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是一个非官方的和非政治性的团体，旨 在鼓励和促进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按照皇家特许状的规定，本研究所不得 就国际事务的任何方面发表意见。因此，本书所发表的见解并非研究所的见 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第一编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克利夫顿·J·蔡尔德

　　第一章 1939—1945 年的德国 第一节巩固政治权力，为战争作准备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 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 家社会党执政的头十二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 1933 年 3 月 24 日颁布的授 权法——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 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 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订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
据 1933 年 12 月 1 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纳粹党成为唯一的“国家 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 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 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 1934 年 1 月 30 日的“重建法”，中央 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 以前各州（La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 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 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 1871 年和 1919 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12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
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 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 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 人怀疑的），因此在 1933 年 10 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 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而到 1938 年 2 月 4 日以后，他干脆不让 内阁召开会议了。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 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象主要是在书面上）
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 年草 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 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 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 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 应有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 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 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 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 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象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 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 1939 年 12 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 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那个日期以后，每当有法令要公布时，委员会的成员 只不过用书面方式相互联系一下。结果是，甚至连通过“国防委员会”来管 理这一概念最后也被逐步抛弃掉了，因此在战争的年代里，德 13 国不是象一 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相当正式的政府。事实上，从 1940 年以后，德国政府 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拜占庭式的朝廷，除希特勒本人掌握的权力外，其余的实 权不是操在国家部长们手里，而是操在一小撮技术专家、官僚和纳粹党内的 “实权派”诸如施佩尔、拉默斯和博尔曼这一类人的手里。

第二节希特勒与将领们
　　希特勒是在兴登堡逝世后，根据 1934 年 8 月 1 日的那道法令接过总统兼 总理的双重职务的。理论上讲，这道法令使他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武装部队应立即宣誓对他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可是，仍有许多权 力，特别是向武装部队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防部长冯·勃洛 姆堡的手里，他在希特勒之下统率着武装部队的所有各部门（即海军、空军 和陆军）。起先，把军事方面的这种权力留给勃洛姆堡和他的国防部很合希 特勒的意思。一个原因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担任军事领袖。 同时，在 1934 年 6 月 30 日罗姆事件发生时，他也深信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
（即便仅仅作为防止党内再度发生叛乱的保障），因此他坚决站在武装部队 一方去反对冲锋队。他与陆军达成了一项默契——武装部队（第一次）参加
1934 年纽伦堡纳粹党的大会，便是这项默契的象征——只要陆军无条件地支 持重整军备和纳粹党的其他措施，纳粹党将不干涉军事事务。可是，有两个 因素损害了这项默契：一个是党卫队不断玩弄的阴谋（党卫队正在逐步排挤 冲锋队），另一个是参谋总部的有些成员和象哈默施泰因之流的较老的司令 官，对于他们的同事施莱歇将军和冯·布雷多上校于 1934 年被“清洗”的事， 仍然耿耿于怀。纳粹党与 14 陆军之间的默契总算维持了三年半，到 1938 年
2 月初突然终止了，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柏林的一个妓女结婚，玷
污了军队的名誉，因而被迫去职。 勃洛姆堡的丑闻，给了希特勒向军队下毒手的机会。党卫队早已在伺机
打击参谋总部的“铁腕人物”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现在党卫队果然捏造
了一项关于弗里奇搞同性恋爱的罪状。2 月 4 日，希特勒终于宣布弗里奇和 勃洛姆堡两人全辞职了。弗里奇由勃劳希契接任，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另行任 命一位新国防部长，而是亲自承担起“直接统率”全体武装部队的职务，同 时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去执行以前由国防部办理的例行公 事。根据勃洛姆堡的推荐，希特勒任命国防部武装部队处处长凯特尔为新的 最高统帅部长官。然而，甚至在这一阶段，希特勒仍然感到有必要全面改组 一下政府各部来掩饰他对武装部队的夺权行为。在这次改组中，外交部长 冯·牛赖特由里宾特洛甫接任，冯·巴本则从维也纳应召回来。原来希望接 替勃洛姆堡出任国防部长的戈林被晋升为元帅。同时，在陆军高级司令官中 也宣布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大约有十二名过去曾触犯过纳粹党的将领 都被迫引退。
这样就结束了希特勒同将领们友好和睦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之所
以能维持友好关系，仅仅因为希特勒同意保持旧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 军队的传统，以及他能够使军事领袖们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和重建德国国防 力量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在弗里奇—勃洛姆堡危机出现之后，将领们立 即开始接近文官中的反对派，这在当时是以沙赫特、格德勒和德国外交部的 一些人为代表的。他们中的有力人物，这时和后来一直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 维希·贝克中将，他认为弗里奇事件在希特勒 15 同军官团之间造成了无法弥 合的鸿沟。贝克特别担心希特勒外交政策当时的倾向，所以一再向他的上级 勃劳希契提出备忘录，企图说明希特勒的轻率行动只能导致战争。1938 年 7 月和 8 月里，贝克试图说服勃劳希契采取一种集体行动的办法——由将领们 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指出同捷克发生的一场冲突必然会把法国和英 国卷进来，从而将导致一场德国无法指望战胜的世界大战。当贝克看到新的

陆军总司令过于意志软弱，不能给他必要的支持，而他又坚信，只有把希特 勒搞下台才能使国家免于灾难以后，他终于在 1938 年 8 月 27 日辞去了陆军 参谋总长的职务，此后他就秘密地致力于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工作。
　　贝克的辞职大大鼓舞了文官中的反对派。他们也深信一切和平抵制的尝 试都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采用暴力手段”才会成功。因此，他们就着手 准备 1938 年 9 月的那次密谋，其目的在于通过武力搞掉希特勒，以制止德国 走向战争。起初，这个密谋似乎颇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人民普遍对希特 勒的备战工作开始显出不安的迹象——例如，当希特勒煽动人民反对捷克斯 洛伐克达到高潮，让一个新的装甲师列队通过德国首都时，柏林居民竟然冷 冰冰地静立在一旁以示反对。这时军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显然都准备采取行 动。他们中有新上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同贝克一样也对希特勒的政策感 到优虑）和柏林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他部下的师长冯·勃洛克道夫-阿尔 菲尔德将军将负责执行政变的具体计划。在德国外交部内，反对派的计划已 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甚至勃 劳希契这时也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可是，当万事俱备的时候， 突然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出 16 面调停苏台德区的危机，而希特勒又决定接 受张伯伦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据沙赫特说，这“完全破坏了” 起义的计划，因为“外国政治家的干预”是这些密谋人士“不可能估计到的” 一种情况。这样，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似乎摧毁了这次秘密计划，并使任何其 他计划也毫无希望，因为既然希特勒不通过战争便达到了他的全部要求，那 就很难唤起德国人民去反对他了。过了不到十二个月，贝克和他的同伴们一 直想方设法避免的这场国际战火，终于爆发了。可是希特勒和将领们之间的 斗争却方兴未艾，到 1939 年 11 月初，将领们又在为发动政变进行广泛的准 备工作。激起这次行动的信号，是希特勒向法国发动一场冬季攻势的决议。 参谋总部反对这一行动，部分因为他们对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能力缺乏信 心，部分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发动攻势，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 密谋者的力量基本上和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比以前更坚 决地参与其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于 11 月 5 日上午飞往西线，表面上是去作 一次视察，实际上是去作好安排，如果希特勒发布命令展开进攻，西线的司 令官就将拒绝把这项命令下达给他们的部属。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勃劳希契 由西线回来，向希特勒说明了他认为无法发动攻势的理由。与此同时，在措 森的陆军总司令部（OKH）变得紧张起来，准备行动，而以格德勒为首的文官 集团则准备掌权，甚至还拟订好德国新政府向盟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案。 万一在西部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就设法在总理府干掉希特勒。可是最后，这 个秘密计划竟毫无结果，因为象往常一样，这些将领，特别是勃劳希契，经 希特勒一威吓就屈服了，而希特勒偏偏又把那道关系重大的在西线发动进攻 的命令一再推迟，没有发布。其次，那个暗杀计划也变得无法实行，因为自
从 11 月 8 日一个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企图在慕尼黑市酿酒厂炸死希特勒和 其他纳粹领袖之后，要想弄到必要的炸药而不引起怀疑就不 17 可能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要想成功地进行抵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事实上， 有一时期元首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而在法国覆没以后，当希特勒宣 布晋升许多将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简直是亲切的。可是，1941 年夏天 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却引起了新的争执，使关系又紧张起来，因为有些陆军领 袖认为这次进攻既是鲁莽的， 又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显然对一
　　
件事不满意：虽然在 1938 年 2 月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时期作了一些变动， 陆军的作战指挥权仍旧操在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手里，将领们对战术问题也仍 旧保有重大的发言权。所以，希特勒的下一步便是拆散陆军的领导成员，使 自己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最高作战统帅”。1941 年冬季东线出现的危机 终于给了他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东线作战的问题上出现 的许多意见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最新的这场危机。概括起来说， 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陆军总司令部极力试图在军事上打垮俄国人，而希 特勒却追求一系列“政治”胜利。因此，当勃劳希契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时
（当时，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全结集在那里），希特勒却要求首先攻占布尔什 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后来当这项计划行不通时，又要求南方集团 军朝着乌克兰东部的重要工业区发动进攻。只是到了后来，俄国的冬季已经 迫近时（这年的冬季比往年至少早来一个月），希特勒才命令中央故线的德 军朝苏联首都发动进攻。同时，他可以说是向德国人民作过保证，说东线的 战事很快即将结束。1941 年 1 月 1 日，在向武装部队发布节日文告时，他曾 经预言，“1941 年将是我国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的一年”。10 月 3 日在 体育馆发 18 表的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打垮，它的最后 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既然作出了这些保证，就不让最高司令部向部队 发放特殊的冬装；他争辩说，由于部队只需要执行守备的任务，通常的冬季 补给品就足够了。
说明希特勒的估计误差多大的那场军事灾难，意想不到地突然一下子来
临了。11 月底，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成功地抵挡住了德军的推进，甚至在许 多据点还进行了反攻。12 月 10 日，他们在东线全线发动了攻势。几小时后， 希特勒召开了国会，宣布进攻莫斯科的冬季战役业已结束。到 12 月 16 日， 德军到处都在撤退。在莫斯科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 12 月 12 日 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 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备（这 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 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 月 19 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这一 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 1938 年 2 月元首接 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 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 就是法律。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 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 练。在接过陆军指挥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 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所要做的真正工作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 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 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在他看来，要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 而象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苦心地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 气的 19 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除了良 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 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 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
会主义。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 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Fuhrungsstab），它可以 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 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 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 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 年 1 月， 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 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 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 1942
年 4 月 26 日向国会讲话时， 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宫，并 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 缺乏责任感”。后来在 9 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 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 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 20 领们 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 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 根据戈培尔所述，到 1943 年 5 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 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 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 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 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抗衡陆军。在哈尔德被撤职以后，元首大本营的日 常会议经常邀请一名党卫队的军官参加。党卫队的将领奉命在前线指挥作 战。
希姆莱本人也获准接过了许多纯军事方面的职务：他于 1944 年 2 月负责
军事情报机构以取代谍报局，7 月间（在那次起义失败后），他成了国家军 总司令，9 月，又兼任战俘管理局局民。
第三节 1939—1943 年国社党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
　　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 起着破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 权势的尝试几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 所谓“迪亚多希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 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完全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 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 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 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织内部却仍然 存在着派性，甚至 21 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宣传人 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
　　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正权势烜赫，他 起先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 担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因此希特 勒承认了他的地位，于 9 月 1 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在以后的两年中，
　　
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 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 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潜“第三帝国的真相：这个‘元首 领导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它的经济组织和军事方面的效果在许 多方面全显得更加不可理解。一位记者在战时曾称它为‘独裁的无政府主义 状态’，这句话的确击中了要害。”
〔彼得·克莱斯特：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 1939 —1945 年》
（PeterKleist： ZwiscbenHitlerundStalin，1939—1945），波恩，雅典那出版社，1950
年版，第 208 页〕德国报刊于 1942 年 1 月 12 日戈林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曾 这样评述他。
关于四年计划，见下文，原著第 173—174 页。
参阅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人民观察家报》，1939
年 9 月 2 日；《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1 卷，第
510 页。
参阅 1940 年 7 月 19 日希恃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
1940 年 7 月 20 日）。如同德国报刊（例如，同上报）指出的那样，德国元 帅这一军衔是特地为戈林设置的。欧根亲王曾经获得德国陆军大元帅的头 衔，继任的一些奥利地将领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有些德国贵族也具有世袭 的德国大元帅头衔，但这不是属于军衔住质。因此戈林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元 帅。
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
子和德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 1936 年从戈林手上接下来的国内保安工 作。至于宣传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 诚然，遇到必要时，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 尔都决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 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提过，根据 1933 年 12 月 1 日的法令，赫 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 1934 年 7 月 27 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 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 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象他的继承人博尔曼那样运用自 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做。
1941 年 5 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 32 党的领导中原来
有些不稳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 使里宾特洛甫“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 不是一个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赫斯的逃跑， 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的特别
　　联络官博尔曼高升的机会。博尔曼不象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 决、冷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 信任。象戈林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博尔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 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国 来，就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博尔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 袖办事处当时的名称）主任。1941 年 5 月 29 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 授与博尔曼过去赫斯作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
　　
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博尔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
在 1942 年 1 月 16 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确认博尔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 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现 在，博尔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 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时坚持说，首先 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博尔曼向他呈 报公务。同时，他又任命博尔曼为他的正式“秘书”，从而使后者成了元首 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 博尔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23 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 中窃据要职，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 事实上，在他担任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 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 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 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 1942
年 3 月 26 日的一道法令，博尔曼的直属人员——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 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 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经济机构的监 督工作。最后，根据 1942 年 11 月 16 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为一， 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搏尔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
极分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问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 除出去。因此，1942 年 1 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 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赛斯-英夸特的门徒汉斯·非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 格纳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六个月后也奉命 “长期休假”）。3 月 21 日，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 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 茨·绍克尔来接替。5 月 22 日，博尔曼的死对头，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 特·达霄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 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领域里的权力，仅 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24 起初，宣传部长戈培尔显然 对博尔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飞黄 腾德国派驻被占领的荷兰的长官，以前是奥地利联邦总理。瓦格纳由于反对 党卫队的种种办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他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参阅沙赫特：
《清算希特勒》，第 30 页）。
　　《法令公报》，1942 年，第 1 部分，第 179 页。见下文，原著第 227 页。 达雷对博尔曼的态度，从朗格和申克所报道的他与罗森贝格的谈话中便 反映出来了〔见泽尔热·朗格和恩斯特·冯·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
—摘自前纳粹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遗留下的回忆录》
（SergeLangandErnstvonSchenck：PortraiteinesMenschheitsverbrechers
— nachdenhinterlassenenMemoirendesehemaligenReichsministers ， AlfredRosenberg），圣加伦，措利科费尔出版社，1947 年版，第 301 页〕。 沙赫特（前引书，第 27 页）叙述，达雷是被“忿怒地免去了部长职位的”。 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

他于 1943 年 3 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 移交“给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戈林 在他那方面也很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 “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 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 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 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人看来好象武装部队也参预了他 们的各项措施”。但是，戈林显然“不十分拿得准博尔曼本人”和他的意图。
1943 年春天当戈培尔叫戈林采取行动时，可能就是这种拿不准使他变得犹豫 不决。无论如何，这使宣传部长得出结论：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计划 了，戈培尔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对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却去同他妥协，认为 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于是从 1943 年 5 月到战争结束时，戈培尔和博尔曼始 终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并且能同心协力地去应付党内的共同敌人（例如， 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至于拉默斯，戈培尔也不再害怕他的势 力，因为博尔曼本人已经在利用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地位，把总理府主任排 挤出元首大本营，从而逐步解决了他。
　　这样，戈培尔和博尔曼“谅解”的开始（这与其说是友谊的表现，不如 说是工作上的谅解，因为博尔曼在希特勒的班子里始终没有一个朋友），标 志着戈林权力衰退的一 25 个重要阶段。由于他未能应付盟军日益猛烈的空中 攻势，他在全国各地的声望本来已经大大低落。的确，在 1943 年夏天，他的 威望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 8 月间不得不在报上发动一场特殊的宣传运 动，使德国人民相信戈林并不是永远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 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却没有露出一点迹象来表示戈林现在已经不中用 了。诚然，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希特勒面临新的危机时，他还安 慰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有一个“十分冷静的”戈林可以依赖，他说，在“这 样的时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顾问了”。四个月以后在慕尼黑每 年举行的纳粹“老卫士”的大会上，他公开拿一种传说——说希特勒“罢免 了”他的“朋友戈林”——开玩笑。到 1944 年 9 月那么晚的时候，他还再次 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从而重申了对戈林的信任。可是，博尔曼 为了排除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一直在伺机使希特勒对戈林产生恶 感。1945 年 4 月 23 日，戈林终于被撤职并遭到逮捕，这就明明是博尔曼所 使的一条诡计。
象戈林一样，直到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星期，希姆莱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
特勒的一根支柱。诚然，希特勒的“直觉”在前线越是失灵，他就越需要一 个“忠诚的海因里希”那样有才干的人去应付国内和被占领国家内可能出现 的反抗行为。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他让希姆莱担任了多种多样的职务， 这在纳粹史上甚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原来已经是德国警察总 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来又成为德国内政部长、政治和军事情 报局局长、国家军司令和战俘管理局局长，而已同博尔曼一起还是人民冲锋 队的总指挥。此外，他对德国防空体系的管理也有发言权，因为防空警察归 他管辖。 1944 年秋天，他还从德国财政部接过了海关和边防机构
（Zollgrenzschutz）的管理权，从而使他在这方面也有发 26 言权。希姆莱 能够这样接管这么多职权，这对于党内外他的敌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对博尔 曼来说，这就引起了相当顾虑，使他力图树立起希姆莱手下那个野心勃勃的

卡尔登勃鲁纳的势力，尽量让他接近希特勒。对反对者来说，的确呈现出这 样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没有希姆莱参加，任何人几乎不能想象这种制度会 有所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不归功于这个党卫队头子，不让他的“威望” 相应地增高，那就很难干掉希特勒。
第四节德国司法方面的危机
　　正象在战争年代里纳粹领导人之间经常争夺权力那样，原则方面偶然也 有些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纳粹运动内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究竟 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有相当多的争论。如果按照道理把革命进行到底， 那就要同过去的事物彻底决裂，就要把德国政治生活过去一直依据的制度和 传统全部否定。在 1934 年的“起义”以后，这种争论一直在幕后悄悄地酝酿 着，可是在 1942 年德国司法方面发生危机时，这种争论又到了严重的地步， 如同纳粹运动的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指出的那样，这种争论使司法危机不 仅成为“法律的危机，而且也成为国家的危机”。
　　对纳粹党的激进分子说来，战争为彻底实行“社会主义”规划提供了一 个大好时机。在法律领域里，这就意味着使司法完全为政策的目的服务，因 此象蒂拉克（当时的人民法院院长）所说的那样，法官变成“不是监察官员 而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助理”了。最赞成这种司法改革的人中有戈培尔、蒂 拉克、法赖斯勒（当时是德国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党 卫队的机关报《褐衫队》。这份报纸的态度从希姆莱的一句“名言”中便反 映出来了。他说：他的行动是否“破坏了某一项法律条款”，他可不在乎。
1941 年 1 月在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逝世之后，希姆莱曾向希特勒建议，德国
司法部应完全予以撤销，民法的执行归内政部，刑法的执行归警察部门，这 也反映出《褐衫队》的态度。反对他们的是由汉斯·弗朗克领导 27 的一批势 力较差的人，他们得到胡贝尔（司法部顾问）、比勒（弗朗克在总督辖区内 的国务秘书）和一些行政区司法长官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如果平民没有法 律保障，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长此稳定，甚至连纳粹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治 国。
纳粹激进分子在要求彻底改革司法制度的叫嚣中，可以很恰当地指出，
尽管在 1933 年以后曾经试图用可靠的国社党员来充当法官，但是同德国公共 生活的其他部门比较起来，司法部门的清洗工作始终落后。事实上，在 1939 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在职法官都是在希特勒执政之前任命的，而司法部长居 特纳本人也只不过名义上是党员。此外，大学里青年律师的培养方式并不完 全符合纳粹的原则。另一方面， 1933 年后建立起的政治警察见乌尔里 希·冯·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摘自遗留下的日记，1938—1944 年》
（ UlrichvonHassell ： VomandernDeutschland ： ausdennachgelassenenTagebuchernl938—1944），苏黎世，阿特兰蒂斯，1946 年版，1941 年 3 月 16 日〔这部书己译成英文，书名是《冯·哈塞尔日记，
1938—1944 年》（ThevonHasseIIDlarles，1938—1944），伦敦，哈米什·汉 密尔顿，1948 年版〕。
　　参阅弗朗克的“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9 卷， 第 556 页）。
　　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 47 页）说居特纳是一个非纳粹党人，他曾 经“帮着希特勒政权和纳粹党掩盖所有违法乱纪的行径”。也许，颇值得重 视的是，居特纳个人的助理，最高法院顾问冯·多纳尼，是德国反对派的中
　　
坚人物之一。 参阅法赖斯勒在《德国司法》（DeutScbeJustlz）上发表的文章，1941
年 8 月 19 日《科隆日报》（KOlnischeZeitung）曾加以引用。 和新型法院（即人民法院和所谓“特别法院”）则完全置于纳粹党的支
配之下，检察官大部分都是狂热的国社党员。 因此，这些人和一贯墨守着传统的独立性的法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摩擦。 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获得希特勒本人的决定性支持。希特勒本来已经把
所有的律师看作“反对他的政权的捣乱分子”，这时他又开始严密注视着法 院的工作，并且亲自干涉判决似乎过于宽大的案件。居特纳显然反对这种干 涉，特别不愿把法院业已判决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警察部门。可是，1941 年居特纳逝世以后，代理司法部长施勒格贝格尔竭力讨好希特勒，训斥法院， 甚至把一些执法不够严厉的法官撤职。但是，激进分子却继续要求采取更为 激烈的行动。当这片叫嚣正沸沸腾腾的时候，希特勒于 1942 年 4 月 26 日突 然召开国会，在他指责将领们惊慌失措的那篇讲话里他还警告法官们，如果 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的话，那么不 28 管他们“既得的权 利”，将一概予以撤职。国会接着正式宣布，元首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 的任何约束”，把他认为不称职守的任何大小官员全部撤职。
对激进分子来说，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等于暗示他们去加强他们的运动。5
月 11 日，汉堡汉萨同盟上诉法院院长罗滕贝格尔写信给施勒格贝格尔说：元
首 1942 年 4 月 26 日的演说并不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话证实了这一令人遗憾 的事实：元首不信任德国的司法部门和德国的法官。几年以来，我在口头和 书面报告里一直建议对法律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现 时这已经成为迫切的了。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戈培尔和纳粹党的报刊在斥责 法官方面变得比以前更为激烈。宣传部长在 7 月 22 日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警告 人民法院的人员说：“法官是不能罢免的这种意见??来自一个敌视德国人 民的外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法官“在工作中少依 据法律，多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即罪犯应从社会中清除出去”。
另一方面，当时在波兰任总督的弗朗克则打定主意，他必须坚决抵制这
次对司法独立的最新攻击。因此，他回到德国，在 6 月和 7 月里向柏林、维 也纳、慕尼黑和海得尔堡等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惊人的坦率演说，猛烈地谴责 支持“警察国家的理想”而压制“德国人由来已久的对法律的尊重”的行为。 他还设法晋见希特勒本人，以便指出当前这种政策所包含的种种危险，但是 尽管他一再请求，还是没有获得接见。这时候，希特勒也已经决定，他必须 毫不含糊地出面来支持他的比较狂热的拥护者了。因此，1942 年 8 月 20 日， 他任命人民法院院长蒂拉克为司法部长，并发布了一道命令，委托蒂拉克遵 照他的“训令和指示”，同博尔曼和拉默斯配合一起，“建立起国家社会主 义的司法制度”。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希特勒 29 还授权蒂拉克可以“不受现 行法律的约束”。与此同时，他采取各种措施去肃清弗朗克在德国和党的法 律事务方面的影响。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他认为不便把弗朗克的波 兰总督职务撤掉。可是在把弗朗克置于警察监视下好几天以后，他终于免去 了弗朗克在党内的所有职务，撤销他的部长身分，并禁止他再发表任何演说 和出版已经发表过的演说稿。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法律处（弗朗克是该处处长），并关闭了各弗朗克几篇演说的全文载《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9 卷，第 518 页以后（2233-PS）；节录见《纳粹 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883—918 页。
“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9 卷，第 554 页）。
《法令公报》，1942 年，第 1 部分，第 535 页。 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11 卷，第 42 页）；
弗朗克的证词（同上书，第 12 卷，第 25 页）；《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第 290 页。
　　行政区和地区内该处的办事机构。至于弗朗克原来担任的德国法学院院 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合会会长的职务，他全委派蒂拉克去担任。
　　可是，要想压制这时已经蔓延很广的抗议声，毕竟不是容易的。国家保 安警察（Sipo）和纳粹党保安处（SD）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在报告希特勒最 近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果时，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对。 同过去盛行的关于地方官独立的概念彻底决裂??据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 方官深为不满的批评。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引起对国家社会主义国 家公开加以指责。党外的报纸继续发出一些克制性的呼声，重复着弗朗克为 “法律保障”和“法律感情”提出的要求。最后，按照弗朗克的看法，他的 立场起了这样的作用：使《褐衫队》不再攻击律师，使戈培尔也下令禁止报 刊进一步发表贬低律师的言论。


　　另一方面，新的司法部长蒂拉克也发觉，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那种 “国家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不容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设法使法官更 为彻底地从属于司法部，从而促使司法部门纳粹化。1942 年 9 月 18 日，蒂 拉克在希姆莱的“司令部”里同他会谈了五个半小时后，达成了一项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蒂拉克尽力使“司法”工 30 作同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活动更 为一致。他还想简化刑事裁判。然而，尽管他可以象 1942 年 9 月 29 日在柏 林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那样，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党对司法方面的不信 任”，但是他的激进派同伙却对他大感失望。据戈培尔说，人们结果发觉他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司法部长”。虽然蒂拉克总算一直留任到德国投降时为 止，他的国务秘书和得力助手罗滕贝格尔却于 1944 年 1 月被解职，由部内秘 书长赫伯特·克勒姆接替。克勒姆是纳粹党办公厅Ⅲ-C 组的组长，一直负责 处理纳粹党对“不满意的”法院判决所提出的控诉。因此，德国司法方面的 这场危机最终造成了一种僵持状态，其结果《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
第 259 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6 卷，第 200—203 页（654-PS）；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67—470 页。
《德国司法》，1942 年 10 月 16 日。
　　《戈培尔日记》，第 384 页。据戈培尔说，“法学家总是法学家。元首 从蒂拉克的实例中刚发觉了这一点。”
德通社，1944 年 1 月 3 日；《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判决书。 第 10796—10797 页。 既不能使彻底的革命派满意，又不能使反对派满意，因为革命派想同过
去完全一刀两断，而反对派则认为：至少在德国生活的这一方面，国家社会 主义必须准备同传统妥协。
第五节斯大林格勒和墨索里层的垮合
希特勒于 1942 年 9 月 30 日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竭力向德国人民保证：

比 1941—1942 年冬季“更为严重的”危机，“不可能，也决不会临到”他们 头上。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为在战争余下的时期德国国内生活方面一直存 在的逐渐束紧裤带的苦日子业已开始。德国人已经经历了 1941 年禁止投递圣 诞节祝贺信的禁令，开始征收寒衣的工作，工业的初步“集中”（包括许多 小企业的歇业），绍克尔对不必要的工厂的淘汰，以及征募劳工从事农业生 产的工作。此外，德国人还开始感觉到盟国空军日益强大的攻击和盟军在北 非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士气正在低落，看来只有在东线打一个大胜仗， 才能把日益萎靡的士气振作起来。
　　斯大林格勒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滋生地”，它同列宁格勒一样， 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这时正在展开，希 特勒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攻占该城。虽然结果还毫无把握，但是德国官方 PGN0036.TXT/PGN>通讯社却受到鼓励，十分冒昧地作出最为乐观的预测。1942
年 9 月 3 日海通社宣布，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只是 31 时间问题”，胜利的消 息“即将由德国电台予以广播”。此外，9 月 30 日希特勒在体育馆发表的那 篇演说中还亲自作出有力的保证，说德军将占领那座城市。但是，即使在当 时也已经变得很明显，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并不是“按照计划”在进行。10 月间，在苏军钳形攻势的压力下，当希特勒的军事顾问极力主张撤兵时，希 特勒却命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坚守阵地。如果他不能攻下这座戈培尔 所谓的“命运之城”的话，他就下定决心要他的部队在那里战斗到最后一人， 使这一战役成为德国军事史上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这样，这场战斗越是毫 无希望，德国的宣传对斯大林格勒的鼓噪就越大。
希特勒深信，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第六军团司令官保卢斯会按照他
的意图干下去。11 月 30 日，他晋升保卢斯为上将，1 月 30 日又晋升他为陆 军元帅，相信他一定会宁可开枪自杀，也决不向俄国人投降。可是，保卢斯 即使是要报答晋升元帅之恩，也不准备最后英勇地切腹自杀。1943 年 1 月 31 日，他率领着他指挥的所有军队投降了，至少有二十名将领同他一起被俘。 希特勒听到这个“叛逆的消息”时，气得简直发狂。他打定主意在眼前的这 场战争中，保卢斯是他任命的最后一个陆军元施蒂尔弗里德的声明，海通社
（德国电讯社，主要向国外发布新闻）.1942 年 9 月 4 日。
　　帅，此后他决不再做这种“蛋未孵出先计算鸡”的事情了。他预料，一 星期之内保卢斯和他的将领们将在俄国电台上发表讲话。这个十分准确的预 言在几个月后果然见诸事实了，斯大林格勒的这些将领果然象希特勒所说的 那样，呼吁其他的德国部队投降。然而，希特勒本人却丝毫不准备为这次惨 败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他命令 32 德国法院以叛国罪缺席审判这些司令官。 事实上，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执行了他的命令。
　　同时，所谓保卢斯奋战到底的这出宣传笑剧却继续演下去。首先（2 月 1 日），他们对这位新元帅被俘的消息进行辟谣，随后便报道了他如何“同他 的士兵作战到最后一刻”，接下去（2 月 3 日）元首大本营就发布公告，大 意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已告结束，“第六军团在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的典 范式领导下，忠于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在“敌众我寡”和德军所面临 的“种种不利形势”下战败。最后，德国报上还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挽歌，哀 悼保卢斯的“英勇牺牲”。
　　这场大赌博既然输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国放在“总体战”的基础上， 虽然从 1942 年已经采用过的措施看来，这个办法也不大可能导致任何根本性
　　
的改变。1943 年 1 月 27 日，绍克尔奉命发动一次新的搜罗劳动力的运动， 他下令强迫每周工作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所有德国男女登记参加战时工作。两 天以后，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勒令大批小型企业和工厂歇业或者合并。同时， 纳粹党被指定为“祖国总动员的代表”。希特勒在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向德国 人民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威力”将“要求所有 的人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将消灭所有想逃避自己责任的人”。在 2 月 24 日的 另一篇声明中他重申，纳粹党将“无情地消灭破坏者”，并将“以十倍的恐 怖来打垮任何恐怖行动”。目前“我们要求德国人民作出这样艰苦的牺牲” 时，“对外国人的生命也不会有所顾忌”。这就是说，必须把党内“半心半 意的分子”清除出去。事实上，他的确下令把那些热忱开始减退的党内工作 人员成批地清洗出去。党的所有支部全都 33 举行“全体党员总点名”
（Generalmitgliederappelle），每季度都要举行检阅，在检阅时要求“全 党”“象以前那样齐步前进”。
　　可是“总体战”的号召刚发出以后，墨索里尼于 1943 年 7 月 25 日垮台 了，这一来使这个政权又遭到另一次挫折。希特勒对这一新的“背叛”消息 气得和以往一样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德国国内行政机构进行一次新的大改 组的信号。那个日见衰老、工作无能的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由于多年来为纳 粹运动忠心耿耿地效劳，先前一直保住了他的职位，这时却被调到布拉格去 充当德国保护长官，原来的职务则由希姆莱接替。弗里克在部内的主要国务 秘书汉斯·普丰特纳是一个不十分拥护纳粹党的老职业官僚，所以也由一个 干练而积极的党卫队官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博士所接替。据说，任命希姆莱 为内政部长，目的在于完成“进一步集中兵力和加强国内战线所必要的基 础”，他不负使命，以他的全部残忍无情的手段从事这项工作。他的第一件 工作就是处理五十二岁的旧文官、政府顾问特奥多尔·科泽尔特的案件，后 者因为他有失败主义言论被判处死刑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希姆莱驳回了 他的上诉。8 月 25 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 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 族，有些是专业人员，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 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以 后的十二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因“叛国罪” 而处死的不下于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9
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 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10 月 4 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 34 会 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毫不容情地去”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 他的新任务是：（1）“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2）“分散对帝 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3）要在“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彻 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无用的人”，目前就 要“清除出去”，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党卫队内部”不能令人满意的人。 三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 称，“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无情地 消灭掉”。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 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失败 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

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
第六节 1941—1944 年德国国内的反对派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 1943 年 9 月 10 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 那篇讲话中坚称，“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 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指望德国也会发生 7 月 25 日那 样的事件，那是“幼稚的”。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 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象过去吹嘘意大 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 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事实上，希特勒于 1942 年 4 月曾向 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在一个象柏林这样 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大约二千人”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戈培尔也倾向于 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 “业余的”和“无害的”，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 皮茨）也参与其事。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 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 35 烈的抵抗，这是难 以相信的。
（一）教会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估计过低，他在德国保安总 局内设置周密的机构来应付“政治天主教”和“政治新教”便是明证。尽管 他指望往后再同教会算帐，他却感到在战争年代里要随心所欲地对付教会是 力所不逮的。可是，教会反对派起先也一直默默无声，后来才真正讲话了—
—当时博尔曼领导的纳粹极端分子终于表明：他们决心要利用战争的种种紧
急需要（例如，对医院的需要便成为接收修道院和教会的其他财产的借口） 去消灭对基督教的信仰，象他们已经消灭了敌对的政党那样。的确，教会方 面为了国家的团结，起初准备默默地忍受迫害。偶尔，一个宗教领袖甚至同 他的迫害者站到了一起——例如，在法国沦陷后，天主教随军主教拉科斯基 向德国军队发表了一封教书，赞扬希特勒，还有，福音派的总监督蒂格尔在
《汉堡教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元首说成上帝的工具，并且说恢复德国在
欧洲的权力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律。
　　然而 1941 年初，纳粹党与教会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结果天主教主 教们反对纳粹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坦率。3 月，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他是 希特勒政权最大胆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封教书宣称，面对着当前纳粹对 教会的迫害，“天主教徒不能只是逆来顺受”，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 “袖手旁观肯定是罪孽深重的”。三个月以后，在富尔达起草、并在德国所 有天主教教堂中宣读的一封联合教书回顾了近几个月内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障 碍（征用修道院，关闭学校，压制主教教区的刊物等等），并且指出，排除 这些障碍应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这封教书是在对俄国发动进攻仅仅四天后发表 36 的，我们可以把它 看作是面对着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危险时，主教们提出的和解建议（拿福音 派宗教事务会议来说，它正准备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提出保证，福音派全体 教徒在这场反苏斗争中一定忠诚合作）。可是，纳粹党人对于以思想意识方 面的妥协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团结并不感觉兴趣。1941 年 6 月 6 日，博尔曼向 全体行政长官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共存 的，并且坚持“凡是会限制或者妨碍元首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协助下所
　　
行使的对人民的领导权（Volksfuhrung）的种种势力”，例如教会，“必须 全部消灭”。在这方面，对于宗教信仰无需加以区别，因为新教徒同天主教 徒“一样抱着敌意”。因此，所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非但没有 成为宗教和平的信号，反而标志着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的开端。以前授予天 主教会的特权——例如，为波兰工人（德国统治下人数最多的非日耳曼天主 教团体）举行礼拜的权利——立即被撤销，而富尔达会议主席贝尔特拉姆红 衣主教为这件事一再提出的抗议，却被故意置诸不理。甚至主教们联名写给 希特勒的一封抗议书——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同罗马教皇签订的宗教契约—
—也被置诸脑后。因此，主教们决定通过教书和讲道方式使德国人民注意他 们所提出的抗议。
　　有一时期，主教们对纳粹的种族仇恨学说，以及故意使青年人堕落和杀 害病人及精神病人的做法，一直进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5 卷，第
7—13 页（075-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6 卷，第 1035—1039 页。 参阅 1942 年 12 月 7 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第 32 卷，第 106—111 页（326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1031—1036 页。1941 年 12 月 10 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递上的这封联名抗议 书的内容披露在进尔次堡主教签署的一封教书中，并于 1942 年 3 月 22 日耶 稣受难日在各教堂宣读出来。据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说，对这封抗议书“没 有一个字的答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2 卷，第 106 页；《纳粹 的阴谋与侵略》，第 5 卷，第 1031 页）。关于抗议书的全文，参阅英国广播 公司 1943 年 8 月 22 日对德国天主教徒广播的节目。
尖锐的批评。现在，他们开始对纳粹党非宗教性方面的政策——象干涉
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和人种试验问题（例如，用“科学育人法以繁殖一国人民” 的人种试验）——也进行抨击，人种试验问题在 1942 年的富尔达会议上受到 特别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开始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问题公开表示怀 疑，指出（在 1943 年 8 月 19 日富尔达的联名教书中）凡是违背基督教信条 的纯世俗思想，都已 37 经暴露出来是错误的道路，已经以痛苦失望而告终， 他们还谴责那些“单把自己的国家和人种奉为特殊神明”的人。最后，在 1944 年发表的许多篇四旬斋教书中，他们公开提出疑问：在道义上纳粹党是否有 权充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卫士？他们描绘了战争所带来的种 种恐怖行为，认为这些全是人类激怒了上帝后的直接报应，同时对那些指望 “单靠政治和经济措施去征服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提出警告：“布尔什维主 义固有的邪恶只能用基督精神的内部力量去战胜”；他们还向德国人民发出 呼吁，要他们提防那些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凌辱和兽化”，并使他们“非 但没有战胜，反而”沦落“到马克思唯物主义水准”的人，不要让这些人把 他们“引入歧途”。
（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
　　在 1939 年 11 月那次密谋失败以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蛰伏了一 个时期，这时又活跃起来，尽管到这时为止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绩。 因为虽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有人在保卢斯的帮助或默许下曾企图组织 一次起义，但是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两件最值得注意的反抗事件都是同反纳粹 的主要团体没有关系的人搞的。一件是 1939 年 11 月 9 日共产党在慕尼黑市 啤酒厂置放炸弹的事件，另一件是 1943 年 2 月 19 日汉斯·朔尔和索菲·朔 尔在同一城市内散发传单的事件。还有，1943 年 3 月 13 日法比安·冯·施
　　
拉布伦多夫想炸毁希特勒座机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虽然侥幸并没有被人 发觉。此外，在 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盟国坚持要德国“无条件 投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反对派意气沮丧（反对派的成员后来这样 说）。反对派又 38 分成各个小派系，这种派系反映了成员们所属的集团或阶 级的职业或社会观点，或是反映了他们所赞助的主义或政党。
　　在军队方面，有一个反纳粹将领的小核心组织，由贝克（前参谋总长）、 维茨勒本（他于 1942 年担任西线总司令时退役）、赫普纳（东线的一名将领，
1942 年由于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擅自撤退而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奥斯特
（谍报局中央情报处主任）所领导。自从 1939 年 11 月的那次密谋失败以后， 这些人一直在等待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在战争期间参加进来的人还有：弗 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国民军团司令），冯·哈泽中将（1940 年后 任柏林驻军司令），冯·特雷施科夫将军（东线冯·克鲁格的随从参谋之一） 和林德曼将军（隶属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炮兵军官）。通过奥斯特的关 系，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所谓“卡纳里斯集团”（海军上将威廉·卡 纳里斯是谍报局的首长）。这个集团几乎完全是由陆军反谍报机构的军官和 文职官员组成的。它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为反对派的活动提供了“掩护”。 虽然它提供了一些很有能力的组织者，如奥斯特、拉豪森将军和汉森上校， 但它的领袖卡纳里斯的高尚品格和反对暴力的主张，却使它成了希姆莱的一 个易于袭击的目标。希姆莱于 1943 年下半年突然袭击了这个集团，先将奥斯 特撤职，后来又将卡纳里斯撤职，并且逮捕了他们的许多助手。在贝克集团 和卡纳里斯集团的外围，还有一个将领们的小集团，代表人物先是冯·克鲁 格，最终是隆美尔，他们看到有必要去掉希特勒，但是要他们无条件地支持 起义的计划则又犹豫不决。
同反对派有牵连的文官中，有的是纳粹政权早期的官员，还有几个是仍
在任职的官员。他们的领袖卡尔·格德勒博士从 1930 年到 1936 年间曾在布 吕宁手下任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来比锡市长。沙赫特在 1938 年前是德国经济部长，1939 年前是德国银行总裁，1943 年 1 月以前则是不管 部长。波皮茨仍然是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吉泽纶乌斯先在盖世太保后在谍报 局里工 39 作。党卫队将领内贝是刑事警察的头子，他成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 计划中最出力的人物之一。沃尔夫·冯·黑尔多夫伯爵是柏林警察总监。这 个集团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弗里德里希·维尔 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奥托·基普、汉斯·贝尔恩特·冯·黑夫滕、亚 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和埃里希·科尔特与特奥·科尔特弟兄等—— 过去都是在外交界服务的。
　　这个退职官员的集团大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是同实业家、大企业和旧 贵族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者。比这个集团组织得更为严密的是社会民主党 人以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所谓“克莱骚集团”。社会民主党人的领 导人是：古斯塔夫·达伦多夫、尤利乌斯·勒伯尔（1944 年他受审时，法赖 斯勒把他说成“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列宁”）、威廉·洛伊施纳（前工会 领袖和黑森的内政部长，同天主教工会领袖雅各布·凯泽有密切关系）、卡 洛·米伦多夫（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德国国旗 的设计人）。“克莱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 俾斯麦手下那位陆军元帅的侄孙，是谍报局国外科的国际法专家。该集团就 是以他在西里西亚的庄园命名的。“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包括彼得·约克·冯，
　　
瓦膝堡（施陶芬贝格的表兄）、欧根·格斯登美尔（路德教会的领袖）、阿 道夫·赖希斯魏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 107 页。
同上书，第 106—107 页。


　　因（社会民主党人）、特罗特·楚·佐尔茨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文官以 及纳粹执政前各工会的代表。
　　尽管克莱骚集团一般是反对暴力的（因为他们对于促进精神新生比较感 觉兴趣），它却作了不少工作去保持反抗运动的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由 于这个集团多少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它在右派与左派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从而促使密谋分子思想上的分歧调和起来。可是，密谋分子之间的有些思想 分歧和不少个人之间的意气，仍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来说，贝 克不喜欢波皮茨，波皮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不受欢迎，而且（似乎）与格 德勒也经常意见相左。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显然不愿意参加有沙赫特在内的 任何政府。那个终于把炸 40 弹放到希特勒脚下的施陶芬贝格，急于想同莫斯 科恢复友好关系。他在政治方面完全不赞同贝克和格德勒的主张，甚至计划 委派一些“军事行政官”同格德勒的内阁共掌大权。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 分歧根深蒂固，格德勒在 1944 年夏天却能够使不同意见的派系接受一项共同 纲领，并说服他们商定未来德国内阁的班子。按照那时格德勒所拟定的内阁 阁员名单，贝克将成为“国家元首”，格德勒本人将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 人洛伊施纳将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将由冯·德·舒伦堡或者哈塞尔担任（这 取决于最初的和平谈判是同东方还是同西方举行），内政部将由社会民主党 人勒伯尔负责，司法部将由天主教徒维默尔主持。维茨勒本将担任武装部队 总司令，赫普纳则将出任陆军司令。
到 1943 年底，格德勒已经把密谋集团的政府所奉行的纲领拟订就绪。它
强调了新政府祈求和平的愿望。这个纲领还提出要彻底抵制极权主义，要建 立一个以西方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国家。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向社会主义 者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主张把公用事业和重工业收归国有。可是这个纲领对 共产党人却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赖希斯魏因在最后一分钟曾经力图使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也参加到这项秘密计划中来。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潜伏 着一名盖世太保特务，这个企图没有成功，结果还使赖希斯魏因和勒伯尔于
7 月 4 日和 5 日遭到逮捕。这件事情促使他们更想把希特勒尽快干掉，所以
仅仅两星期后，施陶芬贝格终于下手了。
　　1944 年 7 月 20 日午后，施陶芬贝格置放的炸弹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元 首大本营内爆炸以后，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富于戏剧性的，但是大部分 又是极其混乱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加叙述。总的说来，这 次起义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希特勒没有被炸死，事实上只受了一些轻伤，在 以后紧要关头的二十四小时内并没有丧失工作能力。对密谋分子来说，同样 具有灾难 41 性的是，通讯大队的费尔吉贝尔将军未能把元首大本营的通讯中 心炸毁（这就使元首大本营同柏林仍然保持着联络），而他们的其他关键人 士又未能把主要的无线电台加以控制。此外，柏林军事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也 同样是个致命伤，他们呆在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内等待官方证实希特 勒业已毙命，同时还无休止地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另一方面，戈培尔以 柏林行政长官的身分，却采取了坚定果断的行动打击这场起义的组织者以保 卫首都。由于密谋分子未能抓住时机，结果这场政变到那天傍晚基本上已告
　　
失败。晚上 6 时 30 分前，德国电台宣布暗杀希特勒未遂的消息时，已经能叫 德国人民放心，元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和脑震荡，但是没有受重伤”。这 关于这次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的详细情况，见惠勒一贝内特：《权力的报应》，
第 635—693 页；又见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 371 页以后。 那枚炸弹是为了用于爆炸一个混凝土地下掩蔽部而没计制造的，可是在
最后一分钟，希特勒把开会地点改为一所极易损坏的木营房，爆炸的气浪从 木营房的墙壁和屋顶冲出去了。
　　当大德国警卫营司令雷默尔少校报告说，他奉命要逮捕戈培尔时，戈培 尔坚持要这个青年军官亲自在电话中与希特勒通话，以证实希特勒仍然活 着。结果，希特勒就派雷默尔负责保卫柏林，打出那些参与起义的人。


　　项广播，以及元首大本营一再发来的叫人不要听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 令部的一切命令的那些指示，使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缩了回去，千方百计把自 己的罪证掩盖起来。
　　这些动摇的人中有国家军司令弗罗姆，他强迫贝克自杀， 又派人把奥尔 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和黑夫滕打死。
　　希特勒和纳粹宣传机器对这次起义的反应是和他们一贯的作风完全一致 的。一切都归咎于那“一小撮”将领——那些“愚蠢并糊涂到犯罪地步的军 官”，对于他们，如同希特勒在 7 月 21 日的广播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次” 将按照国家社会党人惯常采用的方式同他们算帐。实际上，对于牵连在 内的文官，特别是党内高级人员，象黑尔多夫和内贝，政府始终保持沉默，
直到 9 月才发表了一项相当简短的公告，宣称这些人经过审判已予处决。
　　8 月 4 日，军事“荣誉法庭”开庭，把维茨勒本和其他活着的军官清洗 出军队，并交给人民法院去审理。这一件事使人深切地感到，这场密谋主要 不过是将领们搞的另一个秘密勾当。
第七节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末日
　　42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的几星期里，希特勒想的只是对所有同图谋杀害他 的案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不论他们关系多么间接。正象他在 1934 年抓住国 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小集团的反抗作为对整个运动进行一次清洗的借 口那样，他在 1944 年 11 月 13 日向纳粹党作报告时说，他主张把这一新的“叛 乱”作为“彻底检查一下整个国家机构”的时机，而“妥协与折衷办法”都 将成为过去的事了。因此，象一个纳粹评论员所说的那样，1944 年 7 月 20 日“将完成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工作”。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宣布：“为了最 终创造秩序”，他已经任命希姆莱为国家军司令，并且指派古德里安接替蔡 茨勒（先前接替哈尔德的那个多少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人）为参谋总长。 这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即将对 7 月 20 日事件残存的密谋分子，以及那些看清 楚这项秘密计划不会成功后企图退缩的较为软弱的分子发动强有力的搜捕的 信号。在这次搜捕中，希特勒甚至要求每天向他汇报进展情况，至少有七千 名反对派的成员遭到逮捕，大约有七百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对军事 领袖们的处置办法，由于剥夺了武装部队法庭的裁判权，改由人民法院审理， 因而大为便利。在第一批遭到逮捕和拷问的人中有前国家军总司令弗罗姆（虽 然他到 1945 年 3 月 19 日才被处决），他于 7 月 20 日在本德勒大街干的自相 残杀的勾当并没有能把他自己同这场密谋有关的证据全部毁灭掉。西线总司
　　
令克鲁格自杀身死，总算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 封很长的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线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10 月里， 隆美尔同这次密谋的关系也被查明了，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自杀或是接受 人民法院的审判。这位元帅知道，后一种办法意味着肯定判他有罪，还要影 响到家庭名誉，他因此在 1043 月 14 日选择了自杀的途径。然而，这时候已 经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位卓越的军人也同密谋有牵连，那么德国军队 和人民的士气都将大受打击。为了这个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鲁格下葬应不 举行仪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将领宣布他同密谋分于有关。至于隆美尔，希特 勒举行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国葬，希望这位元帅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会被人知 道了。
　　当希姆莱忙于整顿军队这一任务时，在镇压柏林叛乱中立下大功的戈培 尔，则奉命向国内进行新的勒索。7 月 25 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国家最高当局 的一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这位宣传部长奉命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 任”，有权使“官方各项计划”符合于“总体战”的需要。特别是他将检查 “包括德国铁路［和］邮政在内的全部国家组织”，以保证“为武装部队和 军备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权“要求同家最高当局提 供情报，并??向他们发布指示”。这样，除了希特勒、希姆莱和博尔曼之 外，戈培尔成了德国最有势力的人物，有权对政府所有部门和德国社会与文 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达命令，规定它们在人力方面对“总体战”应作出的贡 献。一个月后，他行使了这项新职权，颁布了一道命令，在德国几乎取消了 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所有的戏院、音乐厅和酒吧间尽数歇业。德国电台不 需要的乐队一律解散。所有“小说和类似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当然，纳粹 党的“标准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内）一律暂停。日报的篇幅进一步减少
（自从 1942 年以后，报刊已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教育机构，“例如家政
学院和商学院”，一概停办。
　　1944 年 10 月 18 日来比锡战役（1813 年）纪念日那天，十六岁到六十岁 的男子一律应召参加人民冲锋队，44 同军队并肩在德国本上上继续抵抗入侵 的盟军（这时候，美国第一军已于 9 月 12 日越过德国边界，进入了亚琛，而 在东线，俄国军队也在东普鲁士边境上作战）。虽然人民冲锋队名义上是“武 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象博尔曼承认的那样，对人民冲锋队的控 制则“纯粹是党的事务”。人民冲锋队是根据希特勒 10 月 18 日的那道法令 成立的，由各行政长官负责其兵员的征集工作和指挥工作。冲锋队参谋长舍 普曼是人民冲锋队“步枪射击训练的督察”；希姆莱负责它的全面组织、训 练和装备工作；博尔曼则是它的政治事务首长，他显然不愿意向正规的军事 当局（包括凯特尔在内）提供关于人民冲锋队的任何情报。这就是说，在战 争的最后六个月里，西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操在纳粹党的手里，因 为就军队来说，希特勒本人这时已经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战细节的职责。
　　在 1945 年 1 月 30 日的广播演说中，希特勒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肯承 认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中产阶级笨蛋们”，从而讲出了最后失败 接近时，纳粹宣传中经常讲的一套老调子。在这种宣传中，他们把垂死挣扎 讲得倒象有格外深奥的革命意义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却又说成是等于叛 国。党卫队在绝望的形势下没有能继续作战时，甚至他们也遭到了贬黜。希 姆莱已经以国家军总司令的身分下令枪毙逃兵的家属。2 月 12 日，凯特尔对 帮助部下非法离开作战地区的军官判处死刑。戈培尔曾经劝说希特勒撕毁日
　　
内瓦公约，而跟着可能发生的枪杀战俘事件，便会阻止德国士兵向前进的盟 军投降。希特勒有一时期的确有过这个念头。事实上，45 只是由于他的军事 顾问们的坚决反对，似乎才使他没有干出这一新的疯狂行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