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江泽民主席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多姿多采的当代 中国生活画卷，蕴含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丰富精神资源。中国人民 解放军从 1927 年南昌起义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光辉历程。建军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与发 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各个历 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了我军前进历程的基 本脉络，蕴含了我军建设、作战的宝贵经验。这本《军史集要》，旨在通过 阐述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勾画出人民军队 70 年艰难曲折复杂斗争的光 辉历程，使人们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深入了解创业奋斗的艰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我军 70 年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曾经激 励我们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人民军 队的光荣历史，就要牢记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严守铁的纪律， 加强军队内外团结，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 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 有力的安全保证。
编者
1997 年 6 月

军史集要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 纲领，先后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陈独秀放弃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 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 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 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于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了独立 领导、组织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道路。主要有：
南昌起义
　　1927 年 7 月，中共中央准备集合我党掌握的武装，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 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 根据地，尔后，举行新的北伐。我党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的李立三、邓 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相互勾结，在 第二方面军中“清党”，随即向党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 东去。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领导这次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之第 11 军第 24 师、
第 10 师一部，第 4 军第 25 师之第 73、75 团，第 20 军；第五方面军之第 3
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 2 万余人。当时，在南昌附近， 敌人的兵力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 3、9 军各一部和第 6 军的第 53 团，
共 3000 余人。我党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占绝对优势。
　　中共前委原定于 7 月 30 日夜举行起义，此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 身份以没有绝对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竭力阻止起义。前委排 除了他的阻挠，确定于 8 月 1 日举行起义。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起义部队于 8 月 1 日
2 时对南昌守敌发起进攻，至天亮全部肃清敌人。此时，汪精卫急令张发奎、 朱培德率部向南昌反扑。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部南进，先攻占广东的 东江地区以发展力量，待接受外援，再攻取广州。8 月 3 日至 5 日，起义军 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这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敌军企图堵击我军。我军 乘胜占领瑞金，并集中主力猛攻会昌，虽歼敌大部，但我军也伤亡 1700 余人。 起义军一个月的转战，减员近万人。9 月 28 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汤坑（今 丰顺）东南的白石同敌东路军遭遇，经与敌激战后，退出战斗，余部 1200 余人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 同由潮、汕撤出之部队会合，转移到闽南、赣南等地区。他们在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转战到粤北，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 800 人的骨干，于 1928 年 4 月到 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33 年 7 月 11 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议，规定“八一”这一光荣的日子为我 军建军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 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等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
　　
指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任省委书记。1927 年 8 月中旬，毛泽 东和省委委员一致主张举行秋收暴动，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决定集中力 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的 起义，毛泽东被派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次 起义。
　　9 月初，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向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 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以及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研究 制订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前委将边界革命武装共 5000 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下辖 3 个团。前委计划：在当地农民暴动的配合下，
第 1 团夺取平江，第 2 团夺取萍乡、醴陵，第 3 团夺取浏阳，完成任务后， 三路一齐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
　　9 月 9 日，湖南省委组织的群众开始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的铁 路。11 日，第 1 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之敌，当主力进到金坪时，突遭敌 背后的袭击，2 个营被打散，收容后向第 3 团靠拢；第 3 团由铜鼓出发，接 连攻占浏阳东北的白沙镇、东门市。14 日，敌反扑，东门市得而复失，被迫 撤至上坪；第 2 团由安源出击，克萍乡之老关，占醴陵县城。后敌一部向醴 陵反扑，我 2 团转攻进占浏阳，因遭敌突袭，损失大部。
鉴于三路部队受挫，毛泽东于 9 月 17 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
文家市集结。19 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决定放弃会攻长沙，迅速脱离平、 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9 月 20 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 发，24 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 日，部队 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的部队人数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 非常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即 “三湾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将部队缩编为 1 个 团，称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 到连有支部（即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 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 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月 3 日，起义部队进到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
取得了联系，并将部分伤员安置在茅坪。接着，经湖南酃县的水口转至江西 遂川县境，于 10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 民的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 依据客观情况，毅然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 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实行打土豪、分粮分资财， 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广州起义
1927 年 10 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爆发。
11 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争夺广东的矛盾激化。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军阀混乱，实行总暴动政策，要求各地再次举行武装
起义，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11 月 17 日，中央决议案认为“目前广东

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要求中共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 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1 月 26 日，广东省委立即组织由我党领导的第 4 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使 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的胜利。接着，省委着手组织工人赤卫队，成立革 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 指挥，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原定于 12 月 12 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察觉，在此紧急情况 下，广东省委决定起义时间改为 11 日。11 日 3 时许，在张太雷、叶挺、恽 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平等领导下，教导团、警卫团一 部和工人赤卫队 7 个联队，分别向广州之敌发起攻击。经激战，除敌第 4 军 军部、军械库和第 12 师后方办事处等外，市内之敌大部被歼，当日上午，广 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由于省委未能接受叶挺提出的起 义部队迅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12 日，由外地回援的敌人 3 个师，在英、 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舰炮和陆战队支援下，向广州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起义军与敌浴血奋战，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不幸牺牲。13 日，起义军余部
约 1000 人撤出广州。后由叶镛、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师，加入 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人于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 队。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 义，广大军民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这一实践再一次证明了照搬外国经验，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不 适合中国国情的。
其他地区武装起义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领导 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 10 多个省，他们中主要有：
由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的农民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
领导的黄麻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杨善集、冯平领导的海南岛 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鄂北农民起义；赣西、赣 南农民起义；湘东农民起义；方志敏、黄道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中共湘南 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郭 滴人、邓于恢领导的闽西农民起义；唐澎、谢子长、刘继曾领导的清涧和渭 华起义；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起义；彭德怀、膝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 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疯狂屠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同时为发展红军，创建 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这里反动统治力量 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 江西乃至湖北。这里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有党的组织基础， 群众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尚有袁文才、王佐各有 60 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倚 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率领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 1927 年 10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 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 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 两省敌军大多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 团，战斗力很弱。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当年 11 月和次年 1 月，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建立了两县党的组织、工农政府和赤 卫队。同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酃县恢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地方武
装。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提出了军 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 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人民群众 与军队的联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教 育和改造工作，使这两支部队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改编为工农革 命军第 2 团，成为人民的军队。
1928 年 1 月中旬，江西敌第 27 师第 81 团和第 79 团的 1 个营，由吉安
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 79 团的 1 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 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 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 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 人的进攻。
敌人占据宁冈新城，对我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 月 4 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 遂川返回井冈山。18 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 1、第 2 两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 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 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 1 个营，俘敌近 300 人，打破 了敌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 俘虏采取了不打不杀，医治伤兵，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当即释放的政 策，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到 1928 年 2 月 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分的中国第一个 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 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无 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放弃了攻取大城市长沙的 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农村退却，到罗霄山脉中段 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 工农革命军队。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形 成的。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 了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 律。早在 1927 年 7 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农 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 上，他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8 月上旬，毛泽 东在给中央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要在湘南组织 1 个师的军队，
占据 5、6 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共产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但是， 这一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由于人们缺乏根据 地观念，加之国民党军和新军阀的不断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 弱小的红军和根据地能不能够存在？产生了疑虑。不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 井冈山斗争乃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为此在 1928 年 10 月写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 11 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
篇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 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 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 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可继续发展。在总结井冈山 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 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 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 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 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 战略。即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敌人采取攻势。在统 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其政权稳定时期则要逐渐地推 进。不论在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在根据地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 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
　　1930 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提出：必须要 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 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 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 最重要因素。”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理论 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 地建设的密切结合：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 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 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 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粟裕曾回忆道：“毛 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 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屈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 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 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这一光辉 思想的形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 军制订的纪律。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建设一 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 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提高我军战斗力，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伟 大意义。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 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适应日益惨酷的斗争需要，毛泽东吸取了工 农革命军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 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为此， 毛泽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 拉伕，不打人，不骂人。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到
1928 年 1 月，又提出了六项注意。1929 年以后，毛泽东又将六项注意增加了
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 东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也就是现在全军所施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
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 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毛泽东所以能不受 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 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 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 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 1 团掉头南下，在 1928 年 1 月 4 日， 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 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早在 1927
年 10 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 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 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 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 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 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 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 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进城后的 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将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 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如对于“损坏东西要 赔”这一条，毛泽东解释时讲了一个补缸的故事，说新缸虽然没有旧缸光滑，

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赔一只新缸给群众，总是用得着的。1929 年，红 4 军进军赣南、闽西，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 俘虏腰包”这两条。他解释“不搜俘虏腰包”这一条时向大家说，中国是穷 人多还是富人多？国民党军队里为官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大家都说中 国是穷人多，当官的是富人多。毛泽东接着说，对啊！因此，我们要宣传自 己人不要打自己人，要他们回家乡去打土豪分田地。六项注意加上这两条， 就形成了八项注意。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上门板”、 “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改为“不 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 怕，又痛恨，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并不知道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 然不同的，往往同对待旧军队和土匪那样对待工农革命军。这个问题不解决， 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己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 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 由于工农革命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彻底改变了对工 农革命军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 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 群众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工农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工 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当然，“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更是我军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源泉，是我军光荣 传统之一。
　　
中央革命根据她的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位于江西省南 部、福建省西部，亦称中央苏区。
　　1929 年 1 月中旬，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 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 4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
于 2 月 9 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红 4 军将尾追我军之赣敌两个 团歼灭于大柏地，俘敌 800 余人，缴枪 800 余支。此后，红 4 军挥师北上， 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 2 团会合。这时，红 5 军主力已从井冈山向外 线转移，赣敌 2 个旅分路逼近东固。我军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 月 14 日， 我军攻克长汀，歼敌 7000 余人。红 4 军前委根据蒋桂战争已揭开序幕，向党 中央提出：红 4、5 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 2、4 团应“以赣南、闽西 20 余县为 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 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计划。4 月 1 日，红 4 军在瑞金 与红 5 军会合。红 4 军前委在雩都扩大会议上，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 5 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发展湘赣边苏区，红 4 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 2、
4 团在瑞金、雩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县，消灭地主 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红 4 军先后攻占兴国、宁都，建立了兴国、雩都、 宁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使赣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5 月，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兵力，企图围
歼红 4 军于赣南地区。红 4 军为避开敌进攻锋芒，第二次挺进闽西，发展游 击战争，创建苏区。23 日，攻占龙岩，俘敌 200 余人，歼敌 2 个营。26 日进 占永定。在 6 月中旬，红 4 军第三次攻克龙岩，歼敌第 1 混成旅 2000 余人。 在红 4 军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 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下旬，红 4 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 就红 4 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 讨论，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 4 军主要领导岗位。红 4 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蒋介石命令赣闽粤三省正规军对红
4 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这时，红 4 军前委由于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
遂决定以第 1、4 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率第 2、3 纵队出击闽中，后到赣 浙皖边界游击。8 月下旬，红 4 军返回闽西苏区。这样，红 4 军打破了敌人 对苏区的第一次“会剿”。为巩固扩大苏区，红 4 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密 切配合下，攻克上杭，歼敌 2000 余人。之后，又相继攻占武平、永定。在上 杭，红 4 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建军原则问题，仍无结果。10 月中旬， 党中央指示红 4 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据此，红 4 军除留
第 4 纵队于闽西外，主力到东江作战。11 月下旬，转至闽西长汀。
　　1929 年 10 月 22 日，红 4 军前委收到党中央 9 月 28 日的指示信，信中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 4 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12 月底，红 4 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 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 了新的红 4 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 11 人为委员。古田会议决 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 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 年 5 月中旬，红 4 军离开赣南转战闽西后，敌军对赣西南的红军独 立第 2、4 团和东固等苏区，实施“进剿”和“清乡”。赣西、南特委领导红 军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利用我良好的群众条件，打击分散之敌。9 月至 10 月，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第 2、4 团的实力已发展到 2000 人、1100 余支枪；第 3 纵队与敌起义的 1 个骑兵连合编为独立第 3 团；白沙、 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游击队，合编为赣西游击第 1 大队；安福、 吉安、峡江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新的赣西游击第 2 大队；此外，赣西又组织 了农民赤卫军第 1 至 9 纵队；赣南也组织游击第 21 至 29 纵队。11 月 15 日， 吉安八乡靖卫团 100 余人枪，在总指挥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下起义，编
入独立第 4 团。
　　1930 年 1 月，赣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将江西红军独立第 2、3、4、5 团，赣西游击第 2 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 6 军（不久改 为红 3 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赣西赤卫军各 纵队开始把武装骨干编成特务队，后一部编为红军第 20 军，曾炳春任军长， 刘士奇任政治委员；赣南游击队第 21 至 29 纵队，也得到很大发展，后来编 为红军第 22 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1930 年 1 月，赣闽粤三 省敌军集中 14 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委和毛泽东率第 2 纵队在小池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 4 军主力第 1、3、4 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 进，筹措给养。由于我军的游击作战，不断给敌以打击，加之福建敌人发生 内证，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3 月 18 日，闽西苏维埃 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 委员会将 5 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 12 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 员。此时，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吉安、泰和地区的红 5 军， 吉安、泰和段的赣江两岸的红 6 军积极活动。蒋介石急调约 4 个旅于乐安、 宜黄地区，1 个师集中于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起进攻。红 4 军前委果断 地放弃攻吉安的计划，立即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 后消灭之。敌即分兵三路，向我军进逼。我军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 于水南、值夏、富滩歼敌第 15 旅大部，俘敌 1600 余人。3 月 15 日，赣西南 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红 4 军采取“同 时扩大，同时深入”、“傍着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至 6 月上旬， 歼敌正规军和靖卫团 1000 多人，并帮助地方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
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
　　1930 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使其统治基础更加 脆弱。与此相反，红军经过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 展；6 月，红 4 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活动在 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 4 军、第 6 军（尔后改称第 3 军）和第 12 军合编 为红军第 1 军团（史称第 1 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 委书记，共 2 万余人。此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 20 军、22 军也划 归红 1 军团建制。与此同时，湘鄂赣地区的红军第 5 军、第 8 军，在湖北大 冶组成红军第 3 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膝代远任政治委员。之 后，湘鄂赣独立师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红军第 16 军也划归红 3 军团，全军团共
1 万余人。之后，赣东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 10 军；赣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 35 军；闽西地区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 20、21 军合编为红军新 12 军。1930

年 2 月，赣南、赣西、湘赣边特委合编为赣西南特委，3 月组成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辖 30 余县。1930 年夏，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为赣东北特委， 拥有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乐平、万年、贵溪、余江等 8 个县苏维埃政 权。湘鄂赣苏区已发展到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 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广大地区。这时，江西苏区的面积 包括赣西南、赣东北、赣西北，已占全省的 80％左右。闽西地区也成立了苏 区，辖有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 6 个县苏维埃政权，并拥有 龙岩、永定两座县城。后来这个地区同赣西南的赣南部分合并为中央苏区， 即中央革命根据地。

其他革命根据她的创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边地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逐 步建立起红军第 1 军和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 略区之一。
　　1928 年 1 月至 4 月，由黄麻起义武装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在黄冈、 罗田、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和民团。5 月，部队展开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地区，积极创造以柴山保为中心 的根据地。第 7 军即进入该地区，组建具有政权性质的农委会。7 月，拥有
20 万人口的柴山保苏区初步建成，部队改编为红军第 11 军第 31 师，吴光浩 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0 月，中共鄂东特委组成，王秀松任书记。并巩 固与扩大现有割据区域，在大别山地区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鉴于此，红 31 师两个大队在黄麻起义老区恢复工作，到年底，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 乘马、顺河等区大部为我控制，苏区面积有所扩大。1929 年 4 月至 6 月，鄂 东特委改组成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通过了关于扩大游击战争、加强 政权建设的决议。
1928 年夏，鄂东特委在河南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北部地区成立
特别区委。次年 5 月，特委派红 11 军军长兼第 31 师师长吴光浩等一批干部 到商南参加起义，吴光浩在途中牺牲。5 月 6 日，商南起义群众解除了丁家 埠、李家集、吴家店、白沙河等部分民团的武装，控制了商南和、乐两区。9 日，组成红军第 32 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辖第 97、98 团共
100 余人枪。周、徐率领该师向东进军，占领了安徽六安金家寨。此后，红
32 师发展到 300 余人，以南溪和吴家店为中心的纵横各约六七十里的豫东南 苏区初步建成。
1927 年 10 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着手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
起义。11 月 8 日，六安独山、两河口地区农民起义，并控制了独山镇。接着， 六安的金家寨、徐家集地区和霍山的漫水河地区，也相继举行起义，分别组 成了游击队，建立了革委会。1 月下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成立了红军第 33 师，徐百川任师长，共 200 余人。1930 年 2 月，潜山清水寨的群众举行起义， 组成了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王小亭任师长兼政委，共 100 余人枪。4 月， 英山金家铺、霍山东北地区和六安徐家集地区农民相继起义，组成游击队， 开展游击活动。到 5 月间，红 33 师发展到 300 余人，拥有 30 万人口的皖西 苏区初步建成。
　　遵照中共 1930 年 2、3 月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于 4 月在 黄安箭厂河（今河南省新县）举行会议，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 导鄂豫边苏区和皖西苏区的工作，郭述申任书记；同时组成红军第 1 军军部 和党的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徐向前 任副军长；原第 31、32、33 师依次改编为第 1、2、3 师，全军共 2100 人。 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和红 1 军的组成，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创造了条件。鉴 于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军部乘机率第 2、3 师在皖西发动进攻，先后攻克霍 山和英山两城，歼敌近 3000 余人。与此同时，第 1 师向平汉铁路南段发动进 攻，以袭占、伏击等手段，大量歼灭敌人，红 1 师扩编为 2 个步兵团，1 个
　　
机炮混成团，共约 3000 人。随后，3 个师在军部指挥下，转战在黄陂、孝感 北部。红 1 军在 6 至 8 月的转战中，共歼敌 7000 余人，自己发展到 5000 余 人，苏区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建成了拥有 100 多万人口的鄂豫
皖苏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湘鄂两省边界地区。1927 年秋至 1928 年春，中 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领导了多次农民起义，开展了游击战争。经过近 3 年的 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红军第 4、6 军和第 26、49 师，建立了包括湘鄂边、 洪湖、襄枣宜和巴兴归四个地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些红军是中国工农 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苏区是红军重要战略区之一。
　　1928 年 4 月，桑植起义失败后，贺龙收集失散的部队在桑植、鹤峰两县 边界进行游击活动，队伍逐步扩大到 1500 余人。7 月初，湘西北特委改组为 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后改称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部队整 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也称红 4 军），贺龙任军长。红 4 军因遭敌袭击， 退守鹤峰东南的堰垭地区，并认真总结了教训，整顿了部队。于 1929 年 1 月，攻占了鹤峰县城和太平镇等地，成立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红 4 军也 发展到 1000 余人。此时，前委研究了红军战略战术以及加强农民运动和群众 武装的建设，以巩固根据地的政权，依据山区向平原发展。6 月，红 4 军再 占桑植县城，至此，桑植、鹤峰两县的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 步形成。7 月中旬，红 4 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击溃桑植、慈利 团防的进攻，尔后进占桑植城。此次作战，使苏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部队 扩编为 5 个团另 1 个特务营，近 4000 余人。9 月下旬，红 4 军向鄂西发展， 随后消灭了长阳、巴东、建始、恩施等边界团防，扩大了湘鄂边区。1930 年
2 月，红 4 军挥师东进，寻机同洪湖的红 6 军会合，并于 7 月上旬胜利会师。
　　1928 年年关斗争结束后，洪湖地区的游击队分赴监利、沔阳、石首等县 开展游击战争。周逸群集中石首、公安、华容、鄂中游击队全部，趁敌不备，
于 5 月歼敌团防于沔阳东南的峰口，后在强敌的围攻下，游击队分散活动。6
月下旬，周逸群在宜昌重组鄂西特委，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镇压土豪劣 绅，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对付敌 人的“清乡”。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苏区已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 阳各县相继建立。1929 年 2 月后的 4 个多月作战，使洪湖西岸、白露湖畔、 石首的江北部分和华容东山苏区初步建立起来，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 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总参谋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以上各级 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8、9 月，敌调集兵力对洪 湖地区和监利、沔阳地区进行“清剿”，段德昌率第 1、3 大队于洪湖沿岸地 区，周逸群率第 2 大队于江陵、石首、华容地区活动，均采取“只打虚，不 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进行游击作战。11 月 24 日，我
第 2 大队全歼石首的小河口之敌 300 余人，我第 1、3 大队击溃敌 1 个团，歼
灭 1 个连。尔后，游击总队向江陵发展，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使江陵、 石首、监利、污阳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成为苏区，原来被分割小块 的苏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12 月下旬，中共鄂西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西 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继而又改编为第 6 军，孙 德清任军长（不久旷继勋接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1930 年初，鄂西红军 夺取了苏区内敌占城镇，建立了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华容、石首 6 县

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发展到 20 万人，游击区域发展到 17 个县境，并建立洪 湖苏区统一政权。
　　中共鄂北特委将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部分农民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 鄂北总队，游击于襄枣宜边界地区，并在该地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 年 4 月， 中共鄂北特委重组了鄂北红军游击队第 13 大队。5 月，第 13 大队相继攻占 了襄枣宜边界和钟祥北部大片地区，7 月，扩编为红军第 9 军第 26 师，张香 山任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襄枣宜苏区建立。1929 年冬，中共巴（东）兴
（山）（秭）归县委组织扩编了鄂西游击大队。尔后，游击大队整编为红军 独立第 49 师，刘子泉任师长。同时，巴兴归苏维埃成立，苏区基本建成。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区，亦称闽浙赣苏 区。
1928 年冬季，由弋横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第 2 军第 2 师第 14 团第 1 连
（以后扩大为 2 个连），建成了以戈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
1929 年 4 月，红军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 1 团。8 月，贵溪、余江、万年的党 组织发动几万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红军第 7 连。10 月，弋阳、横峰、 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巩固的苏区，并同新辟的贵 溪、余江、万年苏区连成一片。10 月 1 日，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 主席，此时苏区纵横各约 200 里。1930 年 2 月，红军独立第 1 团利用江西敌 军集中赣南对付红 4 军之机，积极向外发展，使乐平、万年东部地区成为苏 区；1928 年 10 月，闽北崇安县党组织在东北乡的上、下梅等地领导农民起 义，起义地区纵横达百余里，随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将游击区扩展到浦城、 建阳等县，同信江苏区和红军的斗争相呼应。1930 年 1 月，闽北游击武装编 为闽北红军独立团。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7 月，信江 革命根据地和闽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将红军改编为第 10 军。 1931 年 9 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唐在刚任书记，方 志敏任主席。1932 年 12 月，赣东北根据地扩展到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 西戈阳、横峰，安徽的婺源等 20 多个县境。接着，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
府改称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1932 年 1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 面军主力，乘四川各派军阀在四川西部混战之机，由陕西省南部进入川北， 并攻占通江城。1933 年 1 月，又相继占领南江、巴中城。2 月，在通江成立 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袁克服任省委书记，熊国炳任政府主席， 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创立。从 2 月到 10 月间，红 4 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 路围攻”，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 次战役的胜利，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 大，根据地范围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达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宁强、 镇巴，面积达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500 余万，红军也发展到 5 个军 8 万 余人，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还创建了闽浙赣、湘鄂赣、湘赣、陕甘、湘鄂川黔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中央及各地根据地的创建和发 展，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策应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开展，并为探
　　
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

　　　古田会议决议 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 1929 年 12 月 28 日和 30 日在福建省上杭 县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 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 9 个决议
（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 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 伤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红军发展 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 伍中豪、谭震林等 11 人为中共红 4 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 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 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础之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红 4 军党内在建军原则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一直未得到解决。1929 年
10 月 22 日，红 4 军前委收到党中央 9 月 28 日的指示信。在信中，党中央肯 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 4 军 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要求红 4 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 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接着，前委根据党中央 9 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 开红 4 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并形成了古 田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 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 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 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作“第一个重 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 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 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各级会议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 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 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 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地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何种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 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
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 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该接受军事 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工作，

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 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 27 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决议”从红 4 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 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 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 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 “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
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 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 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 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 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 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 待俘虏的政策。

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


　　1930 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革命和革命战争出 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形势。这时，我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声望不断提高，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发展到 10 多个军 7 万余人，地 方部队近 3 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 10 多块，遍及 11 个省。为了统一 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5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红军代 表会议。这次会议对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士 兵委员会和红军中党的工作等进行了讨论，并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 案，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 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地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普 遍进行了整编，分别建立了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 连、排等单位。红军整编后，部队中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日益加强，武器装 备有了改善，战术水平有所提高。红军的发展和整编，为红军由游击战向运 动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是，这次会议也有“左”的错误主张，例如，提出要红军“无条件扩 大，在八月以前扩大到 50 万”，要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 灭敌人主力”，提出“红军战略战术的第一个要点便是集中进攻，红军革命 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 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 残余”等等，这些都是不适合敌强我弱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和红军战争发展规 律的。
　　
党中央颁发《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1930 年 11 月或 12 月初，党中央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 例草案》。《条例草案》共分为：总则、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 图三大部分。其中：
　　总则分为八条。指出，在政治上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加强其战斗力， 使其成为巩固而忠于工农革命的红军，是在红军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中国 红军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 领导；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 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靠它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政治工作的主要 内容为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指战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红 军为工农联合的一种形式，政治工作须巩固红军中的工农联合；加强无产阶 级对农民的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肩负着反军阀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 任务；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在红军中设立政 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指出它是红军中政治指导者。
　　条例共有 10 个条例草案，即：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草 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处工作暂 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军师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军 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 草案；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 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 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各条例的主要内 容是：
（一）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 21 条。指出，
“连的政治指导员是红色战斗员，政治教育指导员，须担任政治教育完全的 责任”，他必须非常了解党、苏维埃政权及工农红军的组织原则、任务和目 的，在军事方面应有与连长同等的军事知识；他“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 他“必须了解全连人员的姓名、籍贯、社会出身、个性、工作能力及政治认 识程度等等”。
（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总则，政治委员
的责任和权限，政治委员对党的责任，政治委员隶属系统，调动、任免、检 举政治委员的手续共五部分 20 条。规定，“在团、师、军、独立营，??任 命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强最勇敢，并有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最好 是工人党员）为政治委员。”他是“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 责者”，“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 “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 权”。
　　（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处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 5 条。指出“政治 处是在团、营部所有军人中直接进行党和政治及政治教育工作之机关，其目 的是使他们成为红军有觉悟的战斗员及有觉悟的苏维埃公民”，“须依照上 级政治机关命令，与军事指挥员协商进行工作”。并还明确指出了政治处机 关的工作任务，在技术和事务工作方面，团政治处可与团参谋处公用以及团 政治处的组成等。
　　
　　（四）中国工农红军、师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 6 条。指出，“军、 师政治部是依照红军总政治部、军区政治部关于党和政治工作命令，直接指 挥所属部队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和政治工作的机关。”明确规定了军、师政治 部的工作任务，在军、师政治部内组织党务委员会，与地方党部协商工作、 其技术与经费的供给以及军、师政治部所属各科的组成。
　　（五）中国工农红军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 6 条。 指出：“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是本军区及本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各机关各学校 党和政治工作的指导机关，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须依照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和总政治部的命令进行工作。”明确规定了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的工作任务， 组织党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条例的权限、设立红色战斗员通信处、其经济由各 自军需处供给以及下设各科的组成。
　　（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有 5 条。指出，“工 农红军总政治部是指导全国红军中党与政治工作的机关”，规定了总政治部 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中组织审理委员会和其工作条例由中央另定、设立中央 红色战斗员书信处和设立下属各处的名称。
　　（七）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共分为支部 的组织、团总支部及连支部的指导机关、连支部的基本任务与工作、团总支 部及团委的工作和任务、相互关系和联系、红军中支部与地方党部的关系、 接收和开除党员等 63 条。它规定了连队党支部的性质、任务、组织生活以及 对党员的要求等。
（八）中国工农红军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组织、职权、工
作机关、与地方党部关系等共 19 条。它规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各级党务委员会 组织的组成、职权范围、党务委员会负责书记的产生及其职务、与地方党部 建立密切联系等。
（九）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分为总则、青年团员的任
务和工作、列宁青年组、列宁青年组组长、接收与开除、与地方团部的相互 关系等 22 条。总则中指出，“在红军中青年团员及候补团员中的一切工作， 是党的工作之一部分，并在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直接指导之下进行”，“红 军中的青年团员是党与非党群众接近的链锁，同时又是红军中党之基本后备 军”。条例明确规定了青年团员的任务和工作、列宁青年组的产生及其基本 任务、列宁青年组长的任职及其工作任务、接收与开除青年团员的职权范围 以及与地方团部的相互关系等。
（十）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分为
总则、红军政治机关派往地方党部代表的规定、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 党部协商工作的手续、接收与处罚党员、党员的统计和工作分配、群众斗争 与战区工作、工作报告和通报等 25 条。总则中指出，“红军中一切党和政治 工作的总领导，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总政治部经过其所 属的各级政治部而施行其指导”。并规定与地方党部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与协 商手续，接收与处罚党员的组织程序、由政治机关进行党员统计以及地方党 部经常报告地方工农群众组织和斗争情形于红军政治机关、做好后方工作， 红军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代表，应经常在地方党部会议上报告红军及红军 政治工作情形等。
　　中央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是中国工农红军 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使政治
　　
工作条理化、规范化。它对于在红军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使红军真正成 为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具有不可 磨灭的贡献。并从正反两方面加深了全党对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理 解。

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第一次反“围剿”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先后调集第 18、13、77、5、50、24、8、60、61、
56、49 师和第 12 师之第 34 旅、独立第 32 旅、新编第 14 旅，3 个航空队，
共 11 个师另 3 个旅，约 10 万人的兵力，由江西省主席兼第 9 路军总指挥鲁 涤平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 方针，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辖第 1、3 军团，约 4 万余人，部署于清江至袁水两岸 地区。面对敌人的“围剿”，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 针。11 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新淦、吉水、永丰、乐安、 宜黄、崇仁等地。
　　11 月 5 日，敌人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尔后向赣江东岸进逼。我军除以 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 退却”，于 26 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 月 1 日，又秘密转移 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16 日，敌军向我 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 28 日，敌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 一线，东西相距 800 里。此时，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 5 个师：左路第
18、28 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 50 师进至源头；右路第 24 师进至
洛口，第 8 师先头进至头陂。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 且又不断遭我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弱点完 全暴露，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据此，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第 50 师或第 18 师，
打开敌阵线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之“围剿”。由于敌第 50 师不 脱离阵地，我军曾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29 日，敌第 18 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孤军冒进。此时，我主力秘密西进， 埋伏在龙冈山中。30 日，当敌前线总指挥、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另 两个旅，进至小别附近时，突遭我军猛烈攻击，连张辉瓒在内的 9000 余人全 部被俘。
敌第 18 师被歼后，在源头的敌第 50 师仓惶东撤，我军迅即挥戈东向，
趁敌立足未稳，歼其半数于东韶，俘敌官兵 3000 余人。其它之敌见状慌忙撤 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
　　敌人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 令兼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于 1931 年 2 月，调集 18 个师另 3 个旅，
约 20 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我军实施第二次 “围剿”。
　　3 月下旬，敌第 19 路军辖第 60、61 师及第 12 师第 34 旅，由兴国向龙 冈头、宁都进攻；第 5 路军辖第 47、28、43、54、77 师由吉安、泰和、吉水、 永丰向东固、藤田方向进攻；第 26 路军辖第 25、27 师和骑 1 师，由乐安、 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第 6 路军辖第 5、8、24 师、新编第 13 师，由南丰、 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另敌第 52 师担任维护交通与“清剿”，3 个航空队 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第 56 师出安远、新编第 14 旅出宁化、独立第 32 旅出 连城和长汀、第 49 师出上杭和武平、第 62 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西转移。
　　
　　红一方面军第 1、3 军团，约 3 万余人。3 月 23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命 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边缘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和向广昌、石 城、宁都、瑞金等地转移，并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做群众工作；要求各 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以游击战术，积极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 敌、毒敌、侦敌、捉敌、饿敌、盲敌，配合主力红军歼敌。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就如何打破敌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第一 次扩大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敌第
19、26、6 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 5 路军的第 43、47、54 师从北方 新到，第 28、77 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我军打败，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 斗力也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另外，我军如果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 制，若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 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红军决定采取由西向 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4 月 1 日，敌兵分 4 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4 月 23 日，敌先后 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我 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我军在东 固山区迫敌而居达 25 天。5 月 13 日，敌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开始由富 田向东固前进。16 日至 17 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我军向东横扫，于 5 月 19 日，在白沙歼 敌第 43 师大部和第 47 师一个旅残部；5 月 22 日，我军在中村歼灭西援之敌
第 27 师近一个旅；5 月 27 日，我军攻克广昌，歼敌第 5 师一部，师长伤后
毙命；5 月 31 日，我军突袭建宁，歼敌第 56 师 3 个多团。从 5 月 16 日至 31 日，红军由西向东横扫 700 余里，连打 5 个大胜仗，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痛心疾首，发了疯似地宣称对中央苏区 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亲携德、英、日、美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就 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 23 个师 3 个旅约 30 万人 的兵力，组成两个集团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妄图击破红军主力， 捣毁革命根据地。其部署：左集团军指挥第 6、11、14、5、8、24、9 师等从 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集团军指挥第 60、61、52、25、27、
47、54 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第 10 师和
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军作战；第 23、79 师和骑 1 师在樟树、宜黄、 抚州、南城、黎川一带进行“清剿”，担任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第 28、77 师和第 12 师第 34 旅，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第 49、56 师和新编第
14 旅，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 1、3、4、5、7 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 和运输任务；另抽第 53 师进入江西吉安待命。
　　1931 年 7 月 1 日，敌向我大举进犯。红一方面军第 1、3 军团只有 3 万 人左右。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等 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从 7 月 10 日前后，由闽西绕道千里，回师兴 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之“围剿”。
　　7 月底，敌发现我主力已转移至兴国地区后，即令其主力分路由北向南、 由东向西进攻，妄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我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 虚弱的方针，突破富田一点，由西向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置敌于赣
　　
南无用武之地。此时，敌两个师先我进至富田。在我军西临赣江，北、东、 南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 黄陂方向突进。为荫蔽我军企图，以一部兵力佯装我军主力指向赣江，主力 巧妙地穿越敌军 40 里的空隙地带，进抵莲塘，歼敌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歼 敌第 54 师大部，尔后又在黄陂歼敌约 4 个团。此时，敌才发觉我军主力东去， 遂令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以密集包围的姿势，接近我军集中地君埠 以东地区。此时，我军以部分兵力引敌东北方向，主力从敌 20 里间隙秘密越 过，返回兴国。待敌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敌被我拖得精疲力竭，无奈于
9 月初退却。我乘机进击，在高兴圩一仗与敌打成对峙，在老营盘歼敌一个 旅，在方石岭歼敌 1 个师及另 1 个师一部。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 7 个师，歼敌 17 个团，毙伤俘敌 2.5 万人，缴枪 1.3 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第 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 主的战略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十六字诀，在反 “围剿”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
　　
红军作战理论的形成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物资补给困难，战斗力一般较弱， 并且一开始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 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 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在战争 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 地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 略战术。
　　由于红军的弱小，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基 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 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 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 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立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 及其周围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在 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经验。1928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 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 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的问题。不久，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 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同年
4 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成立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
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 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内容。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战术思想逐步 臻于完善。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以红 4 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的报 告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 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 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
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 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 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 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 胜利。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 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十六字诀科学地 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 础。
　　从 1930 年夏至 1931 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 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对苏 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 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
　　
一级的正规兵团，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 发展。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 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即诱敌深入、 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0 年 10 月底，中央苏区面临 10 万敌军大规模“围剿”。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总前委罗坊会议上通过。随后，红 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 战略退却，利用苏区的民众条件，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造成敌兵力分散， 削减敌人优势。而后，红军转入反攻，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红军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诱敌 深入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经验的积累，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初战“必须打胜； 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个原则，要求红军每次 作战都要认真地准备，要慎重初战，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 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作战路线，“打得赢就打，打 不赢就走”。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很好地处理了“打”和“走”的关 系，使运动战成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1928 年 2 月 18 日，工农革命军在新城作战中，全歼敌一个营，这是我
军历史上第一次歼灭战。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 挥红一方面军，于 1930 年底在龙冈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歼敌近万人的歼灭 战。毛泽东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歼灭战思想，指出：“对 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并深刻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 这个阶段，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并以缴获的 武器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
红军一贯重视集中兵力。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出，“红军以集中
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 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集 中兵力的思想就形成了，并成为红军作战的一条根本原则。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还形成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思想。这是因
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 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第三，敌人多 是比较密集，打它一个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否则其余敌人便会都来。红军进 行速决战，迅速歼敌一部，不仅鼓舞我军士气，还给敌人阵营中造成恐慌。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采取速决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以上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 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 意义。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