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呼啸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

第一章北上序曲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 统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 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改称第 18 集团 军），除令少数部队留守延安外，将大部派往了抗日最前线。
　　当时，同蒲铁路沿线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两支向不同方向运动的军队，一 支是由北向南溃败的国民党军，另一支则是由南向北朝着抗日最前线前进的 八路军。
南下的使人失望，北上的使人振奋。 北上的队伍中就有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 129 师。

1.129 师印象


　　1937 年 8 月 25 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129 师诞生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刚刚从河西走廊返回，还带着伤痛和疲惫，背着“国焘 路线”的包袱。伤痛没能使他们消沉，包袱也没能将他们压垮，他们抖擞起 精神，又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使日军闻风丧
胆。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这支部队，而且还应该牢牢记住这支后来被称为刘邓 大军的部队。
　　
雨中青松


　　历史上很多军事家都注意到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 双方意志的较量。先哲们的思想无疑对于我们解开战争之谜特别是战争胜败 之谜大有裨益。
　　面对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胜利的希望在哪里？答案可能会 有很多，但在下面的一个场面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看到一种意志力正在形 成，从而找到答案，看到希望呢？
　　洛川会议即将结束的 1937 年 8 月 25 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 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 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 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 任。总部下辖 115 师、120 师、129 师。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 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 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1937 年 9 月 1 日，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刘伯承和援西军政治委员张浩马不 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这时，援西军已奉命从镇原移防至陕西省三原县， 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和张浩就召集领导干 部开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9 月 4 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后的干部名单。宣 布名单之后，刘伯承指定刚被任命为 129 师 386 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 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 129 师第一次阅兵，也是 129 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 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
地”，作为大会会场。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阅兵台 附近贴了几条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 129 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
天，也就是 9 月 5 日凌晨 3 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 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 6 日举行。
1937 年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
秋天，雨却下得特别多。
　　9 月 6 日清晨，陈赓又来到阅兵场。天空上黑云滚滚，下着细雨，“看 样子，雨会越下越大。”8 时左右，部队陆续到达。大会即将开始时，濛濛 细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狂泄。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和协助他工作的参谋处长李达商量了一 下，决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 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刘伯承和张浩都 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
“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 “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
开？”陈赓敬礼后答道。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
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 在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

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刘伯承把手一摆说：“我
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 全师指战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
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立着的上万颗青松，上万颗青松上的上万颗红星帽徽在 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 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 129 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雨越下越大。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
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在大雨中，刘伯承、张浩等骑马检阅了队列整齐的部队。然后，刘伯承
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
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 6 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 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 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
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 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 心。
刘伯承那年 45 岁，年纪虽不算大，但却已经度过了 26 年的军旅生涯，
在当时建军只有 10 年的年轻的红军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不愿戴“青天白日”


要改编了。 昔日的敌人要成为友军了。
昔日的仇恨是否也会因此烟消云散呢？ 恐怕没那么简单。
　　刘伯承被任命为 129 师师长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最 危急的时刻，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7 年 7 月 22 日至 7 月 25 日，刘伯承参加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 三原县云阳镇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 的问题。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又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 会议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争取一切力量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最重要的是会议确立了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明确了 八路军应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 任务。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 129 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即马不停蹄地赶回 129 师
驻地——三原县，布置改编，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改编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士们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
虽然早在 8 月底，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就立即发布了《关于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但真正使红军战士感觉到被改编了 的，却是在换帽子的问题上。红星帽要换成“青天白日”帽。
从此，红军就变成了“国军”。不仅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
的红旗也要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昔日的对手在这一瞬间转 化为朋友，昔日的仇恨也要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战士想不通这点。
改编的前一天、师里就将“青天白日”帽徽发到了各个班，要每个战士
提前将帽徽缀好，第二天开誓师大会时统一换帽子。一想到要换上“青天白 日”，很多战士的气都不顺。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何生财回忆了这段往事： 班里的战士拿着刚发到手的帽徽，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低着头，
噘着嘴，一阵阵地长吁短叹。
　　就在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刚下哨的刘作华闯进屋来。班长随手 递给他一个帽徽，说：“缀上吧，明天开大会。”炮筒子脾气的刘作华一见 就炸了，把枪往架上一靠，扭着脖子瞪着眼，大声嚷道：“要这干什么，抗 日非得戴它不行？”
他一句话就把大家闷在肚子里的火给点着了，大家都跟着嚷起来： “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艺，还有什么脸见乡亲！”“参军就是为
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了！” “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
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能消！”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聚集到新发下来的帽徽上。何生财回忆道：那“青
天白日”象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战士眼里，它就 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看它一眼，心里就像被一个铁钩挂住，坠 得生疼。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联系

着？可是今天却要把它戴在我们的头上！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 题。同志们相信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抗日，应该执行，可是，一看到 那“青天白日”，感情上总是拐不过弯来。
　　不仅战士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有些干部也“拐不过弯来”。陈赓在 日记中写道：刘、张不回，改编不能正式宣布，许多干部不安于位，考虑自 己的去留，以致影响部队工作，发生纪律废弛的现象。
　　历史有时故意捉弄人。昔日的对手，在一致的敌人面前，可能会结成朋 友；昔日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变成了敌人。这种情况，不 仅过去有，现在也经常发生。1937 年，历史就给了国共两党又一次成为朋友 的机会，这是双方打了 10 年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很珍惜这次合作，要利用这次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完成抗日的大业。
　　刘伯承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 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 青天白日帽子！”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也 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 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 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 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过了几天，当他站在誓师大会的阅兵台前面时，又对全体指战员说：“经
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 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 共产党人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 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 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29 师了。”
刘伯承也深深地了解战士们的心情。他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激动而又耐
心地继续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 志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 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 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 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军帽来。在把 红星帽从头上脱下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没有一个战士将脱下的旧军帽扔掉，他们都将旧军帽包在了包袱里，带 在了身边。大会散场之后，会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军帽。他们收藏起的不仅 是一顶军帽，他们收藏起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他们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历史。 这天夜里，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 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 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 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 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 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
　　
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 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
指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 你们的心是不变的。”
　　1937 年 9 月 6 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129 师 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


　　刘伯承任师长的 129 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 云集的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 129 师下辖 385 旅和 386 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 4 军第 10 师、第 12 师改编为第 385 旅的第
769 团、第 770 团；红 31 军第 91 师、第 93 师改编为 386 旅的第 771 团、第
772 团。陕北红军的第 29 军、第 30 军，独立第 1、2、3、4 团和第 15 军骑 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 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 385 旅的 770 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 129 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 9160 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 旅和 386 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 4 军和红 25 军。
　　我军历史上有 3 个红 4 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 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 豫皖边区的红 1 军和红 15 军合编而成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 4 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
　　1931 年 1 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 1 军与红 15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 会台。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军参谋长 为徐向前）。红 4 军下辖第 10、11 两个师。
红 25 军是 1930 年 10 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 25 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
来扩编为 386 旅的前身——红 31 军的第 73 师。1932 年 5 月，以六安、霍山 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 74、75 师，又归属红 25 军。
1931 年 11 月上旬，红 4 军与红 25 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 共歼敌 6 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 60 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 3 次“围剿”。鄂豫皖的第 4 次反“围剿”失败后，
74、75 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 10、11、12、73 师转至
外线。
　　1933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 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以第 10 师为基础， 扩编为第 4 军（后来改编为 129 师 385 旅）。军长王宏坤（后为 129 师第 385 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 10 师（后来改编为
129 师 385 旅第 769 团），师长汪乃贵（后为 129 师 385 旅第 769 团副团长，
新编第 10 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 11 师，师长陈再道（后为 129 师第 386 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 治委员叶成焕（后为 129 师第 386 旅第 772 团团长）；第 12 师（后来改编为
129 师第 385 旅第 770 团），师长张才千（后为 129 师第 385 旅第 770 团团 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
以第 11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30 军。
　　以第 12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9 军（原第 12 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 4 次反 “围剿”中负伤，1932 年 10 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 129 师
386 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 129 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 年任 129 帅第 386 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 任王新亭（后任 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386 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

政治委员、司令员）。
　　以第 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31 军（后改编为 129 师第 386 旅）。军长王 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 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
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129 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 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 129 师）
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
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 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 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 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 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 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
　　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 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 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
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 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 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 “快”字。
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
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 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
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
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 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 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 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
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 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 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 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 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 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 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 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 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 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 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

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
　　129 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 倪志亮（曾担任 73 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 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 年 1 月，邓小平来到 129 师担任政治 委员。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 13 年之久。
　　
2.129 师暂不出动


　　115 师、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按兵不 动，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 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 骤。
129 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 年 7 月 14 日，“七·七”事变后一 个星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 10 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 月 22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 月 22 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 编完毕，即以 115 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 月 31 日，经韩城县 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 月 3 日，120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 里镇出发，随 115 师之后北上。4 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 阳镇东进。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 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
但 129 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 1937 年 2 月就开始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
党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 1937 年 2
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 1937 年 2 月致 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 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 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 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
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 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 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 同纲领。
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
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 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 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 月 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 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 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 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 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 中共提出的方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 有通过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 文章，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 目的。为此，在边区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 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 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 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 1 万余人，余者遣散。这 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 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 3 个师，保留 4、5 万人。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 派人在其中担任要职。
　　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 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 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 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 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和国 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 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来控制红军的做法。其间有一 个小插曲。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 队中去任职。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出去后，恐怕是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对于中共的这个 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
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 度，严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 子通过了，但不准发表。”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 案》。虽然在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 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共产党有所防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
的统治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8 月 22 日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 挥部，下辖 3 个师，每师 1.5 万人。随后 8 月 25 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
8 月 31 日 115 师东渡黄河。9 月 3 日，120 师也挥师北上。 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
　　早在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 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 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 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8 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 的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 1937 年 2 月以来的第 5 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 四项保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 这种修改。其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 月 28 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 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 指挥作战。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 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 月 5 日，毛 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 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 10 个师，蒋介 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8 月 10 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 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 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 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 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 月 18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 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 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
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
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 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 9 月 17 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 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 师出动的条件，即
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 法地位。
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 6 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
表问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 22 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 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 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第 2 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 月 30 日，八路军 129 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 10 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 个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 现了第二次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 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
再说“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 的说法只能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 踪，化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 融共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 节”。
　　1937 年 9 月，刘伯承率领 129 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 席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 129 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 口会战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 老家，他没理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 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
不足 10 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 可奈何的表示，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 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
连打仗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 的袖珍地图。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
图却让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 伯承却做不到这点。
七亘村第 2 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 129 师渴望已
久的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 幽默的刘伯承看着地图说：
　　“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 了，原来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 八路军的友军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
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 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
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 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 不准时，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 么样？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
　　
　　“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 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 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
“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 “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
都有我们的部队。” 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 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 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
　　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 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 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 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3.蒋介石·129 师·抗日

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


　　就在 129 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 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9 月中旬的一天，129 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 40 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 要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 高就？”
　　“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乔茂才 提到的蒋主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乔茂才接着说：“我 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 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
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 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
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 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李达出来后，对乔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
还没回来。”
“那么，刘师长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 “现在还说不准。”李达说。 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
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
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 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
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 先过目。”
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
示 129 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在李达看信时，乔 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 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
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
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
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 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
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 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他考
虑了一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说 完，他走到了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
　　当时，115 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 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日军于 9 月 13 日占了大同，正以 20 万
　　
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 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 129 师按照蒋介石的 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 115 师、120 师在西线作战，
而 129 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 向交通线，这样 129 师同 115、120 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 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他边看边说，“阴谋！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 面防御。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 刘伯承接着说：“对。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
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
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国共谈判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
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 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不言而喻。
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 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
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
　　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 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 来拜访。”
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
　　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 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 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 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 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 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 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 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 “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
　　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 抗日军的进攻。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 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 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 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
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 11 封急电给身处
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
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 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 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 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 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
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
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
　　1937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 失陷，已有 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 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 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 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 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 国家命运的问题。
　　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 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 战是在 1941 年 12 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 话的最后，蒋介石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 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 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 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 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
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 头，决不轻言牺牲。”

“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 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
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 了。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 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 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 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 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 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 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 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 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 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
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
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
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
党，“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 通之处。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 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 一些表示——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 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 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 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
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在 1937 年 2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 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 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 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 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 总指挥。
　　9 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 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 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 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
　　
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 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0 日， 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 了军事部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 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 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 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 的问题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4.向山地游击

坚持不远离山地


　　1937 年 9 月 16 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 129 师向东进驻富平 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 9 月 11 日按 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 18 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 己的部队为八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 18 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 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 18 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 本质。
　　9 月 20 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 17 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 及我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 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 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
3 天之后。 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
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 计划，而令 115 师、120 师、129 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 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
早在 8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
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 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 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 8 月 10 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
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 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 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 3 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 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的。8 月 17 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 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 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 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 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 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此后，形势急骤变化。8 月中旬，关东军第 2、第 15 独立混成旅团以及
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 本国内调来的第 5、第 6、第 10 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 津浦路南下作战。
　　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8 月 20 日，正式确 定战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 5 个战区：在河北省 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 省设立第三战区，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 设立第五战区。
　　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 辖第 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 18 集团军（八 路军），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 西人，老家在山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
　　
外人很难插手。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 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 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 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 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
　　在八路军 115 师、120 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 后突破国民党第二战区第 7 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 9 月 13 日占 领大同。之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 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 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
　　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 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 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 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 计划执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 亦在其大迂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早在留学苏联时， 刘伯承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 德等人领导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他认 为，要想以弱小的力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样，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1929 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 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 小目标。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 中央的需要。”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对 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写道：“现 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 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 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 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
“围剿”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 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


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 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 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
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 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 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 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 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 地打游击战”。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 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 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 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 3 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
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
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
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 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 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
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 年 9 月 12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
相隔不到 10 天，于 9 月 21 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 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 10 天，于 9 月 29 日给周恩来、朱德、彭 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 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歼敌
一千，自伤八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 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 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 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 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 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 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

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
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 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 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 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二章边打边进

9 月 30 日，刘伯承率 129 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
10 月 1 日，386 旅旅长陈赓率 129 师主力 386 旅随先遣队后跟进。
　　10 月 2 日，129 师政委张浩（1937 年 10 月 1 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 务）率师后梯队启程。
　　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 师向着 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5.385 旅首战告捷

急讲

“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在华北地区，9
月 10 日，日军攻陷大同，9 月 24 日，日军占领保定。至此，华北半壁江山 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在此危局之下，129 师 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
　　在 129 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 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
先遣队由师前指和 769 团组成。129 师 385 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
769 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 770 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385 旅旅长王宏 坤后来回忆说：385 旅的前身红 4 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 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 表示服从。
　　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 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 每团下辖 3 个营，每营下辖 4 个连（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 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 769 团共有 2900 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
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
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
　　129 师不能不急。自从 115 师、120 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 一个：9 月 25 日，115 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 精锐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 1000 余人，缴获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 击毁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120 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 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 129 师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们从 129 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
迫的心情：
　　镜头一：先遣队出发 4 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 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 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 129 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 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
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
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 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
“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 “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
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 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
问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 “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
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将军。” 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

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 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 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 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 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
　　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 照办，一定照办！”
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 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
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 了很少的一点。
　　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 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 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
地停了下来。 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 “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 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
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
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 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
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
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 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
推动。
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


　　769 团的前身是红 10 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 团团长则更是红 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 10 师师长陈锡联。
　　陈锡联 1915 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 10 师师长。
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 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 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由红四
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 129 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 作战。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 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 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
　　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 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 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 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 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平型关一仗， 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 慎重。
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
　　“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到 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 可以随时发报来。”刘伯承将 129 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
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
务。
　　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10 月 13 日，日军以第 5 师团、第 15 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国民 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 战。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 18 日一天 24 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 阵地达 13 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 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
这时的 769 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
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从地图上看，769 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 150 多公里的 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
　　八路军总部 10 月 7 日的一道命令，使 769 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 联一次机会。
　　9 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 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
　　9 月 29 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 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 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
　　10 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 军决战。
　　
　　10 月 6 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 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 以北取得胜利。”
　　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 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从这些 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 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 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 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 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 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 钳制敌人。
10 月 7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
第 115 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攻取浑源、应县；令第 120 师 以主力置于岱岳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令第 129 师以 一部进至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这是战略 层次对友军的配合。同时，将 129 师 769 团调归总部直接指挥，进至日军右 侧后，袭扰、牵制日军，这是战术层次对友军的配合。
一道命令，改变了 769 团先遣的初衷——搞清前线各方的情况，为师主
力展开创造条件。769 团成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右翼尖刀。
　　10 月 8 日，周恩来、彭德怀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会战国共两军的配 合问题。会谈中，卫立煌谈到如果忻口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将会给国共两 军带来极大的威胁。现在在日军的轰炸下，每天几乎就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卫立煌的话一直停留在彭德怀心头，挥之不去。当夜，原本对头顶上的 飞机轰鸣声毫不在意的彭德怀，被飞机的声音扰得无法入睡。彭德怀索性来 到了院子里，仔细辨听着飞机的声音。他根据飞机的高度、航速和批次，判 定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一个机场。朱德、彭德怀一面电告蒋介石、阎锡山： “代具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
一面命令刚开入晋北的陈锡联部“进入代县，实地侦察”。
　　当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忻口以北百里左右的苏郎口村附近时，忻口战役 已经开始。轰炸太原、忻口的飞机不停地轰鸣着从头顶掠过，陈锡联从飞机 的高度上感觉到机场应该就在附近，他找了当地的一个老乡了解了一下情 况，果然在附近有一个机场。苏郎口村紧靠滹沱河东岸，是一个不小的村子， 机场就在河对岸十几里外。许多干部、战士一听到附近有个机场，都纷纷要 求打掉它。打，还是不打，陈锡联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他始终牢记刘伯承临 去五台山前对他讲的一番话：到晋北后，因是分散游击，既要积极地寻找机 会打击敌人，每战又应加倍谨慎，为了达到抓一把就走的目的，一定要做到 情况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刘伯承送陈锡联和 769 团出东冶村时， 又再一次对他讲：一个团几干人交给你了，遇事一定要沉着细心，宁可悬机 握权，也不可操之过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当要下决心打时，一 定要先摸清情况，如果探知了虚实，觉得打有九分把握时，应见机不失，果 断地定下决心??
陈锡联很清楚 769 团“分散游击”的处境，也深深体会到刘伯承所说“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