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倍谨慎”的含义。
　　769 团到达代县附近时，忻口战役激战正酣。战场形势刻不容缓，孤军 初战又要慎重，陈锡联决定先把机场的情况搞情，再做决定。
　　陈锡联首先去找了刚从大同方向退下来的国民党晋绥军的一个团长，一 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陈锡联刚刚说明来意，国民党团长大人的脸色就骤变。他仍然心有余悸 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 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陈锡联对他的恐日情绪十分厌恶，但还是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 打敌人的呢？”
　　国民党团长的回答让陈锡联想到了一句中国成语——恬不知耻。国军团 长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 了??”
　　陈锡联后来回忆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 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便起身告辞。
　　就在陈锡联准备离去的一刻，国军团长的又一番话更使陈锡联怒从心头 起。国军团长拉住陈锡联，对他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 门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 还不是‘白送礼’？”
真是十足的怕死鬼！陈锡联没再说什么，愤愤地离去了。怒火在陈锡联
心中燃烧，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胆小鬼、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者的不耻。 第一仗一定要打狠、打准、打好，陈锡联暗暗下着决心。
从国军团长处没有搞到情报，陈锡联决定亲自出马。第二天，他带着 3
个营长去实地侦察。 他们顺着一条山沟走到了滹沱河边并登上了河边的一座山峰。登上山
顶，极目远眺，陈锡联马上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所吸引。他回忆道：东面是峰
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边的管涔山在雾 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 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二营长的一声喊叫——“飞机”，把陈锡联从陶醉中唤醒。只见滹沱河
西岸阳明堡的东南方一群银白色的物体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着的人的光芒。 他们举起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排列整齐的飞机。银白色的闪光像是充满了 魔力的魔光使他们的目光半天没有移开。
“干掉它！”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 他们从一个由机场跑回来的农民嘴里了解到一些机场的情况，并在侦察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机场里共有飞机 24 架，白天去太原、忻口轰炸，晚 上全部停在机场上。守卫机场的日军部队是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住在 阳明堡镇上，机场里只驻有一小部分，大约 200 人左右。
　　情况明了，决心也就定了。陈锡联决定兵分三路：一营袭扰崞县，牵制 驻在该县的敌人；二营一部为预备队，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以 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飞机。
陈锡联准备出奇制胜，在敌人的软肋上开刀。

他才 23 岁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营长赵崇德这一年 23 岁，河南人，1932 年入伍， 因表现出色，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是一位优 秀的青年指挥员。战士们称赞他“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他领导的三营， 是一个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的部队，曾被授予“以一胜百”的锦旗。
　　陈锡联之所以把攻打阳明堡机场的任务交给三营，正是充分考虑了三营 善长夜战、能攻善守的特点。
　　18 日傍晚，三营的战士正在作进攻的准备，陈锡联和几十团领导来了。 战士们马上围了上来。
“准备得怎么样啦？”陈锡联问道。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
战士们纷纷回答。 “可别说大话，你们来说说，这飞机怎么个打法？” “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一个小战士抢着回答。
　　赵崇德也抓住机会作起了动员：“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 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要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赵崇德刚说完，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站出来说：“他们自己长了兔
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来笑话我们，我定要缴个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 “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
“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一群初生牛犊，谁也没有把困难放在眼里，在此以前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见到飞机，没有恐惧，没有退缩，相反却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和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
赵崇德深知此次行动意义重大，所以对每个人的鞋带系得紧不紧，手榴
弹捆得好不好等细小的问题都作了检查。
　　19 日晚，三营以从机场逃回的老乡当向导，在赵崇德率领下，沿着漆黑 的山谷，来到了滹沱河边。赵崇德问向导：“河水深不深？能不能徒涉？” “深倒不很深，有污泥，走慢了容易陷进去。如果快跑，就没事儿。”
向导答道。
三营按照向导所说的办法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
　　三营有 9、10、11、12 四个连。赵崇德决定：以 10 连攻击机场的警卫部 队；以 11 连负责炸毁飞机；以 9 连担负对阳明堡方向的警戒，掩护攻击部队 的侧翼安全；以 12 连为预备队，在小寨西北侧集结待命。
　　渡过滹沱河后，赵崇德率领攻打机场的 10、11 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 向着机场摸了过去。他们悄悄地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机 场。赵崇德率领 11 连向机场的西北角扑去，10 连则向飞机悄悄地靠近。
　　10 连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正待发起攻击，向西北角运动的 11 连被日 军哨兵发现并放起了枪。不能再等了，10 连、11 连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冲击。
　　10 连的战士高喊着向飞机扑去。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日军哨兵，慌忙掉 转枪口，和八路军战士互相依托飞机开始了对射。机舱里值勤的日军被枪声 惊醒，冲着飞机周围的人影盲目地开枪射击，很多子弹都打进了前面飞机的 机身。战士们越战斗志越高昂，有的爬上了飞机，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 算我的！”
　　
　　战斗正酣，日军守备部队向机群方向扑了过来。20 多架飞机之间，八路 军战士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博战。赵崇德一看敌我已经绞在一起，必须迅 速结束战斗，否则日军援兵赶来，就难以脱身了。他冲战士们大喊：“快！ 赶紧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
　　战士们迅速掏出手榴弹，朝机身上扔去。“轰！轰”的响声过后，开始 只有两三架飞机起火，火乘风势，迅速向整个机场蔓延开去，只一会几的功 夫，机场就被浓烟和烈火所吞噬。
　　战斗中，赵崇德发现老李的机枪不响了，仔细一看，老李正举着铁锹冲 着飞机尾巴猛砸呢！赵崇德赶紧冲他喊道：“砸什么！还不快打！”老李的 机枪又向着敌人吼叫了起来。
　　就在赵崇德指挥战士向最后的几架飞机发起冲击时，一颗子弹打中了 他。通讯员一看营长负伤了，迅速跑过去，背起营长就走。赵崇德用尽最后 的力气说道，“不要管我，快去炸??”“飞机”二字还没说出口，又有一 排子弹射来，赵崇德和通讯员一起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一边射击一边扑向飞机。随着手 榴弹“轰！轰！”的爆炸声，最后几架飞机也燃起了大火。
　　不到一个小时，24 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消灭日军守卫部队 100 多人。当 守卫机场的日军主力从阳明堡镇赶来时，三营已经撤离了机场。
战斗结束后，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向从五台山赶来的徐向前汇报战斗
经过时，沉痛地说：“我们这次战斗，只炸了 20 多架飞机，自己却牺牲了营 长赵崇德和十几名战士，代价太大了。我们要向师里作检讨。”
很多年后，刘伯承和 129 师的老战士谈起赵崇德时，常常为中国共产党
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感到惋惜。 事后，陈锡联、汪乃贵在上报总部的报告中，在“战斗经验”部分中写
道：营级干部不按命令执行任务，以一个连突击，而以两个连突入机场。结
果伤亡大。陈、汪二人不仅对人员的伤亡感到痛心，还对伤亡的原因进行了 反思。
阳明堡战斗是继 115 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极
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友军 忻白作战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朱德总司令听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后，兴冲冲地向群众宣布了这个
消息，并请群众和他一起算了一笔帐：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 小米，而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帐一算完，群众马上欢呼起来，他 们被这巨大的数字所振奋，所鼓舞，根据地内一片欢歌笑语。
　　看见日军飞机就向后跑的国民党将领则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八路军凭他 们那些破烂家伙，能够打下日本人的飞机。然而，事实又使他们不得不信。 一连数日，忻口、太原上空都没有日军飞机临空，国民党的飞机又亲到阳明 堡进行侦察，看到机场上一堆堆尚待清理的飞机残骸，使他们不得不对八路 军刮目相看。对于晋北前线的这件大事，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却只在战事版 的一个角，用很小的版面作了报道：
　　南京二十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并炸毁敌机 24 架之消息，此间关 系方面亦接得消息，业经证实云。
　　但在忻口前线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卫立煌将军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 感慨地说：“阳明堡烧了敌人 24 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6.胜利中的教训与失误中的胜利——386 旅抗战之初


　　由于日军在平汉路方向推进得异常迅速，井转兵经正太路迂回太原，于 是具有正太路咽喉之称的井陉、娘子关段，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为配 合国民党友军遏制住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进攻势头，129 师 386 旅在到达太 原后，没有继续北进，而是转向东，奔向正太路东段。
　　
记日记的将军


　　“长征无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下决心坚持写 下去，但也不止一次半途而废。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惰性。从今天——1937 年
8 月 7 日起，我要坚决地把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 斗时也好，行军时也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要使这次全 部抗战的事迹，没有一点遗漏在我的记载以外。”
　　这是 386 旅旅长陈赓在抗战之初——1937 年 8 月 7 日于陕西安吴写下的 一段话。在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中，像陈赓一样在战争中坚持记日记的并不多。 读过私塾、上过高小的陈赓算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之一；而黄埔一期 的学习又使陈赓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并在艰苦的征战中获得了文武双全的 美称。
在八路军中，陈质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战将。 陈质的“学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里算是高的了。陈赓出身于湖
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一个地主家庭，还算富裕的家庭得以使他 6 岁就在家里 读私塾，9 岁时，他进入邻近的七星桥谭家词堂私塾就读，开始了正式求学 的生涯，两年后，他又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 婚姻，他只读了一年，就跑到兵营去当兵。
写到这里，还不能算将陈质的所有“学历”都交持清楚了。因为时隔 8
年后，陈赓又重新跨进了学校，不同的是这次进的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亦 文亦武的场所，即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当陈赓以黄埔一期毕 业生的身份走出黄埔大门时，他的求学生涯才算最终告一段落。
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太高的这点学历，已经完全可以使陈赓在红军和八路
军的队伍里算得上是一个小秀才了，而且以后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了红 军第一步兵学校也叫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建国后又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长期干起了办教育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工作。这些经历 大概都和陈赓的“学历”高有关系。
陈赓的外表长得也很文气。陈荒煤在《陈赓将军印象记》一文中曾这样
描述过陈赓： 他中等身材，圆脸满是康健的红色，被那沿着脸腮而生的黑的胡子衬托
着，显得十分英武。眉浓宽而向上斜扬，眼睛望人的时候圆睁着，带着一种
探索注意的眼神，使你感到他的眼光很锐利。一口细小的牙齿，薄的嘴唇， 人们常以此来断定那性格该是属于刚毅和冷静一类的。看样子不过像 30 岁的 年纪，但他笑的时候，眼角浮现了一些细小的皱招，可以猜想到他也不会太 年轻了。第一次见他，我心里想：“像一个大学生。”
　　虽然陈赓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将，而 且在刚刚 13 岁——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就开始了军旅生涯。 这既和湖南人在“五四”以前当兵的人很多，并且在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有 关，又和陈质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开始自由的新生活的想法有关。
　　陈赓受祖父的影响很大，自幼就很勇敢，性格非常倔强，读书时即“时 思弃读从戎”，对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死啃书本的父亲非常不满。13 岁这年的 一次包办婚姻，使他最终走上了从戎的道路。
　　13 岁，还只是个孩子，陈赓以常人少有的坚毅，拖着一支和他身高相等 的德国造套筒枪度过了 4 年。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
　　
“护法”战争、湘鄂之战等。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战斗。之 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起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爆 发前，他一直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以后又在 129 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逐步 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秀的军事干部。
　　陈赓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在第二次东征中他救下蒋介石一命的故 事本来就使他很神秘的经历显得更加神奇了。
　　陈赓负过很多次伤，在二次东征夺取惠阳的战斗中。陈赓勇敢地带领部 队冲锋，在攻占城头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但他拔出弹片照 旧向前冲。在率部参加直罗镇的战斗中，陈赓又一次负伤，这一次子弹打中 了他的左手拇指，但这些伤和陈赓的两次腿伤比起来又都算不了什么，他的 两次腿伤对他后来的战斗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有时不得不依靠手 中的棍子来支撑全身的重量。
　　
开赴前线


　　陈赓率领 386 旅紧随先遣队向太原开进。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兴奋 不已。到达孝匝时，“沿途群众均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有数百群众集队欢 迎，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非常热烈。县长强邀我们赴宴，不得已只好敷 衍一次。”到侯马后，又“观瞻为之一新”。“此间总动员很忙碌，街上满 布抗战标语，被征壮丁均戴有‘民族英雄’的臂章，到处可以遇着，并有戴 着少年先锋队的红符号者，成群结队地在街上集行。我和他们攀谈，他们都 说上前线打日本，情绪十分高昂。这些情形在苏区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非苏 区是大革命时期后第一次仅见，令我感到无限的兴奋。”
　　10 月 14 日，陈赓率 772 团一部先行到达太原。他马上去八路军驻山西 办事处见周恩来。周恩来是 9 月初到的太原。周恩来原是准备同博古、彭德 怀一起赴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组建长江沿岸委员会。但途中毛泽东 两次发来急电，指示周恩来立即赶赴太原、大同会见阎锡山，定下有关红军 入晋后的事项。于是，周恩来便从西安折往山西。
　　陈赓见到周恩来后，“知我们行动又有新的变化，原因是井陉失守，娘 子关告急，我师仍照原计划依托太行山脉，随时配合友军侧击向旧关、平定 前进之敌。当晚乘原车转正太路到阳泉下
从陈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29 师主力“仍照原计划”从太原转往正太
路沿线作战，说明作战命令曾经发生过变化。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出现了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过高”
和对“八路军的力量估计过大”的情况。忻口会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军卫立
煌和汤恩伯两个纵队进入山西后，八路军总部曾经有过以八路军主力在日军 侧翼主动出击，配合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设想。但因情况变化大快，晋北前 线经雁门关南进的日军已陷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逼；平汉线经保定南犯 的日军已陷石家庄，正向娘子关进犯；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日军的夹 击中，由 115 师政委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已成敌后，在这样的形势下， “原亦奉令北进”的 386 旅，又按原计划转向了正太路。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实行封建割据，长期闭关自守，同蒲铁路和正
太铁路修筑的都是窄轨铁路，铁路运输效率低，车行速度慢，从太原到平定 只有 700 多里路程，却要走近 25 个小时，平均时速不到 15 公里。
陈赓率 772 团到达平定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甚坏，到处抢劫，十
室九空。”所以当地群众十分害怕，纷纷“奔避”。“经我们解释后，知道 我们为红军，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不到一时，逃避群众陆续回家。”

胜利中的教训


　　129 师 386 旅到平定打的第一仗恰恰是为解救让陈赓感到愤怒，使“群 众奔避”的国民党第 3 军曾万钟部。
　　由于国共两军在晋北前线的顽强战斗，日军坂垣师团前进缓慢，伤亡惨 重，与忻口一线的中方守军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将原定的山西突破，河北 迂回，改变为河北突破，山西迂回。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军一部、孙连仲的
第 2 集团军、冯钦哉的第 14 军团、曾万钟的第 3 军，以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 转用于防守娘子关一线。
　　386 旅到达平定的第二天，10 月 19 日，刘伯承也经同蒲路转正太路赶到 了驻在平定的 386 旅旅部。
　　此时，由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 20、109 师团已占领娘子关东南的旧关， 正在向娘子关猛攻。由娘子关南侧实施攻击的日军第 109 师团主力经九龙 关、测鱼镇等处，沿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守军 实行迂回攻击。娘子关一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已被撕破，部分国民党军已向后 撤退，国民党第 3 军一部和武士敏第 169 师则被围困在旧关以南的山地，晋 东的形势十分危急。
刘伯承回来后，立即指示 386 旅作好侧击从娘子关右翼迂回日军的准
备。
　　10 月 20 日，陈赓率领 772 团到达了娘子关以东的长生口附近的支沙口。 陈赓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命 772 团一部袭击板桥西北高地的日军，以解国民 党军被围之急。执行袭击任务的是 772 团 3 营。3 营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
279 团，以长于追击歼敌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21 日夜，3 营在
副团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向板桥出发了。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是被人称作“王 疯子”的虎将，改编前任红 31 军 93 师师长。3 营刚过长生口，便遇到了新 情况，前面板桥方向来了一队日军，正偷偷向西进犯。此时向上级请示已经 来不及了。一向果断、坚决的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利用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 作好战斗准备。
一个包围圈，一个埋葬日军的坟墓迅速地形成了。100 多名日军毫无知
觉地进入了包围圈。当日军一个不剩地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随着王近山一声 “打”，3 营所有的轻重火器同时开了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 片。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经过一个 小时的战斗，当曙光初露时，大部日军被歼，只有一小部日军被压缩在长生 口村的一个空场院里。
这是 386 旅抗战的第一仗。兄弟师 115 师首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兄弟
旅 385 旅的 769 团初战也取得了奇袭阳明堡的胜利，386 旅的干部战士都憋 着一口气，要在抗战的第一仗中打个漂亮的干净仗。所以，当战士们向龟缩 在场院里的敌人最后冲锋时，一个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前线指挥 员突然喊了一声：“捉活的！”
　　这个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战斗环节，往往标志着胜利的最终到 来，也往往将一场战斗的胜利推向高潮。但这次 3 营面对的却是为狂热的“武 士道”精神所支配的日军，当仍然遵循着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套路的八路军向 残敌发起冲锋时有 11 位勇士倒在了残敌的枪口下，残敌也乘机逃脱了包围 圈。每当这位前线指挥员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死去的战友都有一种深深的内
　　
疚。
长生口战斗共歼敌 50 余人，缴枪 10 多支及一些弹药等军用 这并不辉煌的胜利，却是 386 旅的抗战第一仗。虽然胜利中有教训，但
它仍大大地鼓舞了 386 旅的士气，也使 386 旅用胜利的实践打破了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

他们打的败仗真叫人佩服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刘伯承 9 月 21 日来到了在娘子关担任正面防御 的国民党军第 3 军军长曾万钟的指挥所。除第 3 军外，娘子关还有国民党军 的第 26、27 路军。
　　曾万钟首先向刘伯承介绍了日军新的动向。他说，近日日军第 20 师团避 开娘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人力正向右翼的新关猛攻，曾万钟对下一步 的行动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他继续说，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 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点进行防御，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也随时 准备出击支援，这样的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
　　刘伯承不仅看到了曾万钟所看到的下一步，而且比曾万钟多看了一步。 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是想来个避实击虚。如果 新关也不易得手，它极可能再往南迂回。这样，新关以南的石门，则必须火 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对坏了一只眼睛的刘伯承多看出的一步，很是不以为然。刘伯承 和曾万钟会谈之后，形势的发展正如刘伯承所料。只是曾万钟的疏忽，殃及
了 129 师 386 旅 771 团，当然其中也有 771 团自身的疏忽。
　　9 月 25 日，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 40 旅团 5 个大队进行右翼 迂回，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当夜，日军依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对 771 团发动了突然袭击。前一天，刘伯 承得知 771 团在利用当年蒋介石、阎锡山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工事备战时，曾 提醒他们说：“不行，旧工事不可靠。”
由于 771 团警戒下严，没有对日军的偷袭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下子就
被冲散了，团主力不得不撤到附近的山上。形势是很严峻的，被偷袭后的 10 多个小时内 129 师师部及 386 旅旅部与 771 团完全失掉了联系。
刘伯承是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
在刘伯承焦急等待的同时，有人却在准备看 129 师的笑话。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得知此事后，从太原打来电报“慰问”
刘伯承。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八路军光说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你们
反被日本人游击掉了。
　　国民党第 2 军团司令兼第 13 军军长汤恩伯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打电话给 刘伯承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哪，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 怎么行？还是撤吧！”
　　就在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嘴上轻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的时候，771 团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以八路军所特有的顽强与机智，向他们表明，八路军 不仅可以打游击战，而且可以在阵地战中生存与作战。
　　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了 771 团的阵地。771 团一开始确实很被动， 上级与下级失去了联系，自上而下的指挥已经不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八路军的生存能力与战斗能力真正的被表现出来了。
　　771 团被冲散的各个部分自动的组成新的战斗集体，自动形成新的指 挥，成排建制的就以排为单位，成班建制的就以班为单位，总之是各自力战， 形成了一个个的堡垒，并在单打独斗中，堡垒与堡垒间逐步发生了火力联系， 相互掩护着向山上转移，利用山势在山上与日军形成对峙。
团部的通讯员战斗后更是受到一致的称赞。战斗中，团部的警卫力量被

打散了，在已经隐约能够看到鬼子身影的时候，团部仅有的几个通讯员，临 危不惧，又 3 次进入团部，将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搬得一十二净，在鬼子 眼皮底下带着文件归了队。
　　3 连 5 班 8 名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伤亡了 7 名，仍然坚守阵地，不 能动的给能动的准备手榴弹、压子弹，没有让一个日军进入阵地。
　　第二天，当师部转移到北界都后，771 团被打散的人陆续归了队。虽然 他们脸上带着愧疚的表情，但他们身上的装束却着实令人羡慕：有的戴着缴 获的日本军的黄五星帽，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呢大衣，有的把自己的枪换成了 三八式步枪，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两件从日军手中缴来的战利品。
　　一个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新闻记者由衷地写道：他们打的胜仗倒并不叫我 们怎么惊奇，他们打的败仗才真叫人佩服。
　　后来，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对他说了以后还说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你 培养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事后，刘伯承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 报告之后，于 10 月 25 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 团七亘村受袭 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 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 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 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这是抗战中第一封要打掉“骄气”的电报。

7.伏击！伏击！

说孙子，话谋略


　　386 旅进入正太路后，正大路沿线就成了 129 师的主要战场。在这一舞 台上，以刘伯承为首的 129 师将士们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叫孙武，也就是被人们尊称为孙子 的人。他的一部《孙子兵法》，使他获得了兵学鼻祖的美称，更使后人们在 进行军事活动时多了一个理论的支撑点。《孙子兵法》中的很多闪着理性光 芒的语言，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速，不贵久”、“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能够和人们对毛泽东语言的熟悉程度 相提并论，即使是毛泽东，也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孙子富有哲理的语言。 在中国军事界能够走出国门，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 的也只有毛泽东和孙子。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除了携带着大量的先进的武 器装备外，还有一本被他们同样奉苦经典的《孙子兵法》，据说多国部队总 司令施瓦茨科夫的案头上就一直摆放着《孙子兵法》，当然那是已经被译成
英文的《孙子兵法》。 中国军事界中但凡识文断句受过正规训练的将领，大都读过《孙子兵
法》。但学了不等于学懂，学懂了也不见得就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抗日战争，应该是孙子的后人们驱侮救国，展中华兵学之风采的大好时机， 可有的人却在这个时候交了张不应算作及格的卷子，愧对祖先；但也有的人 被称作“论兵新孙吴”，使日军闻风丧胆。
孙子在《孙子兵法》的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
思即是几乎所有战争都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堂堂之阵，故不可少， 但堂堂之阵终不如奇兵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河。”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孙子兵法》是非常熟悉的，在他的讲话
和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孙子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自负的蒋介石在讲 话中大概只肯引用“二孙”的话，一个孙是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 另一个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
还有一个例外。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下发了一本由被他追剿了近 10 年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写的文章——《论持久战》。这与蒋介石自负的 性格不太相符。但他别无选择。文章写得太精彩了！毛泽东 1938 年 6 月发表 的《论持久战》一文，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特别是 文中对抗战胜利所表露的信心，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和直捣心灵的震慑。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将其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后 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产生过 一定的影响。
　　熟悉《孙子兵法》的蒋介石，最熟悉的恐怕就是《孙子兵法》开篇第一 句：“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七·七”事变爆发前，对于即将爆发 的“国之大事”，蒋介石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作了一定的准备。
　　虽然蒋介石 1937 年 8 月 12 日才被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 推举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但在此之前，在抗日的大旗下全国形成了表面 上的统一。所谓表面上的统一，即各路军阀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又各有各的心 思，各打各的算盘。
执掌着全国帅印的蒋介石首先将全国分为 5 个战区。将原来各自为政的

各个区统一规划到全国的抗战序列之中。 紧接着蒋介石又拟定了一个“以首都（注：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
线推进”的国防阵地构筑计划。阵地内要求设有机关枪掩体、小炮俺体、观 测所、掩蔽部等，所用材料必须是钢筋水泥。当时这些要求已经是最高标准 了，是按照德国和俄国的最新教范拟定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构筑的工 事离预案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也总算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工事构筑。
　　1938 年 11 月 2 日至 28 日，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 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 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须中部分存在 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 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 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 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 言作了逐一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 境地。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 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侍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 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 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 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杭战的任务。”当然， 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 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如各部队互不 协同，敷衍推倭，甚至谎报军情，等等。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 肃。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 希望，永远是失败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 弱点。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 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 “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对此，他作 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 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 溃灭。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 分派。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我正面被敌军 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
　　在蒋介石对照孙子兵法反思了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后的 1942 年，陈毅在刘 伯承 50 寿辰的庆祝活动中，以“论兵新孙吴”的诗句，给予刘伯承的军事指 挥艺术以极高的评价。刘伯承遵循“以正和，以奇胜”的思想，在抗战之初 以伏击的手段，使进入中国后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尝到了兵法古国子孙的厉 害。
　　
伏击最合算


毛泽东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七亘村 771 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 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刘伯承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
村附近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 次小的损失发展力连续大的胜利。
　　当刘伯承亲自赶到 771 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 吸引住了。从河北井陉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 最窄处只有 3、4 米。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山 腰上的路只能在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所以，这段路被描绘为 “矮处人过低头，窄处马过卸鞍”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回到指挥所后，他迅速找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 从石家庄、井陉方向到平定只有一条小路，七亘村是敌人的必经之路！ 刘伯承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
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 刘伯承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有人说刘伯承最欣赏的是伏击，最拿手的也是伏击。
这话有一定道理。刘伯承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夫率是多少，
袭击战中敌我的损失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率是多少。因为伏击战 中敌我损失率最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 出发，八路军进行伏击战是最合算的。
从七亘村回来后，刘伯承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
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 20 师团。

七亘村第一次设伏


　　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 20 师团，1937 年 7 月 11 日在朝 鲜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 日从朝鲜出发，19 日主力抵达天津。7 月底，在 平津地区作战中，20 师团是攻打北平的主力。9 月初，20 师团又与第 6、第
14 师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 10 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 完成了日本政府第一次国防会议制订的初期任务。
　　日军第 20 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抗 击，使日军死伤惨重。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 6000 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 战伤亡的 8000 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 20 师团的。
　　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 和肉，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 的，只要能打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即看来是值得的。
最使川岸文三郎不能忍受的是没打到狼，反而丢掉了“孩子”。 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刘伯承领导的 129 师的活
动而发生了。 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25 日，
在日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
娘子关附近的旧关。 从全局上看，国民党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
仍然要争取局部的优势，要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战略上处于内线时，
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处于防御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进 攻；战略上的持久，要创造战役、战斗上的速决。但国民党军在全局处于被 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到主动。东回村南北阵地的失守，使娘子关右翼 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 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蓄势待发时，刘伯承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日军 为了加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
的后勤补给物资。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
　　事情正如刘伯承所料：25 日下午，日军 20 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 其辎重部队约 1000 余人，在距七亘村 10 公里的测鱼镇宿营。
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
“七亘村”3 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 “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 20 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刘伯承将伏击任务交给了陈赓。
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 772 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
　　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主动请战，亲自带领 3 营和特务连执行伏击任务。 王近山率领 3 营来到了七亘材的南侧山地。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 犯的日军第 20 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 1000 余人，现宿营在井陉县的测鱼镇，
估计第二天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
　　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 5 个连，而日军有 1000 余人，既来不及 请示，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王近 山没有犹豫，没有退缩。
　　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 和他很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道路两侧的的杂草、灌木和高高耸起的土坎帮了工近山的忙。 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 300 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
10 多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这种蹲在敌人头顶上 往下打的部署，使部队未战已有了心理上的优势。
　　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 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
上午 7 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 300 多人，在前后
各 100 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 挥员，指示各连准备战斗。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
　　按预定计划，12 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11 连担任穿 插、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 3 挺，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 军的联系；特务连一部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 备队。
　　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 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
　　所以，当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 国民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 772 团 3 营的伏击圈。
日军第 20 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
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 一课。
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
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 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
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
　　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 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
冲在最前面的 12 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 6 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 3
处刺伤外，还多了 3 支三八大盖。 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
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
　　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 加了进来。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 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 300 多人并缴获了 300 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
　　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 等等，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 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 动参加搬运。
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 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重叠的设伏


　　从战史上看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不 多。
　　第一次伏击后，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 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 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敌 20 师团正急于向平定进犯， 因无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由七亘村经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准备在七 亘村再进行一次伏击。
　　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 是不重复，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 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 不备”等等。所以，不重复别人的老办法，“贵在不复”已是“用兵”者要 牢牢切记的训条。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 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条件 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同时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 事。
可以说，敢于在同一地点第二次设伏，是一个超乎常人思维的大胆的行
动，但只有胆大还不够。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 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 的。
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无言凯旋者”的尸体时，
772 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使日军认为八路军己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 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
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
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 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日军虽然更加“自信”了，但仍然没 有完全丧失戒备。因为在战斗中日军的戒备一直很严，战斗打响后，护卫部 队仍然掩护着一部分辎重车辆，强行通过了七亘村，再加之雨后路滑，772 团一部兵力未能到位，使这股敌人溜掉了。
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条件是被伏者要在设伏
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 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刘伯承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 “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 情、地形和时间，从中即可看出，刘伯承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 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黄崖底再显雄风


　　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 20 师团。 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 常有 20 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 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 进的。
　　但当时八路军只有 3 个师，而不是 20 个师。129 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 日军西进，国民党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
　　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 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在不利的态势下，国民党军弃关西撤。日军 29 日占领 平定，30 日占领阳泉，11 月 2 日占领寿阳。
　　坚守 23 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 11 月 1 日放弃。 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 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 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 月底，八路军总部率 115 师主力和 129 师 769 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加 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 129 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
所动作。
　　刚刚使日军第20师团尝尽苦头的129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 师团——第 109 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
当刘伯承得到第 109 师团之第 136 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
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 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
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
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 又只有一个大队??
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
道：
“这一仗让 771 团担任主攻。”
　　771 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 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 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 771 团的铁拳头。
　　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 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 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 拥有 800 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 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 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 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 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
　　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 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 20 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
　　
战场。
　　事后，771 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 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
　　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 300 余人，战马 200 余匹的 重大胜利。
　　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 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 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
　　一个星期后，129 师主力和 115 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 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 20 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

第三章在太行安家

8.师长与政委

129 师第一任政委


　　129 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 作用，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 但在当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 校学习还是由林育英促成的。
　　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 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 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1931 年 2 月 7 日，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 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 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当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 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林育英早在 1922 年 2 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和李求实一 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 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 年，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 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结识了毛泽东，此 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 年 12 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不幸被捕。
被捕后，林育英受尽了各种刑罚，鞭子抽，皮带打，坐老虎凳，更残忍
的是寒天腊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无门，受尽百般折磨，但 他始终没有开口。敌特对他施以 13 个月之久的刑讯，终无所获，只得将其释 放。
从此，林育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缠身。所以，林育英给人
的第一印象总是带着一种病态。后来，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 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再后来，也正是他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林育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
堵截，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原本要松
一口气的红军将士，没想到又将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分裂斗争。 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
实际军权，掌握在张国焘手中。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幸运的是在长征途 中它受的损失比红一方面军要小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约 8 万人之众， 比只有 3 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多了 1 倍多。
　　素有权力欲的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将整个红军置于分 裂的边缘。在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时，张国焘提出的却是“向南攻打成 都”，与毛泽东的主张南辕北辙，夺权野心立见。
　　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可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没有这一次斗争的 胜利，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于 1935 年 12 月及时地赶到了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会场。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只有从他
　　
嘴里讲出的条条款款。 为防不测不给敌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
件背得滚瓜烂熟，将文件完全“印”在了脑子里，然后，以一个小商人的身 份，经蒙古，穿沙漠，到达了陕西。
　　由林育英来协调双方是非常合适的。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是 张国焘的老相识，他和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上话。共产国际“七大”是支 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线。 同时，林育英的态度也很明确，他支持毛泽东，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 “中央”，而“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这场斗争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道：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 1935
年 7 月间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 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 了第一步使命。”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 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
林育英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电报中进一步看出：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
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 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 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保密，他用了“张浩”这一化名，并在出任 129 师 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时，沿用了这一化名。1938 年 1 月，因为健康的原因， 他不得不离开 129 师，回到延安，他的职位由邓小平接替。
回到延安后，林育英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1942 年 3 月 6 日他病故于延
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 志之墓”六个大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敬意与怀念。

“刘邓”十三年


　　当刘伯承以 94 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后，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 向遗体的，是被人们叫了将近 50 年的“刘邓”的另一半——邓小平。
　　一篇《悼伯承》，将邓小平对刘邓间 13 年的生死相伴、半个世纪的战友 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
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38 年 1 月 5 日，中央军委任命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为第 129 师政治委员，129 师原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从此，刘邓 开始了长达 13 年的合作。
　　刘、邓两人能够“非常愉快的”合作达 13 年之久，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 他们两人身上的许多共同之处。被人们用“刘邓”联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同是 四川人。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张家坝，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牌 坊村，两地相距 20 多公里。他们都对四川辣子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周 恩来曾经从重庆给朱德捎来一些榨菜和四川辣子。朱德一直舍不得吃，锁在 文件箱里。直到有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为了招待贵客， 才将这两样拿了出来。辣子炒榨菜现在可能只是四川普通人家中极普通的一 个菜，但在当时却是身在太行山中的刘邓的一顿美餐。就在大家都等着“美 餐”时，炒菜的战士非常难过地拿着一盘黑糊糊的东西走了进来。原来，炒 菜的战士把菜给炒糊了。黑糊糊、散发着焦糊味的辣子炒榨菜被端上来后， 刘邓二话没说，拿起筷子夹着榨菜就往嘴里送，还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好久没吃到家乡苹了。”
刘、邓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
　　邓小平去苏联留学是在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1921 年，只有 16 岁的邓 小平来到了工业发达的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并在中共旅法小组的帮助下开 始了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 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中共旅欧支部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支部
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和国内斗争的需要，支部决定将一部分人 派往苏联学习，另一部分人回国。邓小平就在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人之中。邓 小平等一行人离开巴黎十几天后，巴黎有关当局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宅并 称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离境的命令。
　　1926 年初，邓小平等人来到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共产 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苏联中山劳动大 学。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没有等到毕业，在刚刚学了不到一年后，就奉命返回 了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刘伯承虽然在年龄上大邓小平 12 岁，但单就留学的经历来看，刘伯承只 能算“师弟”。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经香港来到上海。其时，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 恐怖之中，也无立足之地。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与吴玉章等入远行苏联留 学。
由于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来到苏联的，所以他就读的

是苏联军官学校——高级步兵学校。已经 35 岁的刘伯承，克服了年龄带来的 困难，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许多论著，以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 部建设和军队指挥等方面的知识。1930 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等人满怀战斗的 渴望经满洲里又回到了他当年赴苏的出发地——上海。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


　　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 的经历。
　　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当刘伯承被任命为 129 师师长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
　　1932 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 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出 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 的瞎指挥不满，李德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 谋长的职务。1934 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 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 司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 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 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 中央军委于 1936 年 12 月 7 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 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 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 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 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 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 出任参谋长的经历。1930 年 8 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 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 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 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 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 129 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 参谋长的经历。
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 1957 年的反教条
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 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 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 1929 年 7、8 月 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 组织武装起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 8 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 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
　　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 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 年初，中共临 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 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 “邓毛谢古”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 制和坚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 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
　　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 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 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 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 两起两落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 1967 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 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
　　1971 年 9 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 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 方面给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 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 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
1975 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
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 越的领导才能。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 13 年风雨历程。

9.重操老本行

对游击战的再认识


　　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 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 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
　　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 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 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 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 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 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
　　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 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 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 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 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
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 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 略、高瞻远瞩。
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
　　11 月 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 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 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
11 月 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
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 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
11 月 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
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 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 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 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 4 点，形成了 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 4 个战略支点。115 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 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 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 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
　　129 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 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 129 师党员、干部会议，是 129 师进入太行山开辟 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
　　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 129 师今后的 行动方向与任务。
　　当刘伯承宣布“129 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 师与八路军 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 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 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此后，129 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 广阔区域内。
　　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 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
　　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 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
　　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 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
　　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 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
?? 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
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
　　当刘伯承将 769 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 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 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 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
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
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 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 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
从战略转变后到 1938 年 4 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 师将
64 个连队中的 41 个连队，占总数的 2/3，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建立 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 条枪。
在 129 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
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 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 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开始时先 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 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
　　“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 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 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 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 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
　　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 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 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