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帝国崩溃


　　东条英机上台后，在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在国内采取了加强法西斯 专制的各项措施，大搞“东条独裁”和“东条宪兵政治”。在法西斯文化专 制的高压之下，思想文化被全面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正当的文化活动遭到 摧残、窒息，法西斯主义文化四处泛滥，人们的良知和才能受到压制、扭曲 和淹没。在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东条首相亦身兼陆相、外相、内务相、 文相、军需相、商工相等数职，还以现役大将身分兼任日军参谋总长，使日 本法西斯专政在东条内阁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条内阁扩大战争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倒行逆施，只是日本帝国陷入绝 境后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于一步步走向彻底 灭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过了 5 个月，日军初战取得的势如破竹般暂时优势即 很快丧失。到 1942 年 6 月以后，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便被迫停止，战局每况 愈下，开始经节节败退走向最后的败降。
1942 年 4 月 16 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沉浸在欢庆胜利之中时，美
国 B-29 型轰炸机 16 架首次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整个日本为之 惊恐不安。为防止再次遭空袭，日本军部决定攻占中途岛，扩大制海权。美 军因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电，严阵以侍，使日本在 6 月 5 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损 失惨重，参战的 4 艘航空母舰全被击沉，损失飞机 330 多架，参战飞行员几 乎全部葬身大海。这次海战充分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日本海军丧 失了进攻作战能力。紧接着，美国在所罗门群岛南端的爪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开始反攻。美军以压倒的火力优势使日军伤亡惨重。美日双方还在瓜岛周围 进行了 6 次海战，日军最终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1943 年 2 月 7 日，日军 被迫放弃瓜岛。从此，太平洋战争发生战略性转折，日本帝国军队开始节节 败退。美军继攻克瓜岛后，采取蛙跳战术，不断攻占日占岛屿。1944 年 6—7 月，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战斗十分惨烈，守岛日军 7 万多人全部战死， 日军 3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4 艘受伤，损失飞机 480 架。日军这次惨败后， 它的“绝对国防圈”被打破，美空军从此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 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从 1945 年 3 月起，美军对日本进行频繁的大规模 空袭，平均每月 3000 多架次，7 月达 2 万架次。日本全国 119 座城市被炸， 东京共受到 102 次空袭，几乎化为焦土。1944 年 10 月，美军在菲律宾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下，重创日军，解放大片菲律宾国土。在激烈的 日美莱特湾海战中，日军损失了最后的 4 艘航空母舰，其联合舰队溃不成军，
已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在中国战场，日军的巩固占领区、打通纵贯南北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亦
收效不大。直到战败，大陆交通线亦未全线通车。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治 安战”、“扫荡”、“清乡”更是被迫逐渐减少，最后不得不承认“已告失 败”。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企图”以战养战”的 计划，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从 1944 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在各解放区 战场展开了局部反攻，使敌占区陷于动摇和瓦解之中。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

整个战场走向大反攻。
　　在缅甸战场，1943 年 10 月，中国军队向缅北日军发动反攻。1944 年 5 月，中国远征军在云南中缅边境反攻得手；翌年 1 月，与缅北中国军队会师， 控制了缅北地区。1944 年 11 月，英印军队开始从缅西反攻，12 月攻占英多， 与缅北盟军会师，遂控制缅甸中部地区，日军仅在缅甸南部孤守。
　　在日军在前线相继失败的同时，日本本土经济恶化，财政枯竭，国内人 民逐渐滋长了厌战情绪，对军部、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直至进行各种形式 的反战斗争。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重，使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
1944 年 7 月 22 日，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小矾国昭（1880—1950 年）上台， 不久，又由铃木贯太郎取代，但仍无法挽救日本帝国最后失败的命运。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更陷入孤立境地，美军于
6 月 25 日攻占冲绳岛，打进了日本大门，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大盟国以 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今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 月 6 日和 9 日， 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统治阶级以巨大打 击，但也使日本几十万平民死于非命。8 月 11 日，中国军民对日军发动总攻， 使在华日军面临灭顶之灾。在此之前，苏联于 8 月 8 日下午 5 时（东京时间
为 23 时）宣布，从 8 月 9 日起，苏日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的参战使日本统治 集团彻底绝望。苏联红军、苏蒙联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 攻势。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配合苏军，向日军发起叵攻。此时的 日本已走投无路。
8 月 9 日，日本帝国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接受《波茨但公告》的
条件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主和派和主战派双方互不相让。9 日午夜近 12 时， 在皇宫地下防空洞举行的御前会议上，战和两方仍是 3 人对 3 人的僵持局面， 最后只好由天皇裕仁进行裁决。他说，本上决战“没有胜利的希望”，故赞 同主和派方案，即在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公告》。御前会议后，日本 通过中立国向中、美、英、苏 4 国发出乞降照会。8 月 14 日上午，在御前会 议上决定投降。8 月 15 日中午，广播了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8 月 28 日，美军进驻日本，9 月 2 日（东京时间 9 月 3 日），日本帝国政府代表重 光葵（1887—1957 年）及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1882—1949 年）在东京湾美 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侵略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在世界反法西
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彻底覆灭。其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迷梦和“大东亚共 荣圈”的狂妄企图，也最后被彻底粉碎。

日本帝国的兴亡

第一编

乱世惊醒
（1868 年以前）

第 1 章 大厦将倾 家康创业

　　1598 年 8 月 18 日①，统一日本有功、侵略朝鲜惨败的丰臣秀吉病故于伏 见城中。觊觎霸主地位已久的关东大名德川家康以首席大老的身分来往于伏 见城与大坂城之间，颐指气使，傲视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等四大老及前田 玄以、石田三成等五奉行，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与此同时，通过联姻等笼络 手段，家康暗结加藤清正、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武将集团和东国大名，伺 机歼灭石田、毛利等政敌。
1600 年 7 月，家康下令兵发会津，讨伐与石田声气相通的上杉景胜。待
石田、毛利等在大坂调集军队欲兵戎相见，家康立即停止讨伐会津，挥兵西 进，与之决战。9 月 15 日以家康为总大将的 7.5 万东军与毛利辉元为总大将
的 12.8 万西军在美浓国（今歧阜县）不破郡的关原会战。西军兵将虽众，但
肯出力死战者不多，加之指挥混乱，关键时刻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以至全 线崩溃，东军大胜。家康捕杀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将毛利辉元等西军大 名的领地削减大半，用来封赏东军诸将。生杀予夺之权悉归家康，从此奠定 了德川氏称霸天下的基础。
1603 年 2 月，家康出任证夷大将军，开德川幕府于江户。为使子孙世袭
将军职位并使三子秀忠积累从政经验、早日接班，1605 年 4 月，家康授意朝 廷任命秀忠为第二代将军，自己改称前将军“大御所”，隐居骏府城（今静 冈市），总揽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密切注视大坂城里丰臣家族及旧部的 动向。1611 年立后水尾天皇，借皇威巩固将军家的地位。
1614 年 8 月，京都方广寺佛殿落成。家康借口寺内铸钟铭文的“国家安
康，君臣丰乐，子孙殷昌”等句，将“家”“康”两字断开，而称“丰臣” 为“君”且子孙繁昌，蓄意挑起击灭丰臣氏的大坂之战。同年 10 月家康发布 大坂征讨令， 11 月亲率 20 万大军围攻大坂城。丰臣秀吉遗孤秀赖时年 22 岁，遂招集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等丰臣旧部 10 万余众，凭借大坂城城池 高大、内外护城河沟深水急和城内军火粮草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拼死抵抗。 家康见久攻不下，便以填平外城护城河为条件讲和罢兵，并乘机填平了内城 护城河。在这场史称“大坂冬之阵”的战斗中，家康军虽未拔城，却为再攻 大坂城铺平了道路。1615 年 3 月家康借口丰臣旧部试图修复大坂城，4 月下 达讨伐令，重率 30 万大军发起攻击。失去掩护的大坂城守军难以阻挡家康军 的猛攻，5 月城陷。秀赖与其母淀君自杀，其幼子国松被押往京都六条河原



① 本书正文第 1 章在涉及年月日时采用阴历，自第 2 章起采用公历，而在需要使用阴历时都予以注明。“导
言”部分均采用公历。

斩首，丰臣氏一门俱灭，残部四散。在这场史称“大坂夏之阵”的血战中， 家康将敌对势力扫荡殆尽，诸藩大名俯首称臣。
　　“大坂夏之阵”战罢，已是垂暮之年的德川家康接连颁布法令，约束诸 侯、朝廷和寺社势力，为强化德川氏的统治安全系数而竭尽全力。1615 年 7 月，家康在伏见城召集诸藩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强调大名效忠将军， 限制修城造船，禁止筑新城、结党和自行联姻，规定大名将妻子儿女入质江 户，每隔一年须长住江户一载，谒见将军，听从调遣，实施“参觐交代”。 同月在京都二条城召见传奏官与公卿，规定天皇的权力仅为改元、叙位和任 命官职，应与公卿以提高学问、诗画才能为要，不得过问政治；规定公卿与 高级僧侣的席次、职分与任免必须经幕府认可。在 1601 年颁发《诸本山法 度》， 1603 年颁布《伊势法度》的基础上， 1616 年颁布《诸宗寺院法度》， 规定僧侣修行的礼仪、总寺与分寺的关系和内部的等级序列，禁止庇护恶僧 或党徒。其后， 1665 年幕府又制定《诸社弥宜神主法度》，将佛教、神道 教势力全部控制在寺社奉行的手中。
　　1616 年 4 月， 75 岁的德川家康病故。这位 6 岁即充当人质、在战国大 名混战拼杀中养成韬光隐晦、坐待时机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家兼军事家，笃信 “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的信条，耗费 18 年的时光，终于取代了丰 臣秀吉，平定天下，创立幕府，颁布法律，开德川氏 260 余年的霸业。继家 康之后，其子秀忠、孙家光先后出任将军，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采取措施， 构筑了武家政权最严密的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
在经济方面，确立了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江户
时代的日本是农业社会，耕地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手段，统归以将军为首的 封建领主所有。由于德川氏继续奉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武士脱离农 业生产，因而农民承担的年贡、杂役量与武士的俸禄知行量、军役负担量均 以单位面积稻谷的产量、即“石高”来计数，称石高制。一石约台 160 公斤
或 180.5 公升，当时日本全国的稻米产量在 2500—3000 万石之间波动。其中，
幕府占有 700 万石，将军家直接占有 400 万石，称“天领”；其余 300 万石 分封给直属家臣旗本和御家人。 260—270 家大名占有将军家之外的其他领 地，一般自留 1/2 上下的领地，余额分授家臣，但多不给土地，而发放禄米。 这样，就形成从将军面大名而武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领有关系。
在上述领有关系中，将军拥有的最终支配权表现为：第一，将军持有对
大名领地的赐赏权，即大名效忠将军，作为回报，将军向大名颁发领地的领 有证明书“领知朱印状”，持有此状的大名方为合法的领主，将军的恩赐成 为大名领地的源头；第二，将军把持着大名领地的继承权，即每逢将军或大 名更换时，大名必须向将军履行效忠手续，双方重新确认主从关系，从而取 得标志将军承认大名领有权的证明书“领知朱印状”；第三，将军握有对大 名领地的绝对支配权，可视大名的表现，或增加其领地份额、即“加封”， 或削减之，即“减封”，或调换之、即“转封”，或没收之、即“改易”。 将军对大名领地的增减予夺贯穿整个江户时代，造成大名与领地的附着关系 并不紧密。如同当时俗语所说：“把武士变成盆栽花草”，意即武士如花草， 农民如盆土，倒土换盆者唯将军而已。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各等级武士均享有固定份额内的食 禄。上级并不分取下级的年贡地租，如将军不分取于大名，大名也不分取于 家臣。与此同时，下级的土地领有权受到到上级的限制，不得任意自行处理，
　　
另外，将军、大名和家臣武士等土地领有者住在城里，并不直接经营农业生 产，耕地由自耕农“本百姓”耕种，由代官或村吏按比例收缴年贡地租，供 武士阶级享用。在武士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不存在分享农民劳动成果的中 间分肥者。由于将军拥有对领地的最终支配权，但大名亦对其领地具有相对 独立性，整个武士阶级的耕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决定了江户时代 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与多重性质。
　　概言之，这种政治制度是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将军至强与天皇至尊等 双重二元政治的奇妙结合。将军的集权表现为：其一，把持全国经济命脉， 构成将军集权的物质基础。将军不仅占有数额最高、质量最好的稻田，而且 直辖江户、京都和大坂等三大都市以及惟一的外贸港口城市长崎；拥有佐渡 金矿、生野银矿和阿仁铜矿等矿山，从而垄断了金银铜三货的铸币权；控制 五大陆路交通干线，即东海、中山、甲州、日光、奥州等五街道，专供幕藩 领主使用。其二，组建庞大的官僚警察机构，严密统治全国。将军之下，中 央机构设大老 1 名，辅佐将军。常设老中 4 名，直属将军，总管政务。其下 设寺社、勘定奉行各 4 名，分管僧侣，神官和江户周围 8 国——“关八州” 以外的法律诉讼，或掌管将军领地“天领”的财政和“关八州”以内的法律 诉讼；老中还指挥 2 名负责江户市政、治安、审判事务的町奉行，以及负责 监察大名的 4—5 名大目付。地位略低于老中的 4 名若年寄，则统领 16 名目 付，监察旗本、御家人。此外，近侍将军的侧用人可随时向老中传达将军的 命令，防止老中独裁。地方机构的主要官职，有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京都 朝廷和西国大名；派驻在各主要城市的奉行、城代或地方中下级官吏郡代、 代官，逐级掌管地方财政、治安和法律诉讼。其三，将军拥有最高军事统帅 权。其嫡系部队由 2 万余名旗本、御家人组成，加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 本八万骑”。另外，一旦有变，诸藩大名均按石高提供藩军任幕府指挥，从 而形成将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其四，在外交场台，将军以“大君”的身分 垄断对外交涉，天皇朝廷和诸藩大名无权过问。以上诸方面是幕藩二元政治 结构中将军集权的一极。
其另一极是分权的诸藩。江户时代的 260—270 个藩国，若按领地占有方
式及大小来划分，可分为“国持”、“准国持”、“城主”等数种；若按照 大名与将军的亲疏关系划分，则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等 3 种。 亲藩大名均为家康子孙，其中尾张、纪伊、水户 3 藩称“御三家”，一桥、 田安、清水 3 家主称“御三卿”，皆享有出任将军的特权；谱代大名为关原 之战以前即追随家康的亲信武将，其领地分布在“天领”周围或险要之地， 拱卫将军，幕府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要职则由谱代大名垄断；外样大名 多为关原之战以后方臣服家康的丰臣氏旧部，领地在远离江户的僻野之乡， 不得参与国政，为幕府的防范对象。
　　作为地方封建领主，大名具有两重性。其一，他们是幕府统一政权的地 方政权，因而受制于幕府，效忠将军。其二，大名又是所在藩的主君，具有 相对独立性，即在遵守幕府法度、完成将军差遣的前提下，可在本藩自行检 地、开发新田，把持国产品的专卖、发行藩内货币“藩札”，享有经济自主 权；各大名均设本藩的政权机构，置家老、中老、奉行、目付等官职，任免 权由大名自行决定，将军不予过问；各大名还拥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团和藩内 的立法、司法权等。这样，大名就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享有相对独立 性，构成大名分权的另一极。
　　
　　由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等两极搭配而成的领主之间二元政治结构，在幕 府实力强大、强本（将军）弱未（大名）方针奏效时，相互制衡，缔造了江 户时代 200 余年的国内和平。然而，待幕府衰落，雄藩崛起，尤其是西南外 样大名所在诸藩实力暴涨时，两极均衡结构被破坏，西南雄藩往往推行独立 于幕府的割据政策，自强自立，而后相互联合，形成倒幕的雄藩阵营，敲响 幕府灭亡的丧钟。
　　江户时代的另一重二元政治结构，表现为天皇至尊与将军至强。所谓天 皇至尊，即在君臣名分论上，将军为天皇委以统治天下权力的征夷大将军， 其统治权至少需经天皇派往江户的敕使举行宣读认证诏书的仪式，方称合乎 正统，即至少在形式上，皇权是将军执政的源泉；在职官序列上，大小领主 一身二任，既有大老、国主、老中、所司代等幕府序列的职务职阶，也有与 此相对应的中将、少将、待从等朝廷律令制官职及官位，兼有朝臣的头衔， 从职官序列上反映天皇之尊；在思想上，失去政权却握有神权的天皇，凭借 所谓神造日本、神治日本等神国观念或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等国体论 的支撑。始终维持着现人神和神道教最高祭祀者的神圣地位，即使将军君临 全国，也不得不在天皇的神格、神威之下匍匐称臣；在等级身分制方面，天 皇、皇族和公卿等不在其列，保持着超然的尊贵身分。天皇的至尊构成朝廷 与幕府二元政治结构的一极。
将军的至强构成另一极。主要表现为：直至幕末德川庆喜还政朝廷，可
以说将军牢固地控制着统治实权，内政外交概以将军命令是从，天皇朝廷不 过是将军执政的陪衬；即使如此，幕府仍颁布约束天皇朝廷的法律《禁中并 公家看法度》，规定宫中大臣、亲王以下的座次和官位升进的原则，特别强 调天皇远离政治，关起门来研读《贞观政要》，诵习《群书治要》等经史， 专心学问即可，甚至连天皇的废立，也掌握在将军的手里；皇室的经济来源 悉由将军操纵，其领地石高完全依赖将军的赠予，总份额约为 3 万石上下， 皇室相当于一个小大名。
在江户时代，当幕府统治稳定时，至尊与至强，换言之，将军的权力与
天皇的权威相辅相成，达成两极从精神到政治上的均衡，有利于幕府统治； 当幕府衰落时，朝幕两极失衡，天皇至尊的一极上升，发挥凸显的政权转换 机制作用，朝廷统治取代幕府。这时，身披神权外衣的天皇成为兼有权力与 权威的新元首，有利于尽速结束内乱井使改革顺利推行，从而使日本及时捕 捉住发展的时机。
以兵农分离、重农抑商方针为基础，幕府人为地将社会分工、阶级关系
加以法规化，从而形成士农工商序列的社会身分等级制。其中，武士高踞四 民之首。作为统治阶级，武士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世袭职业军人，聚居在主君 居城四周，内部存在着逐级隶属效忠关系，分为 20 来个等级，均不得退壮或 自行脱藩，各等级在进退礼仪、家禄待遇、装备服色等方面区别明显，但皆 拥有称姓佩刀、即“苗字带刀”或杀人而官不问其罪的“切舍御免”等特权。 江户时代的农民称百姓，其主体是自耕农“本百姓”，享有居屋和耕地 使用权而被登入检地帐，持有百姓株而具有水渠利用权和林野用益权，又被 载入名寄帐而承担年贡和杂役。“本百姓”内部分为家产殷实、把持村政的 上层本百姓，由原依附农民上升而来的新本百姓，前者垄断村方三役，即村 长“名主”（关西地区称“庄屋”）、副村长“组头”和负责监督的“百姓 代”；其下为称作“名子”、“被官”的佃耕农民和赤贫佃耕农“水吞百姓”，

他们无权参与村政，生活上亦无保障。整个农民阶级虽位居武士之后，但不 得称姓佩刀，不得经商做工，也不许买卖耕地或自由种植商品作物，世代被 束缚在土地上，为领土生产实物地租年贡米，出扶役。
　　居住在领主居城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统称“町人”。町人按行业分工 居住：商人居住区称商人町，为领主贩卖年贡米或土产品，并以缴纳营业税 “运上金”或临时收费“冥加金”为交换，取得商卖自由，按营业分类，分 住京町，青物町、金町或银町等市街；工匠按制造行当分别居住在大工（木 工）、蜡烛、锻冶、铁炮（火绳枪）町等市街，各自在商人司或职人头管理 下，实行内部自治。町人身分固定！不得佩刀称姓、骑马乘轿或越制穿着锦 缎衣服等，备受歧视。町人内部等级繁多：有地产、店铺者称“本町人”， 主要为称作“家持”、“大屋”的上层町人，拥有大店铺和地产，皆为垄断 某一行业专卖权的御用商人，其中如三井、鸿池家族地位更高，称“扶持町 人”，即拥有象征性的家禄“扶持”，还可骑马、佩刀、称姓，享受武士待 遇；无地产、店铺者只能借地盖店，称“借家人”无町政参与权，受不到法 律保护；地位更低者，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奴仆，均由上层町人支配。工 匠中，也有御职人或平职人的身分区别。
　　被划归士农工商四民身分之外的贱民，实际上构成一个等级。其中，从 事屠宰、制革或清扫街道等被佛教视为不洁行业的贱民被称为“秽多”，住 在城下町特别划定的区域内，与外界隔绝，由秽多头管理；以行乞、带犯人 游街、收尸为业的贱民，称“非人”，身分较“秽多”更低，其有定居处者 称“抱非人”，无处栖身者称“野非人”，非人不得束发，由非人头管理。 等级身分制一方面将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阶层编人一个等级 内，使之相互牵制、排斥，从而抵消、内耗了阶级斗争的能量，有利于幕府 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世袭且固定不变的门阀制迫使武士因向上流动的渠道 彼阻塞，而对职位升迁或对机遇降临怀有无为态度，转而对新鲜事物如兰学、 国学、经世学抱有极大的兴趣，认真研读，无形中造就了一批革新人才；与 此同时，也令他们容易对只认门第血缘的身分制产生强烈不满，变成现存体 制的反对派。因此，等级身分制既存在分而治之的机能，也蕴育着巨大的社
会危机和向近代化跃进的集团爆炸力。
　　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以朱子学为正统官学和以武士道为道德规范的思想 统治。朱子学即宋儒朱高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用理与气来解释宇宙运行和人 伦道德之所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个人的自省自察、格物致知，以 内明君臣大义，外辩华夷之别，提高个人修养水平，自觉遵循君臣大义名分 论，服从主君，维系封建统治。朱子学的基本观念十分有利于巩固以将军为 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幕藩体制，因而被江户幕府选作正统官学。自德川家康启 用硕儒林罗山研讲朱子学以来，历代将军中尊尚朱子学者不乏其人，而林家 也世代垄断了朱子学的解释权。幕府不惜巨资，先后在上野忍冈和神田汤岛 筑成宏伟的孔庙，供奉孔子与朱熹等儒学圣贤，称其为“圣堂”或昌平黉， 使之成为研讨、宣扬儒学的官办最高学府、传播朱子学的大本营。在林家主 持下，朱子学独贵独尊，影响深远。
　　经朱子学的理论升华，日本武士所独有的道德规范“武者之习”或“兵 之道”等粗陋的行动准则，演化为精致的武士道，井首先为武士提供了处世 立命的思想准绳。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学伦理， 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谓”以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物为
　　
人之大伦”，同时强调以忠孝为本，即如《武家诸法度》所谓“奖励文武忠 孝，以正礼仪”；或如武士道集大成者山鹿素行在《土道》所强调的“详忠 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山本常朝在《叶隐》中所说“忠臣出孝门”、“孝 为忠之所据”等。其二，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突出尚武精神。如《武 家诸法度》规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身为武士必须“精 熟文武弓马之道”，但“弓马者乃武家要枢”；山鹿则强调武士乃“不耕不 造不沽之士”，当以武为职份。其三，克己奉公。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 谓家臣对主君奉公是“天理”，“士之道”和“将之法”；山鹿的《士道》 宣扬家臣“得主君，尽奉公之忠”是武士的本份，告诫武家弟子每天应先“思 念主君养育之恩，然后再顾及当天家业”。其四，轻生重死，讲究死得其所。 如山本所著《叶隐》开宗明义道，“武士道者，乃发现如何死得其所之道”， 要求武士“每朝每夕，死而复死。待常住死身之时，方得武道真谛，方可挑 剔地终生恪尽职守”，从而避免毫无意义的“犬死”。因此，战死王君马前 或为主君殉死、复仇而剖腹自杀，竟成为武士们追求的人生归宿。
　　奉公效忠意识是江户武士道的核心，其他道德规范均以此为中心展开： 孝乃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精熟弓马之道或提倡尚武，是让武士掌握侍 奉主君的技能和手段；最忌“犬死”的杀身成仁，是以个人生命的最后归属 最终体现奉公效忠意识。当然，奉公效忠意识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制约。家臣 对主君奉公，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御恩”，即授以封地或禄米为前提条件的。 换言之，土地或年贡米的等级占有，才是维系武士封建主从关系的物质基础。 在朱子学熏陶和武士道的规范下，强烈的奉公效忠、自我克制、尽职尽责等 意识铸成武士坚强的性格。随着武士道精神向农民、町人的扩散渗透，武士 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意识逐渐内化为日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对日本近现代 史产生强烈影响。
作为构筑幕藩统治体制极为重要的一环，对外实行锁国。家康执政之初，
日本对外开放。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传教 士、商人纷纷进出日本内地与港口，中国、朝鲜、琉球等近邻国家的贸易往 来也频繁进行。大批的日本贸易商、工匠、天主教徒乃至失去主君的浪人漂 洋过海，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台湾等东南亚国 家或地区，从事幕府发证允许的朱印船贸易或定居当地的日本町，内外交流 颇为活跃。
1612 年德川家康发觉身边的亲信武士冈村大八等信奉天主教，震怒之
余，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命在幕府直辖领地禁止天主教。 1613 年再将禁 教范围扩大到全国，拆毁教堂，逮捕传教士并强迫教徒改变信仰，把拒不放 弃信仰的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等驱逐到吕宋。家康之子秀忠、孙家光出任将 军后，更变本加厉地禁绝天王教，肃清武士中的教徒。幕府之所以禁教，是 由于 1549 年天主教传入日本以后，传教士以西洋军火和贸易利润为诱饵，劝 说西南大名入教，再由领主率领民集体入教，竭力扩大教会势力，对幕府统 一政权和朱子学的思想控制形成严重威胁。
　　在推行以禁教为先导的排外政策的同时，幕府逐步强化对贸易的统制， 加快禁教与限制贸易、即锁国的步伐。 1616 年幕府命令除中国商船外，所 有欧洲国家的商船只许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禁止欧洲商人在内地自由经 商和居住。 1623 年幕府下令禁止日本船前往吕宋。同年，英国因对日贸易 无巨利可图并竞争不过荷兰，遂退出日本，专心经营东印度公司。1624 年，
　　
幕府宣布禁止西班牙船只与人员来日本。1631 年，幕府规定日本出海贸易船 除携有证书朱印状以外，还须持有老中签发的奉书，将对外贸易牢固地控制 在幕府当局手中， 1633—1639 年，幕府接连发布 5 道锁国令，强调禁教、 断绝日本人与海外的往来和统制贸易。1639 年与葡萄牙断交， 1641 年将荷 兰商馆迁往长崎的人工岛“出岛”，使之成为日本与欧洲联系的惟一窗口， 锁国体制最终完成。1688 年，幕府将原先自由旅居长崎市街的中国商人，集 中到与出岛毗邻的人工岛“唐人屋敷”居住，给锁国体系加上最后一道紧箍。 总之，在德川家康及其子孙的苦心经营下，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 领主土地所有制、以强本弱未为原则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与等级森严的身分 制、朱子学和武士道的思想统制以及对外锁国的政策相辅相成，密切配合， 巩固了幕府统治。然而，随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新生力量出现后，由
上述 5 种因素搭配的幕藩体制则难以避免裂变，危机时代宣布到来。

危机与改革


　　在江户幕府 260 余年的统治中，自家康 1603 年开创幕府的百余年间，国 内和平稳定，以石高制为核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基本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农业进步显著。由于挖掘省力的备中锹、脱粒便当的干齿扱、唐箕、千
石以及抽水器、踏车等先进农具的推广和豆饼、干燥鱼肥的使用，提高了 农业生产率；人口的增加，则导致粮食消费量的暴涨，新田开发遍及各地， 地处三角洲、湖泊沼泽地带的备前国儿岛湾、摄津国川口、河内国大和川川 床、越后蒲原郡紫云寺潟等地区，营造出大片新田。 1598—1716 年，全国 耕地面积由 200 万町步（每町步约合 1 公顷）增至 297 万町步，稻米产量也
由 1850 万石增至 2600 万石。随着城市郊区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茶、楮、
漆、桑等四木与麻、蓝、红花等三草的种植日益发展，商品经济作物的生产 规模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以捕捞金枪鱼、沙丁鱼和鲸鱼以及生产海带、干海参为主的
水产业，制丝、棉纺、绢织、造纸、陶瓷、蜡烛等手工业日益发达，“西阵 织”、“和泉棉”、“美浓纸”、“有田烧”、“伊丹酒”等地方名产日孚 人望，各呈异彩。
交通网络贯通各地。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的东海道、中山道、甲州、日
光和奥州街道等 5 条陆路交通干线伸展到本州岛的各藩国，路上奔走着定期 参觐交代的大名行列和传达幕府命令或运送财货的传马、飞脚；各干线又分 别修筑了供商人使用的支线间道，连接着城乡居民点。海路则有环太平洋海 岸的东回海运线和环日本海、濑户内海的西回海运线，以及环绕北九州的西 岸海路等。陆海路交通网络将日本列岛联成一体，亦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城 下町、港町、宿场町、在乡町等大城小镇星罗棋布于陆海路交通线上。其中， 江户、京都、大坂等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号称三都，有“天下厨房”之誉的大 坂是全国各类物资的最大聚散地、头号商业性都市。各藩在大坂均设有货场 “藏屋敷”，委托特权豪商充当库藏物资的出纳入“藏元”或管理、运送货 款的“挂屋”，将年贡米、藩内特产品转卖为货币，供其挥霍消费。特权豪 商则通过承包大名的库藏物资贩卖，取得组成同业行会“株仲间”、垄断某 种商品流通的权利，如大坂的大批发商“问屋”组成的“24 组问屋”或江户

的“10 组问屋”等，均属此类组织。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有利的物质基础。1688—1703 年的元禄
年间，出现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史称“元禄文化”。以三弦伴奏的演唱曲 艺“净琉璃”、配以木偶“人形”表演的“人形净琉璃”、日本式戏剧“歌 舞伎”等文艺演出场场爆满；描绘现世浮世”风情、世态和人物的绘画“浮 世绘”，形象生动、色泽艳丽，引人喜爱；文学界的三大作家，即徘偕高手 松尾芭蕉、小说家井原西鹤、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等如煌煌巨星，异彩纷呈， 留下许多传世之作。至元禄时代，日本封建社会进入最高发展阶段和最后的 盛世。
　　盛极必衰。由于幕藩领主奢侈无度，整个武士阶级脱离农业生产劳动， 寄生于年贡米等封建租赋，承平日久，坐吃山空；加之大名、旗本、御家人 纷纷将库藏物资或禄米抵押给“藏元”、“挂屋”、“札差”等豪商或高利 贷商人，换取贷款而沦为借债人，寅食卯粮，陷入窘境。出不敷入，财政赤 字激增，成为幕藩领主普遍面临的危机。当然，从根本上讲，造成幕藩体制 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以石高制为核心的年贡制度已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石高制与自给自足的米谷农业相适应，在商品经济作物、用以赢利的手工制 品日见活跃并多样化乃至年贡米亦商品化的过程中，年贡米逐渐丧失作为衡 量社会财富主流指标的地位并大都成了豪商的抵押品；生丝、棉布、四木三 草等年贡制之外的手工产品和经济作物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增大，且掌握在 豪农豪商手中。因此，上述多样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财富从 领主向町人、豪农豪商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 现为：抗议领主提高年贡征收率的“直诉”、“越诉”等百姓请愿运动在各 地发生，并时常采取激烈的捣毁行动；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作物 的种植与贩卖日益活跃，少数财力殷实、善于经营的上层本百姓发家致富， 广置田产，多数农民则因借贷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水吞”、长工“日雇”； 聚敛了巨大社会财富的町人势力抬头，作为大名和旗本的债权人，町人对抗 武士阶级的自信心增强，对位居身分制未位的社会地位不满，越来越不驯服； 领主财政困顿，缓发乃至停发家臣武士禄米成为解脱燃眉之急的常用手段， 失去家禄稳定保障的家臣武士被迫另谋生路，人心涣散，士风日下。
商品经济大潮之下，本百姓体制瓦解，石高制变貌，身分制紊乱，幕藩
体制发生龟裂，领主财政亏空，债台高筑。为应付日甚一日的综合性危机，
从 18 世纪初期幕臣新井白石推行改革以来，至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多次实施 改革。其中，尤其以享保（1716—1736 年）、宽政（1789—1801 年），天保
（1830—1844 年）年间分别进行的改革影响最大，史称“三大改革”。 享保改革的主持者是 8 代将军德川吉宗。吉宗原为纪伊藩藩主，推行藩
政改革卓有成绩，有名君之称。1716 年凭借“御三家”的特权地位，入主江 户，出任将军。至 1745 年（延享 2 年），任职 30 年，厉行各项改革。在政 治方面，刷新吏治，整顿士风纲纪，增强将军统治权威。吉宗就职伊始，一
改 6 代、7 代将军不理政事的作风，亲理政务，又通过罢免前代将军重臣新 井白石、间部诠房，面试诸老中以决去留等措施，恩威并用，树立将军的绝 对权威。 1723 年颁行新的职务俸禄制度“足高制”，启用从诸藩选拔的能 吏（有能力的官吏）至幕府任职，任职期间补足原家禄与职禄的差额，称“足 高”，去职后则恢复原家禄。在这项制度下，涌现出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等 一批能吏，构成顺利推行改革的官僚集团。1721 年在幕府办事机构评定所外

设置“目安箱”，鼓励庶民投书其中，揭发贪官污吏或提出建议，以广开言 路，威慑高官大名，在庶民中树立将军的威信。 1724 年发布命令禁止奢侈、 崇尚俭朴，亲自参加游猎形式下的军事演习，责成大名、旗本督促家臣习武， 增进骑射击技术领，重振尚武之风。1742 年公布法律《公事方御家书》，厉 行将军亲裁的法治。
　　在财政方面，贯彻广开财源、充实府库的方针，力求填平财政亏空。为 此，首先采取聚敛年贡米的各项措施： 1721 年命令诸藩调查登记人口、田 亩， 1722 年废止收取年贡米旧法检见取法，改行新法定免法，即以 5—10 年的平均收成为基准，确定年贡率“免”的高低，无论丰歉，照此征收年贡 米，以求稳定财政收入；同年发布《上米令》，以大名缩短旅居江户的时间 为交换条件，命诸藩大名上缴 1％的年贡米；又下达奖励町人投资承包开发 新田的告示，允许承包者分取投资价值 15％的地租，利用城市商业资本，扩 大年贡米的新来源。由于吉宗千方百计地增加幕府的年贡米收入，世间谑称 其为“米将军”。其次，针对元禄以来米价降低、其他商品物价升高而抵消 了年贡米增收的财政效果等问题，采取以提高米价、重建米价为基准的物价 体系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各地贮米、限制向江户和大阪运米，竭力控制大米 的流通量，将大阪汤堂大米市场所确定的最低米价作为掌握全国大米市场行 情的杠杆，确保米价稳中求升； 1724 年进而发布《降低物价令》，要求酒、 酱油、柴薪、盐油、纺织品等诸藩制造的产品降低销售价格；同年为防止商 人哄抬物价，召集贩卖棉花、棉布、大米、食油、大酱、蜡烛、清酒等 22 种商品的商人组成株仲间（同业行会，垄断专利组织），令其互相监督，执 行降价法令，将商品流通纳入幕府控制的轨道，并通过向商人征收营业税而 扩大财政收入； 1736 年（元文元年）改铸货币，发行元文金、银币，其中 大幅度降低银币币值，从而提高金币对银币的比价，使以金币为主要流通手 段的江户经济圈得以从以银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京阪经济圈买进更多、更便 宜的商品，此举既有助于控制江户经济圈的物价，也使幕府在金银币比价的
调整中增加府库收入。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提倡儒学，继续维持朱子学的官学正统地位， 一方面推崇实学，积极引进欧洲的科学技术。吉宗本人好学，尤其对海外的 新奇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出任将军后，特意撤走将军座前的帘子，与前来拜 见的荷兰商馆馆长亲切面谈，了解国外形势、欧洲人的衣食习俗和军械装备 诸种情形。 1720 年下令放宽对汉译西洋图书的禁令，进口有关天文、地理、 医学、武器、博物、化学等方面自然科学书籍，对专门宣讲天主教的图书仍 加禁止。吉宗开明的“洋书解禁令”，为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有 利条件，并因此洞开借助荷兰语、研究欧洲自然科学的新学派“兰学”的源 头。与此同时，望远镜、钟表、手枪等新奇物件和大象、鹦鹉、孔雀等观赏 动物，以及甘薯，甘蔗、朝鲜人参、中国药材等食用医用植物被引进日本， 中国式的榨糖法被推广。西洋式的天文观测纠正了历法中的若干错误，经多 年努力，1754 年（宝历 4 年）制定了新历法“宝历历”。
　　上述改革措施基本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成效颇大。其中，最明显 的标志是多年积累的财政亏空被填平，幕府年收入有盈余。然而，财政扭亏 为盈的基础是对农民的沉重剥削，农民的贫困化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1732 年西日本蝗灾肆虐，酿成灾民 200 余万、饿死 1 万余人的“享保大 饥馑”，次年江户爆发米骚动。另外，吉宗为使其子孙世代继任将军，在御
　　
三家之外，另设同样享有将军继承权的田安、一桥家，分别由次子宗武、四 子宗尹任家督，至 9 代将军家重复设清水家，三家合称“御三卿”，成为垄 断将军之职的新特权家族。至幕末，御三家与御三卿的将军继嗣之争，成为 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导火线并加剧了其内部矛盾。对此，创设御三卿门阀制 度的吉宗亦始料不及。
吉宗之后的 8 代、9 代将军家治、家重执政时期幕府政治重又出现危机。
1759 年（宝历 9 年）竹内式部游说公卿、试图重建天皇一统天下的“宝历事 件”与 1767 年（明和 4 年）山县大贰鼓吹尊王论、批判幕政的“明和事件” 接连发生，预示着将军的集权统治将面临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1764 年关东 地区武藏国 20 余万农民反抗幕府横征暴敛的“天狗骚动”与三河国农民要求 减免贡租、陆奥国农民的抗税斗争遥相呼应，对幕藩领主的统治构成严重威 胁。在国外，不断向远东扩张的俄国屡次迫近日本： 1739 年施潘伯格船队 驰人房总半岛近海， 1769 年俄国武装探险队占领千岛中部的得抚岛，
1778 年侵入择捉岛，北方边警频传。1792 年俄国的拉克斯曼使节团以护送幸 大夫等漂流民回国为由，抵达北海道根室，要求开国通商，向锁国体制发起 最初的冲击。
内优外患一时俱来，要求强有力的人物主持幕政，应付危局。然而， 1767
—1786 年间执掌幕府实权的老中田沼意次与其子若年寄意知在推行扶植株 仲间、利用商业资本围湖造田、扩大长崎贸易、着手开发北海道、开展对俄 贸易等积极的重商政策的同时，公然收受贿赂，败坏政界风纪，士民怨声载 道；他们又大兴土木，讲究奢华排场，将享保改革积攒的家底折腾殆尽，幕 府再次陷入财政窘境，以致无法支付旗本、御家人的禄米。武士被迫借债或 典当家产，挣扎于困顿之中，日益强烈不满。人祸伴随天灾。1773 年瘟疫流 行， 1778 年京都、日向国洪水大作， 1779 年樱岛火山大喷发， 1782
—1787 （天明 2—7 年）霜冻、洪涝、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形成
全国人口锐减 92 万的“天明大饥馑”；在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大批饥民涌入城市，社会动荡不安。1784 年田沼意知彼旗本佐野善左卫门政 言刺杀， 1786 年田沼意次被罢免软禁。1787 年全国性的抢米暴动和捣毁运 动自大阪开始，迅速波及京都、广岛、长崎、江户。愤怒的市民、饥民将米 店和幕府统治的基层机构抢砸得一片狼藉。在幕藩体制再度危机四伏的乱局 中，幕府被迫在宽政年间实施第二次大改革。
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是德川吉宗之孙、前白河藩藩主松平定信。1787 年定
信被提升为首席老中，至 1793 年被免罢的 6 年间，辅佐第 11 代将军德川家 齐，提拔朋党本多忠筹、根岸镇卫、松平信用等出任老中，推行以重农抑商 政策为中心的各项改革。
　　改革以扫除田沼时代纸醉金迷的靡烂风气、整肃武士纲纪为出发点，宣 布幕府政治以重建享保之制为准绳。为此， 1787 年发布《节俭令》，率先 压缩削减幕府行政开支，厉行节约，规定诸藩大名与旗本、御家人等 3 年内 不得恣意宴饮馈赠，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禁止江户豪商出售奢侈品， 阻挡都市花花世界对武士的诱惑，重振士风。为使武士摆脱高利贷的盘剥煎 熬以安心学文习武， 1789 年（宽政元年）下达《弃捐令》，强行规定 5 年 前旗本、御家人举借的高利贷本息一概废除，将 5 年内的借贷月息骤降为 0.5
％，当年借贷年息降为 12％，本息逐年还清。此举使高利贷者札差损失借金
118.7 万两，虽一时缓解了武士的债务重压，却使此后的借贷难上加难。

　　重农方针的施政重点在于稳定农民劳动人口，阻止弃农经商做工的浪 潮。 1788 年下令禁止因“天明大饥馑”造成人口锐减的陆奥、常陆、下野 等国农民外出做工， 1790 年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劝导流入江户等大 城市的农民回归故乡旧里务农，发给路费并答应保证提供耕地。与此同时， 拨款植树、治水、兴修农业工程，鼓励农民种植水稻，限制烟草、蓝、红花 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重建以生产年贡米为中心的本百姓体制。
　　抑商政策的矛头指向城市的豪商势力。定信认为，株仲间，组合、座等 田沼时代大量涌现的豪商垄断性同业行会造成物价暴涨，1787 年下令解散田 沼时代新设的人参、铁、真鍮（黄铜）座；接着，又撤销大阪和江户垄断薪、 炭、菜籽、棉籽买卖的株仲间，命令皮棉、石灰和八丈岛仓运会所停业；对 待有特权、为富不仁的绸缎商茶屋四郎次郎、后藤缝殿助以及糕点商大久保 主水、金座商后藤庄三郎等严加惩处；自 1789 年起，多次下令豪商降低物价， 将江户新兴豪商统编起来，归勘定所节制、管理，竭力扭转士农衰而商工兴 的局面。
　　为稳定城市统治秩序，控制物价， 1788 年下令禁止囤集米谷，1789 年在京都、大阪设义仓， 1790 年命诸藩大名和拥有领地的旗本在 5 年内按 每万石储存 50 石的比例设立义仓，诸国代官则筹办乡藏，广集稻谷以备荒年 赈灾； 1791 年修改江户城町法，命令节约町经费并将其蓄存起来，买米谷 备荒； 1790 年在江户铁炮洲开办收容所“人足寄场”，收容夫业者和流民， 令其学习木工、榨油、捣米、制煤球的技艺，以自谋生路，还多次下令禁止 赌博和男女混浴。
在思想钳制方面，大兴昌平黉（亦称昌平学问所），聘请硕儒柴野栗山、
冈田寒泉、尾藤二洲等担任儒官，宣讲正学朱子学，1790 年查禁阳明学等其 他儒学分派，推行所谓禁异学方针。这一年还发布《出版统制令》，严禁出 版讽刺现实的书籍。对文艺小说、甚至绘画浮世绘也严加审查，处罚议论时 政的小说家山东京传和经世家林子平等。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
为严守锁国体制，定信拒绝了拉克斯曼使节团的通商要求，下令沿海诸
藩防备外国船只驶近海岸，并亲自掌管海防警备事务。1792 年在武藏国德丸 原设置炮木演练场，巡察房总半岛和江户湾周围的边塞防务。为巩固海防、 增强军备，定信还下令搜集欧洲兵学图书资料，筹划铸炮造舰之法。
执政期间，松平定信曾在吉祥院向神佛宣誓，不惜身家性命，务求改革
成功，以改善国计民生，强化将军家的统治。作为政治家，其私德无可挑剔。 但由于定信主持的宽政改革举措基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生硬而保守，从而 注定改革以失败而告终。1793 年定信被解除老中之职，息影政坛。在内忧外 患日甚一日的形势下，被商品经济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幕藩体制无可挽救地衰 落下去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19 世纪初期，日本封建社会愈加陷入无力自拔的危机 之中。在纺织、酿酒、制油、陶瓷和水产加工业等部门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 萌芽，预示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在上述部门的数百个手工工场中，出现商业 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手工雇佣劳动者，形成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 形。尽管是雏形，尽管三四百家手工工场不过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数点 偏舟而力量单薄，但新兴生产关系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封建的幕藩体制退出 历史舞台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
反映社会进入转型期的一个明显标志，是 19 世纪初期阶级斗争日趋尖

锐，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由于宽政改革的失败，幕府完全丧失 驾驭局面的灵活性与能力，商品经济愈加猛烈地冲击自然经济的本百姓体 制，农民两极分化加快，大批农民破产。自 1830 年天保元年以来，各类自然 灾害接踵而至。农民因穷困不堪而无力抵御灾害肆虐；连年的歉收，终于酿
成 18331836 年（天保 4—7 年）的第三次全国性大饥荒“天保饥馑”，全国 灾民 70 余万，仅东北地区即饿死 10 万余人。城市饥民的抢米暴动、各地农 民的暴动，尤其是 1836 年发生在“天领”的甲州郡内和三河加茂暴动震惊幕 府。 1837 年在大阪爆发的大盐平八郎起义，则揭开了下级武士领导民众向 幕藩领主恶政宣战的序幕。
　　大盐平八郎本名政高，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1793 年生于大阪 城东町奉行所下级警官的“与力”之家。少年时继承祖父“与力”之职，在 惩办违法官吏和恶僧、捕拿不逞之徒的办案过程中，增长了沉稳果断、行动 敏捷的才干。后潜心研修阳明学，愈加增强知行合一的自觉性。 1830 年不 满官场的倾轧与腐败，愤而辞职，在自办的私塾洗心洞招徒授业，著述《洗 心洞札记》等，在京阪一带颇孚人望。1836 年“天保饥馑”进入严重关头， 大阪城内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官商勾结、哄抬米价，庶民无以为生。为解 民饥荒之苦，大盐上书呼吁大阪地方当局和城内豪商救济灾民，被置之不理。 大盐遂卖掉自家藏书 5 万卷，将卖得的千两黄金分发给万户穷民；又研制枪 炮，并密召门徒 80 余人，准备在 1837 年 2 月 19 日夜举义，抗暴惩贪。同时 亲书檄文，散发大阪周围农村，号召农民响应起义，对贪官污吏、富豪奸商 实行“天罚”。起义前夕，因门徒叛变告密，被迫提前行动。19 日清晨，大 盐率门徒高举“救民”大旗，鸣炮前进，攻打町奉行所。沿途不断有市民， 贱民和农民加入起义行列，人数达数百人。起义者放火烧毁三井、鸿他等豪 商的住宅店铺，与前来镇压的幕府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大阪城西町奉行 掘利坚和东町奉行迹部良弼临阵慌乱，跌落马下，1/5 的大阪市街毁于战火。 但起义者势力单薄，孤军奋战，当天即被镇压。一个月后，大盐父子被捕吏 发现并被包围，遂引火自焚身亡。大盐起义使幕府当局又惊又惧，起义消息 传到江户，老中水野忠邦不敢按平日时间退城归宅，急召其他老中开会，策 划调集近畿诸藩军队镇压起义，同时被迫酝酿进行幕政改革。大盐牺牲后， 幕府将包括大盐父子在内的 17 名起义者的遗体处以磔刑，以此来泄恨壮胆， 威胁民众。
天保年间的社会动荡，对诸藩领主形成强大压力，促使其先于幕府推行
藩政改革。尤其在西南诸藩，一时出现竞相改革的活跃局面，地处本州岛西 端的长州藩，扼守濑户内海出海口，为交通发达、商品生产活跃的地区。藩 厅早在 17 世纪前半期对纸、18 世纪后半期对蜡、蓝实行专卖制， 1830 年 设立藩内产品统制机构“国产取立”，派藩吏强制收购农民的产品，运至大 阪贩卖，更加全面地贯彻专卖制，严格控制农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上述措 施引起农民不满， 1831 年领内 6 万农民暴动，反对专卖制，要求降低年贡 率、商品生产流通自由化。暴动持续 3 个月。藩当局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启 用能吏村田清风，于 1837 年开始实施长州藩的天保改革。
　　村田清风原本为家禄仅 50 石的下级武士，以其多年侍奉藩主的才干和忠 诚深得藩主毛利敬亲的器重，被晋升为中级武士，主持藩政改革。1840 年清 风向藩主上书《流弊改正意见》，提出 5 点施政纲领，即“肃正纲纪”、“启 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和“振兴产业”，举全藩之
　　
力，实现富国强兵。为还清高达 8.5 万余贯的藩债，清风大搞富国之术， 1841 年在下关设置商品流通管理机构“越荷方”和物产总会所，聘请豪商中野半 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参与经营，借地利之便，开展贸易以从中赢利。5 年 后显现成效，藩债还清过半。为安抚民心，救济武士，清风放宽了对米、盐、 蜡、纸等“长州四白”及蓝等商品的专卖制，允许棉花、棉布的自由流通， 免除垦荒地的年贡，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宣布领内武士的借 债一律由藩厅分 37 年代还，要求武士安心习武，并向商人、工匠发放允许其 商买的“免札”，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为防外患，研制洋式枪炮， 1843 年在藩主毛利敬亲亲临之下，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兵员 1.4 万余名、战马 500 余匹，采用高岛式西洋炮战阵法，显示强兵姿态。在启用 人才方面，不问门第、唯贤是举，着力培养了周布政之助等革新人才，其后 又形成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乃至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呈梯队层次的人才集 团。上述改革使长州藩率先在西南日本作为雄藩崛起，影响极为深远。
　　在此前后，萨摩藩为解决高达 500 万两的藩债问题，也启用下级武士调 所广乡出任大目付，从文政 10 年（1827 年）开始藩政改革。至天保年间， 改革力度加大，基本措施围绕削减藩债展开。通过加强对砂糖的专卖制、发 展与琉球的秘密贸易，广开财源。至天保 11 年，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从而为 推行军制改革，装备洋式武器奠定财政基础。萨摩藩作为雄藩在九州西南崛 起。九州西北的肥前藩、濑户内海南部的土佐藩，也涌现出一批改革派，他 们大都采用垄断藩内特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稳定农业生产、改行洋式军制等 措施，在于保改革中扩充藩的力量。西南诸藩的崛起，打破了幕府强本弱未 的传统政策，幕府与雄藩实力对比发生逆转，这是促成幕府不得不在诸藩天 保改革之后亦思改革的内在因素。
外压的逐步增强，是幕府推行天保改革的外在因素。继 1792 年拉克斯曼
使节团之后， 1804 年俄国第二次派遣列扎诺夫使节团来长崎要求开国通 商。幕府以锁国乃祖宗之法为理由，拒绝其要求。列扎诺夫恼羞成怒，归国 途中袭击驻守在库页岛南部和择捉岛的日本哨所和渔船，以示报复。1808 年 与拿破仑法国交战的英国派军舰“费顿”号突袭长崎，捕捉法国盟国荷兰的 驻日商馆人员，并劫掠淡水、煤炭和粮食。“费顿”号事件对日本冲击颇大。 此后，英俄船舰经常出没日本沿海，迫使幕府在 1825 年发布《异国船驱逐 令》，命令沿海诸藩加强守备，对前来袭扰的外国船舰一律开炮轰走。1837 年美国也加入叩击锁国大门的行列，远洋轮“摩里逊”号以送交漂流民为理 由，驶入浦贺，要求通商，被浦贺奉行下令开炮驱逐。 1840 年鸦片战争爆 发， 1842 年清廷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江户，幕 府深受震动，遂于同年改发《薪水令》，指示诸藩对前来的外国船舰供应其 所要求的水、煤、粮并劝其驶离日本，而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炮驱逐。 主持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不只是中英两国之事，日本也应认 真对待。迫于内优外患的不断加剧， 1841—1843 年（天保 12—14 年），
幕府推行了江户时代的第三次大改革——天保改革。 改革的主持者水野忠邦不顾时势变化，一味模仿享保、宽政改革的陈旧
模式，于 1841 年 5 月告偷各有司刷新政治，凡事以享保、宽政之制为准则， 开始了禁令迭出的改革。同年 12 月下令禁止问屋株仲间的商品批发业务，禁 止农民弃农经商；1842 年 3 月禁止使用间屋的称号，4 月禁止町人食用新上 市的鲜鱼，5 月下令降低物价，6 月禁上米商买空卖空，8 月禁止制造高价石

器、瓷器，9 月禁止百姓奢侈或从事他业， 10 月禁止诸藩大名对本藩或他 藩物产品的专卖； 1843 年 3 月禁止走私贸易，7 月向大阪和兵库西官的豪 商征税，等等。3 年之间，从各个方面打击商业资本，厉行抑商政策。其中， 尤其是禁绝商业活动、解散旧流通机构问屋株仲间却未建立新的流通机构的 笨拙举措，反而造成流通混乱，物价飞涨，朝野怨声载道。
　　在稳定和增征年贡方面， 1843 年 3 月下达《人返令》，强迫进城农民 一律回乡务农；6 月着手开发印幡沼，以扩大耕地，增加稻米产量。上述举 措因招致农民的抵制而收效甚微。在增强幕府权威、抑制诸藩大名方面，
1841 年 7 月表彰水户藩德川齐昭的治绩，特许 5 年内在国、无须赴江户参觐 交代，使诸藩大名效尤；同月奖励旗本学文习武，以为诸藩武士的榜样：1843
年 4 月簇拥第 12 代将军德川家庆参拜日光神宫，大肆宣扬德川家康的丰功伟 绩，借以增强将军家的威力；9 月发布《上知令》，收缴江户方圆 10 日里、 大阪方圆 5 日里内的大名飞地或旗本的知行地，统归幕府直辖，而另拨其他 领地作为交换。此举意在增强幕府的财力和防卫，却招致大名和旗本的反对， 行不及一个月即告废止。在外压骤增而防患于未然方面， 1841 年 12 月派 员巡察伊豆、相模、安房、上总等江户湾周边诸国：1842 年 7 月另颁《薪水 令》取代《异国船驱逐令》，避免与外国发生武装冲突，8 月命川越藩，今 治藩加强在相模国、房总半岛的守备， 12 月增设伊豆国下田和武藏国羽田 两奉行，增强防备指导力量； 1843 年 8 月在江户四谷角筈设置大炮射击场， 演练洋式炮队。
以上诸改革措施，除海防一项有积极意义外，其他各项皆为逆潮流而动
的举措，推行方式生硬、霸道，触犯了将军以下各阶层的利益，水野忠邦成 了众矢之的， 1843 年 9 月被罢免。消息一经公布，江户城内欢声四起，水 野宅院被数千庶民包围并受到石块的猛烈袭击。幕府的天保改革遂告失败。 享保、宽政，天保等三次大改革，因时代的变迁、改革措施差异而效果 迥然不同，享保改革时期，幕府尚有余力控制商品经济的势头，改革举措又 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取得明显成效；宽政、天保改革时期，幕府已丧 失驾驭局面的能力，措施日趋僵化、生硬，不顾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改 革连遭失败。尽管改革家个人极欲有所建树，但已无力解决商品货币经济与 封建自然经济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本人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牺牲 品。在这一过程中，由德川家康创立的幕藩统治不可逆转地由盛而衰，幕府
权威一落千丈，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百家争鸣


　　江户时代国内长期和平、经济的繁荣以及身分关系的变动和内外矛盾的 激化，为诸学派的兴起与争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的活动舞台。与此同 时，思想领域的诸家兴起与争鸣，又为民族的觉醒预作铺垫，使明治维新和 日本近代化带有鲜明的特点——思想先行。
概括起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流派主要有下列几种： 同属于儒学圈的学派，除官学朱子学外，尚有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室
町末期的临济宗僧人并与王阳明有过来往的了庵桂悟（1425—1514 年）。江 户时代力倡阳明学的学者为中江藤树（1608—1648 年）和熊泽蕃山（1619—
1691 年）师徒，分别著有《孝经启蒙》、《论语解》、《集义和解》，《大

学或问》等著作，在研讨“心即理”、“致良知”的明代理学课题的过程中， 与朱子学对抗，强调个人的精神自主和主观能动作用，对武士产生强烈的吸 引力。至幕末，阳明学的代表人物为佐藤一斋（1772—1859 年），著《吉志 四录》等，强调实践价值的永恒性，对西洋科学表示理解并倡导研读。其弟 子佐久间象山（1811—1864 年）以儒学道德为本，也热心学习西方文化，提 出著名主张，即“东洋道德、西洋技艺”，主张以务实态度学西方，对吉田 松阴（1s30—1859 年）、胜海舟（1823—1899 年）等影响颇大，为幕末尊王 攘夷或推广洋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山鹿素行（1622—1685 年）所提倡的圣学、伊藤仁斋（1627
—1705 年）倡导的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 年）宣扬的古文辞学。他 们主张舍弃朱子学或阳明学的说教，直接从孔孟的《论语》或《孟子》等原 著中精密考证，探明古代孔盂儒学的真谛，以圣人之道、礼乐政刑为基准， 评论幕府政治的得失，故通称古学派。古学派的兴起，从儒学复古的角度， 向官学朱子学发起挑战。片山兼山（1751—1771 年）则从折中的立场出发， 主张不偏颇朱子学、阳明学或古学派的任何一方，从汉唐儒学训诂和宋明理 学中寻求孔孟的真意，故被称为折衷学派。该学派所标榜的不偏不倚态度， 实际上是将官学朱子学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儒学分派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 上，在客观上否认了朱子学的一学独尊。
由德川家康之孙、水户藩第 2 代藩主德川光圀（音国），1657 年主持编
纂的《大日本史》，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等史观形成江户儒学的另一大分 派，史称水户学。前期水户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安积澹泊斋、栗山潜峰，三宅 观澜等力倡尊崇天皇、敬儒礼佛、君臣名分和华夷之辩等观念，奠定尊王论 的思想基础。后期水户学以第 9 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 年）主持的藩 校弘道馆为核心展开，主要代表人物藤田幽谷、东湖父子以及会泽安、栗田 宽等，在继承尊王论的基础上，针对外患加剧而疾呼攘夷论，从而为幕末尊 王攘夷思潮的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来源。
相对传承已久的儒学或传统的日本思想而言，新兴学说层出不穷。其中，
自江户中期发达起来的国学，以《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 古典为研究对象，贯彻复古主义、排佛斥儒、弘扬神道民族精神和国体本意 等治学方针，在町人、农民中赢得大批信徒，掀起回归本民族文化的浪潮。 国学的先驱者契冲（1640—1701 年）通过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的深入研 究，大力宣扬日本神国观，主张用神道来取代佛法儒学。继其后，神官荷田 春满（1669—1736 年）着力从《万叶集》中发掘日本“国乃神国，道乃神道” 的民族精神，并竭力说明“天壤无穷”的皇统是神道的核心。神官贺茂真渊
（1697—1769 年）师承荷田学说，著《万叶考》、《国意考》等，公开提出 “回归远古”的口号，肃清附会追随儒佛等外国之道的学风，发扬日本古道 中尊皇的“神皇之道”精髓。贺茂的弟子、间屋商人出身的本居宣长（1730
—1801 年）集国学研究之大成，著有 44 卷的巨作《古事记传》及其他作品， 认为贯穿在《源氏物语》中的“悯物”意识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和大自然的 纤细感触，并为日本人所独有，值得自夸自豪；对儒学的易姓革命观大加靴 挞，鼓吹对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的绝对信仰。本居的学说对武士出身的平田笃 胤（1776—1843 年）影响强烈，通过讲授古道或著述《古史成文》、《古道 大义》、《古史传》等著作，平田将神道的宣扬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概言 之，用神和神道解释人间诸象，即人的“敬义仁智勇”等德目均为神意的体

现，人性由神赋予，现世人的行为受神的审视并判定善恶；去掉人的私智， 即可实现神皇之道。该道的宗旨是清净为本、厌恶污秽，事忠孝、惠妻子、 多子孙，宗族和睦，光耀祖宗；痛斥无君父、弃妻子的佛祖释迎牟尼是神敌 等。
　　荷田、贺茂，本居和平田号称“国学四大人”。其排佛斥儒的矛头指向 幕府思想统治的两大工具，即朱子学和佛教；其复古的口号反映町人、农民 对幕府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恢复无武士专制的古代世界。在幕未的政治斗 争中，国学为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思潮的涌动提供了深厚的思想上壤，发挥 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明治维新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学的积极作用 迅速减退并日益走向反动，其极端、偏颇的一面被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利 用和扩充，演化为种族优越论和侵略扩张思想。
　　与国学几乎同时兴起的新学派，当称兰学。1774 年前野良泽（1723—1803 年）、杉田玄白（1733—1817 年）等 8 人历尽千辛万苦，耗费 4 年时间，终 于将荷兰文的《解剖学》译出，命名为《解体新书》。以此书的问世为标志， 由杉田命名的新学派——兰学学派形成。通过师承纽带，官方系统的兰学先 行发展。1783 年杉田、前野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 年）著“兰学阶梯》，
1789 年开兰学私塾芝兰堂于江户，授徒百余人。1795 年元旦，大槻与兰学者 聚会庆祝洋历新年，兰学蔚然成风。不少兰学者成绩斐然，杉田的友人平贺 源内（1728—1779 年）钻研西洋物理、化学、医学，曾研制成功石棉布和蓄 电器，缩短了日本与近代欧洲在科技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民间系统的兰学 教育日益普及。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 年）于 1836 年在大阪开兰学私 塾适适斋授业，门徒 2000 余人，其佼佼者如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桥本左 内等日后或成为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宗师，或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先 驱，功绩卓著。
江户中后期，不断有外国学者到长崎荷兰商馆讲学，兰学进入更加活跃
时期。1775 年著名的瑞典学者森伯格到长崎，讲授动物学、植物学和医学， 开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先河。旅日期间，他搜集日本植物 800 余种，回国后著
《日本植物志》、《日本植物图谱》，并简单介绍了日本文化，促进了欧洲
人对日本的了解。1779 年新任荷兰商馆馆长、学者蒂赛夫赴任，在旅居日本
的 5 年期间，传授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一时间，长崎的出岛成为日本 兰学者的向往之地。
1823 年德国拜因州威茨堡大学生理学教授、医生西博尔德以与森伯格相
同的身分，即出岛荷兰商馆医师的名义来日本。起初热心研究医学和博物学， 了解日本，后来则经常为日本人治病，名声鹊起。1824 年幕府特许其登岸， 在长崎郊外建呜沈塾，医病兼讲学。兰学者、如二宫敬作、高野长英、小关 三英、伊东玄朴等竞相投其门下，学习欧洲自然科学。1826 年，西博尔德随 荷兰商馆馆长赴江户拜见将军德川家齐，结识了幕府天文官员高桥景保、医 官桂川甫贤和土生玄硕等兰学者，过往甚密。旅居日本期间，西博尔德全面 研究日本的历史、地理、物藏、风俗，搜集了大批资料。 1828 年任期届满、 回国前夕，因其行李中收藏的日本地图和印有将军家葵叶纹家徽的服装等违 禁品被发现，遂被拘禁，次年被驱逐回国。与其交好的高桥等被逮捕关押， 门生也多受处罚，此即为幕府首次镇压兰学者的“西博尔德事件”。
　　官方系统的兰学者遭受“西博尔德事件”的冲击后稍有挫折，不久又再 图恢复。1832 年（天保 3 年），田原藩藩士、兰学者渡边华山邀集高野长英、
　　
小关三英等组成兰学者的沙龙团体尚齿会（俗称蛮社），由高野等主讲兰学 和西洋知识，一时颇有生气。民间系统的兰学者较少束缚，并在近代欧洲进 步的宇宙观和合理主义的影响下，对身分制、锁国政策、朱子学的明华夷之 辨等政治问题率先提出质疑。司马江汉（1738—1818 年）不仅最早在日本制 作洋式铜版画，引进油画技艺，介绍地动说，印制《凯普勒天文图解》，还 著有政论著作《春波楼笔记》，猛烈抨击身分制。司马认为人生天地之间， 本来是平等的，后来为私利争斗，形成尊卑等级，但上自天皇、将军，下至 士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为人。山片幡桃（1748—1821 年）于 1820 年著
《梦之代》12 卷，泛论天文、地理、历史、制度、经济、无鬼论等学说，力 倡地动说；井强调西洋科学优越于儒学混饨的自然观，批驳神秘论，宣扬欧 洲勇于探索的实证精神，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夷狄观。
　　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压日益增强，特别是以 1837 年“摩里逊” 号事件为契机，官学系统的兰学者也开始对政策问题采取批判态度。1838 年，尚齿会要员高野长英著《梦物语》、渡边华山著《慎机论》，痛论天下 形势和欧美国家的富强，要求停止鲁莽的《异国船驱逐令》，笔锋指向传统 的锁国祖法，刺痛了幕府当局。继而昌平黉大学头林述斋的次子、幕吏乌居 耀藏等，出于对兰学的憎恶和争名夺利，暗中诬告、中伤尚齿会成员。 1839 年幕府以尚齿会里通外国、图谋外逃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大肆镇压，迫使渡边、 高野、小关等自杀，江川大郎左卫门等与尚齿会有来往的幕吏被牵连。遭此 史称“蛮社之狱”的镇压之后，官方系统的兰学者噤若寒蝉，不再热心政治。 但民间系统的兰学继续发展，为明治维新颇有成效的向西方学习，准备着人 才，开辟着道路。
借助儒学经世之用观念、国学民族意识和兰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相互浸
润、交汇及田沼时代重商政策的推动，江户中后期，主张用纵横五大洲的大 眼光跨越岛国局限以经世济民、自强自存并雄飞海外的新兴学派——经世学 异军突起。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工藤平助（1734—1800 年）、林子平（1738—
1793 年）、本多利明（1744—1821 年）、海保青陵（1755—1817 年）、佐
藤信渊（1769—1850 年）等。经世学派的基本主张是开国论和海防论。 1783 年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又名《俄罗斯略记》），疾呼关注盘踞在 “赤虾夷”（堪察加半岛及周围地区）的俄国人南下日本的动向；主张放弃 困守待攻的被动政策，转而主动与俄国发展贸易，开发虾夷地，以巩固北门 边防，从而最早提出在长崎之外另辟贸易口岸的开国贸易论。继而，林子平
在 1785 年著《三国通览图说》、1786 年著《海国兵谈》，提醒人们注意朝
鲜、琉球和虾夷地等 3 国状况；勿忘江户日本桥下的流水直通中国、荷兰； 主张作为海国的日本应铸炮造舰，演习水战以防御逼近日本沿海的外寇俄罗 斯。 1789 年，本多利明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认为渡海、运输、 贸易是海国日本国家政务的关键，呼吁开国贸易，向世界各国远航。经世学 派的开国论和海防论对幕未洋学者产生强烈影响， 1842 年佐入间象山提出
《海防八策》，力王铸洋炮、造洋舰，严守海岸关防； 1849 年吉田松阴著
《水陆战略》，强调操练陆海军，认真研究海外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学对近代日本世界战略预作未雨绸缪的先期探索。
在主攻方向上，纷纷提出以西侵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为主，兼顾北攻俄国， 南进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林子平自称著《三国通览图说》，是为将来 用兵朝鲜、琉球、虾夷地时预作准备。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堪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