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 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 新的含义。
　　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 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 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 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 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
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
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 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 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 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 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 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 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 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
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
　　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 山的铁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 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 筑公路、铁路，以点带线。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 筑路。
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
　　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 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 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
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 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 了。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 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 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 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29 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
　　11 月 21 日，772 团 2 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 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 十名，我伤亡 20 余名。”
　　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 20 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 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 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 120 师与第 129 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 师破袭同蒲路，129 师破 袭正太路。由于 129 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 师对正太 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在正太路遭到 129 师袭击的是日军第 20 师团。 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 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
三郎对 129 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 12 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 住气了。指挥日军 20oo 余人对 129 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 129 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 129 师越过线 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
　　1937 年 11 月 23 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 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 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
　　24 日，129 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 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 团以一个 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 771 团向大谷 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
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
　　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 772 团 1 营到长凝镇附 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
25 日，陈赓率领 6 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
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 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 769 团的 1 连及新 7
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
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
　　26 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 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 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 取动作。
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 1 师团，
似由太谷开来，约 5000 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 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
129 师行动在即。
　　但第二天，11 月 28 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 系长凝之敌约 200 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
　　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 772 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 了防御：以 1 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 1 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 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29 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 越“线”到“点”的行动。
　　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 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
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
　　实际情况是从 11 月 24 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 5 师团、 驻太原的第 109 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 26 师同等各
　　
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 8 路围攻。 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
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 120 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 师一部活动于石 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


　　1937 年底的一天，129 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 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 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
　　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 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 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 “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
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 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
着说：
　　“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 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 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
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
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
个。
　　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 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 战法，叫“麻雀战”。
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
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 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
129 师进入太行后，敌以 500 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 129 师
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 129 师 771 团的 1 连。1 连在 10 余里 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 顾此失彼，极其狼狈。
这一战，1 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
战果。 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 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 何故？
　　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 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 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 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
　　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 129 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 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 14 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 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 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 1948 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
的。
　　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 推向了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 只好让他们唱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 金，作聚餐费，改善生活。农历二十八，386 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 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陈赓问老 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一句话说 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比得上这句话呢？
除夕这天，386 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
家高兴，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一个老大爷说：
‘长到 68 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 到轻松。
陈赓 1 月 22 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
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 晋东北与正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 敌人怎么能前进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 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 力并不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 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此时若从正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 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现在同蒲正面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 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
系”，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 月 9 日，1 月 11 日、1 月
22 日这几天的日记，都有 4、5 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常 人有借酒消愁一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 不力的不满。夜深人静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 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 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
　　1938 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 129 师全 师上下兴奋了好几天。
1938 年 1 月 11 日，卡尔逊来到了 386 旅驻地。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
386 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 还算壮观的欢迎队伍。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

他说道： “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
学到的东西。” 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
及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他说我们 386 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他 认为我们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 延南犯的根本所在。
　　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 路军没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
　　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陈赓将 386 旅进行的几次 战斗向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 自卫队三位一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 明白了一切。
　　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 全民抗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 机动，寻觅到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
　　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 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蒋介石是没有能 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和广大的 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
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
配角，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 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当时陪同卡尔
逊前来 386 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
　　“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 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 6 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
我们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 又接连地在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 5 次。最后，它和 他的受了几次枪伤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 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
“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
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 柄就和鞘衔接起来，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 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 “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这次
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
‘压缩口粮’。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10.争论的继续

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在 1938 年 2 月 23 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 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 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 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 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 1938 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早在 193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 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 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
　　毛泽东在 1938 年 3 月 2 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 这一问题。1938 年 2 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 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 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 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
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
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
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
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 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 善方法，并速告我们。”
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
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 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
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 “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 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
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 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
　　1937 年 11 月 15 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 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 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 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 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 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 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 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 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 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 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
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 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 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 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 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


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 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 年 10 月 8 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 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 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 “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
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 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 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他又说：
　　“10 月 8 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 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 示。”
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
作，不在总部。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 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 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 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 军经常有 20 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 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 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 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华北军分会的 10 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 和搞懂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
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 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 年 11 月 29 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 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 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 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 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 亦滔滔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 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 由于白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
1931 年 10 月 18 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
　　6 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 酷斗争，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 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袖欲。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毛泽
东等人见面时的场面。 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中共领导权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
象，但毕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 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机场上，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
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 叫“喜从天降”。
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
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没多久，王明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
重的分歧。
　　毛泽东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 王明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 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
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 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 胜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在这次会议 上，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 降主义主张。
　　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此 后，他又擅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 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 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 发表。
　　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武汉 发行的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 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毛泽东斗争的高潮。从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

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
　　1938 年 8 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 际的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 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 同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同声音”中的山西前线


　　12 月底，在大行山中的刘伯承、张浩、彭真赶回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 听取中央 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
　　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在山西前线的将领和党的负责人 大部分思想不通。正式传达前，总部和北方局先召开了军委华北分会和北方 局委员会议。会上由彭德怀、刘少奇作了传达，敏锐的前线将领立即就“嗅” 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气氛。
　　1938 年 1 月 6 日正式传达之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知道二人间要开 始合作了。1 月 2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 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 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小平。谈完之后， 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而由邓小平接替 129 师政委。 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1 月 5 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 下达。
　　1 月 6 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 12 月政治局会 议精神。
此时，邓小平已经是没有报到的 129 师政治委员。
　　传达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 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中共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
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 都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 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 了？大家议论纷纷。
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
沉思着。在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 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
批评了刘少奇。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 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 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 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 了。
　　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 芽了。“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 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
　　晚上，刘伯承、彭真、邓小平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 开地谈论了。
　　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三人最后认 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 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
　　
领导责任。 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
会议。l 月 18 日，邓小平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 刘伯承返回 129 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第四章山之魂

11.兵来将挡——反“六路围攻”

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


　　石拐会议后，129 师 386 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 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
386 旅 771 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 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 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 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 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
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 129 师为例，
以 772 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 17 团），建立 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 1938 年初，129 师在原有 3 个团的基础上， 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 36 个团。同时，山西抗日 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 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 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 分。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 大部被编入 129 师
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 1937 年 12 月 20 日的一份报告中
也不得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 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 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 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 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
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
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 碰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 组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 心武器的问题。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 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 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 是“亲如鱼水”。
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
恐惧。刘伯承在 129 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 飘浮，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
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第二个故事：129 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写的 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 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 战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 下之盟”，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 兵的家信将这种恐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 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 于这样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他 认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
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跳出合围圈


　　川岸文三郎欲捕捉 129 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 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 失败卒兵上了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 仗，只要会打圈，曾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 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 对手川岸文三郎。
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 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 129 师，川岸文三即在 12
月 22 日，指挥骑步兵 2000 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 分成 6 路，对破路的 129 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 头崖，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 772 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
　　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 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 冀反多路围攻的指示。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 “敌人企图肃清华北，巩固后方”。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 方交通。针对这一特点，129 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
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
并发表继续抗战宣言。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 不仅日军在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 固后方的作战。而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
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
上下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这时 772 团 1 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 一部日军警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 作好战斗准备。
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
作了综合判断。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 得出了结论：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
　　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 772 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 军分进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以第
769 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 772 团由
内线转到外线。刘伯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 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 到敌人的后方。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这样敌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 人的伏击。”
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772 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
772 团来动作。
　　这次 129 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 中的第一次，对于 129 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
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
向 772 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
第 772 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

进入村西北高地，抗击日军。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 772 团防守的 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772 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 着日军的进攻，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 772 团手中。 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22 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 机枪声”，驻守里思村的 772 团 1 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 起仗来被称为“王疯子”的 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 紧张激烈，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 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
领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
　　当 772 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 团又迅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第二大 在三路日军的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772 团在 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 北军城也扑空。日军如无头苍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 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分狼狈。12 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 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
于 27 日全部撤退。
　　这是 129 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 129 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 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 而怀疑打游击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 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凑巧，769 团团长陈锡联
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 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 “自然分工”。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 自然是喝汤了。也许是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 386 旅调到了 385 旅，先任 769 团团长，后又出任旅副政委。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 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在红 10 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 师长。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 仗、硬仗。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深。
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在战争年代王近山
共负伤 7 次，其中有 4 次是重伤。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有一次与敌 人肉搏，他手抓、口咬、脚踢全用上了，仍然不能将对手打倒，情急中，他 抱着对手朝悬崖滚去。看到王近山义无反顾的劲头，对手立时害怕了，伸出 绝望的双手想攀抓住什么东西，口中也在不停地发出因惊恐而变了声的尖 叫，但等待他的仍然只有坠崖后迎面扑来的大地。悬崖不算很高，两个人都 没有摔死，但王近山的额角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疼痛几乎使他昏了过去。在 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忍着疼痛爬起来，将也因疼痛但已丧失了再爬起来的勇 气的对手打死。从此，王近山的额头上就有了一块没有头盖骨遮拦的伤疤， 洗澡时都不能搓洗。
　　第二次负重伤是在 1935 年 4 月，王近山当时在红 10 师 28 团任团长，带 领部队在四川省江油县担负阻援任务。战斗中王近山头部重伤，战士们强行 用担架把他抬了下去，送往后方。前线的情况很紧急，王近山在后方无论如 何也坐不住，稍作包扎，便立即用枪逼着战士把他抬上前线。到前线后，他
　　
　　　　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作战。由于工近山的到来，部队士气大增，迅速将 已经冲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扭转了局势，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用枪逼着战士把自己送回前线的事只有工近山能够干出来。
　　由于王近山在打仗中不注意隐蔽，每每要带头往上冲，后来上级不得不 布置六，七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要往前冲时就拉住他，他探出身 子就按下他，实在不行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让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近山又 急又火。
　　这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左臂负伤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伤，当时，医 院为了防止感染和保住他的生命，曾打算锯掉他的左臂。一听到这个决定， 王近山就不干了，这不等于被剥夺战斗的权利了吗？王近山不同意这个方 案。因此，手术时他坚持不做全身麻醉，生怕彼麻醉后锯掉他的胳膊，他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主宰自己的命运。
　　王近山第四次重伤伤得有些冤枉。那是 1947 年的一天，王近山坐车去执 行任务，下慎在路上翻了车，这次王近山伤在了大腿——大腿骨骨折，当邓 小平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王近山流着泪对邓小平说：
“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 一个战士不能参加战斗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这件事发生在王近山身上
就显得尤其的痛苦，因为对他来说打仗就是他的生命，不能打仗就等于失去
了生命。后来在王近山逝世后编辑出版回忆他的文集时，很多当年和王近山 一起战斗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这点。
听了王近山的话，邓小平也非常感动，他安慰王近山说：
　　“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 邓小平临走时特别嘱咐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不久， 刘、邓又专门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最后，战胜过多次 伤病的工近山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使伤腿得以痊愈，又重新走上
战斗岗位。
　　勇猛顽强的王近山也同样带出了一支勇猛顽强的部队。红军时期是能打 硬仗的 93 师，抗日战争时期是骁勇善战的 772 团，解放战争时期则是专啃硬 骨头的中原野战军的 6 纵，哪里有王近山，哪里就会奏响一曲勇猛顽强的动 人之歌，经常是在最难啃、最危险的任务上，听到王近山的声音，看到王近 山的身影。
　　
对反“六路围攻”的反思


　　刘伯承对反“六路围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不是很满意。他认为起码有这 样几个方面做得不好：1、被动，不能主动攻敌。2、不善于利用游击队及自 卫队。3、对敌人的政治进攻不注意。
　　结合抗战以来的历次战斗，刘伯承有感而发，于反“六路围攻”的第二 天，即写下了《击退正大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一文。
　　刘伯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于 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 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 自卫队就是肉。刘伯承的比喻从来都是这么形象，筋、骨、肉、手一下子就 把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
　　他进一步分析三种不同的武装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方法。小的游击队 应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以游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人数相对较多的游击 队，以流动的方式猛袭敌人，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应是伏击、袭击，破毁交通、 辎重，侦察敌情。
　　自卫队的任务范围很广泛。察报敌情，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 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搬藏粮物，特别是挖毁道路、埋地雷阻遏敌人 骑兵、炮兵、装甲队乃至步兵，并袭击、伏击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 以及进行后方勤务等等。
基干军队是打击敌人的主力，它通常是辗转隐蔽集结在机动地位，依托
有利地形和广大民众的掩护支持，伺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刘伯承还特别 谈到了多路围攻时基于军队的行动方法。即：当敌人几路来攻，分进而未合 击之时，抓住敌人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的一路，用秘密、迅速、坚决、干 脆的手段，消灭其一部或全部。我们不可老停一地老走一路，给敌人以分进 合击、袭击、伏击的好机会，更不可贪恋靠不住的胜利或被敌人有备守兵所 吸引，转到被动地位，甚至一再陷于敌人几路包围的马蹄阵内。要做到敌人 炮兵还没有列阵，骑兵还没有上马，机关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 决，这才算是袭击的好角色。如果敌人兵力已经展开，火网已经构成而后硬 攻，甚或采用无目的的防御，那不但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采用的战斗方式，而 且是要禁止的战斗方

12.连战连捷

再战长生口


　　日军夺取太原后，日军大本营又于 1938 年 1 月 8 日，发出了山西南部作 战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于 1 月 10 日命令第 1 军：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在 平汉线方面的黄河左岸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其作战部署是：首 先以土肥原贤二之第 14 师团、下元熊弥之第 108 师团分别攻占河南新乡、山 西长治两地，然后下元由北而南指向临汾，土肥原由东而西指向曲活，从侧 后袭击临汾。以川岸文三郎之第 29 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山冈重原之第
109 师团由清徐地区沿汾离公路西进离石，掩护第 1 军的右侧日军上述战略 行动的作战时间预计为 2 月 11 日至 3 月 10 日。
　　就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也在考虑反攻太原的计划。当时中国方面的军 事部署是：八路军的三个师正好处于日军山冈、川岸、下元三个师团的前进 方向上。另外，国民党三个军布防在长治周围；阎锡山的部队位于吕梁山区； 中央军卫立煌部位于临汾、运城地区。
　　这样的部署，正可一战。夺回太原，重筑以太原为中心的华北防御体系 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心中日趋成熟。
2 月上旬，国民党第 2 战区受领了反攻太原的任务。
作战部署是：以第 18 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第 3、第 14、第 17、
第 47、第 89、第 99 及骑兵第 4 师，组成东路军，由第 2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
在这一作战部署中，129 师进入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率领 129 师 386 旅又来到了位于正太铁路
附近的长生口。
　　长生口是 386 旅首战告捷的地点。时隔 4 个月，战士们又重返长生口， 欢欣自豪之情，再创日军之志无不溢于言表。可是，沿途村庄断垣残壁，瓦 砾成堆，景象大变。原来是连遭八路军沉重打击的日军，打不到八路军，就 拿老百姓出气。他们每到一村，就像一群疯狗一样，枪杀群众，烧毁房屋， 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饱受日军残害的群众见到 386 旅又回来了，欣喜万分， 奔走相告，说是打胜仗的部队又回来为他们报仇来了。战士们的心中都激起 了满腔的仇恨，要让鬼子用鲜血和生命来偿还欠下的血债。
这一仗给很多老战士留下的印象是，它简直就是一次军事演刘伯承常说
的一句话，在这次作战中使很多人理解得更深了。刘伯承在一次全师干部会 议上说：“我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可是倘若敌人并 没有弱点，即应怎么办呢？——给敌人制造弱点。”
　　初听这句活，都懂；细一琢磨，不会用。如何给敌人制造弱点，恰恰是 战争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长生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军，西边旧关驻有 200 多日军，倚仗坚固工事，凭险据守。井陉好打，但人多；旧关人少，但工事 坚固，都是不好啃的骨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敌人制造弱点，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刘伯承做了 如下部署：用 769 团的兵力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诱使井陉的日军出 援，然后 386 旅伏而歼之。只要井陉的日军一出据点，在行进中拉开距离， 对于善于游击的八路军来讲，敌人的弱点就制造出来了。
关键是要将旧关的日军诱出来，这是整个部署成败的决定性一环。

　　心细如发的刘伯承命令 769 团：在作战中什么都可以破坏，就是不能动 旧关日军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这根线是旧关日军的生命线，也是握在我们 手中的“鱼饵”。
一切都在按照刘伯承的预想向前发展。 恰好就在与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相隔 4 个月后的 1938 年 2 月 22 日，长
生口第二次伏击战打响了。
　　首先，769 团一部袭入旧关，将日军碉堡包围。已经乱作一团的旧关日 军能想起来的只有马上给井陉的日军打电话，请求增援。驻井陉的日军果然 中计，迅速派出 200 多人，分乘 8 辆车，增援旧关。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386 旅已经在地形十分险要的长生口设下了埋伏。 早晨 6 点，从井陉增援旧关的日军进入了长生口伏击区内，埋伏在道路
两侧的 386 旅 771 团和 772 团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
　　经过 5 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 130 余人， 俘敌 1 人，缴获步枪 50 余支，炸毁汽车 5 辆。剩下的 3 辆汽车，载着少数残 敌窜回井陉。
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时出发，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开始部署。4 时
许，旧关发生激烈枪声，知 769 团已到、开始袭击了。至 6 时，尚未见敌援
兵到来。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敌 人约 200 余，一部乘车，一部步行。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 我击坏。结果共缴获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步枪数支，击毙敌人约百余， 俘虏 1 名，其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亦被我击毙。残敌仓皇溃退，直抵
井陉城下。我未能将其全部消灭，实为憾事。
陈赓还反思了此次战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此次战斗，优点为迅速、坚决、突然。战斗性质是遭遇战，我先头部队
刚到阵地，尚未部署，即与敌遭遇。我先敌占领要点，MG（注：机关枪）先
敌开火，攻击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要求。但此次战斗缺点亦多，1.包围部 队动作犹豫；2.火力组织不好，无侧射人力的组织；3.暴露；4.参谋工作与 后勤工作大差。战场救护运输组织不好，增加受伤者的痛苦，个别部队给养 保证不良；对侦察工作——审讯俘虏，检阅文件不注意；通讯联络差。
刘伯承在战斗结束后，在更高层次上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
　　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 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 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 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虽然 129 师为配合反攻太原在正大路破击的过程中打得非常出色，但由 于日军开始进攻临汾，这一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准备反击的国民党各军滞留 于长治地区。当日军占领长治后，第 129 师则奉命返回晋东南。
为配合友军在晋南的作战，129 师又在积极地寻找战机。

“吸敌打援”


　　日军在 2 月中、下旬和 3 月上旬的作战中，占领了晋南和黄河各渡口， 但其总的战略企图，即由晋南渡过黄河之目的却由于八路军积极的作战行动 而未能得逞。
　　为了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敌人，配合 115 师、120 师在晋西和晋西北 作战，129 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主力适当集中，于 1938 年 3 月南下邯长 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并相机破坏其交 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 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特别是黎城东阳关内外 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有两个有利条件便于在这里设伏：其一是日 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其二是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 黎城相隔，地理条件十分理想。
　　3 月 5 日，邓小平、刘伯承和徐向前来到 3S6 旅，和陈赓商讨作战计划， 打算在邯长公路上的黎城、东阳关、涉县之间，寻找或制造敌人的弱点予以 痛击。命令下达到 386 旅旅部后，整个旅部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了。
陈赓当即给各团分配了侦察任务，划定了侦察地区，要各团迅速查清规
定区域内的敌情、地形及战场情况 情况迅速反馈回来：邯长公路上日军运输频繁，黎城是日军在这条运输
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有 200 多人守备；黎城以东的涉县有敌 400 多人；黎
城西南的潞城有日军步骑兵 2000 多人，属于第 16 师团和第 108 师团。这两 路日军装备精良，侵华战争以来，没有遇到过强有力的抵抗，思想上比较麻 痹。
根据以上情况，刘伯承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所谓“吸敌打
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 待机伏击之。
虽然第二次长生口之战也可以说是“吸敌打援”，但那一次战斗由于佯
攻的目标过于坚固，使 129 师的伤亡大了一些。这一次“吸敌打援”，刘伯 承考虑得更加周密。
他认为，这一次“吸敌打援”，能下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成败
之关键就在于佯攻的目标是否选中敌人最关痛痒的环节，而且还要看此处敌 军是否能独立坚守。他对几个参谋人员说：“我们要打敌人不能独立坚守， 必须求助外来援兵的目标，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攻其所必救’。”
根据这一思路，刘伯承认为黎城可以作为佯攻的目标。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准备对大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而
黎城正是其中一路——第 108 师团的兵站，其守备力量大约有七、八百人。 黎城驻扎日军的人数还是多了一些，刘伯承仍然有些放心不下，他又让参谋 长李达车几名参谋人员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准确一些。
　　当时刘伯承本想亲自去看一下，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电报使他放弃了这 个打算。八路军总部要刘伯承迅速赶至国民党曾万钟部，商谈作战中的协同 问题及作战中的粮食及其他给养问题。
　　李达从黎城的中共地下组织处得知，几天前有 500 多日军由黎城开往潞 城，现在城里估计只有 300 多人。
　　
　　刘伯承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做出决定：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 在神头村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11 日，刘、邓、徐将作战计划上报八路军总部：
　　“伯承今 11 日见曾万钟归来，??已照来电进行鼓励。明日政治部派人 去与曾军政训处联络。根据近日情报，囤留敌确仅数百，东进之敌千余，已 经吾元镇回长治。我们不应再停止不动。现黎城敌仅 300 余，城易攻人。我 们转攻黎城，打潞城或涉县敌之增援。??如何？请示。”
12 日，朱、彭二人回电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 “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 14
日到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 指挥。”
邓小平、徐向前一走，刘伯承一人挑起了指挥重任。

地图上一道划错了的线


　　就在刘泊承看着地图，逐渐将目光停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 头村时，陈赓也正在为伏击战场的选择而煞费苦心。
　　陈赓正在沉思，旅参谋长周希汉进来将潞城的敌情，向陈赓作了汇报。 根据最新的侦察报告，潞城的日军兵力己增加到 3000 多人。
　　陈赓听完后，点了点头，缓慢他说，“晤，馒头大了，我们兵力不足， 要没有个好地方，就更不好吃哇。”
　　伏击地点的选择，紧紧地缠住陈赓，驱之下去。陈赓又将脑袋埋人红一 道。蓝一道的地图中去。
　　第二天上午，386 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当陈赓和 386 旅政委王新亭 向在座的干部讲述完当前山西战场的形势和师首长的意图后，大家又不约而 同地议论起伏击战场选择的问题。
　　当大家的目光在讨论中逐渐聚集在神头岭这一点时，陈赓并没有马上作 结论。
作为伏击战场，这里非常有利。 从地图上看，通过神头岭的公路是伏在一条深沟里蜿蜒西行的。两旁山
势陡峭，既便于隐蔽部队，又便于出击。纵观整个邯长线，也没有比这里更
理想的伏击阵地了。 陈赓虽没有马上点头，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是很欣赏这一
地点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
　　这一句，把十几个干部都给问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 输得于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
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
　　于是，在派出侦察小组之后，旅团的十几个干部立刻跨上马，随同陈赓， 向南驰去。
陈赓穿着在长生口战斗中缴获的大衣，骑着大洋马，走在最前面。他一
向谈笑风生，可是，那一天，却总是似在考虑着什么，完全不像平时那么爱 说爱笑，就连马上就要和他分开的参谋长周希汉，也没有捞着机会和陈赓多 说几句。
不久前，386 旅新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准备南下林县、辉县，开辟豫北
根据地。周希汉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为了锻炼部队，陈赓要补充团打了 这一仗再走。同时，因为旅部人手不够，他又要求周希汉等部队进入伏击地 区后再去就职。周希汉马上就要和陈赓分别了，他非常想和陈赓再说几句， 但又不愿打断陈赓的思绪。
　　按照师里的要求，这次战斗 386 旅要一次摆开 3 个团，没有好的地形是 不行的。一路上，虽也有几处险要地形，但对于 3 个团来讲，还是狭窄了一 些。
　　到了公路附近后，他们下马观察，只见邯长大道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 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公路上，不时有三、五辆 日军的汽车驰过，扬起阵阵黄土。
　　翻过一座山后，神头岭顿时呈现在眼前，眼前的景象却使前来看地形的 陈赓等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识的截然相反！公路根本不在山沟
　　
里，而是在山梁上！ 完全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不来看一看，
不仅师里的任务无法完成，恐怕还会和鬼子遭遇在这光秃秃的山梁上。真险 呀！
　　公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 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什么隐蔽物，仅有一些过去国民党部队布下 的工事散存于路边。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侧有 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
　　看到这，不少人的眉头皱了起来。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打埋伏，因为 在这样的地形上既下好隐蔽，又难于展开，北面的深沟，又使预备队的活动 受到很大限制，搞不好，和日军胶着起来，反使自己陷入被动。
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陈赓这时终于说话了。 “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陈赓用鞭梢朝
公路指了指说。 十几个人一同议论起来，有的忍下住骂起国民党的地图来。772 团政委
肖永智说：“差点没上地图的当。”771 团政委吴福善说：“那些家伙，只 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
在别人议论纷纷之际，陈赓仍在继续观察，似乎在数那一个一个的已经
废弃了的工事，又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心事。过了好久，他才胸有成竹的转 过身，对大家挥挥手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凡的，人是活的，想 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
回到旅部时，天已经黑了。吃过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现在剩下的唯
一问题是在哪打了。有人主张在这里打，有人主张在那里打，真是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干秋，无法统一。
陈赓一直在听着讨论，没有插话，等到讨论告一段落时，他 才站起身来，
以非常洪亮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在神头岭打好。” “还在神头岭？”好多人大惑不解。 “对，还在神头岭。”陈赓继续说。“看问题要从全局看，不要只看一
面，对不对？”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交换了一下眼神，王新亭对他点了点头。
　　周希汉后来回忆道：当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神头岭怎么会是一个好的 伏击地点呢？
陈赓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离开座位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神头岭附近
的地形说：“不要一说伏击就只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 没有它，仗还是要打。”
　　陈赓的分析使想不通的人逐渐地发生了动摇和转变。他分析道：一般讲， 神头岭打仗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 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 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 20 多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 工事里，隐蔽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山梁狭 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说到这里，陈赓将手杖往桌子上一架，提了个问题：“独木桥上打架， 对谁有利呢？”
771 团团长笑道：“我看是淮先下手对谁有利。” “对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

我们有利了！” 要打好神头岭伏击战，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预备队一定要在战斗发起后
及时地加入战斗。这是因为正面战场有限，一下摆不开三个团，就要有一部 分部队作为预备队隐蔽到沟的另一侧。
　　陈赓问 772 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 2 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 40 分钟内 冲上公路。
2 营是有名的“飞毛腿团”。 叶成焕十分自信他说：“半个小时内保证冲到！我觉得预备队运动问题
不大。” 又有人问：“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一直没说话的政委王新亭这时发言了，他是支持陈赓的。他说：“那得 看怎么说呀，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样的事还少么？”
　　陈赓和王新亭一唱一和，接着说：“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嘛！ 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说到这，他举了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 “诸葛亮的主城计下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 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
几句话，好像一副清凉剂，使处于焦灼之中的十几个人通体舒畅。 周希汉回忆说：听了这些分析，我们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走到了平
原上，视野突然开阔，心里豁然亮堂了。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仗，就在神头岭打。 具体部署如下：771 团在左；772 团在右，埋伏于路北；补充团设伏于神
头岭对面，并确定由 771 团抽出一支小部队向路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
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 772 团 3 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 戒，断敌退路。
一切都布置妥当，陈赓似还有些不放心，自言自语地说：“潞城有 3000
多敌人，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他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 个连出来，做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
叶成焕听到一个“撒”字，就明白了陈赓的意图。这是要“示形于敌”，
拖住日军的一条牛腿。

设伏神头岭


　　386 旅的作战报告送给刘怕承时，刘伯承也正要带参谋长李达去看地 形。到了神头岭后，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他说：“不知道地图上的这一 段是怎么画的？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如果我 们也‘想当然’，不来看地形，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下边， 恐怕鬼子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岭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
　　陈赓去神头岭察看了地形，刘伯承也会神头岭察看了地形，由此就决定 了由神头岭经过的鬼子们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
　　3 月 15 日，天擦黑，129 师的队伍就出发了。386 旅这一支，由上遥村 向南，沿着山问小道，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769 团那一支，则顺 着小路，奔向了黎城。
　　陈赓一反定下决心前的严肃与深沉，显得非常愉快和轻松，有时和战士 们聊天，有时又和政委王新亭开个玩笑。走着走着，陈赓突然在王新亭背后 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
　　王新亭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即使这样，看书时还要把书放到眼前才能 看清。于是，陈赓就叫他“瞎子”。平常开玩笑时陈赓喊完，王新亭赶紧扶 住眼镜，低头去看脚下的路，有时还要赶紧蹲下来，用手去摸他。每到这时， 大家就哈哈大笑。
王新亭也不示弱，待看清是平地后，立即催促陈赓：“快走，快走，你
这瘸子。”陈赓由于腿上的伤，走路不稳，走不快，这时也只好认输。 过河时，“瘸子”和“瞎子”正好凑成一对：“瘸子”拉着“瞎子”，
“瞎子”扶着“瘸子”。
就在这轻松的气氛中，部队迅速向神头岭逼近。 部队一过申家山，立即肃穆起来，浴着下弦月的微光，悄悄地沿着山冈、
狭谷急进。
　　周希汉在队伍过了申家山后就离开了陈赓，到补充团就任参谋长。他和 补充团的韩东山团长、丁先国政委研究决定：由韩、丁带 1 营在左边，自己
带 2 营在右边，按照陈赓的部署，让部队尽量向前推，逼近公路。
部队一到神头村，陈赓又开始忙开了。 他先到神头村里看了看，接着又检查各个团的伪装情况。当他由 771 团
来到补充团阵地上的时候，5 连的一群战士正围在一起研究如何伪装，如何
保持地形的本来面貌。 陈赓先表扬了大家几句，接着说：“日本鬼子没什么了不得，不怕他气
势汹汹，就怕我们满不在乎，骄傲麻痹。” 陈赓还向战士们传授了伪装的招数：不仅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而
且还要把踩倒了的草，顺着风向扶起来。 还是有一个战士不解地问陈赓：“旅长，这地方怎么好打埋伏？离路这
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 陈赓一听笑了，说：“这地方，我看是不错。只要伪装得好，敌人踩到
了也下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们开我的斗争会好不好？” 等战士笑过以后，陈赓又说：“你们要不好好伪装，暴露了目标，或者
打不好，吃不掉敌人，怎么办呢？” 战士们说：“你处分我们！”

　　陈赓说：“处分你们于什么？暴露了目标，还当什么八路军，都回家去 当老百姓算了。”
　　陈赓经常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说了，把要做的做了，没有 架子，平易近人。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大家知道，那是担负“钓鱼” 任务的 769 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随着枪声、炮声的越来越密，大家的心 情也越来越紧张。战士们加快速度，作好伪装，隐蔽了起来。
　　769 团第 1 营是在凌晨 3 点半按照预定计划，对黎城发起攻击的。攻击 开始后，1 营就一举夫人到城里。意外地是，在头一天，日军的步、骑、炮、 装甲车部队 1200 余人开进了城里。两股敌人合在一起，共有约 1500 人，已 大大超过了战前侦察到的数字。
　　1 营与这股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战斗刚开始时，天还没有亮，鬼子 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盲目出动，只是被动地在房子里固守。天渐渐地亮了，
1 营由于处于明显地劣势，只好边打边退。上午 9 点多，1 营撤到了城外的乔 家庄。
　　就在 1 营黎城苦战之时，由陈赓率领的 3 个团静静地伏在工事里，一边 听着由黎城方向传来的枪声，一边等待着东方慢慢发白。
天大亮了，仍然见不到潞城日军的踪影。周希汉轻轻拨开那黄了一冬刚
刚发绿的蒿草，向外观察。四周很静，看不到一丝人迹。神头村离他们隐蔽 的地方只有一两里路，没有鸡叫，也不见炊烟，公路横躺在面前，由于长时 间没下雨，加上敌人运输部队往来频繁，路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厚的灰土。 他又朝着路对面 772 团 1 营的阵地看去，他极力想找出一点有人隐藏的迹象， 但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隐藏在工事里的人员只能靠电话机进行联络。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一个
电话是要他们沉住气，一定要等 772 团打响后再下手。因为 772 团隐蔽在补 充团的后边，陈赓的布置是要等电子经过补充团进到 772 团的伏击地域时一 起开火。
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二个电话已经算是第一号敌情通报了。陈赓在电话
里告诉周希汉，潞城出来了 1500 多敌人，已经到了微子镇。这个数字使几个 旅团领导非常兴奋，来多了吃不下，来少了不够吃，1500 人，正好给它包饺 子。
“准备战斗！”这个命令已经不用陈赓下了，各个团、营、连的主官，
都已主动地发出了命令。大家都等得急不可耐了。 没过多久，日军的队伍就在微子镇方向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
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 鬼子绝没有想到已经要大难临头了。 很明显，日军的这个队伍并不单纯是增援黎城的。 日军车队所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就足以说明，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
只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增援日军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力黎城运送物资弹药。 当然，日军没有想到，这些物品最后会全部送给了八路军。
　　这股日军是第 16 师团的精锐部队，虽然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伏击，但也 不敢大意。在其主力进入神头岭之前，仍然是搜索队在前面开路，主力部队 在后面小心跟进。
这时的情形和七亘村伏击战很有些相像。搜索队沿着小道向道路两旁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