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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呼啸—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
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第六章

19 借鸡生蛋


  1931 年 11 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 吉林省防军第 13 旅 63 团 3 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 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 3 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 其番号一直都是第 3 营,故人称“老三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 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但日 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声而 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 13 旅旅长吉兴和 大汉奸熙恰,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 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 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 500 多人离开了那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 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 产党员李延禄(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 7 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 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 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 1932 年 2 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
立没几天的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 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 3 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
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 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
了,那是一张代表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 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以上这些人到王德
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的劝王 “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蝶蝶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 一个劲地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
之时,看到那些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 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 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 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李并未直 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王低沉他说:“五十 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 岁吗?”见王不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 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 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 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 杜要把他收编为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 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 一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 但咱老三营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 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 一边听着,觉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 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王德林又说: “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文 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 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 400 多名,组成了 3 个连(后改
为营),又从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 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
的学生)、贺剑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 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 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蚊
河两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1932 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 杨太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 20 多人的抗日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 5 月,日军第 10 师团东犯, 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 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这些“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 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咱们到兴源镇 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 请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 2 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 委,苏怀田、田宝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 进一步得了发展。

20 大战天野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 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 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 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 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 之众的天野 15 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 下人商议此事。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 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 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 孟泾清在会上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 700 人也 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 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 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会继续 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 军内那些人,孟径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 同抗日,如果他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 700 人,还是 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 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 区去。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 参谋长李延禄便按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 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 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 700 人也要打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 54 岁的人啦,不能成功,还能成仁 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
最终下了打的决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 30 发子弹,下 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用 20 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在我们的阵地
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在光 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 5 里长的婉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 的岩,仿佛远古时尸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 700 名勇士,就依恃 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 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 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山崖对面,可以望见 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过荒火,烧 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 都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 然会安安稳稳通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

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 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 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岩底 下,紧靠大江,是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 前,他对李延禄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 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 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 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 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 你掏腰包的人,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 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 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 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一把“牵驴者” 了。陈文起本是甫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 日军的时候,便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 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 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
再看看他那股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 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
子的有,你,坏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
子领到墙缝去不可!”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 去。此时正是 3 月 20 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
头的声音说:“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老头(后知其名 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了, 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 膀所组成的行列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 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的 700 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 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 5 里长的狭路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
  
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枪惶的惨叫。在所有这些声音里似乎还 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怖。 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 像这次那么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 700 名勇士, 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 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 支被救国军收编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 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 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
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
三个火葬点,“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 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 枪两干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 7 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
入了李延禄为他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 300 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
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 200 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
抓来的直车老板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
我还得弄杆好枪!”可是还没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 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 们这些兔息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房梁上。陈 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 缝”不远的地方。

21 同室操戈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 着两线作战——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 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 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 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 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孔宪荣这个人的 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竟然 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 上,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 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 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 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为谁弄钱,所 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 国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 都已经向王德林求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 去说说吧!”李延禄说:“他吞的那些赃款吐出来了吗?”
郭秀庭说:“那还向哪吐呀?”
李延禄说:“这样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见李延禄没去求情,自然也就没了台阶好下,当天就把李副官给
毙了。
  孔宪荣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禄。他先把李延禄从第 21 旅借来的迫击 炮营扣下了,并杀了这个营的营长,然后便准备杀掉李延禄。
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孔宪荣在穆棱打电话给在兴源镇的李延禄说:
我已经带来第 2 旅从前方回来了,很想见一见你,请你到穆棱来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诈,接电话后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这时,从穆棱又打来
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得很急,而且打电话的人也不通名报姓,只告诉李延禄
不要去穆棱,还说事关机密,他马上就来兴源镇向他当面说清。 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等到满腹狐疑的李延禄见到
来人时,他说啥也没想到来人会是孔宪荣的侄子小孔。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员,
现在孔宪荣处当随从秘书。他一见面就对李说:你不要去穆棱赴约,孔宪荣 已经准备好要杀你了!
  李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是不是为李副官的事?”小孔说:“还不是 两雄不并立呗!孔宪荣常说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又说,“打天 野,人家说能打,咱们说不能打,到底人家带着 700 人的补充团去打了,还 是大胜。还说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识文断字的,长啦,在枪杆子里头还有咱 们耍的呀,葫芦里的主药在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过是个引子。”
李说:“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国军里我们还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说:“我们会布置,要他来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点儿,
就不会有什么儿事儿的。这是我们在第 2 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决定的,不是 我个人意见。”
李说:“那好吧!” 两三天后,总部的参谋郭秀庭来了。他对李延禄说:“听说你和耀臣(孔

宪荣字)两人误会啦!他让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吗?”李说:“这可不是 什么误会。他们在宁安南山开过会,要借机杀我,这是为什么呢?”
  郭连忙说:“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 叫他到兴源镇来看你怎么样?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单人匹马来看你,好不好? 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解释就完啦!不见面,怎么一块打日本呀!”
  李说:“我是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我们从大局着眼,个人之间的恩怨, 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要是来兴源镇,我当然是欢迎的。”第二天,孔宪荣在 郭的陪同下来向李解释“误会”了。虽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待,但内 心里却别提有多别扭了。因此,在这次谋杀失败后,孔并没有死了那份心。 不久他又借口让李延禄去看李杜刚给他的一把 20 响匣枪,想借口枪走火打死 李,只是由于李及早发现了他的“猫腻”才没有得手。
  李延禄能躲过从后面打来的冷枪,他是幸运的。但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个 在救国军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 17 团团长李 延青就没躲过去,他是死在被其收编的红枪会和黄枪会的王大法师和张大法 师之手的。而最惨的则要算是第 2 补充团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了。
  当时,在穆棱有一个煤矿,矿主是白俄,名叫谢杰斯,所以这个煤矿也 就叫谢杰斯煤矿。谢杰斯矿上有一支二百名矿警组成的武装。谢杰斯本人反 苏仇共,和日本人有勾结。8 月份的时候,第 2 补充团奉命到谢杰斯煤矿去 解除这支白俄武装,没收矿上资财。因为犁树镇有丁超的护路军驻扎,所以 他们便先迂回到谢杰斯煤矿的背后,在距矿区近百里的石头河子镇宿营,团 部就设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原属东北军第 26 旅的王之孝团
和车子久团奉丁超之命连夜从平阳镇赶到石头河子,包围了补充第 2 团的驻 地。
他们派人对苏怀田、田宝贵二人说:谢杰斯煤矿是在护路军的辖区内,
矿主受护路军保护,如果你们救国军的人要在护路军的辖区内活动,就得去 和我们丁总司令把话说清楚。
苏怀田说:“谢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结,还非法经营工兵厂,我们是奉王
总司令之命来的,既然丁总司令有约,不妨就去谈谈。”政委李延平和三营 长杨太和则说:“哪有你们这样四面包围以后来请人赴约的,不去!”
来人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部分的,等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你
们是救国军的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和你们插草为香,对天盟 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吗,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的。
  这几句话一说,苏怀田便决定带团部的所有人员都去拜访丁超。但杨太 和却说啥也不同意,并且在送苏怀田和来人走的时候说:“要是我们的人到 时候回不来,你们还不解围,我们就要开枪。”苏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 被抓了起来。几乎于此同时,补充团第 1、第 2 营在王之孝和车子久两团的 突然袭击下,被解除了武装。
  按丁超的命令,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为首的 6 名营以上军官被用 大铡刀铡死,其余 30 多名军官枪毙!
  在这次惨案中,第 2 补充团损失惨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杨太和带着他 的第 3 营突围脱险而归。
  
22 独树一帜


  1933 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他们的日子可太不好过了。当时,李延禄 正带领部队坚守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两个小山坡上。但就在这时,坏消息一 个接一个地传来了:先是接到铁路工人报告,说敌人已经乘铁甲列车抄了他 们的后路,然后便是从广播里听到了有关自卫军第 21 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 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 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的消息。
  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对于正在与敌人作战的李延禄来说,无疑是 晴天霹雳。他后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由敌伪电台广播听到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比听到东来的铁 甲车是堵截我们后路的敌人更为意外。我们没有想到那些部队瓦解得这么 快。尽管我们精神上已经作了准备,但我们还是感到事情发展得有些使人吃 惊。
  “我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带着部队在多瑙河作战,听到奥国联盟 军所扼守的维也纳大桥失守,拿破仑的主力已经渡过多瑙河的时候也没有我 们当时那样吃惊。”
情况变了,怎么办?
  李延禄一边组织部队与敌人抗击,一边组织党员开会。会上,所有的党 员干部——杨太和、冷寿山、史忠恒、李风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禄的看法,认 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扛了,这是历史交 给我们的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
会上统一了意见后,李延禄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会议,宣布:这个
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了,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并宣布了 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杨太和、李风山、邹风翔、李延平分别任 3 个团的团长 和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分别任总队长、总队政委和 参谋长。
游击总队成立后,虽然暂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却和党组织失
去了联系。为此,李延禄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党组织,即:一路由李延禄带 领去宁安找,一路由杨太和带着到密山去找。李延禄他们到宁安后不久便设 法与中共宁安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属抗日救国军系统的王毓峰部也和 史忠恒的第 1 团会师,并主动提出要和游击总队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李延 禄向宁安县委请示,要求将游击总队扩编为游击军。他的这一意见很快便得 到批准。这样,李延禄原来的抗日游击总队就改称“抗日救国游击军”了。 游击军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游击总队的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一个副参谋 长的职务,由化名为陈龙的人(本名为刘汉兴)担任(刘在建国后曾任公安 部副部长,1958 年病逝)。
  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在绥宁地区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 支颇有战斗力的劲敌,调了大批的部队前来“讨伐”。1933 年 3 月 3 日,一 场激烈的战斗在游击军活动的中心地区马家大屯展开了。战斗开始后,敌人 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游击军的阵地,游击军的指战员面对强敌,沉着镇定, 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马家大屯战斗结束后,当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时,发现在我军烈士 的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找到负责
  
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李光赶紧说:“这可
是个好人。”然后便告诉李延禄说,他在带别动队战士打扫战场时,在一片 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还发现了一 封信,找来一位懂日语的人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
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 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 10 万发 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 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福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锱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 年 3 月 30 日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上面这件事中,我们可见亚圣之
言之真。
  在 1933 年的时候,日伪统治还没有完全在密山这个紧靠中苏边境的地方 建立起来,李杜的自卫军退到苏联去以后,其残部散落在密山一带,形成了 大大小小 80 多支抗日武装。这些队伍成分十分复杂,互相之间协调得也很 差,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就为游击军到那里活动提供了一 个有利的条件。1933 年 7 月,李延禄带着游击军来到密山县平阳镇,与已在 那里的第一团会师。这时,周围各部的义勇军都慕名前来,表示愿意接受编 制和与其进行协同作战。为此,军部在驻地郝家屯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首 领会议。出席者有“赵队长”、“金山”、“常山”、“邱甲长”等人。在 这次会上,各路“诸侯”共同商定:坚决打日本、打汉奸、不投降、抗日到 底;保护群众利益、从敌人手里夺武器。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李延禄特别见到了那位外号为“赵挑水”的“赵队
长”。这是一个山东彪形大汉,从头到脚,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着一条布 料的子弹袋,是个手中不离长枪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 100 多人来开会的, 那些人多数都是他的山东老乡。李延禄问他:“是不是打算和我们一起抗 日?”赵队长说:“你们收编,我们没话说,你们不收编,我们也跟着你们 一起打日本。”
  李延禄问:“你怎么和‘邱甲长’他们不一样呢?”赵队长说:“我是 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给人家挑水的!”


  虽然像赵挑水这样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游 击军在收编各支抗日武装的问题上还是迈不开步子。甚至就连“中国人不打 中国人”这样的口号也不敢提(直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来了以后, 告诉他们可以提这样的口号,他们才敢这样)讲。同时,由于游击军初到密 山,对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亏,特别是军部受到了伪军 骑兵部队的袭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及时帮 助他们建立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使队伍稳定了下来。不久,省委巡视员 吴赤峰再一次来到了密山。
  
  吴赤峰告诉他们,省委已经做出决定,让他们取消“救国游击军”的名 义,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4 军”,游击区也将扩大到虎林、饶河一带, 原在虎饶游击区活动的李学福游击队也将划归第 4 军领导。
  1933 年 9 月 18 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4 军正式成立。这实际上是一支 以游击军为核心组成的“抗日联军”,各支队伍虽然统一了编制,但平时还 是独立活动的,只是作战时才协调行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4 军成立后,转 战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 利。其中在 1933 年 10 月攻打密山县城一仗就得步枪 130 支,短枪 4 枝,子 弹万余发。1934 年 5 月,为支援土龙山农民暴动,袭击依兰县日军“讨伐” 队,击毙日军大尉 3 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 50 多人。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 4 军成立后,李延禄和其他领导人仍感到对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是好。 例如,在对待义勇军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问题上
(吴赤峰原来也只是说他个人认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对这 些问题理解的不一致,所以经常为此争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34 年 2 月, 李延禄只身入关去寻找党中央,求个正确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 他到了关内的不少地方,但却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回到了东北。
  李延禄没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员吴平却找到了他们。1934 年 8 月, 吴平来到了第 4 军,根据李延禄向他反映有关“一提抗日周围人力物力就容 易调整动,而一提苏维埃革命,许多人就和我们疏远了”的实际情况,吴平 建议他们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4 军”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 4 军”。
吴平的话说到了李延禄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装的联
席会议,在会上提出改人民革命军为抗日同盟军的建议,大家一致通过了这 个提议。在这次会上,中央特派员吴平说:在南满,我们有杨靖宇的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 1 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 2 军,哈东有赵尚志的第 3 军,你们现 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 4 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建立第 5 军, 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我们就给他第 6 军的番号。

第七章

23 荆璞起事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 朵里的时候,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 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日本人挤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 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 需要有枪,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怎么办?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 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 用。”
  学胡子的哪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 段的伙计们来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且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 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 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 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牌儿的,但好 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 宁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
用红布“包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 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 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 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 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 100 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 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 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 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 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 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
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 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 响,那个连很快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这好办,咱们不 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他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 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 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
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
地走了就拉倒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走。”“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

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 些小股武装都纷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 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 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拼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 李荆璞,被跟在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 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 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 人一点一点地诱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 位一下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 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 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 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 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说的一个名叫 “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 6 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 因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 照“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 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 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
因为从地图上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 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号。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 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 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南洋是总队长, 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
亮、上书平南洋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
来入伙的人也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 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 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 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的事还多着呢。有 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 给大家定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 产;第三,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 那么回事了,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 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啊???”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
“你看,日本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 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他说。“这件大事不能指望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他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
么回事。于是,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 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 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 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 以后,便多次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 队交给党,不是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 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1933 年 5 月 5 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 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
议说,应该将队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 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 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 务
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他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于是,“平南 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24“日本探子”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 辍学了。15 岁时(1917 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 入云南陆军第 1 师教导营当学兵。8 个月后学兵期满,被编入靖国军第 8 军, 并随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在“靖国护法”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 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但此时的周保中却因看不惯上层 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遂不顾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 1921 年春被选送 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 17 期工兵科学习。1925 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 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白族人),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 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 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著名军事家杨杰,介 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 6 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 营长而上校团长,由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1927 年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 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 6 军中工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 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此后, 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1928 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学习军事。
  1931 年 9 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 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 年 4 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 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当时在那里的
吉林自卫军内部。只有先进到里边去才能谈下一步如何领导他们的问题。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
——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1932 年 5 月,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 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口音大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 便怀疑他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 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 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报告了上去。当时,自卫军左路军 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对他们说: “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 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来的。”“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
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
先对他们讲了当前的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 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自卫军所面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他说:你 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势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 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通 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 日的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

老百姓对你们这一点很不满。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 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 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 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去打日本 人。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 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周 不是日本特务,而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 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 最后,请周保中留下来,到他们左路军的总指挥部的宣传部里作指导工作。 周保中也就这样实现了他要打入自卫军内部的愿望。
  周保中来到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 传方向,把反共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 了自卫军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 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 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 林之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
这样呆在上面对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 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求,便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 谋长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东
京城、攻安图县、克敦化城,后来又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 周保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 1932 年 10 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 现了。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 周保中亲率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 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 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 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地把被打烂 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 骨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12 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 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
保中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
部长的何成湘在 1933 年 11 月 24 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 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 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 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

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
(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 子”,可见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 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 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 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站出来,在反 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1933 年 6 月 16 日) 后不久,由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 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 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 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范围扩大到吉敦 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 1000 人之多。1933 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 个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 同盟军。
1934 年 2 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
召集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 柴世荣、王硫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
3 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
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力量 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 5 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 3 月 1 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
事处”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 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动的中心力量”。

25 日伪心病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 日伪将这一地区列为 1934 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 这次“讨伐”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 军”——伪靖安军,采用四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 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 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立共产党所领导 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
  1934 年 8 月 21 日,工农义务总队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 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 了,于洪仁当时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 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 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 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了几个毛贼之 手!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 还虏走了 50 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 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
气,中共宁安县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 一意见,于是,他们在 8 月末和 9 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 荆噗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9 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 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讨伐” 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 被打死 200 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 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 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 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
和前来支援他们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 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 4 团第 5 连向宁安 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 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 4 团 4 连分别返回南湖头和汪清,借以 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 议案,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 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季大“讨伐”以失败 而告结束。1935 年 1 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 1934 年 6 月 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 平到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

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 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 做出了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5 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 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
5 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 健东任参谋长。1935 年 2 月 10 日第 5 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最 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5 军是反日救国的中 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 队。??这次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 5 军和珠河、延寿的第 3 军及密、饶一带 的第 4 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 1 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 2 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发展救国运动,在 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说 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 恢复中国领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 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
力,但凡是我中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 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有参加的权利??“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 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
政治家、社会团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 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
主张的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第 5 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 1935 年 1 月到 3 月这段时间里,第 5 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 3
个团,共有 900 多个人,800 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 1 师 和第 2 师师长。
第 5 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
了头”,使得伪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 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 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地辽宁去了。 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 家抗日军在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 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 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 病。
  
第八章

26 百折不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 “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抗
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1933 年 6 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 军“青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 8 月,中共满洲省 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 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 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 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骨干力 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 彻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 40 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 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1933 年 10
月 4 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 12 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 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死在田 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 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
还做过生意。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 恨。1932 年 9 月,他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
1933 年 8 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 6 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 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
组织活动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1933 年 11 月
末,夏云杰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
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 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 的营房。夏云杰带着 20 多个队员拿着一技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 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然 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 20 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 除二地缴了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 14 枝,短枪 2 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 了。
  1934 年 2 月 8 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 6 名队员佩带两支 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
  
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 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 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 祸地喊着“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 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 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 14 支枪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 结果又缴了 13 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 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 带屡战屡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 7 月份的一个文件 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 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8 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 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 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于 10 份成立的汤 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27 毁家纾难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
前;二是纵火者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做出了有悻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 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 的一个大地主。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 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 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 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地全抛弃了 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 的具体工作,今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
—“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 要他带路破坏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 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 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 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死他们的。等到他 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
他们日本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 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 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700 多人只跑出来 30 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 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了他, 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 他家有 300 多响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1933 年、他 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 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 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心里很惭愧。听到 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佩 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 前来劝他参加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 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不赶走这 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 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下的兄弟心也
  
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
虑?如今国难当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 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无奈,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 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 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 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面和 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好对他 却有了戒心。加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 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 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 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了一会又像 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 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狗’也盯 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 一圈,朝天上放了一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
大队长廉秃瓜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 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后,不见张传福来接, 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
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
走时还交待说,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
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他说:“这几天叫鬼 子、汉好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 活了,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 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
人报告给游击队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 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 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 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 注意随机应变,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 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 方三里地外埋伏好,又派了 5 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 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 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
  
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员们的工 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 1934 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 天,他认为时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 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 拍着良心想一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 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 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如果有谁日后再为鬼子、汉奸卖 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说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 这些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 张家有钱,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 60 多套棉衣、机 枪(价值 1200 块现大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 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 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
队。自然,中队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刘铁石,是年仅 27 岁时就当上了 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起的抱负:“首先掌稳 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到各校 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 育局。那时我就可以竟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 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
梦,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 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 务。但是,辞职后又该于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 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烟而常常 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 时,夏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
雪的清晨,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
时,中共汤原县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 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 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 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1933 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 夏提出要跟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 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 没过多久他就被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 20 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
  
夏云杰对他说,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 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 累全家,也为了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 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 3 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 跑进来,结结巴巴他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快??”还没等 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伪军正端着枪 向他走来。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 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
‘刘显(刘铁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 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 人的良心而出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 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 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 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 去。“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 见我大姐。她见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他说:
‘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拽住我说:“决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
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自马的人 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 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上的匣枪,连 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 鬼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 人们对我的尊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 士去接他。刘铁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 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 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 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
几个战士忙着做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 火上煮了起来,谷批子和谷糠漂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 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饭不淘米、做鱼不开膛,这饭可怎么吃呢?饭好了后,孟 副官客气地请我吃饭,可是看着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 心思,对我说:‘要不你去你妹夫家吃点吧,饿着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 听心里挺高兴,等他们吃完饭,我们就向离仅半里地远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 院去休息。不一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 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 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
  
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
亏大门没上底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 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 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 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 对日本鬼子刻骨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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