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完全操纵在一个人手中。曾作为天才 的战局计划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的发源地，对很多人来说、大本营甚至在战 争形势恶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德国军队心怀坚定信念的可靠支柱。 但它最终也没有使大家——国防军和人民——免遭战败的厄运。甚至到今 天，在当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营”，都似乎要冒一点风险。
　　德国公众的这种义愤，当时和现在主要是针对身为“国防军最高司令” 的希特勒个人的。然而，在大本营总参谋部身居高位的那位军官，也应承担 部分责任，但仅仅是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而且还因为他的经历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如果当时的条令对职 责作了另一种规定，明确指出不包括高级总参谋部军官的所谓“共同责任”； 如果那些年里，公正和邪恶对德国大本营的最高指挥只是偶尔发生影响；如 果战后同盟国法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进行了完全相反的判决，那么， 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责了。因为被置于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不承认，上司们的可怕的命运之力从他身边掠过的时候，都不会不留 下痕迹的。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和愿望，作者还是欣然命笔。这
也是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个人的一点义务。正是由于那些站在第一线的高 级军官们残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战后对德国大本营及其国防军统帅部的本 质和作用，作只言片语的描述。
但是，该书的这一特殊目的，不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促使作者写书
的动机，恰恰是想进一步澄清各种事件，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朽中，对软弱和失职没有进行指摘；同样，也没有将成绩和功劳作为辩解的 资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个军官都不可能有独立作出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 由。对这一点，该书比战后任何一本著作都进行了更清楚的描述。这种状况， 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其下属的总参谋部军官们——作者 也在此列——之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据作者多次观察，每一位来大 本营听报告和作汇报的前线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缚和压 力。在这方面对国防军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进行“辩解”，已不属于事实范 畴。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应留给历史去评说。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写作的源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部回忆录多处提
到一大批原国防军的军官，其中几位仍在今天德国军队里担任要职。对本书 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实和考证。此外，部分迄今尚未发表的命令和 文件；公务日记和个人日记；引自备忘录和其他战后著作的可告见证；希特 勒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对本朽都是一种充实和佐证。当作者 1960 年夏动笔 之前，就已经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资料。依靠这样的资料，作者就不必专 门去澄清“传闻”中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去校正大量“报道”中关于德国大 本营的不实之词。有些不属于军事范畴的无关大局的或与此有关的事，部不 在本书考虑之内。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德国军语的习惯用法，本书使用的“大本 营”一词，是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在其他地方 则指领率机构的驻地。
瓦利蒙特

于泰根湖畔的 罗塔赫—埃根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瓦尔特·瓦利蒙特臼 1938 年 9 月，在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 谋部（即总参谋部）任国防处长，1939 年 9 月升任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直
至 1944 年 9 月因病离职。此间，山少将逐级晋升为炮兵上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关键几年中，瓦利蒙特在希特勒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直接领 导下，组织拟制厂大量指令和作战行动计划，参加了希特勒召集的每日军事 会议，被多次派往前线巡视。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并引证大量已经或尚未发表的国防军统帅部战时日 志、私人日记、由希特勒签署的指令、作战命令，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 谈话记录等宝贵资料，重点介绍了德国国防军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活动。该书对于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领率机构由组成到崩溃 的全过程，德国几次重大战局决断和作战计划的出笼经过，以及希特勒与其 将领们的复杂关系，是一本难得的书；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中译本删去了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当页注释、附录及人名索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90 年 3 月

出版说明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关怀和支 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有代表性的外国军事著作，供全军学习、 研究、借鉴之用。这批外国军事著作，包括有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辞 书，军事历史、军队建设以及外国法典、条令等，有些著作在国外是有一定 影响的。这时比图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并照顾到不同 层次读者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请读者注意 鉴别。
　　这批外国军事著作，从现在起陆续出版。对选题和译文方面的问题，希 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出版社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第一部 基 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 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 1939 年 9 月 1 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 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 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①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
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 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多：德军越过波 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 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 谋部拟制的“第 1 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 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 在我耳边回响。
　　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 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
第二天、凯特尔②告诉瓦利蒙特——自 1938 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
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 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 任参谋民的约德尔少将①？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
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 月 3 日，
“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 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 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 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②。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 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 日子里。

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 1933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 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 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 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 1935 年 3 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
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 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 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 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
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
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 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 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 个新的执掌
附图一

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 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 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 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 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 统一指挥，自 1934 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 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
　　
理任务的“局”①。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
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 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 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 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 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 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 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 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 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 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 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 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 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 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 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 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 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 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 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 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
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 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 1937 年的唯一一 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 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
路，同时——自 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 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 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 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 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 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 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
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 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 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 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 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 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
于 1937 年 11 月 5 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 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 12 月 13 日作的一次报告 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 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 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

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 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 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 2 月 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 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 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①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
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 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 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 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 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②，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
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 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 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 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 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 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 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①于 1938 年 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
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 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 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 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 “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 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 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 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 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 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 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 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 给以解决，但直到 1938 年 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 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 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 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 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 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 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 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 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 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 “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
　　
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 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 “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 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①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
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 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 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 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 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 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 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 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①。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
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 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 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 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 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 1938 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 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 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 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 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 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 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 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①的消
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 3 月 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 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 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 3 月 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 已在希特勒那里。“10 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 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 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 5 个 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 月 11 日国防军统帅部 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 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 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 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 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 1938 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 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 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
　　
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 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 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 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 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 企图，直至 1938 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 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 1938 年 9 月 9 日夜直至次日 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 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 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 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 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 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 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 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 9 月 12 日一次讲话中谈 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 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 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 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 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
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
下的过错。这与 1914 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
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 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 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①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
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 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②
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
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 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 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 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 6 至
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 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 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 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 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 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
　　
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 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 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 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 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 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 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 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 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 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 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 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①的意
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 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 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 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 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 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 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 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 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 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
于 1939 年 10 月 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 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 泡影。
　　1939 年 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 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 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 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 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 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 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 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 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 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 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 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 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 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
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 需长①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
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
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 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 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 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 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 4 月 3 日将文件下发 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 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 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 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 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 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 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
　　
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 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 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 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 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 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 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 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 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 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 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 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 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 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 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 1939 年 5 月 23 日举 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 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 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 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 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 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 “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 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 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 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 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 月 23 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 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 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 5 月 22 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 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 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 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 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 1939 年 3、4 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 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 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 5 月 23 日的会议上，希特 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 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
——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
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①尽管作者当时
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 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 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 场新的“鲜花战争”②，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 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
—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 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 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 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 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 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 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 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 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
　　
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 1939 年夏季，根据 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 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 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 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 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 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 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 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 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 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 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 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 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 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 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 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①。这份大事年表
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
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 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 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 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 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 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 “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 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 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
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 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 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 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 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 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 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 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 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 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 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 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 8 月 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 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 8 月 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 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 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
　　
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 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 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 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 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 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 8 月 26 日至 31 日之 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 9 月 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 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 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 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 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 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 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 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 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 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 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 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 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
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 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 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 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 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①的第一句话却是：
“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 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 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 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 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 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 50 公里处的措森 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 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 9 月 1 日，没有考虑 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 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 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 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 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 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 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 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
　　
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 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 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 9 月 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 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 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 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 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 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 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 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 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 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 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 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①
　　
第二章 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 年 8 月 31 日由柏林发出的“第 1 号指令”和 9 月 3 日的“第 2 号 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 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 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 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 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 年国防军 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 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 1 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 成。8 月 31 日 0 时 30 分，即最后期限前 14 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 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 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 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 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 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 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 2 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
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 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 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 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 1、2 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
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 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 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 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 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 1939 年 5 月 2 日“关键性会商” 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 在它于 1939 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 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 班子，而不是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部，才能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部的 全面合作，从而为这种“演习”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意见。但是这没有希特勒 的命令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当西方列强的政治领导违反一切担保居然站在 波兰一边时，最高统帅既没有给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给陆、海、空三军总司 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针，以应付超出第 2 号指令范围而出现的新情况。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出，在他全部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缺乏高瞻远瞩，统盘筹划，缺 少一根贯穿全部活动的红线。
　　仓促开赴前线；脱离自己的参谋部和三军总司令；以及工作条件残缺不 全的“元首专列”——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心血来潮的工 作方式。凯特尔在纽伦堡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元首专列停在格罗斯—波恩（波莫瑞）。我们由此出发，昼夜兼程，第二 天休息，第三天继续前进，奔赴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在这些地方，元首应邀作了 形势报告，也与陆军总司令碰了几次头??对作战指挥问题??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记 得的只有两次??。在其他时候，他只限于与陆军总司令交换意见和谈话，有时也提出 一些建议，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对作战拥有更大指挥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在整个战局期间，没有同希特勒 或凯特尔、约德尔以及陆军联络官冯·福尔曼上校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好象 作战指挥在他手里胜若任何人①。
　　在对波兰作战的第一个月，迅速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以及由于法国在西 线采取静观战略而出现的“奇迹”，使德国临时组建大本营的工作能力井未 受到更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满足于那种曾在 9 月初在总理府举行的没有固 定形式的“形势讨论会”。这种讨论会的依据是每日两次由柏林首脑机构和 国防处发出的三军报告。会上，希特勒坐在他的“卫作车厢”内，夸夸其谈， 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连每天的
《国防军通讯》也是由新闻宣传处起草，由约德尔在“元首专列”上加以修 改，最后经希特勒大删大改后发出的。在这些日子里，唯一让人深恩的是国 防军统帅部 9 月 9 日和 25 日分别发布的第 3 号指令和第 4 号指令。这两个指 令的主要内容是将多余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调向西方，并进一步加强对付英、 法的措施。两个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车上形成的，尔后，“草稿”送往国 防处，国防处受命与三军各总司令部作战处共同进行全面审查、加工和确认， 最后退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参谋长越过凯特尔，直接送呈希特勒签 字后下发。
柏林国防处的军官们决不会过度忙碌，他们只将与三军种总参谋部保持
尽可能的密切联系为已任。国防处还每天以自己的形势讨论会的形式，与留 守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其他机构互通情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国防处担负领导 职务的军官和作战日志人员外，还有谍报局联络官，经济、装备局联络宫， 国防军新闻宣传处联络官，通讯联络处联络宫，国防军运输处联络官和外交 部长联络官。对于形势报告、国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报告，通常还要举 行一次“内部讨论”。在内部讨论会上，国防处长向他的最亲密同事通报他 从上级机关所获悉的一些考虑和企图，提出完成特殊任务的方针。在波兰战 局期间，国防处长还担负一项任务，即不经常地去威廉街办公大楼，向“元 首代理人”’鲁道夫·赫斯报告战争形势。对此事还唯一留有记忆的是，在 每次简短的报告后，对方都是缄口不言，至今回忆起来还犹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还尽一切可能与他的上司们保持个人联系。出自这 个目的，他于 9 月 10 日首次从波莫瑞地区（波兰）上西里西亚的依尔瑙，“元 首专列”已到达这里。动乱的军营生活再次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与在 作者本人和公众心目中所设想的最高大本营没有一丝共同之处。尽管在波兰 的作战顺利进行，西线仍然保持宁静，但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 油然而生，尤其担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为陆军组建新的预备队。在此过程 中，希特勒以动员方式，首先加强希姆莱和达吕格①的力量，组建了一个“保
安师”，而其真正意图是想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警察。这一措施虽具有 党政性质，但仍使凯特尔感到怏怏不快，而约德尔将军有意避开这种头等棘 手的事，不发表任何意见。但这并没有改变发布必要命令时通常把他的国防

处“组织小组”撇在一边的局面；而且在陆军眼里，国防军统帅部也仍然是 最有资格的党的隶属机关。由俄国红军进攻波兰而引发的一些事情，最能说 明临时组建的大本营在形式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9 月 16 日深夜，德国驻莫 斯科大使馆武官克斯特林骑兵上将给柏林打电话通知作者，俄国军队即将越 过边界，开进波兰东部地区。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后他自己也确认，他被 德国领率机构内的关系槁得糊里糊涂，因为接电话的国防军统帅部指挥部部 长根本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他。因此，一开始，他几乎不理解电话里讲的 到底是什么，他只能保证，立即将情况上报。凯特尔和约德尔也不了解此事。 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第一次听到俄国人向西开进的消息后，惊恐地问：“进攻 谁？”在下达紧急命令之前，数小时的宝贵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俄军和德 军在波兰相向推进，当德军已越过里宾特洛甫与俄国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线
200 公里时，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9 月 17 日下午，俄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陪同下， 来到本德勒大街国防处办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机动位置和所 达到的目标。上校身着褐色制服，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听着国防处长的介 绍。然而由此却引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结局：第二天早上， 约德尔在电话里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里，斯大林在莫斯科强烈谴责了德国 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因为德国在通告了他的驻德武官后，德军仍想占 据波兰南部的德罗戈贝奇油田。斯大林认为，这违背了 8 月 23 日秘密条约中 所划定的分界线！瓦利蒙特知道德国缺少石油，但由于不知有条约一事，因 此在俄国武官面前突出强调了德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看来他要成为 德，俄不稳定的交易的第一个牺牲品了。瓦利蒙特还从约德尔那里得知，里 宾特洛甫对此事大为脑火，埋怨军事干扰了他的政策。结果他引火烧身，反 被希特勒训斥了一通。希特勒说：“如果外交官在战争中犯了错误，应当让 他永远去当兵。”此事似乎就这样完结了，至于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人们 从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吸取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防军领导之间达成真诚合作的经 验教训，尽管这两者都集希特勒于一身，外交部长也经常在他的鞍前马后①。
那个时期在纯军事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关于不久对西
方发动进攻的决定，能使人们对德国领率机构的状况获得最深刻的认识。鉴
于 1940 年春德军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人们一时认为真理在希特勒一边。 然而曾几何时，德军灾难性的失利，使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希特勒的认识，在 人们头脑中，再无法唤起当初希特勒在各军种总参谋部内宣扬胜利时所产生 的印象。早在 9 月 3 日，西方列强对德宣战时，一些旧军官就深感震惊，他 们深知 1939 年德国的军备状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准备极不充分。然 而，敌、我双方在德法边界的工事内无所行动地对峙了数周。这种状况连同 波兰的迅速覆灭，作为一种政治和军卓因素，似乎激发了西方尤其是德国国 防军的迫切愿望，即战争可能会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从而避免将中欧再 次夷为废墟，拖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之中。这种思想不足为奇。如果 上述愿望不能兑现，将在西线组织强大防御，在短时间内征集大量兵力，广 辟运输供应线，从东方输入工、农业物资，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促使西方 列强停战。陆军总参谋部已下达命令，命令陆军主力变更部署，准备实施防 御。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状况下，促使国防军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在西 线转入进攻，这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当 9 月 9 日和 9 月 12 日陆军总 司令布劳希奇应希特勒召见，在“元首专列”上单独进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

谈话中，希特勒绝没以向布劳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图②。也肯定没有哪个负
责军官考虑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讨这一重大决断，尽管这一决断的最终结 局必然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作者于 9 月 20 日第二次来到大本营时，却成 了知情人，此时大本营已从专列迁至索波特的俱乐部旅馆。凯特尔没有直截 了当地，而是利用各种暗示，心有余悸地向作者透露了这个绝对军事秘密。 即希特勒进攻西方的企图。就连他，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位唯一的“国 防军问题顾问”，也不是从希特勒那里，而是从一名副官嘴里获悉这一消息 的。凯特尔认为，事已至此，已没有可能提出异议。国防处长则果断决定， 既不找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不找再度变得缄默不语的约德尔，而是联合 陆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决断展开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义务比保护人民和 国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为重大。看来只有依靠陆军总参谋部这一 条路。因为作者曾多次与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官接触，知道冯·施蒂尔 普纳格尔将军①受他的总司令委托，正在修订一份文件，准备再一次以大量
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为依据，来陈述陆军总司令关于在西线在若干年内只能 进行防御战争的观点。
然而，通向措森②的道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③。希特勒返回柏林
后，于 9 月 27 日在新的总理府召见三军总司令——到会的还有凯特尔和作者
——通告了他的西进意图。在场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无不瞠目结舌。看样 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刚发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 4 号指令中的这句话：“在 西方??必须时刻维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 希特勒在讲完话之后，随手将写有讲话提纲的便笺投进他工作室的壁炉里烧 掉了，便笺上有他作出以决断的理由和基本作战方针。会上没有任何人对他 的讲话提出异议。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营逗留期间，还看到一些潜伏着危机的怪诞不经的事
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辆车成两路纵队由旅馆出发，向格丁根①北部的战
场开进。大本营司令隆美尔将军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希特勒安排在车队最前 方。作者不解地问隆美尔：为什么要成两路纵队行进？隆美尔回答，这个“行 车队型”是他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后采取的，因为在大批到大 本营的来访者中，有许多非军人，要显示他们的级别、身份的差别，只有采 取这种队形，这是一种最适宜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仍使隆美尔出了洋相。 当车队行驶到一条田间小路时，队形再无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车突然被一 障碍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几辆车却撇下车队，独自前行了。尽管组织这些滞 留的人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医院，以打发这段时间，但党务办公厅主任马丁·博 尔曼仍对战场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发雷霆，并对将他们的车子排在后面对隆 美尔将军痛加辱骂。隆美尔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行似乎无能为力。当作者 出来打抱不平，指责博尔曼的举止时，隆美尔却只要求能将此事报告国防军 副官长施蒙特就行了。

第二部建设时期
（1939 年 9 月—1940 年 5 月）

第一章框架


　　早在 1939 年 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 拥挤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 指挥任务。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 仅满足于制定战争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 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 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 指挥“机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 相反的是，立志要实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 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 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 办公，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 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 到“元首专列”直至 9 月 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 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 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 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 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 5 年后即 1944 年末至 1945 年初，
由国防处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 东部。这座齐根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 件均已具备。据说，庄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 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 1939 年晚秋时分开始西 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工作。因此，10 月份，临时为国防处 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 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 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办公车和运送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 的军事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 便强调指出，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 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 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 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 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 部。1940 年 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 7 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 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同一 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的工作班
　　
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它 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 被撇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 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 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 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 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 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①，于 1940 年 3 月 11 日完全准备
就绪。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 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 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 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 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 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 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 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 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 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 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 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 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 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 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 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 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 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 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 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 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 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 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 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 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 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 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 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
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 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 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 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 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 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 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 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 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 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 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 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 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 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 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 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 曾是 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 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 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 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 程中，将再度被分割①。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
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
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 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 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 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 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 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 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①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
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
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 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②，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
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 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 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 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③——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
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 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 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 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 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 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 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 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 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 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
　　
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
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 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 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 年 10
月 15 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 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 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 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 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 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 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 使瓦利蒙特早在 1939 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①，更
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 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 1943 年秋，根据希特 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 的大约 20 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 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 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 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
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 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 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 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 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 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 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 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②。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
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 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 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 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 30 年代中期， 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 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 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 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
　　
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 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 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 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 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 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 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 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 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 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 年 10 月 9 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 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①。在这个
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 “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 6 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 8 条内容， 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 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 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
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 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制定自己兵力区分和初期作战行动、计 划，即通常所说的“展开指令”，以便使海、空军尤其是空军，能据此制定 自己的详细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 说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直到 1944 年秋季，不可能对“作战”有任何“准备”
②。西方战局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陆军的“展开指令”完全是以
国防军统帅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战”构想为依据而制定的。下面这件 事情也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10 月 21 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陆军对黄色方案（西方）的观点”；两天前， 陆军总司令部已将其展开指令的复写副本由国防处转呈国防军统帅部；
　　约德尔为此次行动亲手绘制了一份草图，标出了陆军的兵力区分，也包括空军的兵 力区分。陆、空军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
希特勒仔细审阅了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凯特尔和约德尔结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尔德说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
法；
　　在经过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为一方，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长为另一方 的多次会商之后，于 10 月 29 日制定出了新的“展开指令”；
　　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补充了若干内容、以统帅部名义下达的指令，连同“作战 指导第 8 号指令”，于 1939 年 11 月 20 日下发，在整个国防军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