设的速度与规模是否应适当控制。这涉 及到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相互关系。鉴于当时在全球范围内两大阵营对峙 及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状况，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把国防工业置于了突 出的位置。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目标，在 1961 年将达到满足战时的最大需要 量。由于国防工业过分突出，引起了连锁反应，首先是高峰期集中，须资金、 材料、设备、技术力量为之先行；其次是电站、钢铁、化工、石油、民用机 械等随之加快；再次是轻工业部门的酒精、橡胶、甘油等也得加快，结果导 致整个工业部门的全面紧张。4.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 系。例如，在财政收支上，上级下达预算指标过于详细，地方的机动权甚小， 名义上财政有四级（中央、省、县、乡），实际只有一级半，中央一级是完 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这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极为不利。除了上面 四个问题外，尚有经济利益的权限与分配，特别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 责任、利益分配问题。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相互关系进行了认 真的思索。关于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先位置，他予以充分肯定，在处理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上也指出我们没有犯原则错误。但下一步如何加 快重工业发展，他则认为应适当加重农业和轻工业。他批评轻工业部和纺织 工业部“斗争性不强”，“王道大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并 鼓励说：“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 道。”又指出：“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于。你们干起来，将来 交出去也好。”在谈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着重批评了由于对战
　　
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而忽视沿海工业的倾向。当时，鉴于亚非会议及日 内瓦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增强，帝国主义者不敢轻易动武的 新的判断，指出应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来发展国民经济。例如“把国 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 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他又说，不能忽视沿海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 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 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 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他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 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 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在谈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的错误，认为这影响了以后的农 业生产。他认为是大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 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除了上面举的这些以外，他还 谈到中央和地方、党和非党、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可以看出，正是在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深刻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经济 发展中的基本思路和各种重大比例关系进行了认真地探索，从而为他在以后 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作了铺垫的工作。

第二节 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毛泽 东认为：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遵循这 一思路，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 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一、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依据
　　上面说过，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把重工业的发展置于首位，兼及轻 工业和农业。其顺序是重、轻、农。毛泽东依据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与农 业关系的科学考察，并总结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经 验，提出一种新的发展序列，认为必须首先确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此前 提下适度地发展轻工业及至重工业。也就是农、轻、重。那么，上述两种序 列是否相互矛盾的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
现扩大再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特别是钢铁、燃料、机器等生 产劳动资料的生产应当得到优先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但利用这 一规律，则因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它 们的工业化是自发地实现的，许多资本家之所以热衷于工业化，是为从中得 到利润，而先发展轻工业，资金周转容易，见效快，因而大多从发展轻工业 开始，待资金积累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再逐步转向重工业。而对后期实现工 业化的国家，由于遇到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不得不把高速度增长 和赶超作为首要目标，因而，一开始就把重工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这是自觉地运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苏联之所 以能用 12 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二百年时间 里走过的路，正是由于它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坚持贯彻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

增长的原则。同样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在于坚决贯彻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如果不贯彻 这一方针，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的落后状况， 各项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国民经济就会患“软 骨病”。
　　因此，提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序列，是在肯定重工业是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点的前提下进行的。毛泽东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如果进一步设问，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的作用究竟何在，回答应当是：
　　其一，工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能源的任务。人们熟知，能源 的供给及新能源的开拓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任何一个经济 部门都必须先有能源作保证，才能获得顺利发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是这个道理。工业发展史也表明，能源工业的新发展，常常是工业技术革 命的先导。历史上数次重大技术革命，一般都以提供新的动力机械，开发并 使用新的能源为重要标志。在现代，没有工业所提供的日益丰富的能源，任 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陷于严重困境。
其二，工业担负着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原材料的任务。如冶金工业是
最基本的材料部门。制造机器设备，修建桥梁铁路与机场，进行各项基本建 设，都离不开大量钢铁和有色金属。至于发展现代化精密仪器，更是需要有 各个品种的优质钢材。在目前，当工业化程度日益发展，机械化水平日益提 高的状况下，钢铁工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合成 技术的发明，合成材料的应用，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的面貌和结构。建材工 业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种建筑材料。不少建材产品还广泛应用于航 天、航空、石油化工部门，成为现代工业和尖端科学不可缺少的材料。从发 展眼光看，材料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关键。没有半导体材料的工业化生产， 便不可能有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没有现代的高温、高强度结构材料，便没有 今天的字航工业：没有低损耗的光导纤维，便不会出现光信息的远距离传输， 也就没有当前正在发展着的光纤通信。
其三，工业担负着用日益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和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任务。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从机械工 业部门获得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反过来说，机械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 其他经济部门技术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效益的大小。轻工业 生产的自动化、现代化，无疑依赖于机械工业，农业越走向机械化和现代化， 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依赖就愈明显。国防现代化同现代工业的关系则更密 切。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武器系统、通讯系统和指挥系统。至于 机械工业的发展，决定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变革则更明显。有些专家指出，从 先进器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与改造作用说，机械产品从生产技术装 备、科学实验手段、国防武器和生活用品，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甚至延伸到宇宙太空。目前世界各国拥有的机械产品品种，从数以克计 的传感器件到几十万吨重的大型成套设备，估计有几十万种。在国外已有的
2700 万件专利中，机械类占了一半。综上可见，农业、工业、国防、交通、 通讯等经济部门的发展，都取决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
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除具有积极作用以外，

它在我国还有特殊的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对经济振兴具有明显的启动作 用。
　　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 业的。工业化起点之低、基础之薄弱、任务之艰巨，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 家所少见的。中国虽已有 80 余年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但是还从来没有一个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代工业残缺不全，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有限的工业生 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接收时，国民经济已处于 崩溃的状态之中。据统计，这一年的重工业产值比抗战前最高年份降低 70
％，轻工业产值降低 70％；农业除劳动力大量减员外，农具约损失 30％，牲 畜约减少 16％。农业产值降低两成以上。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连年发动战争，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即使是以最高年产量计，也并不乐观。钢只有 92 万吨，煤炭只有 6188 万吨，电只有 60 亿度，棉纱只有 44.5 万吨。在这样微弱的生产力基础上， 如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整个现代化建设便难以举步。
　　如果再把视野放开阔些，从资源勘探工作的落后、交通、邮电事业的薄 弱，工业布局的畸形化以及国防工业几乎等于无，更可以看出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积极作用。
我国虽号称资源丰富，但解放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只有 18 种，是现今探
明 140 种矿产的 12％略多。这一点大大限制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旧中国，全 国铁路约 22 000 余公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公路有 8 万公里， 大都分布在东南沿海比较平坦的地带，占全国 1/3 以上的土地面积的山区和 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公路。建国初期各地邮电局只 2 万多处。邮递手段相 当落后。我国属于内地的省份有 18 个，少数民族地区大的有 5 个，这些地区 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工业有着许多优越条件，但由于自然地理特别 是社会原因，工业只占 31％，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占全国工业的 3.3％。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为了使我国经济能更快发展，必须从加强资源勘探、改 善交通运输及邮电条件，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一批新工业基地 人手。而这一切，又都依赖于整个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各部门的优先发 展。很清楚，没有机器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钢铁冶炼、能源、交通、邮 电等，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运转；假使不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一批新 的工业基地，工业发展的畸形状态也难以改变。一句话，如果没有以重工业 为主的整个工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便决难启动。
总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或后期实现工业化国
家的普遍规律看，还是就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具体状况看，都必须十分重视工 业，尤其是重工业。这一点是不容有任何忽视的。
二、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上面说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依据，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农业
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里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 存在着一种相互矛盾义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有限的资金的分配来说，用 于此便不能用于彼，是相互矛盾的，但从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原料、市场、 剩余劳力等等来说，它们又是统一的。还要看到，从长远的发展过程看，工 业部门只有用很大的努力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才能使整个工业部门取得活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方法， 是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一定的意

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那么，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又如何呢？ 首先，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第一
大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这里说的吃饭，一是农民自己有饭吃， 二是逐步提高粮食的商品率，使工人、学生、干部、城市居民等等也有饭吃。 毛泽东曾举例说：1956 年生产了 3600 多亿斤粮食，商品粮食包括公粮在内， 大约 800 多亿斤，不到 1/4，3/4 以上归农民。这样，农民能自给，人心稳定， 城市和工矿区人口也有饭吃。从目前看，我国人口已达 11 亿多，只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 20％的人口，是一个了不起的奇 迹。 第二，“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制烟要有烟叶，制糖要有甘
蔗，织布必先有棉花，制造皮革先得养猪、养牛、养羊，这是常理。从中看 出：农业的丰歉对工业生产影响极大，也很直接。轻工业只有农业能提供充 足原料才能迅速发展。我国先是于 1954 年 9 月发布《关于棉花收购的命令》， 继则于 1960、1961 两年又实行对超过统购任务部分“超购加价”和奖励制度。 为了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和油料等经济作物，规定出售一担棉花奖售 35 斤粮 食，出售一担花生仁奖售 20 斤粮食，目的在于保证粮食供应的基础上扩大轻 工业品原料的来源。虽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科技进步使得上业 部门本身提供的轻工业原料，在品种和数量方面会有增加，但同时应看到， 在一个可以预计的较长时期内，众多的原料还要靠农业来解决。例如生物技 术，专家们指出：联合使用淀粉酶、 糖化酶和葡萄糖异构酶生产商果糖浆， 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生产。美国用玉米淀粉生产商果糖浆已达到 500 万吨。我 国科研、中试都已成功，但未进入生产阶段。如果考虑到我国淀粉资源极多， 若能平价供应，再掌握廉价净化淀汾技术，将葡萄果糖糖浆用于食品工业， 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前景十分乐观。所以，毛泽东说：“没有农业，就没有 轻工业。”
第三，农业是工业的重要市场，市场问题是关系现代工业能否存在和发
展的大问题。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工业产品的市场 主要在国内。事卖已屡屡证明：凡是农业增产，乡镇企业发达，农民收入大 幅度增加的地方，对工业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如近年来苏南农民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据有关材料，苏南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 已由“温饱”奔向“小康”，由争取吃饱穿暖，升格为“吃讲营养，穿着时 装，用选高档，住要宽敞”。1988 年，这个地区人均消费食油 12.4 斤，肉
26.18 斤，家禽 6.69 斤，蛋 8.8 斤，鲜鱼 14.88 斤，酒 23.34 斤。不少乡村 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各种家用电器。有的农村，已做到户户烧液化气，用 抽水马桶，热水管道直通用户，多数家庭也已用上了彩电、收录机、电冰箱、 电话机。甚至城市住家少见的地毯、空调、摩托车、录相机等高档商品也进 入了寻常农家。还不要说，踢球、下棋、跳舞甚至摄影、书画、雕刻等项活 动也广泛开展。可以看出，除了食品一类主要靠农业本身生产以外，其他大 多数产品是靠轻工业供应的。可以想见，如果全国农村有 1/3 乃至半数达到 苏南农村的水平，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轻工业市场。
　　农业对轻工业的需求如此，对重工业的需求又如何呢？毛泽东说：“随 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 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事实也是如此， 还在我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初期，这一状况己露端倪。据统计资料，1949 年全 国农村仅有拖拉机 401 台，1952 年增至 2006 台，1954 年增至 5061 台，1956 年增至 19 367 台，1957 年又增至 24629 台。1957 年比 1949 年增长 60 倍还 多。1957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165 万马力；机耕面积 263.6 万公倾；化肥施 用量 37.3 万吨。如果再看看近几年情况，则对重工业以农业为市场更会深信 不疑。如上面举过的苏南，这些年来之所以有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同 执行“以土补农、以工建农”的方针有重要关系。到 1989 年底，该地区农机 总动力已达 622. 58 万千瓦，农机比 1978 年净增 2390 台和 6，06 万台，增
长 2.09 倍和 1. 52 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10 年提高 4.29 个百分点，1988 年达 91. 89％。此外有 50％的农户盖起了楼房，人均住房面积已超过 30 平方米，没有大量的民用建筑材料是难以办到的。第四，农业是积累的重要 来源。进行经济建设，须积累大量资金，资金从何而来，农业和乡镇企业的 税金是一条干道。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目前看， 虽说以农业税形式直接积累的资金，在我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工 交商业部门以税收和利润形式上缴的收入，则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农产品的 加工、运输和销售。据统计资料，我国财政收入中，间接、直接与农产品有 关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有些地区比例还更高。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 农产品。建国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以农副土 特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主。1953 年我国出口总值为 10.22 亿美元，其中初级产 品竟占 8.11 亿美元，为出口总额的 79.4％；1957 年出口总值为 15.98 亿美 元，初级产品为 10.16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863.6％。可见，从那时起， 初级产品在出口创汇中就占重要地位。陈云说：“减少必要的粮食出口，就 要减少工业设备的进口，因此就要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近些年来， 虽说我国工业基础已远比过去为雄厚，但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在我国出口 总额中仍占 70％。也就是说，农业通过对外贸易，换取外汇，购买我国还不 能生产而又迫切需要的工业器材和设备，对于加速工业发展仍然起重大作
用。
　　以上，我们从农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市场、资金、出口创汇等各个 方面依次说明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纵观这一 切，毛泽东断然肯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为我国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
一般地说，哪一年年景好，资金积累比较顺当，工业发展则较快，人民日子 也较为好过；哪一年年景差，资金积累便遇到障碍，工业发展也缓慢，人民 日子也过得紧张。 1960—1962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姑且不说，就以相邻的
1954 年和 1955 年作比，就看得非常清楚。1954 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 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 9％， 即减少 220 万担。结果对 1955 年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 大影响，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 75
％，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利用 62％，面粉 56％。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 只利用 24％。轻工业减产，加上粮食供应紧张，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 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这样，全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 5.6％，而基 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降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
而 1955 年，面貌大变，因这一年农业喜获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 1954 年的

2130 万担猛增至 3038 万担，一年增产棉花 908 万担，由于棉花和其他轻工 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如果把视野扩展开来，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不只是我国，世界上 许多国家也难逃这一发展规律。通常说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内 部结构的变化过程，也常常是国民经济重心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 过程。没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作为保障，工业化的实现就根本无望。其实马克 思早就说：“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当代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为这一观点作了注脚。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 和工业化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产品贡献，即如果一个国家粮 食供给的增长长期跟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就不得不减缓。二 是市场贡献，即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品的需求者，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有相 当的贡献。三是因素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也就是为 工业提供资金和补充劳动力。四是外汇贡献，即通过增加国家的初级产品（特 别是农副产品）的出口或扩大农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节约并增加外汇，以 支付因引进技术或设备而需要的外汇。尤其在初期工业化阶段，这一点更突 出。应当说，发展经济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毛泽东提出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点是相互印证的。
三、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所谓农、轻、重，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经济部门的顺序排列。基本 内容是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从发展农业出发，在资金、物资和劳 力的分配方面，先考虑农业，再考虑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 去安排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安排，又须首先考虑同农业有关的那些部门。
毛泽东提出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两者
基本精神一致，只是从前者到后者有个过程，据目前考证，他最先酝酿农、 轻、重序列是在 1956 年《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在那里，他一方面肯定：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同时 又说，有鉴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排斥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的 弊端，提出应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此后不久，他 对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我就 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不过，真正解决问题还有一个摸索 过程。正如周恩来所说：“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能 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 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到 1959 年，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产生“左”的错误后。 为了从指导方针上纠正这一错误，毛泽东正式提出农、轻、重序列问题。他 在庐山会议前期，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 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 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 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又说：“农、轻、重问题，把重 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他还说过：在几个同时并 举中，工农业同时并举最重要，提法仍应当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 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农、轻、重作 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就正式提出。从 1960 年到 1962 年，出现了我国第一次由
　　
于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济调整。统计资料表明，1957 年的工农业 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占 43.3％，轻工业占 31.2％，重工业占 25，5％，而
到 1960 年，农业的比重下降到 21。8％，轻工业下降到 26.1％，重工业高达
52.1％1958—1960 年，积累率分别高达 33.9％、43.8％和 39.6％，这样， 便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于是，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当时，有一些同志尚没有从根本 指导思想上扭转过来，错误地认为主要是农业发展落后，拖了后腿，而工业 生产似乎没有多大问题。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毛泽东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把工农业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为主导”。这是关于农、轻、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又一硕果。应当说，提出农、轻、重新的序列， 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内在联结作深层次考察的结果。首先谈谈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经验的科学 总结。前面说过，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坚决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方针。由于这一方针的实施，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在一段时期内超过了许 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弊 端的。其突出的弊端是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关注太少，因而造成了农业产量长 期没有明显提高，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接瞳而至的是重工业发展 失去后劲，其速度和规模都受到限制，同时又导致了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 紧张。鉴于这一教训，毛泽东及时指出：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 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 过分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接着，
在 1956 年间又建议“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
发展农业、轻工业”。同一时期，刘少奇也说：波、匈事件的教训之一，是 苏联和东欧发展重工业中忽视了人民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动势力 所利用。我们应遵照毛主席关于“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 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又说：“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 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 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他还特别引用了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 谈话，说：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看是什么右？如果是快慢 的右，右一点是可以的，因为这和阶级斗争不同。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 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 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因为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 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刘少奇这段话里看出，提出农、轻、 重序列的直接背景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发展重工业方面的失误以及毛泽东提 出的新的见解。
　　然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序列，同时也是基于对工农业关系 以及轻、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
　　工业与农业是工业社会中两大生产系列，肯定发展工业的先导作用是必 要的。因为没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所需的机器、肥料、 运输器械、兴修水利措施等等便无由供给，农业的现代化难以举步。但是， 如果选另外一视角，考察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或者从发生学的意 义上来说，则会发现，若没有农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 的资金、劳力、市场和原料等，工业的发展也将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样看来，
　　
两者似乎相互否定，其实不然。它只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规律只有 在一定的条件具备时才能发生作用。
　　实际上，关于农业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或前提的思想，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阐述得非常清楚。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 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 最初的生产方式。”“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 “而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恩格斯也 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些论断集中到一点， 即农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衣食之 源、生存之本。有了它，才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稳定的 生活资料来源，也才进一步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不单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和 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时，人类须把自 己的全部劳动都投入到农业生产部门，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必要数量的 生活资料。只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定提高，从而提供出一定的剩余产 品时，其他各种部门才可能从农业中分离出去。而被分离出的各个部门的发 展规模和速度，也还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的规模和数量。马克思十 分清楚地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 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虽说由于科学技术 进步使新兴生产部门不断涌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从事农业生产 劳动者的人数会逐步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应地下降。 但是，这决不会改变或降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对于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一思想，除
了作经济学的论证，也就是对工业、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关系作多层 次思考外，还可以从哲学高度进行分析。这就涉及重点与非重点的相互关系。 重点与非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重点，也就是哲学上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非重点也就是次要
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对待重点和非重点，有着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确定重点， 第二个当重点确定之后如何正确处理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对于抓重点向来给予极大关注。他说过：“说重要，说有决定意
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他举例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 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 据此，抓重点，“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 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还说，如果“找不到 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样地，在中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 过程中，也理应按照经济建设基本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去确定国 民经济发展的中心或重点。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是：“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 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然而，究竟怎样来抓重点，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一种是，只承认 重工业同农业与轻工业相互区别和相互独立的一面，无视这两者间的相互统 一、依存、渗透和转化。表现在实践中是只看到作为重点的重工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无视非重点的农业、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片面强调重工业，用少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 业的发展，有时在事实上变成了打击和牺牲农业、轻工业。另一种是，既看 到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相互区别和相对独立的一面，又看到两者之间相互 依存、统一、渗透和转化的另一面，贯穿在实践中，即既看到重工业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又看到农业，轻工业对发展重工业的促进作 用。因而，主张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两者相比，前一种是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的办法，后一种则是用唯物辩证 法为指导的办法。应当承认，在同一国度、同一时刻，用有限数量的资金来 发展重工业同农业与轻工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矛盾、用在重工业上的部分 多了，用在农业、轻工业上面的部分就势必会少；反之亦然。尤其是像我们 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泱泱大国，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过程中，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争资金、争物资、争人力更是时有发生。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加速发展重工业之间又 是统一的。这正是老子说过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相反相成的道理。 孤立发展重工业，似快实慢；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似 慢实快。之所以会如此，正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 提供资金、市场、原料、劳力以及外汇储蓄等等。没有农业和轻工业，也就 休想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反过来说，既要搞好工业化，工业部门就应当面 向农村，支援农业。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有了足够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就 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
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毛泽东正是循着辩证思维方式把两条不同思路摆在人们面前：“你对发 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 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 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 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又说：用发展一些农 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加快重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 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用相反的办法，却 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 划不来的”。他还批评：“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而难以处理好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

第三节 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总方针。除了 总方针外，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里的两点论，深刻地分析了沿海工业与 内地工业、中央与地方、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等的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以及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制订出了一整套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
一、“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是辩证法里对立面双方之间相互统一又相互排斥关系的形
象表述，是针对了只重视对立双方中的一方这种片面性而言。毛泽东指出： 辩证法就是两点论，因此，两条腿走路也就是两点论思想在经济建设指导方

针的具体贯彻。 我国的工业建设，是一个由多个部门、多种因素相互交错和连接而成的
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运行的过程中，既有各自纵向前进，又有相互间 的横向配合。每个部门和每一种因素在系统中占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总体的运行也是一种复合式的连锁滚动。滚动速度不取决于任何一种单项指 标，而取决于诸部门、诸因素的数量、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调适状况。这就 是说，人们在考虑生产力布局时，必须时刻把注意力放在构筑一个稳定的统 一体上面，必须下大力研究贯穿于这个统一整体中综合的属性与规律性。正 是从这一点出发，要求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待各个部门，各种因素问的相 互贯通的关系，防止偏于一隅，是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适时提出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 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既注意内地工业， 又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
　　用，以及其他等等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辩证法在中国大地 上的发展和生动的表现。
　　如果仔细地探究，毛泽东在建设时期，强调中央与地方、大中小企业以 及土法与洋法等等同时并举，应当说与战争时期的主力兵团与游击队、野战 兵团与地方兵团互为左右手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提出“两条腿走路”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内容的发展我国国
民经济的方针，而且是一种充满了辩证法内容的哲学构思。由于我国工业基 础薄弱，人口众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资金或进口大量设备，也没 有力量把所有经济部门都在转瞬之间都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更不能使全部 企业都变成标准化的一级企业，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实行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并举方针，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
当然，提倡两点论也不是主张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相
结合，两点中有重点，重点又不超越两点间相互制约的范围。如工业农业和 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 业同时并举也有一个前提，即保证中央所属工业，特别是中央型骨干企业的 主导地位。失去了这个重点也就无所谓两点。
二、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从中央工业入手，这毫无疑问。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就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 所构成的自然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 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目标。”
　　我们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工业，但在任何意 义上都不是否定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恰恰相反，两者是相反相成的。列宁 说过：“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 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 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
　　事实是，中央和地方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地方经济是整个国民经 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快慢，不仅影响地方经济本身，而且影响 到中央工业。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 50 年代中期就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中央 工业和地方工业的相互关系。
　　
　　1956 年初，他在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就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计 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上海、天津要求发展较高 级的产品，两广要求发展糖和纸，四川要求办甘蔗糖厂，云南、贵州要求发 展食品工业、亚热带作物加工厂。地方不但有兴趣槁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 搞重工业，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生产和修理农具的小机械厂等。 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 央收走。又说：今后轻工业发展规模很大，想由中央两、三个部包办，无论 如何是包不下来的，因此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就中央 财权过大以致影响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的问题也作了专题汇报。
　　针对汇报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毛泽东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宪法规 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 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 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 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 统一。又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 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 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讲到这 里，他着重指出：“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 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从唯物 辩证法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矛盾，他说：“解决这个矛 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 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另一处， 他还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小国林立，各搞一套，发展很多。中国 自秦始皇以来有统一的好处，缺点是统的太死。据此，他建议中央应给地方 一定的自主权，企业的收入应搞地方分成原则。
毛泽东还把中央部门分作两类。有一类，它的领导一直可以管到企业，
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另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 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至千地方与地方的相互关系，如地方的上下级关系，也应仿照中央和地
方的关系办理，即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 太死。
　　毛泽东还从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论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他说过：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统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统 一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差别性。比如，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 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 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地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 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 都要有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 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 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 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作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毛泽东不只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亲自领导 了权力下放的实施。如 1957 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建议讨论决定对工 业、财政、商业体制下放。同年 9 月，又一次督促放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 改革史上有意义的尝试。只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怪和经验不足，1958 年走了一个极端，来了个权力大下放，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将绝大部分中央 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造成了混乱。以后就不再注意扩大地方权力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中才开始真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三、大、中、小企业 大中型企业是指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小企业是指层次较
低，技术和资金薄弱，只关系到某一方面生产或生活的非骨干企业，这两种 企业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说：“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学说，1958 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 他在举例对讲到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也讲到大中小 企业、小土群与大洋群、上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讲到中国实现机械化时，又 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 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 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怎么办？应当把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结合起来，这里显 然已萌发出机械化大工业与半机械化及手工操作的小工业相互结合的思想。 在讲到兴修水利时，他又对比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排（排水）、大、国
（由国家兴办），另一种方法是蓄（蓄水）、小、群（群众自办为主）；实
际上也是兴办水利工程中的大中小相结合。他认为前者是大禹的路线，从大 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 主、群众自办为主。还说：排、大、国和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 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这里很明显地又是讲的在水利工程中的大、 中、小并举的思想。
在工业化过程中实行大、中、小并举，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现有企业潜
力，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把各方面优势发挥出来，是符合辩证法的，从整 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说，必须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国 40 年来，我国之所以能 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在于我们从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大中型骨 干企业的建设。如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项目有 1 万多个， 而大中型项目便有 921 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数增加 227 个。5 年中共有 595 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这就大大增强了基础工业实力。不过， 在重视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同时，也从未放松发展小企业。而是相反，在企业 的布局上，贯彻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既反对不 分轻重缓急、妨碍重点工程建设的倾向，又反对单纯醉心于大企业建设、轻 视中小企业建设的偏向。正像周恩来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所指出 的：“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 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只有 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大中小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国 民经济才能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有人认为，提出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会招致低技术经济的滋 生，造成工业发展中的一窝蜂现象等诸多弊端，因此不应过多提倡，这种看 法恐怕不妥。
首先，大、中、小并举指的是对工业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其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