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回忆录

第一章走向革命

童年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区秦 罗庄。父亲秦辉显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除了种田，还会一点篾匠手艺， 母亲周氏，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除了父母之外，家庭里的长辈还有我的伯 父。伯父终生未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父亲相比，泊父是一个更地 道的农民。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又会点手艺活，田间劳动相对少了些。伯 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平辈中，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是么儿，父母和怕父对我自然 多了些疼爱。哥哥姐姐凡事也都让着三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庭生活是 温暖的，虽然并不富裕，却洋溢着劳动之家纯朴和睦的气氛。
　　我的家乡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村庄座落在 岗坡上，北倚老君山、天台山、雨台山，面向阳台山，西有龙王山，东眺光 字山。四周可谓群峰竟秀。在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常 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我们这群乡野 伢子带来不少新奇和乐趣。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河往东走，便汇人了 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到七里坪，则融进了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 滩上成立的。在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中，从倒水河畔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
优秀儿女。
家乡不仅水好，山色也是很美的。 越过村庄南边的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小山坡，与村庄遥遥
相对。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
山遍野都是。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映入跟帘的，便是沐着朝阳的像云 霞一样燃烧的映山红，那情景真是激动人心。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就是这样一方水土养育了我。
　　到我长到稍明事理的时候，父母和伯父商议，让我去邻村的学校读书。 我们庄户人家送子女读书的目标很简单，能识得官府布告，能记个帐，春播 秋种能算个子丑寅卯就行了，穷人家孩子读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劳动服务。 小时候的我是比较顽皮的，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尤其喜欢无拘无束自 由自在。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啃书本，感觉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找机会 逃学，或到山坡上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嬉戏，或到附近的河沟里捉鱼摸虾，眼 看封了放学时间，才装着放学回家。后来，逃学的事被老师发现了，他罚我 下跪，用戒尺打手心。但越是挨罚挨打，我就越不愿上学。就这样，我小学 上了不到一年，读过《百家姓》、《三字经》，但终究激发不起学习兴趣， 再加上我的哥哥身体不好，做工种田都显得层弱，所以经父母和伯父商量， 不再勉强我上学，而集中财力保障我哥哥多读几年书。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 确：我们兄弟两个，一个读书，一个劳动，文武都全了。长辈们希望我和哥
也像父亲和伯父那样，永远不分家。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幼稚，只知道劳动能出成果，哪里知道读书学习
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益处。就因为小时候没能坚持上学，在此后几十年的生 涯中，我在学文化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八亩水稻用，十来亩坡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温 饱不成问题，还略有节余。休学之后，我便跟随伯父下田干活。那时候我还
　　
不到十岁，但没过多久，农活一套我便基本掌握下来，耕田耙地，插秧施肥， 渐渐地得心应手。伯父很喜欢我，他觉得我热爱劳动这一点很像他。他常常 对我讲，一个人从小就不要偷懒，有力气就要劳动。饭里有了自己的汗，吃 起来才格外香。
　　我的母亲也是非常勤劳能干的，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农忙季节一样下田 参加劳动。
　　庄稼人衡量一个孩子低劣优秀的标准，多数要看这个孩子是否爱劳动， 劳动得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快就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赏。再加之我性格活跃， 爱唱爱跳，不腼腆不怯场，所以在村里一般大小的讶子中，我算得上是个“领 袖”人物，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模仿戏班子演大戏、或者玩打仗游戏，应 该说，过得还是很炔活的。那时，我也有痛苦，那就是受着疾病的折磨。我 从小有哮喘病，犯起病来，一点不能活动，人躺在这间屋子里，隔壁屋子里 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喘声，找村里、镇里的医生看过，都没看好。一天，村里 来了一位牵骆驼的江湖医生，我母亲请他给我看。他给了六包红色粉状药， 让我们找六个绿壳鸭蛋，再从尿缸里刮些尿硷放在瓦片上用火焙干研碎，每 天往一个鸭蛋里灌进一包红粉药和尿硷，封住蛋口后把蛋放在火里烧熟后 吃。我母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每天放牛回来后就按这个办法烧个鸭 蛋给我吃。蛋的味道是极难吃的，但为了治病，每次我都硬着头皮把它强咽 下去。结果，吃完这样六个蛋后，我就真的再没犯过哮喘。我算很幸运，当 时我们村子里有三个得哮喘病的人找这位医生治，只有我一人治好了。治病 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哮喘病治不好，我就不能参加 红军，踏上革命的征程。
我的病治好了，全家都很高兴。可是，没想到，紫接着却是一连串的不
幸袭击我家。 由于连年灾荒，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县，瘟疫流行。我十岁时，母亲
就去世了。那时候根本谈不上医疗。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丧母之痛尚未平息，第二年，我的父亲和伯父也相继撒手离开了人间。眼泪 还没哭干，我的哥哥又于第三年病故，而姐姐又已经出嫁。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同一阵又一阵的晴天霹雳，抽打在我幼小的
心上。如今回过头来想那几年，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在这一连串的打 击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孤独一人，居然活下来了，并且独启担起了一个 家庭的全部责任。
祸从天降，这对自己的成长既是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大的磨练。死
的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活着的还要在生活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短短几年，我像长大了十几岁。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还好过，
一把铁锁挂上门，我操起家伙下田去，农忙时还和别家换工。夜里就难熬了， 我家住在山坡靠山根的地方。庄户人家老鼠多，到了夜深人静，便是老鼠的 天下，一群一群绕着房间吱吱乱叫。鬼妖神怪的传说听过不少，老鼠一叫， 就瞎联想，仿佛真的看见青面獠牙的鬼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想打不敢 打，想逃逃不掉，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在心理上多 了些安全感。一睡着，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当初，我家长亲都健在的时候，衣食自给，并有节余。因此父母和怕父 在村里说话都有一定威信。可是如今撑梁柱都散了，可以说人亡家破，全家
　　
只剩下我一个小孩子，百 事不懂，丧事办了一大串，田也大部分卖了，家也空了，还欠下一连串
的债务。 家道一落千丈，三里之外都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这样一来，
过去那些亲热的笑脸就很少见了，连故亲远戚都少了来往。话又说回来，设 身处地地想一想，乡亲们都是穷人，自己糊口尚且勉强，谁有能力收养我这 一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呢？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儿。 过去，大人都在，我最盼着逢年过节。因为逢年过节有好东西吃，还有
赏钱，村里镇上还可能有演大戏的。乡下伢子们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过年 过节。可是，自从亲人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我最怕过年过节，怕听爆竹声， 怕见别人家的灯光。
　　从前，我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要升天。我常常在心里想，我的 父母会在天上看见我在受苦，会从天上走下来看我，可是，这种奇迹却从来 没有发生。
　　
“马克思鞋”的启示
　　由于家庭的变迁，使我提前结束了儿童少年生活。从十一岁开始，我就 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命运对我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了。然而，苦 难打不垮人，却能造就人。我不敢说苦难如何造就了我，但苦难确实没有把 我打垮，反而使我在意志和胆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磨练。同时也迫使我学会 了基本的谋生手段。
　　成为孤儿最初的日子里，我想的最多的当然是我的父母。日子一天天地 过去了，父母死而复生的稚想也一天天淡下去。处在一个贫困孤儿的位置上， 我想的问题要比别的孩子多得多。我不仅要把劳动和过日子的一系列问题想 得周全，同时我的思路还能触及到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 人过去对我家很好而如今却对我冷眼相待？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有 时候心里想，这个世道不公，应该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自然心里是不明白
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故乡的政治风貌了。 湖北省黄安县，是中国革命的最早策源地之一。早在“一大”之前，酝
酿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倡导者就是黄安人董必武。在我整个青 少年生涯中，黄安县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十岁那年，我听村里的人摆龙门阵，说是县城里学生乱哄哄地起事了，
要造地主土豪和军阀的反。又说县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两幅画，一幅是蓄鹅 头的画像，一幅是蓄平头的画像。蓄鹅头的画像是个姓列的俄国人，叫列宁， 他帮助中国穷人。蓄平头的是个日本人，叫帝国主义，他提出二十一条，要 灭中国。
我们这些伢子虽然不懂更多的道理，但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条是不含糊
的，爱国之心是与生俱有的，正义感也是与生俱有的。我们从心眼里爱戴那 个姓列的俄国人，而痛恨那个名叫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并且在心里暗暗使劲： 狗日的小平头，要是到秦罗庄，让我撞见了，非唾他一脸唾沫不可！
随着外面世界革命浪潮的不断兴起，乡下也开始动荡起来。或许是早当
家的缘故，我比别的孩子又多了一份机灵。我敏感地发现，村里的一些大人 除了忙着种田以外，还忙着别的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我还注意到家乡一 带，偶尔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一天清晨，我照例同几个小
伙伴一起到对面山坡放牛。在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件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 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家乡是红沙地，雨水一浸，又板实又平滑。 我们就在这又板实又平滑的路面上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鞋印，里面有弯弯曲曲 的图案，经络非常清晰。这种鞋印，绝不是我们家乡那种线纳的、麻搓的鞋
底踩的，过去我们根本没见过。 可以肯定，这样的鞋印是有来头的。
　　后来，我们从路边，从草棵里，从盐店河畔又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鞋印。 还有一些标语贴在墙上，写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 倒贪官污吏”之类。
　　不久，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说有共产党的队伍往南边去了。那种鞋 子，是胶鞋，也被人叫作“马克思鞋”。乡下人传得活龙活现，说穿“马克 思鞋”的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打土豪，把田地分给穷人，他们走的是一条革 命路。
　　
　　这些话像一团火苗在我心中点燃并越燃越旺。我决心丢掉这个家，穿“马 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很快，革命运动在家乡一带也公开开展起来了，村里组织了农会、自卫 队。农会不时组织农民游行，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革命歌曲也 流传得很快很广，不仅青年人会唱，连小孩子也会唱几首。我记得我最早学 会的是一首《发动歌》，歌词大意是：叫声农友，快快觉醒，为什么世上人 吃人，这样不平等？不是命注定，不是我无能，全是统治阶级剥削者一手来 造成。叫声农友，快快觉醒，劳苦大众要出头，只有闹革命。大家团结紧， 奋起作斗争，一心跟着共产党，才能得翻身。
　　我自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当上了自卫队员。我也知道，革命是有 危险的，弄得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不 久前到七里坪赶集，就见到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事情，其手段之残 忍令人发指。他们在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个坑，把捉来的共产党员放下去，再 用沙埋，埋得人只剩脖颈和脑袋露在外面，然后往沙里浇水，水渗进沙里， 越浸沙越紧，人就活活地被窒息了。那些残忍的刽子手如同禽兽，他们把燃 烧的纸烟放在被埋的人的耳朵上，烧得皮肉滋滋地响，他们则开心大笑。
　　这一幕惨景，并没有把我吓倒。恰恰相反，我反而从另一角度想了许多 问题，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那些官老爷和富人为什么这么仇恨革命呢？富 人们越是仇恨，就越说明这是桩穷人的事业。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抓 呀杀呀，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这就说明，这是一桩 了不起的事业。那些死去的人难道不知道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吗？我想是知道 的，知道风险而不畏风险是为什么呢？因为值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 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早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 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之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 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
识。

参加黄麻起义
　　一九二七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安）麻（城）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 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 赶到了首集七里坪。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 黄安城！”，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 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农民革命万岁！”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 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 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
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 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
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 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 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后来由于敌人援兵压境，起义军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退回了大
后方七里坪。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
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
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当时已经成立了鄂东 革命委员会，县里还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位姓曹的先生（后来知道，他就是 共产党员曹学楷）在台子上对群众宣传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 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 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 做起委员来了。这是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 的世界了。”
这一席话，说得真好。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于革命，对于
武装斗争，我有了真实的感性认识。 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革命
鄂东军。我因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在斗争土豪劣
绅时，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 他们为参加斗争会的群众烧开水。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 掉。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 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
地向我们移动。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
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 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走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 被敌人占领了。
　　
　　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了。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 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 武装，进行“清乡剿共”。他们不仅要抓共产党员，还大抓“共产党嫌疑分 子”。
　　事实上，他们追捕杀掉的“嫌疑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七 里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 个好人”，见人就捉，由土豪劣绅随意指认，而且不需要审判，一句“看你 不像好人”就能作为杀人的依据。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 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捉要杀的对象。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 天东藏西躲，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便睡。 到一九二人年底，七里、紫云、仙居等地都建立了赤卫队，县里成立了 赤卫大队，赵赐吾担任大队长。我也在本村参加了赤卫队。赤卫队比自卫队 又进了一步，不单纯是自卫性质，还要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消灭反动
民团。
　　这几年，通过接触革命，并参加一系列武装斗争，我知道了穷人要想过 上富日子，就必须拿起武器去斗争。这期间，鄂东军先是改编为中国工农革 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春， 原师长吴光浩牺牲，由中央军委派到大别山的徐向前接替指挥。
这年六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罗霖部和土匪联合起来“会剿”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指挥两个大队，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活 捉并处决了反动派的红枪头目戴五爷。与此同时，我们七里坪和周围的赤卫 队也对罗霖部队和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成、睡 不稳，疲惫不堪，没过两天，不战自退。

当上了“红小鬼”
　　自从鄂豫皖地区有了自己的红军队伍后，穷苦的庄户人也有了盼头。对 于革命，老百姓未必懂得很多，我们是从红军的身上理解革命的。红军打土 豪，分田地，为穷人撑腰，所以，红军也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扩 大红军，在根据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热潮，出现了许多母亲送儿、妻 送丈夫、姐送兄弟甚至儿女送父参军的景象。有的青壮年入伍了，不够条件 的小脚女子和少年儿童，也找苏维埃干部要求参军。参不上军，回来还痛哭 流涕。
我记得当时根据地里流行这么一首歌曲：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劝我郎当红军，现在革命高潮起，切莫留恋在家庭。
二月里来是阳春，当了红军莫担心，跟着红军打天下，家中事务我承担。三 月里来是清明，我送我郎参红军，送郎送到大门外，眼望郎去转回程??
　　当时，参加红军是乡亲们心目中最光荣最了不起的事情，更是我向往已 久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还不满十五周岁，跟本村的伙伴一起，到乡里苏维 埃政府软缠硬磨，终于磨到了一张介绍信。拿着这张介绍信，我们一路疯跑， 找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成了红军的一员。
有件小事，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有七个人，乡
里乡亲，半大伢子，在一起玩熟了，参军了也不想分开。于是我们就商议： 分兵排队时站到一块儿，最好分到一个班，哪怕分到一个排也行。谁知分兵 的干部精得很，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故意跟我们过不去。集合之后，他让 我们报数一二三、一二三。报完之后，又让报“一”的上前一步，报“三” 的后退一步，报“二”的原地不动，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分成了三 行，每行到一个团。这下倒好，本想分在一起，却偏偏各奔东西了。
我被分到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在红军的幼年时期，相当数量的指挥员都是从俘虏中改造过来的原国民 党军官，他们搞训练基本上还是按国民党那一套，军阀作风十分厉害。动作 不规范，有时会受到体罚。一天正步拔下来，两条腿僵得就像木桩，解大使 都蹲不下去。要说苦，那可真苦。虽然是红军战士了，可那时我才十五岁， 也偷偷地哭过几次。
还不光是训练场上军阀作风盛行，平时，有些干部也很霸道，对战士骂
两句那是小菜一碟，打耳光都是常有的事。有的单位营长连长发毛了，可以 拿枪随便打死人。这一时期，正是军阀主义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个别战士受 不了，就开小差，抓住后压住脑袋打屁股，这一套带兵方法，实在让人难以 接受。直到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废除肉刑、反对打骂，这种情况才逐 渐改变。话又说回来了，军队毕竟是武装集团，不同于乌合之众，只要方法 对头了，严一点是应该的，而且是应该提倡的。作为我个人，苦也好，累也 罢，哪怕是屈辱，我都能忍受。来当红军的时候，连死都想到了，死都不怕， 还怕这些吗？我抱定了一个信念，你训我受，骂我听着，打我不走，这个红 军是当定了，我是一定要当到底的。
　　军队的生活，一个连队就像是一个家，我那时候把炊事班长看成是这个 家的家长。因为炊事班长掌管着全连的伙食，同时炊事班长的年龄也大，比 连长指导员都大，被全连尊称为“老班长”。当然，这个家同由父母兄弟姐 妹组成的小家庭大不一样，譬如吃饭，一个班一桌，一个值班员，把大家的
　　
热稀饭都盛好。饭前要站队，还要唱红军歌，然后吹哨解散、全班围坐，坐 好了只能看着不能吃，值日排长又吹一遍哨子，这才一齐端饭。红军吃饭绝 不会有人说话，满屋子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喝稀饭的吱溜声，可以说是争 分夺秒。等值日排长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啾”一声哨，不管吃炮没有吃饱 都算完事，放下碗后就得去集合。红军的饭实在不是好吃的。刚开始根本吃 不饱，更谈不上品尝味道了，谁慢嚼细咽，那就非挨饿不可。后来就动脑筋、 琢磨要领，为了提高速度又避免烫伤，先转圈吸碗边，边吃边用筷子搅，大 吹气，小吸溜。就这样，我逐步养成了快吃快咽的习惯，最后想慢也慢不下 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当军长、司令，还是国防部长，只要不是外事 活动，我吃饭的速度一般人是跟不上的，东西一到嘴里转眼就下肚了。
　　我在机枪连当了四个月的战士，赶上了第一场战斗，是同郭汝栋第二十 军的部队作战，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未能把他们全部消 灭，只是杀伤了一部分，其余的跑了。那时候，我连枪都没有，舞着一根梭 标跟着部队在前冲，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冲到前面去，缴一支枪回 来。这一仗我果然实现了愿望，缴了一支枪，单套筒，虽然比捷克式大盖差 点，但终究比梭标强。背起单套筒，顿时觉得精神了不少。
打完这一仗，根据战斗表现，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并被保送到随营学校
去学习，随营学校是跟着部队行动的，有点像现在的教导队，又不完全是。 主要的课程是学打仗。有时候课堂干脆就是战场，边打边学。
进随营学校的条件是：一看战斗表现，二看发展前途。能带兵但怕死，
那就不行。不怕死但死脑筋也不行。 七个月后，我从随营学校毕业了。此时已建立了红一军，军长是许继慎，
副军长是徐向前。我原先所在的三十一师也被整编成红一师。我被分配在军
部经理处监护连任排长。后来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是邝继 勋、政治委员是余笃山、参谋长是徐向前。此时，我又被调入军部手枪营二 连任排长。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入的党。在此之前已经当了几个月的排长，排里有
好几个战士都是党员了，而我这个排长还居然不是党员，党员开会我不能参 加，有些事他们悄悄地商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我能当排长却不能入党？ 于是，我主动去找营政委汇报思想。营政委对我进行了一些解释，肯定了我 的优点，说我作战勇敢，工作认真负责，对个人要求严格，入党只是个时间 问题。但营政委也说了两点意见：一、你的家庭成份是中农，对中农，要用 更长的时间考验。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抱不平，爱提不同意见， 需要改正。
　　营政委说的这两条，第一条毫无办法。我是中农成份，可这不是我自己 能够改变的。那时候，部队非常强调成份。贫雇农，特别是雇农，最吃得开， 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一参军很快就会得到重用。至于营政委说的第二条， 我嘴上虽然接受了，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的确是这个 性格，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要发言，遇上不合理的现象，就要提意见。现在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有不少不好的毛病都改掉了，唯独爱提意见这个毛 病没有改掉。话又说回来，就是能够改掉，我也不打算改了。我认为提意见 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对某个人过不去。作为共产党员， 爱提意见，怎么说也不是一桩坏事。
　　
　　尽管营政委说了我两条，但我还是很快就入党了，连队指导员郭世进是 我的入党介绍人。
　　
第二章在战斗中成长

　　　　　　　　　　　莫名其妙的降职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上台。 这年四月，蒋介石调集 11 个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
军，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迎击来犯之敌。 这时，中央派遣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已到鄂豫皖地区，成立
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分局 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担任省委书记。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就虚、各个 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此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
敌 500O 余人。 反“围剿”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广大红军本该兴高采烈，可是，还没待
将士们举起庆功的酒杯，一场灾难又降临到红四军的身上，那就是著名的白 雀园苏区大肃反。
　　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 复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 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的幼稚， 把运动推向极端，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最先挨整的是政委余笃山，接着军长邝继勋被降职。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围绕东进还是南下问题，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同张 国焘彻底闹崩了。
当时，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人主张抓住敌人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
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主张得到了与 会多数人的支持并形成方案。
不料，就在这一方案付诸实施的时候，张国焘推翻了原来的南下决定，
要红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并限一个月内完成小 这个决定，是很不切合实际的，说白了就是以卵击石。 由于原军长邝继勋被降职，徐向前升任军长。徐向前与政委曾中生积极
配合，厉兵秣马，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
取英山。仅仅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 1800 余人。 仗是打胜了，下一步，红四军往何处去却成了问题。 在英山，徐向前军长和曾中生政委踌躇再三，权衡利弊，觉得进攻安庆
实不可取。
　　一是路程太远，中间要穿过四百多里的白区，且是无后方作战，危险太 大。
二是兵力有限。 三是地形生疏。
鉴于以上考虑，军首长最后决定，放弃攻占安庆的计划，趁势进攻靳
（春）、黄（梅）、广（济）县城，并且决定，一边行动，一边写信派人向 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在徐军长、曾政委的指挥下，我们红四军主力顶着烈日，分两路南下突 袭靳春，进浠水，围困广济，奔袭黄梅，一路势如破竹，不仅给敌人以重创， 还收缴了许多财物，光鞋就达 1800 多双，黄金 20 余斤，大洋 7 万多元。我 们后来听说，金子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它财物，用于解决部队的吃穿， 这真是空前的胜利。
　　
　　可是张国焘却对此大力恼火。他并不看重胜利，却过份地看重了他个人 的意志。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就在红四军准备继续 乘胜进击之际，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 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甚至 还说徐向前、曾中生等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九月初，部队奉命北撤，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政委组织召开了 一次支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瞎指挥和家长作风提了很多意见，并 起草通过了一项声明，决定派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应该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高明，但的确是正当的。恰好是这件 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便成了一桩大罪，并引出 了一连串的冤案。
九月十三日，陈昌浩到达六安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 央分局的决定，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 任。气
接着，肃反开始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 团长潘皈佛等 20 余人相继被捕。没过几天，十一师师长周 维炯、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也先后被捕。肃反从军到师到团， 层层抓人，用陈昌浩的话说：“蒋介石、汪精卫们用了九牛 二虎之力，勾结了红四军中的两个师长、六个团长、五个 团政治委员，十个团政治处主任、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 长及连指导员??准备马上暴动把红军拖到国民党方面 去，根本上消灭我们红四军与鄂豫皖赤区。”（见陈昌浩著
《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师长到团长政委 到医院院长，竟有这么多敌人，那么剩下来又能有多少好 人呢？等连长指导员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该我们这些小 字号的倒霉了。 那些推行极“左”路线的人们自然也知道，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红四军干部战士全部打成反革命。仗，还是要靠 人去打的。我倒是没有被拉去杀头，但把我从一排长的位 置上撤下来，让我去当二排长。 如果按现在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当然属于正 常的工作调动，然而在红军时代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一
　　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是紧跟连长指导员的，相当于副连长， 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 排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主
要活动就是打仗，提着脑袋干事，方方面面格外精细。在 一个连里，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不说信不过，至少 可以说，二排的力量相对弱些。这层意思虽然没有文件规 定，但在有些兵营里，这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事，大家心照 不宣。
我至今也不清楚，是谁告了我的密，把我从大排长的 位置移到二排长的位置上，等于被降了一职。以后我推测，

可能是在连长指导员那里出了点问题。 那时候，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
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我因幼年出过天 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本连还有 一个三排长，也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三排长曾经对肃 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被连长指导员供了出去，于是保 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 我的家庭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他。那么，除了他，犯错误 的“麻子排长”自然就是我罗。好在我才是个排座，又沾 了个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
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 我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后退一步，当起了二排
长。而那些知识分子们可就遭殃了，短短几个月，几乎全被杀掉。

意想不到的提升
　　从一排长到二排长，虽然心里也犯过嘀咕，但并没有多想。那时候人的 思想很透明，只要还承认我是红军战士，当什么都行。我想，二排长就二排 长，我要带着二排把仗打好，到时候，请我到一排我还不去呢！
　　憋着这么一口气，我对排里的要求十分严格，训练抓得格外紧。那时候 部队成份比较杂，排里有些老兵很有经验，但也有一些人，昨天还是工人农 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我是进过随营学校的，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 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隐蔽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 法。姿势好看不说，重要的是科学。
　　训练的时候，我把全排集合起来，现在想起来很有趣，那时我也才十六、 七岁，但既然是排长，就得拿出排长的样子。我学着那些老一点的干部，昂 首挺胸，双手插腰。这个派头还挺能镇住人，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在队列 里一齐瞪眼看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问大家，我参加好多次战斗了，每次都往前冲，可连汗毛都没伤一根，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等他们议论差不多了，我就给他们做示 范表演，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冲击开始。什么时候跃 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隐蔽观察，什么时候侧身 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索，看得大家都很服气，再训练的时候，不用我 多说，积极性都上去了。
记不清具体日子了，有一天正在操课，扬子外来了几个人，也不靠近，
老远地看了一会，指指点点。从手势看，像是徐向前军长。因为手枪营是跟 着军部的，对军首长还是比较熟悉的。但隔得较远，又有点雾，没十分看清。 这个情况，我起先并没有介意，我们训练，首长观看，是正常的。可是
到了第二天，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我照例同徘里一起操课，来了两个人，挎着盒子枪，没有同营连干 部打招呼，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二排长？”
我一看，阵势不对。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又挎着盒子枪，脸上一点笑
容都没有，心里顿时一紧：坏了，保卫局来抓我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三排长前几天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
下，怎么也该轮到我了。
　　这样一想，心就灰了。参加红军就是革命的，要是被当反革命杀了，那 真是天大的冤枉。可是既然人家找上门来，躲是躲不过的。
我牙一咬，心一横，对那两个挎盒子枪的人说：“我就是二排长。” 我见他们两个对视一眼，不知什么意思，心里估摸也许要下我的枪。 但他们并没有下我的枪，而是让我跟他们到军部走一趟。 一路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们究竟要于什么。那时候的样
子肯定是挺悲壮的，就跟上刑场差不多。我也盘算了，如果说我是反革命， 我就要向他们要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杀我。硬要栽赃杀我，逮住机会我就 跑。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徐向前军长召见。 徐军长先问我，老家在哪里，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多大年纪，什么
时候参军的，怎么参军的。问得很细。 我一条一条，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徐军长听完我的回答，看了我一会，然后微笑着说：“行啦，你回去吧， 到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我一听，懵了。 直到徐军长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醒过神来。哎呀我的天哪，吓了
老半天，原来是提升呀。我在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嘛不早说 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以后听徐向前身边的同志说，军长看过我组织训练，认为我军事素质好， 有战术意识，是个好苗子，所以给予重用。
当了连长，感觉就不一样了。 连是独立单位，作战、生活，各方面的问题都得连长拿主意，不像当排
长，胳肢窝里过日子。那时候，除了行军就是打仗，没别的事。没仗打，我 就组织训练。
　　徐军长教导我们要爱兵，怎么个爱法呢？提高他的技术，战场上发挥他 的技能，减少他的伤亡，这就是最大的爱兵。这一点我认识得很明确，从当 连长起直至后来的整个军队生涯中，我都特别注意抓部队训练。
　　红军幼年时期，部队成员军事素质七上八下，没有专门训练时间。我不 管那么多，抽空就组织训练，经常考核。不客气他说，谁动作做得太差，骂 人发脾气也是有的。
大约是看我训练抓得紧，要求严，那套程序又挺像回事，比较正规，再
加上我的嗓子洪亮，底气足，口令清楚，所以其他连队有时还请我去当教官。 我也不推辞，谁请都去，去了就训，同训自己连队一样。这段连长生活，为 我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当军事教官，独立组织游击队，可以说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四战四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徐向 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部队有红四军和刚成立起来的红二十五军。 我们四军手枪营也到了方面军总部。我仍在二连当连长，负责总部首长的警 卫工作。
　　早在这年秋天，蒋介石就策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红四方面军还没成立，周围便有大兵云集。
　　但由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的 侵略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敌人 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就使蒋介石新的“围剿”计划受到影响，迟迟没有采 取行动。
　　根据这一有利形势，在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同时，总部首长便作出决定， 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主动出击。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等同志的指挥下，我军积 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取得了 辉煌的胜利。
首先谈谈黄安战役。 黄安县是我的家乡，也一直是鄂豫皖红军的重要活动地区。县城是一座
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三月建县，于原麻
城县的姜家畈设县治，因春秋时属黄国辖地，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 定名为黄安。黄安地处鄂豫交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
自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之后，黄安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数次浩劫，但黄
安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从没间断，一直是后方坚强的基地。 当时，驻守黄安城的是国民党杂牌部队赵冠英的六十九师，辖两个旅四
个团。该敌接防不久，人地生疏，城内粮食不多，而且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
这是我军攻城的有利条件。但赵冠英部的侧后还有几个师。可以互相策应， 即驻麻城之敌的三十一师，驻宋埠之敌的三十师，驻黄陂之敌的三十三师， 互为犄角。黄安之敌对我军进攻也早有防范，在城外修建了许多工事，可谓 碉堡林立，火力发射点星罗棋布，加上蛛网般的堑壕、交通沟，密密层层的 鹿砦，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徐向前总指挥的主持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敌
情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皖西有六个师、豫南有五 个师、鄂东有四个师。我军当面的这几个师，虽然可以互相支援，但黄安位 置突出，易一举攻破。
　　方面军首长根据我军装备差、攻坚力量薄弱的特点，决定放弃强攻，而 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这一着很高明，我军十一师、十二师、十师三十 团以及黄安独立团，共八个团，把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把声势造得震天 价响，吸引宋埠、黄陂和麻城等地的敌人来援，争取在运动中加以消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 役的枪声打响了。
　　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到二十四日，我军全部肃清了城外围的八个独立据 点，把县城紧紧围困起来，胜利完成了“围城打援”的第一步。
　　十一月二十五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黄安城东南仅五公里的郭受九地 区，加强了火线指挥。我们手枪营也跟着首长，抵进了黄安城。
　　
　　黄安城守敌多次寻机突围，都被我围城部队打了回去，敌三十师两次增 援，也都被我十一师打援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十二月二十日拂晓，敌纠集其三十师大部和三十一师一部兵力，并组织 “敢死队”向我十一师三十一团元嶂山阵地进行急袭。由于五连前卫排一时 疏忽，我阵地被敌人突破。敌人爬上嶂山顶峰，直逼我十一师指挥所。
　　天亮以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和火力，在炮火掩护下，拼命向我攻击。到 下午三点多钟，敌人进至离黄安城仅十里的地方，逼近到我打援部队固守的 最后一个山头。
　　情况十分危急，我十一师王树声师长亲率师直手枪队和通信队协同三十 一团，与敌展开了肉搏战。
　　外面打得热火朝天，可我们手枪营的干部战士却被憋在总指挥部内动弹 不得，当时的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心里急得冒火，手里痒得出汗。俗 话说，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我们手枪营平时跟着首长，方方面面都比其它部 队优越，人家也没有意见。可是打起仗来，你也得优越呀，上面发的一长一 短两支枪，可不是为了摆样子好看的，关键时候不见血，那还不如烧火棍。 当兵的不打仗，就像母鸡不下蛋。
　　外面在拼命地打，里面在拼命地吵，战士吵班长，班长吵排长，层层请 战，人人磨拳擦掌。
我又何尝不想打呢？可我知道，上面没有动我们，说明仗还没有打到那
个份上，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不能动，必须坚守现有岗位，保护好方面军 首长。
眼看战场态势向着不利红军的方向发展，被围困在城内的赵冠英，也得
意忘形起来，又开始突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在总指挥部驻地已经能清 楚地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而且愈来愈近，愈来愈密集。显然。如果让敌援 兵和城内敌人汇合一处，整个战役就将随之失败。
紧急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亲自下令了，把手枪营拉上
去！ 仗打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我们手枪营是首长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了。
经过几次战斗，手枪营的人员有很大的调整，多是精悍勇猛的小伙子，武器
也“鸟枪换炮”了，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外加一粑马刀，战斗力是很强的， 不到关键时刻，徐总指挥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
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大家一下嚷开了：“快 跑，总指挥又出发了！”“加油，赶到总指挥前面去。”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郧队的最后一个山峰的背后。山的前面，我军打援 的十一师正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跟随总指挥的一位参谋命令我们在山 坡上隐蔽。这时候，我才看到总指挥带来的参谋和警卫人员都隐蔽在山坡上， 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的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
　　枪弹越来越密。我转到总指挥的一边，爬上山顶，想看一下地形。来到 山顶一看，只见敌人已攻到了半山腰，并且正在拼命地向上攻击。烟火笼罩 着整个山坡。我不安地看了总指挥一眼，他仍若无其事地站在山顶上观察着 对方。
　　我赶快爬了回来，向各排长传达了情况。战士们听说敌人攻到了半山腰， 更为总指挥的安全担心。正在这时，总指挥放下望远镜，转回头来，对他身
　　
后的参谋说：“命令二十八团和手枪营，准备冲锋。”说完，又转回头去观 察。
　　总指挥的命令传下去后，部队就动了起来。掌旗员拉掉了旗套，战士们 抽出了马刀，在我们右侧的二十八团，开始向敌人发起冲击。
　　当我从徐总指挥身边冲过去时，忽然看见他身子一震，向右侧晃了一下， 右胳膊上顿时血涌如注。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见我了，左手向山下一指， 高声喊道：“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亲眼目睹了总指挥负伤，那还了得呀，战士们的眼睛立马红了，哇哇一 阵吼叫，情绪像火星沾油，哗一下烧起来了。
　　我们手枪营从正面，二十八团从右面，十一师从左面，像决了堤的洪水， 呐喊着向敌人压过去??敌人开始动摇了，溃逃了。
　　我们一步也不放松，拼命地追赶，无数面红旗迎风飞舞，驳壳枪上的红 穗子、马刀上的红绸子，在战士手臂下伸展开来，冲锋的呐喊声惊天动地。 敌人像被打懵了的狗，东一个西一头地向松树丛里钻。有个敌人，跑着跑着， 转身向一个战士举枪射击、那个战士几步窜过去，一刀把他的枪砍落在地上。 掌旗员高举着红旗，哪里敌人多就向哪里前进。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 向哪里。有的同志负伤了，包一包伤口，又继续追击。有的同志子弹打光了， 捡起敌人丢下的枪继续向逃跑的敌人射击。逢山爬山，遇河涉水，一口气追 出十五里，收复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阵地桃花镇。
敌人的第三次增援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企图突围的敌
人，也被打退到城里。 又经过了几天的围困，敌人已接近粮尽弹绝的地步。敌人的多次增援，
也被粉碎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通知：“我们的飞
机要来黄安城轰炸敌人，散发宣传品，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这个消息使 所有的人都振奋了。有的战士高兴地说：“他娘的，过去它黑天白日跟着咱 瞎嗡嗡，欺侮我们，现在也叫他们尝尝我们的‘鸡蛋’吧！”有的指着黄安 城的敌人骂道：“等着吧，不投降，就‘慰劳’你们‘鸡蛋’吃。”
“列宁号”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关于它的来历，我是听总部的一
位参谋介绍的。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中午，国民党军第一架双翼德国“容 克”式高级教练机，因故障在罗山县宣化店西南二十五里的陈家河附近河滩 上降落，一区十乡放哨的赤卫队员很快包围了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当了俘虏。 经过教育后，龙文光同意驾机为红军服务。飞机修饰一番，机翼两端添上了 两颗闪闪的红星，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字，并命名为“列宁号”。
　　十二月二十一日，天阴沉沉的，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和驾驶员龙 文光一起，来到城南的一个高地上，勘察了黄安城的地形、敌六十九师司令 部的位置，以及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
　　对于“列宁号”参加黄安战役，以后徐向前元帅也说起过，主要是讲陈 昌浩同志的事情。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 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是红军拥有的 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智坐上它穿越白区，走过皖 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 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 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这次，飞机到

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 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 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撒了些传单，还丢 了两颗大炸弹，搞得敌军愈加慌乱不堪。我黄安 独立团乘机猛攻得子山，守敌一个营大部分被歼 赵冠英在外援不济，突围不得，又遭到我飞机轰炸之后，动摇了。为了
做最后的挣扎，保全他个人的生命，他以冲出去“官升一级，兵升一官”为 诱饵纠集一部分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敢死队”，当我二十三日晚十点发起总 攻后，乘夜色从南门突围。此时，我们手枪营正同敌人巷战，突然接到命令， 要我们整队追击残敌，捕捉赵冠英。我们当即尾随追去。沿途的赤卫队员和 老乡们，也自动地拿起了长矛、梭标、铁铲、木棒，高喊着：“活捉赵瞎子！” 从四面八方拥过来。我们二连一直追到高桥，才全部消灭了逃跑的敌人。仅 我们一个连就活捉了二百多俘虏。
与我们追歼逃敌的同时，黄安城也被解放，全歼敌人万余名。 第二天，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身穿大褂、负了伤的大烟鬼来到总指挥
部。一位老乡掀掉盖在这个大烟鬼头上的东西，指着他的一只死羊眼说：“他 就是赵瞎子，他就是赵冠英。”
原来赵冠英在突围时，叫他的副官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自马，给
他当替死鬼。可是哪里想到一突围这位副官就负了伤，被俘后就揭赵冠英的 底。赵冠英使尽了所有的伎俩，左藏右躲，更衣换装，仍没有逃出天罗地网。 说起黄安战役，就不能不提到黄安人民。在战役过程中，全县有一千二 百多人参加了红军。除县独立团交红四方面军指挥外，又组织了大批赤卫队 配合红军作战。为了抢运红军伤员，不仅妇女上阵，连不少老弱病残都参加 了担架队。另外，在物资上也给予了无私支援。据统计，仅一周之内全县就 捐献棉衣 1920 件，布鞋 2476 双，肥猪 42 头，另有糍粑、小菜、花生等不计 其数的物品。诚如歌谣唱的那样：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人
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黄安战役，是人民的战役。黄安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了 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共中央鄂豫皖 分局决定，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全国解放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批准，再次将“黄安”改名为“红安”）
黄安战役胜利后，为了给予北路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
和皖西根据地连接起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商潢战役。 商城、潢川均为豫东南地区军事重镇，敌之重兵集结地。国民党军曾万
钟第十二师主力驻扎演川城区，一部则布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 石的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三十三旅，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 的傅流店、杜甫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驻商城以北、潢川 以东的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成为犄角。国民党军计划以商、潢、固地区为 阵地，在商城与麻城之间，构成一条隔离地带，以分割鄂边和皖西两块根据 地，企图在“围剿”中对红军各个击破。
　　根据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商潢战役计划：第一 步，“腰斩”敌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潢两城敌军间的联系；第 二步，相机夺取商城。为实现此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第十师、十 一师、十二师北进，并调动在皖西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西进，配合四
　　
军行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我军四个主力师合力作战，向国民党“围 剿”军发动攻势，先后在北亚港、傅流店歼敌一部，占领了杜甫店、江家集、 仁和集、何风桥等地。敌第二师、第十二师仓皇逃往潢川，红军完全控制了 商潢公路，并切断了固始与商城之间的联系，使商城之敌第五十八师处于红 军包围之中。鉴于商城城坚难破，而逃往潢川之敌第二师、第十二师尚未遭 受创伤，方面军总部决定围点打援，对商城仍然采取围而不取的方针，诱敌 援兵，寻机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歼灭来授之敌。北面固始之敌戴民权第四十 五师兵力少、装备差，且屡遭红军打击，该师出援商城的可能性极小，敌援 商城的力量主要来自潢川方向。据此，总部决定，以地方武装监视固始之敌； 以红军一个团抵近演川诱敌，红军大部队则隐蔽集结于商潢公路两侧。
敌人果然中计。 一月底，敌出动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共十七个团，沿
商演公路东进。方面军主力连夜冒雪行军，集结于杜甫店地区，抢筑工事， 布好阵地，准备迎敌。我们手枪营在黄安战役中略有伤亡，但建制是完整的， 战后兵员和武器都得到了补充，仅我们二连就补充了十二名新战士。这十二 名新战士都是黄安人。我们大别山区有句俗话：近亲不如远亲，远亲不如近 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别山的人是很看重乡情的。我当时想，我 是一连之长，连队的战士有麻城的，有黄陂的，有黄岗的，还有皖西的，对 黄安籍战士，我不仅不能有丝毫的特殊，还应该更加严格要求。我参加红军 时，我的指导员詹才芳就警告过我，不要以为自己是黄安人，是指导员的乡 亲，就可以放松要求自己。指导员不认乡亲，只看战斗表现。我把这十二个 新战士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讲，黄安是革命的黄安，身为黄安人，只能英勇 作战，绝不能贪生怕死。我当时是很严肃的，并且说：“谁要是战场上筛糠， 给黄安人丢脸，就算我秦某认乡亲，它也不认乡亲！”我边说边拍了拍腰间 的驳壳枪。
我这一番话，把那十二个新战士震住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好样的，
在以后的战斗中，没有一个装孬，先后都牺牲在战场上。 二月一日上午，我军与敌第二师交火。该师装备好，战斗力强，向我军
阵地数次猛攻，双方激战了好几个小时。下午，我十一师、十二师从左侧迂
回，抵刘寨包围了敌第二师和十二师两个指挥部，并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 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迫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我正面和左翼部队乘势对 敌发起猛攻。数万敌人向北溃退。
我军追至演川城郊，歼敌四千余，缴枪两千多支。
　　商城守敌见援军溃逃，即弃城突围，逃往麻城。我军于二月三日夜不战 而克商城，至此，商潢战役胜利结束。
　　黄安、商演两大战役，在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急 催在皖西“围剿”的陈调元部，进占六安的苏家埠和青山店地区，这股敌人 有十二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从六安城至霍山城沿河东岸，企图阻止红军 向东发展。
　　为了打击皖西之敌，向东扩大根据地，方面军总部决定，留红十二师在 商演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红十师、十一师两个师东进，发动苏家埠战役。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方面军首长决定此战役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 我主力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第二步，围困苏家埠、韩摆 渡，诱打六安、霍山来援之敌；第三步，解放苏家埠、韩摆渡，迫使守敌全
　　
部投降。 第一步围困计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实施，很快便完成了。青山店、
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被我三个主力师团团围住，固守待援。 这时候正是初春季节，南方春雨绵绵。好在这一带是丘陵砂石红土地，
雨后道路不算泥泞。青山店等三个据点寨高壕深、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取胜， 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困守敌，吸引六、霍敌人出援。霍山敌兵较少，出援可能 性要小一些，所以以少数兵力布于霍山以南监视该城敌人，而以红十一师的 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布于六安至韩摆渡、苏家埠之间的平岗头、樊通桥一线， 准备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击六安方向出援之敌。
　　红军时代，由于装备差、兵力弱，机械化程度更谈不上，所以，我们同 敌人作战，取胜与否，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指挥员的智慧和决心，靠指战员的 英勇善战。战术成份所占比例很大。在苏家埠战役之前，我们也创造过不少 围城打援的战例，但像苏家埠战役这样，周困敌人之多、历时之长、手段之 硬、效果之佳，都是红军史上少见的，堪称是我军当时成功战役的典范。
　　我军不仅把敌人团团围住，切断其粮、水、弹药等一切来源，而且昼夜 抢筑工事，挖了许多交通壕、掩体、盖沟、碉堡等繁杂浩大的工事体系，里 三层、外三层，层层相连，层层相接。还有许多盖沟，为防止敌人飞机轰炸， 从地下掏洞，弯弯曲曲，向城内延伸。
工事挖得实在很精彩。
　　更精彩的是，我们围住敌人，又不动手打，组织官兵蹲在工事里学文化， 还开展娱乐活动，又是唱又是笑。这些声音传到敌人的据点里，对他们的刺 激很大。他们困在里面，坐吃山空，粮食没有，水也不多，由每天三顿干饭， 变成每天一干二稀，再变成每天一干一稀，后来干脆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而 且稀饭越来越稀。
我们只要开饭，就要大声嚷嚷，“哎呀，这馍馍蒸这么大，怎么吃得完
啦！”，“怎么又吃干饭啦，撑得上火啦！”我们的战士也能咋唬，这一咋 唬，据点里敌人的日子更难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听着我们唱，口水直 往肚里流，一点办法也没有。
困的时间一长，敌人的飞机就来了，也落下很多笑柄。飞高了，投不准，
飞低了，又怕我们机枪打。慌里慌张投了一点东西，又大部分落在我们的阵 地上。
我们的战士开玩笑说：“国民党也有表现好的时候，该发个电报表扬老
蒋一下，花钱雇我们打他，还管吃管喝，真不赖。” 我记得，有一天徐向前总指挥从他工作的那间草房里出来，很疲倦的样
子，到院子里活动身体，见我也在院子里，就跟我聊了起来，问了问部队的 情绪。我跟总指挥诉苦说，在手枪营，别的都好，就是打仗的时候老轮不上， 外面打得热火朝天，我们老是在这儿站岗，战士们有想法。
　　徐总指挥很惊讶，说：“怎么轮不上呢，黄安战役你们不是上了吗？我 手里总得有只硬拳头，重要的时刻还是你们上呵！”
　　我说：“重要的时刻，也往往是最后时刻，我们一上，战役就快结束了。” 徐总指挥笑了，说：“嫌不过瘾啊？”想了想，又说：“秦基伟，给你 个机会，你嗓门大，再挑几个嗓门大的，做几只洋铁皮喇叭，给我到前沿喊
话去！” 一听这话，我很高兴，又问了一句：“到了前沿，可以开火吗？”

　　徐总指挥说：“叫你去喊话，就是攻心，一般不要开火。”他踱了两步， 像是运了一口气，又抑扬顿挫地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 战为上，兵战为下，你明白
吗？” 我回答说：“明白！”
　　我那时虽然不懂古代兵法，但徐总指挥说的那段话的意思还是知道的。 通俗地说，就是开展政治攻势呗。
　　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我们从政治部领来了传单，我上过一年学，识得 几个大字，连队还有几个识字的，凑在一起，句子念得囫囵了，于是到前沿 扯起喉咙喊起来：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 本是穷人，理应反蒋。 为蒋卖命，为的哪桩。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 一年到头，难见妻房。 长官待你，何处一样。 他们洋面，鱼肉鸡汤。 你们吃糠，树皮啃光。 更有兄弟，饿死床上。 飞机运粮，有啥指望。 红军围城，铁墙一样。
起先，我们到前沿喊话，还有臭硬的国民党军官命令士兵开枪，并且打
坏了我们的一个土喇叭，三排的一个副班长差点儿负伤。我于是召集了几个 枪法比较好的战士，这边一喊话，那边就瞄准，据点里哪里有火光，就往哪 里打，
专打敌射手，一打一个准。打完之后又喊。并且加了新词
儿： 红军喊话，不许开枪。 谁敢冒犯，没好下场。 你打一下，还你三枪。 弹无虚发，去见阎王。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 放下武器，红军有赏。 若不交枪，困饿死光。 来当红军，前途明亮。 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这些阵前喊话，结合神枪狙击，既能打动人心，又有 很大的威慑力，对瓦解敌人起了较大的作用。 我刚刚参加红军时候的连队指导员詹才芳同志，当时 在三十团当政委。他后来对我讲，有一天，他正在前沿同 战士们共进午餐，忽然听到对面吵吵嚷嚷。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国民
党士兵听到红军阵地喊开饭，坚持不住了，冒着危险钻出据点来讨吃的，哀 求红军战士不要开枪。十师师长王宏坤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叫战士去传话： “我们不打枪，过来给你们饭吃。”果然就有几个人，放下枪，连滚带爬跑

过来，当真大吃一顿。据点里其他敌人一看，不仅没挨打，还有饭吃，于是 都往红军阵地跑。有的士兵干脆早、中、晚三餐都赖在我们的阵地上，有情 况再回据点。一旦打起来，保证枪口朝天放。
两军对垒，跑到对方阵地上赖饭吃，这也算是战争史上的一桩奇闻。 那次战役，我们围得轻松。但上面就不同了，徐总指挥他们很紧张。 苏家埠被围，就好比一把钩子挂在蒋介石的身上，要是一把扯下来，他 猛疼一阵也就过去了。可我们偏偏不扯断，就那么挂着他的肉，时不时地扯 一下，让他解不开，挣不脱，疼不完。四月下旬，蒋介石委任国民党军第七 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十二师、五十五师、五十 七师等部共十五个团两万余人的兵力，从合肥老窠出动，分两路向西南扑来， 为苏家埠、韩摆渡被困之敌增援解围。那压力是很大的，皖西本身就有很多 敌人，我们之所以围而不打，就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这回敌人又来了那么多， 气势汹汹的，张国焘一看不对劲，都不想打了。还是徐总冷静，有大将风度， 分析了利弊，认为敌人虽多，但大部都曾遭过我军打击，士气不振。而且， 敌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而红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 皖西又多为丘陵地带，便于发挥红军野战、近战长处。徐总的意见，得到了
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支持，张国焘也只好同意。 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正确的。 为了迎敌，方面军总部调整了部署：以红七十三师于樊通桥以东地区迂
回包抄；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在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
红十师第三十团和十一师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担任继续围因苏家埠、韩摆渡 的任务。
五月二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
阵地猛扑。我军发起反击，敌十九旅大部被歼，后续部队急忙抢占老牛口、 婆山岭等高地顽抗。我军两翼部队又将敌包围，歼敌两万余，活捉敌总指挥 厉式鼎。
同日，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以为外援来到，数次突围，均被我军打退。
敌援军被消灭后，我红十师等围困部队对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发起总攻。徐 向前总指挥亲率直属部队参战，浩浩荡荡杀向苏家埠。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 外无援兵，内无粮弹，在红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于五月八日全部 缴械投降。
在整个苏家埠战役中，我们手枪营二连毙敌七十余人，俘敌一百零二人，
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 说起苏家埠战役，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国民党军队到底历史长
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投降也讲究个礼节。缴枪的时候，还举行个投降 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炮摆得整整齐齐，列队欢迎我们，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
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 我看了这部电视剧后，也有一点感想。说起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
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 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起多大作用谈不上！
　　苏家埠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 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属红二十五军建制；留皖西活动。当时，中央根据 地有个少共国际师，红四方面军也模仿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一个少共国际团，
　　
主要是手枪营升格而成，补充了教导团的部分兵力，陆续吸收了一些十多岁 的少年积极分子。团的架子，营的结构，五个连直接归团领导。
不久，又发动了潢光战役。 就在我们进行苏家埠战役时，国民党军第二十路军张钦部乘我军无暇他
顾，疾进南犯，进占鄂豫皖根据地南部的潢川县，在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 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为了歼灭进犯之敌，恢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 潢光战役。
　　这次战役从六月十二日开始，我们少共国际团配合七十三师进攻仁和 集。由于战斗发起突然，敌人的防御体系被迅速割裂，我军各师进展都很神 速，机动歼敌运用自如，仅五天时间，战役就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围 剿”军八个团以及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多支，收复并 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血溅陡坡
　　由于我军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粉碎 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并夺取了长期被国民党占据的黄安和商城，使 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连成一片，根据地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扩大， 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出现了极盛局面，成为当时仅次于中 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东迄津浦铁路，西达平汉铁 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与国民党南京政权 隔江相峙，既惊慑南京，又威逼武汉，被国民党视为心头之患。为了实现“围 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计划，蒋介石亲抵武汉，将“围剿”军组成左、中、 右三路，以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
　　显然，在国民党新的“围剿”计划中，我们鄂豫皖根据地首当其冲，面 对这种形势，应该收紧力量，谨慎迎敌才是，而且，我军经过黄安、商潢、 苏家埠、潢光战役，连续作战了七八个月，人困马乏，亟待休整。
　　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却不顾部队实际情况， 严令部队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 逼武汉。
不得已，方面军首长只好强打精神带着我们南下，表面上情绪还是满高
的，一边急行军，还一边做动员：“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攻下黄陂，打到 武汉去！”
那正是伏天，骄阳似火，南方的水稻田，太阳一晒，像开水锅似的蒸人，
不少指挥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顽强行军。 以后，徐向前同志曾经感慨地说过：“部队过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
　　麻城为鄂东重镇，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县城北面的长岭岗、 黄土岗、福田河；南面的中驿、宋埠、岐亭、新洲等镇构成点线，是插入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顽固堡垒。敌人死守麻城，是出于蒋介石的一个重 要战略考虑。即：一方面可以牵制红军主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东西相援， 配合进攻作战。为此，蒋介石下达了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
守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将所辖的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分驻于
麻城、宋埠和黄陂等地，遇与红军作战可以互相支援，但其重点是加强麻城 防守，并筹集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作坚守准备。由此可以看出，鄂豫皖中 央分局关于“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就在我军陷 入麻城之战不得脱身之际，蒋介石得以乘机从从容容地部署和指挥大军从三 面向我根据地逼近。
我着重谈谈“围攻麻城”中的陡坡山战斗。 陡坡山是麻城到宋埠和岐亭之间的一个小山包，四周都是水稻田，陡坡
山突兀地耸起，顶底高差为几十公尺。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守敌原是一股土匪，十分凶顽，后被国民党军招安，整编为三十一师的
一个团，在山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成为麻城西南角的一个重要据点。 七月七日至八日，我军相继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垴、
邓家竹园等地。十一师路过此处，王树声同志认为有必要把陡坡山打下来， 于是派了一个团去打，但他当时没估计到敌人会有那么大的兵力，再加上敌 工事诡奇，冲锋地段又都是水田，部队前进受到很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