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的人恐怕不多。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 1931 年 9 月 18 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 三省的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 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 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 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 于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 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 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 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个十分迅速 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 1932 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
下 30 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 50％以上，原东北军 及公安警察占 25％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 15％，知识分子 约占 5％。领导义勇军抗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 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时全东北的 154 个县中，有 93 个县 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
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 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 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 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
兼第 24 旅旅长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
27 旅 676 团 3 营营长王德林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
将军的原东北军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 2 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
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
间到处都有抗日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 攻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 吾人仅就其使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 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 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 1932 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 下一支又一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 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 急剧的增加。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程中，声势也随即浩 大起来。盖他们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 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 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 姓的眼中，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 是，请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 得那般轻松愉快，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
　　　
山河呼啸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第一章

1 风起磐石

位于吉海铁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1930
年 8 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 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1932 年 2 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 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 个警察分署。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 1932 年一年内，就发生了 3 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好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1937 年
11 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 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1932 年就先后爆发了 3 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 昌子北郭家店 3 月 7 日反日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 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 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 2 次是 4 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东北岔 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息， 就立即动员了 600 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 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 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拼命跑了。 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 40 多里，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 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 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吃。双方 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 3 次群众斗争是 5 月间， 在磐石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文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 500 多人，当时将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 3 升。
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 说出这三次反日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 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 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 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 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 讲，能说服人。1942 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说能 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 无不赞扬叹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 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 5 旅第 13 团 7 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 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 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产党的旗下，但他 们却送过来 20 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1926 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 县。据后来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 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 件和写作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 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说明这一点——“红 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用。
　　
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 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 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 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好走狗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 武、黑杨）和张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1932 年 6 月
4 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 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 4 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 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 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 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 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 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 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 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 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 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 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个领导经常 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 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 汇报情况，讨主意去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 2 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
长一职。而这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 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 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 1933 年 5 月 31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
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
无法单独活动，故在去年 7 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
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 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致（至）2 月党团同志均感匪 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无计划地从胡 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 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 平地会晤而已，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 烨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 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 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体又感到无 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磐石的游击队在等着省委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想让省委 给他们派个能人来。省委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果然给他们派来一个了不起 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起草上述那份报告的张贯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
　　
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当时，杨靖宇是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军委 代理书记。省委派他到南满来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 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30 倍武装而斗争”，迅速建立红军 32 军
第 1 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杨靖宇是 1932 年 11 月份 的时候化装成一个商人（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起用的）从哈尔滨出 发的，那时还不知道南满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常占队，因此他一到南满最先找 到了常占。正在为游击队独立出动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说共产党的人又来 了，马上下令：把来人扣起来！


　　像常占这样当胡子头的人下令扣人意味着什么？不用说，谁也都能知 道。一般的人遇到这种事非吓得尿裤子不可。但杨靖字没有怕，他可是见过 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学的时候，校长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乱抓人， 而要开除他，他没有怕；1927 年身为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的他，面对包围确 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怕；1929 年在担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被捕时， 面对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没有怕，反而对审问他的中国法官说：“中国 政府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丧权辱国，为虎作怅，做敌人鹰犬， 纵任日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蹂躏，耻做中国人??被常占扣起来的杨靖字不 但没有被他们所吓倒，而且通过对其晓以民族大义，使常占最终心服口服地 把他放了。从常占队里出来后，杨靖字又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游击队的驻地
——桦甸县蜜蜂顶子。
　　1980 年，当年给杨靖字当过警卫员的王传圣（时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 经理）、黄生发（时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在抗联老战士座谈会上说：杨 靖宇在抗联中有崇高的威望。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谦虚谨慎。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杨靖字骂过人，就是在最气愤的时候批评同志，他只说一 句“岂有此理！”从这件小事，我们不难看出，杨靖字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 是那种个人修养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这 种神奇的魅力为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当年的老游队员松五回忆 说：“11 月间，杨靖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队伍下。初次见他， 就感觉他是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观察事物 又敏锐，因此大家都爱戴杨靖字。”
杨靖宇来到蜜蜂顶子的时候，也正是游击队里思想最为混乱之际。他到
来后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人心，说服那些想东渡的人改变主意，把队伍拉回 去。
　　杨靖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开了不知多少次的大会、小会。他先给党员们 开会，传达贯彻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在一次深夜召 开的党小组会议上，杨靖字指着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说：“同志们，你们看， 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 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还不是这样吗？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 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杨靖宇的劲没有白费，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取消了“五洋”报号， 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军南满支队”（孟杰民为队长，初向臣为政 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并在 1933 年初以崭新的阵容踏上了回故乡——玻璃 河套红石砬山一带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了整顿任务的杨靖字也离开了磐 石，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7 军海龙游击队”。
　　
　　可是，就在杨靖字走后不久，游击队里就出事了。那是 1933 年 1 月，有 一个名叫张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对他说了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 贯耳之类的恭维话之后，一本正经地提出请他到伊通去收编那里的地主武 装。孟杰民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便跟张一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张 给杀了。祸不单行，孟杰民牺牲后没几天，游击队又遭到了一个名叫高希甲 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次损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牺 牲了，而且不少队员被打散而离队了。就在这支队伍眼看就要彻底散了的时 候，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到了这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这 支队伍保留了下来，但毕竟还是伤了元气。


　　磐石的情况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认为，既然磐石那边离不开杨 靖字，那就叫他到那里去组织重建游击队。于是，杨靖字正式来到了磐石， 省委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政委。
　　杨靖字的到来，不但使游击队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扩大到了周围的伊通、桦甸、双阳等地。然而，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再自 然不过的结果——日伪方面的恐慌和继而进行的“围剿”。
　　
2 兵折巴彦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 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1929 年人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 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1932 年 4 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 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 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 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 4 人前往张 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 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 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 1932 年 5 月 23 日这天正式打出
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 4 月 18 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 张家油坊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 60 多人，巴彦县中 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 60 多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 带来的 60 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人，一共有 200 多人。这么多的人涌 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 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喷喷道：“你看看人老张家，可真有 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
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 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 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 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负责搞政治 工作。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张甲洲这 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 警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 士绅出面找程求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 子的话：“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 子。队伍里有他，我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 吧，避避风头，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 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他带着部分队伍 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 100 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的 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 两个人走了 30 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 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 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后，张就把他们 30 多人带到了 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屯子，而是驻在 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
　　
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 的山头，不接受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 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 起打日本鬼子，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 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 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 700 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 4 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 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 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 30 多人全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
24 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 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 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 20 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 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游击队 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 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7 月 16 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 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 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 40 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 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 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
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 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 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
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 5000 发子弹。
然而，10 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
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 5 名警卫员
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
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 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 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 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 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 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 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
　　
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好人人自危。
　　7 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 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
1000 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8 月中旬，一个名叫 李育才（人称“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 出任了参谋长之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 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志。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1925 年在哈尔滨 入党，这年 11 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 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 1926 年到 1930 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 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 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 5 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 2 年
8 个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赵 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当时，巴 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 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 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8 月 13 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
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 北抗日第 4 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 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 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 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 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10 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
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 各乡自卫团 1000 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 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 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 50 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 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拼
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 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 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 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 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 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6 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遵照省委
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36 军江北独立 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

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
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 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 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 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 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 200 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 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
会师！
　　1933 年 1 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当独立师来到铁 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 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 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 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 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 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 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 4 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
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 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 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 70 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
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1933 年 1 月 19 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 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 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 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
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我们大家回家以后，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 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 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 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 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 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 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 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 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 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
　　
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 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 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 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 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 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 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 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 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 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 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 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 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 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 方面认识他??“??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 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 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 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 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 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 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 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 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 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 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 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 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 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 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 36 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
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 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
后，顿时怒从心头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3 三起三落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 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 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 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
　　1932 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 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 1000 多人，同时，在 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 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 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 1932 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 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1926 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
1930 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 后受党派遣于 1931 年 10 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 作。1931 年 5 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932 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
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 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
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 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 6000 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 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
20 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
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1932 年 10 月 10 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3 军汤原民众反日游 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 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 40 名党、团员 组织的，其中 7 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 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 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 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10 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当时，游击队在中 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 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
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
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 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 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

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 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 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 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 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好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 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甫京政府 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 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 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
——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 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 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
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
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
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11 月 2 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 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 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 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 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 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
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 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 1931 年 1 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 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 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 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 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 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 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 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 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 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 “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 6 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 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 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 7 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 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 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 的一次挫析。
　　
第二章

4“左”倾关门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 “??这时（1932～1933 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 利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1932 年 6 月召 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 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 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 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 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 使满洲党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 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
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
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 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 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军某部看到反 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 个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 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大 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 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 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 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 方只剩下了一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的 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 性，纪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 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 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 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白区”的群众互相 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好细抓起来拷问。这样 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 被开除了党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了。
　　1933 年 5 月 31 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 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 满反日民族革命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 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
　　
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 造船、绰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受部分的失 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 江好的投降等，这充分他说明国民党胡子头??另一方面充分他说明该广大 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 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 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 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 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 于孤立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5 中央来信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 着中央的有关指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 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 的指示。
　　1933 年 3、4 月间，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 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 书记者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 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 4 个部分，分别是：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
只能是靠人来复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党的省 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 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中央并没有失去联 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以 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持此论者还专门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读给大家听：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
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满洲群众运 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 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 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 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 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 12 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 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
—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
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 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 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部中的一切不彻 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 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反对投降和做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 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 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 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 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地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
　　
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 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的革命情绪威胁之下的时候，才可能和 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 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效果。第四，必须 慎重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 时候，那么这不仅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地表明为着争取农 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奋斗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 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 一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 的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 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 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
　　这里边的一些话明显与过去中央发来的指示不是一个调子嘛！不是假的 是什么？
　　有人说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两条：其一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符合 满洲的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与上海的 中央联系还是比较很密切的，如果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帮助下， 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换意见再以中央的名义发下来，并 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其二是送来文件的老孙同志把这封信是怎么从莫斯 科捎过来的，又是怎么交到吉东局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 的地方。所以，可以相信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为了制造混乱或搞 什么政治阴谋的产物。
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信的真假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认为这信是真
的。既然信是真的，那就执行吧！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又来了——如何执行 这个文件？是全面执行，还是部分执行？以×××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 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军 32 军的旗帜既然已经打 出来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在那里还是要搞红军、搞苏维埃，其 他地方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维凡、老曹，省委职工部长金伯 阳，省委民族委员会书记李泽民及省军委书记者季等人认为，中央这个文件 的指示精神，是决定东北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指示信里没有说明可以保留 红军 32 军和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反满 抗日，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日反伪满斗争，建立 人民革命军、人民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贯彻 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地执行。
　　到底怎么办？当然还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共产党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 这种办法来解决的。这是一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多 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6 改弦更张


　　1933 年 5 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有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哈尔滨 市委、奉天特委、吉东局、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在 这次会上，大家认真地讨论了中央来信，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表示“完 全同意中央对满洲党这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正确的指示”，一致通过了中 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并号 召满洲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转变党的路线，为中央所赋予他们 的任务而斗争，为胜利的领导满洲革命而斗争。
　　在决议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检查了过去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所犯的 错误，指出：“北方会议对满洲没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 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 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扩大了‘北方会议’对满洲‘左’ 的路线，许多地方党部则是更‘左’的扩大了省委机会主义路线（汤原、珠 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 洲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 1925 年～1927 年大革命 及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段相 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没有看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很大部分有产阶 级（资产阶级、地主、军官）为了维持剥削者的利益，在广大民众反帝国主 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及其军队中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迫之下而 进行着反日斗争的作用，错误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国 民党一样的看待。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便不能不对广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 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而采取了 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 线。”
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还只是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这次省委扩
大会议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钎和党的具体任 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 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 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 4 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
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 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 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全 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 的革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 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 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 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 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成 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 吉林军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

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 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 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 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领中 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 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 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 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 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 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 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 与之进行皮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1）坚决反日；（2）不侵 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 游行等自由）；（3）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 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 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 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
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 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的。对此，魏维凡（1932 年 7 月—1933 年 10 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代理省委书记）后来回忆说：“‘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 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 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 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作的 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 北建立起来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
运动中的误区之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
中央不向东北发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
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 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 到魏维凡的下述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 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 义，而只是根据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 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 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 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滨，所有工作 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
　　
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 而我们老是满足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 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 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 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命令停车，搜查 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 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 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 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 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 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队伍，只能 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 级军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读到这里，你可能 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什么使 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 及那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 一点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
我们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
点的感触会比我们深切得多！

第三章

7 威名远播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这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的关于杨靖宇的民谣中的一首。 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古至今，每当有大事发生都会出现相应的民谣。而
这些民谣往往又是最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老百姓们都说：“众人口是天”。 按照这一说法，如果要我们给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们排个座次的话，杨靖宇 当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把杨靖宇排到了这个位置，就连敌人也是这样看的。
1944 年 5 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 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 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1933 年）9 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杨靖宇带领抗日队伍打日本的时候，他的名
字本身就是战斗力，如果用个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容易理 解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就好比许多名牌商品的牌子本身就是一笔巨 大的财富一样。
杨靖宇三个字到底有多大威力？我们只要听一下那些“过来人”是怎么
说的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1933～1934 年代表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南满地区的韩光在给省委的报告 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即是唐聚伍兵工厂的一位马技师，反日情绪极
高，在唐失败后到现在，已稍患精神病了。某日他访我军，到司令部后，即 与杨司令和个别抗日军头子，谈起抗日工作等情况，谈至中途，忽有一人起 来为马技师介绍说：‘此位即是红军之杨司令。’马技师听罢即忙立起，垂 立地下不坐，静听我司令之讲话，并口口声声称道：‘这回我才得到真正抗 日救国的司令了！’约一小时多，杨将讲话完，他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然 后坐下并说：‘这回我才有坐。’其后他还告诉我司令很多军事秘密，表示 出反日的真诚??”
　　其实，杨靖宇这三个字不但在爱国群众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 征服了一些伪军的心。曾任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的赵振华在回忆录中就讲 述了这样一件事：


　　“1935 年春天，有一次我们的部队从辑安走到桓仁县，部队走得人困马 乏。这时天已经大亮，杨靖宇同志让大家休息一下，他就和一些领导同志研 究如何通过公路的问题。正在这时，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 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 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 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
　　
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
3 点多钟，廖旅的人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 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一 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一连的徐连长去了。他去了 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人都下了卡 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 实，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 们给你们一些子弹，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的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 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 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又问：‘怎么把东 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你们去 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 一些，我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 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 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出去了。我们部队刚刚撤出，他们就 和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 是自己打自已，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
杨靖宇何以能有如此大名？
打出来的！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 1933 年的前 4 个月里运 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 4 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 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成为一面对各支抗日队伍都颇有吸引 力的旗帜。
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 1933 年 2 月 24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
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 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 50 多名”，队员要求参 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 伯阳 1933 年 9 月 8 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 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 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笔 者认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伯阳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有许多材料可以为 其作证。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全面，因为杨靖宇名气那么大，并不 完全是打出来的，还因为他有一个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的胸怀。下面 这两件从众多材料中随便抽出来的事便可使读者略见一斑。
一件是关于赵旅和马团的。 所谓赵旅和马团，顾名思义，就是两支头头分别姓赵和姓马的队伍。赵
旅的首领叫赵宝林，马团的头头叫马立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磐石一带实力 较大的反日武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日坚决，但对游击队却不太“感冒”。 虽然杨靖宇对他们也做过工作，但他们却不怎么买帐。可是杨靖宇并不打算 放弃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团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了伪满靖安军的重兵包 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一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突 不出去。
这可怎办？赵宝林和马立三的冷汗立时就下来了。找谁来救呀？谁又能

救得了他们呢？找杨靖宇的游击队？他们倒是在这附近，可是咱以前对人家 那态度也太那个了，现在怎么有脸去找他们呐？
　　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杨靖宇派人给他们送信来了。杨靖宇告诉他们说， 你们暂时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们！
果然没过多久，赵、马二人就听到在伪军的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其实那主要是赤卫队、儿童团放的鞭炮声），伪军也一时搞不清楚出了什 么事，陷入混乱之中。赵、马则趁势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
　　战斗结束后，赵、马对杨靖宇不但感激不尽，而且心服口服。赵宝林握 着杨靖宇的手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 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果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 容。”杨靖宇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 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再一件则是和胡子有关的。
　　1933 年冬，在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了一股好几百人的大绺子，大掌柜的叫 “长山好”。这股绺子一出现，日本人和杨靖宇就都开始了说服工作。杨靖 宇为此专门找过“长山好”，对他说：“长山好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 用到抗日上来！”那“长山好”嘴里应着“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兄弟没来 齐，3 天后你听我的信儿”，暗中却和日本人来往，杨靖宇虽然知道他的这 一套，但仍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工作。
转眼就到了第 3 天了，杨靖宇打发两个机灵的小战士去给“长山好”送
信并试探他的态度。这两个小战士很顺利地通过了“长山好”的 3 道卡子—
—因为守卡子的胡子们一听他们是杨靖宇派来的，都一路绿灯放行，只有到 了最后一道卡子，才有一个小崽子（胡子中的“兵”）提着六轮枪问道：
“哪来的？站住！”
“站住就站住，何必这样凶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害怕吗？” “怕什么？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吗？我们是杨司令派来
的！??”
　　这时，“长山好”正在和日本派来的人谈得火热呢，听到外面说杨靖宇 派人来了，吓得赶紧让日本说客“踏条子”（藏起来）了。自己出来见到两 个小战士后，摆出一副大掌柜的派头说：“把杨司令的‘海叶子’（信）给 我！”杨靖宇派来的那两个小战士并不害怕，对他说：“看来你就是大掌柜 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小小毛孩子，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快给我！??” “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说长山好义气，原来是这样啊！”一听这话，“长 山好”只好一摆手，说：“请吧！”进屋后，“长山好”看了信后就进里屋 与日本说客商量夜里如何去打游击队的事去了。然后下命令说：“把这两个 小崽子给我码起来（捆起来），等队伍滑（撤走）完了，就插了（杀死）他 们两个！”
然后，“长山好”留下一个胡子看着他俩，自己带胡子们行动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战士对那个胡子说：“这位大哥，外边都走净了， 你怎么办？”
“还不是留下来我们断后吗？” “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他想的美，咱们杨司令早就料到他这一

手了，这四周早就被我们卡住了，他休想逃走！这位大哥，我看你不如早点 把我们给放了，咱们一起去见杨司令。”一听说去见杨司令，那个胡子就动 心了，“那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起找杨司令吧！”
　　当他们来到杨靖宇面前时，杨靖宇已经指挥游击队基本上打完了这一 仗。
这一仗下来，“长山好”被打死，那个日本说客被活捉。这股绺子里的
70 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另外，还有 20 多个想回家的人则每人拿着杨靖宇给 他们的 3 块大洋走了。

8 夜半枪声


　　1980 年春天，率黑龙江省代表团到靖宇县参加杨靖宇殉国 40 周年纪念 活动的张瑞麟，在归途中专门来到了磐石县烟筒山镇。一踏进这个小镇，这 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用急切目光寻找着。岁月沧桑，在小镇上已经很难找到 旧日痕迹了，但张瑞麟老人心中那个关于 47 年前的往事、始终活在他心里的 “曹大哥”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他的曹大哥名叫曹国安，原是北平硫文学院的学生，中共党员。“九·一 八”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当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办 法——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是打入敌军 内部组织哗变。
　　从北平回来后，他先是在永吉县的老家组织起了几百名地方“大排”进 行抗日斗争，但由于队伍成分过于复杂，领导权又握在地主手里，所以没过 多久，这支队伍就跨了下来。
　　第一种办法没行，他又开始尝试第二种法子。他盯上的目标就是驻在乌 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 5 旅 14 团的迫击炮连。这个连原本是东北军的一个连 队，“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仍有抗日情 绪。根据党的指示，曹国安利用该连招兵的机会，打进其内部。于是，他便 和张瑞麟一起来到了乌拉街，要求当兵。
经过一点小小的周折（找保人）后，曹、张二人当上了一等兵，分别被
编到 3 排和 1 排。他们一当上兵后，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为了把更多 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们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盟兄弟”的办法。 没多久，他们就把串连起来的 20 多个人带到一个小庙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 式。大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后定要亲同 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后， 大家按年龄大小进行排行，结果曹国安成了老大哥。于是他便以老大哥的身 份给弟兄们做指示，讲抗日道理了。那时候军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曹国安 很快便因假条上的字写得好、话写得漂亮而被连长看中了，当上了“贴写”， 受到了信任。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又领来了一个名叫宋占祥的人，并把他 安排到了 2 排。
1933 年 4 月，伪军 14 团奉命去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这本来
是个起义的好机会，但迫击炮连的连长让曹国安留在吉林市里照顾他的老婆 孩子。曹对张、宋二人说：起义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要多对弟兄们 做思想工作，抓住机会组织起义，不必等他。最好能想办法和游击队取得联 系??
　　“讨伐”结束后，伪军 14 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驻在了镇南头 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那个院子本是一个“响窑”，土院墙有一丈多高， 四个墙角上都有炮台。
　　不久，曹国安护送连长家属也来到了烟筒山镇。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 和张、宋二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东北角上的炮台里，分析了迫击炮连当时的形 势。他们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目前士兵反日情绪很高，如马上 起义，可以有 80％的人响应；
　　第二，驻地接近山林，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联系上；第三，时值农历四 月下旬，青纱帐基本上起来了，便于以后活动；
　　
第四，迫击炮连的这个烧锅大院远离营部和其他部队，行动方便。 几天后，他们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端午节的午夜，并规定口令为“革命”，
口号是“抗日救国”，行动暗号是高喊“日本人来缴械了！” 要说这事也真巧，端午节那天午后，伪连长因被提拔为少校团长特地请
一帮军官喝酒。当官的都去了，当兵的照吃高粱米籽，弄得大家气不顺。这 时，曹国安他们三个趁机自己掏钱分别请本排弟兄们的客，大家吃着他们的 菜、喝着他们的酒，也就愿意听他们的话了。
　　晚上，他们三个人分别对一些人打过了招呼，说夜里可能有情况，要警 惕点。那些人心里也有数，便个个装做喝多了，和衣而“睡”去了。
　　午夜过后，大院里响起了“不好了！日本人来缴械了！”的喊声，那些 装睡的骨干们立即从炕上跳了下来，其他人也赶忙跟着跑了出来，不一会全
连 100 多号人就都在院子里集合起来了。就在曹国安带着他们准备出大门的 时候，伪连长出来了。他问道：“怎么回事？”
“日本人来缴械了！”黑暗中有人答道。 “这是谁说的？”伪连长问，“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
半夜三更的，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要是真来缴械，还有我这个连 长在？现在大家听我命令，各排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余的弟兄们回去睡觉！” 曹国安一听，事情要坏，便当机立断，打死伪连长！于是，便对张、宋
二人命令道：“干掉他！”
　　曹国安他们几个的枪一响，骨干们便纷纷响应。伪连长、排长几乎同时 被打死和击伤。这时，驻在镇西头的机枪连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曹国安趁大 家带没弄清怎么回事，大声喊道：“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我们了，大家 赶快跟我走！”说完便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张瑞麟见曹国安和宋铁岩已经把队伍拉出去了，便喊上几个正在上夜班
的工人，扛起迫击炮和炮弹跟着冲了出去。天亮的时候，队伍会集起来了。 曹国安开始讲话了，他说：“现在我们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又是真 正的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里的枪 要去打日本鬼子。要抗日，就得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嘛！”大 家说：“我们愿意跟着大哥走！”
曹国安说：“那好！我看咱们这支队伍就叫“抗日迫击炮大队。
　　下面，我们大伙选一下大队长、政委和中队长吧。”经过选举，曹国安、 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被选为大队长、政委和第一中队长，另外两个骨干为第 二、第三中队长。选举结束后，队伍即在曹国安的带领下向东南方的山林里 奔去。几天后，他们在玻璃河套找到了南满游击队。他们受到南满游击队教 导队政委李红光和正在那里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热烈欢 迎，并被正式授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 的番号。
　　
9 新军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