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作者于 1947 年写这一节初稿时的猜测是，在希特勒及其同谋者秘密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
地缘政治的估计曾使德国侵略心理乐不可支。后为里宾特洛甫于 1938 年 1 月 12 日发表的备忘录所证实， 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 年，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Docu- 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fromthe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 ），英国外交部和美 国国务院联合出版［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 年版，D 辑，i.163—164（以 下简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
① 见《概览，1938 年》，i.355—356。
② 早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希特勒同他的军事指挥官开会时，至少他已看出了英国的这一弱点。见会议记录
（霍斯巴赫备忘录），1937 年 11 月 10 日，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7—408（386—PS）；英译 文见《德国外交文件》，D 辑，i.33；《国际事务文件，1939—1946 年》
（DocumentsonInternationalAffairsl939—46），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 年版
（以下简称《文件》），i.19—20；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9—300。

但这头狮子为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承担的那一份责任，如果不是由美国的阔肩 膀挑起的话，那便不能成功地守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缅甸、马来亚以及 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也就收复不了。当时甚至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帝国不得不与之作战的侵略国 集团，恰使英帝国处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而别无其他选择，此种体会的教训 便是：除非把自己处于一种联合的或集体安全的结构中，以便将来设若发生 战争时不仅足以有效地克敌制胜，而且连最强大的潜在侵略者也不敢对之挑 战，否则帝国没有幸存的希望。③我们最 29 多只能说，英联邦成员国在这方 面发现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是坐在一条船上，也许苏联和美国不在内。还可 以说，联合王国的实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削弱了，这一影响同时却 增加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力。这两个国家在此以前主要是农业国，第二 次世界大战却大大地推动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③ 在撰写本文时，英帝国最后的靠山是在美国庇护下的西方国家自卫联盟，这一联盟是临时凑合的，以代
替联合国家组织旨在提供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

（二）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十九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 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国在 1939 年有六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 成员国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 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 均已朝此目标迈进。①在上述八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 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 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 王交战的国家——不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 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 全体成员国电部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 邦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 伴们引进交战状态，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象 1914 年出现过的那种 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 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 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 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 其他财 30 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 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 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 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 被认为是什么，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末它 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
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 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八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 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 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四个则是 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 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信天主教，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信天主 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 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 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 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 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五比二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 白种移民，①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



① 见下文，原著第 65 页以下和第 72—76 页。
① 根据 1936 年人口普查，南非白人总数为二百万零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班图人为六百五十九万六千六百八 十九人，其他人种（未具体划分）为九十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人。班图人比条顿人到达更晚一些。原先的 居民——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既非黑种人，亦非白种人，而是黄种人。

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 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 这同 1939 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 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 31 结成政 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操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 及温文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 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 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 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
离 1939 年还不到一百年。与此同时代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一锡克战争，结局 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 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 1939 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 年征服 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 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 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 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 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 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① 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 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 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
在 1939 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
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教友们把他们从穆斯林统 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 1939 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 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由一个印度教徒的 统治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象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 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表现的宽 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① 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操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②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 32 着隔阂。在 1939 年，法裔加拿大人象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 流露出一种被征服者的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 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 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
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 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 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 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



① 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 年）。——译者
① 英国议会于 1774 年通过的魁北克法令，规定使用法国民法，并保证罗马天主教教会有信仰自由。这种信 仰自由原已在 1763 年 2 月 10 日的巴黎条约获得允许。
② 责任自治政府制是 1838 年草拟的德拉姆报告（DurhamReport ）中建议的，并在埃尔金勋爵任总督期间
（1847—1854 年）实施。

的南美“ABC”共和国③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 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操英语的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操英语的和操 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 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 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 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 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操英语的加拿大 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 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①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 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 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 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 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②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 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 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 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证明为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 前奏，那末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③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 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 33“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语，而 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桨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剔是在
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 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 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 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 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 年 3 月，当德国重新 军事占领莱茵兰时，①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治领合 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 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 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订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治领对纳粹撕毁
1919—1920 年和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治领的态度在 1937 年英帝国会
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 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 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 年 1 月 25 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 院声明②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 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 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 对恶势力”而战的任何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



③ 指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译者
① 见上文，原著第 1—7 页，第 18—20 页。
② 见下文，原著第 119—123 页。
③ 关于潘迪特·尼赫鲁的观点，见下文，原著第 69—70 页。
① 见《概览，1936 年》，第 4 编（i）。
② 《泰晤士报》，1937 年 1 月 27 日。

（三）联合王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1939 年普遍存在于海外自治领、印度和缅甸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政 策具有一种共同的作用，即对联合王国为集体安全事业而坚决反对侵略并甘 冒战争风险的一切打算起了抑制作用。联合王国内部有一些为自己打算的政 治集团，它们总是倾向于绥靖而不想反对侵略者。它们在自治领的类似思潮 中正好找到了一种可喜的理 34 由，用罗斯福总统的善于表达的话来说，便是 “义不容辞”地把迫切而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交给合伙人约金斯，其冠冕堂 皇的借口则是为了要保持英联邦团结一致。
　　也许在有一点上——而且是主要的一点——1939 年联合王国的绝大多 数人民是非常真心诚意地团结一致的，不但联合王国的人民彼此之间是这 样，而且各个自治领、美国以及从法国、瑞士、低地国家一直到斯堪的纳维 亚的西北欧大陆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都是这样。此时各国人民在道德上 和社会上业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事，而被看作 是与文明生活不相容的野蛮行为。在一个依然为战神恶梦所侵扰的时代，西 欧人民同具有六千年之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断绝，这正是自俾斯麦一代人以来 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制造者所估计到的情形。如果他们自己能在这关键 性的转变时刻，成功地保持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人军国主义化，并使其余的 德国人照他们的模式军国主义化，那么德国西方诸邻国的过早的博爱化还能 不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德国掌握吗？
西欧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
面对的是德国人的此种估计，还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问题。假 定——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平总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购得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所应准备付出的代价的限度（如果还有限度的话）又应如何 规定？为了避免战争的野蛮罪恶，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 牺牲领土，而只有到了要将邻居送入狼口之际，才加以限制呢？此种行为的 准则固然有着威尔逊式的高风，但也是空前的堂吉诃德式的。或者，他们—
—即使是其中签署和批准国联盟约的那些人——是否应该遵守众所公认的现
代西方国际政治的马基雅弗里箴言：不论约束个人的道德法规是什么，一个 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总不是它的兄弟国家的守护人？
象坎宁那样，恢复“各国自顾自而让上帝照顾我们大家”那种良好的老
规矩岂不惬意。然而这句好听话不也正是“魔鬼抓最后落伍者”的国会辞令 么？而且，如果这个魔鬼被这样玩世不恭地请来，发现了那最后一名孤立无 援的落伍者可以作为他的捕食物，难道他就不会恶作剧地照样再抓那个倒数 第二名吗？用具体的现代语来说，设若联合王国乖乖地靠边站，看着它的大 陆欧洲邻 35 邦——以及它们的海外领地和附属国——走上中国和埃塞俄比 亚的道路，这时它才发现，那些侵略国家已经有了新的优越的战略地位，因 而已经有了扼杀英联邦本土的手段，那时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当一个人决定 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愿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放弃那种不是他所习惯的 利他主义时，现实主义依然是现实主义呢，还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 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 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 年 3 月 15 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

又严重的分裂。①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 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 观。自 1898—1902 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 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 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 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 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 然而，1939 年和 1899 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 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 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 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腥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 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 1939 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 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 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贩子。
　　在 1939 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 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 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 1931 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 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 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 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 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 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 36 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 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 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 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 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 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①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 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 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 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 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 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②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
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
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 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 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 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 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出现 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 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 1914 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



① 关于促使英国政策改变的 3 月 15 日事件的说明，以及对当时英国舆论的分析，均见下面一卷《概览，
1939—1946 年》。
① 见《概览，1938 年》，i.129—137。

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 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 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署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这一类不光彩 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①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 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 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 难以生存。这个前统治阶级象其他英国人民一样，37 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 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 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 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 1914 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 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由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有产阶级保持他 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有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可是，英国有产阶 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 那个恶魔得逞。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②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
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 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张伯伦明显地——而 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在物质上都是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在这一点上，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 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 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民。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 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 难，那末，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赞成维持和平的。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 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①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 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 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 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 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 1919—1920 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 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 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 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 38 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 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伯 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 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



① “毕林普上校”是漫画中人物，意为反动家伙、老顽固。——译者
① 《概览，1938 年》第 2 卷导言（第 3—9 页）对这一点作了更充分的讨论。

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 断上犯了错误，尽管十二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 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是直到 1939
年 3 月 14—15 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张伯 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象这样一个公开 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 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 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 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识见都远过于首相 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 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份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 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 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1939 年 2 月 21 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 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 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5 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 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①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 致。6 月 20 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所知晓。其事如下：
1938 年 1 月 12 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罗
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 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槁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 39 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 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艾登还没有回 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 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张伯伦特别提 到，他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 办法的一部分。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 1 月 17 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 重关切。
此时，艾登已于 1 月 15 日回到伦敦，听到了张伯伦照会的措词，感到非
常不安。他运用他的影响在内阁会议上促成向华盛顿再度发电。在 1 月 21 日的电报中，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对建议的步骤有所怀 疑），并比较详细地阐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些电报 中比较热诚的调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持”显然 不能指望从英国政府得到了。
这一事件①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显然不能）作为艾登提出辞职的原因来公



① 关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有关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以及关于下院会议记录，从而引出德里斯科尔
根据同张伯伦的谈话而写出这篇文章的事实，见《概览，1938 年》，ii.113—114。
① 这里所作的叙述系根据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SnmnnerWelles：TheTimeforDecision），纽约， 哈珀公司，1944 年版，第 66—69 页，以及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winstonS·Chnrchill:TheSecondWorldWar），第 1 卷，伦敦，卡斯尔，1948 年版，第 196—199 页；波士顿，

诸于众。但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张伯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 已无法继续留在张伯伦政府里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事先不同自己的外交大臣 磋商，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一项重大提议，这实际上是将他对其利益负有 最高责任的这个国家的命运——4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及其余人类的命运
——押在他个人自以为是地作出的对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图的胡乱猜测 上。除非能够绝对肯定希特勒是一个真正善良而信实可靠的人，才能证明当 时处于张怕伦地位的那样一位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总统的这一“重大步骤”① 泼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②这盆“冷水”有效地使罗斯福引导全体美国 人民追随他的行动陷于停顿，因为他们对当时国际现实如同张伯伦本人一样 茫无所知，而追随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便会在国际天平上把具有美国巨大潜力 的决定性砝码投入和平的一边。张伯伦方面要是作出赞同的答复，就会使“美 国的巨大力量卷人欧洲事务，不论是多么尝试性的”。③后来公布的德国会议 详细记录表明，希特勒早在 193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前夕已经作出 了决定，也就是罗斯福的建议送达张伯伦之手的两个月之前，这证明了丘吉 尔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回拒绝——因为它确是拒绝——认作是 丧失除战争外拯救世界免于暴政统治的最后一线希望。”④
　　如果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话——而不是象 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击并终于彼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样—
—那末，在这一前提下，他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辩护无疑是可以提供考虑
的。首先，希特勒所说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境外毗连地区操德语并具有德意志 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并入第三帝国，如果始终设想希特勒的目的确在于此， 而且仅止于此，只是为了这一目的的缘故，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进一步的无 耻目的的踏脚石，那未，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来，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 且，希特勒接着采取的步骤是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这虽然已 经明显违犯了各项条约义务，并已（即使根据最宽容的判断）构成破坏世界 和平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但也还有情有可原之处，其理由是：德国 由于长期和痛苦的经验，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 规取得在它看来明明是公平的待遇。①同样地，在世界裁军会议注定要失败这 一点已经明确以后，还要坚持德国应继续处于解除武装状态，这似乎也是不 合理的。②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
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 41 联邦本身就有一个以史末资将
军③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



霍顿·米夫林。韦尔斯谈到，罗斯福原来考虑在 193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向世界各国政府发
出信件，提出拟由美国邀请某些国家政府为达成一项世界性协议而共同起草若干尝试性建议，建议拟规定 指导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提出限制和裁减军备、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以及人道主义的战争等方法， 韦尔斯还说，总统的此项计划遭到他的某些最亲密的顾问的激烈反对。他们劝告总统首先要获得这样的保 证，即英国政府或法国政府不认为此项建议“同它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或业已确定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 罗斯福于 1938 年 1 月向英国政府试探他的计划时便是按这一劝告行事的。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6。
② 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 66 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8。
① 见《概览，1938 年》，ii.5。
③ 见“英帝国与世界和平”，1930 年 1 月 28 日史未资将至在查塔姆大厦的讲话，《国际事务》

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 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 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 小国必然胆小怕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实上制止侵 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 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无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 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 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 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 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 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 1935—1936 年未能 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 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 1935 年 12 月 9 日和 1936 年 6 月 10 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 月 9 日，他 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缨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 6 月 10 日，他 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①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 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 策也自有其坚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 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 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 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 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 42 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 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 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 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 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 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 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 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 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 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 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 治游戏这一事实。①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
——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 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 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InternationaIAffairs），1930 年 3 月，iX，141—153。
① 关于纳粹认为张伯伦方面没有维持实力均势的意向，见《概览，1938 年》，ii.13—14，21。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 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 1939 年 3 月 15 日为止，张 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 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 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 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 1939 年 3 月 17 日讲话 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 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 43 进行 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 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 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 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迸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 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 台德区①——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 汪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 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 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 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 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 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 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②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 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国 家已处于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 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 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 1940 年 6 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 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对英 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 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 1939 年 3 月以前 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 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 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 报复，那未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 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
1940 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垮这一点，张伯 44 伦似乎并不怎样 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




① 当然，德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开始于 1936 年 3 月 7 日的派兵重占莱茵兰，英法对这头一步的默认，就使它
们在道义上更难于对德国接着而来的行动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但在莱茵兰事变的时候，张伯伦虽然已是 当时英国政府的一名重要成员，可还没有当上首相。
② 《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5 编对此将有所论述。

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 1938 年 9 月 22—23 日戈德斯贝格会议①以后 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
1939 年 3 月 30 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②并于 194D 年 4 月 5 日，即“假 战争”的最后儿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 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 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 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 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 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 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①这时却 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 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 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 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 逻辑上讲，那似乎是，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 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 1918 年
12 月 14 日劳合·乔冶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
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 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 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 了。①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 45 然要导致加借回
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②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
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 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都从属于它吗？即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 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 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 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 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 斗士去参加竟选，并赢得了 1935 年 11 月的大选，然后又在 1935—1936 年埃 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 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 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①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 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的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 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象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 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 么？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



① 见《概览，1938 年》，ii.416—419。
② 这一点将在以后的一卷《概览，1939—1946 年》中论述。
① 《概览，1929 年》，第 59—60 页。
② 在十九世纪克里米亚战争之前，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称沙皇已武断地宣布土耳其为病人，并自封为医生。 此处自命“委任医生”或本此。——译者
① 关于这一插曲，见《概览，1935 年》，ii54—56，65—67。

择？而在这一错误的信念之下，他们是否作出了这种缺德的决定而把他们的 阶级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 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众宣扬；实非断了翅膀的公 鸡，却耷拉着翅膀示弱。在 1939 年，就象在 1914 年“克拉事件”的时候一 样，不凑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结果，诱使固执刚愎又贪得无厌的 愚蠢的德国人相信——而且是基于这一信念启衅的——英国公鸡不想打仗。 保守党人不是赞成搞军备吗？其条件是决不使用这些军备；而干涉主义者不 是赞成使用军备吗？其条件却是决不提供军备。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 荒谬地步，还能设想有侥幸图存的机会么？当然，德国人一生犯下两次同样 的错误是无可宽恕的，但在他们的无理申辩中有一点却是最动听 46 的，那便 是说英国人擅长害人艺术，他们是以假象骗人上当的老手。
　　
第三节 苏联爱德华·克兰克肖

（一）苏联政府和英法政府相互间的态度


　　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夕，苏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要之 处在于：苏俄领袖们确信这事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们还认定，这一依然未经 宣布的行动终将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动之一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苏联 政府而论，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现，那也有制造一个的必要。这就是说，苏联 政府自从在战争中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期待着战争，并准备着战争。随着世 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扩大，所需要的只是给头号侵略者安上一个名字罢了。 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为首的侵略者是德国。不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 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英法会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德国，或是一旦在德国 进攻苏联本土时，是否还能利用英法来帮忙推迟一下这个不祥日子的到来。 几乎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在希特勒调动他的作战部队行将占领捷克斯洛 伐克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断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对制止纳粹德国较感兴 趣，还是对摧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较感兴趣；因为后来的事态表明，苏联领 导人甚至在那时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作出集体意见。斯大林本人（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非比寻常地肯把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他很可能 曾经认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把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 林的地位看来虽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种惟我独尊的独裁还有所距离， 但他的发言在独裁的集体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种独裁集体颇为独特，是苏俄 对行政实践的一种特殊贡献。① 年 3 月，对英法的最终意图捉摸不定
的，决非只有俄国人；德国人对此也同样摸不清楚。事实上，英国首相和法
国总理新近的行动（特别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没有知照主要有关方面之一的 苏联），即便是从不抱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对它们的真正动机也颇费猜详。 人们满有理由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于挫败希特勒的眼前目标并不是那么 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希特勒 达成某种工作协议——不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为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俱 乐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这一假定再推进一步，并得出这样的结 论：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在一场业经策划的德国对俄国的攻击中至少保证 中立，而作为报答，希特勒将不染指西欧。②俄国人可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 即便西方大国没有表现出尊重纳粹德国的迹象在尊重布尔什维克俄国之上， 苏联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教育下，并死抱住缘由 列宁传授的马克思道德观的偏见——也会十分相信西方有这种倾向。然而西 方大国却表现了不少此种迹象；的确，它们的行为，尤其是英国的行为，自
1917 年以来就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的教条式猜疑没有错，那就是推翻共产主 义，因而也就是推翻共产主义的俄国，长期来这一直是西方大国一心想干的 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德国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猜疑， 便竭力加以利用。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希特勒总比斯大林较能博得一个英国政府的欢 心吧？尤其是张伯伦政府。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问一下，倒并非是为了 争论，而是为了要把 1939 年 3 月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



② 俄国人的这一论点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编的《外交史》（Vla-dimirPotemkin：HistoiredeladiPlomatie）
中提出来的。该书由辛尼娅·潘菲洛娃和米契尔·埃里斯托夫自俄文本译成法文，巴黎，梅迪西出版社。
1946—1947 年版，见 iii.675，685。

作一如实的透视。这里先不谈作为俄国人居住地的苏俄，在 1939 年那时内部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 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 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在赢得胜利的时 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 露无遗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订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 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 48 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 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 1949 年须 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 1939 年都是知道 的。比方说，他们在 1939 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 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 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毁灭了无数的最能干的 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 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 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 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 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 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 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 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
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 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 问，当代俄国的各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 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 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 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 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读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 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 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 视，那未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 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 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 倍。来自此种极度紧张的就是各种恐怖——突然袭击式的农民集体化、同“异 端分子”的残酷斗争、大清洗，以及同这一切密切有关的强制劳动的推行。 如果需要，最后所确认的信条，也来 49 自此种极度紧张，即共产主义的俄国 同其余的世界是根本敌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 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 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 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 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偌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 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
　　
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 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烤；相反，它倒是比以 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 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 1938 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 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 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前，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 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 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草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
—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 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 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 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①六个星期以后，到 5 月 3 日莫洛 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 被看作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 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 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 3 月 15 日前夕的情势。







































① 即任外交人民委员。

（二）苏联的政府机构


　　50 根据 1936 年 12 月 5 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①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 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朗间通过的 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 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 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 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 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 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 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 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 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 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 1934 年，八大召开于 1939 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 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①和书记处。
②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
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51 因为党决定的政 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 名左右。③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 负责几个次要的部。④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 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儿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 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 1939 年的时候是同 1934 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 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 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独裁者，不能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
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



① 斯大林在提出该宪法草案时曾经说过：“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
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所有的人享 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 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莫斯科新闻》（MoscowNews），1936 年 12 月 2 日。
① 组织局和监察委员会都是处理党内事务的机构，只是其方式不同。
② 书记处的成员是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可夫和斯大林。
③ 1939 年 3 月那时的政治局成员有：J·V·斯大林（共产党总书记）、L·M ·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 V·M ·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K·E·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M ·T·加里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A·A·安德烈耶夫（监察委员会主席）、A·A·日丹诺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主席）、A·I·米高扬（外贸人民委员）和 N·S·赫鲁晓夫。L·P·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和 N·M ·什维尔尼克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④ 既非政治局委员又非中央委员的人民委员会委日相当于英国的常务次官；象李维诺夫那样的人民委员虽 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官职是重要的，权力却不大。

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 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来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 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 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 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 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晓 晓不休。

（三）政治局的内部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11 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 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 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 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 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 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 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 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 52 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 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 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 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猛烈进攻。
　　即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 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 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 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 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 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 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这场斗争的最初结果，是在列宁于 1924 年 1 月逝世后几个月内便爆发的
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争吵（这是出于个人原因迟早总要爆发的），但更重要 的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①1930 年底，斯大林在抛弃了 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后②任命莫洛托夫为主席，作为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的指 定代言人，这时的报刊和党的记录才对调和两个极端派的斗争情况有所透 露。这两个极端之一是煽动世界革命而放弃苏联的复兴和发展。另一则是放 弃世界革命而强化苏联的力量。但从 1931 年起，这场斗争再也不公开进行 了。斗争转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从第一种也是 比较明显的意义上说，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 数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驱使在他们自己一伙人之间施展阴谋诡计，因而再 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了。从第二种也是更为有趣得多的意义上说，政府内部—
—实际上是政治局内部——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用“一致”的伪装掩盖世 人耳目的，从中唯一可以窥见苏联领导人心思的便是他们政策不断在走着 “之”字形的路线。
人们通常都认为，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则 53 主张社会主义首



① 1924 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透露了党内的斗争。数月之后，他被迫辞去国防人民委员
职务，但被授予一个次要的部长级职位。1925 年 12 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斯大 林发动攻击，由于绝大多数人拥护斯大林而被击败了。1927 年，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被撤 除政府职务，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还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概览，1927 年》，第 253—264 页）。
② 布哈林于 1928 年 11 月被驱逐出政治局，李可夫于 1930 年 12 月被驱逐出政治局。莫洛托未继李可夫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

先在一国建成。但这是最会导致误解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凡是布尔什维克 都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而且他们都懂得必须把苏联办成一家营业发达的商 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吵仅仅是这场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真正的冲突 是侧重点问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常要重复发生。每一位党中央委 员每天都会有新的思想斗争。这是一条九头蛇，一个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 大难题。分裂、争吵、阴谋，已经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为了目的问 题造成的，而是为了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因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 的分手而告结束，也没有因执政的政府于 1931 年转入长期的秘密会议而告结 束。这些争吵、分裂、阴谋继续发生着。这是必然会继续发生的，因为争论 的问题关乎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和世界革命、保 卫并巩固基地和渗入敌方阵营，都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码事。绝对的对 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容易决定遵循哪一种方针了。 事实上，他们的出难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他们被迫同时奉行两种方针，当 他们试图平衡天天出现的不协调的时候，在侧重点问题上便发生了争吵。斯 大林之所以占有优越地位，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既有极度灵活性的一面，又有 极度坚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 国局势最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单有坚定性是不够的，所以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垮台了。单有灵活性也不够，所以李可夫和加米涅夫 也垮台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帮子人，这些人较之 任何老布尔什维克（除列宁是唯一例外）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 物。但这场起初对外暴露的公开对抗斗争仍然在紧闭着的门背后继续着。在 组成苏联政府的十几个人中，时而是这位，时而是那位成了这些冲突意见的 代言人，例如对农民应该抚慰呢还是要高压这样一些国内事务，又使冲突意 见复杂化了，出此这场斗争在 1939 年 5 月 3 日以前还是苏联政策幕后的具有 爆炸性的火药。这就是说，它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还在起作用。

（四）1924 年斯大林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直到政治局放弃谋求集体安全的那 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抱这样的希望；为了求得答案，我 们就得看一下在苏联政策的两个极端所涉及的问题，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又 怎样影响着苏联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德国时所处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的最初日子是一个少数派政 54 党，人民对它怀 疑，实际上帮助实现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国群众在列 宁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的干涉并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地位 才比较稳固了，并有契卡和新红军对它严加守护。尽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 够凄凉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为之献身拯救的是一片疮痍的国上，其主要特 征是民生调蔽、经济崩溃。因此，如果列宁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 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得让人民休养生息，并恢复某种经济运转。列宁， 这位新时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闹剧性地发现，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终生事 业之间有着一个日形重大的长期末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新俄罗斯国家十 五世纪从鞑靼人手里获得解放以来就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即在一块由一个中 心难以有效控制的过于广大稻过于原始的上地上，怎样设置一个中央政府。 而那里的居民又顽固又散漫，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便无他法将他们团结在一 起。一句话，那就是怎样在不利于建立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国家。而且， 列宁的任务较之伊凡霄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艰巨，因为他得把他那个奇怪的国 家改变成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工具。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所要求 的。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愿列宁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但愿连列宁也没有充分
认识到情况的全部含义），他决定暂时让农民安静地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 然后首先争取俄国境内工商业家的合作，其次争取外部世界各国政府的合 作，以便通过贸易、工业企业和贷款等形式从他们那里取得物资援助。因此 就产生了新经济政策，①这件事使许多真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也使 他们的全世界敌人过早地高兴了一阵。从国内说，全局形势的关键在于农民 的态度。农民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刚刚摆脱了农奴状态，因 饥荒和战争而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取决于他们）之所 以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结束战争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他 们支持列宁，因为列宁答应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并且遵守诺言；可是 列宁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却让出了一大片俄 国的粮仓，至于让农民取得土地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还得 把土地归并给国家。由于打败了德国，俄国在鸟克兰的地仇已得到改善；但 和约在原来沙皇之鹰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拉脱维亚、爱沙 尼亚、立陶宛和芬兰，因而把俄国人多少世纪来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 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又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一大片操俄语的地区又让给了波兰人。这些西部土地在俄国人看来 是苏联不可分割的国土，因此收复这部分土地不能说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一 项，倒可以说是他们保卫基地方案的组成部分。由波兰人拥有这些土地，意 味着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敌对继续处于恶化状态，井成为波兰人对希特勒



① 又见下文，原著第 416—4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