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兴亡

第四编

　　强 国 之 梦 第 16 章 天佑良机 战后经营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然而，普通国民并不清楚战争能力是由军 事力量和财力决定的。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民以忍受高价商品、增税 甚至兄弟父辈血洒疆场为代价，支持了战争。他们不知道在决定陆战胜负的 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再能坚持一下，其战局 将难以估计。以《马关条约》的经验来看，他们认为战败的俄国应向日本支 付巨额战争赔偿金，便以一种急切盼望的心情等待从朴茨茅斯传出如愿以偿 的好消息。著名的主战 7 博士之一水户宽人，甚至提出了赔偿 30 亿元，全部 领有桦太（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和接管新加坡以南全 部俄国军舰的方案。期望值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日俄双方议定的 条约内容泄出时，国民宛如一下于掉进了冰窟窿之中，热情瞬间灰飞烟灭。
“让我们的兄弟和儿子抛尸满洲旷野，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支付了重税、作出了这样的牺牲，到底为了谁？” 民众对藩阀政府的不满情绪急速地扩展开来。当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
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更助长了民众的不满
情绪。商人抱怨店铺门可罗雀，几乎难有顾客上门购物。工人们本来期望聚 在一起喝酒庆贺胜利，但眼见不能分羹一杯，只得叹息苦不堪言。
这种情绪，因传出元老大臣仍旧喝醉了酒同艺妓戏耍的消息而变得激烈
起来。8 月 22 日夜，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在东京一个叫“瓢屋”的酒屋同艺 妓嘻饮悄闹，而遭到《万朝报》痛斥：“此等人胸中无国无民，旁若无人。 如果国家大事有必要利用酒色，为何又不将鲜鱼和美女送给战场的军人？”
《大阪朝日新闻》等报亦群起而抨击之。《报知新闻》更是认为“全国人民
和军队都被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寿太郎全权代表出卖了”。 于是，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普通民众敢于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向藩阀政府表达自己心声的勇 气，但由于全然不反省由于战争是将他国（中国）疆土作战场来打的，因而 对不是战争双方的第三国（中国）而言又是一种彻底的侵略行为，反而却为 赔偿得不够而愤懑不已，因此渗透着一种极为自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大阪的纺织界资产者首先发难。因为他们认为“屈辱”媾和的结果，会 造成输往中国和朝鲜棉制品数量减退。8 月 30 日晚，以这些人主持的媾和问 题晚餐会为导火索，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大阪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有
5000 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同日在木、名古屋、吴，翌日在山形、神奈川、 三重、堺、高松等地，都召开了市民（或县民）大会。各地大会最后都发出 了废除和约的呼声。由一村而一乡，由一町而一市，废除和约的吼叫响彻全 日本上空。

　　东京。日比谷公园的中心广场，这里矗立着巨大的喷水池，沿喷水池四 周的草地，有一群群鸽子在觅食。看上去如此安恬舒适的环境，1905 年 9 月
5 日却是日比谷暴动的发源地。最先来到此地的，是黑龙会系右翼头目头山 满和自由民权的战士、宪政本党领袖之一的河野广中。
　　“来呀，来呀，来吧！媾和问题全国同志大会，特在本日召集大会。有 血有泪的来吧！有骨气有志向的来吧！知义晓耻的请都来吧！圣明的天皇一 定谅察赤子之至情吧！”当日，当朴茨茅斯市所有教堂鸣起钟声庆贺谈判成 功如期签字之时，聚集在日比谷公园内的数万群众喊起号子，冲破了警察的 警戒。他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集中在袭击首相官邸、内相官邸和政府 系报社、警察派出所的一拳一脚、一砖一石上。东京市 80％的派出所被焚烧 或捣毁，有 2000 多人因此而被捕。
　　积十年而一发。甲午战争之后，迫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日本将辽 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当时明治天皇立誓卧薪尝胆，10 年后，果然由“黄种人 的立宪国”打败了“白种人的野蛮国”。为了打胜这场战争，动员了几乎所 有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做出各种牺牲的同时，也催发了他们认识自身力量和 价值的能力，政治上的觉醒也一并培养起来。“日俄战争的苦痛使国民觉悟 到有实行普选的必要”，然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在日本人能 够打败任何妨碍日本国家利益的敌人的认识中，逐渐滋生出来。这种民族优 越感与功利观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和海外扩张两个方面，一正一反地发挥 着长期的作用。
然而，桂太郎内阁之所以不向俄国索取战费赔偿金而接受《朴茨茅斯条
约》，则是因为不仅看到了日本作战能力的界限和俄方作战力量的潜力，洞 察了世界及远东各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而且也正确地估价了由于 战胜俄国从而获得的向朝鲜，满洲扩张势力的主动态势。根据条约，日本取 代俄国成了朝鲜的保护国，接管了长春至大连间南满铁路所属权利，并获得 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些从沙俄那里夺得的侵略权益，就成了日本进一 步扩张侵略的立足点。1890 年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的“利益线”， 到了 1905 年时终于赢得付诸实现的基本前提。
1906 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
提交了一份长篇意见书，题目为《随感杂录》。该意见书以其在日俄战争中 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论述了日俄战后应采用的国防政策。山县熟读之后， 赞许不已，下今田中义一草拟国防方针案。田中将拟出的草案呈山县审阅， 又经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传阅，两位军界巨头表示一致赞成这后来被俗称为《田 中私案》的国防方针草案。在充分参考《田中私案》的基础上，10 月，山县 提出了自己的帝国国防方针案，俗称《山县私案》。《山县私案》于同年 12 月经元帅府审议后，翌年 2 月经西园寺首相审阅上奏天皇，4 月 4 日夭皇裁 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
　　国防方针由三个文件组成，即《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 力》和《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其基本内容是：依次确定俄国、美国、德 国、法国为假想敌国；在俄国或美国对亚洲采取攻击的可能情况下，陆军需
要 25 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 2 万吨共 8 艘、装甲巡洋舰 1.8 万吨共 8 艘（通称八·八舰队）；只有如此，才能在有事之秋，海军可歼灭海上来敌，

而陆军则可制敌于先，集中兵力占取战略要地，展开机动态势①。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弱肉固然可以强食，但在旁边窥测时
机以图争食的狼豹实不在少数。所以，从《方针》的基本内容看，作战的主 要敌人是欧美诸强，但要吞食的对象却唯在满、朝而已。《方针》的第一项 再次强调：“根据开国进取之国是，图谋国权之扩张，致力于增进国利民福。” 为此，“虽可面向世界八方经营，然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日俄战争） 中，抛几万生灵与巨万财货，当然为了扶植在满洲及韩国之利益，再向亚细 亚之南方及太平洋之彼岸伸张，以拥护民力之发展”②。
　　在该国防方针制定审议的过程中，陆军和海军的意见并不一致，海军认 为俄军的海上力量已经在日本海海战中被歼灭，应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 国；而陆军则对俄国的陆上战斗力以高度评价，坚持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这种分歧虽然还谈不上就是后来南进论与北进论之争的雏形，在主要体现了 陆军意见的国防方针上也将向南方甚至太平洋彼岸作为政策目标，但要真正 实现之， 事实上有很大困难。天皇本人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便向西园寺首 相咨询可能性，西园寺答道：“赞成国防方针，也要强调外交努力。”因为 所需兵力从“财政上也不允许立即全部完成”，只好“结合国力，斟酌缓急”。
①

西园寺的回答是合乎当时日本国力的。事实上，日本能够有所“作为”
的，是趁俄国战败无奈退出满、韩角逐而其他列强尚无借口乘隙介入之机， 按条约内容迅速地在朝鲜和中国扩张势力，占领俄国留下的空白。日本政府 也正是这样做的。
没有像甲午战争后那样的巨额赔款，缺少资金注入，日本经济一时疲软。
但仅过一年，社会投资猛地一下热烈起来。新的刺激正是从战利品满洲那里 传来的。1906 年初，西园寺首相秘密视察了满洲，回国后立即召集了“满洲 问题协议会”。会议议定即时撤消军政，将刚成立 3 个月的关东总督府改为 一般性的行政机构。9 月 1 日设立关东都督府以取代关东总督府，负责关东 租借地行政，管理南满铁路业务。这意味着对南满地区的正式经营已经步入 轨道。在此同时，一个半官办半民办的大型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即所谓“满铁”，宣告成立。满铁号称有 2 亿资本金，其中 1 亿由政府 以实物出资，取得了一半股票，还有 1 亿在民间募集。
9 月，满铁成立，发股募集资金的消息在日本传开后，一个巨大的争购
满铁股票的投资热潮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虽然每股达 200 日元，但由于 实缴资金仅是股票票面额的 1/10，并向股民承诺 15 年内每年红利高达 6 厘， 所以股民极欲购得，实际认购股数竟达到计划募集数的 1077 倍。这样的股票 风潮，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信心，民间的设备投资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满铁 成立而造成的连续刺激。
如果说本世纪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这时候的大连则应谓之掠夺者 的天堂。仅以运费而言，铁岭以北运往营口和大连的货物，因满铁本社在大 连，所以尽管大连运距遥远，但两地运价却相等。大连因此而迅速繁荣，而 因辽河水系发达起来的富绕商港营口却一下子凋零了。



① ［日]伊藤隆监修、百濑孝：《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制度与实态》，吉川弘丈馆 1990 年版，第 276 页。
② [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5 年版，第 12 页。
① [日]防卫厅战史室，《战史丛书》之一《大本营陆军部》，1965 年版，第 132—151 页。

　　要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即使在日俄刚刚开战尚未有结果时，便开 始实施了。1904 年 2 月 23 日，日驻韩公使林权助收买了韩外务大臣李址镕， 并施以武力恫吓，逼迫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 韩国承认日本是保护国，向日本军队提供军事行动上的便利及基地，并承诺 不与第三国签订违反本议定书趣旨的协约。
　　击败俄国后，许多日本人欢欣鼓舞，但山县有朋警告说，俄国有可能卷 土重来。而伊藤博文则认为朝鲜本来也许通过谈判就可以得到，现在用武力 取得，就不要将其完全合并，使其成为日本所需要的缓冲地带，接受日本保 护便足矣。由此，他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始了一系列使朝 鲜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工作。
　　伊藤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战胜俄国而产生的威慑效应，并辅之于荷枪实 弹的宪兵威吓，收买并利用贪生怕死的韩国内奸，尤其是以李完用为首的“乙 巳五贼”，使其成为内应或代言人；扶植亲日势力如“一进会”，排斥乃至 镇压反日派：全面控制韩国的内政外交大权。
　　从 1905 年 11 月到 1910 年 8 月吞并朝鲜为止，日韩之间一共签订了三次 “协议”。1905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保护 条约》，规定韩国外交被置于日本外务省的“监理指挥”之下；没有日本为 中介，韩国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条约和协定，在韩国皇帝之下设日本统 监，在地方设日本理事官。伊藤博文本人由此而成了第一任统监。由于发生 了“海牙密使事件”①，伊藤认为，“改变局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来了。1907
年 7 月 19 日，伊藤逼李熙让位，扶皇太子李拓登基，随之便与韩国签署了《第
三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新约》。条约规定韩国内政须由统监指导，制 定法制、任免高级官员均须得到统监认可。该条约的绝密备忘录还规定解散 韩国军队（仅可保留一个大队守护皇宫），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内务警 务局长等。这样，日本便全面控制了韩国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实权。1909 年
7 月，第二次组阁的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同伊藤商议最后吞并朝鲜。
伊藤表示，“既然政府方针已经决定”，②便不想反对。同年 10 月，伊藤辞 却统监回国第四次担当枢密院院长，后为调整日俄关系亲赴哈尔滨同俄财政 大臣科科弗采夫会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枪击致死。伊藤博文 的被刺，就成了日本吞并朝鲜最方便的藉口。1910 年 8 月 22 日，由寺内正 毅统监同李完用首相之间秘密签署了《第四次日韩协约》，即《吞并韩国条 约》，所有政治团体（包括一进会）全部解散；废除韩国警察；日驻韩宪兵 司令明石元二郎兼任统监府警务总长。社会治安由 2000 名日本宪兵和 4000 名韩国宪兵后备队担任。韩国国王和王室成员，按日本皇室典范惯例，拨 150 万元经费供一年开支，其中有侯爵 6 人、伯爵 3 人、子爵 22 人、男爵 45 人，
共 76 人享受日本华族的尊号及待遇。旧官吏 3345 人得到日本政府恩赐金共
679 万元，官吏集团中的孝子、节妇和遗孀也得到了赏赐。惟独普通人民， 丧失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屈辱而痛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涯。
当 1905 年 11 月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之际，在韩国王宫召集大臣会 议。伊藤博文端坐中央，两侧是战战兢兢的韩国朝臣。突然，伊藤拿出日韩



① 当 1907 年 6 月第 2 届世界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时，持有皇帝李熙全权委任状的韩国特使突然出现在
会场，要求各国否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
② [日]犬丸义一、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 2 卷，新日出版社版，第 172 页。

协议书问道：“想听听列位对此案是赞成还是反对啊？明白他说！”这时， 从王宫外传来了日本宪兵枪刺碰撞的声音和吼叫声。然而，仍然有人起而拼 死反对，韩总理韩圭猛然离席，大呼“绝死反对”后，便向皇帝李熙的房 间奔去，以求蔽护。不想过于惊恐，一下子跑到王妃的房间去了。这时，林 权助大使在一旁冷笑道：“最好用冷水从头浇下去让他清醒清醒！”
　　著名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听说吞并已成事实，无奈地写道：“地图之上， 着墨重写朝鲜国，耳边却闻秋风骤。”
　　由于保护条约的签署，由统监一变而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在日 记中写道：“小早川、加藤、小西①若在世，可见得今宵之月明乎？”
　　然而，在满洲（中国东北）的经营却不比朝鲜，尚未达到只凭武装蛮力 便可成就好梦的程度。1905 年 12 月 22 日，小村寿太郎在北京同情政府签署 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即《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得以 继承原俄国在南满的全部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抵抗，留下许多悬案。关东 都督府和南满铁道虽已攫夺手中，但南满洲地区的基本主权却仍然握在清朝 手中。1907 年 6 月，清朝新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耐人寻味地任命美 国那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为奉天抚巡，明显地具有对抗日本的意味。东北地 区的人民和社团亦不甘轻易就范。因此，对日本在南满的经营形成了一种政 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综合抵抗姿态。1907 年初，山县有朋在一份意见书 中谈到：“对我在满洲之经营，所到之处皆试图反对或妨碍，须经彼我两国 协议之事业几近停滞，其弊将不堪忍受，乃今日之实况也。”①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国虽败退北撤却仍占据北部满洲，仍有力量南下，
且其背后有欲拉其入伙一起对付德国的法、英两国存在。而美国在调停日俄 签约后，一直想在“满洲”问题上验证日本对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政策是否怀有诚意。显而易见，在经营满洲权益方面，比与清朝达成协议更 为重要的是，同诸列强摆平关系。否则，日本的满洲权益便会失去各列强的 “默契”，必将带来棘手的问题。
日本的对策是，仍然以《日英同盟》为依托，首先调整同法、俄的关系。
1907 年 6 月、7 月和 8 月，日法、日俄和英俄之间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 这些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和《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 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了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 的筹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日俄协约》的内容：主张中国独立、领土完整、 机会均等；日俄相互尊重两国的领土和权利。以哈尔滨和长春间通过的第二 松花江为界，规定两国权利范围；俄国不妨碍日本对韩国“保护”关系的发 展；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日俄协约》的签署，为日本经营南 满扫清了一大障碍。
　　然而，要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却绝非如此容易。众所周知，日俄战争后列 强在中国的争夺，不同于甲午战争后争夺势力范围，重点在于争夺铁路投资。
从 1906 年起，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就注意到日本排他性经营满洲的倾向，对日 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判。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觉 得日本经营满洲以后，可能会减轻对美移民压力，判断不干涉日本经营满洲 是美国利益所在，抑制了国务院的意图。事实上，外相小村寿太郎就主张集


① 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皆为丰臣秀吉 1592 年发动侵朝战争时的武将。
① [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 1966 年版，第 305 页。

中向满韩移民，认为这样既可以改善日美关系，又可以强化满韩权益，因此，
当 1907 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好友，美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引进美国资 本、建设从新民到法库铁路的计划，因日本抗议和美国金融危机而搁浅后， 没有再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日美双方颇有克制地解决了移民问题引起的外交争端，并于 1908
年 7 月签订《高平一卢特协定》，相互承认太平洋现状，支持中国独立完整 和机会均等。1909 年 3 月，塔夫脱（1905 年 7 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任陆 军部长时，曾同桂太郎首相会谈，签订桂一塔夫脱秘密协定。日本承认美对 菲律宾的权力，美承认日本拥有不经日本同意其他国不得与韩国缔约的宗主 权）取代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接受了国务院远东部的意见，认为“门户 开放”、“机会均等”应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在同国务卿诺克斯商议后，塔 夫脱提出，为了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使用除军事手段外的所有一切手 段。具体他说，就是以资本为武器，开展美元外交。这一政策的核心，即由 美英投资建设锦州—瑷珲的铁路，并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将“满洲”铁路 赎回，由国际共管，即所谓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毫无疑问，这一揽子计划 改变了罗斯福时代美国对日外交政策，采取了进攻态势。
　　日本政府的对策是：以铺设连通锦州各铁路和满铁的铁道为代价，有条 件地赞成铺设锦齐线；坚决反对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中 立化计划，英国以该项计划有引发国际争端之虞为由表示不赞成，法国认为 计划必须以日俄两国的赞成为首要条件。所以，虽有德国支持，美国的这项 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由于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同时损害了日俄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反而促进
了日俄之间第二次密约签订。双方约定南北“满洲”为日俄各自特殊利益地 区，为维护特殊利益，两国要共同采取行动。
就在日本与各列强就满洲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折冲的同时，日本与清政
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它们是：1909 年 8 月签署的《关于安奉铁道备忘录》，
9 月的《关于间岛之日清协约》和《关于满洲五案件之日清协约》。这些条 约使《朴茨茅斯条约》和《北京条约》具体化、实质化，也意味着日本在满 洲的特殊权益基本上得到了国际承认。
然而，又有谁曾预料到，日本的满洲权益在“法律”意义上的确定，实
质上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即 1904—1905 年交战的日俄双方在整整5 年的外交回合中成了互相提携的盟友，而促成交战双方和平停战的美国，却 被严拒于“满洲”大门之外。日英同盟支持了日本，而中国的主权则完全成 了列强角逐的猎物。不过，当日本满载“猎物”欢呼而归时，不要忘记自己 并没有付出代价。日美之间加深的对立静卧在今后国际政治和日美关系的底 部，并且不断地积累起来；英国因此而加强了对日本的警觉，英属自治领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相继发生了排日移民活动。而且，在 1911 年 7 月签订的第三 次日英同盟条约中，加进了这样一个说明：即缔约国一方同第三国缔结条约 时，对该国不适用此同盟条约。根据英国要求加进的这一说明，表明英美正 在接近。日英同盟变得单纯为了对付德国的需要而继续存在，它对日本的支 持程度明显减弱了。日本的确成了东洋强国，它的发言甚至影响到了国际政 局。明治以来的强国理想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由于日本的强国化，尤其是 在满洲的权益扩大化倾向，使列强提高了对日本的戒备心，本世纪初盛行一 时的“黄祸论”的矛头首先是针对日本的。


“多样化时代”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明治未年数年间，日本在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利权方面 收获颇丰，但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方面，却是头绪众多，其历史特点难以简单 地一言以蔽之。
　　在民间民主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民众在政治上觉醒的时代。大正时代 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 1914 年 4 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民众 的示威运动》一文中说：


若思考这种现象到底始于何时，由于国民对《朴茨茅斯条约》极为不满，明治 38
（1905）年 9 月在日比谷召开大集会可视为初具端倪。民众在政治上作为一大势力而行 动这一倾向开始流行，则应视作在 38 年 9 月以后。


　　吉野作造以其民本主义者的特殊立场，认为大正民主主义的思潮始于日 比谷骚动。这正好反映了他认为日俄战争之后的历史是大众开始参与政治的 时代的观点。
第四编强国之梦与之相对，另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在他自己
的名著《大正政局史论》中谈到：


从明治 36（1903）年到明治 45（1912）年，约十年间，若桂成立内阁，西园寺则 率政友会在众议院支持之；若西园寺成立内阁，桂则率可谓之他的与党的贵族院多数派 帮助之。桂与西园寺之间何时起达成默契尚不分明。然举天下反对朴茨茅斯条约之际， 西国寺却公开发表意见以示赞成，两人之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则不必再疑。


　　德富苏峰是桂太郎的侧近，在他后期许多著作论文的字里行间，每每若 隐若现地透露出政府的看法。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他接近“主流”政治的立 场，称这个时代为“桂（太郎）园（西园寺）时代”。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却都力图以自己的政治观点，给这个
时代贴上标签。但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的变化是否能代表社会的所有变化？ 从明治维新以来，有许多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被卷入由政 府倡导的“富国强兵”潮流中。随着天皇形象的确立，《教育敕语》的颁布， 天皇制国家机器的建立，许许多多的国民都为富强独立的理想而奉献着自己 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即使作为藩阀政府对立面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们， 亦莫不如此。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人们将自己的冀求和希望都寄于国家富 强的实现和独立的完成上。然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上述理想基本达成， 普通的民众开始认真考虑自我生活状态时，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自我失落感。
日比谷暴动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日比谷暴动以后，新的社会思潮首先在都市出现。在城市居住的知识分
子或大学生们，不是重视国家而是注重个人，不是期望国富而是追逐己富， 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唯自由恋爱主义。这些变化，其核心是个人主义，构 成了日俄战后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与以集团主义、国家主义为特征 的明治初、中期相区别，一个多样化时代正在由思想领域内的变化为始点而 揭开了帷幕。

　　首先要举出的例子，是 1903 年高中生藤村操跳入著名风景地日光的华严 瀑布自杀身亡。事件的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人们对自杀动 机的讨论却颇耐人寻味。一般人认为，动机是“烦闷”，并将导致年轻一代 “烦闷”的原因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讨论中，人们 行动的目的早已超出了事件本来的意义，欲与一切唯国家至上的观念决裂 的、以个人好恶和欲望为事物判断标准的观念，在日俄战争后都市人口对政 府普遍不满的情绪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站在这场思想运动最前列的，是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思潮。自由民权运动 的少年战士这时已长大成人，北村透谷创办的杂志《文学界》，为浪漫作家 们提供了讲坛。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岛崎藤村在日俄战争中写就、于 1906 年发表的小说《破戒》，讲述了一个出身未解放部落的青年教师如何破弃父 亲的教戒，向人们坦白自己的“下贱”的出身，为追求新生活渡美求学的故 事。国木田独步则以看透尘世的近似佛学的精神，讲述了自己愿意在野山丛 林自由生存的心情。高山樗牛则以独特的“本能论”来讨论何为“美的生活”， 提出“道德与知识不过是为满足吾人之本能的必须条件”，与谢野晶子则主 张“官能之解放”。
　　紧接着浪漫主义之后而来的是自然主义的出现。它的登场，背景复杂。 认为国家的富强必将实现自己的一部分理想的期待，在日俄战争以后的现实 中被无情地击碎了。既然战胜了世界中的一大帝国，也没有看得见光明的未 来，那还有什么可以冀盼的呢？为了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庞大的外债，政府 加强了税收，普通民众依然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让广大国民顺从这种 状态，政府加强了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因此，明治未年不仅对社会主 义者，对广大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状况的市民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漫长 的严冬。
在政治上欲诉不能的情形下，自然主义就成了批判封建道德的宣泄。岛
崎藤村的《破戒》就表现出了典型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田山花袋的《浦团》， 则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鼓吹“露骨的描写”，向着传统的“醇风美俗”而 在田山看来是天皇制道德的伪善性发出了一支投枪。自然主义在当时成为集 中批判的对象，被斥之为“败坏风俗”。但今天人们回味历史时，却清晰地 看到了在自然主义者对恋情和肉体刻画的笔触之下，充满着向既存道德决裂 的果敢勇气，和对个性解放的渴求。
虽然同样主张个人主义立场，但其表现的形式却有别于或对立于自然主
义的思想代表，是永井荷风和夏目漱石。永井批判当时的日本人每每惧怕世 间的批评，动辄便低下头来反省自己，从来也不敢向他人坦率地表白自己。 他向往“西洋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的精神，而且特别赞许西方人只 想把自己活动的范围从国家可能控制的领域中脱离出来，独立自由地生存， 并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准则。夏目漱石在小说、手记和日记中， 表明了应该十分重视个人主义在社会文明开化中的地位的观点。他在著名的
《现代日本的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两篇讲演中，批判了西洋的开化是 内发的、日本的开化是外发的这种明治以来已成定论的观点，并且以切身的 体验证实正是个人主义才是日本的开化的基础。漱石和荷风告诫人们，随着 日本的“大国化”，一种日本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幻觉正在麻醉人心。这种 思想认识必须予以彻底粉碎，理想的社会不应当是大国，而是个人的自立和 自由。

　　在这股倡导以个人主义抵抗国家主义的思潮中，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的 观点也值得注意。身为中学教员的内村曾在《教育敕语》的宣读仪式上，因 担心违背“基督的良心”而拒绝向天皇的署名施礼，因而被攻击为“不敬” 遭致非难。在甲午战争时，内村先曾持“义战”主张，认为“促支那人警醒” 乃日本人的“天职”。但因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变“义战”论 而为“海贼之战争”论，并为之深感愧疚。他反对日俄开战，“与其向外扩 张，不如国内开发”，主张日本宜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 他发表在《万朝报》上的一篇题为《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短文，常常为研 究他的人们所重视。其中所表达出的果敢与同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针锋相对 的勇气以及精辟的论述，是日俄战后个人主义思潮中别具风格的又一种类 型。他写道：有善的政治却未必有善的社会，然有善的社会却有善的政治； 有善的社会未必有善的家庭，然有善的家庭必有善的社会；有善的家庭未必 有善的个人，然有善的个人则必有善的家庭。内村将完善的个人作为善的社 会最基本的单位，向着明治政府专制统治下的思想、言论控制政策，发出了 极为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上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潮，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的青年之中， 对国家的“忠诚心”减退了，对战争表现得冷淡甚至漠不关心。在个人主义 宣传中催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导致出两种倾向。或使得他们在现实中更 关心成功的致富之道，沉湎于享乐和放纵。在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中，由于陷 入茫然而不断地滋长出怀疑和烦闷的情绪；或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知不 觉地离开了“家”、“村落”、“国家”的羁绊，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 程中，由“维新的少年”而逐步成长为“新日本的青年”。他们自觉或不自 觉地思考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自己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 是日俄战后众多政治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并且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政治理 想。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及其政治意识的升华，才开拓了大正时期民本 主义生长的土壤。
远在个人主义的思潮酝酿生成的前 10 年，一种与之截然对立的思潮，即
国家主义的思潮，就在发展着。追根溯源，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幕未时期就 已经相当成熟了，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封建武士变成为维新志士，其中少数 人进入明治政府，成为专制国家的指导者。每当外来危机或外交摩擦迫临时， 这种思潮便应时而起，在思想舆论界泛滥横流，对现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甲午战争之前，它起到了从右的方面限制不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 的作用，其代表力量是由头山满等为首的社会右翼势力。甲午战争之后，许 多日本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已经修改，自己的国家已经由被压迫国一变而为压 迫国，但却又受到三国的“干涉”，心中愤懑不平。在政府对俄报复、进而 乘势侵入大陆的宣传诱导下，相当部分的日本国民在承受加倍租税的剥削 下，竟然偏离自己生活的现实，转而沉湎于内容空泛、充满非理性的感情色 彩的民族自我赞美之中。于是，国家主义一方面便以日本主义的姿态表现出 来，如高山樗牛在 1897 年发表的题目即为《日本主义》的论文，其中写道： “日本主义本非今日我辈之创造，无非是国民在 3000 年历史中培养的坚实的 自觉心最明了的表露。其由来深深地根植于国民的特性之中，久远地渊源于 建国之精神而牢不可拔??日本主义表白了大和民族的抱负及理想。”另一 方面则以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论“天下之大势”，如山路爱山在《余之所 谓帝国主义》一文中说：“日本国民惟须奋起勇猛之心利用此大势，不致成

为与时势不相适应的劣者、败者。”因为所谓“时势”便是“适者生存，是 天赐之荣光，是在社会进化之间发生淘汰，以宗教者之言则曰：乃天之审判， 因果报应也”。庸俗进化论在当时日本为许多年轻人所接受，因为它不仅是 国家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且又深深地扎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功利主义的 思潮之中。德富苏峰和高山樗牛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主导者。一大批没有 经历过自由民主运动的年轻人，都真心诚意地追随这种理论。在国家主义者 踌躇自得的鼓噪声中，夏目漱石等人所身体力行的个人主义，难免显得曲高 和寡了。
　　将国家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是德富苏峰。曾主张“生产主义”代 替“侵略主义”、因而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前后，一 变而为主张“大日本膨胀论”的帝国主义论者。他将甲午战争视作“三百年 收缩的日本，以一大飞跃成为膨胀的日本的最好机会”，进而展开了他的帝 国主义的理论。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要成为帝国主义，日本国民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精神 状态，以“大国民”自居，为此，就必须将世界各国对日本的印象，诸如“风 景明丽、气候温和”、“不讲一个不字，轻松温情地同你相伴”、“是个美 人国，或者直接他说，是个卖淫国”等等，改变过来。为此，就必须以“绝 伦的爱国心和刚健的资质”，倡导进步、进取和开放，取代保守、退缩和封 闭，以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来促进日本的膨胀。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就一定要在同帝国主义诸强的角逐中，通过竞
争而获得商业的权利，“在与武备机关的扩充的同时，亦要使生产机关的发 达并行井进”，只有这样，才能守卫独立的日本。兵商两要素的结合与增强，
是 20 世纪的强国特征。
　　德富认为，帝国主义所负有的使命，将对“顽迷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将“文明之恩威，注射到野蛮社会的内部”。为了传播文明，战争、征服都 是正当的和神圣的，“吾人对东洋诸国的天职，岂不同罗马人在地中海沿岸 一样乎！”
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是这一时期最畅销的杂志。他同其
他文人墨客的区别在于，面对社会，面向青年，对政府政策作出合乎政府意 志的解释，通过《国民之友》向全社会传播。日俄战争之后，面对个人主义 思潮的兴起、青年们追逐自我利益而对社会对政府表示厌倦的现象，焦虑不 安的他在《国民之友》的评论中写道：“吾人岂敢向明治的青年而苛求圣人 乎？但要紧的是：要想富裕则应当同国家一道富裕，要想快乐则应与国家一 道快乐。”表明了他用国家主义来压制个人主义的政治伦理观点。他规劝青 年人：“作为国民，与其称雄于市井，莫若作为日本国民而称雄于世界，以 国内为本部，以朝鲜为别部，以国家为爱妻，此岂非人生之极乐乎？吾人不 是绝对的恋爱主义者，但惟热心地祈愿在日本恋爱国家与国家通婚，如小彼 得①一般的人物辈出不穷！”
比起以小说家的个人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对抗的个人主义思潮 来，以政论家的集团主义活动为主体推动的、与政府合作的国家主义思潮， 不仅声势大，影响深，而且得到了政府有意识的支持，为政府所利用。在政 府有关政策的刺激和助长下，日俄战争前后，国家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高峰。



① 威廉·彼得（1750—1806 年），24 岁任英国首相，政绩卓然。

其表现是，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从这一时期开始明显地向国家主义 化的方向倾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82 年以后必定被列入教科书内容的 王午兵变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纪元节的诠释；有关客观他讲述日本 文化的历史的章节被明显压缩，而宣传名君、忠臣、义士等忠君报国思想的 内容却显著地增加了。1903 年起，国定教科书检查制度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 所有公、私立小学，1908 年，《普通小学日本历史》的执笔者喜田贞吉因将 南北朝并列记叙，被非难为颠倒顺逆正邪，而被革职，同年 10 月颁布天皇诏 书，重申加强小学历史教科书检查制度。1912 年，神道、佛教和基督教代表 集中东京，根据政府旨意、决议“扶翼皇运，谋求振兴国民道德”，实现了 所谓“三教合同”。其目的是，要在思想教育的领域内，为培养“新国民的” 四大特性，即“气质勇敢”、“身体强壮”、“苦习洋学”、“品行方正”， 首先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完成思想的统一。
　　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对大多数国民的思考方式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作 用，要像服侍家长那样服侍天皇，像忠于家族那样忠诚于皇室，即家族国家 观，在国家主义的攻势面前，慢慢地向人们的思想深处渗透。在农村和经济 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主义的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尤其是农村的青 年，在饱受信奉个人主义的都市的人们的歧视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同都市青 年学生同样的自尊，便毫不犹豫地将国家主义作为最理想的思想武器，将国 家主义以更加激烈和典型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国家主义支配下的社会行为， 也变得更加激进。
德富苏峰的弟弟德富芦花，是以其兄经营的民友社和《国民之友》为据
点从事文学活动的。在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国家主义思想的同时，芦花却在 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1898 年出版了小说《不如归》之后，芦花的专业 作家资格终获文坛承认。小说《不如归》批判了家族制度下的姑嫂和夫妇关 系现状，其销售之畅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庞大的与小说有着共鸣的读者 阶层的存在。民友社内部有一个不肯与苏峰现实主义、国家主义路线共处的 左派，而芦花莫如说是倾向这一派的。最后，随着小说《黑潮》的发行而确 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的芦花同情从民友社退出的左派，也退出民友社， 毅然同其横戾的家兄苏峰诀别了。
1903 年，芦花在给苏峰的信中说：“余置身于文学，不得不亲身倡导文
学独立之途径，追逐美而彷徨于真善之境地。关于经世之手段，君注重国力 之膨胀而执帝国主义，余却愿受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哲之海导，执人 道之大义，执自家之社会主义。”这封信与其说表白了与自己兄长诀别的理 由，不如说将自己思想之节操、真善之感受、人道之准则告白于天下。在向 往崇高理念的正直性的另一面，却是追逐单纯理念的幼稚性，同时也清楚地 反映了基督教对他的影响。
　　这种书生式的自我境界同社会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自从同兄长分手 之后，芦花一直在挫折和孤独的遭遇中抗争。自己创办的黑潮社，几乎不能 开展任何有作为的活动，《黑潮》杂志出版两期后也停刊了。无奈之中，只 得退居武藏野安谧的农舍，谢绝文坛交往，避开嘈杂的社会，在孤独之中提 炼自己对现实的批判精神。1906 年，芦花发表了《胜利的悲哀》一文，大声 疾呼：“日本国民，悔改吧！??向世界万国谢读武之罪吧！”1911 年，在 幸德秋水等人被处刑之后，他在第一高等学校发表《谋叛论》一文，直言是 政府谋杀了幸德等 12 人。在政府及包括自己的兄长所罗织的思想统制的巨网
　　
中，他从良心深处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呐喊声。然而，能勇敢地站出 来响应的，不过是河上丈太郎、矢内原忠雄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日俄战争 后孤独的民主主义战士，尤如划破星空的流星，固然能发出炽热的光芒，却 只能保持几秒钟的精彩，便消失在无垠的宇宙之中。德富芦花的命运，或许 就是战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命运的象征。
　　国家主义思潮、个人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想，及由于篇幅所限不及细 叙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构成了日俄战争后 10 年间思想领域内复杂多 绪、相互限制却又相互影响的状态。它们因为握有自信，而不肯轻易地放弃 信仰屈从他人，它们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运动着，变化着。每一种运动变化 的思想，又必定孕育着一种区别于他人的社会运动产生出来的可能性。多种 的思想必定产生出多样性的社会运动。从明治前期到明治后期，随着社会发 展，社会各阶层亦在成熟之中。成熟中的社会阶层，在完成了自我思想体系 后，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思考，力图对社会的进一步变化打上一些印记。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废黜皇帝成功的消息传到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并 给予孙中山以许多帮助的日本人，如福本日南等，感到欢欣鼓舞。1912 年 2 月号《大国民》杂志登载了这样一篇评论：


支那之共和累及我皇室之关系乃是，250 年前由满洲南侵之爱新觉罗，与建国之前 以来连绵相续之我皇位，一并被视作谬误也。（中略）若共和成立，对所谓官僚者的影 响亦是明了的??。


　　这段评论大胆地对天皇制及桂园体制提出了异议，一种渴求变化的企盼 透纸而生。当年 3 月 25 日第 28 届议会闭会，已公告自 5 月 15 日起举行第
11 届总选举。在野党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大石正已和左派领袖大养毅，依然对
即将到来的选举不敢抱任何期望。而桂太郎系统的官僚们则在预测西园寺内 阁倒台的时间。正在此时，7 月 14 日传来了天皇生病的消息。第二天，在枢 密院会议上，又传达了天皇诉胃疼，“睡姿不稳，且时时假睡”，枢密官们 忐忑不安。7 月 20 日，东京帝大医学博士青山胤通、三浦谨之助检查了天皇 病情，诊断是尿毒症。诊断结果第二天在各报纸上刊出，公告全国。
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神格化的天皇形象灌输给国民，国
民对天皇居然会生病感到大惑不解。连天皇本人也渐渐习惯千自己就是现人 神，半夜起来常侧耳静听，又自言自语道：“是伊势呀。”幻觉自己能同伊 势神宫遥遥对话。洗澡的时候，只将下半身泡在浴盆里，上半身用热水洗， 似乎相信上半身有神附体，生怕弄脏了似的。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开 之后，人们简直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惟有股市作出反应，股价从 7 月 21 日起大暴跌。
据生方敏郎在《明治大正见闻录》中记载：


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 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 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7 月 30 日，发布了天皇于零点 43 分去世的讣告。但据当时在皇居西溜 间的海军次官财部彪的日记，天皇实际上在 29 日晚 10 点 43 分就已经死去， 之所以将天皇去世时间推迟 2 小时，是因为阁僚和元老们要商议改元和践柞
　　
等大事。明治一生共生有皇子皇女 5 男 10 女，其中 10 人早亡。没有一人是 皇后所出，皆为侧近宫女所生。三皇子为明宫嘉仁，乃柳原爱子所出，是侍 奉明治的宫女之一。日本皇室一夫一妻制，是自嘉仁登基之后的事。嘉仁小 时生过脑膜炎，1912 年 7 月 30 日，时年 34 岁的他完成登基大礼。从此，近 代日本正式进入大正时代。许多外国报纸大量地报道了明治的去世及葬仪情 况。“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 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都充溢褒扬之意，惟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 本从此要走下坡路了吧！”
　　紧接着发生了乃木希典夫妇的殉死事件。他在遗书中写道：“此度自己 随陛下之后而自杀，实诚惶诚恐，罪孽深重。然明治 10 年之役（指西南战争） 丢失军旗，此后便欲死得其所，却未得机会。厚浴皇威，以致愧受过分优遇， 不觉老矣，去日无多。值此大变，诚惶诚恐，现已决断如此。”
　　乃木夫妇的殉死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一般国民却将这种封建道德视作淳 美的古风，纷纷去青山斋场参加葬仪。此时还是中学生，后任日本内阁外相 的币原喜重郎，在给报社的投稿中写道：“举行乃木大将葬仪当日，电车十 分拥挤，都是去青山斋场的。其中有一个乘客问邻座的老太太是不是去青山， 老太太看着年幼的孙子说：‘我老了，这是我死去儿子的孩子，我让他带上 父亲的名片，供奉在青山，否则心里不踏实。’”社会反响之大于此可见一
斑。
　　甚至连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钦佩乃木的节操。在 1911 年完成了著 名的《善的研究》的西田凡多郎，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乃木已经将理义履 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森鸥外则在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中， 假托弥五右卫门对乃木的殉死进行了解释和称赞。但年轻人，对乃木的自杀 却采取了根本不赞成的态度。白桦派的领袖志贺直哉在 9 月 14 日的日记中记 道：“从英子那里听到乃木自杀时，觉得这家伙有些发傻。”武者小路实笃 说：“军人不懂得人的价值。”芥川龙之介则说：“我对将军自杀的事，好 像有一些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把他的照片挂出来呢？真的是他死后的照 片，哪个店家都用来当装饰物一样挂着。”
夏目漱石对明治夭皇的死和乃木希典的殉死，以及对社会赞成和反对两
种思想的看法，是通过自己的小说《心》，借其中一个主人公的口来表述的。


于是，在盛夏酷暑中，明治天皇驾崩了。其时，我似乎感到明治的精神可谓始于 天皇、亦终于天皇。最深刻地接受了明治影响的我们这一代人，此后虽然还要继续活下 去，但一种毕竟落后于时代的感觉，强烈地冲击着胸怀。我把这种感觉对妻子说，妻笑 着，却未置可否，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调侃地对我说，那么殉死又怎么样呢？


　　夏目漱石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虽然采取了隐晦幽曲的方式，但毕竟是 真实的。天皇的死是正常的，乃木的殉死没有必要去赞成或反对。重要的是： 天皇的死意味着一大批从他 16 岁起就捧他做天皇的政治家们快要退出历史 舞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确实实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或一个新时 期的开始。

趁火打劫

　　新时代果然是在不平常的政治气氛中拉开帷幕的。因陆军方面要求强行 增加 2 个师团的扩军方案被西园寺内阁断然拒绝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最终发 展为“大正政变”。政友会的原敬和尾崎行雄，国民党的犬养毅等在政争中 脱颖而出，意味着政党力量方面新一代领袖人物的成熟。尤其是尾崎和大养 毅，竟然公开表示不能服从天皇调解双方冲突的敕命，并率众继续推进使桂 太郎第三次内阁倒台的护宪运动，亦是前所未闻的举动。政变后产生的山本 权兵卫内阁，是陆军和政党斗争的折衷的产物。山本内阁以海军为基础，以 政党的支持为背景，在内相原敬的配合下，在其施政的许多方面，都一定程 度地满足了推翻了第三次桂内阁的政党方面的许多要求。军部大臣现役武官 制扩大到退役武官制；修改了文官任用令，使没有官吏资历的政党人士可以 通过特别任用进入各省（部）级行政机构；进而在没有同山县有朋和寺内正 毅磋商的情况下，起草了文官也可以任殖民地长官的改革方案。然而，比起 政治改革来，山本内阁的施政却并不顺利。首先，1913 年中国发生“二次革 命”，国民党势力企图打倒袁世凯。日本政府暗中支持国民党，军部更是从 中干涉。但袁世凯依仗武力镇压了革命，日本无奈于同年 10 月承认了袁世凯 政府。其次，山本内阁的施政重点在于扩充海军，提出扩建战舰 6 艘、驱逐
舰 16 艘和潜艇 6 艘，共计 1.54 亿日元的海军扩充计划，而政党不管是在朝 在野都提出了废税减税的要求。再次，正当海军扩军计划与政党废税减税运 动对峙之时，“西门子”丑闻被揭发出来。德国西门子公司向日本海军高级 官员行贿、以换取日本海军向西门子订货的丑闻一见诸报端，全国立刻掀起 轩然大波，工商业联合会、普通民众和在野党立宪同志会自发集合起来，包 围了议会。贵族院的山县派议员也提出了非议。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政友 会等只得缄口不言，而陷入苦境的山本内阁只好选择了辞职一条道。
继之上台的是大隈重信内阁。大隈一向与三菱交谊甚笃；加藤高明是三
菱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出任内阁副总理兼外相，因此，人称这届内阁为“三 菱内阁”。大隈内阁的政治目标是打击政友会。为此，为了取得元老和军部 的支持，就要增加军备，扩充师团；而为取得民众和政党方面的支持，就必 须作出废税减税的姿态。这样，大隈内阁就处于元老们期待扩充军备和民众 期望废税减税的夹击之中。把大隈内阁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是上台 3 个 半月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朝鲜、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同
俄国和美国不断地调整关系。同英国也续签了同盟条约。与此同时，日本一 直在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寻找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日本欲独占中国 东北的意图，已经被英、美、俄诸国察觉，清朝政府也时刻警惕着日本越出 南满铁道利权范围，扩大对满洲的侵略。因此，可以说，日本虽然取得了南 满铁路、关东总督府等对满洲的特殊利益，而且将朝鲜变成了附属国，但由 于同美国等国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也付出了代价。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西园寺召集内阁会议，作出了“对清政 策问题”的决议。其内容为：1.永远维持满洲现状；2.等待时机并稳操胜算 之场合，根本解决满洲问题；3.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井确立在中国内 地的优势地位。①在此之前，1898 年清政府向日本承诺福建不得割让列国， 日本与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汉冶萍公司有矿石购买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44—45 卷，别册，第 382—385 页。

合同、投资货款关系。辛亥革命发生时，日本政府一方面认为乘隙向中国内 地伸展势力的机会可能来了，一方面又对革命冲击汉冶萍感到担忧，海军甚 至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于 是，由寺内正毅，后藤新平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运动革命派王国柱等人潜入 满洲策划暴动，企图乱中寻隙。接着，山县有朋又策划出兵南满，此事因德、 美阻挠未果。最后是川岛浪速等策动第一次满蒙独立，此举因接到英国警告， 被西园寺内阁抑制而未付诸行动。在这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交涉中，可以 看出，由于各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想一厢情愿地扩大对华 权益并不那么容易。“大正政变”发生后，日本朝野暂时无暇在对华问题上 作出更大的动作。
　　此外，经济上的困难也在发展着。日俄战争以后，产业固然有了一些发 展，垄断性组织也相继出现，但恼人的外债却年甚一年地压迫着财政。1913 年末对外债务额达到 20.7 亿日元，扣去 8.46 亿日元对外投资额，尚欠 12.24 亿日元外债。相对于 1913 年财政总收入的 7.2 亿日元来说，外债的重压是可 以想像的。在债台高筑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处于连年入超的状态中。1912 年
为 1.2 亿日元，1913 年为 1.4 亿日元，而政府硬通货的保有量仅为 4940 万 日元。1913 年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靠政府救济才幸免破产，1914 年大阪 的大型银行北滨银行出现了挤兑风潮，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明了经济不振的 严重性。
因此，无论是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境，还是在外交上、主要是在对
华侵略上有所突破，都需要有一个可以得心应手地加以利用的“契机”。
　　1914 年 6 月 18 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7 月 28 日爆发。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几乎同时提出了“举国一致”的口号。政争中 止了，民众的注意力也从免税减税转移到国际时局上。8 月 8 日，根据 1904 年敕令而晋入元老行列的、已经 78 岁高龄的、在休养地静冈县兴津静养脑溢 血的井上馨，口述了一份意见书，转呈青年时代以来的挚友、首相大限重信， 和同为长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建议利用“欧洲的大祸乱”，来推动日本的再 一次“大发展”。这份意见书在 8 日的元老会议上宣读，其主要内容为：


1.今天欧洲的大祸乱，是日本国运发展的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应立即实现 举国一致的团结。以充分享受此天佑。
2.为了实现此天佑，在内须中止历年争嚷不休的废税减税等党议，巩固财政的基 础，排除一切党争，引导舆论注意世界之大势，从而确立外交之方针。
3.随着战局之发展，英、法、俄三国的团结一致将更为坚固，日本应团结以上三 国，以此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


　　8 月 3 日，英国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到远东， 香港及威海卫遭到攻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7 日，英国 要求日本海军击沉以胶州湾为根据地威胁英商船的德国巡洋舰。8 月 8 日晚， 在大限私邪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外相加藤高明力主参战。内阁接受了加藤的 提议，决定参战，并将参战决议上奏天皇，提交元老会议。山县有朋、松方 正义、大山岩等元老同意参战阁议，并着手办理参战手续。
　　自大战开战以来一直在寻找机会根据日英同盟参战的外相加藤高明，以 最快的速度在 8 月 9 日通知英国政府，日本决定参战，并照会英国政府，一
　　
旦日本参战，“则日本之行动即不能仅限于击沉敌国之伪装巡洋舰”，为了 彻底肃清德国在东亚的势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之手段和方法”，① 表达了反对限定参战的态度。
　　英国对日本的回答感到踌躇，欲收回希望日本配合作战的要求，担心日 本全面参战则必乘机向中国内地和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威胁英国自治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担心会因此而影响英美关系。中国在得知日本参战的 消息后，向美国进行工作，希望美国出面阻止在中国领土上的战斗行动。德 国则希望中国暂时收回胶州湾，使东亚从欧洲大战中脱离。
　　日本根本不考虑有关诸国的想法，在没有得到英国谅解其全面参战的情 况下，于 8 月 15 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 面撤走，将胶州湾无条件转交日本，以便将来由日本归还中国，德国未予理 睬。这正是日本所期待的，8 月 23 日，日本宣布向德国宣战。据说在宣战诏 书发布当时，天皇正在日光休养地避暑疗养，因而根本没有出席任何有关参 战的会议，只是形式上出席过最后的御前会议。
　　面对东西两条战线的进攻，德国在西部战场同英法军队展开了呈胶着状 态的堑壕战，在东部战场则击溃了由波兰进入德国本上的俄军后，并不能给 俄军以彻底打击，相反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因此，德国不可能给远离 主战场的驻守胶州半岛的 5000 名德军再运去一兵一卒。日军以第 18 师团为 主力的 5.1 万余名军队在第 2 舰队掩护下，于 9 月 2 日完成龙口登陆作战。 龙口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与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青岛即德军主力集结地整整 隔着一个山东半岛，故龙口登陆作为日本军队整个军事攻击的突破口，表明 日本欲整个地将山东半岛揽入怀中的计划。登陆以后，日军并不急于马上进 攻青岛，而是首先向德军守备的山东铁路进攻。25 日占领潍县，然后转向西 进，10 月 6 日占领济南，完成了海上陆地合击青岛的战略态势。10 月底，日 军开始向青岛进攻，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海上作战中甚至击沉了在中日 甲午黄海海战和日俄日本海海战中表现活跃的日本军舰“高千穗”号，但终 因救援无望，战斗力差距悬殊，于 11 月 7 日投降。
与山东作战相呼应，海军开始进攻德属南太平洋诸岛。至 10 月中旬止，
先后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继之与英国舰队配合， 在阿根廷附近洋面击毁了德国东洋舰队残部。
乘“欧洲的大祸乱”，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利权。
与战果相比，日本负担的军事义务是十分轻松的。在如此巨大的战果对照下， 日本付出的代价就更加微不足道：一艘自 1894 年以来就服役的老舰和 271 名士兵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来说，自始至终是以“欧洲的大战” 换来了“亚洲的战果”的趁火打劫式的、或者说是“天佑”庇护下的打捞财 宝战。
10 月 6 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即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 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宪。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侵犯中国的行为， 并据此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日本置之不理，并继续在交战区外采取军事 行动。1915 年 1 月 7 日，鉴于山东境内战事已平，再无使用大部队之必要， 中国政府向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废止交战区，日本军全数撤回的要求。翌 日，日本的答复是断然拒绝，并于 18 日由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一份照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3 年第 3 册，第 110 页。

会，称意在“澄清局势”。这份照会及其附件的内容，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 忘怀的，就像是一个强盗去火灾场救火，而救火的目的是乘机打劫。这份照 会非常直接地阐明了日本想要索取的东西，它分成五款共 21 条。
　　第一款，关于山东共 4 条，主要内容为将根据日本与德国达成的协议， 由日本全盘处理山东的德国权益，日本拥有连接烟台、龙口和胶济铁路的铁 路敷设权；
　　第二款，关于南满和东蒙共 7 条，主要内容是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 安奉铁路的租借权一律延长到 99 年，日本国民在南满和东蒙有土地租借权、 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业务活动权和矿山采掘权；
　　第三款，关于汉冶萍公司共 2 条，内容为改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邻 近的矿山的采掘权由公司保有；
第四款，关于中国海岸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 第五款，共 7 条，内容为：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
问；有必要的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雇用日本人警察，接受日本人武器 供给，或由中日合办兵工厂；日本人有传教权；日本有南方各铁路敷设权； 福建省外资导入日本优先权；等等。
　　日置益还特别关照袁世凯要保守秘密，尤其是第五款的内容。袁世凯却 将内容全部透露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期望英美干涉。于是，全世界的外交 界都谴责了日本。加藤高明的回答是，前四个部分是日本的要求，没有第五 部分。同时告诉袁世凯，日本将再派 3 万军队增援驻山东的日军。中日之间
从 2 月 2 日到 5 月，一共进行了 21 次交涉，但没有任何结果。这期间，日本
第 6 师团向满洲进发，第 10 师团和第 1 舰队也接到了准备出动的命令。5 月
1 日，日本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最后修正案。5 月 7 日日本接受英国劝 告，同意将第五款保留以后再议，最后通碟袁世凯，必须在 48 小时内作出答 复。5 月 9 日，袁世凯接受了 21 条前四款的要求。5 月 25 日，双方在北京换 文，除第五款外，日本的要求基本实现。
1947 年秋，在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举办的日本历史讲座上，羽仁五郎
先生在讲演中谈到：


所谓日中事变即日本对中华民国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诸君在小学校的教科 书中学的，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学的，在大学也学的那样，是中华民国对日本的排日侮日 运动。当时，我在自由学园教书，曾向一个中国女学生问中日事变的原因是什么。那个 女学生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中日事变的根本原因是“21 条”。日本学生听 到之后十分奇怪，问“21 条”是怎么回事。


　　“21 条”对中国的冲击之大，可以从当时遍及全中国的排斥日货运动中 反映出来。在汉口发生了捣毁日本商店的运动，要求拒绝接受“21 条”的群 众性请愿活动更是此起彼伏。5 月 9 日，被中国群众自发地定为“国耻纪念 日”。
　　国际上对日本的行径的批评，也非常激烈。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对日本 持有反感的美国，5 月 11 日对中日两国同对声明，美国以为“21 条”违反“门 户开放”原则，因而不承认该条约有效性。“21 条”确实刺激了对中国和东 亚怀有同等兴趣的美国。围绕争夺东亚霸权的斗争，日美间的对立明确起来， 亦是 26 年后太平洋战争的“最初原因”吧。
　　
　　“21 条”第五款的内容，连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都对这种直言不讳的 提出方式似有顾虑。然而，社会上许多人士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甚 至民本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在 1915 年发表的《日支交涉论》中也表示：“今 度对华的要求，表面上看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者损害了中国的脸面，但从 帝国的立场上看，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中略）第五款的削除，是非常遗憾 的??是外交上的失误。”

实现强国梦


　　“欧洲的大祸乱”给日本带来了诸多“天佑”。日本不仅借此扩大了在 中国和东亚的利权，而且迎来了使自己的经济跃进的绝好机会。
　　本想在 6—8 星期内结束战争的协约和同盟双方，不意却陷入了长期战争 的泥潭，只好将坚持了 100 多年的亚洲市场的开拓暂时放下来。从欧洲诸国 输往中国和亚洲的工业品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军需品的订货单却如雪片般 纷至沓来。这种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利益，全部被日本独吞。日本的工业，尤 其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
钢铁生产从战前平均年产量 35.5 万吨（世界第 13 位）增长到 1917 年的
79.3 万吨（世界第 9 位）。
　　造船由战前 5.8 万吨，跃进到 42 万吨，居然增长了 7 倍以上。船只保有 总吨位也由 1914 年的 170 万吨（世界第 6 位）上升到 1919 年的 230 万吨（世 界第 4 位）。
化学工业的产值，由 1914 年的 1.758 亿日元，扩大 4.4 倍，1919 年时
为 7.769 亿日元。
　　轻工业的发展更为显著，其中纺织工业的生产额，从 1914 年的 6.2 亿日 元，激增5倍以上，1919年达到32.959亿日元。工业总产值由1914年的13.716 亿日元，扩大 5 倍，1919 年时为 67.376 亿日元。
随着电力事业的急速发展，到 1917 年时工业用动力中电力使用率从此超
过了蒸气动力。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亚
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对外贸易的长期入超状态，也发生了逆转。1915—1918 年的 4 年间，出 超达到 14.8 亿日元，其中仅 1917 年一年就达到 5.67 亿日元。在对外输出的 商品中，生丝依然是最为重要的。1914 年和 1918 年的生丝输出量，分别为
1.74 亿日元和 5.28 亿日元，增长 3 倍以上。其结果是，至 1919 年末统计， 日本外债额为 18.22 亿日元，对外投资额为 31.93 亿日元，一变长期负债国 而为债权国，对外投资中，最主要的是纺织业对中国的进军。
　　由此，所谓“大战景气”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给一心想成为强国的日 本带来了种种好运。在景气的刺激下，新设企业如雨后春笋，股市亦呈现活 跃。全国各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从 1914 年的 11.1％猛增至 1917 年的 125.2
％。这样的利润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金融的活跃，市场需求的扩大，就业机会的增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
业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人口的增多。随着工业的发展，
1914 年有工业人口 109 万人，1919 年达到 178 万人。其中男性劳动者的占有 率由 45％上升到 49％，与女性工人数几近持平，工业劳动力来源于农村，全

国产业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914 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13.1％、16.7％、15.5％；1919 年，上述产业的比例分别力 53.8％、22.3
％、18.3％。 由于工业的急速发展，对劳动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不足，使
企业间展开了职工争夺。为了吸引熟练工人，企业方面只好改善劳动待遇， 提高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月工资额，从 1914 年 65 钱提高到 1919 年的
1.44 日元。
工厂的发展，必然使城市人口增加，10 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数与人口数，
由 1913 年 11 个城市 594 万人，增加到 1918 年的 14 个城市 729 万人。由于 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对农村产品的要求量骤然加大。在都市化运动推进的 同时，农产品市场也扩大了。由于豆饼和化肥普及，脱谷机等农机具广泛使 用，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1919 年时大米总产量首次超过 6000 万石。
　　1915 年 11 月，大正天皇在京都举行登基仪式，日本全国充满欢庆气氛。 大限重信被授予侯爵，各大臣、军人、官吏、议员甚至宫中女官，都得到论 功行赏的犒劳。日本对大战以来的好运气表现出少有的满足感。
　　由于袁世凯企图称帝引发了中国南方“第三次革命”，中国政局再一次 陷入混沌之中。大隈内阁认为，推进干涉中国政策的大好时机又来了。阁议 决定：因为袁世凯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的障碍，所以有必要将他搞 掉，默许民间浪人策划排袁。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 张造、陆军大佐土井市之进、少佐小矶国昭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川岛 浪速则直接在满清宗社党和蒙古巴布扎布那里策动叛乱。但驻沈阳和安东的 领事矢田七太郎和吉田茂认为，这种策动并没有成算，不如支持自日俄战争 以来一直同日本配合的奉天军阀张作霖，通过张来搞满蒙独立更为实际。官 方和军部不得不从“第二次满蒙独立”阴谋中撤走，惟剩下川岛等浪人仍不 肯罢休，企图继续制造混乱，并演出了刺杀张作霖未遂事件。自此，“第二 次满蒙独立”，变成了说服拉拢张作霖秉承日本意图搞满蒙独立，或杀死张 作霖继续推进原计划。川岛的阴谋，最后以张作霖一举击灭巴布扎布叛军而 告终。
实际上，日本对满蒙支配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是由于亲眼看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对于参战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国家总体战。确保能承受住莫大战争消 耗的资源，是未来日本性命攸关的大事。1917 年 8 月，小矶国昭向参谋本部 上呈一份私人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题目为《帝国国防资源》，主张为了确保 获得大陆资源，应尽快修建对马海峡海底隧道。由于估计耗资大、工时长， 陆军和政府没有采纳小矶的意见。日本投降后，小矶在巢鸭监狱写回忆录《葛 山鸿爪》时，不无感慨地谈到，如果采纳自己的意见修凿了这条隧道，恐怕 就不会打日美太平洋战争了。
　　正当日本因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而陷入自身政策混乱时，德国在同俄军 的僵持中一举突破成功，占领了罗马尼亚。俄国战线崩溃，罗曼诺夫王朝垮 台。“二月革命”后，俄国内部两个政权并存，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布 尔什维克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打倒战争的口号，整个俄国已成了 德军可以轻松越过的真空带。日本人开始担忧，生怕不知在哪一天，德皇威 廉会突然叩开日本的大门，索取山东和南洋的赔偿。幸好这时美国宣布对德 作战，日本政府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回过头来商讨对策：沙俄在人民革命中 倒台对日本来说是福是祸？日俄本是密约国，相互之间对远东势力范围相互
　　
承认，并相互承担义务。沙俄一垮台，顿使日本外交失去可以凭恃的依靠， 但随着苏维埃政府成立，和平布告的宣布，北满甚至西伯利亚都成了日本嘴 边的肥肉。因此，日本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不管其他诸强的态度如何日本主动 出兵的所谓“自主出兵派”（田中义一和外相本野一郎等）和应该同美英协 调之后再出兵的所谓“协调出兵派”（山县有朋、原敬和前外相牧野伸显等）。 踌躇犹豫之中，1918 年 1 月 12 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巡洋舰“朝 日”和“石见”号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4 月 4 日，以 3 名日本 商人被杀为由，日本陆战队同美国陆战队一起在海参崴登陆。5 月，代替大 隈内阁的寺内正毅内阁，同段祺瑞政府达成秘密协定，为支持谢苗诺夫集团 在北满进攻苏维埃，进而为出兵北满铺平道路。最终使大规模出兵与否的僵 局出现转机的是，捷克兵团同布尔什维克军队发生冲突，武装干涉终于找到 了“理由”。在同美、英、法协调后，日本于 8 月 2 日正式宣布出兵西伯利 亚，干涉俄国革命。8 月 3 日，驻守小仓的第 12 师团第一梯队从门司、字品 两港出发。8 月 12 日，主力部队在司令官六谷喜久藏大将统领下，从东京车
站出发。14 日，另一部分军队从字品出发。出兵人数为 1.2 万人。 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14 点计划”，是在 1918 年 1 月 8 日。“14 点计
划”不仅是针对苏俄的“和平宣言”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向一次大战之前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秘密外交、秘密条约所导致的国际不安定状态提出来 的。是美国继提出“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口号之后攫取世界事务主导 权的又一重大步骤。主要内容有：
1.废止秘密条约、秘密协定。公开缔结媾和条约；
2.航海绝对自由；
3.废除经济壁垒，确立平等贸易；
4.缩小军备；
5.自由地、不带偏见地、绝对公正地处理殖民地的要求；
14.建立国际联盟。
第 6 点至第 13 点是关于俄国和波兰诸问题的具体处理原则。
　　“14 点计划”的提出，意味着批评帝国主义旧外交的自由主义新外交的 诞生。如果不绝对地从主观上去分析提出者的某些动机，则应当肯定它的客 观进步性。就在“14 点计划”提出后 1 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请和 问题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
和会以大国为中心来进行，由美、英、法、日、意 5 国各派 2 名全权代
表组成的 10 人最高会议，是和会的核心。日本方面的代表是西园寺公望和牧 野伸显，采取了侧重于要求各国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德属南洋 各岛，其他则顺应大势的策略。
　　由于和会主要讨论的是德国及欧洲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亚洲和太平洋的 势力范围问题，况且日本和英国之间尚有秘约关系，所以抵抗住了美国的攻 势，以放弃在山东占领的地盘为条件，保住了青岛租借地，并成为德属南洋 群岛的委任统治国。
　　1910 年 1 月，最受人欢迎的杂志《太阳》在其临时增刊号上特别刊载了 一个以“一等国”为名的专集。编辑者从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交通、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入手，分析了主要国家的国情，举出英、美、法、 德、意、奥、俄为 7 大一等国。这个专集没有提到日本，也没有将日本的情 况与上述 7 国作比较，大约这时候日本还称不上“一等国”吧。1919 年作为
　　
5 大国之一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成为主要发言人之一，并不完全因为其战 胜国的地位。自 1914 年以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飞跃发展，其经济实力已 经列入世界前 5 位行列。海外领有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其本 身的国上面积。国内产业化、都市化的进行，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社会公 共事业，民众的社会意识也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脱 亚入欧，成为亚洲的欧美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国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时，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日本已经可以把自己列入“一等国”的行列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