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左”倾冒险主义 的错误指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 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 关人员共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 2 万多伤病员），他们同苏区人民一道，在 以项英、陈毅力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 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 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这时起，迄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军部 宣告成立，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 年游击战争。
　　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 浙江和河南的广大农村，经过北代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 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 根据地。当土地革命遭到挫折和主力红军北移后，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 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持斗争，百折不挠，逐渐形成
了 15 个游击区。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些游击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苏区
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如赣粤边、闽赣边、闽西、皖浙赣边、闽北、 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游击区；二是一直未形成苏区的老游击 区或早已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如闽粤边、闽中、湘南、琼崖游击区；三是 新开辟的游击区，如浙南、鄂豫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 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中心区域在江西信
丰、大庾（今大余）和广东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 赣南省的边缘游击根据地。1934 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 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 年春，项英、陈毅及 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与在该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此后，赣粤 边区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与国民党 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由于这里是项、陈直接领导的游击区，引起国民党与 广东军阀的格外注意，把它列为“清剿”的重点地区，加之叛徒作祟，斗争 十分残酷。但游击区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 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
（（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闽赣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和江西省瑞金县边界及其邻近地 区，又称汀瑞边游击区。它原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在 中央苏区完全陷落前，中央分局即指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部署群众性的游 击战争。随后又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柞到这个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和 军分区，统一领导汀瑞边游击战争。由于这个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的所在地，反动派一朝复辟，就以十借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偌增长的仇 恨进行阶级报复。斗争也就格外残酷激烈，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后来 游击区军民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渡过了难关，坚持到了胜利。
　　闽西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中心区 域在（龙）岩永（定）（上）杭地区。这里原系中央苏区腹地，归中共福建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管辖。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闽西地区留下 4 个主
　　
力红军团队。其中两个团（独立第 19、第 20 团）在福建省委和军区直接指 挥下，坚守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山区，1935 年 4 月归于失败，省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英勇牺牲，另两个独立团（第 8、第 9 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之命，于敌 后牵制敌人，后来在张鼎丞等指导下，适时地转变了斗争方针，分散开展游 击战争。随后，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核心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 导下，游击区军民广泛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由于斗争策略比较灵活，加 之群众基础好，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游击区和游击队 均有很大的发展。
　　闽粤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濒海地区，其北部与中央 苏区之闽西地区相连。开始时包括（南）靖（平）和（漳）浦、饶（平）（平） 和（大）埔、潮（安）澄（海）饶（平）3 块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游击区。
1934 年 8 月，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靖和浦地区正式成立后， 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游击区，以何鸣、张长水率领的红 3 团和卢胜领导的独立 营为骨干，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区地处东南沿海，同外界联系方便，信 息比较灵通。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转变斗争策略，把白 区工作与游击战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并率先 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但在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漳浦事件” 中，闽粤边游击队遭到重大损失。随后，闽粤边党组织重新恢复了红 3 团， 并投入新的斗争。
皖浙赣边游击区 位于安徽省南部、浙江省西部和江西省东北部交界地
区，由闽浙赣苏区演变而成。1934 年 11 月初，闽浙赣红军主力红 10 军与北 上抗日先遣队——红 7 军团合编为红 10 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 寻淮洲等率领下由赣东北进军皖浙边。另留下部分红军在原地坚持斗争。不 久，出征红军失利，寻淮洲等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 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闽浙赣苏区也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关英为书记的 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以唐在刚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率部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争。后来，斗争重心转移到皖赣边，并以鄣公山为中心区域，省委和游击区 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边游击区。这个游击区地域辽阔，游击队活动 范围包括 3 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的赣东北、鄣公山、皖赣边、上浙皖、 下浙皖、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相互策应，游击战争得到广泛的开展。后期 虽然遭受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浙南游击区 位于浙江省南部，东濒东海，南毗闽东，西与皖浙赣边和
闽北接壤，是由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在浙南人民支援下创建起来的。 其中心区域先是浙西南，后转移到浙南。1935 年初，进军皖南失败后的红 10 军团先头部队返回赣东北，于 2 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闽浙赣的红 30 师一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地区，在敌后开辟游击根据 地。起初由于部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又不熟悉当地方言与民俗，困难重重。 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斗争方式，特别是大力加强地方工作，赢得当地群众广 泛支持，才打开了局面。随后将斗争重心转向浙南，并同闽东游击区取得联 系，扩展了活动范围，终于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
　　闽北游击区 由闽北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以武夷山区 脉为中心，包括闽北、赣东北和浙南边境的 20 余县，其东南部与闽东游击区 接壤，东北部与浙南游击区毗连。闽北苏区曾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1933
　　
年春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北红军 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领导下，依托武夷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 闽东游击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后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黄道 为书记兼政委，包括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在内的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 军区。他们与友邻的红军游击队相互策应，加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 地理环境，灵活地运用“走藏打”战术，使游击战争开展得十分活跃。
　　闽东游击区 由闽东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 界地区，中心区域在闽东北，东临东海，南抵福州。闽东苏区原是个老游击 区，形成苏区的时间不长，仍保留着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所以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以叶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而及时地转变斗争 方针，突出敌人重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尔后又采取“狡 兔三窟”的战术，建立与依托几个游击根据地，飘忽不定，与敌周旋。同时， 与相邻的浙南、闽北游击区互相策应，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游击区和红军游 击队（闽东独立师）得到较大的发展。
　　闽中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中部，其中心在福清县罗汉里和莆田 县常大地区，原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4 年 4 月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 同年八九月间，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和常委王于洁先后建立了福 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并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 5 月，以 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游击战争。闽中是 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交通发达，国民党当局控制甚严。游击队在敌人 统治中心的间隙和边缘地区机智地开展活动，保证了游击区和游击队在极艰 苦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
湘鄂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边
界地区，包括 20 余县的广大乡村，其中心区域在湖南省的平江、例阳和江西 省的铜鼓、修水一带。这里原是平江起义后逐渐形成的老苏区。1934 年夏， 苏区主力红 16 师出击受挫后变成游击区。此后，以陈寿昌为书记兼政委、徐 彦刚为司令员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不久，陈寿昌、 徐彦刚先后牺牲，游击区军民在新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等人领导 下，经过三落三起、艰难曲折的斗争，游击战争重又蓬勃开展，红军游击队 和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湘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部、江西省西部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其
中心区域为武功山地区，北与湘鄂赣边游击区相邻，原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老苏区。1934 年 8 月，湘赣红军主力红 6 军团突围西征后， 留在苏区内的红军部队担负起保卫苏区和策应红 6 军团战略转移的艰巨任 务。10 月间中共湘赣省委和省军区率部转入武功山区坚持斗争。1935 年 2 月，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随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苏区形势十分严 峻，游击区军民在以谭余保为书记兼主席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 领导下，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始终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
　　湖南游击区 位于湖南、广东、江西 3 省交界处，主要区域在湖南省南 部地区。是一个斗争规模较小且几支游击队在不同地区分别坚持斗争的游击 区。1935 年春，中共中央分局先后派出由龚楚和蔡会文等分别率领的两支部 队前往湘南活动，由于龚楚叛变，蔡会文牺牲，部队损失严重，原有的几支 游击队，力量均比较单薄，加之靠近粤汉铁路，湘、粤军控制甚严，未能开 创较大的局面。然而，在中共湘南特委（起初还有湘粤赣特委）和彭林昌、
　　
周礼、李林等领导下，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几支游击队，一直顽强地坚持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 由鄂豫皖苏区演变而成，位于湖北、河南、安徽 3 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包括 3 省边境的数十县。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撤离鄂 豫皖苏区向鄂豫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 记高敬亭，重建红 28 军，并与中共鄂东北、皖西北道委一起，领导边区军民 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红 28 军紧紧 依靠群众，纵横驰骋，游击战争得到广泛而又规模较大的开展，红军和地方
武装均有较大的发展。
　　鄂豫边游击区 又称豫南桐柏山游击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 部交界的桐柏山地区，东南部靠近鄂豫皖边游击区。1936 年初，以张星江为 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组建以周骏鸣为队长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山区，起初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游击队利用这个机会 逐渐发展起来，创立并巩固了边区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八省 最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后来又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 同时，迅速扩大游击队，单独编成新四军的一个团队。
　　琼崖游击区 位于海南岛（今海南省）岛上，中心区域在琼（山）文（昌） 乐（会）万（宁）地区。这里原是琼崖苏区，1933 年初，琼崖红军第二次反 “围剿”失败后，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转入分散的游 击战争。它比大陆各苏区转入游击战争的时间旱将近两年，而结束时间又晚 了一年，坚持斗争长达 6 年之久。由于孤悬海岛，广东军阀又十分注重对该 岛的控制，游击队不得不长期分散于四乡，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 游击战争规模虽然较小，但持续不断，在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 战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和我国最南端的一个战 略支点。
除上述 15 个游击区外，在福建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地
区也曾一度建立过游击区。在这个游击区开展斗争的是闽南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简称红 2 支队）。这个支队成立于 1932 年 5 月，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 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逐渐发展到 500 多人，开辟了 3000 多平方公里 的游击区。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第 26 旅即对该游击 区大举“清剿”。红 2 支队在支队长尹利东、政委李剑光（后彭德清）率领 下，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到 1935 年夏，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安溪中心县委 遂决定红 2 支队分 3 路突围到外线活动。由于第 26 旅跟踪追击，红 2 支队遭 到惨重损失，整个支队仅剩下 30 余人，被迫分散进行隐蔽斗争。后来一部分 人转到闽粤边游击区，参加了那里的游击战争。
　　综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尽管各游击区的斗争情况不尽相 同，但除了个别新开辟的游击区外，一般都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和两个战略 转变。第一阶段，实行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 转变（老游击区也作了战略方针的调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南方的主力红军相继撤离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 力薄难支，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以至全部变成游击区。这个斗争环境的变化， 要求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必须转变苏区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 争的环境相适应。对于这个战略转变，有的地区领导人认识早一些，转变得 也比较自觉，因而保存下来的力量就比较多；有的则认识较晚，因而显得被 动，损失较大。但经过半年左右时间，至 1935 年春夏，大部分红色区域一般
　　
都相继完成了战略转变。这个转变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使红军游击队 走上了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轨道，从而保证了南方各地区的革命斗 争得以坚持和发展。
　　第二阶段，开展持久的反“清剿”斗争。这个阶段的斗争最为艰苦，时 间也最长。由于国民党在“清剿”中继续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 体战”，不仅以优势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持续不断地疯狂“清剿”，而且 特别注重加强地方反动势力对游击区的控制，并加以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 游击队不仅要在军事上，而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开展反“清剿”斗争。 在斗争中，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怕挫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 政素质和斗争艺术。特别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挫败了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 团队的一次又一次“清剿”，达到了保存自己和扩展游击区的目的。
　　第三阶段，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 族战争的战略转变。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了 “北和南剿”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 却加紧“剿共”，企图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幸而这时多数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获 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在斗争策略上更加灵 活。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南剿”阴谋，迫使他们不得 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 击队“溶化”和“收编”取代合作抗日的改编。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 的指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的斗争，终于在 1937 年秋冬，相继达成合作 抗日协议，随后陆续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实现了第二次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战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 己显著的特点：备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各自 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 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无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 党的政策的变化，各方面情况靠自己了解，事变发展进程靠自己判断，行动 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各游击区在战 略上互相支援，但在具体斗争上却是独来独往，无法协同行动。由于环境险 恶，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游击队不仅要同外 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敌人（叛徒内奸）作复杂的斗争。 特别是这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 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不仅以几 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 的瓦解与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 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各地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与 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以野果充腹。然而，残酷的斗争并没有使游击 健儿屈服，反而将他们磨而得更加坚强与成熟。他们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 同舟共济，战胜了一个文一个激流险滩，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1937 年冬，根据同年 1O 月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 游击队（琼崖除外）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 4 个支队，
第 1 支队由赣粤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和湘南等游击区的红军游

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支队下辖第 1、第 2 两团。第 1 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张玉坤（后江渭清）；第 2 团团长张正坤，副 团长刘培善；第 2 支队由闽西、闽粤边、浙南和闽赣边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 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支队下辖第 3、第 4 两团。第 3 团 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 4 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第 3 支队由 闽北和闽东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 林。支队下辖第 5、第 6 两团。第 5 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 6 团 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恺）；第 4 支队由鄂豫皖边和鄂豫边游击区 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支队下辖第 7、第 8、第 9 团和手枪团。
第 7 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第 8 团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后林恺）；
第 9 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此外， 以闽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开始时共 10300 人，约
6200 余支枪。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南方红军
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主要功绩在于：第一，在初期将几 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 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 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第二，在尔后的 3 年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 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 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 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三，在南方八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持了共产党 的旗帜，保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力尔后开展南 方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恃 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南 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了革命游 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的革 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 利，以及当代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 议》中，给予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 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 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 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 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 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前夕，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 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编撰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人物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等三部书，由解放军出版 社出版发行了。《南方三年》丛书办公室的同志在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编纂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的同时，在编委会领导陈工显、叶飞及其他 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的关怀指导下，历经十个寒暑，在对大量 史料研究考证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三部力作，值得庆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在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4 年 10 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 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 导的情况下，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分散在南方八省 15 个地 区，在项英、陈毅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与开展 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 又一个激流险滩，不但使自己站稳了脚跟，并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 军的长征行动，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 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 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 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 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 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 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抗战中驰骋 大江南北的一支主力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谱》和《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纪事》等三本书，翔实地记述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战斗历程， 展示了红色游击健儿们在这场环境艰苦异常、情况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所表现 出来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斗争风貌，讴歌了瞿秋白、何叔衡、 方志敏、贺昌、刘伯坚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高尚情操。 当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 人民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拼搏。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 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史》等三本书的出版，为我们继承发扬党和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作风，学习南方八省红色游击健儿们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范例。 愿这三本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成为珍贵的教材，广大读者能从中受
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张万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阎景堂

第一章 原中央苏区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以项英和陈毅为主要领导人 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奉命留在中央苏 区，领导中央苏区以及近邻苏区军民，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至 1935 年 3 月， 项、陈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止，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 原中央苏区坚持了近半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并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尔后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中共中央的部署

（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苏区，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 据地。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发端于 1927 年秋至 1928 年夏共产党人发动的农 民武装起义。1929 年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 4 军由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 以原有的游击区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 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1931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 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苏区的建 设。
　　1933 年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 其范围包括赣、闽、粤边的数十县，基本区面积约 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00 万。在行政区划上，设立江西、福建、粤赣、闽赣 4 个省①46 个县治：江西 省，辖瑞金、雩都（今于都）、杨殷、兴国、万泰、公略、胜利、永丰、新 淦、龙冈、洛口、宜黄、乐安、崇仁、赤水、广昌、南丰、石城、太雷、长 胜、博生等县；福建省，辖长汀、汀东、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 新泉、代英、兆征、宁化、清流、彭湃等县；粤赣省，辖会昌、西江、门岭、 寻邬（今寻乌）、安远、信丰等县；闽赣省，辖黎川、金溪、资溪、建宁、 泰宁、光泽等县。各省都建立了中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辖第 1、第 3、第 5 军团和若干独立师。连同地方红军共约 8
万余人。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增设第 7、第 8、第 9 军团，连 同独立师、团共约 10 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 20 万人。
中央苏区以及各地苏区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
为首的反动集团视之为心腹之患。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集团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的自杀政策，得寸进尺，在吞并我国 东北后，又将铁蹄踏向华北，长城沿线告急。然而蒋介石竟置北国安危于不 顾，集全力于南方“剿共”。在英、美、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 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从 1933 年 9 月下旬起，向苏区和红军发动第 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用于围攻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兵力，共六 七十个师另 5 个飞行中队，合计 50 余万人，编成北、南、西 3 路军（同年冬 “福建事变”后，又增编东路军），对中央苏区形成严密的战略包围。在军 事战略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同时，蒋介石总结了过 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以往所取战略偏重于军事，而忽略政治， 以致“师劳无功”，所以对第五次“围剿”，特别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 政治”的战略方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全面“围剿”的“总 体战”。
面对强敌压境，中央苏区形势异常严峻。但根据前 4 次反“围剿”的经 验，如果遵循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 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从军事教条主义出发，武断地否定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等创造的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而实行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 导。他们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伺机歼敌的思想，而提出所谓积极进攻，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提出“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等不切实际的



① 1934 年夏又增设赣南省，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粤赣省即行撤销。

口号，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在战争进程上，他们否定毛泽东战略上 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而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第五次反“围 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在战役上，却又实行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 “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特别是在作战部署上，他们否定毛泽东力争 战争主动权的攻势防御思想，即承认在战略上敌人对我大“围剿”，但在战 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或者来个大“换防”， 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去作战，打乱敌人进攻部署。然而，博古、李德顽固地 坚持单纯防御方针，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起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将 红一方面军主力置于敌人堡垒之间，寻求与敌人决战。结果不仅未达日的， 而且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进攻受挫后，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继续同敌人拼消耗。 结果日益陷于被动，根据地逐渐缩小，人力物力资源日见匮乏。 1934 年 4 月广昌保卫战一役，红军主力伤亡 50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五分之一。虽然 部队兵员得到补充，但部队素质开始下降。此后，敌人加速向苏区腹地逼进。 在这个时候，要在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实际上已不可能了。 此时本应当机立断，以主力跳到外线，威胁国民党“后院”，打乱国民党军 既定部署。但博古、李德固执己见，幻想以硬拼挽回败局。他们虽然从同年
5 月起就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但迟疑不决，军事指导重心仍放在同敌人
拼搏上。至六七月间，战局进一步恶化。7 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腹 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将告罄。在这危急关头， 红军当刻不容缓地突围，跳到外线无堡垒的广大地区，寻机歼敌，以化被动 为主动。然博古、李德仍当断不断，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已去，思想上已开 始准备突围转移，但却不注意保存实力，让红军继续去拼命。8 月底驿前防 线被敌人突破，红都瑞金即将暴露在敌人直接攻击之下时，中革军委才干 9 月上旬确定以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然为时过晚，老骨干已大 量消耗了，加之未采取有效措施休整部队，致使部队虽然减少了一些战斗伤 亡，但并未减轻战场煎熬之苦。
10 月初，敌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
击，瑞金危在旦夕。至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中共 中央领导核心决定立即率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在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 转移问题上，博古、李德继续失误。虽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但由于把保密 工作神秘化，加之博古大权独揽，对战略转移这样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 局讨论，又未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更未在转移前给主力红军以必要的休整。 不仅红军广大指战员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央的许多负责人，也是 在转移前夕才得知战略转移的大致打算。结果形成搬家式的仓忙撤退的被动 局面。

（二）中共中央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安排


　　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留 守问题也作了原则的安排：
　　第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 闽浙赣苏区（闽北分区在内）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分局，由项 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行政领导机关为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区（其 具体职权和负责人，起初未明确，直到红军主力突围后，中革军委才最后确 定）。
　　第二，原则规定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1934 年 10 月 8 日，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必 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后面去进攻敌人，解除敌人武装， 壮大红军，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同时以这样的行动，吸引进攻 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的周围，极大的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 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训令”强调指出， “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的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 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 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 斗的主要方式。”
“训令”接着指出：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
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营团，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 应该把这些主力与独立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武装。在主力红 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 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我们党要坚持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扩大主力红军与独立团营，在广泛的 组织游击队与群众的武装中来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在组织形式上，“训 令”要求把党的领导机关变成为精悍的有工作能力的机关。被敌占领的游击 区域的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立即转入游击区域去，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 争。
“训令”规定以“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作
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以及以游击战为作战的主要方式，而 “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的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对事变 的进程估计过于乐观，以为中央红军突围远征，将吸引住大部分敌人而缓解 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大有利于留守的红军保卫苏区。因此，不仅没有明确提 出中央分局必须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准备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迫切 问题，反而要求扩大主力红军，在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中“组织新的师与新军 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这些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指示，对中央分 局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行动方针的确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作为坚持苏区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中直属 中央军区的有：红 24 师（辖第 70 团、71 团、72 团），以及独立第 3 团、7 团、11 团。属各地方军区的部队（相当一部分是新建立的）有：江西军区的 独立第 1 团、2 团、3 团、4 团；赣南军区的独立第 6 团、10 团、13 团、14
　　
团、15 团、16 团、赣南团、登贤独立团；闽赣军区的第 12 团、17 团、18 团；福建军区的独立第 19 团、20 团，以及原直属中革军委指挥，此时正在 闽西敌后活动的红 8 团和红 9 团。此外还有各县的独立营等地方部队。以上 兵力连同伤病员共约三四万人。
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红 24 师和各独立团即奉命从 10 月
7 日起，接替准备撤离的主力红军防务，并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掩 护主力红军转移。中革军委考虑到留守红军难于固守现有阵地，因此指示中 央军区，将瑞金、会昌、雩都、宁都 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 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①。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遵 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逐渐将阵地收缩至“三角地区”，并据此对 敌作最后抗争。
党中央还嘱咐中央分局封锁消息。必须等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 到了湖南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 息。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① 项英：《三年来坚侍的游击战争》。

二、中央分局与中央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

（一）项英、陈毅等临危受命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使本已危若累卵的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更加 严峻。然而，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和留守的红军指战员，临危受命，义无反 顾。1934 年 10 月 13 日，项英在瑞金县梅坑之马道口召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 中央政府各部门留下来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 府办事处（对外则保密）。这些负责人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同苏区军民一道，顽强地抗击与牵制进犯之敌，为 保障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 1934 年 10 月 7 日起，红 24 师和各独立团奉命接替主力红军在东线、 北线和西线的防御阵地后，就以主力红军的姿态抗击强敌，有效地迟滞了猖 狂进犯的敌人，保证了主力红军的胜利突围。
　　在这期间，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及赣南军区遵照周恩 来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军民收集物资器材，抢架浮桥，开辟通 路；二是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慰问红军，鼓舞士气；三是派出独立第 6 团， 随主力红军之后跟进，以保障主力红军侧后安全。同时沿途收容安置伤病员， 井担负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任务。此外，还赋予独立第 6 团相机进入赣粤边 游击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为了保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机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
府办事处，将中央政府原来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 原先的名称。被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领导本部门照常工作，各部门 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照旧执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继续照 常出版，其宣传内容仍是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等。这些措施， 有效地麻痹了敌人，保证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地完成突围任务。直至 10 月下 旬，敌主力北路军才确知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至 11 月上旬， 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留在中央苏区。至于中央红军主力 西征的战略意图，直至 11 月中旬，蒋介石才弄清楚。毋庸讳言，上述的保密 措施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它在麻痹敌人的同时，也麻痹了留在中央苏区的干 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和艰难处境，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当然，在领导层中，对面临的逆境，是有所预料的，只是一时未达到共 识。在主力红军开始转移后的第二天，即 10 月 12 日，项英向正在养伤的陈 毅传达党中央的有关部署和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时，陈毅就提出了很有见地 的看法。陈毅认为，在苏区人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的中央苏区 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 的政治对立。而今根据地大部丧失，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红军主力离家远征， 敌人大军压境，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乌云，一场大 的暴风雨随时可以袭来。据此，陈毅判断敌人即将进入苏区腹心地区，苏区 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革命已转入低潮。他认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 势，须赶快转变斗争方式，部署打游击。随后，陈毅还提出了具体建议：红
24 师和各独立团分散到苏区各个县去，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 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身体有 病，还有一些体质不佳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 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事实证明，陈毅的判断与建议是完全正 确的。在苏区（包括已陷落的地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党中央

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开展，却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措施。 10 月 18 日，项英 发表了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 ，指出：“发 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只有完成这 个任务，才能解决我们在五次战争中‘死亡或者胜利’的历史问题。”项英 在文章 中还援引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 10 月 3 日宣言，对群众游击战 争的涵义作了解释：“群众游击战争就是苏区每个工农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 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保护自己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疲 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之一”。接着，文章 号 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广 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 区”。通观全文，其主旨在于动员工农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群众性的 游击战争，配合红军部队遏制敌人，保卫苏区。至于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 如何投入游击战争问题，文章 尚未涉及。在项英的号召下，凡是党组织尚 能控制的地区大都组织起群众性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在闽赣（汀瑞）边地 区，还分别建立了瑞金、瑞西、兆征等县游击司令部，统辖群众游击武装。 这些群众游击武装，积极配合红 24 师及各独立团（营）袭扰敌人，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陷落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解体，党组织陷入 困境，失去掌握的群众游击武装遂自生自灭，未能达到“胜利的保卫苏区” 的目的。
10 月 21 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于江西雩都县西南的工母渡、新田之间，
突破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 22 日，中革军委就宣告成立中央军区和发 动群众性游击战争问题致项英电：“中央军区应从即日起宣告成立，项兼军 区司令员，井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 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 24 师和红 10 军”。关于具体的斗争任务和 部队部署问题，中革军委指示：“在目前赣南开展局面下，应责成赣南军区 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的区域进行（下列任务）：1.发动群众 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2.消灭铲匪，争取被欺骗的反水群 众回家??3.收容与阻拦野战军中伤病员及逃亡人员，并负责动员群众前运 粮弹，后运伤员。各地方部队的分布如下： （1）赣县或雩都独立营到王母 渡下游洛河两岸； （2）独 14 团前出至韩坊、固陂、小盆地域并逼近信城；
（3）独立 6 团以 1 个营前出到金鸡、新田、安息地域；（4）独 6 团主力前
至重板石、龙布地域；（5）独 15 团在门岭河与安远河之间深（入）门岭、 安远之间活动，扰击粤敌李纵队左翼侧；（6）独 16 团在站塘、麻洲地域， 从下面逼近门岭；（7）独 10 团仍留门岭、会昌以东地域；各游击队应在独 立团间隙中活动。”
　　项英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立即向内部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 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直接指挥红 24 师和几 个基干团，节节抗击进犯之敌，逐步退守到“三角地区”。
　　
（二）严峻的局势与中央分局的决策


　　1934 年 10 月下旬，敌北路军得悉中央红军主力己突围西进后，即在其 东路军协同下，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突进，于 10 月 26 日占领宁都县城。 11
月 1 日敌东路军攻陷长汀县城。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 共中央于 11 月 3 日致电项英，指示新的斗争方针：“1.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 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 击战争；2.目前已无使用 24 师抗击李纵队①之必要，而是灵活使用??24 师 行动的方式主要的应是游击战争的方式，不过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行动；
3.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江西军区在石城、 宁都、兴国以北行动，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 南地域行动；4.现在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梅坑转移到宽田地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 24 师从东线撤至瑞金县境，并改变正面防御的作 战方式，主要采取择机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中央分局等 领导机关由瑞金梅坑迁移到零都县宽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随后复迁黄龙 井塘村），并确定以宽田为中心，坚守中革军委指定的瑞会雩宁边界的“三 角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分局还决定在驻地附近地区（包括瑞金、西江 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新的县治——瑞西县，隶属于中央分局。
国民党军乘中央苏区机关部队后撤之机，迅速推进，11 月 10 日占领红
都瑞金，17 日占领雩都县城，23 日占领会昌县城，在这之前，闽西地区的宁 化、清流、归化也相继落入敌手。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剩下 的只是远离城镇的山区。
11 月中旬，蒋介石侦悉中央红军主力拟前往湘鄂西与贺龙、任弼时所部
（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后，立即调集重兵对主力红军进行围追 堵截。同时严令其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加紧“清剿”。声言“竭泽而渔”、 “铲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一时间阴霾密布，狼烟四 起，疯狂的反革命风暴席卷中央苏区。这时，原先“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 党军 8 个纵队数十万人，除薛岳、周浑元等纵队被抽调去追击主力红军外， 大部分仍留下，继续“围剿”中央苏区。他们从北、东、南 3 个方向向中央 苏区尚存区域进逼。采取集中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配以堡垒封锁 的办法，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最后分区逐个“剿灭之”。在原中央 苏区范围内，除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力数众多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 恶棍结成的“靖卫团”、“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反动武装。 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 “清剿”；以凶残的手段镇压苏区军民。用活埋、挖心、肢解、“点天灯”、 “凌迟处死”等惨绝人衰的酷刑，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施行阶 级报复。同时采取欺骗伎俩，诱迫一些意志薄弱者自首、“自新”，企图从 政治上瓦解革命力量。对上述严峻的局势，苏区一些领导人虽曾有所预料， 并设想尽早转变斗争方式，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然而让中央苏区军民，一 朝放弃曾引以为荣的“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在心理上是难于承受的。特 别是中央分局为中共中央赋予的“保卫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加之分局对当 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当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绝不



① 指敌东路军第 4 纵队李延年部。

会根本放弃对苏区的进攻。同时过于乐观地估计红军主力远征湘西，将开创 新局面，如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训令”所指出的那样，将进攻中央苏区的敌 人大部分吸引到湖南去，有利于中央苏区军民战胜敌人的进攻。据此，分局 寄希望于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而没有适时地改变组织形 式和斗争方式。当时分局领导还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城市和大的圩场，红军和 游击队最低限度可以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基于这种估计， 为了便于分散的各块苏区独立作战，分局决定积极建立和健全各地军分区和 党的特委组织，加强各个作战分区的主力——独立团。因此，实际上忽略了 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沿袭 原苏区的方式。虽然，放弃了同敌人死打硬拼的阵地战，但仍采用大兵团作 战方法。把留下的大批干部及红 24 师等基干部队，集中在“三角地区”及其 周围，作消极防御。而没有在这一带以进攻手段，消灭这一地区的地主武装， 争取群众，造成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梅坑迁到雩都宽田地区时，形势已异 常困迫。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活动仍一如既往。中央分局还机械 地执行中共中央“训令”，不切实际地在部队中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 团”，“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等“中心宣传口号”。为此，不惜 削弱地方游击队，组建独立团。并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编入主力部队， 充实红 24 师。此外，还打算办军事学校、兵工厂等。一切依旧的形式，以图 东山再起，重建一个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作为主观愿望，自然是好的，它反 映了以项英为代表的革命者坚定的信念与雄心壮志。然而，这个构想，在当 时的历史环境中，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
11 月 10 日，敌人占领红都瑞金城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马不停蹄
地向会昌推进。留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眼看引为骄傲的“红色都城”惨遭 敌人践踏，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红 24 师领导，针对 敌人的进犯意图，提出以伏击战歼敌于运动中的设想。这正符合中央分局领 导设法打一个大胜仗，以振奋士气，扭转被动局面的意图。因此红 24 师的作 战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支持和批准。
这时，敌东路军第 3 师师长李玉堂正率所部两个旅由瑞金向会昌进犯。
李玉堂是红军的手下败将。两个多月前（9 月初）在东线温坊战斗中，红 24 师协同红 1 军团，给李部以痛击，歼其 1 个旅，俘虏近 2000 人。李部经整 补后又重新上阵。可谓冤家路窄，红 24 师遇到老对手，心中有数，斗志倍增。 中央军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命令红 24 师赶赴会昌与瑞金之间的谢坊附近的 湾塘岗设伏待敌。湾塘岗距会昌城约 10 公里，其右侧是起伏的山峦，左侧是 滔滔不绝的瑞金河，中间一条大道直通会昌城，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根据中央军区命令，红 24 师 3 个团埋伏在湾塘岗右侧山岗后面，担任主 攻；福建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置于瑞金河左岸，负责阻击左翼敌人前进和打 击增援之敌。 11 月 22 日，敌李玉堂部分成 3 个梯队，各相距几公里沿瑞 金大道开进。同时派出 1 个营沿瑞金河左岸与其主力平行推进，以作掩护。 是日中午时分，敌第一梯队进入红 24 师伏击圈，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全师 指战员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敌遭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不 到半小时，敌先头旅便被歼过半，另一半夺路溃逃。由于红 24 师兵力不足， 福建独立团又未及时赶到阻击地点，加之过早发起攻击，敌尚未全部落入伏 击圈，故未能全歼。这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中央苏区红军打的第一
　　
个大胜仗，对军心民心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 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
　　敌人在谢坊战斗中，发现中央苏区仍留有红军正规部队后，气焰有所收 敛，在占领会昌城后，暂时改变了“长驱直入”的急进战术，而采取缓进战 法。一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进一步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一面积极寻找
红 24 师决战。 这时苏区局势更为恶化。由于敌人接受谢坊战斗失败的教训，不敢贸然
猛进，这就造成苏区红军有秩序地实行战略转变，采取分散游击的有利时机。 这时实行战略转变，虽不如红军主力刚撤离苏区，敌人尚未摸清中央红军战 略意图时有利，但亡羊补牢，犹未为
晚。当时，中央分局为此曾召开会议研究，但未就实施战略转变及 部署分兵游击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又一次因循坐误，没有适 时改变大兵团作战方式。

（三）中央分局行动方针的初步转变


1934 年 12 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在北线和 东线，敌从宁都到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基本形成。在南线粤 军余汉谋部 4 个师已从追堵主力红军转而回防赣南；在西线，从兴 国到雩都的封锁线已经形成。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每块都处
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中央分局率红 24 师等基干部队据守的“三角地区”， 虽然力量较强，但回旋余地小，尚能控制的地域南北仅 50 余公里，东西宽约
30 余公里。而敌人在这个地区周围部署了
　　10 多个师的兵力，正准备对红 24 师等基干红军发动“最后一击”。至 于其他被分割包围的地区，由于力量薄弱，加之固守过时的斗争方式，更是 岌岌可危，有的已被敌人各个击破。此外，在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临 危变节，投敌叛变，为虎作怅；一些落后群众也被迫反水，基本群众受到严 重的威胁。这个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意识到再不能照老办法坚 持下去了。为此，项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请求中央指示新的行动方针。在遵 义会议前，中共中央仍为“左”倾冒俭主义统治着，加之长征途中遭敌人重 兵围追堵截，
自顾不暇，故迟迟未予复示。
　　为了摆脱被动，项英于 1934 年 12 月中下旬，召集中央分局会议，研究 对策。会上，陈毅等人提出应迅速转变指导思想，采取新的行动方针，依靠 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的设想。经研究，分局决定放 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主意，提出了“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 开始注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但是由于受到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尚未 接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未能彻底放弃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这次行动方针的 转变，只是初步的而不是彻底的战略转变。
中央分局主要采取了下列的转变措施：
　　第一，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号召苏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之前， 由于过分强调保密，对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未向部队 和群众作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宣传解释。苏区军民普遍缺乏应付严重局势的思 想准备。针对这个情况，分局决定在一般干部和军民中公开地、深入地宣传 主力红军突围的重大意义，讲清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与任务。12 月 25 日， 中央军区政治部编写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印发排以 上干部讨论。《提纲》根据中央（10 月 8 日）训令精神，强调指出，中央苏 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的行动方针之下“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 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提纲》仍受《训令》中一些抽象号召所束缚，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大现 有部队”，“号召和吸引群众到队伍中来，扩大主力红军和独立团营”。这 些要求同“分散游击”的方针是矛盾的。它反映了中央分局在指导思想上还 未彻底转变。
　　12 月 29 日，中央分局又召开了瑞西县和瑞金县活动分子会议。项英在 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具体分析 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 8 项措 施：1.深入宣传鼓动工作，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对敌斗争；2.各个地区党组织 就地坚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3.进行坚壁清野，准备持久战斗；4.镇压反
　　
革命，消灭内奸，巩固内部；5.开展反叛徒斗争，但要注意政策，应把叛徒 与被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6.加紧被占领区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领导群 众进行各种斗争，以配合游击战争；7.开展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8.党的 一切工作都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这些对统一干部思想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 由于形势紧急，难于全部落实。
　　第二，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苏 区，坚持在敌人封锁线内领导武装队伍和群众，反对敌人“清剿”；在敌人 后方，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抵制和吸引敌人，支援苏区斗争；在敌占区，加 强秘密工作，配合游击战争。在具体部署上，要求每个地区保持一个基干部 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力量，并确定各县独立营扩大到 400—500 人； 区游击队扩大到 100—150 人。同时规定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以加强 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分局还决定在中心区举办游 击训练班，以提高游击队的战术水平。
　　第三，加强机关、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战士对革命前途的 认识，以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 反对“失败主义”和右倾逃跑现象，努力巩固部队。12 月 29 日，中央军区 政治部发布了《巩固我们的部队》的指示，要求“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要有 坚定的胜利的信心，团结一致的意志”。号召干部战士同“那些悲观失望， 恐慌动摇逃跑的分子作斗争”。
第四，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和开辟新区，并决定在几个
重要地区建立新的特委。据此，中央分局从 1934 年底至 1935 年初陆续作出 下列安排：
1.在赣粤边地区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委（后
改称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曾长期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 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以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 其任务是率领一批干部和 1 营兵力，前往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界地区，巩 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并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等游击区取得联系。 李乐天遵照中央分局决定，率队从赣南省委驻地雩都县小溪出发，于 1935
年 1 月下旬到达信丰油山地区，与在南雄、信丰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
积极扩展活动范围。这一措施，为尔后开展赣粤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2.派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龙岩、永定、上杭地区， 领导游击战争。张鼎丞受命后，即从雩南向闽西进发，途中联系了闽西干部 刘永生、范乐春、陈茂辉等数人，并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上
8 支步枪，机智地越过敌人层层封锁。于 1935 年 2 月初抵达岩永杭地区。随 即同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织和部队取得了联系，重新部署游击战争。
　　3.人事调整。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调原中 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 孟文到杨（殷）赣（县）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
　　4.在赣西南和闽赣（汀瑞）边增建两个中共特委。一是公（略）万（安） 兴（国）特委，设在赣西南吉安东固地区，由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胡 海任特委书记；二是瑞西特委，设在闽赣边的（长）汀瑞（金）地区，调中 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特委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建汀瑞边界各县独 立营，作为开展闽赣边游击战争的骨干。
此外，为减轻后方负担，对伤病员作了适当的安排，除重伤病员外，能

离开医院的，一般都动员出院，或补充部队或分散休养。 中央分局的上述措施，对精简机关和加强各地区的领导，以及尔后坚持
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未能改变当时中央苏区日益严重的被动局面。 中央分局在部署和指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在苏区核心地区仍沿用过 去苏区的老办法，将直属中央军区的红 24 师和几个基干团继续集结在“三角 地区”，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没有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苏维埃政府 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多少变化。这一切，表明中央分局还未下决心 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

三、牛岭战斗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

（一）牛岭战斗


　　为了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和寻机歼灭运动之敌，红 24 师和几个基干独 立团，不断主动出击。但由于部队减员过多，新补充的兵员又多是刚从医院 出来的伤病员，有的伤病尚未痊愈，被动员勉强出院后编入战斗部队，心理 尚未调整过来，加之形势急剧恶化，影响士气，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因此， 战斗每每失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洋陂战斗和牛岭战斗。
　　1935 年 1 月 12 日，红 24 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驻守宁（都）瑞（金） 边洋陂之敌第 67 师的 1 个团发起进攻，以图遏止敌人*2 构筑碉堡封锁线。 经两天一夜苦战，不仅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红 24 师伤亡 400 余人。
继洋陂战斗后，又发起牛岭战斗。红 24 师和独立第 3 团、11 团共 5 个
团 5000 余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投入这次战斗。据侦察获悉敌粤军第 2 师部队 正向赣县牛岭一带开进。中央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在牛岭地区伏击或袭击运动 之敌。红 24 师和两个独立团于 1 月 28 日奉命出击。部队经大半天行军赶到 目的地时，太阳已西斜，指战员十分疲劳，本应休息待机。然而，指挥员求 战心切，当得悉敌先头部队只有 1 个营己到达牛岭时，前卫团既未对敌情作 进一步侦察，也未作周密部署，就要求发起攻击。师长周建屏也未深加考虑， 就表示同意。他除了派 1 个团置于唐村至牛岭大道一侧担任阻击援敌外，将 后续的 3 个团也加入进攻战斗。以 4 个团的兵力歼击敌人 1 个营，本应稳操 胜券，但由于操之过急，指挥失当，反而遭致不应有的失败。
当周建屏同意发起冲击时，部队未按战斗队形展开，仍以行军纵队一路
冲向牛岭圩。驻止之敌占据村舍，先不还击，以逸待劳。等红军冲到面前时， 突然以优势火力发起猛烈的反冲击。疲惫而又缺乏思想准备的红军先头部队 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冲散了，而前卫团慌忙后退又将后续部队冲乱。此时敌 增援部队 3 个营冲破红军拦阻也赶上来了。他们乘胜追击，直追到红 24 师指 挥所，师长周建屏中弹负伤，幸得师政委杨英率师直属队顽强抵抗，才将敌 人击退。然而红军部队已全被冲散，直至第二天才集合起来，计伤亡、失踪 人数约千人，损失枪支 400 余支。红军以 5 个团之众被 4 个营的敌兵打得如 此惨败，在红军战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除了指挥失当外，同当时部队的 素质与士气，也不无关系。

（二）中央分局面临重大抉择


　　牛岭战斗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 和“保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苏区军民推到 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北路敌军 罗卓英等纵队于 1 月间对早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 埃政府和军区机关、部队发起最后攻击。 2000 余名红军指战员和机关干 部，在突围中大部分被打散了。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领导人不幸牺牲，只 有省委代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一部人突围转移到了东固，但已与 中央分局失去联系①；中共闽赣省委和军区被迫于 1934 年 11 月率所属机关部 队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突围转移。途中几遭挫折，到 1935
年 1 月间，原数团人马和机关干部共 2000 余人只剩下约 300 人，陷入敌人围 追堵截之中；南路敌军余汉谋部 3 个师，将中共赣南省委和军区机关、部队 共约 1800 人包围在零都南部狭小地区，并一步步地缩小包围圈，以图“一网 打尽”；东路敌军蒋鼎文部以第 26 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对固守四都山区的 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及所属的两个独立团约 4000 人，发 动猛烈进攻，虽然福建军区部队顽强抗击，但失败已成定局；①闽赣边之敌对 坚持（长）汀瑞（金）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全面“清剿”。至 于中央分局机关所在的“三角地区”，敌军更是不遗余力，雩会河上游和下 游的国民党部队南北对进，在其东线和西线部队协同下，对该地区实行夹击。
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扑灭中央苏区的基干红军和领导中枢。
　　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雩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的中共分局和中 央军区领导机关，虽然还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兵力（连同机关于部约 1.5 万 人），但物资供应和财政即将枯竭，经费只能维持到 2 月间，粮食只够吃到
3 月中旬，枪支弹药的消耗更是无法补充。此外，中央分局不仅同中央苏区
各省委失去了联系（赣南省委除外），而且湘赣等相邻苏区也已中断了联系。 这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摆在中央分局面前 的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转变战略方针，迅速组织突围，另图发 展；一是坚守“最后阵地”与敌拼到底。事情已很明显，后一条道路必将导 致全军覆没，可供选择的只有突围转移一途。
然而突围转移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转移方向问题。 1 月 30 日，项
英在致博古、朱德、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南则非大打击粤敌不能立足，西 到湘赣（苏区）则转移不易，东则无大发展前途，给养甚困难。如穿袭封锁 线，则部队（有）巨大不便”。因此拿不定主意，故要求中央迅速给予具体 指示。电文还特意提出：请中央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 题，并迅速回电”。



① 曾山等转移到东固后，复遭敌人袭击，余部再次被打散。曾山于同年 5 月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① 1935 年 2 月下旬，敌蒋鼎文以第 36 师及闽赣边界各县保安团等绝对优势兵力对福建省委等领导机关、 部队发动全面攻击。经激战，红军指战员大部伤亡，幸存 100 余人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和军区司 令员龙腾云等率领下，向武平方向突围。4 月 10 日在武平、会昌边界地区遭敌陶峙岳部包围合击，部队被 打散，万永诚、龙腾云在战斗中牺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突围后，在向江西会昌转移途中不幸被俘， 后在江西九江就义。

　　项英未见党中央复电，旋于 2 月 1 日再电朱、周、博，请求中央迅即决 定中央军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称：“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 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接着电文提出中区部队集中行动 与分散目标两策的利弊问题：“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地，不能长久游击，目 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不利，即被敌冲散”。“分散目标，便于游击， 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对此有关中区前途的行 动方针问题，须由中央决定，故盼中央在一二日内电示。
　　由于情况紧急，在党中央复电前，为应付不测，项英在雩都县黄龙井塘 村召集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 贺昌、陈潭秋，以及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 与会者经讨论，对面临的险恶局势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 突围方式，即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以及突围方向问题，意见不一。于是， 项英于 2 月 4 日凌晨 1 时，急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迅即指示。项英 在电报中再次提出，“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 如何”，请中央尽速定夺。
　　因未得到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转移方式与方向问题，始终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项英又于 2 月 5 日以分局名义再次急电党中央，报 告分局对行动方针的两种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 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
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浦［埔］①、闽赣。分局随部
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复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