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 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 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 年 11 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 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 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 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 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 件不相称”。①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
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自然，在 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 1944 年 9 月 12 日曾宣称： “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 个严重的错误。”①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
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 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 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②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
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
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③据哈里·霍普
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艾登）象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④他
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
⑤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 37 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
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帕林）。又经过几天 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 会里享有一席。①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
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 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 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 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 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 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 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②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
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象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 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①而
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 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没有外国援助就休想恢复。许多法国人由于 意识到这种仰人鼻息的境况，便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去设 法补救。战前人们讲笑话，说奥地利的局势不可救药，但是还不算严重。这 种笑话大有同样适用于法国之虞。
　　法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的形势，因此分不出很 38 多心思来考虑德国 问题。法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让人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一定要按同等条件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使法国的人力 物力更为紧张，意味着承担无力承担的义务，法国人还是认为参加占领是他
　　
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这种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 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 的，也是不能容忍的。”②法国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如此的困扰，以致
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法国什么也没有改变。 一般法国人对待德国的态度确实极少变化。法国人也许不至于否认善良
的德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根据这种假定来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 法国人对改造德国的尝试，采取嘲弄的态度，对德国人灾难深重的前景却并 不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 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 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 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 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 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 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 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①这
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 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 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 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②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③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
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 1945 年 4 月说过：“法国从未
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④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 39 容易将其置于法国 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 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 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 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 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 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 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 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 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 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 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
一番。①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 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 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 满，1945 年 4、5 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 特市移交给美国人。①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
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 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 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

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象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②

第四节 俄 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③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
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 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据官方统计，有七百万人死亡——实际的死 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论为废 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 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 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 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 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品。①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 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
于 1941 年和 1942 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 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 安全。早在 1942 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
②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
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二百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百分之五 十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十年内以当年产品 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百分之八十。③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
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④说：“一定不要让马踢
你一脚。”①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
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象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 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 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②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
迁工厂，交 41 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
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③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 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 大林预料德国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能够复原。④早在 1941 年 12 月，斯大林就
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⑤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
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 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⑥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
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 1944 年 10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 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 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 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 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 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 1945 年 5 月 9 日对俄国人民 发表的胜利演说①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 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
　　
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 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 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 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 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 激起其忿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 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 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 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 事。然而这不是 42 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 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 1942 年 9 月讲的一 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 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 在。”①直到 1944 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
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 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②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
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
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 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③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
真。从 1944 年 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
于强迫劳动。④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 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 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⑤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
在 1907 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
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⑥ 年 5 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
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
①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
（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 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 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 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 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 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 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 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 13 一样， 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 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 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 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 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 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
　　
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唯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①的确，
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 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 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 1917 年列宁所采取的“妥 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 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 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 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 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 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 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 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 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 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 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 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 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 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 法①：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 44
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
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 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 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 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 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 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
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 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 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 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 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 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 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 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 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 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 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 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
（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 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 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 继承。①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 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 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 45 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 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 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 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 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 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 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 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 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 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 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 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历 史。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 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 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 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 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 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 要，还有在东欧建立“民主”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 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 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 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 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 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 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 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 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 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 46 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 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 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 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 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 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 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 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 没有被同化，1917 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 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
　　
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 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 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 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 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作是把这 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 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 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泽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 员，他们也要休假啊。①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
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 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 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 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 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 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 定，但是这一信念 47 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 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 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 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
①象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
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 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 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 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作 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 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 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他有两个儿子，其实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 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②在
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
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载一则报道而使红军受到侮辱，那则报道说，柏林 市中心的一家衣饰用品商号正在为红军制作六万五千件衬衣和四万条裤子。 这种情况使双方都不可能判断：无礼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无 辜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得罪别人。
　　人们不难提示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果各方 获准彼此混在一起并取得相互了解的话。的确，很多俄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 流露出很大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开眼界。未失其真的 俄国人和极权主义官员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别，前者好奇爱问，喋喋不休， 惯于内省，欢乐愉快，从容沉着，对时间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后者在突然记 起那些教给他的清规戒律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词，明显地表示出 48 不违反党的路线的决心。苏联当局在对友好亲善和社交活动施加那种严格限 制时，很可能考虑到有那么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国人。这不单纯是不让他们“知 道西方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本性引导他们忘却和猜疑
　　
苏联赖以建国的纪律的基本原则。但不能因此机械地说，如果俄国当局热切 地鼓励交往，友谊就会得到保证。当任何谈论和行动可能被曲解时，有机会 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无益。的确，使彼此较易混熟的唯一办法是饱餐一顿， 而喝酒的作用则更大。

第五节 盟国的宣传


　　前面所记载的许多事实和言论，都是在事后不多久就透露出来的。普通 德国人无从自动地得知其详。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稍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即要求普通德国人从盟国方面获悉一些情况，以便了解盟国的意图，乃是合 情合理的。当然，盟国向普通德国人传达情况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无线电台。 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 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 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 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 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 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①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 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 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 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 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 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 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 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 49 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①还就德国的
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确
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
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
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年6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 规定②：“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
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③
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 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 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 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 1943 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 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产 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
（1943 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 年夏）；［莱茵兰城市的］ 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 年 1 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 50 不是 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 年 3 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 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 年 3 月）；大规模报 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 年 3 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 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 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 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 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
　　
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 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 单，1944 年 10 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 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 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 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 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 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 望使德国挨俄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抉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 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 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 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 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 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己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
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 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 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著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商且意味着战争将在德
国本上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
年 8 月）。51 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
（传单，1944 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
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
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 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 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 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 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车速，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 们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个帝国马克的罚款， 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 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 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 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 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 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 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 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 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 作的解释一一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 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 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 1946 年 5 月寓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四分之三 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①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
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 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 62 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 会党党员（或许还有的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 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 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 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②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
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 受下面的委托。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 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 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 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情仰对许 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导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 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 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
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①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 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 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 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 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 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 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 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 特性包含 53 以下各点：
　　1.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 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 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 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 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象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 然之间露出了原形。”①.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
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 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 有关的趣味，则 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 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作低人

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 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客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 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 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 系是不可能的。3.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 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 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 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德国人的热爱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 他们逮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 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 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 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然。5.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 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 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 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 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
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 54 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 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一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 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①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
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
滥调。
　　7.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 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 1914 年开始 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 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彼描 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 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
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 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 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 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 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 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 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 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 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 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 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 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 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

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
　　1.百分之十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 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 有天生就爱为非作 55 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 景。
　　2.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 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 共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 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 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 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 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 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 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匀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 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 型转化者极少。
4.百分之十五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
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 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 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 1933 年前就成年了。 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 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敢而代之。然而几年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 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 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百分之十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
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 传统的薰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 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 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 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 及他们的子弟。①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 56 因故败而有多大改
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 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 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 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 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 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 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 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 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 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 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

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①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 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 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强调盟 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 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 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 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 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 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 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 1945 年 5 月 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 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 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 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 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 57 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 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 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 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 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①与此同时，他们默
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 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 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公开敌视 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 之哑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 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②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
有效的预防措施。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
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在德国处于 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但即使 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 调，这是令人怀疑的。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 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
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 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
—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 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 58 徒，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用牺牲希特勒及其同 伙的办法来保存个人的自尊，即实用主义地忘记了过去他们曾给予希特勒大 力支持，只记得他们有些时候表示过怀疑，发过牢骚或持有异议。他们把接 受纳粹党员身分时没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态度在个人的记忆中大加夸张，从而 宣称他们从来就不是纳粹分子——而且还能够叫自己相信本身并非纳粹分 子。不然他们就运用这样的借口——它包含着相当大的真实性——说党员身 分只是一种形式，并无内在意义，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这种身分。不 过，属于这一类的德国人，他们反对纳粹主义并不象反对纳粹分子那样厉害。

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啦。纳粹主义原是一件好事，却被办坏 了。①他们责备纳粹头目，并不十分计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偏重于他们未
能尽责。这种辱骂显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与盟国有共同之处， 而后者未必意识到内中隐藏着多少意见分歧。①
　　虽然他们在承认自己的观念带有根本性错误之前，准备先把别人责骂一 通，而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被抑制着的错误感，从而产 生一股恼火的受挫情绪。从他们对待盟国的态度方面来看，这一点表现得颇 为明显。他们倾向于羡慕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和英、美人交谈的时候， 虽然这两个也是条顿民族的国家对德国的观点置之不理也许是令人气恼的。 他们丝毫不指望法国人会大发慈悲，但现实的利害关系足以制止敌意的爆 发。正如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喜欢我们，但总把我们看成若有 若无；美国人喜欢我们，但把我们当作淘气的孩子看待；法国人恨我们不下 于我们之恨他们。”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尽管他们 有黑人部队，有种种蜕化变质的传闻。但是，俄国人的所作所为所引起的敌 意，则因条顿民族蔑视靳拉夫民族的积习而火上加油了。一个英国记者在德 国碰到一个俄国姑娘，那姑娘对他说，两年前她从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亚， 如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时候能够吃到德国人在 1945 年能吃到的粮食，那就会 感到自己很幸运了。一个德国家庭主妇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进来大声 说：“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才有较高的需要哩。”德国人因听任他们所蔑视 的民族摆布而感到气愤难平，但却无能为 59 力。他们把气愤发泄在强烈的仇 恨上，发泄在不断争取同情上。任何一则反对俄国人的消息，他们都愤愤然 向西方联络部门汇报，暗中指望所汇报的消息会受到重视。这种做法应视为 有预谋的制造不和，尽管此事无疑地起了制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动机是 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好象也同样兴高采烈地 向俄国人汇报。补充这一点，才算是不偏不颇）。至于纳粹追随者这一类人， 他们的借口就层出不穷了。如果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基本主题， 则说法是各各不同的。他们知道的情况是那么少。“当然，我们了解集中营 不是休养所，可是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前后矛 盾毫不介意，接着又说道：“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什么呢？告密的到处都是， 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给关进集中营。”“为什么事事都怪德 国不好？别的国家［一般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也够坏的了。”在盟军越过 莱茵河之前，有一个德国人来找盟国军官，要求这位军官制止一个外国工人 偷他的自行车。那位军官说，近几年来你们从被占领国家可能已经抢走了大 量的自行车。”但是，中尉，”那人气忿忿地回答说，“那时是在进行战争 呀。”在某一方面、这些推托之词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人自身卷进纳粹的 大灾难，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他们赶着纳粹的浪头，这样做似乎是免遭麻烦 的最便当的途径。恰恰相反，这样做，遭到的麻烦比任何时候还要多。
　　他们的反抗办法是设法摆脱羁绊。在德国，这个办法一直很流行，有士 兵，有文官，有圣职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让政治 家们去搞吧。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 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这 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
　　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 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
　　
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 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 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薰陶。他们中大多数是 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们会 60 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 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实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在 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作了多少精神准备。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
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①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 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 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无庸 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无 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 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 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 尖锐的。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 藉以逃避责任。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 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 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 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他们不愿承认错误 或请求宽恕，唯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 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 上的信心。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 确是一个错误。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解决的办法 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 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这样，一些 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 理上的紧张。①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 61 承担“集体罪责”
的观点。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事实并非 如此。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 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全体德国人民要对纳粹的行径及其 后果分担责任。“责任”这个词，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过。英国广播公司费 了很大的劲去区分“罪责”和“责任”的意义。前者必然含有谴责的因素， 而后者则不然。毫无疑问，驻德军队中的许多下级人员对这两者的区分能力 是很差的。“集体罪责”的说法肯定是盟国的个别军官宣扬出去的。但是德 国人并不愿为罪责和责任之间的区别而烦心，也不愿去研究个别人的讲话是 否代表其上级，这种情况本身是意味深长的。集体罪责是一个考虑极不成熟 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驳斥。在承担后果这个意义上人人必须分担责任的说法， 使得那些设法推卸责任、准备要求获得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脚了。无庸置 疑，集体罪责这一虚构的说法多半是德国人宣扬开来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 许是出于本能而别无意图。他们竟然把大部分盟国评论员引入了歧途。
对坚定的反纳粹者来说，战争意味着一场恶梦的结束。就他们企图进行

积极的反抗而论，他们的处境始终是危如累卵，无从得知哪一次敲门是盖世 太保光临。就他们保持消极态度、闭口不谈思想而论，他们必须长期克制自 己，不让一言一行失慎，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态度。由于迫害和移民，他们的 人数日益减少。留在本国的许多人，不是锒铛入狱，便是关进了集中营。如 果他们露面时不带有神经病或神经抑制症状，那真是个奇迹。但对他们来说， 特别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带来了失望。故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 于盟国不亲近他们，拒绝和平试探的一切努力，要求无条件投降，都表示忿 恨不平。他们不能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原来的态度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他们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理论，即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意识形态之间 进行的。他们希望德国政府交由他们来掌管，而盟国代表则象同事一样在旁 协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看到政府为外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所接管，这些人 对德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国人看成一样。总有一天，许多责 任要落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继续受到和别人一样的战败国国民的待遇， 他们所受的困苦、所领的口粮，与其他的人一样。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敌的污点，但同 时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大多数其他德国同胞也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 望，而结果只能认为盟国对他们视若草芥的时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责问 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好象是集体罪责这一理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和其 他同胞一样，认为盟国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反对纳粹者当然并不否认罪责； 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恰恰是那些负有最少罪责的人最愿意承认有罪。但他们 确实剧烈地争辩说，盟国本身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从凡尔赛以后推 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权，并允许他巩固政权的、正是他们，盟国方面 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拒绝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也同负其咎，那使在负 咎多少的问题上还有争辩的余地。但还有其他许多德国人很想抓住盟国承认 负多少责任这一点来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德国牧师觉得有必要提 醒他教区里的全体教徒，一个回头的浪子并未说过：“父亲，我承认有罪， 但我的长兄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伪君子，我决不会弃家出走的。他应该和我受 到同样的责备。”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 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 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 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 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 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 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 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 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 年 5 月 7 日 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 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耍人类抛弃辛苦 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 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 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 63 局向他们讲的 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 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 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 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 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 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 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 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 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 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 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 动于中，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 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 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 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 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 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 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 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 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 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 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 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做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 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 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 功，64 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 1919 年至 1923 年，1929 年至 1931 年以及 1945 年至 1948 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 遭经济灾难，①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
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是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
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
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 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 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 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 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 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 创，也过于简单化了，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特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德国的家 庭传统，在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于其他许多组织制度，使成长中的德国 人树立起这种人生观。果然如此的话，只要这些传统和组织制度原封不动， 指望根本改变德国人的特性和人生观则是白费心机。着手改革那些组织制度 的盟国官员们只想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对形势施加压力，他们始终没 有低估行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能指望他们推行的改 革会扎下根来，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这种改革是合乎需要

的。至于其他德国人，他们一定会憎恨改革是对他们最珍爱的传统的打击。 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需要设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数人中煽起，在多数人 中点燃。
　　如果说问题是重大的，那末结局也是存亡攸关的。因为在德国，要是能 有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无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种民主，但却不受征服欲的 影响，毫无使用武力以追求这种欲望的决心，则世界和平将会更大地得到保 证。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办法可能在一开始是徒劳无益的， 但这一办法不至于使政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手中。这就是为 什么说为德国的灵魂而斗争——德国和外国人都可望同时进行斗争——是我 们当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场斗争。
　　
第四章 急救，1945 年 5 月至 8 月


　　我所统率的盟国军队现在已进驻德国。我们来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 是压迫者。①在我所统率的部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我们要铲除纳粹主义和
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要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所制定的那 些残酷、压迫和歧视的法律与制度。我们要把频频扰乱世界和平的德国军国 主义连根铲除。军事头目和党的头目、盖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恶与暴行的 嫌疑犯要予以审讯，有罪者给予应得的惩处。②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就是这样写的。下面还规定：授 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以军事总督的最高权力：暂时封闭德国的一切法庭和 教育机构（情况许可时，将批准其重新活动）；命令行政人员留守岗位，等 候通知。公告首次发布时，盟军已于 1944 年 9 月进驻德国了。因此，我们认 为颁布此项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赋予盟国军政府采取初步必要措施 的合法权威，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武器。就此来看，公告的显 著特点是它的否定语气。可惜找不到类似的俄国文件可资比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盟国把根除纳粹主义作为首要的作战目标。但在胜 利最后到来之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纳粹分子并不留待 盟国来“根除”，他们几乎不等本国同胞出来把他们撵走，就干脆溜得无影 无踪了。盟国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决定由谁来取代他们的职位。虽然强调 把事务交由德国当局去处理，但是有关挑选人员组成德国当局的指导原则却 一直没有制定出来。第一批美国军政府人员进入了城镇，那里是一片沉寂， 死亡和破坏的迹象触目皆是。他们来到乡村，家家户户挂着白旗，窗根后面 有人在暗中觑望。市长和县长是从事先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一般的做 法是，军政府官员把市镇或乡村里的神父或牧师、地方学校教师以及少数公 民叫来，要他们提出市长或县 66 长的人选。开了几次会，再尽可能地进行多 次调查??进出了一个临时行政长官，由他再任命其他专职负责人，诸如警 察、消防队长、粮食办公室主任、地方文书、机动车管理员以及其他必需的 行政人员。①
初期的军政府工作队是从不适合实战的官兵中挑选的。理由很明显，军
队中最能干最活跃的人抽调不出，因为战争尚待夺取胜利。特别是在美国， 曾经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资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数来自技术界（例如 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或市镇测量员），而来自德国一般行政机构或知识界的人 较少。被选中的人大多参加训练班（有时为了消磨掉整装待命的那段时光， 学了许多项目），但训练过程中用于学习军事组织和武器使用的时间和熟悉 德国社会结构的时间各占一半。②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
瓢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有关人员中 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 这种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上一种色彩，利弊各半。③占领初期，军政府
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 意见的人。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尚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①举例来说，
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 人也许是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 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 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

的意见正确可靠。②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
行政 67 管理经验。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薰 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 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 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 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 1945 年 7 月 7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 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毋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 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③使问题更加复
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 不断地调动。在海德尔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 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年就调换了四次。①由这个工作队安
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 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 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 走一段艰苦的路程。②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 别。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吏少。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 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一两个特别善于随 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 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 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
③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当然，共
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部种人物。圣职人员的意见他 们很少乐意听取。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 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
法。早在 1945 年 6 月 10 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①
在这种组织主持下 68 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俄国人喜欢用“法 西斯”这个词而不用“纳粹”。“法西斯”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 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 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 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 克的历史。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 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无庸置疑，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 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国对鼓动革命形势颇有顾 虑，生怕左翼分子会左右局势（正象西欧许多被解放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他们得到的指示——或者没有指示——迫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冻结局势。他 们深信新的管制委员会会尽早制定出如何改组德国的办法。不管怎样，在这 样一个早期阶段，要肯定谁可信赖，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临时性 的，等到有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务处理好。因此 6 月份在汉堡解散了 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浓厚了。这种态度对坚定 的反法西斯分子产生的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②结果使那些本来会坚定拥
护这个政权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亲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国人为什么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