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游击队自 1932 年 6 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 别是由于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 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魏抱—1964 年回忆说），在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 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了。
　　1933 年 9 月 18 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 委和南满游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 300 多人，还没有我 们今天一个团的人多，但却挺正规。该师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 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师长（也称司令） 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 10 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
2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 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 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
量，一师全体战斗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 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 更希望工厂一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 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 卖国，反日到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
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今天，当我们认真查找一下当年各支抗日队伍所发表的文件时，就会发 现，以上这两个文件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靖宇个人 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能体现杨靖字个人政治水平的应该说还是在独 立师成立后（10 月 9 日）所发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这个纲领 明确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奋斗目标、斗争任务和重要对策。其主要内容是： 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对日宣战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红 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推翻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武装民众， 保护民众权利，建立东北民选的人民革命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及分给反日战士与民众；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联合被压迫民族等。
独立师成立后，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
1933 年 11 月 24 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写 道：
　　“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 置酒送给队伍，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咱们自己这样说，就连敌人也这么说——“人 民革命军均规律整严，似无禁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在伪满军政部 的一份名为“满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中写道：
“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

严戒着士兵胡做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 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1934 年五、六月顷，第 31 号保 线工场所属保线工人，因有红军要求，议定：每人提供 1 元 8 角 5 分的水袜 子（一种胶鞋——笔者注）83 双，提供给红军。同年 7 月顷，李德以同僚的 捐款采购了誊写板，原纸五、六十枚，白露纸五十枚，铁笔五枚，手交陈万 富。同年阴历十一月顷，李德采购豆油 5 斤，煤油 2 斤，蓝条绵布、棉花 2 斤、蓝线一轴、盐 5 斤，手交陈万福。同年十一月顷李德采购了白面一袋， 提供给红军。”
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上写道：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
开付饭钱，拿去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走送到。” 伪军管区的文件上说： “（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
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 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独立师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尽管在其成立后即面 临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独立师力量一强， 说话也就有人听了。所以 1934 年 2 月 21 日，当独立师司令部召集南满带 17 支反日武装的首领来开会时，大家都来了。会上，他们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 合军总指挥部，并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 军的总指挥。当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在给省委的报告中
说：
　　“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 雀无声，选总指挥的 17 张票，16 张写着杨司令。”到 1934 年 9 月份独立师 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 800 多人。
这一年 11 月 5 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召开。大会一
致通过了杨靖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南满特委的 提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及各个直属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
委，朴宗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 1、
第 2 师师长。

第四章

10 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 4 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 占领东北后东北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 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 件大事：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 抗日行动的文件。其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 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
《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
在群众中进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 珲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 际效果来看，他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 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 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珲等县县委受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
当特委书记，加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 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 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 其实是一位只有 24 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 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这个 小伙子非同一般：
1921 年他 14 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斗争；
　　1923 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 动”；
1925 年东渡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
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 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
了家吧，其实我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 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 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 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 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 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 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 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

烧掉了??，——他们胆子真大呀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
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 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新中国的希望。”
1926 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


　　1928 年 5 月济甫惨案发生后，他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 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大同盟”。日本当局将 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驱逐出 境。
　　1928 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 出色，很快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 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1 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 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1931 年 11 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 省委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 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 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安图等 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 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
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 1932 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 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武装的。这年 4 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 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
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我体验过一件很有
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 只要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 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 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 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 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 10 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 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 的土炸弹——“延吉炸弹”。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 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 1933
　　
年 10 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辖 4 个中队，汪清游击 大队下辖 3 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 2 个大队 4 个中队，和龙游击大队下
辖 4 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 700 多人，步枪 305 支，洋炮和别力弹（独 子枪）约 300 支。此外还有 1000 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 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 6 个区苏维埃政府和 20 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 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 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 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 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反
日
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 1933 年冬和 1934
年春先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 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 及群众在汪清县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1934 年 3 月 21 日，他们被敌人 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 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 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 27 岁的特委书记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1934 年 3 月，在延吉县三 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 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 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
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 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 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 4 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
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 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
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 1934 年冬到 1935 年春，他们共 进行了 40 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
季大“讨伐”。

11 神经过敏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 “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 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 “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 1932 年 2 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 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 “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 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 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 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 经不利于它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 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 7 月的时候解散了。“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 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 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民 生团”解散后不久，1932 年 8 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 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 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 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 供出 20 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 20 多个人都抓了起
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据此，中共延吉县 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 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 拾掉呀。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 起来。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 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 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 “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东 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 他们不断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 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 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 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 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 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 度。对此 1978 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
　　
一书中这样写道： “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
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 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 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想一想，这些 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的。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 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 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 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 样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12 拨乱反正


　　当 1935 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 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 1934 年底 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 是山西屯留县人，是 1932 年 5 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 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 阎锡山的学生运动。1926 年人团，翌年入党。1928 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1930 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 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本人工作水平 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不 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 不错的。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 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 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 2 月 1 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 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 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 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 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1934 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 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 3 项条件——“（1）凡在山林里光 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 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 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
战争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 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 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2 月 10 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
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 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 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 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 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 1934 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 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 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 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 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 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 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 2 月末、3 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 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 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 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 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 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 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井同反对共同的敌 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 生团’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 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 任党、团特委书记。
3 月 21 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
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 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 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定在 1935 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 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
方干部经珲春到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 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
一领导和指挥机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 1935 年 5 月 30 日正式 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 部主任及参谋长。
5 月 30 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
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 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 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 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 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13 分兵远征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 委的历次指示和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 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 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 1935 年 4 月末，从安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 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 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 王润成等率领下，于 6 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
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 2 团的第 2、第 3 连组成西征队，于 1935 年
8 月从安图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 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二军部队进行远征行动的话，那可以说是边走、边 打、边发展。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王瑛等人讲述的“夜摸敌车”的故事就发生 在一团主力远征的途中：
“1935 年 5 月 2 日夜晚，二军 300 余名战士，穿过横在敦化、蛟河之间
的密林，沿着铁路向哈尔巴岭前进。队伍来到距离哈尔巴岭车站不远的地方， 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深夜 1 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了一辆日寇警备专 用装甲车，由于队伍埋伏地点与铁路较近，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眼前卷 起一阵旋风。待装甲车开过，几个战士跃上铁道，不大一会儿，约有 20 多米 长的铁轨被挪下路基，约有半点钟，由大石头方面发出的 202 次特别列车， 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装着几百名酣然入睡的伪军官。突 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车头猛然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也陆续脱轨倾覆， 引爆起火。这时，人民战士向列车发起了勇猛的冲击，枪声、爆炸声、喊杀 声响成一片。日寇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不甘他们的失败，抢占了最末一节 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射向正在冲锋的我军战士。战士们士 气高昂，手榴弹像下雹子一样掷向车厢。倾刻间，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 车厢里传出来悲惨的喊叫声。车内的残敌，相互叫骂着，撕打着，拚命争夺 逃路，我军战士登上车厢，把他们拎起来，押下了车。“战斗结果，俘获日 伪军官 13 名，缴获手枪 10 支，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这次战斗， 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他们在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 志上也不得不承认：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 事’。后来，当地人民群众把‘夜捣敌车’编成民谣，其中《灯花爆》就是 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词中这样写道：
“灯花爆，喜事到， 哈尔巴岭的火车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发了毛， 慌里慌张把兵调。 第一团，有功劳， 不用地雷扒铁道，

火车到这底朝天， 鬼子到这把枪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道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买路钱。”
　　1935 年 8 月底，第二军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 2 团两个连 150 人与活 动在蒙江的第一军第二师的部队在蒙江北部的那尔轰胜利会师。为庆祝这次 会师，两支部队在一起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这次会师大 会的松五回忆说：
　　“（会师）当天开军民联欢大会，有抗日军民双方参加。在大会上二军 代表李学忠讲话，略谓：‘一军在南满，二军在东满，两军相距甚远，在敌 人包围封锁之下，两军今能会师子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军政治部主 任宋铁岩，第 2 师师长曹国安讲话。会后双方拿出自己的特长技能来演习， 二军抛手榴弹，一军抛军刀，并由两军士兵及指挥官完全同意之下订立竞赛 条约，有效期一年。其条文：（一）为全部换三八式步枪而斗争；（二）我 军完全变为铁军；（三）互相供给经验。此条约当时经过双方负责者签字， 由即日起发生效力；同时为了纪念两军之会师，双方交换了干部和互赠礼品， 如一军给二军一个妇女干部，二军给一军一个炮手，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 枪，二军送给一军一些手榴弹。”其实这次大会还不是正式的会师庆祝大会
（其中有关大会的情况似乎也有些出入），直到 9 月末，杨靖宇率第一军军
部及教导团抵达蒙江后，才干 10 月 4 日在距那尔轰 10 里的老龙岗正式举行 会师庆祝大会。
现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记载了有关这次会师的情况。1935 年 10
月 4 日出版的《人民革命报》的一张号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趋顺利》的大 标题和“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军事力量总配合”的副标题下刊了如下 消息：
“10 月 4 号，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与东满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之
一部，于×××地接头并举行会晤式。首由东满二军代表宣布开会，报告东 满革命形势与第二军发展情形。次由南满第一军军长演说，大意谓：我人民 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 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有今日两军之会 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 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 12
月 14 日出版的《人民革命画报》第 67 期上，登有 3 幅生动的钢笔画，反映 了当时大会的热烈场面。以下是画报栏头上的原有说明：


　　“上为军民均到一二军接头式的会场，×主席团安配军民所站的位置 后，进行会议的光景；下左为会议开到余兴的日程，上面有×的二军西征队 队员苏联式的跳舞，配合军乐来进行，而得到满场军民的欢迎招手；下有为 会议完毕后，二军西征队抛手榴弹，与一军画一邵贼本良的×象，以机关枪 扫射他等的军技演习，来威胁日满匪与观望群众高举红旗欢呼胜利万岁的光 景。”在大会以后，东满和南满的党政负责人一起商讨了许多重要问题，并 决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共同夺取安图县城做为抗日根据地。
　　
　　这次以会师的热闹场面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的话，那还是微不足 道的。研究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家们认为：“这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它打通了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隔绝的状态， 便于今后密切协同作战，并且为沟通东满、南满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 端，使两军指战员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孤立，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 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 革命军的威信，鼓舞并增强了广大抗日战士与群众的胜利信心。”
　　此次会师后不久，李学忠率二军部队回师安图，一军二师则留在了蒙、 桦、抚边境一带活动，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直属队绕道桓仁、宽甸至辑安与第 一军一师会合去了。
　　
第五章

14 十三条枪


　　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 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 1933 年 3 月来到了 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 夫并非等闲之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 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来，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 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 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埋没了他，于 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1933 年 7 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 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 对中共满洲省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 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 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启刚到孙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 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 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8 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
的建议，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 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
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 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
反日义勇军中不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 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
就在他们进山不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 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 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 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说，赵这个人 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 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 番挑拨离间的话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 全的战士把这些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 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 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 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等 7 人带着一 挺机关枪和 11 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 后，都十分重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 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
　　
张寿篯，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篯，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
辽阳县人，1931 年 11 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 年跟随中共 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 11 月受中共 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1935 年 5 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 工作。
　　张寿篯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 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 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 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 及赵尚志与张寿篯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行了细致的 讨论，做出了以下 5 项重大决定：
　　1.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2.在游击队内建立党 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传委员，李 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3.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 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 工作。
4.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
信联系，与其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5.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 大后再向延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1933 年 10 月 10 日，珠河东北 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
13 人和 13 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
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 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
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 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
了。当年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 13 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 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 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 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 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了。从此，便
用没收日伪汉好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
三股流一带的好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 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 忆他当年做为一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 有人来回走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 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
　　
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 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个子腰 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他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 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棏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 人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 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 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 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我想着想着，就 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 这次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 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 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 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走了。事后，我们 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
时，留下 8 角钱，说是给苞米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
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 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 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
话，那么，抗联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 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1934 年 3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 50 多人，
义勇军‘黄炮’队伍 100 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 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 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 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 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
的教训。赵尚志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 口粗、7 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 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 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5 月 14 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 打电话，问他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 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 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 400 多人，义勇军‘黄炮’、‘吕 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 1000 余人，加上 400 多助战的乡 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 你们不要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1 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 7 次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 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
　　
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 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有 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 吹你就等着瞧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 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 1 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 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装进了 20 多斤火药，14～15 斤碎铧铁。夜 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 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队突击队和少年 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
　　就这样，到 1934 年的夏天，珠河游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 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 7 月，各地代表来到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 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 吴景才就叫他吴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 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 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 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带也因此成了 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15 凶信频传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 义勇军的队伍。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 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 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 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他们的 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 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 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 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 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采取分离和疏 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 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 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 1933 年 12 月 31 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 和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 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 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 1934 年 3 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
集在珠河一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 省”、“友好”等人，开了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 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 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
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 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 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 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
之所以要开扩大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 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一种办法。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 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会上来了。这次会议 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 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1934 年 6 月 28 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 的会就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 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 大队下是中队。全队共有 450 多人，其中有 9 个中队（180 多人）是由中共 领导的队伍，实力最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 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政委则由张寿笺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 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卫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
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队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 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 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 1933
年 12 月 25 日的报告中说：“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 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但是现在队员已达 40 名，内中还只有 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 朝阳此次叛变的第 3 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志的队 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 队以后才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 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 15 分钟，他们 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 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 的叛变。
　　7 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 在乾松顶之战中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 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
为当初游击队发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 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 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
击队的关系可以说是不疏也不亲，6 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 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
区，经过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 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 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 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进，到宾县南 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
志带队东进之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 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 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 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 印发哈东支队《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 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 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 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 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起来。这一下 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 把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 信下战表，并主动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
　　
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 19 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 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 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 军的团结，他急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 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人说，他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 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 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和 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 开投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 发起进攻。在那里烧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 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 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16 连战皆捷


　　赵尚志听说黄炮把黑龙宫给闹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队去支援在 那里与叛军战斗的反日群众武装。黄炮见赵尚志和他动了真格的，不敢继续 抵抗，逃走了。
　　虽然哈东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重建了黑龙宫根据地，但他们知道：要 想摆脱被动逆境，重新打开局面，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就必须在军事 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是说破了大天也。没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 最可靠的保障。为此，哈东支队的领导们决定要打出几个漂亮仗来给抗日队 伍和群众提一提气。8 月份，他们先小打小闹，袭击敌人的铁道交通线 91 次， 造成了 16 次脱轨翻车事件，使日伪感到“实不可再忍”。9 月份，赵尚志决 定要干个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 30 华里的一个重镇，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 且其设施的坚固程度也是五常县城都比不上的。小镇的四周是很高的“镇 墙”，墙外是深壕，“镇墙”内围着的是东、西、南、北各有 3 里地的正方 形街市，“镇墙”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口上都设有炮台。镇内除了 驻有警察队、商团、大排 200 多人外，还有一些备用枪支。一旦有事时，里 面的人都能执枪上阵。五常堡里的人听说赵尚志和张寿篯带队向五常方向开 过来后，并没太害怕。他们大咧咧他说：事变那年，冯宫、宫姚旅等自卫军 都没敢进，小小游击队敢进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吗？赵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们的这股牛气。他
先放出风去说，哈东支队这次非要打下五常县县城不可。但暗地里却悄悄做 好了进攻五常堡的准备。
8 月 15 日，赵尚志指挥哈东支队及义勇军、山林队在内的 200 多人已经
把五常镇包围了起来。随后，经过 4 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该镇。哈东支队进 城后，军歌震天，将日伪统治机关和炮台烧毁，除了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外， 还从敌伪的当铺和商号里弄来了不少布匹、胶鞋和面粉物资。此外，他们还 把以前拒绝他们要求救国募捐信的 60 多人抓了起来教训一顿。然后，便很快 撤了出来。当敌援军赶到时，他们已经撤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上来。从五常 堡撤出来后，眼前很快便来到敌人设在四道河子的据点。赵尚志决定“搂草 打兔子”，顺便把它也收拾了。但这次他却不想硬打。
根据赵尚志的命令，哈东支队的骑兵队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道
河子。传令兵向里面的包队长报告说：“‘国军’刚才和赵尚志的部队在五 常堡打起来了，没干过他们，现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们快去迎接！”
　　那包队长信以为真，赶紧集合起队伍到场院里列队迎接。这时赵尚志率 队进来了，他对那帮伪军训话说：“赵尚志已经打进村子了，你们都在干什 么？”吓得包队长一个劲地陪不是，但赵尚志那里管他这些。他下令说：“把 他们的枪给我缴了！”
　　在四道河子，游击队把缴来的布匹一部分给部队做冬装，一部分分给当 地老百姓，一部分送回老根据地。群众一得到实惠，立即就被发动起来了， 不久就组织起一支 300 多人的自卫队和 50 多人的青年义勇军，积极支援游击 队作战。
　　强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这些胜利不 但使哈东支队解决了过冬的军需物资，更主要的是扫除了自和于九江冲突及
　　
黄炮叛变后哈东支队头上的“秽气”，中止了山林队和义勇军脱离联合军的 “连锁反应”。
　　人们常讲“乘胜前进”，其实倒不如说“乘胜取胜”更为合适，因为战 场上的胜利往往也是一串一串的。赵尚志他们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 连取得了犁树沟、肖田地战斗的胜利，打退了叛徒黄炮对根据地的进攻及日 伪军的冬季“讨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 11 月进行了“肖田地突围战”。 当时，赵尚志带领 200 多人在行军途中被日伪军 800 多人包围起来，情况万 分危急。但是经过 7 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他们不但没有 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日伪军 100 多人、白俄警察 20 多人，在敌人的重重 包围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战结束后，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击队的战 斗力，说“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样。 哈东支队打仗失利的时候，联合军就动摇、分裂，根据地也不稳定；在
打了胜仗后，这些就立即翻了个个——联合军内的那些原本想闹分家的不闹 了，根据地的红地盘不但大了而且也更红了。
日本人说那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17 好事成双

哈东支队连战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断扩大使得赵尚志的名声越来越大—
—“哈尔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反日联军赵尚志”。可是这位带头创出“共匪 哈东乐园”的人却不是党员，这岂不是有点不那回事了？其实，中共珠河中 心县委旱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他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多次给中共满洲 省委写报告，要求省委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却迟迟没有做出这个 决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办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间省委还接到 了其他有关赵尚志的报告。
　　在抗联的领导人中，赵尚志可以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从现有的一 些材料来看，一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也是很不一致。
　　对于赵尚志，当年哈东支队少年队的队员刘云阁回忆说：“少年队成立 之后，我们和赵队长朝夕相处，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有时像个大哥， 有时像个老妈妈。在行军中，他看谁走不动了就说：小崽子，上马！随后就 稠到他的马背上，自己却步行。到了宿营地，他把我们这些小战士安排在炕 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却睡在地下，这已成常事。在和赵队长接触的日子， 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作战勇敢。为人师表，说到做到，要求 严格，是全军著名的。战时，他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平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 的老首长。他非常善讲，特别是战时宣传鼓动工作，有几次战斗就是他宣传 喊话，使对方把枪扔出炮楼，缴械投降。赵队长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每到 一地，总爱跟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讲故事。在他的宣传下，像吕老妈妈 和她的儿子都为抗日联军做了不少事情，支援我们抗日。有人形容赵队长善 讲叫他“赵铁嘴”。赵尚志队长平时的作风就像一老农。那时，我们游击队 大都活动在山上，每到宿营地，他常爱蹲灶坑，蹲下来就蹭脖子，把脖子蹭 得油黑挣亮。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风趣 他说：‘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这玩艺护着，还能挡风耐寒呢！’ “他的穿戴总离不了那件花绺条条的羊皮袄。冬天穿的乌拉，是战士不 爱穿的，他捡来套在脚上，连乌拉草都包不住，腿绑也几乎是全队最坏的。 行军时，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垫的乌拉 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马给吃了。他依然昂首阔步，乐呵呵地走在队伍
的前面。他一向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
　　王明贵回忆他对赵尚志的第一印象时说：“赵军长身材不高，不修边幅， 穿戴和战士们完全一样。战士们都说：赵军长一点架子都没有，如果没有人 介绍，简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
　　但是在此期间，中共满州省委却接到了不少反映赵尚志的种种毛病的报 告。例如，在满洲省委巡视员 1934 年 2 月 22 日的《巡视报告》中写道：
　　“??老赵在承认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还是很勉强不彻底，一点一点 地接受。他认为称义勇军为匪军没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实际上这些义 勇军还都联合我们，关于我们称义勇军为匪军，他们并不怪，因为他们都是 称掌柜的。在队内，老赵完全不经过党和团的同意和讨论，任意地开除队员， 说是肃清不良分子。在过年时，老赵召集队员讲话，问弟兄们谁愿意请假回 家过年，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就不能请假了，当时有几个队员请假，以后 来队，老赵就不要了。他说：这种办法就是看看哪些队员有动摇 1935 年 1
月 12 日，中共满洲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决

议》指出：1933 年春，由于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 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赵尚志“在民族 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 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故“决定正式恢复 赵尚志党籍”。
　　好事成双。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的半个月后，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 3 军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出任军长，冯仲云（当 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
　　
18 巾帼英雄


　　第 3 军成立后，珠河游击区不断扩大。在哈东地区几十个县的范围内， 敌人的军事据点不断被摧毁，“讨伐”不断被冲破，对敌伪在北满的统治中 心哈尔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珠河根据地也就遭来了敌伪一次接一次 的“讨伐”。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 1935
年 8 月 11 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 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大的（笔者注：指 1935 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
‘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 线南 10 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 3 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 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
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1935 年秋，第 3 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 2 团和第 3 团被留在了珠河根 据地继续坚持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 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 间内殉国的。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 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 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 年入党，10 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 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
想象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 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 同寻常的女人！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
年的 9 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 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 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 5 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
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 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 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 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 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 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 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 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 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 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 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 1935 年 2 月，当时我刚满
　　
13 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 家村，只见一位 20 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 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 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 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 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 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 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 当时人们好像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 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 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 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 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 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 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 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 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 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 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
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 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 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 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决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 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
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 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 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
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 3 军第 2 团政委的重担。
　　1935 年 11 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 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 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 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赵一曼说：什么男 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 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 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
3 名同志在珠河县第 3 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 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
3 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 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 里。远间重大郎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 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 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 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 20 多个人。当知道 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 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10 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 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 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 了医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 一个伪警察在看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 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 看管对象了。应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 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 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 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勋最先受到 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 这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不久，赵一曼又用同 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争取了过 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 中，把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 按照赵一曼的安排，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一切都在 计划进行着，到 6 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 快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60 元（韩勇义卖掉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
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6 月 24 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 6 月 28 日晚上开始行动。
　　6 月 28 日晚 9 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 3 病室，董宪勋则雇了 一辆白俄司机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 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 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 了小轿，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 击区而去。
　　6 月 29 日上午 7 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 后，立即派人进行追捕。经过调查 6 月 28 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
　　
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 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6 月 30 日早 5 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 曼（如果再向前走 20 里路就到了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8
月 1 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 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