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智慧之光


　　与军阀打交道，别出心裁○“友好的狡诈”○斗胆冒险抢运货物出 口，财源滚滚来○都说大鱼吃小鱼，这回小鱼偏偏吃掉了一条大鱼○不 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两件事情“妙不可言”


　　在南京，蒋介石登上了中国最高的权力宝座，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的内忧外患远远没有结束。
　　富饶的四川仍是军阀们的天下，军阀们最热衷的自然是争夺地盘，旷日 持久的混战似乎没有尽头。一直到 1933 年红军入川，刘文辉、刘湘叔侄间的 争战才被迫停止。粗略一算，四川的军阀混战，竟绵延长达 15 年之久。战争 状态下的商人怎样应付这些军阀，是商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如果处理不好， 那么，生意很难做下去。
　　古青记的整个发展时期，都是在军阀混战和统治下进行的。上两代留给 古耕虞的律条是，对任何握有枪杆子的人都不偏不倚。他称之为“家庭教育”。 当年古绥之经营同茂丰字号时，业务遍及全省，有的地方属于这个军阀， 有的地方属于那个军阀，他要做生意，不可能不同军阀们打交道，但又不能 同他们太密切，尤其是不能与他们合伙做生意。那时的旧中国字号，有吸收 客户存款的惯例。但古绥之坚决不接纳军阀们的存款，以免他们一旦吃了败
仗下台后，连累自己的产业被当作“敌产”。
　　古耕虞说：“商人有个处世哲学，那就是‘见菩萨就烧香’。而古家更 有一个高招。叫做‘捧红更捧黑’。”
他解释说，菩萨“红”时，你去烧香叩头，他不在乎，因为向他烧香叩
头的人有的是。但他一旦“黑”了，吃了败仗，到处避难时，你去对这类黑 菩萨烧香，会一下子打动他。说不定几个月后，他时来运转，交了好运，能 忘记你吗？你花的是小钱，占的是大便宜。这便是“捧红更捧黑”的高妙之 处。
古耕虞执掌古青记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仍然不与军阀合
伙做生意，但军阀们想做生意时，他却主动帮助他们多赚钱。 军阀们割据一方，暂时不打仗时，也抽空子做做生意，做的又大都是山
货生意，因为那时候，实在没有别的什么生意好做。
　　春节过后，军阀们在自己的防区收购诸鬃，而他们不懂市场规律，往往 货一到手，不问价格就出售。古耕虞对他们说：“各位老总，这个时期货多， 国际国内的鬃价一般是下跌的；到了冬季缺货时，价格才又回涨。这是猪鬃 市场的规律。我劝各位，等下半年鬃价上涨了再卖给我吧，可得好价钱。如 果各位急需钱用，可以用猪鬃作抵押向我借款。”
　　军阀们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纷纷说古老板够朋友，我们的猪鬃从今 以后都卖给古青记得了。
　　就这样，凡是与古耕虞打过交道的军阀，其防区的猪鬃便成了他的囊中 之物。他给他们一点好处，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既讨好了这些权势人物， 又垄断了他们的猪鬃，这种本小利厚的生意做多了，焉能不发财？
　　一次，他的妻兄问他：“你每年都收购那么多的猪鬃，照理应该向银行 钱庄借很多钱，但为什么付的利息那么少？”
他笑着说：“我借的都是军阀们为我存的无息贷款。”

他与军阀打交道的精明劲儿，可说是少有人能比。 要想达到目的，你就得多动脑子，光吸取别人的经验还不够，你得创造
自己的经验。古耕虞说。 他把前辈与军阀打交道的路数拓宽了，把这个本来很棘手的问题做得游
刃自如。智慧之光在闪烁。


　　从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批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实业 大王，从钢铁、汽车、石油到牛肉、棉花都有。他们成功地垄断了本行业， 把他们的公司办成了惊人规模的联合企业。
　　旧中国尚没有产生钢铁、汽车等等大王的土壤，所以只能产生味精大王、 火柴大王、猪鬃大王。但既然称得上大王，必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成功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极力摒弃封建商人身 上传统的痼疾，寻找先进的经营之道。
　　自从古耕虞立下在重庆乃至在全中国猪鬃同业“执牛耳”宏愿的那一刻 起，他一直矢志不移地追求。他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组织猪鬃托拉斯，他认 为，托拉斯的经营方式有很多优越之处。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抗战期间，在重庆，有人知道他和共产党里大名 鼎鼎的周恩来有过接触，就问他：“你有社会主义思想吗？”
他摇摇头说：“我没有。我有的是福特思想。”
　　他这种回答可能出于机智，因为国民党的人在虎视眈眈监视着一切倾向 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但也可能是实话，因为他的确想成为猪鬃行业的亨利·福 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与同行进行的激烈竞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
调动各种手段，其结果是，将他的对手一个个挤出了市场。 猪鬃可能是各种山货中利润最大的一种，因此，看好猪鬃做猪鬃生意的，
大有人在。
　　李仲选是重庆恒昌字号的掌柜，恒昌字号专做猪鬃生意。本来，李仲选 与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是莫逆之交，两家的关系曾经不错。古槐青初办古青 记时，还曾有过聘请李仲选当经理的打算。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故交和父执，在生意场上也都互不相让，毫不留情。
　　古耕虞把重庆所有的经营猪鬃的字号都视为竞争对手，这是自然而然 的。作为父辈的李仲选当然也会打古耕虞的主意。因此，两家不免有一战。
1929 年到来了，这时候的古耕虞生意上日渐红火，尤其是将虎牌猪鬃直
接输美，给他带来了声誉，使他在国内同行业中显得咄咄逼人。 李仲选已不敢小瞧古耕虞。一天，他来到古青记，古耕虞以晚辈的身份
客客气气接待了他。经过一番互相摸底、各怀心思的交谈后，两人订了一份 口头“合约”。
　　他们商定，为了使两家都能收购到所需要的猪鬃，也为了不至于将价格 哄抬上去，今年的收购价格每担不得超过白银 130 两。
　　其实，他们都明白，这类约定不过是摆摆样子的，无非是一种“友好的 狡诈”而已，若真正收购起来，谁还管你合约不合约？
　　果然，猪鬃收购季节一到，双方都毫不客气地捣起了鬼，在背地里做“小 动作”。当然，方式各有不同。
古耕虞深知，谁掌握市场信息，谁就占有市场。他一闲下来就研究国外

行情，加之他懂外语，他估计这一年的国外行情看涨。于是，他吩咐手下人， 暗中以每担 144 两白银的价格收购。
　　李仲选没有这套本领，说到底他还是一种封建型的企业家，只想少花钱， 多赚钱，目光短浅。他暗地里把收购价格压到每担 120 两白银。结果，这一 年上市的猪鬃被古耕虞一抢而空，那些已经与李仲选成交的客户，也纷纷毁 约，把货转卖给古青记。
就这样，李仲选眼睁睁地被古耕虞吃掉了。 不仅仅是李仲选，在古青记开业最初的几年，重庆的不少有名的猪鬃出
口商，论历史、论财力，都远胜过古青记。盖因为他们都采用浓烈的封建式 经营方式，不去钻研国际贸易知识，不懂得经济规律，更没有像孔公司那样 的国外贸易伙伴，所以，在与古青记的激烈竞争中，很快都落败了。
也许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1932 年 1 月 28 日深夜，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队第十九路 军发动攻击，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打响。
　　由于战场处在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所以此战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巨 大。虽然在远洋航行的都是外国轮船，而且上海有所谓“中立”租界，航运 不受影响，但出口商就不同了，因为保险公司害怕轮船驶出租界的港口后， 被日军兵舰在中国所属海域拦截乃至击沉，因此，宣布不保兵险。
保险公司的这一决定对中外出口商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等于卡住了
进出口商的喉咙，使货物出不去，进不来，资金被搁置，损失不言而喻。 上海的出口因此而停顿下来。 这一时期，中国山货在国外市场的行情猛涨，而在国内的行情因无法出
口自然跌得厉害。在国内销不动，想出口又运不出去，可真害苦了那些当初
囤积山货的商人。其中尤其是羊皮，由于它太娇嫩，不像猪鬃、桐油等山货， 放在仓库里时间久些也不会变质。因此，最惶惶不可终日的是那些囤积羊皮 的山货商。
很不凑巧，战争爆发前，古耕虞刚刚收购了一大批羊皮。
　　能否将手中的羊皮销掉，关系到财力尚不雄厚的古耕虞的命运，在国内 低价销售，肯定所赔甚巨；万一销不动，烂在仓库里，岂不更糟？果真如此， 他的商业生涯势必因此而跌入低谷；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是他必须设 法把大批羊皮在战时装运出口。这样，不但能避免破产的风险，而且还可趁 国外行情猛涨的时机赚一笔大钱。
　　然而，怎样在保险公司不保兵险的情况下，把羊皮装运出口，是这个问 题的关键。如果稍有不慎，装运羊皮的轮船被日本人击沉，他古耕虞只好去 跳长江。
　　在必要的时候是否敢于冒险，对实业家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往往这种 时候最能见出一个人的胆识。古耕虞决定豁出去，冒险装船外运。
他问自己：你这样做不是太冒失了吗？ 回答是：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在冒险。但是，在国内行情大跌、国外行情
大涨的情况下，冒这个险是十分值得的。再说，货物打包、装船，一直到轮 船驶离中国海域，总共不过两个星期，我只不过冒了两星期的险，一旦成功， 获利巨大。
主意一定下来，他马上开始行动，先率几个随从乘船直奔上海。

　　中日双方在上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枪声在市区和近郊随处可闻。这 场突然而至的战争使上海的秩序大乱，街上行人不多，商店大都关了门。
　　一辆黄包车在位于上海霞飞路上的德商德昌洋行门口停住，古耕虞整整 衣衫，跨进德昌洋行的大门。洋大班亲自接见了他。
　　他说明来意后，洋大班起初缄口不语。意思很明显，这时候出白货物， 风险太大。这时，他提出，不要对方按交货就付款的出口贸易惯例，而是等 装运羊皮的轮船开出上海吴淞口，两天后再付款。在此之前，如果船只被日 舰拦截或击沉，损失由古青记完全负责；两天之后，船只进入公海，不受战 事的威胁了，然后由对方付款。
　　洋大班听了，面露喜色。对于德商来说，这是件很合算的事情，既能赚 大钱又不担风险，何乐而不为？于是，双方马上达成了谅解。
　　古青记的羊皮在日本军舰和飞机的炮击、轰炸之下，大批装船出口。捏 着一把汗的古耕虞每日都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也许是上苍保佑，货船并没遇 到日舰的拦截，更没有被击沉。
　　这一次冒险，使古耕虞大大地赚了一笔。他终日紧皱的眉头，彻底松开 了。
　　反观那些谨小慎微的山货商，不是将羊皮赔本大甩卖，便是眼睁睁看着 羊皮烂在了仓库里，等淤沪战事结束的时候，很多山货商亏本倒闭了。从此 以后，直到抗战爆发前，古耕虞以其绝对优势，不仅在猪鬃生意上春风得意， 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了重庆的羊皮出口业。


自古商场如战场。 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大鱼吃小鱼是一般规律。
但有时候，小鱼也能够吃掉大鱼。
　　古耕虞这个年轻的“娃娃”生意越做越红火，靠贩卖小小的猪鬃，腰包 日渐鼓了起来，便有“大鱼”瞄上了他。
1934 年秋天，燠热消退之后，凉爽的空气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吹拂，刚刚
经过了一个酷夏的人们都觉得日子舒服了许多。 恰在这时候，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朱文熊来到了重庆。 朱文熊是来重庆“淘金”的，而且他自恃有中国最大的银行做后台，自
己又懂得国际贸易，便在重庆开了一家“合中公司”，注册资本高达 500 万
元。
　　朱文熊的合中公司打算做山货生意，不然他不会跑到重庆来，如果想做 别的生意，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哪个地方的条件也比重庆优越，唯有山 货生意，别处比不过重庆。
在重庆山货业的历史上，合中公司可算是一条最大的“鱼”了。” 合中公司开张那天，朱文熊在公司门前张灯结彩，大放鞭炮，室内鼓乐
喧天，嘉宾如云。古耕虞也应邀到场祝贺。他看到，朱文熊红光满面，趾高 气扬，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他马上意识到和此人将有一斗。尽管他从内心 鄙视这类靠后台做生意的人，但他必须面对一场挑战。
果然不出所料，朱文熊首先将古青记视为嘴边的肥肉，急欲一口吃掉。 一天下午，古青记门口响起汽车喇叭声。手下人向古耕虞禀报：“合中
公司的朱老板到！” 身着中国式长袍的古耕虞将西装革履的朱文熊迎进自己的办公室。两人

寒暄一番后，朱文熊说：“古老板，你的虎牌鬃虽在国际市场有了影响，但 古青记毕竟是一家小字号，根本没有能力做大宗的国际贸易。”
　　古耕虞点上一支茄立克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他揣摸着朱文熊的意图， 反问道：“请问朱老板，谁才有能力做国际贸易？”
　　“事情明摆着，当然是敝人的合中公司。”朱文熊踌躇满志，“我奉劝 古老板，最好将你的虎牌鬃就地全部出售给合中公司，由合中公司去和洋人 打交道。这样，古老板也好腾出精力专事国内生产。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古 老板以为如何？”
　　古耕虞又好气又好笑。这明明是强盗逻辑嘛，我辛辛苦苦创下的国外市 场，随随便便就拱手让给你，这不是开玩笑又是什么？??他强压下心头的 怒气，思忖片刻，把只吸了几口的烟摁灭，然后浅浅地一笑：“朱老板如此 关照古某，古某深表感谢。只是，合中公司财力雄厚，朱老板又是个做大买 卖的人，小小的虎牌猪鬃就不需要朱老板操心了。当然，以后还得靠朱老板 多加关照。”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朱文熊走你的阳关道，我古耕虞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谁也别干涉谁。
往下就没法再谈了，朱文熊只得悻悻而归。 目空一切的朱文熊岂肯善罢甘休？合中公司刚开张，就碰到古耕虞这么
难缠的对手，他必须想办法给姓古的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他老朱的面子往
哪儿搁？ 朱文熊还有一种考虑：如果能让古青记变得服眼贴贴了，别家的字号也
就好对付了。不论怎样，他都要拿古耕虞开刀。
　　朱文熊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先在收购猪鬃上与古青记抢货源。他连夜亲 拟收购猪鬃的告示。一时间，合中公司高价收购猪鬃的消息传遍了重庆山货 业。
古耕虞早就料到朱文熊会来这一手，其用心无非是把虎牌猪鬃挤出市
场，把他打败，然后由合中公司独占重庆的猪鬃出口业。 这是事关古青记生死存亡的大事，古耕虞预感到，这次较量必定是你死
我活，绝非往常，也许是他执掌古青记以来最严峻的一次。
　　但是，朱文熊来势汹汹，咄咄逼人，战书即下，阵势摆开，不打也得打， 不战也得战。古耕虞已没有了别的选择。
他把朱文熊这样的人称之为“江浙财阀资本”。那时，不但中国的大部
分政治权力掌握在江浙人手中，中国的金融财政也大致被江浙人所控制。 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古青记已有了相当的实力，但和朱文熊相比，
不论是后台（古耕虞最讨厌这种靠后台混世的人，他没有后台），还是财力， 仍远远不是对手。怎样才能战胜这个庞然大物？甚至将这条“大鱼”吃掉？ 尽管处于劣势，但古耕虞并不胆怯。他这个人天生不惧强手，对手越强 大，他迎战的欲望也越强烈。竞争虽然残酷，但竞争同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 乐趣，他把做生意当作战争一般，去征服对手，就像拿破仑想征服世界一样。 他也不是没有一点优势。古家经营猪鬃已有两代，眼下聚集在他手下的 技术人才较多，朱文熊初来乍到，在这方面与他相比，处于下风；另外，虎 牌猪鬃在国外市场属知名产品，货不愁销，而朱文熊的产品商标还没出台呢。 他当然明白，如果将朱文熊这条“大鱼”吃掉，其余的对手自然都不在
话下。为了以后，他也得鼓起勇气干！

他有信心让自己成为一条凶猛的鲨鱼，击败那个貌似强大的对手。 进入冬季以后，上市的猪鬃渐渐增多。古青记与合中公司的斗争也逐渐
白热化。古耕虞采取了巧妙的办法与朱文熊竞争。 你合中公司不是想大量吃进猪鬃吗？那好，古耕虞就利用对手急于进货
的心理，先暗中支使手下人将一些小厂委托他加工的次货，全部卖给朱文熊。 然后，他亲自下到洗房，监督猪鬃的加工过程，刻意提高虎牌猪鬃的质量。 朱文熊收购了几千箱猪鬃，而那些猪鬃大都是次货，他手下又没有富有
经验的技术人员指导、把关，祸根不知不觉间就种下了。 有意思的是，朱文熊想借虎牌商标的光，给自己的货物定名“飞虎”牌。
用现在的说法，朱文熊多少有点盗冒商标的嫌疑。 长江之上，波浪涌动，鸥影飘飘，帆船点点。随着一阵汽笛的嘶鸣，合
中公司的几千箱“飞虎”牌猪鬃乘船踏上了出口异域的旅程。这些货物先运 到上海，然后再转道伦敦，交售给英国鬃商。
　　与此同时，近年已经不大和英商打交道的古耕虞特意组织了一批质量上 乘的猪鬃，发往伦敦。古耕虞迎风站在江边，头上的礼帽压得很低，冷风掀 起他中国式长袍的下摆，看上去他像一幅纸上的剪影。他将只吸了几口的茄 立克香烟狠狠甩出去，想道，你姓朱的不是想比试一下嘛，那好，咱们英国 见??
两上月后，“虎”与“飞虎”同时出现在伦敦的市场。古耕虞故意把他
的货物价格压低。英国人把两家的货物一比较，即刻发现一个物美价廉，一 个质次价高。于是，买进“飞虎”的英国鬃商连呼上当，纷纷要求退货赔款， 甚至闹到了中国驻英公使馆。胜利已经向古耕虞招手。
朱文熊这才觉出事情的严重，只好求国民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从中交
涉。英国商人毫不让步。按照英国法律，买卖双方发生争势，先由公会仲裁， 然后交法院执行。真是冤家路窄，仲裁人恰好是虎牌鬃在伦敦的代理商克罗 克斯。朱文熊了解到这一情况，自知凶多吉少，更是大惊失色。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请古耕虞出面，打通仲裁人克罗克斯的关节，与
其退货，不如赔款，可以少受损失。因为赔款数额有限，退货则损失极大。 朱文熊实在没想到刚刚和古耕虞交上手，他就败下阵来。让他这个堂堂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拥有 500 万巨资的合中公司的大老板，去求 一个尚不足 30 岁的毛孩子，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但是，不去求他，明摆着没
有别的路好走。
也真难为了朱文熊。 思前想后，朱文熊决定请张公权的弟弟张禹九一同出面拜访古耕虞，两
人一块向古耕虞求情。 古耕虞笑容满面地接待了两个心事重重的商战对手。张禹九说，朱老板
在伦敦碰上了麻烦，事到如今，大家都是中国人，务请古先生从中斡旋，不 胜感激之至。
　　一直佯装不知前因后果的古耕虞听后，一副初闻此事的样子，面露惊愕， 深表同情。说到打通关节，他一再表示事情有些难办，英国商人最讲信用， 最恨以次充好、骗瞒作假之事；况且按照国际惯例，此类事也很难通融。
　　朱文熊脸上挂不住，青一块紫一块。无奈，他只得一退到底，主动提出， 自己愿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为条件，求古耕虞出面调解，以期达到赔款而 不是退货的目的。
　　
　　很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古耕虞已经大获全胜。他不喜欢把事情做绝， 来客的面子总要给一点。于是，他答应先给克罗克斯先生发个电报，试试看。
他出面调停的结果是，英国人答应接受朱文熊的赔款。 不久，朱文熊摘下刚刚挂上半年的合中公司的牌子，从此在重庆销声匿
迹。
生意场上历来的惯例是，大鱼吃小鱼，这回小鱼偏偏吃掉了大鱼。 古耕虞靠他出色的运筹，痛痛快快地吃掉了一条来势凶猛的大鱼。自此
以后，他所向披靡，一直到抗战爆发，别人都无力与他较量。


　　最多的时候，重庆鬃商有几十家，到 1935 年前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 大鱼的结果，除古青记外，只剩下鼎瑞、祥记、和祥三家，而且这三家眼看 也难以为继。
　　这时，古耕虞与他们达成了协议，由古青记经营重庆出口猪鬃的 70%， 其余的 30%，由这三家分享。其中和祥字号，由古耕虞出资维持，他亲兼经 理，实际留下的只有鼎瑞、祥记两家。
　　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将他们统统吃光，而是他有意保留之。其用意之深， 见识之远，思维之圆熟，手段之高明，不由你不感叹——
他说：“我必须留有余地，否则会成为同业的冤家，说我古耕虞把别人
的饭碗都抢光了；更重要的，这三家能够留到那时而没有倒闭，其中必有人 才。我一定要把这些人才留住。如果统统吃光，这三家的人才就会散伙。万 一日后有个三长两短，或者有预料不到的变故，没有帮手，靠古青记一家， 本事再大也支撑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局面。”
四川的猪鬃出口业已经是他的一统天下了。
生意人大都有自己的信条。当然，信条不止一个。 古耕虞常爱引用四川生意人的一句老话：“人情送匹马，买卖不让针。”
其意为，当别人陷于困难之时，你不妨在人情上“送匹马”；而在生意上，
须要“不让针”，不能让出哪怕“一根针”。因为有时你如果不送“马”， 很可能连一根“针”也捞不回来。
他进而总结说：“不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
　　再听听他的解释：“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如何使自己能获 得最大的收益。但无论怎样算来算去，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 亏本，算得他亏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 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 会变成荒谬。你到处叫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 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仔细想想，这话也适用于为人处世。 无独有偶，火柴大王、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的刘鸿生也曾说过：“你
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刘鸿生又说： “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仍是无独有偶，有位曾担任过驻外大使的美国人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在
美国发现许多企业主之所以失败、破产，不是因为他们不精明，而是他们太 精明，精明过了头，最后出人意料遭致失败。
有人对此总结说，中国商人的这种信条源自于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凡事留有余地，不逼人陷入绝境。 古耕虞的成功，很多地方便得益于他对这个信条的实践和运用。 有一年，一家牌号叫天元亨的中间商，去川北收购了一批羊皮，价格为
每担一百五六十元。谁知运输途中天降大雨，好端端的 100 多担（合一万多 张）羊皮遭到水浸，运至重庆时每担最多只能作价二三十元。天元亨面临破 产。
　　天元亨收购羊皮的本钱，原为古耕虞放的帐。他一看这阵势，知道不妙， 如果不想个高明的办法，天元亨怕是在劫难逃；自己的放款也难收回。
　　忧心如焚的天元亨掌柜来找他想办法。他合计了一下，如果一看对方亏 了本，就马上逼债或是打官司，那么，天元亨只好宣告破产，老掌柜甚至要 上吊。思索再三，他对眼里挂着泪珠的老掌柜说：“这样吧，我继续放帐给 你，而且数额比上次还要多得多，你马上再去川北，多收购上等羊皮，然后 卖给我。”
　　天元亨老掌柜亲自带人去川北，很快收购了八九百担羊皮，运抵重庆。 古耕虞将总共 10 万多张羊皮全部买下，以八九成好羊皮搭配一二成水渍羊 皮，发运上海出售。如此一来，天元亨不但没有破产，反而赚了一笔钱。
　　这件事，令重庆山货帮的同行们称道不已，他们认为此举“妙不可言”。 而古耕虞这样解释说：“那次，我为什么要继续放帐给天元亨呢？第一， 如果我看着他亏本，那么，除非我同他打官司，否则上次放的帐就收不回来 了；第二，天元亨是富有收购门路和经验的，‘天有不测风云’，羊皮遭到 水渍，并非他的过错，如果我不救他，不仅会白白丢掉一笔帐款，而且会白 白丢掉一个有本事的往来户。从长远看，这个损失可能比烂帐更大；第三， 光是水渍羊皮是没有人要的，但如果在 10 万多张好羊皮中，夹着一万多张水 渍羊皮，只要价钱适当，买主是乐意要的。我这样做，天元亨不但得救，而 且发了一笔小财，我自己不仅收回了欠帐，而且取得了一位今后会替古青记
奔走效命、尽忠的大将。”
　　另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与一家叫天德封的洗房有关。天德封洗房专 门加工猪鬃，与古青记来往频繁。有一年，赶上鬃价大跌，每担竟跌至 500 元，天德封欠了古青记一万多元，而且无力偿还。这家洗房也是有门路有经 验的往来户，古耕虞不肯为了一万多元轻易抛弃它，也不希望它破产。于是， 他把天德封洗房的老板找来，开门见山地说：“猪鬃行情是看涨的。趁现在 价低，我再放帐给你，你马上购进 1000 担生鬃，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可照现 在行情每担提高 100 元，以 620 元的价钱买进。”
　　天德封的掌柜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方才进古家的门时，他心里七 上八下，战战兢兢，以为古耕虞会逼债。他万万没有想到，古耕虞没向他逼 债，反而主动放帐给他，并愿意出这样高的价钱收购猪鬃。在他眼里，年轻 的古老板有着生意人身上极少有的侠肝义胆。
　　于是，天德封的掌柜激动地握住古耕虞的手，十分坦诚地说：“说老实 话，除非赖帐，我是还不出欠你的钱的。但现在你救了我。按你的办法，我 算了算，这样我不但能还清你的债，而且还能赚一些钱。”
　　事实上，占耕虞是在用自己的钱，来还别人欠自己的债。但他认为，这 种人情送得值。一是在别人最危难的时候，他表现出侠客风度，送上“一匹 马”，救人于水火之中，被救之人肯定从内心里感激他，日后自然会成为替 他效命的往来户；二是他已判断出，猪鬃行情会看涨，他无非在涨价之前多
　　
购进一批猪鬃，同时还可巧妙地收回不这样做就难以收回的债权。他所得到 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在古耕虞漫长的商业旅途上，应该说他是比较顺利的，少有大起大落。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的智慧。他是一个以智取胜的儒商。他把智慧变成商 业技巧，危机时能逢凶化吉，顺利时几乎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有名的“猪鬃大王”也就应运而生。

第 5 章 功在抗战


　　战端一开，商人乱了手脚；语惊四座，古老板的建议引起最高当局 重视○小小猪鬃被列为战略物资 A 类，美国人更清楚它的价值○他是否 发的国难财，众说纷纭○周恩来说他“有功于抗战”

时光进入 1937 年炎热的夏天，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刻，每一个有
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献出生 命。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大举向上海进攻，将战火烧到了蒋介石政权的 统治中心。抗战史上著名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
　　自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的大小报纸用大量篇幅刊登各地战况。古耕虞 以他一贯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敏感，密切注视着战争进展，以便调整经营方针。 淞沪之战打响前的 8 月 11 日，后来被誉为中国船运大王的卢作孚的民生 轮船公司，有一艘装有古青记出口猪鬃的船只从重庆抵达上海后，突然接到 总经理卢作孚的命令，令该船不等卸货，就原船启锭返航。而这只船原定在
上海卸货之后，还要装运棉纱回重庆的。
　　古耕虞得知这个消息，心头猛地一震。他预料到上海方面可能要出事。 他知道卢作孚对南京的消息很灵通，若不是有重大变故，卢作孚不会甘 受这种无谓的损失。其实，华北战事已进行了一月有余，许多人都已预感到，
日本人会在上海方面动手。
　　就像当年“一·二八”淞沪之战那样，中日双方若在上海开战，进出口 商必定大受影响。
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古耕虞召集重庆仅剩的鼎瑞、祥记、和洋三家鬃
商开会，紧急磋商对策。他认为，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所施放的这个信息， 预示着战火很快将烧到上海和长江流域，长江航运可能中断。重庆的出口商 是靠长江吃饭的，如此一来，业务将被迫停顿。
这天夜里，与会者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他们决定，抢在上海方向开战之
前，那三家的货物，集中交给古耕虞，连夜装箱、装船、取得提单，向中国 银行结汇。所得到的款项，先付清三家字号吸收的存款（旧式字号吸收的存 款，大都是亲友的，有的甚至是孤儿寡母的）；欠银行的暂时不付。同时， 他们还约定，如果战争真的打响，长江水路运输中断，三家字号的货，今后 仍全部交给古耕虞处理。
　　越是危急时刻，古耕虞越是冷静。他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慌，即使长 江运输中断了，还可有陆路出口，把货运到香港或越南海防，我可以设法在 香港或海防出售，再付钱给各位。总之，必须一切听候我处理。”
　　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打了十余年的交道后，人们已习惯把他当成主心 骨，习惯于在关键时刻听他的吩咐。
　　他又说：“我还有个条件，你们三家字号的班底，也得集中起来，听我 调遣。有的人可能要去香港，有的可能要去昆明、海防。”
　　这一切，都是淞沪大战爆发前两天古耕虞采取的紧急措施，他不仅为自 己，也为几家同行减少了损失。
　　
　　果然，两天之后，淞沪会战打响。又过了两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 布封锁江阴。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线被迫全部中断。
　　战端一开，尚未闻到硝烟味的重庆已乱得不成样子了。银行关门，商人 停市，进口货价格猛涨，出口货价格急剧下降，人心惶惺，不可终日，抢购 风随即席卷整个山城。战争几乎将所有的秩序都打乱了。
　　此时，国民政府已在重庆设立了委员长行营，深受蒋介石器重的贺国光 坐镇行营，担任行营副主任兼代理主任。
　　对于重庆市面上出现的混乱，贺国光感到忧虑。为了稳定处于大后方的 重镇重庆，贺国光指令行营主管经济工作的厅长叶元龙召集工商界人士研究 对策，限令 20 日开市，并决定暂时限制向银行提款，但由中央、中国、交通、 农民四家银行拨一笔贷款发放。
　　8 月 15 日那天，重庆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齐聚重庆行营会议大厅。主持会 议的厅长叶元龙将行营的上述决定宣布之后，提请大家发言。
　　会议气氛严肃而紧张，与会者忧心忡忡，满面戚容。可以看出，骤然而 至的变故已使大多数商人乱了阵脚。
　　轮到 32 岁的古耕虞发言了，他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遍会场，清了清嗓 子，讲了如下一段话：


　　敌人还在上海，重庆就乱了，这是个什么问题？抗日战争是长 期的，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沿海、沿江很可能都被敌军占领，那 时中国说不上还有海，还有江。出口停顿，政府没有外汇向外国购 买军火，抗战的军火从哪里来？出口商的货物运不出去，要四行的 贷款又有何用？


　　此时，与会者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谁还有心思听别人讲些什么？但古耕 虞的话却很快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他接着说，他赞成马上开市，并表示山货帮不需要四行贷款，由他一个
人包下来。在众人嗡嗡的议论声中，他抬高嗓门，大声说：


　　我有 200 万元在中国银行。山货帮要出售货物，可以统统卖给 我，我是唯一的买主，保证不再跌价（此时猪鬃已由每担 900 元狂 跌到 380 元）。但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海关登陆。海关是管海的，战争期间中国已经没有海了，
应该从陆上来管出口。只要出口不中断，人心就能比较稳定。 第二，由行营下令按战时法令征用一部分新卡车，华西公司就
有 20 辆（胡子昂当时是该公司的总经理），再拨一部分公路局的 车辆，组成车队，运送出口物资。目前，出口还可经由粤汉铁路， 但要预防粤汉路也会中断，要利用重庆——昆明间的军用公路。这 条公路原是用来打共产党的，现在没有内战了，应该作为由昆明出 口到海防的通道。
　　第三，恢复出口商与国外的通讯，要求军事机关不要扣留和检 查我们的密码电报。

古耕虞侃侃而谈，语惊四座，闻者为之动容。与会者谁也没有想到，这

个年纪轻，资历浅的古青记少掌柜能在危难关头，从利于抗战，利于经商出 发，从容地提出如此有份量的看法和建议。于是，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 起来，众人一致叫好，拍手拥护。
　　他并非即兴发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提出上述建议的。他似乎天生 就具备闻乱不惊、沉着冷静的个人素质。这几天来，他一直在思索，作为商 人，应该怎样应付战争局面；而且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商人，怎样在国家民 族极其危急的时刻，为抗战尽一份力。
　　散会时，他正要往外走，叶元龙厅长叫住他，说：“古老板，你刚才讲 得很好。但你所提的要求，我无法在会上答复你。那三条建议，都是有关战 时法令的，只有蒋委员长才能决定。我打算先请示一下贺主任。明天，我陪 你去见见他，你当面同他讲讲，由他定夺。”
第二天，古耕虞准时来到行营，由叶元龙陪同去见贺国光。 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贺国光，其权力等于清朝的四川省总督，是代表皇上 的。我见了他，照样说了一遍。他点了头。很快，军事委员会通知 了重庆行营，由行营下令“海关登陆”，出口商品可经由粤汉铁路 从陆路输出，并且限“令到执行”，不得有误，否则以军法论处； 还命令南京财政部和总税务司补办手续。同时，决定成立四川省贸 易局，由叶元龙任局长，何北衡、吴晋航为副局长。华西公司的 20 辆卡车也全部征用了，但公路局只拨了三辆。征用汽车的车款由古 青记以预付运费的方式垫付，这实际上是使古青记取得了运输权。
这件事情的发生，再一次显露了古耕虞出色的胆识和过人的商业头脑。 蒋介石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与优势日军浴血鏖战，战局呈胶着状
态。此时，重庆的出口物资，还可先由长江水运至汉口，转由粤汉铁路陆运
出口到香港。精明的古耕虞已经意识到粤汉铁路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他决定 先向滇越铁路作试探性的装运，以便粤汉路中断后不至于影响出口。
征来的卡车马上派上了用场，这些军车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装
运部分猪鬃由重庆直奔昆明。古耕虞没忘记随车派去两名法语翻译，以便与 统治越南的法国当局交涉。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试车很快就成功了。
此举不仅使他的名声在重庆工商界如日中天，而且从此以后，军政界也
对他不敢小视。他把似乎不大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从大的角度来说，在抗战之初，为稳定重庆市面和人心，他立了一功；
而且由于他的努力，为国家换回了一笔笔宝贵的外汇，当说功在国家。 从中的角度来说，他帮了重庆山货业的忙。战端一开，出口货行情狂跌，
银行又限制提款，如果他不出面收购猪鬃，同行们会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 从小的角度来说，他个人得到了很大好处。他以每担 380 元低价收购了 重庆的全部猪鬃，而此时国外的猪鬃行情恰恰与国内相反，涨到了令人咂舌
的程度，利润极高。换句话说，抗战一开始他就发了大财。 有位了解他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说五年前‘一·二八’
时，他在保险公司不保兵险的情况下，冒险输出大批羊皮而狠狠赚了一笔， 是他胆识的表现，那么，抗战开始时他的胆识就不是‘一·二八’时可同日

而语的了。这是一个爱国的、精明的，能在大动荡时期立即抓住机会，既能 安定市面和人心，有功抗战，又能使自己发大财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的胆 识。”
　　他算不算发国难财？可能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本来，赚钱是资 本家第一位的需要，不想发财的资本家怕是世间少有，但他的行动间接上又 为国家换回了战时急需的外汇，当算有功于抗战。
于家于国，都有好处，像这样的资本家，应当说是很不简单了。


也许到这个时候，我们该叙述一下战争时期猪鬃的用途了。 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从猪身上拔下来做刷子用的毛，很难将它与
战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 争相联系。
　　猪鬃的天然属性是用它制作刷子，不易卷曲、缠绕、折断，油漆时挥洒 自如，而且能耐高温。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油漆业都离不开刷子，和平时 期建筑工业最需要它，而到了战争时期，军事工业中，从油漆兵舰、飞机及 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大炮的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它。
由此可见，小小猪鬃身系太平。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猪鬃连同鸭毛（因为轻暖可作飞行员的服装或士
兵用的睡袋）列入战略物资 A 类，猪鬃的价值与军火一样。鸭毛份量很轻，
一吨鸭毛可以派很大用场，且世界各国都有，所以并不特别紧缺。猪鬃就不 同了，全世界唯有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同盟国要想给他们的武器刷上 油漆，不至于让那些军火裸露着铁体钢身上前线，主要得依靠中国的诸鬃供 应。
抗战以前，中国有 70%的出口猪鬃运往美国，其余的 30%运往伦敦。古耕
虞的古青记是美国最大的猪鬃供应商。从 1937 年夏季开始，日军封锁了中国 沿海地区，美国市场上马上就发生了鬃荒。
一份权威的资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即颁布了《M51
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 3 英寸长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三军军 需，民间（主要是油漆业）只能使用混合毛刷（其中猪鬃用料，限 55%）， 其余管制，制造混合毛刷也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证明。由此，美国制刷厂的 产量大减，许多制刷厂被迫用旧刷翻新，勉强维持生产。
从纽约鬃价上涨的幅度亦可看出美国鬃荒的严重程度。以重庆 27 号鬃为
例，1937 年前每磅平均价格是一美元，1939 年涨到 1.5 美元，1940 年为两 美元，1941 年为 2.5 美元，到了 1945 年，每磅暴涨到 6 美元。这还是官价， 市场价格更是惊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山姆大叔虽表面上同情中国抗战，但背地里仍源 源不断地供应日本侵略中国所需要的石油、钢铁、废铁等战略物资，日本也 在中国沦陷区搜刮包括猪鬃在内的具有军用价值的山货，向美国交换这些物 资。美国的这种多少带点卑劣行径的对日交易一直持续到 1941 年秋季。
　　同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以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偷袭了珍珠港，美国 对日宣战。此时，不仅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完全与世隔绝，而且不久包括滇 缅路、滇越路在内的陆上交通，也相继被断绝，只有新开辟的中印航线，可 以使美国飞机把驻华美军的军需品和援华物资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 和宜宾。
　　
　　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航线，美国飞机飞越海拔 1.5 万多英尺的喜马拉雅 驼峰，这个高度要比通常的飞行高度高出一倍，而且往往会遇到狂暴的气流， 使飞机破裂。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起先是把军火或军需品运至中国后， 飞机空飞返回印度。后来由于美国急需猪鬃，美国政府决定运送军火的飞机 回返时捎运猪鬃，由著名的陈纳德第 14 航空队负责运输。
　　如果不是猪鬃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美国人是不会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 换取中国猪鬃的。而且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美国要得到的猪鬃只有靠 中国西南、西北诸省了。
古耕虞这段时间几乎成了中国唯一的猪鬃出口商。 抗战之初，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美桐油借款协定”，又与英国签订
了“中英借款协定”，还与苏联签订了“易货协定”。中国急需大量军火， 但外汇紧缺，怎么办呢？只好用自己传统的出口物资，包括茶叶、桐油、猪 鬃、生丝等作价偿还，这叫“易货偿债”。其中桐油主要向美国输出，后来 由于日军的封锁，对外运输路线几近断绝，改输猪鬃为主。抗战期间，周恩 来在重庆时最初关心桐油，数次接见桐油大王李义斋，后转而关心猪鬃，有 意同古耕虞来往，皆出于这种原因。
古耕虞与中共领袖周恩来的接触，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1939 年，美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 美，中国政府同意了。但是，苏联和英国都急需猪鬃，美国人的狮子大开口 令英、苏两国眼红，为了分配中国猪鬃，这三国派出人员，在华盛顿成立了 一个猪鬃分配专门机构，“利益均沾”，事情才算了结。
古青记出口的猪鬃成了各同盟国的抢手货，这也是古耕虞最初没有想到
的。
　　珍珠港事件后，美日两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厮杀最激烈的关口，美国政府 派出的一名特使来到重庆。这位特使的主要任务是同中国方面就“易货偿债” 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值得一提的是，特使动身离美之前，即已通过美国驻 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要求在重庆会见大名鼎鼎的古青记者板古耕
虞。
　　出面同美国特使进行谈判的，是代表官方的复兴商业公司。此公司与古 耕虞素有芥蒂，他们不希望古耕虞参与谈判，但美国特使点名要古耕虞参加， 他们只得作罢。谈判伊始，那位特使先申明，他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要
3—6 英寸的长鬃一万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
应。
　　尽管谈判中谈妥了价格、运输等条件，但美国特使担心中国政府说话不 算数，又另约了古耕虞等几个有名望的大商人，在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的 公馆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待古耕虞等人点了头，美国特使才放心地 离去。
　　这位美国特使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小小的猪鬃》。为此，他 获得了一枚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此时的古耕虞，已经是一位在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他在战争状态下的胆识、远见和手腕令人不由不佩服。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常常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时光。他感慨道：“全世界
反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期间，从当时中国经济力量来说，我们能 在经济上向世界人民作出贡献的，就是这么一些东西了！”

周恩来与他见面时，也曾多次夸奖他“为抗战立了功”。
　　1937 年 10 月间，中日两军在上海外围的争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双方 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尽管国民党军以英勇的牺牲暂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 但谁都清楚，日军攻占上海，而后直逼南京不过是时间问题。
　　11 月 16 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20 日发表迁都宣言并开始移驻重 庆。昔日有些冷寂的重庆突然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长江上的大小轮船终日发出刺耳的嘶鸣，达官贵人们开始出没于一些公共场 所。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的重庆在世人心目中一下子抬高了自己的身价。 重庆的商人们自然也都感到庆幸——既然重庆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那 么它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在商业中心作生意，正是商人们所求之不
得的。
　　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旧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同时他还 是影响很大的江浙财阀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他的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强了对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统治。 经济方面·军委会下设资源委员会（后改隶经济部）和贸易调整委员会（后 改称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由陈光甫任主任委员），作为控制中国出口 商品的官方机构。
早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陈光甫便奉命赴川，调查大后方的出口情
况。他有一个重要的调查对象，就是古青记。 陈光甫不愧是一个金融行家，他来到重庆不久，即已搞清了古青记的经
营情况、资金和国外关系，甚至连古青记的来往帐目都搞得一清二楚。一天，
他派秘书找到古耕虞，说他很希望和古老板谈谈，并说能否清古氏夫妇为他 办一次“家宴”，边吃边谈，还说明客人只有他一个，没有别人，菜他要自 己点，而且指定要喝“杂酒”（四川的一种土酒，用一根细竹筒插在酒坛里 吸吮）。
对于陈光甫的这个故作亲切的要求，古耕虞感到有些意外。但他无法拒
绝。他知道陈光甫是代表官方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此人前来赴宴，绝不仅 仅是一般的“谈谈”，而是另有深意。他想到，也许陈光甫的目的是想进一 步调查古青记的经营情况，讲些“私房话”，他并不担心这些，他光明正大 地做生意，压根不想隐瞒什么。于是，他痛痛快快答应了。
陈光甫如期而至。席间，陈光甫侃侃而谈，古耕虞认真倾听。
　　陈光甫说：“古先生当然清楚，抗战时期，川、云、贵是大后方，是国 家赖以存在的基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些未处沦陷区的人民和工 商界人士，已算是极大地幸运了。希望古先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哪怕冒破 产的风险，也要为抗战做出贡献。”
陈光甫的话当然很有道理，古耕虞频频点头。 “如果古先生真的如此，”陈光甫又说，“我可以报告蒋委员长，战后
不会亏待古先生的。” 这便是陈光甫开出的空头支票了。要蒋委员长“恩惠”于他，他从来不
曾想过。听到这里，他不置可否地一笑。 “家宴”进行得还算愉快，陈光甫一边喝着“杂酒”，一边和古氏夫妇
聊天。他和古夫人攀谈一阵，又转向古耕虞，仿佛无意间想起一个话题，说： “我离开上海时，到中国银行去看过贝（淞荪）先生，他对你很关心，说了 不少你的好话。噢，我忘了告诉你，许多人都在猜测，说你是贝先生的东床。”

　　古耕虞听罢大笑：“我太太娘家姓王不姓贝，她也不是苏州人啊（贝淞 荪原籍苏州）。”
　　笑过之后，古耕虞突然意识到，陈光甫此言的目的，也许是想搞清自己 与中国银行的关系究意是“公”的还是“私”的。因 1928 年之后，古青记与 中国银行一直保持着业务上的往来，古青记的大量外汇几乎全卖给了中国银 行，外界的很多人自然就猜测古耕虞和中国银行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此之前，陈光甫所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被指定为国际汇兑银 行。弄清古青记与中国银行的关系不过是“公事公办”之后，陈光甫说：“希 望古先生不要仅仅与中国银行往来，也分一些外汇给我们上海银行，可否？”
“好说，好说。”古耕虞满口答应。 送走了陈光甫，古耕虞冷静下来一想，感到陈光甫前来赴宴的用意绝不
仅止于讲那番大道理，或是来给他所在的上海储蓄银行拉点外汇生意。陈光 甫肯定还有别的打算，至于是什么打算，古耕虞尚未搞清楚。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商人，他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赚钱，一个发 不了财的商人永远谈不上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抗战之初，古耕虞抓住时机，在别的商人尚未反应过来之时，就大大地 赚了一笔，他的腰包更加鼓胀，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别人眼红，舆论也为 之哗然，指责政府控制不力，使商人借国难之机大发其财。
发国难财——这个名声可不好担当，弄不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就在陈光甫调查古青记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古耕虞所垄断的主要是猪鬃出口，至于国内的收购、加工等环节，
要靠很多中小商贩、中小洗房、中小行栈来完成。仅重庆一地，这类与猪鬃
有关的行业即达 240 多家。他们的业务实际上受古耕虞的控制，如果他不能 将猪鬃成功地外销，或是他借机将收购价格压得过低，这些中小商贩就要倒 霉。
事情明摆着，由于古耕虞垄断了猪鬃出口，更由于日军的封锁，猪鬃外
销困难很大，所以他把收购价格压得很低。 麻烦说来就来了。也许是有人幕后操纵，也许是那些中小商贩确实难以
维持生计，他们向刚刚搬来重庆不久的国民政府立法院控告古耕虞，说他垄
断了猪鬃行业，“小商不足为生”。 著名经济学家、立法院经济组长马寅初出面解决此事。马寅初认为，中
小户的利益当然应该照顾，他要古耕虞尽量提高收购价格，让他们得以维持
下去；而猪鬃能为国家换回宝贵的外汇和军用物资，美国人和英国人偏偏只 认古青记的虎牌鬃，所以，古青记这个牌子也不能倒。他要求双方都作些让 步。
在马寅初先生的调停下，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了。 然而，这场风波的出现仅仅是一个开始，围绕出口猪鬃的利益争夺而上
演的好戏，尚在后面??

第 6 章 官商斗法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上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却未必快活
○争夺猪鬃出口利润，官僚资本像饿虎扑食○“孔大少爷选美人一样选 中了猪鬃，那就得较量一下了”○铤而走险，但求绝处逢生


　　中国有一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乱世之年，树大招风，商人发 了大财，很难说是福是祸。古耕虞认为，发了财的商人，应该把那句老话倒 过来想想：“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几十年前，四川还有一句老话：“小麻烦，买块表；大麻烦，讨个小。” 古耕虞引申道：“有钱人买表、讨姨太太都会招致麻烦，何况是发财。《红 楼梦》里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穷固然不好，但在旧社会，富的也未必 快活！”
　　1938 年，是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中国军队主要在长江、 淮河和黄河流域抗击日寇。4 月，中国军队取得举世震惊的“台儿庄大捷”；
5 月，战略要地徐州失守；10 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战自此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后，重庆才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大本营”。高层人物和一些 有钱人的到来，使这个往昔闭塞的山城显得繁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引人注
目。
　　时令进入 1938 年秋季之后，“陪都”重庆仍然燠热难当。相对平静的大 后方其实并不平静。
抗战伊始，古耕虞在别的商人惊恐未定的时候，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狠发了一笔财，他的口袋鼓胀多了。同时使他感到，他的事业止朝自己已定 的目标迈进。
每天早晨，他准时来到店堂，到了开饭时间，与普通职员一起吃大饼、
油条、豆浆。上午 10 点至 12 点，是他最忙的时候，有时要忙到午后一二点， 工商界在这段时间内要‘轧头寸’，他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常常饿着肚子。 闲下来吃饭时，也是职员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晚上就不同了，他一般要 赴宴会，到处应酬。
他把在企业与职工一同吃大饼、油条的做法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后来
他对此解释说：“我们古家有条‘家规’，也可以说有个‘家教’，东家在 字号吃饭，必须与职工同吃，决不另外开饭，以示‘与士卒同甘苦’，收买 人心的。至于我晚上回家吃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你都看不见了。”
　　经历战争初期的紧张之后，人们已对战时的生活慢慢习惯了。但古青记 正面临比较剧烈的转变，而古耕虞尚未完全察觉。


　　军委会下属的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调查完古青记的全部情况后， 代表官方召集重庆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开会。与会者除陈光甫外，有四川省建 设厅长何北衡、重庆市山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石荣廷、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 理徐广迟，以及古青记者板古耕虞等人。
　　陈光甫提出，鉴于目前的抗战形势、猪鬃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猪鬃业的 经营规模及发展前景，有必要成立一家以经营猪鬃为主的畜产公司，统一管 理猪鬃出口事宜，为国家换回更多的外汇，支援抗战。
听完陈光甫的开场白，古耕虞一时搞不明白将要落在自己头上的，究竟

是福还是祸，也许二者皆而有之吧。他不由想起数月前陈光甫亲赴“家宴” 的情形。此举表明官方已准备插手猪鬃出口事宜。他最初的预感开始应验了。 就在这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四川畜产贸易股份公司，由古耕虞
任公司筹备主任，公司正式成立后再任总经理。 陈光甫微笑着望向古耕虞，说：“此次会议主要与猪鬃有关，与古青记
有关，不知古老板有何感想？” 古耕虞目光扫视了一遍与会者，用平静的语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
对抗战有利，我古耕虞没有意见，愿尽力做好公司成立事宜。” 按照此次会议定下的方针，实际上，四川畜产公司仍是古青记，古青记
仍是四川畜产公司。“川畜”不过是古青记在国内的一块新招牌而已，而在 各口岸与外国人往来时，仍称“古青记父子公司”，因为重庆猪鬃的出口， 需要保持虎牌商标和古青记多年来在国际市场所创下的声誉，在国际市场 上，四川畜产公司这块新招牌是无法代替古青记的。
　　据说，在境外不改招牌是中国银行的主意。而且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新 中国成立之初。盖因为虎牌猪鬃的声誉所致。
　　其实，在国内将古青记改称四川畜产公司，古耕虞这段时间的心情非常 复杂、微妙。联想到父亲和他艰难创业的过程，好不容易才让古青记在国内 和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而今却要改换门庭，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之情。 说实在的，他不喜欢四川畜产公司这块招牌，认为它“官气”重。他也
不在乎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这个带有“官味”的头衔。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商业生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点，因为它毕 竟标志着古氏家族三代相传的这家封建性的旧式字号，已转变为一家股份公 司，成为一家新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他个人也由一个独资的旧式字号的掌 柜，变为一家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个中滋味，他一时怕也说不上是苦是甜。 比头衔更重要的，是他须竭力防止官方趁机插手古青记的业务。经过十 余年的惨淡经营，古青记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利润高得惊人，在 这时候，他绝不甘心官方染指。但他同时也深知，在战时经济体制下，自己 再想像以前那样，从容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已不大可能，他能做到的，只是
尽量保住自己的“地盘”，少丢失一点是一点。
　　然而，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交通命脉完全掌握在军事委员会手中，没 有官方出面，没有他们的批文，他将寸步难行，别说大批出口，怕是一根鬃 毛也运不出去。因此，他必须在国内忍痛牺牲掉古青记这块招牌，来向官方 换取出口许可和运输工具，以求维持出口。
　　那段时间，古耕虞沉默了，话比平时少了许多，经常一个人呆在屋里冥 思苦想。他在琢磨，怎样才能避免官方过多的染指，尽可能地保持古青记的 独立经营，保住古氏家族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
　　终于，他想出了一条十分巧妙的计策，既可暂时避免官方插手，又能利 用官方。这条计策便是，不接受官方投资，而是由四川山货业同行业投资。 这样做，他有把握取得四川地方势力特别是重庆山货帮的同情和支持，因为 就整个川帮而言，他们也不希望官方过多插手。
　　他将这份提议报给了陈光甫。精明过人的陈光甫一眼就看透了他的用 意，所幸陈光甫是个豁达之人，也许是同为生意人，猩猩惜猩猩的缘故，陈 光甫居然同意了他的提议。
四川畜产公司的股份定为法币 50 万元（按当时的汇率合 16 万美元）。

古耕虞的建议一提出，股份很快就认足了。其实，这 50 万元资本，主要是他 本人的，所谓“全行业投资”，别人所占的份额很少。
　　接下来，谁来当公司的董事长，又成了一个难题。古耕虞声明，他是当 经理做买卖的，干这一行他熟悉，干董事长就不行了。他说：“如果当董事 长，那就得应付上上下下的关系，已不仅是做买卖了，我不长于应付，所以 我不能当。但我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当董事长，请他帮助公司在政治上调和各 种矛盾，应付官场和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
　　古耕虞不想当，别人却眼馋得不行。譬如，国民党实力派中，就有人想 干。“川畜”是一棵摇钱树，明摆着，谁都想来借机捞一把。
　　为了照顾四川人的利益和情绪，善于调解矛盾的陈光甫不同意国民党内 的某些人物担任“川畜”董事长，他坚持“川畜”的董事长非由四川人担当 不可。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请出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军需处长周克铭当了 董事长。不久，周克铭病故，又请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亲信吴晋航 继任。
　　直到建国以后，“川畜”改为国营企业为止，在这个较长的时间里，吴 晋航一直担任“川畜”的董事长。古耕虞对这个董事长还算比较满意。
　　古耕虞费尽心思，试图保持“川畜”的独立自主，期避官方干涉。但好 景不长，那些争夺猪鬃出口生意的达官显贵很快就朝他扑来了??


　　1938 年，即四川畜产公司成立那年，在旧中国“四大家族”中占其一的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此时，控制中国传统出口物资的贸易委员会已隶属于财政部。
　　早在抗战之前，官方的金融机构，就有所谓“四行”（指中央、中国、 交通、农民四家银行）、“两局”（指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 库”指中央合作金库）之称。中央信托局的常务理事，是孔祥熙大儿子孔令 侃，人称“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古耕虞同官方斗法的第一个对手，不是别人，偏偏是威风
八面、几乎没人敢碰的皇亲国戚孔令侃。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许多年后，古耕虞回忆说：“要是一开场，我碰到的对手就是贸易委员
会或后来垄断对外贸易的富华公司，我是不会动手的。要知道那是抗战时期，
军事委员会已经下了动员令，像猪鬃那样的战略物资，我想继续垄断，不让 官方统制，那是会被‘军法从事’的。但当时中央信托局并不掌管猪鬃，而 孔大少爷却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那就得较量一下了。”
　　古耕虞敢于出手较量，缘于孔大少蛮横无理，仗势欺人，而且手伸得太 长，他实在是出于无奈。否则，他是不会去碰孔大少的，也没必要惹这类人。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粤汉铁路随
即中断，滇缅公路作为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唯一通道，显得更为重要了。 翌年春，鉴于陆路运输任务加大，需要更多的车辆，蒋介石亲自指令专
管滇缅公路的西南运输处，负责收购 6000 至 8000 箱猪鬃，和美国人交换卡 车。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此人是宋子文的弟弟）得了蒋的指令，携副处 长卢作孚去找当时尚经营着对外贸易的中央信托局。孔令侃虽非该局总管， 仅为这个局的常务理事，但中央信托局基本上是他说了算。
　　因为是蒋介石的命令，孔令侃不敢违抗，马上答应了宋子良和卢作孚， 收购猪鬃的一切事宜由他办理。
　　
　　大少爷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派人四处收购猪鬃。但是，他们在市面上 只收购到少量的猪鬃，根本无法完成蒋介石限定的数额。
　　孔令侃心中有数，想要猪鬃不能不找古耕虞。他命人在市面上收购，不 过是做做样子的。其实，他早就眼红古耕虞和他的猪鬃出口生意了，只是机 会未到，不便下手，如今有了委员长的指令，他可以折腾一下古耕虞了，最 好是把后者的活儿全揽过来，由中央信托局获取出口猪鬃的巨额利润。
　　经过一番谋划之后，孔令侃开始动手。一天，他令中央信托局副局长盛 升颐打电话，约古耕虞第二天上午到交通银行他的办公室谈话。
　　盛升颐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财神”盛宣怀的第七个儿子，人称“盛 老七”。盛老七当时还兼任孔祥熙官邸秘书处的处长，古耕虞叫他“孔家总 管”。
在古耕虞和孔令侃斗法的过程中，盛老七充当了主要配角。 自中央信托局随国民政府一同迁来重庆后，古耕虞就对孔令侃有所戒
备。只因他掌握着对外贸易的大权，不好得罪。此时，古耕虞已得知西南运 输处要猪鬃的事情。接到盛老七的电话后，古耕虞预感到孔大少会找他的麻 烦。
　　按照电话里约定的时间，古耕虞走进孔令侃设在交通银行的办公室。侍 者让他稍等片刻，大少爷有急事外出，一会儿就回。
古耕虞坐在门边的沙发上耐心等候。他看到孔大少的办公室富丽堂皇，
宽大的紫檀木办公桌上烟茶俱在，几部电话机静静地趴在桌上。 可就是不见主人回来。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一直等到
中午 12 点，仍不见主人回来。明明约好了来谈话，孔大少就是不露面，古耕
虞心中不悦。况且当时他正患疟疾，不停地发作，他实在支持不住，只好回 到家中。
明眼人不难看出，孔大少是有意冷落古耕虞，想先给他一个小小的下马
威。他忍受着疟疾带来的苦痛，拥被而卧，思前想后，愈发感到孔大少此举 不同寻常。
当天下午，西南运输处秘书长汪英宾突然来到古宅。汪英宾先向古耕虞
道歉，说大少爷上午确实公务繁忙，脱不开身，请古总经理不要介意。 “大少爷和盛局长此刻正在上清寺孔公馆等候古先生，请古先生务必光
临。”汪英宾最后说。
　　古耕虞微微一笑。孔大少玩的这套把戏，他一眼就洞穿了——先打个电 话约自己到办公室谈话，却故意冷落；紧接着派要员登门面邀，而且是请他 到孔祥熙的公馆，先据后恭，暗藏阴谋，变“冷落”为“热待”，擒纵之后， 想必以为他会俯首听命，乖乖就范。可他偏不信这个邪！
　　他想，你孔大少倚仗老子的权势可以随意摆弄别人，岂不知我古耕虞不 畏权势，也有大少爷脾气。他坐在藤椅上一动未动，冷冷地、直截了当地对 汪英宾说：“我发了疟疾，出不了门。孔大少、盛总管都是惹不起的人，我 敬谢了！”
　　汪英宾悻悻而去。可以想见，满以为古耕虞会束手就范的孔大少肯定感 到震怒。他要报复古耕虞，已不在话下。
　　对于即将招致的报复，古耕虞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次日一大早，他就去 找西南运输处副处长卢作孚。此时，卢作孚还是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因 陈光甫出国，卢暂时代理陈的职务。
　　
　　一进门，顾不上寒暄，古耕虞就对卢作孚说：“我们政府是怎么回事？ 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这两家都是当权人，自己与自 己调拨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你们两家都来找我要，我不好办啊！”
　　卢作孚说：“你有所不知，这样大的数量，贸易委员会拿不出来；而委 员长批的东西，又非办不可。”
　　“既然如此，”古耕虞说，“那也得由你和财政部次长徐堪出面商量。” 他这话的潜台词是，这件事应由西南运输处委托贸易委员会来办，而且 最好由四川人和四川人商量，孔令侃最好别插手。孔大少若插手，事情可能
办糟。
　　当时，除古耕虞手头有猪鬃外，美丰银行的康心如兄弟也囤积了大批猪 鬃。康氏兄弟是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康心如还是重庆市参议会的参仪长，孔 大少还不敢过分去碰他们。
　　古耕虞向卢作孚建议道：“由你和财政部徐次长出面，四川人和四川人 商量，事情就好办了。不妨请康氏兄弟在囤货中出售两三千箱，不足之数由 我凑，缺多少我凑多少。不过，我提醒你，要想让康氏兄弟往外拿猪鬃，须 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政府的收购价得高于市价 10%，他们囤积猪鬃当然是为 了涨价，不提高收购价格，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为了及时落实蒋介石的指令，卢作罕接受了古耕虞的建议，西南运输处
也接受了康氏兄弟要求提高价格收购猪鬃的条件。于是，贸易委员会很快与 康、古两家签订了协议。
古耕虞抢先一步，帮助政府完成了这批猪鬃的收购任务，而且把中央信
托局和孔令侃甩到了一边。这样，孔令侃即便想抓他“违抗蒋介石指令”、 “妨碍抗战”等冠冕堂皇的大罪名，也找不到把柄了。
受到冷落的孔令侃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古耕虞分析说：“这件事情我得罪了孔大少爷，估计他禀告了他的父亲 孔祥熙，也许还禀告了蒋介石，于是就有了 1939 年 9 月由行政院核准公布的
《全国猪鬃统销办法》。”
　　这个统销办法规定，全国所有各色猪鬃的收购、运销，均由中央信托局 统一办理；诸鬃行业自行收购的猪鬃，均须售与中央信托局，不得自行报运 出口。同时，经营猪鬃的商行号栈，囤积黑鬃至多不得超过 100 担，白鬃至 多不得超过 10 担，囤积时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如有超过，由中央信托局强行 收买；如有走私、居奇操纵者，依法处理。
表面上，这个统销办法在抗战时期冠冕堂皇，无可非议；实际上，行政
院长孔祥熙等于赋予了儿子一把尚方宝剑，孔令侃有了法定的权力。他们的 矛头无疑主要指向当时已垄断猪鬃出口的古耕虞。
　　孔令侃立即拿四川畜产公司“开刀”。他授意中信局重庆分局，以哄抬 价格为名强行取消了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签订的协议。然后，中信局决 定依照“规定”，强制收买猪鬃。他们还特别申明，今后“川畜”经营猪鬃， 须有中央情托局委托，否则不准经营。
　　问题越来越严重。当古耕虞按照规定，派人去中信局申请接受委托时， 局方却不予批准；甚至他的公司从各地收购的猪鬃，想运回重庆，局方也不 发给运输证。投有运输证，各地的经济检查队（实际是个特务机关）就可以 随意扣留、没收。
照此下去，古耕虞已经动弹不得。毫无疑问，孔令侃想置“川畜”于死

地。
　　偏偏这个关口，“川畜”内部又出了问题——古耕虞的堂兄、公司襄理、 并且兼任重庆慈幼院附设的一家特约猪鬃加工厂厂长的古今佛，突然来向他 辞职。
　　如果古今佛仅仅是辞职不干倒也罢了，这家伙却要另外组织公司，而且 还悄悄拉“川畜”的某些人参加。事情很明显，古今佛的后台老板是孔大少。 孔大少打算让古今佛粉墨登场来取代古耕虞，从而彻底粉碎古耕虞和他的四 川畜产公司！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古耕虞最担心内部出乱子，他的这位堂兄恰恰在 背后给了他一刀！不由令他恨得咬牙切齿。
　　翻翻自己这位堂兄的简历，古耕虞随即释然了——古今佛曾经参加过共 产党，“四·一二”事变后还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回重 庆，后被捕叛变，摇身一变成了复兴社的特务。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背叛自 己，去给孔大少当一名走狗，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古今佛的背叛当然也给了古耕虞一个教训，那就是对那些意志不坚定、 品质恶劣的人，今后坚决不用。
　　形势十分严峻，此时的古耕虞已经是四面楚歌。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最 困难的一段时光。来自孔大少一方的巨大压力、古今佛等手下人的背叛、疾 病的折磨??古耕虞快要被拖垮了。
他给助手们交待了注意事项，然后回家闭门谢客，一个人呆在书房里，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停地踱步，反复权衡利害得失，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方 案。
在自己的事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办？向孔令侃屈服吗？他想，如果
自己真的俯首称臣，乖乖将好不容易创下的大好局面拱手交给孔令侃，那么， 自己过去所有的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泡影！不行，这条路行不通！
要么和孔大少斗到底，拼个鱼死网破？
　　他又想，一个生意人，一个有骨气的生意人，就决不能指望洋人、官僚 们发善心，只有靠自己。当然，和孔令侃这样的人斗法，要冒极大的风险， 因为他面前的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目前中国最强大的一股 势力！斗争下去的结果，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失败者，但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 能，绝处缝生的希望也是存在的??
经过反复权衡后，古耕虞决定铤而走险，与孔大少决一胜负。他告诫自
己，一不能向厄运低头，二不能怨天尤人。相反，他还要反击，要击败孔令 侃的挑战，使自己走出困境，继续发展古氏家族的事业??


认准了目标，他开始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一步，他首先想方设法巩固公司内部的团结，防止后院再起火。 “川畜”会议室里，公司的高级职员都到齐了。很多人都在闷头抽烟，
房子里烟雾腾腾。几乎无人说话，大家在等待古耕虞的到来。 不知什么时候，古耕虞在几个亲信的陪同下，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会议
室。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定，抽出一支茄立克高级香烟，用打火机点着，徐 徐吸了一口。然后，他抬起头来，目光从每一个与会者的脸上掠过。屋子里 静极了，连人们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少顷，古耕虞清了清嗓子，用低沉的语气说：“各位，不用我说大家都

知道，孔大少对我们‘川畜’动手了。我不想隐瞒什么，眼下形势的确严峻， 我们被人吃掉的危险性非常之大。然而，我还要告诉各位，尽管处境险恶， 但我古耕虞自信能够绝处逢生！??”
　　总经理的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以及高昂的斗志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话音未落，不少人站起来说：“古老板，我们跟着你，和龟儿子干到底！??” “谢谢，谢谢。”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当然，我也不勉强 大家，有不愿跟我干的，可以走，只要走后别跟我作对，我们以后还是朋友。”
“古老板，放心吧，我们坚决跟你走，决不背叛古青记??” “那好，我再谢谢各位。”他似乎被众人的真情感动了，猛地将手中未
吸几口的香烟掐灭，尔后站起身来，抬高嗓门说，“愿意跟我干，我当然高 兴。但是，既然你们决定留下来，就得真心实意为‘川畜’出力，断不能脚 踏两只船，更不能像古今佛那样，认贼作父，成为‘川畜’的叛徒。我丑话 先说在前头，以后不论谁，只要与古今佛接头，一律开除??”
　　提起古今佛，他又说：“这个人过去当过共产党而成了共产党的叛徒， 后来进了‘川畜’，又成了‘川畜’，的叛徒。他当特务也许是内行，但做 猪鬃生意却是外行。他是公司的襄理，但并不了解公司的内部事务。孔大少 爷以为他姓古就可以代替我古耕虞，这是认错了人，只要公司的人特别是那 些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不被他拉过去，古今佛是不足为虑的。”
最后，与会者用签字画押的形式，一致表示拥护古耕虞，准备进行长期
斗争，与‘川畜’同生死，共患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仅仅巩固了内部，不作反击的话，仍然是束手待毙。古耕虞决定，对孔
令侃和他魔爪下的中央信托局实行强有力的反击。
　　早在 1938 年春天，古青记改称四川畜产公司之前，古耕虞曾在汉口、重 庆、昆明三地先后购进了一万四五千箱猪鬃。他抢在粤汉铁路中断前将这些 货运至香港，放在了仓库里。这是他的一笔重要家底。
但是，由于中国猪鬃过去出口时从来不经陆运，仓促间改由铁路运输，
结果弄得乱七八糟。到港以后，因当地缺乏经营猪鬃的专业商人，更没有技 术人员，“川畜”设在香港的办事机构人手太少，暂时没有能力整理这么一 大批猪鬃，只好先一古脑儿堆在怡和洋行的仓库里。
后来，古耕虞只好亲自带上 20 多个懂外贸的职员和技术工人，昼夜兼程
赶往香港，重新开箱、加工，才把这批货整理出来，等待出售。 恰恰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美国和欧洲的鬃价，因战时供应紧张，直线
飞升。粗粗一算，这批货竟然价值 500 多万美元！
　　他将这批货在香港卖出后，考虑到官方结汇价定得太低，而且他担心如 果结汇成法币，会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决定不结汇，不转帐。这等于 没有卖出去，公司帐面上看到的只是成本价。
此事不仅孔令侃无从知晓，公司里也只有他的几个亲信知道。 不久，就发生了他和孔令侃的官商斗法。 如今，这笔巨额外汇成了他反击孔大少的重磅炸弹。他感到，眼下正是
动用这笔钱的最佳时机。于是，他秘密通知香港方面，先汇进 200 万港元， 用于应付国内的业务，其余款项听候他的指令再动。
　　诸事安排妥当之后，他要求贸易委员会履行前约，按最初的协议收购那 批被中央信托局强行取消的猪鬃交易。贸易委员会不敢得罪孔令侃，当然不 便收购。
　　
　　紧接着，他又上书贸易委员会的上司财政部，要求财政部督促贸易委员 会履约。他这一招，实际是巧妙地向孔祥熙告了其子孔令侃的毁约之状。
　　他回忆说：“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协议是经贸易委员会签过字的， 这样一来，使孔氏父子都感到为难，在蒋介石和宋子文面前都不好交代，同 时，还可借此博得财政部和贸易委员会的人对我的同情，先杀了孔大少爷的 威风。”
　　到这个关口上，他才使出了最要紧的一招：突然命令“川畜”驻香港的 分公司，通知中央信托局在港总局和分局，宣布“川畜”停止在香港的营业， 准备结束在港的一切业务活动。
　　中央信托局驻香港总局的负责人接到“川畜”的这个通知后，大吃一惊。 他们当然清楚，古耕虞这一着等于宣布虎牌猪鬃停止输美。没有了这只“红 色的老虎”，怕是同盟国都会感到吃惊和不解。此刻，即使其他鬃商想接替 “川畜”出口猪鬃，美国鬃商估计也不会接纳。
　　古耕虞自信地说：“不论你孔大少爷手中有多少古今佛，也不论你在国 内把全部猪鬃都收购了，但你的威风只能在国内，一出国门，你就没有威风 了。美国进口商相信的是‘虎牌’，要的是古青记的猪鬃，人家才不在乎什 么空（孔）大少、实大少呢！”
香港中信局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急忙派了一个叫屈用中的人赶到重庆，
向孔令侃、徐堪、卢作孚等人疏通，希望他们履行贸易委员会和古耕虞签订 的协议，息事宁人。对于古耕虞，屈用中更是低声下气，务求“川畜”驻港 机构照常营业，以免影响香港中信局的正常业务，引起美方不快。
孔令侃对屈用中的请求不予理睬，他自信古耕虞会在他强大的压力下束
手就范。你想停业，受损失的肯定是你自己嘛，关我什么事？ 古耕虞则稳坐钓鱼台。他的态度明摆着：香港“川蓄”停业实出无奈，
责任并不在他。有那宗巨额外汇垫底，他有勇气奉陪到底。
　　屈用中疏通过程中，徐堪和卢作孚倒是答应给孔令侃写封信，希望他作 些让步。信的抬头称孔令侃为“令侃仁兄”。而他们二人和孔祥熙是同一辈 人，按说应该是孔令侃的父执，称其为仁兄，实在是不伦不类。
古耕虞看到了那封信。他对徐、卢二人说：“这个抬头应该称作‘世弟’，
最迁就也只能称作‘世兄’。” 徐、卢二人被古耕虞的认真劲儿逗乐了。他们提醒说，孔大少爷脾气大，
称他为仁兄，就算我们降格相从，目的无非是为了了结你和他的纷争。而你
却要改作世弟，叫他不高兴，说明你也是个大少爷，脾气也大，今后应该把 脾气改一改，变得委婉些嘛。
　　屈用中离渝回港时，古耕虞去机场送他。站在机场草坪上，屈用中忿忿 地对古耕虞说：“倘若孔大少爷一意孤行，我一定挂冠而去。”
　　然而，两三个月过去了，孔令侃并未因众人的努力而有所让步。“川畜” 自然继续“罢工”。香港中信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又派一个姓麦的局长 飞赴重庆，向孔令侃陈述香港中信局由于“川畜”停业而陷入无业务可做的 困境，并引起同盟国鬃商的诘问，请示是否关门。
　　其实。孔令侃授意古今佛组织的那家公司，根本在国内收购不到猪鬃， 更不用说外销了。西南运输处禀承蒋介石指令三天两头找中央信托局要猪 鬃，已经拖了这么久仍未完成，孔令侃终于顶不住了。
1940 年 2 月 19 日，孔祥熙任院长的行政院重新核准、公布了修正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