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
　　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控制不住，或者是害怕控制通货膨胀打击生产和改 革，有意识地放松对于通货膨胀的控制，那么中国就十分可能走上物价上升 一国内出口收购价格上升一出口成本上升一汇率贬值一工资提高一利率提高 一物价再上升的高通货膨胀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 过，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同时，使通货膨胀成为恶性，于是又搞“休克 疗法”，搞货币改革，废除旧货币，发行新货币。在中国，搞这样的“货币 游戏”，人民币汇率必贬值无疑。如前苏联的卢布，从 1 美元等于 0.5 卢布 贬值到 4000，贬值了 8000 倍还是控制不住通货膨胀，于是选择了挂钩战略 的结果。这自然也是一种办法。在中国实行之，主要害处是打击农业，因为 九亿农民不拿工资，只能拿粮食价格与物价挂钧，而粮价上涨总是滞后，城 市物价高涨，首先打击农业。因此在中国必须力争控制通货膨胀。当然，在 结构问题和严重的垄断没有解决之前，不顾一切压抑物价，会打击生产，因 此治理通货膨胀要采取综合手段。
　　在采取综合手段治理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汇率绝不只是被动承受国内物 价变动的后果。在物价—工资—利率—工资—税率—汇率—系列经济参数 中，汇率往往排列在最后，但是实际上，多年来国家是奉行“出口第一”的 战略，商汇率贬值是促进出口的主要条件，因此汇率往往是最先贬值，使进 口商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上升，推动国内物价全面上升，这是成本推动；汇率 贬值扩大出口即扩大国内需求，是需求拉动。
既然以往汇率贬值是第一位的，促进了国内的通货膨胀，那么也可以以
汇率升值为起点，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在 1994 年以后，笔者以为我国已经具 备了这样的条件。非常明显的是：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过剩，而国内物价高耸， 做汇率升值的战略选择，在中期 6—10 年内，有以下好处：
第一，有利于扩大进口，减少基础货币中的外汇占款，减轻通货膨胀压
力。
　　第二，有利于引进外资。人民币升值虽然不利于外资投入，但是有利于 外资利润汇出，特别有利于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的外资，它的人民币利润 可以兑换更多的外汇。
第三，有利于消除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对内由于物价连年上
升，对外由于汇率连年贬值，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与投机资本相结合，成为 干扰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因素。1994 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开始减轻了社会的 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人民币的信心有所增加。必须增强这种趋势。
　　第四，有利于人民币实行自由兑换。6 年内实行自由兑换，只有在人民 币稳中有升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在连续贬值趋势下，会出现抢购外汇， 外汇外流和挤兑银行，迫使国家重新加强外汇管制，从而无法实现对国际社 会的承诺。特别应该指出，这种反复的危害极大，它打击人们对于改革，对 于政府能力的信心，使得重新加强的管制措施或者失效，或者不断强化，把 经济重新管死。因此必须维持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各方面都 是一样。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关键就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现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效益计算和经济条件分析如下： 我们应该算一算 1995—2020 年货币升值的帐：
　　——尝了多年外汇短缺的苦果，只知道一味靠财政补贴，计划强制和汇 率贬值增加出口，把出口创汇视为命根子的中国人，能不能摆出大家风度，
　　
开始向进口大国转变？从中国未来 15 年到 20 年的高速增长需要看，进口每 年达到 1000 亿美元，是很平常的事。如果在 1994—2001 年 6 年内，进口总 额是 8000 亿美元，那么人民币从 8.6 元升值到 7 元，按照笔者所预计的每年 进口和汇率计算，支出人民币 85410 亿元，而汇率如果不变，需要支出 11000 亿美元乘以 8.6 人民币/美元，为 94600 亿人民币，节省人民币 9190 亿元。
　　——进口关税，是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币升值会使以人民币表示的关 税额减少。但是，由于进口数量增加很快——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鼓励进口 的，只要卡住走私和各种优惠减免税，关税征收数量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出口效益：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数量的增加，但是可以缓解我国 与国外的摩擦。我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到来，随着中 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必将发生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中国的对外贸 易从顺差转为逆差，靠非贸易部分，特别是外资部分来弥补，是有希望的。 如前面已经分析过，近几年，外资仍然有大举进入中国之势，国际收支不会 出现大的问题，中国的外汇和出口有能力支持更大规模的进口，使得经济持 续增长所需要的能源、粮食、原材料、设备和技术能够大量从国外买进来。 中国国内物价的平抑，也可以经过进口解决一部分。
　　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但是我国企业应该是到了具 有非价格竞争力的时候了，靠贬值、降价、廉价出卖国内资源和商品的时代， 应该结束了。
我国出口中，“以进养出”部分已经占到 40％，上海等地区超过了 50
％，就是说，在出口中，有大量的原材料是进口的。汇率升值使进口价格降 低，降低了出口成本，同样可以促进出口。按照我国出口总额未来 6 年 11000 亿美元，其中进口原材料 40％， 4400 亿美元，人民币升值 20％，可以少 支出 880 亿人民币，使得出口成本降低 10％左右。汇率升值 20％使得出口成 本增加 20％，但是使得成本降低了 10％，已经抵消了一半。另外一半，通过 生产率的提高，是完全可以消化的。日元多年来连续升值，并没有影响出口，
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即使是出口的价格竞争力，也应该通过降低成本解决，而不是依赖汇率 的贬值。必须提醒的是：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一工资循环上升，才是 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最大危险。
另一大笔，是外债。我国外债在 1994 年已经达到 850 亿美元，到 2000
年将超过 1000 亿美元。目前的还本付息额，每年超过了 100 亿美元。假设 6 年内，外债偿还总额是 1000 亿美元，按照 1∶8.6 汇率是 8600 亿人民币，而 按照笔者所设计的汇率，是 7775 亿人民币，节省 3225 亿人民币。
进口和外债，两笔相加，在 6 年内因人民币升值 20％，可以节省人民币
3325＋9190＝12515 亿。
　　进口关税的损失，按照 11000 亿美元，税率 10％计算，是 1100 亿美元， 按照 1∶8.6 汇率计算，是 9460 亿人民币；按照 1∶7 汇率计算，是 7700 亿 人民币，损失 1700 亿人民币，还不到 12515 亿的零头。
　　出口效益不好计算。一方面汇率贬值增加出口成本大约 10％；另一方 面，过去汇率不断贬值，外贸上不亏了，但是全国的财富是全部贬值了。这 种靠贬值降价出口，国际上称为“出口贫困增长”，出口越多，财富外流越 多。纠正它，应该不会是什么损失。加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刺激生产和平抑 物价的好处，人民在消费方面得到的实惠，人民币适当升值是好的。
　　
表 7 — 4 1994 — 2001 年人民币升值效益

年份 汇率 1 ：？人 民币 进口总额
（亿美元） 进口总额
（亿人民币） 外债总额
（亿美元） 外债总额
（亿人民币）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8.6

8.4

8.2

8

7.8

7.6

7.3

7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700

1800 8600

9240

9840

10400

10920

11400

12410

12600 100

100

100

100

150

150

150

150 860

840

820

800

1170

1140

1095

1050 总额 11000 85410 1000 7775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预测是在国内通货膨胀可以控制的前提下进行
的。假设在 20 年内每年物价上升 15％，20 年增长 7 倍，已经很高。如果通 货膨胀控制不住，成为恶性的，那么人民币将发生大幅度贬值，直至进行货 币改革，兑换为一种新的货币。这种前景是由于国内经济的失控所造成的， 汇率升值救不了它，它还会压迫汇率贬值。
最近的考验第一次在 1995 年，如何制定涉外经济战略。笔者的建议是：
　　第一，继续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由于收购外汇所制造的国内通货膨 胀，使人民币汇率适当升值，可以减少人民币支出；是否要限制结汇，也可 以考虑。
第二，扩大进口，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回笼人民币，平抑国内物价，保
持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可能出现贸易逆差。由于国内宏观调控造成的进口不 赚钱的情况，可以通过降低关税解决，不必急于扩大国内总需求。这与复关 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限制外资，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第四，注意外汇外流状
况。目前外汇外流已经十分严重，有人估计在海外的国有资产达到了 2000 亿美元。仅出口收汇比进口付汇慢一个月， 1992 年就有 170 亿美元为外商 利用。事实上，外汇储备猛增，导致本市升值压力，迫使本币扩大发行，制 造国内通货膨胀，同时，外汇绝不可能存在国内，而是以各种形式流出海外 生利，在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帐户膨胀的同时，“海外资产”帐户必然同 时膨胀，把整个国家的膨胀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国的宏观调控，对 此准备不足。有必要加以研究。
　　第二次考验是在 1997 年左右。中国面临新的一轮经济高涨，能否控制住 总需求膨胀？如果不能，生产资料价格猛涨，打击出口，贸易收支肯定出口 逆差；此时外债将达到 1000 亿美元，年还本付息额达到 200 亿美元，发生债 务危机是有可能的。贸易逆差要求人民币汇率贬值，外债负担要求人民币升 值，情况就不妙了。因此关键是控制国内通货膨胀，推进外贸体制改革。
　　1996—1997 年，如果国内微观改革——企业和银行改革不能成功进行， 国家将被迫再次扩大总需求，在 1996—1997 年再次出现投资膨胀和生产资料 价格暴涨，届时不仅是汇率要贬值，而且国内物价上涨连续超过 20％即不可 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就迫在眉睫了。
　　
　　为了在后几年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我们近两年可以做的事情，首 先是推进国内改革，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际是维持本市对外价值的稳定， 做为稳定本市国内价值的一个条件，从汇率稳中有升上打断通货膨胀循环的 链条。如此，则稳定汇率的成就大矣！当然，只靠稳定汇率是控制不了国内 通货膨胀的，通货膨胀有自己深刻的社会原因，稳定汇率，只是给控制通货 膨胀创造一个外部环境而已。
5.结论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预测的理论难点，是如何把各种汇率理论统一起 来。长期汇率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短期汇率由外汇供求关系决定。笔者在自 己的模型里做了初步的尝试：把出口换汇成本决定的人民币汇率 1∶8 作为汇 率的起点，把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 1∶ 15 作为 20 年以后的终 点。在 20 年内人民币汇率从 1∶8 向 1 ∶ 15 的过渡中，前半期实行有限升 值，作为整个国家反对通货膨胀战略的一个部分。
　　20 年内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 1 倍，但是国内物价可能增长数倍，即人民 币实际汇率升值 3 倍以上。造成出口的减少和外资的进入，对我国出口是一 个沉重的压力。
　　造成以上错综复杂的汇率变动的原因，是我国物价的双重运动。国际贸 易品的汇率由出口成本决定，非国际贸易品的汇率由购买力平价决定，随着 市场经济国际化，两种价格将逐步融合。
对于人民币汇率长期预测的实际难点，是国内通货膨胀能否控制。本章
预测是假定国内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每年上升 15％。真正的情况如何，将专 门进行预测。

八控制通货膨胀是稳定汇率的前提

1.改革以来我国三次通货膨胀及争论
1.1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通货膨胀问题，从理论界、政府到政 策研究部门，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一次争论是在 1985—1986 年。1979 年以来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随 之增加了城镇居民的价格补贴，物价很少上升。1985 年我国的价格改革方针 发生了市场导向的变化，由“以调为主”变为“以放为主”，取消了大部分 副食价格补贴，城镇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到 6％左右，就出现了关于通货膨 胀的争论。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制约不在物价，而在外汇储备， 因此争论的结果是“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占了上风。1986 年的经济紧缩流 产， 1987 年出现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 1988 年中央关于“价格闯 关”的决定又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和挤兑，导致了上 层领导人的更迭和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改变， 1988 年物价指数为 18.9％，
1989 年为 19.8％，我国物价水平由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的层次。这种刺激使 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过敏反映”：对于通货膨胀的不满，发展到“反对腐败” 的社会动员，成为导致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的因素之一。在经过强力的社会 整合之后，恢复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导致了对“市场经济导向”的否 定和经济的过度紧缩。
第二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关于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政策效果问题。
　　1989—1991 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舆论上，控制通货膨胀的倾 向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政策实施上急于求成，全国消费品物价指数，由 1989 年的 19.8％下降到 1990 年的 7％，一年之内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造成了企 业的亏损和市场的疲软； 1991 年物价指数降低到 3％左右， 1992 年为 6
％。连续的低物价水平，加上由于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迫使各地
政府加快了价格改革的速度，物价补贴基本取消，到 1992 年底，市场定价在 实际上占了全部价格的 90％——由于我国缺乏物资储备来调节物价，所以 “国家调节价”基本上等于市场定价。
所谓“非常奇特的现象”，还不是指价格改革在宏观紧缩的条件下取得
了成功——这条经验在国际上是惯例，只不过不符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思 路——而是指：它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政策导向下，“自动地”取得了成功。
1989—1991 年三年治理整顿，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下进行
的，中央是充分考虑到了改革开放的现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的，但是，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总的口号下，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经 济和社会的控制，在经济和改革方面则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把计划经济作为经济主体，把市场经济作为调节方式，对比十三大提出 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其向计划经济回归的政策导向是 十分明显的。
　　上述历史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价格改革” 的全国性动员下，使得改革流产甚至倒退，而在计划经济导向下被迫“甩财 政包袱”，却使得价格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自动成功”？
　　这说明，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出现了全面的深 刻的变化：
　　
　　——经济出现了供大于求，加剧了企业竞争，非价格竞争力开始赶上了 价格竞争力，大企业、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开始在市场经济中具备了优势 条件；
　　——中国改革的主要动力或者阻力，已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新形成的 各个利益集团；不是理想、理念，而是实际的利益追求甚至是摆脱财政和金 融危机的措施；
　　——改革的轨迹和速度，也不再严格地遵循中央的计划和安排，更不可 能符合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改革走样”，“歪嘴和尚念错经”，已经 不再是反常的社会现象；
　　——“先失控后追认”，成为中国改革的特殊形式。中国社会已经初步 脱离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社会 分化过程；
　　——计划经济缺乏动力的弊病已经基本解决，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 在总的方向上是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规范市场，整合社会。只 要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自动 就会进行。
　　以上变化，造成了 1992 年中国阶段性变化的社会基础，必须掌握上述新 的特征，才能够深刻分析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及其争论的社会意义。
2.反对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
2.1 驳“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
1993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3％，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上升 13
％，偶然出现了一同步增长”，于是在 1994 年初就出现了“经济与物价同步 增长论”，认为只要能够“同步增长”，中国经济就是健康的。
只要了解中国统计状况的人都知道，两个 13％，并不一定反映中国经济
的实际发展状况。虚报产值以骗取社会名誉，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而物价 指数是不可能高报的。可见，1993 年的“同步增长”，在事实上并非完全“同 步”。
即使我们承认现存统计数字，“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的规律也是不存
在的。
　　我国理论和政策界一个长期的误解，即以为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增 长，尽管通货膨胀有许多危害，但是促进经济增长，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实 际上，这是在理论上误用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果。70 年代以 来，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停滞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稳定的 正相关关系，或者说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负相关关系不再存在，出现了新的“自 然增长率”理论，此理论认为，在自然失业率基础上，各国经济都有一个客 观上合理的速度，称为“自然增长率”，超过这个速度，物价就加速上升； 而想要降低物价，经济速度就要加速下降。长期来看，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平均速度并无增长。据许多专家计算，中国在未来 30 年内可以连续按照 9—
10％的速度增长，这已经是世界最高的速度了。但是连续增长 13％，物价必 然加速上升，日后被迫紧缩经济，以前超高速度增长的百分点还要吐出来。
“上升规律”已经为我国绎济发展所证明。
　　我国经济在 80 年代平均增长 8.8％，物价即加速上升，最高峰是 1989 年，全年上升 19.8％，2 月份上升 27.9％。当我们把物价压到 1989 年 9 月
的 11.4％时，工业速度降到了 0.9％；当物价降到 10％以下时， 1990 年 1

月份，工业生产速度是一 0.6％，出现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 1991 年经济增长 11.9％，物价上升 2.9％；1992 年经济增长 13％，物价上升了 6
％； 1993 年经济继续增长 13·％，物价上升了 13％， 1994 年经济增长 率降低到 11.5％，物价不仅降不下来，反而上升到 21.7％，可以预见，以后 两年如果不想将经济速度降低到 8％以下，物价水平是很难下降到两位数以 下的。
　　新的经济理论在解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时候，加入了两大微 观基础：资产组合与信息滤波理论，重视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 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当通货膨胀变化较大，信息严重混淆时，面对货币供给的增加，经济人 可能犯两类判断错误，一类是把名义货币收入的增加，判断为实际货币收入 的增加，即“货币幻觉”的错误，此时经济人会试图增加产出。但是货币幻 觉不能长期存在，经济人会很快消除之，因此货币幻觉只能导致短期供给增 加。第二类判断错误是把实际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名义货币收入增加，这会 减弱货币对于产出的影响。第一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站在较低水平上的情况， 第二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站在较高水平上的情况。当通货膨胀变化较小时，经 济人易犯第一类错误，当通货膨胀变化较大时，经济人易犯第二类错误。这 就导致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化，有时较低的通货膨胀对应较高 的经济增长，有时较高的通货膨胀对应较低的经济增长。
货币对于产出的影响，与供给相对于潜在供给的位置有重要关系。当供
给高于潜在供给水平时，货币供给增加，较少作用于产出增加，较多作用于 价格增加上；当供给低于潜在供给水平时，货币供给增加，较多作用于产出 增加，较少作用于价格增加上。当供给达到上界，出现瓶颈资源硬约束时， 货币供给增加，全部作用在价格上。可见，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于产出增加 的影响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供给达到上界，就不可能再增加，还会退回潜 在供给水平。因为投资的乘数作用，将会把备用资源消耗尽。投资一旦上不 去，经济增长就会降下来。这是由投资的加速——乘数原理决定的（李拉亚，
1994）。
　　当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时，通货膨胀预期会下降，低于 实际的通货膨胀；当经济扩张，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时，通货膨胀预期 会上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这就造成以下情况：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 高经济增长率对应低通货膨胀，类似中国 1991—1993 年的情况；当经济处于 下降阶段时，低经济增长率对应高通货膨胀，类似中国 1994—1995 年的情 况。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于 1987 年，在 1988—1989 年最高，三年治理整 顿时期低落，在 1992—1993 年再度高涨，1994 年由于人民币汇率稳定，通 货膨胀预期对外有所减弱，但是对内仍旧高涨。在连续高通货膨胀和高通货 膨胀预期影响下，企业家会把自己产品的价格上升误认为是整个价格水平的 上升，他的对策就不会是再扩大生产，而是提高价格，以抵消其他产品涨价 对他的成本推动影响。工人也会根据通货膨胀预期，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 在中国如果不能增加工资，就会降低工作效率和产量。于是，全社会就会出 现连续的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和产量的下降，这就是“停滞膨胀”的局面。据 估计，通货膨胀每刺激物价上升一个百分点，当年物价上升 0.4 个百分点， 而对于第二年经济增长，将降低 0.7—0.8 个百分点；想要保持第二年的经济
　　
增长，就要付出更大的通货膨胀代价。通货膨胀，除了带给我们一个停滞膨 胀，甚至大起大落的局面以外，并不能够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在中国目前 的局面下，只能够带来更多的乱涨价、垄断、欺诈和暴利行为。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通货膨胀政策都不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刺激 经济增长。经济和物价也不可能“同步增长”。为了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协调 发展，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在中国控制通货膨胀不仅是短期措施，也应该是长期的政策目标，在这点上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2.2 驳“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论”
　　在 1994 年初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中，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 的论点：“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其经济根据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 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而无法迅速推行，此时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其社 会根据是，失业是把经济压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会发生少数人闹事，而通 货膨胀是由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经济压力，虽然普遍不满，但是一般不会“有 人挑头闹事”。其言外之意是，在中国可以用通货膨胀政策来缓解就业的压 力。
　　主张在中国以通货膨胀缓解失业，与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一样，是 一种妨碍治理通货膨胀的观点。
第一，此论主张以扩张经济总量的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违背
了经济政策实施的基本规律。
　　中国每年有 2000 万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上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经济高速 发展特别是有效益的发展，对于他们的就业，肯定是有利的。但是低效益、 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导致通货膨胀，既然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也就不 可能有利于长期稳定就业。正因为中国存在大量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可 以把经济速度保持在 10％左右，至少不能低于 8％，关于这一点，国内外经 济学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论”，在主张以高速增长缓解失业的时
候，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失业。上述城乡待业人口，属于经济总量调控的 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
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加以缓解。但是，我国所讨论的“失业”，
主要是指中国现存特殊类型的“失业”，即一亿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中大约 30
％的冗员， 3000 万国有工人的“潜在失业”。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问 题，涉及计划与市场两类 企业制度，两类劳动制度的衔接和前者向后 者的转换，背景有三个：一是将潜在失业转化为公开失业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上亿国营工人将丢掉他们的“终生国家保障”的社会身份；二是工人阶级社 会地位的重新定位，将对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三是在 所有制转换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产业结构的转换。据国际惯例，企业的平均寿 命是 30 年。我国国有企业大部分年代已久，需要进行存量的转换与改造。如 果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质是经济结构问题，那么就应承认，在经济政 策上主要应采取财政手段。试图用扩张经济总量的货币手段来解决经济结构 的问题，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是行不通的：
1992—1993 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国有企业的经济效 益并无明显的好转。进行宏观调控以来，我国政府使用大量低息贷款补贴亏 损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用银行低息贷款的 70％，只生产 45％的产值，使

我国资金配置效率不断降低。长期使用扩张货币的方法补贴国有企业，已经 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殊根源，不仅毫无经济效益，而且“此举绵绵无绝期”， 如此下去，要多高的速度，多高的通货膨胀，才能够救治国有企业？
　　第二，此论夸大失业的危险而缩小通货膨胀的危险，不符合决策和社会 控制的一般规律。
　　说“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在表面上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经济学 界盛行以“成本收益学说”来评价经济现象。我们也不妨来评价一番：在一 般情况下，失业的确比通货膨胀更危险，因为少数失业者承担了经济全部的 压力，在无法生活时必然要“闹事”，这种“闹事”是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容易得到成效。比如得到政府补贴和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要求企业负担 “失业工人再就业”的义务。这种“闹事”，对于个人来说，成本较低而收 益较大。通货膨胀则相反，承担通货膨胀压力的是一部分社会阶层，虽然会 引起较多居民不满，但是只要不到恶性通货膨胀，一般是可以忍受的。如果 有人“挑头闹事”，反对通货膨胀，那么他是为若干社会阶层的利益而闹事， 其个人付出的成本较高，而得到的收益较少。从政府维持社会安定的角度来 看，显然是更加害怕失业，一直采取银行贷款即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补贴亏损 企业。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这是“全无成本而效益很大”的事情。因为本 地区出现严重的失业者“闹事”，地方政府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多发货 币缓解了本地区的失业，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却要由全国居民承担。这 等于是让全国居民和其它地区，为自己地区的“就业收益和社会安定收益” 付出成本。所以地方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力保就业而不惜付出通货膨胀代价
的。
　　同样的“成本收益说”，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就完全不同了。局部地区 出现失业者的“闹事”，只是局部问题，不一定马上危及全国；而采取“银 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的方式，只能促使我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中央政 府所获得的是各个局部地区的短期稳定——这种“收益”从全国性的控制角 度来说，并不有利，因为矛盾并未解决，只不过是积累起来，由国有企业危 机转变为国家银行危机，再转变为政府信用危机，最后集中于某些突发事件， 一次爆发出来，那时付出的“社会成本”将是无可计量的。当通货膨胀出现 失控，向恶性发展的时候，即使成本再高，“挑头闹事”的一两个“小平头”， “牛金星”式的人物总是有的。波兰的三届政府都因通货膨胀而倒台、国民 党政权因无法控制恶性通货膨胀而倒台，都是历史的教训。
进一步从决策论的角度分析，如果我们把“反馈”的概念加入进去，更
加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的危险性：正因为失业就局部利益和目前利益来说，比 通货膨胀更加危险，又不符合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各级政府必定把解 决失业问题，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缓解失业；这 样失业的问题反倒可以缓解。而中国的问题，最终可能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 酿成大患，其所以最终比失业危害更大，不仅仅是由于其全局注、爆发的特 点，也是因为“没有人管”。
　　第三，此论将政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责任推向通货膨胀，是一种推卸 责任的消极办法。
　　中国国有企业，以直接由国家官员经营的国家资本形式，已经演变为部 门垄断资本形式，这是通过企业承包制实现的。股份制改造的实质是将部门 垄断资本演变为社会混合型资本，使企业最终脱离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最
　　
终由经营者控制。国有企业将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大部分夕阳产业国有 成分比重很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的改革是一同进行的，这是经济规 律决定的。推迟国有企业的改革，等于默认国有资产流失，最终使失业者的 问题无法解决。
　　产业结构转换，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体制，每一个人，都会带来一 定的痛苦，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痛苦更大，这一是由于社会主义“工 人是企业的主人”的意识形态，使得工人阶级难以接受“劳动力商品化”的 现实，更是由于计划经济 40 年的原始积累，在给我们留下数万亿国有资产的 同时，也留下了工人阶级在国有资产中的产权。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上 亿工人及干部的医疗养老费用，经财政集中于新的国营企业建设，形成了按 照工龄在国有资产中的产权，国家或者保其终身生活，或者在破产时予以补 偿，本属当然。如果难以保持国有资产不流失，则应主动采取措施，至少要 保护国有企业工人这部分产权。其余许多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能够保 持信誉，承担历史责任，主动按照经济规律推进改革。
　　我们是在中国经济大繁荣的时期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每一次改革，包 括此次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有大量财富焕发出来。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政 府能够有效地进行领导，通过艰苦的组织工作，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可以 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成功的。政府财政没有钱，可以向富人加税，可 以整顿税收，可以消除腐败，减少浪费，可以使用一部分土地增殖收入，也 可以公开拍卖一部分赚钱的国有资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何以国有企业就 一定不能顺利改革成功？何以政府就一定在国有资产改革方面无所作为，一 定要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在历史关键时刻，如果政府不能够主动承担历史 责任，克服腐败与失效，领导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反而使用通货膨胀办法， 一味拖延国有企业改革，那么真正是“饮鸩止渴”了。
3.宏观金融稳定是市场导向改革的必要条件
3.1 驳“改革引起通货膨胀论” 为通货膨胀辩护的第三种观点，是说改革需要通货膨胀。 据有关专家计算，价格结构性改革，使物价每年上升 3 个百分点；缓解
改革摩擦，需要增发货币，又是 3 个百分点，每年 6 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
成为“改革成本”（楼继伟等 1994）。渐进改革需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 发展，缓和社会摩擦，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物价上升，这也是为社会共识的。
在 80 年代初期，物价管理部门估算，在保持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下，物价改
革成功将使物价总水平上升 70％。现在 15 年过去了，物价总水平上升了 200
％以上，价格结构反而重新扭曲。中国的物价上升幅度如果连续数年超过 10
％，甚至还要继续发展，就会使人对于这样的改革产生怀疑。 “改革成本说”只能适用于一次性的价格改革。在渐进改革下，农产品
提价，工业品不降价，价格总水平肯定提高，此时的价格提高，并不是通货 膨胀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超过了流通的需要。价格结构性的调 整，本身调高了物价，需要增发货币。经济货币化也是如此。这种货币增发， 并没有使货币量超过流通的需要，因此不是通货膨胀。只有那种追求高速增 长，经银行透支而弥补财政赤字，或者搞信贷膨胀，才会导致通货膨胀。
　　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只有一小部分是价格改 革引起的，大部分是需求膨胀和垄断引起的，只不过在发行货币时分不清楚， 有人就以“改革需要”和“经济规律”为名，来为通货膨胀辩护。实际上，
　　
中国价格改革早已经过了“价格调整促进物价总水平上升”的阶段，而进入 “通货膨胀导致比价复归”的阶段。在农产品和基础产品向上调价，使价格 结构趋于合理的时候，出现了连续的总需求膨胀，使得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 以更炔的速度上升，重新拉开了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于是又需要再次提高农 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
　　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改革，反而破坏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1988 年的 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导致强力的社会整合，从而迫使改革的步伐放 慢。1993 年底出现的粮价上涨，钢材期货价格飞涨，从 3000 元一吨上升到
4000 元，零售物价上升 20％，迫使中央将稳定放在首位， 1994 年元旦社 论标题是“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到了 2 月初，中央就提出“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 20 字方针，在上半年实际上 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除政治因素外，物价也是一个因素。下半年物价出人 意外地连续高涨，迫使中央把经济工作的中心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企业和 银行改革都未取得重大进展。而且，物价上升越高，行政手段越多，这是一 个规律。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会导致全面的经济管制，使得市场经济向计 划经济逆转，这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
　　通货膨胀对于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另一个不利之处，是破坏市场信号，增 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弗里德曼曾提出：“高通货膨胀导致高度变动的通货膨 胀，高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高度不确定。”市场经济是以价格机制 为调节供求关系的基础。一个混乱、不确定的价格体系是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的。
通货膨胀与经济的不确定性有直接的联系，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通货
膨胀”，像有些人幻想的那样，把价格、工资、利率、汇率挂起钩来，实行 法制化、公开化的通货膨胀，以补偿受害阶层，稳定居民心理。严重的通货 膨胀只要出现，就一定是不稳定的，必然带来混乱的市场信号，政府的政策 也不可能稳定。
1993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 3000 亿元的投机资本，与混乱的价格信号、
混乱的管理和政策、混乱的心理预期相结合，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 性。李拉亚使用活期存款占定期存款的比重这一数字的增长，来反映居民对 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意识的增强。这一比例在 60 年代保持在 0.2， 1988 年为 0.3， 1993 年为 0. 26，在 1993 年 6 月份经济秩序混乱最为严重时，
增加到 0. 29，宏观调控以后，到 1993 年底仍维持在 0. 26。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 3 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 平，极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3.2 驳“物价—工资—利率—汇率挂钩论”
　　当我们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除受到有关“通货膨胀合理论”的种 种反对以外，还受到一种技术性的质疑：“中国居民可以承受多高的通货膨 胀率？”
我国学者和物价部门对于居民的通货膨胀承受力估计是不断提高的。在
80 年代初认为是 6％，在 80 年代未是 10％。1988 年物价到了 18％，引起了 全国性的抢购，应该是承受力的上限，但是 1994 年物价上升了 21.7％，而 且是连续第三年零售物价指数在 10％以上，但是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抢购。 原因就在于，与物价上升的同时，居民收入也在上升。1993 年全国城镇居民 平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升 10％，农村居民上升 2％。无论物价上升

多高，几年来居民平均实际收入总是上升的。很明显，以实际平均收入衡量 居民承受力并不合适，应该考察低收入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的承受力，他们 承受不了 20％的通货膨胀率是肯定的，特别是承受不了连续几年两位数的通 货膨胀。
　　当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20％以后，许多国家政府被迫采取了“挂钩战略”， 物价涨多少，工资涨多少，并且给贫困居民以补助。我国在实际上也是这样 做的：
——1992 年投资增长 70％，生产资料价格上升 40％，消费物价上升 6
％；
——1993 年投资增长 40％，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减缓，消费物价上升
13％，汇率贬值，利率提高；
　　——1994 年生产资料价格平稳，工资提高，消费物价上升 22％，主要是 农产品价格上升，粮食棉花大幅度向上调整价格，汇率先贬值后升值，利率 提高。
　　这是一整个经济周期投资膨胀一汇率贬值一物价上升—工资提高—利率 提高的“通货膨胀循环”，绝不止于“物价—工资”循环，只不过我国还没 有公开公布“挂钩战略”，没有实行“公开化，法制化”的物价政策。一旦 实行，物价就会以加速度上升，许多拉美国家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几百 甚至几万，就是“挂钩战略”的结果。
是否实行“挂钩战略”，承受力的标准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不实行“挂钩战略”，政策的重点在于压抑物价，如果实行， 政策的重点在于补助贫困阶层。两种战略所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是，第一， 居民平均实际收入的增长不能低于通货膨胀率；第二，规定最低生活标准， 对贫困居民发放补助。
但是我们将遇到统计上的困难，无法对于收入和物价的关系做出确切的
估计。因为在平均收入上升的统计中，掩盖了社会严重的收入差距。 不实行“挂钩战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统计困难，如无法确定“居民
到底可以承受多高的通货膨胀率？”我们只能以某些近似的标准来综合考
虑，比如：
　　——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如粮食、住房、水电费用大幅度涨价，较多地 超过了平均收入的提高；在目前国民经济状况下，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连 续数年达到两位数；
——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发生剧烈动荡，表现在抢购、挤兑和某些社会
事件的发生；
　　——社会动荡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意见分歧，足以导致政局不稳，甚 至发生人事更迭，等等。
　　在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实行了“指数化政策”，把工 资与物价挂钩，实际上利率要上调，汇率要贬值，是 4 个参数挂钩，把通货 膨胀公开化、法制化，以避免压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且补偿通 货膨胀中受损害的社会阶层。反对者认为，这种“货币游戏”使得 4 种参数 螺旋上升，通货膨胀很快成为不可控制的恶性的通货膨胀。在恶性通货膨胀 中，居民工资总是落后于物价的上升，不仅达不到补偿的目的，而且加速了 物价提高，提高了补偿的成本。
上述论点并不能完全驳倒“指数化”的观点，通货膨胀论者可以说，通

货膨胀是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压抑通货膨胀会妨碍改革和发展，而且改 革本来就是一种“原始积累”和财富再分配，本来就需要有人在改革中做出 牺牲。在恶性通货膨胀过程中，可以加速完成改革和发展，然后可以经过货 币改革，结束“货币游戏”。于是反对通货膨胀论的观点，就只能在道德领 域里占上风。
　　“指数化”的实行，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都标志 恶性通货膨胀的开始。
　　在中国不能实行高通货膨胀战略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有九亿农民，农 村已经发生了“增产不增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和粮食价格的相对 下降，迫使农民放弃种植业，粮食棉花生产受到严重打击。此时国家出面大 幅度提高粮棉价格，使得城市物价再一次大幅度上升。城市物价和工资的上 升，本来是为了吸收和补偿上一轮物价上升的，但是打击了农业，造成了下 一轮的更为严重的物价上升。在涨价循环中，农产品在逻辑上总是后涨价， 是在农业已经受到打击以后的补偿性涨价，农业在长期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 周期循环中，不断受到打击。特别在市场经济初期和中国无数小农分散盲目 生产的条件下，农业是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波动的，更加难以经受严重通货膨 胀的打击。
1991 年比 1978 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上升
　　了 173.9％，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了 77.4％，但是 1992 年以来， 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比如在黑龙江省， 1994 年，化肥、农膜、农用柴油等 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比 1993 年上升了 57.2％、10. 84％和 2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1989—1992 年，全国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 1. 88％，比城镇居民低 5 个百分点。
城乡收入 1977 年为 1∶2. 37， 1984 年缩小到 1∶1. 71， 1992
年扩大到 1∶2. 33。农民中，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1983 年为 144 ∶ 126 ∶ 100， 1992 年为 166 ∶ 115 ：100。1992 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784 元，中西部地区只有 500—600 元。加上农民负 担加重， 1985—1992 年，农民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 15％，农户直接负担
年均增长 17.5％。
　　在这种形势下， 1993 年粮食、油料、棉花播种面积分别比上年减少 76.5 万亩、520.5 万亩和 2775 万亩，尤其是南方稻谷减产，在粮食总量丰收的 1993 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涨价。这次粮食涨价，不仅暴露了我国粮食生产结构 赶不上消费结构的变化，也暴露出我国农业的脆弱。1993 年允许以货币代替 粮食交公粮和以货币补偿国家定购粮与市场价格的差距，等于放松了国家对 于粮食生产数量的直接控制，在通货膨胀状况下，肯定会降低生产，造成虚 报。
　　1994 年国有公司全面退出粮食流通，加上自然灾害，出现了 7—9 月份 以粮食为中心的大涨价。上半年，食品涨价在零售价格上升中的份额为 57.3
％，1—8 月份为 60％，而 8 月份为 67％。农产品提价，并未给农民带来好 处。1993 年农副产品价格上升了 13.4％，而农业生产资料上升了 14.1％。 这清楚地说明了，由于需求膨胀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如何扩大了工农
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了“比价复归”的。 “指数化”的办法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实行，根本原因在于高度且不稳定
的通货膨胀，首先会打击农业生产，动摇全社会生存和稳定的基础。因此说

“居民对于物价的承受能力”，无法用物价上升 10％或者 20％作标准，因为 只要能够实行指数化，原则上物价多高，只要工资跟着涨，对于城镇拿工资 的居民来说，都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通货膨胀对于农业的打击，使得在中 国无法实行“指数化”的高通货膨胀战略。多年来，我们所说的十亿人口八 亿农民是中国基本国情，看来我们仍旧不能摆脱它的制约。广大的农村和巨 大的农村人口，既是中国发展中应予重视的因素，它使得中国无法靠外贸立 国，靠外债和通货膨胀起飞；同时又是中国政策失误的自动调节器，使得历 次战略失误无法持久，同时能够迅速恢复过来，如大跃进、文化革命。它更 加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绕过国有企业的难点，首先在农村中起步，它亦将使 得“腐败和通货膨胀合理论”在中国破产。我们必须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 摆脱对挂钩政策的迷信，在中国探讨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战略。
4.政府能力和居民信心是防止通货膨胀爆发的关键
4.1 驳“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论”
　　过去我们一直从货币供应角度看待通货膨胀问题，实际上超发货币只造 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物价上升正是吸收通货膨胀的压力，只要不发生通 货膨胀的突然爆发——抢购和挤兑银行，仍然可以争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逐步消化通货膨胀潜在因素。 1988 年居民存款 3000 亿即发生大抢购，主 要是当时“价格闯关”的动员加强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而目前存款 20000 亿也没有发生抢购，关键问题在于：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如突然爆发需要一 定条件，主要是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如何？而稳定居民心理预期，主要是看政 府的信誉和权威如何？
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契约角度看，通货膨胀问题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府的
信誉问题。纸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价值符号，所代表的是政府信誉的高低。 政府强制居民使用一种货币，并保证其购买力不降低，同时政府还要保护产 权、债权、安全和公平竞争，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果政府不 能行使应该行使的职能，纸币发行过多，不能实现其价值，就会引起社会公 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在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就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抢购 与挤兑银行，纸币是一种“经济选票”，与政治选票所不同的是，不是对信 任者投票，而是对不信任者投出，当相当部分的居民不信任政府时，抢购和 挤兑银行就难免发生。因此通货膨胀爆发与否是政府权威的标志，而提高政 府信誉是预防通货膨胀爆发的关键。提高政府信誉是一个系统工程。就防止 通货膨胀本身来讲，主要是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保持人民币对内对外价值的 稳定。两年以来政府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 1994 年人民币汇率即对外价值 稳中有升，开始改变了居民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应该在国内继续控制通货 膨胀，消除通货膨胀预期，真正建立人民币的信誉。
　　应该指出，即使通货膨胀不爆发，连续的物价大幅度上升，对于社会的 影响也是很坏的。除了上述种种，通货膨胀还会腐蚀社会道德，助长短期行 为，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的贴现率”。
　　贴现概念，是指将未来的货币提前到目前来使用。资金有时间价值，目 前的货币可以推迟到未来使用，即储蓄，当然应该获得利息，在利息率的基 础上，目前资金和未来资金在时间上建立了定量的关系：
未来资金＝目前资金×（1＋利率）N 目前资金＝未来资金÷（1＋利率）N N——时间

　　在贴现概念上，建立起全部的资本金融市场的理论和操作体系。股票是 将未来股息收入贴现到目前一次出售，地价是将未来地租收入贴现到目前一 次出售，目前即将盛行的国有企业出售是将政府未来的税收贴现到目前一次 出售，分期付款是将居民未来购买力提前使用，借债是将他人目前资金借来， 而用自己以后的收入归还。看来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经济，有一种“收入资 本化”的功能，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和财富，以加速目前的发展。在政 治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加速发展的战略。但是也必须使用得当， 目标是提高整个综合国力，而不是坐吃山空，短期行为。在我国通货膨胀预 期日益严重的环境下，出现了所谓“社会性的高心理贴现率”，是一种极为 有害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经济前途没有信心时，就会出现越来越严 重的经济不稳定和虚假繁荣，当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通货膨胀和腐败无法避 免”时，通货膨胀和腐败就真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古人云：“三人成市虎”， 多数人的心理预期本身就会造就社会现象。
　　人民币连续贬值，意味着其未来越来越不值钱，现在越来越值钱，必然 大大助长短期行为，这样所损害的不止是货币的价值，而是损害政府的信誉 和居民的信心，损害一个社会长期发展的潜力。社会道德和法制会变得越来 越差，市场规则迟迟不能建立，渐进改革无限期地拖延，长期的社会目标受 到损害，教育、农业、基础设施、基础科学越来越受到“眼前暴富”行为的 侵害。一个 12 亿人口的大民族，会在商品经济初期的初步繁荣中，丧失传统 美德，丧失靠勤劳和节俭致富的品质，丧失对个人行为的内在制约和外在规 范，出现渴望暴富，渴望一夜暴富，渴望不劳而获不择手段致富。这样，很 快就会破坏发展经济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上述种种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地克服失效，
包括控制通货膨胀在内。关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实质是整合社会的问题，下节 再述，本节只谈控制社会通货膨胀预期的问题。
有效地控制社会通货膨胀预期，第一，需要政府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有一
个坚定明确的态度，而不能当通货膨胀不严重时，冲昏头脑盲目发展，在通 货膨胀严重时急于压抑物价，当通货膨胀稍缓以后，又开始新一轮的通货膨 胀。必须选择低通货膨胀的长期发展战略，而不是把控制通货膨胀仅仅作为 短期的反周期措施，像战后德国 45 年来坚决摒弃通货膨胀战略一样。
第二，要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信和服从政府的权威。违
背政府政策和法律的，一定要受到惩罚；诚实经营劳动，奉公守法的，一定 要受到鼓励。
　　第三，各级政府领导人要有清廉正直的形象，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具有 足够的信誉和稳定局面的能力。突发事件，指那些突然发生，不可预见，难 以控制，影响全局的事件。在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巨大的条件下，突发事件有 可能促使社会性的抢购和挤兑发生，此时有权威有信誉的领导人，乃是稳定 局面的关键因素。权威和信誉的形成，乃是平时克服腐败，讲究信誉的结果。 当年反对法西斯的西方国家阵营中，最有信誉的是丘吉尔，他从不讳言本国 在军事上的失败，因此说话为他人所相信。因此，平时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如 何，居民对于经济前途的信心如何，实为控制通货膨胀爆发的关键。
　　第四，必须讲求方法，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在金融市场上，有所 谓“口头干预”之说，重要事件的发生，重要人物的讲话，都可以起到干预 金融外汇市场的作用。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群众动员”方法，在金融
　　
市场发展的情况下，正在具有“口头干预金融市场”的性质。1988 年中央关 于“价格闯关”的号召，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1993 年关于复关的宣传，引 起了外汇市场的投机，使人民币调剂汇率在一个月之内，贬值了 20％； 1994 年初，关于“加快发展，加快改革”的宣传，引起了钢材期货价格的上升。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关于经济形势的宣传和判断，应该改变那种动员群 众的性质，主要从稳定方面进行宣传。当然这是指政府直接发表的文件和讲 话。对于一般性的社会舆论和学者言论，则可放开，对于一种事件，有多种 说法，反而可以分散社会注意力，化解矛盾。
　　关于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和通货膨胀爆发的区分，对于“通货膨胀不可避 免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是存 在的，甚至在某些时期越来越大，但是并不一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爆发。 能否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前途，事在人为，关键是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有 效地克服失效，担负起责任特别是有效抑制利益集团，整合社会矛盾。而“通 货膨胀不可避免论”，“腐败不可避免论”等似是而非的论调，表面上是改 革者的论调，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思想“生产力规律决定一切”在市场经济下 的翻版，这是一种盲目崇拜历史规律，崇拜自发力量，放弃和否定人的主观 努力，无所作为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客观历史唯心论，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实 质上是为少数暴富集团为所欲为提供理论根据，绝不可取。
4.2 驳“单纯的货币数量论”
　　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通货膨胀，就一定是 货币发行过多，因此控制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杜绝财政向银行透支，就是 控制通货膨胀的直接措施。在西方国家可能就是其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内 容。而在中国，控制货币发行却往往不能如愿，或者因导致其他问题而不敢 控制，我们必须看到在控制货币背后的整个社会问题，才能找到控制通货膨 胀的办法。
在中国，中央银行是无法有效控制货币发行的。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
地方政府在实际上可以迫使银行增发或挪用贷款，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倒逼 机制”（钟朋荣等， 1992）。因此控制通货膨胀，首先要求中央银行掌握 独立的货币发行权，要求专业银行商业化和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革。
无法控制货币发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垄断价格的普遍存在，除政企不分
造成行政垄断以外，私人垄断也已经到处出现，甚至开始控制某些城市的粮 食供应，当然，国有企业的僵硬体制也是一种垄断。在垄断、欺诈和暴利到 处存在的环境下，如果紧缩货币，经济的垄断部分会减少生产而抬高价格， 谋求高额垄断利润，而经济的非垄断部分，就会因经济收缩而萎缩。因此， 在我国宏观调控已经坚持两年，人民币比较紧缩的情况下，应该大规模地反 对垄断和暴利，包括改革国有企业和实行政企分开。
　　第三个原因，就是难以遏制的投资膨胀。各个地方政府对“发展是硬任 务”最感兴趣，谁的投资越高，谁就可以从每年数量有限的资金资源中，分 得较大的一块，而将通货膨胀转移给其它的地区。需求膨胀与价格垄断，虽 然在通货膨胀原因上是相反的，但是在中国，却反映了共同的本质：各个利 益集团采取不正当的方式争抢资源，造成了社会整合危机。
　　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病是缺乏动力。经过 15 年的改革，已经得到了解决， 这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主要表现在：
1.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与行为的市场化。

——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在公有制内部，以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 混合所有但是以公有经济成分（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掌握控股权的股份制 企业，多种公有制形式并存；
　　——在国有制内部，以中央政府（通过各主管部）、省级、地级、县级 分级管理，从以中央政府管理占主导地位，变为地方各级政府为主管理，多 种管理形式并存；
　　——由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独家垄断，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变化，而且是经济机制的变化，整个经济 机制从计划审批向市场机制转变。目前中国价格的 90％已经由市场决定，对 外经济关系主要由汇率一价格机制调节，指令性出口计划已经取消，基本的 工资标准虽然由国家制订，但是居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源是奖金和第二职 业收入，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虽然在基础产品和服务收费、工资水平上与 国际水平尚有差距，但是总的方向是由市场决定，逐渐与国际接轨。各种经 济成分在运行上，逐步统一于市场而不是统一于计划。
2.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形成。目前中国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五种： 第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制订长远规划、基础建
设、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保护债权、产权和安全，立法以规范市场。在中
国，中央政府还有制订产业政策，指导产业结构转换的功能。改革以来，中 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力，中央财政比重降低，总体能力经济能力 降低，在许多方面，使得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受到了损害。
第二，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为省、地、县三级，在改革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在政企 不分的情况下，直接介入经济，成为改革以来最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权力 的膨胀，一方面繁荣了地方经济，一方面出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投资膨胀、 地方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中央产业政策的贯彻，各地方以投资膨 胀为手段争抢资源，力争本地区的高速度、高收入，而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 他地区。 1994 年实行了新的分税制度，旨在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重新调 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经济主管部门。
　　中央政府的各个经济主管部门，原来只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执行部门， 在实行全行业承包以后，许多部门如铁道部、石油部等等，都有了独立的经 济利益并且承办了大量的公司，新增的利润留成部分，其所有权不属于中央 政府，而属于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中央计划管理的国家垄断资本正在 变为部门垄断资本。部门利益在中国经济中也起着相当的作用，比如在抵抗 外资购买产权，寻求本部门的关税和非关税的国家保护方面，在“寻租”和 垄断经营方面，都是能够影响中央决策的力量，比如对外经济贸易部为了出 口的利益，年年鼓动人民币贬值，许多经济主管部门成立“行业协会”，垄 断部门经济的利益，制订垄断价格等等，助长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四，企业。 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这里特别要分析国有企
业利益的独立化问题。 十年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培养了一个

新兴的经营者阶层。但是企业承包制没有解决“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而 且没有超出部门主管的管理。目前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 和产权转让在实际上的展开，背景是经济结构转换所要求的企业兼并，因此 改革将超出“增量改革”的阶段，向“存量改革”深入，这就会打破部门主 管的限制，使部门垄断资本向混合型的资本形态过渡。所有者的界限将更加 模糊不清，真正的变化是经营者之间的互相控制和兼并。
　　企业改革的结果，实质上将使国有企业大部分转化为为市场和利润而生 产，从而丧失“国有”的性质。真正的“国有企业”将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领域，二是国家经营用于调控市场，比如中央银行 对于外汇、国库券市场的调控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买卖，国营房地产公司、粮 食公司对于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调节，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调控市场。对于 国有企业的错误理解，导致国有企业调控市场的能力丧失，甚至为了利润而 实行市场垄断。
第五，个人。 居民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我国居民储蓄
率保持在 40％以上，储蓄连年增长，这是保证高积累的关键。
　　1994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2286 元，比 1993 年实际增长 6.8％。农 民人均现金收入 840 元，增长 10％，存款新增 5000 亿，达到 20000 亿元人 民币。居民存款的稳定与否对于经济稳定的关系极大。而决定存款稳定的是 居民心理预期，背后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1994—1995 年中央政府将着力控 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同时人民币结束了连续 15 年贬值的历史，受为“稳中有 升”，对于建立人民币的信誉，消除通货膨胀预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居民 个人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消费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选择和对 于市场的监督等方面。
北京市 1994 年 3 月底，居民金融资产变化情况如下：
银行储蓄 12805 亿元，占 73％，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240％； 手存现金 1272 亿元，占 7.2％，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110％； 有价证券 3474 亿元，占 19.8％，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610％；
1 年之内，平均增长 260％①。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下列的影响：
　　——克服了计划经济下缺乏经济动力的弊病，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 强大的发展动力；
——改革在 1992 年前后发生了动力上的变化，由中央推动为主变为利益
主体谋求利益推动为主，许多变化是自动发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有 企业经营者及其行为趋于个体化，通过联营、价格转移和股份制，把国有财 产实际上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许多国有企业的业务骨干，到私人公司或者实 际上为私人公司服务，把技术和商业渠道变为自己个人的财富，因此中国的 改革具有了自动发展的趋势；
——在经济迅速繁荣的同时，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化：国有 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贫富之间，各个社会阶 层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失控，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农 村基层组织的失效，导致了巨大的民工浪潮，据估计在 6000 万左右，其中



① 王健华：《北京家庭居民金融资产 94 实录》，《首都经济》，1994 年第 5 期。

2000 万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的流动，既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又带来了社会治安的混乱；
　　——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产生了腐败、垄断、欺诈、暴利、破坏资 源等社会问题，社会控制能力降低，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缺乏明 确的规范，因而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方式，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 的保护和优惠之外，涨价以牟取暴利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 胀，其根源就是各个利益主体争抢资源的结果。
　　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质，就是各个利益主体缺乏有效的、公开的、法制化 的利益整合机制，而采取投资膨胀和价格垄断的办法，在中国争抢资源所造 成的。
5.控制通货膨胀国际输入要求宏观经济“双平衡”
5.1 驳“人民币汇率继续贬值论”
　　各个开放国家的经济都是互相联系的，各国之间存在着一般性的、经常 的、相互之间的通货膨胀转移。这主要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平衡造 成的。甲国采取扩张政策，必然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使物价上升，又 使资金外流，汇率升值，扩大进口。这就带动了乙国出口和投资的增加，产 生推动乙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乙国经济上升，货币发行增加，进口增加，又 促使甲国出口增加，货币贬值。这种通货膨胀的互相转移，实际是维持国际 经济平衡的一种机制。
除了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的互相转移以外，还有一种，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方面转移通货膨胀。 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高效率、高物价、高消费的阶段；而发展中
国家仍旧处于低效率、低收入、低物价的时期，特别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人为压低了基础产品价格，整个价格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改革开放以 后，价格结构会向国际价格体系靠拢，价格总水平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也可以叫做通货膨胀由国外向国内的转移。特别不利的是，当发展中国家的 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出境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可以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却不能向发达国家转移。
对外贸易上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是针对小国的贸易而言的，
但是应用于大国开放中的通货膨胀转移，亦可参考。 A＝B＋a（TS—TE）
A——国内通货膨胀率
B——世界通货膨胀率 S——不参与对外开放的国内封闭部门 a——权数，S 部门的商品额在商品总额中的比例 E——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开放部门 T——生产率提高速度
　　从模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受国际通货膨胀影响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它 的对外开放程度，就是公式中的 S；其次取决于它的经济结构，如果国内市 场经济不发达，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互相隔绝，有的是开放的，有的是不开放 的，各部门之间的生产率相差比较大，对外开放部门生产率提高得快，不开 放的部门生产率提高得慢——这正是中国开放之后的情况——这样，国内通 货膨胀率就必然高于世界平均的通货膨胀率。
做为刚刚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经迅速扩大了对外开放度，但是国

内经济结构落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生产率相差悬殊，而且开放部门生产率 的提高，大大快于封闭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 有一个被动接受国际通货膨胀单方面转移的过程。如果国内控制不住总需 求，就会更加加大国际通货膨胀转移的程度。
　　通货膨胀由国际向国内转移，有多种通道。 通道之一：地区传 播。
　　通货膨胀的地区传播，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从国际接受了通货膨胀，再 向内地传播。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这种传播的生产力基础，而沿海地区享 受的优惠政策，加速了这种传播。
深圳特区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是这种传播的最典型的例子。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币值高估，是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最大障碍，在
1985 年，牌价汇率是 1 港币等于 0. 35 元人民币，外汇黑市上是 1 港币等
于 0.7 元人民币，人民币在外汇黑市上贬值一倍。人民币贬值一倍，不仅表 现为在外汇黑市上人民币将兑换比牌价汇率少一倍的港币，也表现为其它经 济现象：
　　——同样的商品流通量，在特区需要多一倍的人民币，于是人民币在特 区扩大了发行，并且通过向内地民工支付工资，向内地采购商品，将货币转 移到内地去；
——特区商店接受港币作为支付手段，人民币和港币在特区同时流通；
　　——特区的同一种商品出现人民币和港币两种标价，两种价格之比，不 是按照牌价汇率，而是按照黑市汇率，所有商品都按照黑市汇率同时标出两 种价格，等于通过扩大的货币价值形态，间接地表现出人民币的一般价值形 态；
——所有以人民币标价的商品，其价格高出内地一倍，比如上海自行车
200 元一辆，在深圳 400 元一辆，反映出人民币在深圳贬值的事实；
　　——同一种货币（人民币）在特区的购买力比在内地下降一倍，即特区 的物价水平比在内地高一倍，必然造成内地低价物资向特区流动，而特区的 人民币向内地流动，这就是通货膨胀由特区向内地的转移； ——深圳特区的 特殊地理位置是通货膨胀转移的客观条件，因为靠近香港，香港居民有大量 的人民币需求，双方可以通过私下套汇，按照外汇黑市价格兑换人民币，结 果是中国银行外汇收入减少，内地外汇纷纷流向深圳，以兑换较多的人民币；
——中央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使通货膨胀向内地转移，由可能性变为现实。
按当时国内计划对外贸易体制出口，出口企业只能得到 25％的外汇留成，还 要交给地方政府一半，而经过经济特区出口，则可以享受全部外汇留成；特 区自用建筑材料可以免关税进口，实际上大量免税品经特区流入内地。于是， 特区利用优惠政策，成为国家的转口贸易中心，出现了商业繁荣和房地产繁
荣。
　　这种特区从国际输入通货膨胀，再向内地转移的货币机制，在 80 年代， 起到了联系国内外经济机制，促进特区发展，促进全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积 极作用，对于内地的经济，也是促进的。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则应取消这 种优惠。
通道之二：进口狂潮。 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控制不住进口，特别是高档
消费品的进口。无论国家是多么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无论民族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