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章

政党政治 民本主义

　　支持政党政治成立并促其发展的，无疑是从 1912 年以“大正政变”为发 端开展起来的大正民主运动。在社会思潮上，《东洋经济新报》和《白桦》 派向人们展开全面宣传，给初期的大正民主运动以指导。但最终成为大正民 主运动理论基础的还是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论。
《东洋经济新报》是一份经济杂志，在町田忠志任社长兼编辑的领导下，
于 1895 年 11 月 15 日创刊。1897 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天野为之继任主编 后，为了促进甲午战争后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论。后来，植 松考昭、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继往主编。在整个大正时代，该报主张实施 普选法，鼓吹个人主义，确保言论自由，一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
　　日俄战争前后，该报的主要立场是“在内实行立宪主义，在外实行帝国 主义”。即主张国内实行英国式的两大政党并立的立宪政治，对外赞同日本 参加出兵镇压义和团、占领朝鲜、实施“大陆政策”。但以植松考昭、三浦 铁大郎为首的第三代主编上任后，开始全面展开对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批 判。而且，在论述宪政的同时提倡普选。植松认为宪政的理想在于政党政治， 他否认藩阀官僚和政党的两大势力对立是政界的基本矛盾。他尖锐地指出， 二者都是作为宪政之敌的元老政治的支柱；他认为，元老政治是从专制政治 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现象，立宪政治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他看来，桂园体 制及此后三届内阁仍然是屈服元老政治的资本家阶级的专制统治，而并非理 想中的“平民政治”。因此，他把打破元老政治进而实现“平民政治”作为 最高的政治理想，在《新报》上勇敢地主张立即采用普选制度。这种普选论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普选是国民的正当权利；普选是打破元老政治的强有力 的手段；普选会带来工人阶级的政治介入；普选的实现依靠民众的奋起；彻 底取消纳税资格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普选理论。
《新报》的姊妹刊物《东洋时论》，以社会思想评论为中心，也举起了
政治自由主义的大旗。植松、三浦、石桥等都参加了该刊的创刊。该刊主张 市民自由和立宪政治密不可分，因而鼓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世界与宪政 的确立是相互促进的。但从根本上讲，个人解放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因此， 植松在该刊上撰文认为：和宪政发展同样，个人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所以，《时论》批判了阻碍国民个人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切旧道 德——忠君爱国主义和维护天皇制支柱的家族主义道德。石桥则发表了《代 议政治原理》一文，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最高统治权’在于人民， 只有代议政治才是国家主权得以发挥的最佳方式。”石桥的国民主权论思想 具有鲜明的向专制政治宣战的战斗性。
　　同一时期《白哗》派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文坛的沉闷局面。《白桦》派 是由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柳宗悦、有岛武郎等学习院出身的华族子弟 因于 1910 年创刊《白桦》杂志而得名。在直至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停刊止 13 年间，他们在宣传和介绍欧美文学和美术作品的过程中，表达了以追求人类 和生命意义为宗旨的理念。这些明治时代的社会上层子弟，不但不以父辈的
　　
荣光为自豪，反以一种自我创业的精神来发泄对父辈们的反抗和轻视。他们 尊敬内村鉴三、德富芦花等人的“良心”，信奉凭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理想 的个人奋斗主义精神。在他们对“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理解中，旧的忠节观 念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对社会的进步有害。《白桦》拥有广泛的读者层，在 大正民主时代，它通过宣传尊重个人主义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影响是巨 大的。
　　除了上述《新报》、《白桦》派思潮外，《大阪朝日新闻》、《中央公 论》等刊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大正时代是反对思想封闭寻找精神解放的时代，因此必然形成各种思潮 的全面开花。在思想认识上，敏锐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一下子便找到了问题 的要害。曾围绕着对天皇的重新认识，在大学的教授之间展开了有关“天皇 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的论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浓部达吉和上杉慎吉。 从本质上来讲，美浓部达吉提倡的、广大民本主义者所赞同的夭皇机关 说，为修正明治国家体制提出了法律意义的根据。这种理论认为统治权力的 主体不是天皇，而是国家。天皇则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分，用美浓部达吉 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机关”。在美浓部超过 100 本的著作中，填密的论述， 广博的引证，都是为了证实他在明治未年就提出的这一学说。美浓部认为， 帝国宪法的精神是要确立君主主权主义，尽管可以标榜君权主义，但因为从 法理上讲国家的所有权力不能不可分地专属君主一身，统治权只能属于国 家，所以，强调君主主权，即等于强调君主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而已。同时， 立宪政治是必须尊重国民意志的政治，但日本法律制度的现状是：众议院是 第一院，贵族院是第二院，枢密院是第三院。这种体制怎么能保证尊重民众
的意志呢？
　　同是东京帝大法科教授的上杉慎吉反对美浓部的理论。他曾留学德国， 在出国前也曾提倡夭皇机关说，但同美浓部的主张大相径庭。他认为，正因 为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所以天皇具有绝对权力。既然国家只是一种概念， 不能在现实中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天皇的绝对权力 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说法，实际上和主张天皇主权绝对性的夭皇主权说同 属一类。因此，上杉回国后迅速地转向主张夭皇主权至高无上、无限制绝对 的天皇主权说是不难理解的。上杉认为，如果对皇位主权也要妄加评论的话， 国家就要混乱了。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以美浓部的胜利而告终的。在整个大正时期，天皇
机关说作为国家公认的宪法学说，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承认。在整个大 正民主运动中，人们对贵族院、枢密院和元老政治发动的进攻，甚至对天皇 制本身的怀疑或批判，都在这一学说中寻找到了法理根据。美浓部的这一学 说在 1935 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才被军部法西斯主义强制性地取 缔了。
为大正民主运动提供政治理论的，是吉野作造主倡的“民本主义”。所 谓的“民本主义”，吉野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主张近代政治的理想在于保 证最高、最完善的政治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因为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 重视民众的意向，所以我赋予其民本主义的名称。”①他开始登上论坛是 1914 年成为东京帝大法科教授以后。但他一跃成为新闻界注目的中心却是他在



① ［日］：三谷太一郎：《吉野作造》，中央公论社 1984 年版，第 208 页。

1916 年 1 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的《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 效途径》这篇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作为宪政精神基础的民本主 义，以及议会政治等问题。
　　吉野作造首先论述了宪法与民本主义的关系。他说，宪法的存在与否， 是区分立宪政治与其他政治的标准。因此，除了赋予宪法根本大法的性质之 外，其内容必须包括人民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会制度。但是， 仅有内容上的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单纯颁布宪法，单纯开设议会，也 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我等的生活也不能得到十二分的幸福。”② 他认为，为了完成宪政“最终完美之形态”，还需要国民作出相当大的努力 和奋斗。
　　按吉野作造的解释，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将其民主的意义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其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 上属于人民”。
　　关于第一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主主义。并分析其含有两层意思： “第一，民主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国体来说，其主权真正的持有者是一般人 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绝对的或哲学的民主主义”；“第二，民主主义在 某一特定的国家，其国宪法解释上的主权在于人民”。吉野把它命名为“相 对的或解释上的民主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的这两层含义，在君主国 体的日本是难以通行的。但是，不论在民主国体抑或是君主国体，民本主义 都可以成为其共通的精神。在称谓上它与民主主义很相近，但是由于绕过了 民主主义与君权主义在法理上的冲突，因而在客观上缓冲了两种政治派别的 对立，为改革专制主义提供了可能。
关于第二种含义，吉野把它解释为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是不问法
理上主权属于何人，只是在主权运用时主权者必须以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及 其意向为方针的主义。这样，民本主义和君主制可以并立了。吉野又进一步 阐述了民本主义的两个含义：政权运用的目的即“政治目的”在于一般民众 的福利；政权运用的方针即“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 把这两点称为“民本主义要求的两大政纲”。
基于民本主义的这种要求，当然需要人民进行直接参政。所以，吉野认
为需要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监督政府的政治 效果。他在论述代议政治的作用时指出：“我认为，最完善的政治就是以民 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众政治是不行的，我国今 天的弊端就在于此。国民受一个伟大的精神指导而行动，政治最大限度地体 现其精神，即能够接受国民监督而运行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
　　使代议政治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的惟有政党。而为了让政党真正地担负起 责任，就必须做到：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 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对抑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 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要予以限制；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 主义势力介入政治要尽可能减少，尽可能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
于是，吉野在不冲撞天皇国体论和明治宪法根本要旨的前提下，提出达 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即他关于代议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的构想。所以， 他的民本论主张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的理论指导。它反映了时代精



② 《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 1 卷，新纪元社 1980 年版，第 16 页。

神，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彻头彻尾地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要求。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城市广大中间阶层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表 现，在客观上也给政友会和宪政党对专制势力的讨价还价以积极的支持。
　　吉野作造提倡的民本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主张在以其 活动的舞台《中央公论》的大力宣传下向社会各方面渗透。长谷川如是闲主 办的《我等》、岛居素川任主编的《大阪朝日新闻》等也对民本主义者发表 议论提供了发言的良好阵地。在 1918 年 1 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吉野发表 了《再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一文。这次，他站在更加 实际的立场对其民本论进行了再阐述。1919 年 2 月、4 月号的《中央公论》， 分别发表了吉野的《扩张选举权问题》、《普通选举论》，在实践上和理论 上进一步推进了民本主义论，并且给当时正处于高涨的普选运动以更有效的 指导。
　　1919 年，普选的热望已经成为全国的舆论。各地的演说会和示威运动此 起彼伏，工会和学生也都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正值 2 月 11 日宪法颁布 30 周年纪念日之际，以东京各大学的辩论会、学生同盟会、早大普选促会、东 大的新人会等为中心的 3000 余名学生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 “看，德漠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潮流。必须彻底实 施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们向众议院进发，举行了以要求普选为目标 的示威游行。
1920 年，是普选运动继续高涨的又一年。2 月 10 日，日本劳动党、日本
交通、劳动工会、小石川劳动会等 20 个团体组成的全国劳动团体联盟主办的 普选演说会、示威运动在芝公园举行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实施无限制横向 联合法，撤废治安警法第 17 条，立即实行普选。2 月 11 日，在上野公园“普 选期成同盟会”主办的普选促进大会和立宪劳动党主办的获取参政权民众大 会召开，宪政会代议士大竹贯一、小泉又次郎、三木武吉等也赶来声援，群 情高涨。大会又一致决议：实施普选和废除治安警法第 17 条。
在白热化的舆论支持下，在野的国民党率先在第 42 届议会上提出普选法
案。宪政会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热心地主张普选。普选要求日益为广 大中间阶层所拥护，表明大正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高峰，而吉野作造用心 良苦地提倡民本主义的本意，也充分地实现了。在不反对明治宪法所规定的 日本国体即天皇制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实现民众的普选权，是一种对天皇制 国家机器中军部官僚势力实行渐进改良的、特殊的战前日本民主主义运动。 它的发展，使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继续得到加强，越来越成为官僚和军 部难以对付的独立政治力量。
　　在大正民主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白虹贯日”笔祸事件的发生，一 方面说明了进步知识分子要求迅速实行普选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 专制势力处心积虑地欲对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狠毒。
　　1918 年 8 月 25 日，正是出兵西伯利亚后“米骚动”在全国各地相继发 展的关键时刻。位于大阪中之岛的大阪饭店，来了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 原来，各地报纸相继报道了“米骚动”的消息后，寺内内阁气急败坏地欲对 各报加以取缔，从而激怒了各地的记者。这一天，来自东海、北陆、近畿、 山阴、山阳、九州各地 86 家报纸的 166 名记者在这里集会，声讨寺内内阁的 反动政策。在会场热闹的掌声中，通过了对寺内内阁的弹劾宣言。
《大阪朝日新闻》是会议的发起者。社长村山龙平、主编岛居素川、社

会部长长谷川如是闲、论说委员大山郁夫和丸山于治（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 男的父亲）、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等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表达了迫使寺 内内阁总辞职的要求。
　　在当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晚报第二版，详细报道了会议的经过。其中 有这样一段话，引出了一场惊动全日本的司法官司。


坐在饭桌前的与会者们，全然不知肉之味，酒之香。一直以金欧无缺自夸的我大 日本帝国，现在不正在面对可怕的未日审判吗？“白虹贯日”这句古代人常用的代表不 祥之兆的谚语，就像一道闪电，在默默地使用叉子的人们脑中掠过。


　　自从在中国的《战国策》记述以后，这句古语一向被认为是“刺杀天子 的前兆”。大阪府警察部新闻检查有关人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 4 个字，于 是，立即向内务省警保局告发了《大阪朝日新闻》，声称“日”即指天皇， “贯”即是兵乱。
　　1918 年 11 月，内务省警保局以违反报纸法对编辑及作者进行起诉，并 判处发行人山口信雄和执笔记者大西利夫 25 个月禁锢。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 暴力团体“浪人会”也对进步知识分子进行威胁。社长村山龙平被迫辞职， 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优秀记者被迫退出该报。
这一事件激发了吉野作造等人的拥护言论自由运动。吉野著文指责右翼
暴力团体，说他们是假“拥护国体”之名，行暴力迫害之实。“浪人会”竟 派人登门挑衅。1918 年 11 月 23 日，吉野作造不畏强暴，在神田的南明俱乐 部同“浪人会”展开了辩论。在“浪人会”为阻止吉野演说而行暴的威胁下， 吉野宣言：“在进行言论争论时，暴力突起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 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①吉野作造的演说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 呼声中获得了成功。这次演说，不但有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成 了以黎明会为首的进步团体纷纷成立的契机。
以吉野为中心的黎明会于 1918 年 12 月成立。其纲领是：在理论上阐明
日本国体，完成日本的使命；扑灭与世界大势逆道而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 顺应战后的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这个极为平凡的纲领，却成 了时代的警钟、启蒙的标语。1919 年 2 月，早大人民同盟会成立。1919 年 2
月 11 日，以东大新人会为中心的“全国学生促进普选同盟”成立。1922 年，
日本大专学校进步学生团体“学生联合会”成立，1924 年改称为“学生社会 科学联合会”。所有这一切，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普选运动相辅相成、互为表 里，更有力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第二届山本内阁在虎门事件（狙击皇太子事件）中倒台后，枢密院议长 清浦奎吾在 1924 年 1 月 1 日受摄政之命组阁。
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奏请、举荐 75 岁的官僚政治家清浦奎吾组阁，是 想要制造一个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中间内阁。西园寺本意是推举政友会组 阁，但由于政友会分裂、党内混乱，组阁困难，因而只好奏请清浦奎吾组阁。



① ［日］丝尾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 1》，法政大学出版局 1982 年版，第 247 页。

西园寺企图在 5 月进行众议院议员的总选举后，把组阁事宜交给控制多数议 席的政党。按西园寺的推测，政友会有成为第一党的可能性，结果会出现政 友会组阁。基于此种想法，清浦被作为一种政权交接的过渡性人物推上了首 相的宝座。
　　1 月 1 日受命组阁的清浦本想组织政友会、贵族院研究会的联合内阁， 但由于接受了平田内相的“超然主义”的方针，无奈只能组织以贵族院研究 会为中心的“超然内阁”。但研究会干部和政友会之间有联盟之约，研究会 干部如果没能取得政友会的谅解，则不能参加清浦内阁。最终，经过研究会、 政友会首脑的多次接触、会谈，都倾向清浦组阁，而政友会在选任阁僚时则 保持着暧昧态度。不了解政界情况的清浦在组阁遇到困难之后，把选任阁僚 工作委托给贵族院研究会的干部，在 1 月 7 日组织了以贵族院各派为中心的 “贵族院内阁”。
　　清浦贵族院内阁的成立，使三次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政党团结起来掀起 了护宪运动。1 月 11 日，首都新闻界人士发起了恳谈会，宪政、政友、革新 三派的少壮议员参加，商定排斥贵族院内阁和实现政党内阁，并决定以三派 联合为基础组织联合内阁。政宪两党的干部中间，也出现了联合的倾向。政 友会内部，以总裁高桥是清为首的一派与以床次竹二郎总务为首的反对派之 间的对立加深，退党者相继出现。1923 年末，政友会和宪政两党的首脑多次 会谈，以“实行不向民众和报纸献媚的政治，来确立国是方针”①为宗旨。两 党约定，组织绝对多数派为基础的坚强的政府，重建政党内阁。
清浦组阁时，政友会虽然拒绝合作，但其党内围绕着对新内阁的态度产
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总裁高桥是清站在与宪政会联合倒阁运动的前列反对 清浦内阁。与此相反，中桥德五郎、山本达雄、床次竹二郎等人退党后，组 织了政友本党，和护宪运动相对立。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三派有志 之士间就打倒清浦内阁、成立政党内阁、改革贵族院、组织三派联合内阁等 问题达成协议。1924 年 1 月 18 日，在三浦梧楼的斡旋下，高桥、加藤、犬 养等三党领袖会谈，重申“宪政本义就在于政党内阁的确立”。进而于 20 日，召集护宪派代议员协议会，一致达成以下几点共识：确立政党内阁制； 打倒特权势力的专制；为贯彻此目的，将来一致行动；根据以上宗旨，否认 清浦内阁。
会后，护宪三派立即在东京、大阪等地开展了拥护宪政、打倒清浦内阁
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攻击清浦内阁， 说贵族院内阁的出现，是特权阶级向国民的挑战，是阶级斗争的开端。而清 浦内阁和与其合作的政友本党则指责护宪运动是煽动群众运动，使阶级斗争 激化。这时正是第 48 届议会召开之际，众议院以皇太子结婚典礼宜避免政争 纠纷为理由，自动休会。l 月 31 日刚一复会，当在野党对企图颠覆护宪三派 干部所乘列车事件进行追究时，暴徒突然闯入议会。内阁以此为理由，强行 解散议会，同时谴责了护宪三派。但护宪三派亦成竹在胸，在 1924 年 5 月
10 日的大选中，护宪三派获得了大胜。宪政会在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成立的 市民政社的支持下，获取胜利，成为第一大党。清浦内阁在办完皇太子的结 婚飨宴后，6 月 7 日总辞职。在元老西园寺的推荐下，摄政命令宪政会总裁 加藤高明组阁。在人事构成上，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任内相、滨口雄幸任藏



① ［日］横山胜太郎主编：《宪政会史》，1926 年版，附录第 13 页。

相；政友会的高桥任农商务相、横田千之助任法相；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任 递相。这样，战前日本的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 的成立，标志着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成熟。自此之后，两个政党依靠选举轮 流执掌内阁的所谓“宪政常道”，曾一度左右了行政权力的更替交接。
　　加藤高明是在以宪政会所公开约定的普选、整肃纲纪和整顿行政财政三 大政策为支柱而组阁的。在其组阁后最初的议会——1925 年初的第 51 届议 会上，提出了一向成为悬案的普选法案。政党在讨论普选法时，连闯两道难 关——枢密院、贵族院。最后规定，凡年满 25 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年
满 30 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选举权，但妇女、接受救济的贫困者和无住居者仍 无选举权。
　　在政府提交的原案中规定，“只有生活上接受公费救济的人”没有选举、 被选举资格。在枢密院审查时把“公费”改为“公私”。一字之差，可谓天 壤之别，从父母处得到包括诸如学费资助和生活资助的青年知识分子，可能 都因此而失去了选举权。后来，双方在把“救济”改为具有施行恩惠意义的 “抚恤”后达成协议。贵族院想把没有资格条款改为“生活上接受公私救济 或扶助者”，以限制选举权的扩大。结果，在贵族院的修改之上又加入了“因 为贫困”的字句，遂达成协议。
这样，大正民主运动的最高要求——普选终于有了结果。它的通过，尽
管经历了 30 余年的时间，受到种种限制，遭受许多挫折，但毕竟能够证明， 即使在专制制度下，社会成员的政治选择权和政治责任权也是无法否认的。 通过的普选法，是一部有限制的普选法，但有权者人数从 330 万人增加到1250 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值得重视的是，在整个法案的提出和审议过程中，内阁和议会几乎没有
认真考虑过人民群众对普选资格的看法。内阁的方案首先排斥了妇女的参政 权，而且时刻警惕着普选运动的“左翼化”倾向。贵族院和枢密院则对财产 限制作出种种修正，力图尽量缩小有权者范围。如吉野作造所说：“似乎像 我所主张的，其实又不像。”“普选权”的不彻底性，只有与天皇制联系起 来才能最后解释清楚。
在《普选法案》通过之前，第 51 届议会就通过了《治安维持怯》。这个
法案规定，以“变革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而组织参加结社者， 予以判处 10 年以下徒刑或监禁；为上述目的而进行协商、煽动和提供资金者 也要处刑。这个法律是为专门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左翼运动而颁布的。
《治安维持法》中的“国体”一词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代替了以前的“紊乱
朝宪”、“秩序安宁”等，对后来统制国民思想发挥了极大的魔力。此外，
《治安维持法》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中的革命左派和改良主义的右派 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使其运动内部分裂。
　　护宪三派内阁成立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有限制的普选的实现。但这个《普 选法案》是与《治安维持法》同时通过的，所以在枢密院和贵族院方面来看， 似乎带有交换的意味。而且，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时颁布的三大政纲——“普 选”、“整肃纲纪”、“行政”、“财政整理”来看，表明了政党内阁企图 通过对社会政治秩序一左一右的控制，来巩固地位，改善经济财政状态的施 政目的。
　　《普选法案》一通过，护宪三派的暂时团结就发生了混乱。各党派为了 能使自己的意志在政策上得以充分体现而发生了对立。1925 年 4 月 10 日，
　　
政友会总裁高桥辞职，田中义一被推举继任总裁。上一年大选中曾为第三党 的政友会，由于同政友本党恢复了旧关系而势力大增，想夺得政权的意识很 强。加藤首相为了维持三派合作，要求田中作为高桥的后任入阁，遭到拒绝。
1925 年 5 月，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实行合并，政友会升为仅次 于宪政会的第二党。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等人提出以“产业立国”主义作为 政友会的基本政策以抬高本党的威望。到了 7 月，政友会从正面向加藤内阁 挑战，目的是想逼迫加藤内阁倒台。由于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加藤内阁总 辞职。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为取得政权立即商定合作，但“惟一的”元老西园 寺蔑视这一阴谋，遂下令让加藤高明组织了宪政会的单独内阁。这样，加藤 第二次组阁，但宪政会的议席远没达到半数，形成了宪政会、政友会和政友 本党的三党鼎立，使政局动荡不安。
　　虽然三党鼎立格局形成，但按普选法规定，他们本应举行大选，接受国 民的选择。但三党都极力避免解散议会，因为他们都害怕民众登上政治舞台， 都对普选有抵触情绪。他们对大选表示消极，希望实现不经选举的政权更迭。 宪政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的主张解散议会，但加藤、若槻等官僚、贵族 院出身的人都反对解散。加藤内阁想和政友本党妥协度过议会期，政友本党 则一面想通过政本合作来牵制加藤内阁，另一面又和加藤谈判，想私相授受 政权。政党如此脱离国民，说明了其腐败性，也给予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机构 以充分策划的余地。
自 1922 年山县有朋、1924 年松方正义死后，西园寺公望就成了唯一的
元老，担负着向天皇举荐首相人选的责任。西园寺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 倾向于自由主义，已经由他继伊藤之后出任政友会总裁时表现出来。而每当 天皇向他询问首相人选时，他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在各种政治力 量的冲突中找到一个制衡点。“米骚动”时他推选原敬，是他相信惟有原敬 才能收拾国内混乱的形势。原敬死后，他并不想推荐政友会继任总裁高桥是 清，是因为顾忌原内阁时政友会力量过分膨胀。后来同松方协议后推荐高桥， 亦是无奈之举。在他脑子里并不以议会、政党和政党内阁为政治取舍的基准， 而是把怎样才能完满地履行辅粥天皇的责任作为最高的考虑。从 1924 年成为 “惟一的元老”后，西园寺在推选首相时，有两种考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西园寺以大选的结果为准则，推选了以前一直忌讳的宪政会总裁
加藤高明为首相。不仅如此，当三党鼎立、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企图搞掉加藤 内阁时，他仍然依据宪政党还是第一大党这个事实，继续推荐了加藤。此后 的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第二届若槻内阁，他都以其所率政党是 议会第一大党为根据推荐并请天皇下敕任命。使宪政踏入议会第一大党组阁 的“常道”。
　　第二，自松方死后，西园寺就下决心让“元老”在自己有生之年中结束。 当别人以“惟一的元老”看待他时，他更以“最后的元老”来看待自己。所 以，当宫中有人向他透露是否将清浦奎吾和山本权兵卫也列为元老时，他回 答：“不管世间如何评论，我已决心一身侍奉皇室。若有陛下询问之场合， 也已决心以自己一人奉答。”即以自己的一身担当责任的决心，拒绝自己所 不信任的势力进入宫中。
　　按一般常规，以期待“宪政的至善至美”这点来看，元老本身的存在是 宪政上的变态。元老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机关，而由宪法上不存在的机关推 荐内阁总理大臣的做法，退一步讲也只能是一种在宪法政治的过渡期被允许
　　
的制度。如果政党发达、政权更替能在政党之间顺利进行的话，元老的存在 并不必要。西园寺公望也熟知这一点。但在政党政治时期，如果没有西园寺 的话，“宪政常道”这一惯例能否得以维持，恐怕还值得怀疑。虽然宪政常 道的内容很暧昧，但多数政党人士认为：众议院的两大势力互相担当政权是 国政运用上最为现实的。但是，想谋取政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在政党内外、 议会内外都存在着。第一次加藤内阁辞职时，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合作，企图 夺取下届政权。第一次若槻内阁的三党首脑会谈后，安达谦藏递相和政友本 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搞宪本联盟，为的是不把政权交给政友会。第二次若槻内 阁末期，安达内相、富田幸次郎民政党干事长、久原房之助政友会干事长之 间，推行所谓合作内阁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各怀鬼胎、同床异梦的产物。他 们的确都是政党内阁论者，但他们都没有诚心遵守政权互让原则也是事实。 如果把“宪政常道”委托给各政党，政权互让原则则最终难以维持下去。之 所以能够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就是因为元老西园寺的存在。
　　由此，内阁首相政权交接实际是在西园寺的监督下进行的，他的权威被 认为是绝对的。政界的人士都在思忖西园寺的意图，并按其意图而行动。西 园寺的选择往往与政党意图和欲望不相一致，但却具有说服力。在一门心思 觊觎首相位置的人们看来，他本人已经成为决定首相人选机制的人格化身。 如果缺少他的人格权威的力量，“宪政常道”可能早就会被大多数贪婪的政 治家所践踏了。因此，西园寺的存在，是使战前政党互相交替政权得以进行 下去的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晚年的西园寺稳坐别墅坐渔庄，遥望东京的政界，对皇室侧近及有关人
士毫不避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自认为在政界中有所作为的政党人士， 每当听到西园寺那里传过来的声音，便有如芒刺在背，感到十分不自在。他 要求处理对炸死张作霖事件负有全责的田中内阁，又鼓励滨口雄幸全力签订
《伦敦海军军备条约》。由于推荐首相被认为是政界最高的权力，所以政党
领袖们都注视着坐渔庄的动向，猜度西园寺现在在想什么，下届首相可能会 是谁。在政党政治阶段，最长的内阁也挺不过 2 年，有时几个月就要换一届。 所以，政府、政党、军部和财界的什么人一旦被西园寺喊去谈话，无不怀着 喜忧交加的心情。西园寺本身的存在，成了当时决定政局稳定度的关键因素。 从桂—园体制到政党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变动的主要动力源自大正民 主运动。而当护宪三派内阁时期，男子普选权的获得、贵族院的改革都从关 键环节上推进了民主化进程。另外，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者们所关心的普选 权和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至少在形式上表明议会民主主义力量在同专制势力 的长年较量中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在这一进程中，有许多人士的名字值得记
取。但首当其冲的两个人应当是原敬和西园寺公望。

金权政治


　　自政党成立之日起，各党的党内党际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政党政治 成立后，这种纷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党内纷争的第一原因还是金钱问题。 先看原敬时期的政友会，从原敬 1914 年 9 月 17 日的日记可知，他从西园寺 接手政友会时，党内日常开支经费仅 2 万日元左右。但从原敬的遗嘱又可知， 在原敬任总裁后 8 年期间，政友会的经费已上升到 100 万日元左右。这 100 万元的利息被用于党内开支，而其本金或嘱托团琢磨通过三井银行作公债买
　　
卖，或作银行存款。原敬在党内的绝对威望，亦同他出色的蓄财理财能力有 关。
　　但失却原敬强有力领导后的政友会，派阀之争就趋于激烈。接任原敬在 党内地位的候补人选，计有内相床次竹二郎、藏相高桥是清和农商务相山本 达雄。高桥被推荐为继任首相因而当然地成为政友会总裁后，自然引起了床 次和山本的不满，双方的斗争就激烈起来。这种对立使高桥仅仅执政 6 个月 后便短命地下台了，内阁大权复归海军的加藤友三郎。这一结果使高桥在党 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终于在对清浦奎吾内阁支持与否问题上，导致政友会 的大分裂。山本和床次声明脱党，成立了政友本党。这时高桥已不可能再继 续担任政友会总裁，党内一再内证要求一位具备更高威信和政治手腕的人物 出任总裁，平息纠纷，迫使高桥隐退下野。
　　但是，被党内一致拥戴就任总裁职务的田中，其威信和手腕却又何在呢？ 原来是他若出任总裁就能给政友会带来 300 万日元的承诺。其实，迫使高桥 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友会内部对他搞不到钱的普遍责难。“高桥的 引退还是钱的问题。政友会相当需要钱。干事长岩崎勋等常来取党的经费。 作为总裁拿出钱来是应该的，可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就使高桥吃不下饭了。” 民政党总务樱内幸雄在抨击田中内阁时说：“说到田中大将的 300 万日元事 件，是田中大将从神户的高利贷者乾新兵卫那里借了 300 万日元，说拿了去 买政友会总裁。若仅是这样倒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它之所以会成为问 题，是用陆军省的定期存款变换的国库公债作担保??这是乱用官费，违反 军规的行为”。宪政会的论客中野正刚更是在众议院演说中提出这 300 万日 元同陆军的机密费有关。西伯利亚出兵高达 2400 万日元的军费，其用途十分 不透明，中刚揭露其中的 800 万日元被挪入陆军省大臣官房金库，后来陆陆 续续换成了公债。田中向乾新兵卫借钱的担保，以及政友会同革新俱乐部的 合流，皆与此笔款项有关。因为贵族院议员拥有司法豁免权，所以对田中本 人的审问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众议院认可下对鸠山一郎等与此事有关议员调 查后，证实中野的指责基本属实。但因此事件最终同闲院宫有关，所以调查 最后不了了之。各政党拼命筹措经费，主要用于议会选举。以 1928 年大选为 例，政友会、民政党为争夺天下，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友会以田中为首， 在其他干部合作下，一举投入 500 万元。各候选者被招呼到首相官邸，直接 从总裁手中领取竞选补助费。民政党则在滨口雄幸总裁和床次、若槻等人的 协力之下筹得 300 万元，向各候选人提拱竞选补助和旅费、通信费及广告印 刷费。另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30 年的议会选举中，在经济危机的打 击下，政友会仍然投入资金 350—400 万元，而民政党则投入了 400—500 万 元。在 1932 年的议会大选中，政友会投入 500 万元，民政党投入 300 万元。 政治资金投入的多寡，甚至直接影响了大选的结果。1930 年民政党当选总人 数为 273 人，而政友会则为 174 人；但 1932 年政友会当选 301 人，而民政党 仅为 146 人。由于选举费用越来越昂贵，仅靠从本党获得的补助远远不够， 所以能够自己拿出钱来竞选的多被选上，使众议院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 政党的首脑们将巨大的资金投向议会大选，时时以政治活动需要最必要的润 滑剂聊以自慰。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只有财阀为自身的利益出发所作的政
治投资。随着政党力量的逐步加强，财 阀们认为向他们提供政治资金是失有所偿的，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
井一政友会、三菱一宪政会（民政党）两种政财联姻关系。安田、久原、古

河、住友基本属于政友会系，根津、山口属于民政党系。这种关系自明治维 新时期倒幕派领袖与政商的私交关系，经过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最终成型 于原敬内阁时期。
　　将财阀与政党的关系联结起来的渠道有三个。其一，自甲午战争后，财 界出于与其帮助议会势力增长、不如直接影响政策决定的考虑，开始向议会 直接渗透力量。1902—1917 年，实业者议员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从 52 席增 加到 131 席。这种情况表明，财阀的势力已开始进入政党的决策中枢。
　　其二，财界出身的议员进入政党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同政党的首脑建 立了隐蔽的然而是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财界的意思透露给政党的领袖们，作 为交换，财阀向政党提供的资金也通过他们的手直接交到政党的总裁或总务 手中。这种关系的典型例子，可以从加藤高明与三菱、仙石贡与滨口雄幸、 团琢磨同原敬的关系中得到证明。这也是后来法西斯军人在“毅然崛起”后 将团琢磨等人作为袭击对象的理由。更有趣的是，凡大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 时，并不计较眼前的利害关系，所以鲜有被政敌揭发的事。而中小财阀、地 方财阀向政党提供资金，因急功近利地要求政党立即兑现要求，所以往往成 为政党之间相互攻仟的材料，如前述的“5 个珍品”事件和满铁高价收买内 田信也经营的船只事件。
其三，自 1920 年后，原内阁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公开对大财阀归
并中小企业予以政策支持。原内阁时期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对战前八大财阀的 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三党鼎立的局面下，政友本党床次竹二郎率领自己辖下的势力，一面
宣言“政本非合同，政宪非提携”，一面在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来回摇摆， 意欲以支持政宪中的一党使之成为多数党为诱饵，捞取实惠。第二次加藤内 阁是以下到议会半数议席组阁的，所以急欲掌握议会多数。于是，一下子向 床次派支付 50 万日元，其中 30 万日元直接落入床次个人腰包。床次居然还 向张学良要钱 50 万日元，更是震动社会的丑闻。政党用金钱来推动政治发展 党势，财界同政党之间保持的这种用金钱收买权力的关系，简言之，即金权 政治现象是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对手政党皆欲置对方 于死地的互相揭短事件在新闻界频繁曝光，必然招致社会各界人士一片唾 骂。对政党政治怀有理想的大正民主思想的代表吉野作造，在 1932 年 6 月号 的《中央公论》中，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和失望，这样写道：


我也是自大正初期就热心地主张实施普选制的人士之一。我曾指出普选制的一大 功德便是不使用金钱，而一旦金钱从政界匿迹，那么代替它的无非就是言论和人格。但 是，这并非仅仅改变一下制度就能使之实现的事情??今日之选举界最具有发言权的是 金钱和权力。选举就是询问人民的意向，理想的办法是追求彼等的自由判断。用金钱和 权力蹂躏之实在不堪忍受。但是，用政治术语讲，蹂躏者都不是坏人。蹂躏者就是坏人！ 一言以蔽之，其罪在于选民本身。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只有等待选民道德的觉醒。


　　曾为大正民主和对普选运动奠定民本主义这一理论基础的吉野作造，对 选举政治堕为金权奴隶的批判，亦是入木三分的。
　　在金权政治的作用下，政友会和宪政会之间争夺组阁权的斗争就达到了 白热化的程度。田中义一在就任政友会总裁的致词中说：“在我任总裁期间， 我党若不能取得政权，切腹也无妨。”居然将打倒宪政会作为政友会面临的
　　
最高目标。在现总裁的激励下，政友会全体党员都踌躇满志地发誓，不把政 权从宪政会手中夺回来誓不罢休。反过来，宪政会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政友 会的。两党之间又有宪政本党和其他小政党浑水摸鱼，混饨不清的政争使民 众对“宪政常道”越来越不信任。《大阪朝日新闻》1926 年 3 月 7 日刊载的 讽刺漫画，将政党喻作一帮竟相用泥往别人脸上抹、比谁抹得多抹得快的小 丑，辛辣地抨击了政党争夺政权相互揭短的丑态。《朝日新闻》甚至发表社 论，公开批判政党“只知追求私利私欲”。
　　因此，在政党脱离民众，根本不为民众考虑社会福利的同时，社会民众 对政党的不信任感自然而然地向厌恶情绪转化。把 1924 年以后的政界视作 “宪政史上最丑恶的政争时代”，至今仍有许多日本老人这样认为。应当说， 在腐败政治下，这是极正常的社会心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带有很 大危险性。简言之，自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一直在长 期不景气之中徘徊。1920 年、1927 年、1929 年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政党 内阁连续颁布的经济政策，在同样连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没有发生根本的 作用；政党内阁一贯执行协调外交，认为同华盛顿体制相协调也可以实现国 家利益，但协调外交最终失败了。不管内阁怎样频繁更迭，内政外交都不能 打开局面，而政党的丑行却不断充斥民众视听。这就为社会右翼势力的猖撅 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环境。
最初，右翼势力一般还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试图在思想界重新抬头。
他们将裕仁践祚作为绝好时机，在大正民主运动尚未完全平息的同时，开始 高唱“昭和维新”。他们认为，社会正沉溺于“华美轻俘”的欧化风中，当 务之急是建设一个恢复固有传统的日本国家。他们宣称，从“欧洲直接输入” 的民主主义制度不适应日本，所以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现在已经败北，而且 注定要彻底崩溃。他们叫嚷什么“议会中心主义”与“天皇中心主义”已经 没有再争论之必要，日本必须在天皇直接统治下才会有再次维新的希望。他 们尤其憎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所有反对现行制 度的政治运动都令他们焦虑不安。
各报刊的社会版，关于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政治腐败、伦理颓废而导致凶
杀、偷盗、自杀和精神失常等报道，也日甚一日。在电车中或集会场合，对 现实不满的牢骚和意气消沉的感叹，时时能博得共鸣。大正民主时代自由轻 松的时代气氛，正逐渐地为保守灰暗的气氛所代替。出版物中，西方的童话 和小说的翻译作品越来越少，而歌颂西乡隆盛、吉田松阴、楠木正成等英雄 气节的传记，以及《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都越出越多。 对右翼势力来说，更大的麻烦接二连三地在国外发生。美国加利福尼亚 的排日移民法，在中国发生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以苏联为首的 共产主义势力对整个东亚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都令右翼怵目惊心。他们越 是鼓噪尊皇爱国、牺牲精神、刚健质实、伦理道德，就越是感到传统的“美 风”行将崩溃。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从大正民主主义向“昭和维新”转向 的社会精神状态。其中呼吁救济农村的权藤成卿和加藤完治、高唱伦理政治 的后藤新平、鼓吹大和魂的德富苏峰，主张日本主义的津久井龙雄和推行国 家主义革命的大川周明、北一辉，都是这股右翼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客观 地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能觉察到这种思潮的发展蔓延会给他们的国家及他们
本身的生活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从天皇制对政治体制的规定来说，政党政治的虚弱体制是天生遗传。分

析政党政治 1924—1932 年近 10 年各届内阁的政策，也必须指出，某些政策 不成功的原因并非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政策本身，而在于国内外客观环境的 变化，更在于国家主义运动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用非法律的手段推行的“国 家改造”。但是，在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的前提下，政党以权力和凭借权力扩 大党势为最高目的，根本忘却了立宪政治的基本要求，亦是政党政治失败的 重要原因。党内派阀林立，党际攻汗揭短。为图一时之利，或分裂另立山头， 或率部投靠他方。政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以至于使金钱和权力互 以对方为获取利益的手段，酿成了政党政治内部的危机。试想，在社会民众 普遍要求“打破现状”的期待中，在大正民主被社会右翼思潮取代的过程中， 从社会右翼思潮向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不过就是借助惯性再 走一步而已。政党政治的破绽及其失败，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显著 降低，苦熬几十年才获得的行政权力主体承担者的地位，在不到 10 年时间内 便无奈地失去了。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天皇向铃木贯太郎侍从长表 示，后续总理大臣人选必须具备 7 项条件，铃木将天皇的旨意向西园寺公望 传达，7 项条件中的第 1 项是首相必须具备出类拔革的人格。第 2 项是改善 当前政治的弊端。西园寺内心虽还有继续推荐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之意， 但迫于来自社会和军部的压力，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苦思冥想 4 天 4 夜，仍无法定夺。5 月 19 日后，在东京同侍从长铃木、高桥 是清、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内大臣牧野伸显、若槻礼次郎、近卫文磨、 清浦奎吾、陆军元帅上原勇作，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等 军政要人会谈后，于 5 月 23 日选择了海军大将斋藤实。至此，政党政治实际 已告完结。取而代之的是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频频登上政治舞台的 政治军人们。

第 18 章

平民宰相 早期政友会

　　既然宪法将国家预算案的审议大权交给了议会，那么，批准、修改或否 决内阁预算案就成了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民党向藩阀斗争的合法武器。自第
1 届国会召集以来的经验表明，超然主义的态度也好，直接干涉选举也好， 并不能改变众议院中民党占多数的格局。这意味着藩阀政府每年都要在国会 召开之际遭到一次猛烈的打击。改变这种形势的方法只有两个：或者废止宪 法，或者设法掌握议会多数。
　　比起大多数“开国元勋”的蛮横来，伊藤博文一直在苦思化解这种形势 的策略。1892 年 1 月，他向天皇上奏说，要组织一个政党来标榜天皇大权， 以压倒民党。由于没有得到天皇敕许，其他元勋们也不赞成，只好作罢了。 在松方正义第一届内阁时期，议会曾因民党和政府的对峙而休会 7 天。 民党在口头上摆出要求内阁总辞职的姿态，但在背后却在寻求避免大冲突的 途径。自由党的河野广中和立宪改进党的岛田三郎私下同伊藤接触，要求伊 藤组织内阁。1895 年伊藤第二次内阁后期，依靠自己同自由党的合作，成功 地操纵议会，使包括耗资巨大的扩军方案在内的“政府案悉皆通过”。这些 事实表明，政党并非一味地置国家的“大局”和自己的利益于不顾，专门同
政府作对。在政党与立宪派藩阀之间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共同点。
　　基于这种认识，伊藤进一步地认识到民党的可利用性，以及同民党妥协 的必要性。1896 年，在三菱社长岩崎弥之助的撮合下，进步党的党首大喂重 信出任第二届松方内阁的外相。这一年的预算案史无前例地达到 2.4 亿日 元，陆海军军费几占其 50％，但在进步党的支持下，也通过了。商界不希望 议会与内阁对峙的愿望以及进步党同样也可以合作，于此可见一斑。这就使 伊藤更加明确了为了维护自己一手制订的宪法、实现政治安定，必须控制议 会的想法。
要控制议会则要同政党相妥协，对伊藤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他
第三次组阁，想通过同时将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拉入阁而实现“举国一致” 的计划时，却意外地失败了。原因是两党反目，而且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于是，“举国一致”不成反被“超然主义”所乘，第三届伊藤内阁成了完全 排斥政党势力的内阁，而自由党和进步党却因此加强联合，于 1898 年 6 月成 立了合二为一的宪政党。
　　从这时起，伊藤和山县两巨头之间已经萌生了巧妙维护立宪主义和坚持 超然主义立场的隔阂。这种隔阂尽管不甚分明，但从山县控制的内务省方面 表现出对伊藤的反感，已经说明了问题。至少伊藤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 点。山县在给松方正义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伊藤想出任新党党首的计划 的不满意。在这种情形下，伊藤反而更加坚定了组织新党的思想。1898 年 6
月 24 日，伊藤在元老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组建新党的计划，要求马上建立“国 民的政党”。在提出计划之前，他已经同财界人士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 益田孝等磋商，并在财界人士的支持下筹集了建党的经费。井上馨、西园寺 公望、黑田清隆和金子坚太郎等也表示支持。但山县有朋等人坚决反对，使

计划再度搁浅。会后，伊藤出人意料地以极端的手法予以反击：他一面向天 皇提出《公职、勋位、爵位奉还表》，一面强烈推荐宪政党党魁和自由党坂 垣退助联合组阁。当天皇准奏并“降大命”于大隈、板垣之后，山县伤感地 对侧近说，“尔时，本朝政海之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陷落了！??败军 之老将再无谈兵之必要，除隐退之外亦无别途矣！”①
　　由辞官辞爵辞勋而恢复“自由身”的伊藤博文，开始了真正的建党活动。 在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和宪政党与山县内阁关系的纠缠之中，伊藤以自己和 井上馨的亲信和侧近为基底，打算通过对既成政党宪政党的改造来组织新党 的想法明确起来。在伊东已代治从事的将伊藤和宪政党力量撮合起来的秘密 工作的同时，伊藤本人则到全国各地游说，说明建立新党的本意，争取地方 有势力者的支持。一方面为新党积累力量，一方面为日后的选举铺平政治道 路。1900 年 5 月，与山县内阁提携的宪政党，在阁员组成问题上同山县的交 涉宣告失败。24 日，星亨和松田正久等宪政党首脑在下矶同伊藤晤面，就宪 政党解党与新党合流达成协议。伊东已代治起草了建党文件。原敬、井上馨、 西园寺公望、渡边国武、金子坚太郎、未松谦澄等，以井上馨的内田山私邸 为据点，昼夜策划。他们理解伊藤组建政党以期拥有“自己的亲兵”的设想。 而伊藤本人则通过对山县做说服工作，使山县表示对成立新党一事加以默 认。1900 年 8 月 25 日，伊藤召开立宪政友会创立委员会会议，指定出席者 有西园寺、渡边、金子、末松、本多政以、林有造、长谷场纯孝、星亨等 13 人，官僚和政党各占一半。会上以伊藤博文名义发表了立宪政友会宣言和纲 领。9 月 15 日，在帝国饭店举行隆重的立宪政友会成立大会，1400 人参加。 宪政党同时宣布解散，大多数党员转入立宪政友会，大会一致推举伊藤博文 为首任政友会总裁。当天下午，内阁大部分阁员，枢密院院长、贵族院和众 议院议长以及财界、政界和各方代表，出席游园会以表庆贺。
从政友会总务委员的组织成员看，金子坚太郎是伊藤的得意门生，未松
谦澄是伊藤的女婿，都筑馨六是井上的女婿。原敬是井上后妻之女的丈夫， 可称井上的准女婿。西园寺和本多政以是旧公卿旧贵族、伊藤的政治好友。 其余大部为原自由党但后来加入宪政党的议员，计有星亨、松田正久、林有 造、片冈健吉，还有原帝国党的大冈育造和原宪政本党的尾崎行雄。星亨、 尾崎、原敬、片冈和大冈被指定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的同时，政友会向无 党派议员、各市市长及市政官员、各府县议员、多额纳税者、各地商会的正 副会长、资本金 10 万日元以上的银行首脑和 5 万元以上会社社长都发出了入 党劝诱书。政友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表明了要成为第一大党的姿态。
从 8 月 25 日伊藤博文向西园寺等 13 人发表的关于创建新党的趣旨可以 窥知立宪政友会的“纲领”。政党对国家须举全力一意奉公；实业家人士积 极主动过间政治；巩固地方自治制度；政党应依据法律展开活动；发现和提 拔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等等。从政友会的组成和纲领看，一意奉公、发展地方 势力和促成政治与财界的联系是其最主要的目的。政友会既缺乏自由党成立 之初那种激进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也没有公然标榜皇室主义国体思想。应 该说，其本身是在伊藤欲占领众议院的初衷下官僚政党化和以原自由党力主 的政党保守化这两种政治倾向互相接近的结果。亦是伊藤博文将激进的、年 轻的政党改造成保守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功实验。是日本资本主义



① ［日］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 年版，第 319 页。

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开始向垄断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寻求安定的体现。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评价政友会，其实也不如当时的人们用自己的行为
对它所作的评价。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在“大逆事件”中被专制政府处死 的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自由党祭文》说：“当时谁也不曾料到，?? 彼等的热泪鲜血，他日竟被供作其仇敌专制主义者惟一的装饰。”借追悼为 自由平等而奉献生命财产的自由民权的斗士之名，行抨击自由党主流变节之 实。①而几乎在同时，山县有朋因反对和阻止新党成立失败，无奈之中只好默 认既成事实并深感优闷，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幸德秋水气恼的是，自由党 居然堕落到甘愿被昔日的仇敌伊藤博文所吞并，沦为“政治的朋友”；山县 有朋担扰的是，伊藤一心想占据议会而同政党妥协，为政党人士入阁打开了 方便之门，日后的变化可能更不可预测。左派憎之，右派忧之，正好说明了 政友会混同激进和专制而成一体的特点。
　　山县有朋于 9 月 26 日总辞职，向天皇推荐伊藤为下届内阁首相。有学者 分析此举不乏山县向伊藤进攻的意味——趁政友会成立伊始立足未稳之机， 以让渡政权组阁入阁扰之，造成其内部的分裂。伊藤似乎窥穿这一点，不愿 接受。但是，原敬却异常热心地希望伊藤能出马组阁。他在日记中写道：“同 伊藤就接收内阁和指名政友会总务委员之事可以同时进行，并就组织内阁正 乃此时机之趣旨内谈。”①29 日原敬访问井上馨，劝井上出面说服伊藤组阁。 原敬的热心正好证实了山县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原敬看来，掌握政权的政党， 不仅可以扩张本党的势力，而且又是作为政友会的总务委员的自己一步入阁 的绝好时机。
伊藤于 10 月 7 日组阁，阁员中除山本权兵卫海相、桂太郎陆相和加藤高
明外相之外，余皆为政友会成员。第四届伊藤内阁被称为“政友会内阁”。 星亨等宣传政友会内阁的建立就是政党内阁的建立，但伊藤本人却认为这是 集合了官僚、华族、实业家和政党人士在内的国家政党内阁的建立。今天的 学者也不认为此即政党内阁。原敬后来接替星亨出任邮递相。其他政友会人 士无不为自己入阁而沾沾自喜。但是，伊藤博文为组阁竟花费了 3 个星期亦 是事出有因。政友会总务委员长渡边国武认为自己出任藏相是理所当然的 事，但又探知伊藤想让自己的盟友井上馨出任藏相，便“心机一动”，通过 曾在宫内省任职的兄长渡边干秋，从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处搞到了就任藏相的 内敕。对此全然不知的伊藤指名井上为藏相时，渡边便在报纸上公开攻击伊 藤博文。伊藤只好向井上说明原委，称自己己是“欲哭无泪”。正当组阁之 际，又不能同宫内省方面发生正面冲突，遂只好让渡边国武辞去总务委员长 一职，再任命渡边为大藏相。这就埋下了使第四届伊藤内阁崩溃的伏笔。
　　这届内阁刚启动伊始，便又遇上了邮递相星亨污职事件。此事本发生在 政友会成立之前，身为东京市参事委员的星亨收受贿赂，与政友会并没有关 系。但贵族院抓住不放，迫使星亨辞职。星亨辞职不久，便被剑术师范学校 的伊庭想太郎在东京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暗杀了。
这两个事件预示着伊藤最后一次组阁充满困难。但是，依靠政友会在众 议院的议席中占有 156 席之多的优势，伊藤依然顽强地向第 15 届议会提出了 酒税、砂糖税和海关税增税案，用以弥补被挪用作出兵镇压义和团军费的甲



① ［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出发》，第 313 页。
① 《原敬日记》，第 2 卷，第 276 页。

午赔款基金。这个增税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在贵族院却遭到了否决。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本来，众议院一贯以休养民力为口号，
屡屡反对政府的预算案。现在却颠倒了过来，众议院成了政府的支持者，而 贵族院却反而拾起了被众议院弃之不用的老口号，用以对抗伊藤内阁。
　　这当然是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官僚势力对伊藤博文政友会内阁的反击。而 且，宪政本党的一部分人员也参与其内，与贵族院里应外合。山县有朋对政 友会成立素有反感，已如前述。宪政本党对政友会和伊藤也持强烈不满。1898 年进步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宪政党，不久便出产了隈—坂内阁。但宪政党内 部自由党派和进步党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隈—坂内阁时期，终因 政见分歧，进步党派召开大会欲分裂宪政党，被身为内相的坂垣退助发觉勒 令其休会，除非改名不叫宪政党才行。于是，改称宪政本党，宪政党就成了 过去的自由党的别称。伊藤同宪政党合流实质是与自由党合流，将宪政本党 即大隈系的进步党力量排斥在外。伊藤成立内阁时，宪政本党本来以为本党 或许也会有几人入阁，但马上就发觉这是很幼稚的幻想。于是，宪政本党内 部的“左”派便在犬养毅率领下，接近贵族院的近卫笃麿、佐佐友房等人， 决心与政友会相对抗。先是提出对俄强硬论、反对伊藤等人的日俄协商论， 继之便在增税问题上，通过贵族院的近卫笃麿、谷干城和朝日俱乐部、庚子 会，与同是贵族院的山县派的研究会、茶话会，共同抵抗政友会和众议院。 这样，在 1900 年时，就出现了政友会和政友会控制下的众议院同宪政本 党的“左”派与贵族院之间不甚紧密的联合之间的对抗。伊藤在停止议会 15 天和请求山县，松方两元老出面调停均告失败后，只好请出天皇沼书，才使 增税案得以通过。但是，在预算和紧缩财政问题上，伊藤、大藏相渡边与原
敬、末松、林有造等阁员发生分歧，伊藤本人在心灰意冷中宣布辞职。
　　尽管第四届伊藤内阁仅存在了半年多时间，但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 是十分重要的。其一，它成功地使政友会人士大批入阁，为政党人士成为执 政党提供了经验，原敬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引人注目；其二，它结束了元勋首 相、官僚内阁的时代。在它之前前 10 届内阁总理大臣绝对地由维新元勋、有 过参议经历的伊藤、黑田、山县、松方、大隈等 5 人担任，在它之后的总理 大臣和各省长官则由桂太郎等第二代官僚来担任。“二流内阁”的出现正是 政权交替的一个预兆；其三，它将由于政治力量分化改组后如何对待新的政 界格局的课题，提上企图想掌握政权的政党的议事日程；其四，也是最重要 的，是政党和官僚之间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在照顾双方利 益的同时，首次使议会成为政府的“合作者”。这就为将来政治体制的变动 积蓄了经验。首先通过元老与政党双方接近，而后两者成立政党形成组织统 一，依靠众议员多数去控制议会，支持内阁。有些学者称之为“1900 年体制”。
　　1901 年 6 月登台的桂太郎内阁，其阁员或是贵族院的官僚，或是此前尚 无入阁经验的技术官僚，如外相小村寿太郎、内相内海忠胜、文相菊池大麓、 农商相平田东助等。小村寿太郎就任后不久，就向桂太郎提出了《关于内政 外交的十年计划》，对于政友会原敬等人主张的“积极政策”给予新的评论。 认为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扩张陆海军、铁道国有和宽轨化、发展电信电 话事业是有益的。财源不足只好募集外债。这些计划因向美国募债失败而未 能实施，惟有陆海军的军备却仍以巨大财政支持扩充着。1900 年下半年起发 生了金融危机，生丝和棉纱的出口也不够稳定。在财政的重重危难之下，桂 太郎内阁依靠外交上突破性的进展而得以延续下来。1902 年结成了日英同
　　
盟。1905 年打胜了日俄战争，桂内阁成为历时 4 年半的长命内阁。 桂内阁成立之后，政友会便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但依然占据众议院多
数。这时，政友会和伊藤都面对着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因为这时的伊藤是 元老和政友会总裁，已经不是能将这两个对立的身份统一起来的首相。作为 元老，他理应从国家和天皇的利益出发，为国政运筹策划。作为党的总裁， 他当然又应该事事从党益党利出发，捍卫在野党政友会的权力和地位。一旦 桂太郎向作为元老的他咨询国政，他该怎样履行总裁的责任？同样地，一旦 政友会内部讨论议会对策时，他又该怎样履行元老的责任？可以说，伊藤本 人这时已经成为内阁和政友会双方共同的不便了。无奈之中，伊藤决定出游 欧美，以回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但是，政友会的干部们却以为，即 使如此，作为党首的伊藤此时脱离政局，对党务和党势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政友会干事长原敬为“考虑将来如何对策”①而从京都返回东京，同政友会干 部冈崎邦辅等商议后，内定在伊藤出游期间由西园寺公望任副总裁总理党 务。②两天后，又同松田正久、大冈育造等总务委员在政友会本部召集紧急会 议，决定首先应阻止伊藤外游，若不成则推举西园寺为副总裁，并指名总务 委员长，讨论对马上要召开的第 16 届议会的方针。会后，原敬和松田急赴大 矶会晤伊藤。伊藤除执意出国外，其他诸事一应同意总务会议的决定，指名 松田为总务长，又提出请井上馨秘密协助政友会诸事务。1901 年 10 月 12 日， 伊藤出席庆贺政友会成立 1 周年纪念会、宣布以上决定后就出国了。
伊藤出国之举将其不再适合担当政友会总裁之事暴露无遗。而原敬则在
领导政友会反对桂内阁地租增税案和寻觅倒阁时机的运动中逐渐提高着在政 友会中的地位和人望。他与松田正久成为西园寺之下政友会的实权人物。因 此，当伊藤内阁辞职后“二流内阁”出现、政权由元勋向第二代官僚转移的 同时，伊藤回避性出国在政友会中留下的权力空白，也为纯粹的政党人士掌 握政友会的领导权提供了机会。在第 16 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友会在 300 个议 席中占有 159 席，而执政的三四俱乐部和帝国党加起来不过 39 席。原敬将伊 藤出国视作倒阁夺权的好时机，与松田和尾崎行雄等决定在清朝辛丑赔款处 置问题上，同桂内阁正面冲突。政友会认为清朝的赔款应作为特别会计，用 于整顿财政、刷新行政。而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扩充战备，打算将其列入 一般会计内。为了稳操胜券，原敬和松田曾考虑同宪政本党犬养毅等提携。 曾大力协助伊藤建党但后来又醉心于花草养植的伊东，这时再度活跃起来， 及时地将政友会内部各派的主张通告正在俄国的伊藤。伊东的目的是想把国 家元老伊藤从政友会原敬等人手里夺回来，削弱政友会。伊藤在收到伊东的 信后，给井上拍了一份电报。井上接到电报后马上约见原敬，原敬读了电文 后生气地反问井上：“根据这份电报，岂不是要让我知道巩固现任内阁使之 永续不倒吗！”翌日，原敬将电文告诉松田，松田立即反应说：“若把这份 电文泄露出去，没有办法，会酿出纷扰，所以请告诉井上要严守秘密。”但 是，桂太郎访问井上时，就知道了电文的大致内容。另外，政友会议员田健 治郎也知道了电文内容。但原敬等人依然引导政友会全会作出了将清朝赔款 列作特别会计的决议。
井上为了调停内阁与议会的冲突，又将伊藤从柏林发回的电报转给原



① 《原敬日记》，第 2 卷，第 417 页。
② 《原敬日记》，第 2 卷，第 418 页。

敬。伊藤明确表示将清朝赔款列入一般会计。这时，内阁阁员芳川显正、警 视总监大浦兼武等通过冈崎邦辅、武市彰一等政友会干事向原敬探问妥协， 山本权兵卫海相也向松田表示政府方面有协商的愿望，遂使政友会决定谈 判。当桂太郎、山本同松田、尾崎的谈判破裂、原敬召集全党大会就是否还 要继续同政府交涉表决时，64 票赞成继续谈判，67 票反对谈判。这样，围绕 伊藤的电文，政友会内部分成了软硬两派。
　　硬派以红叶馆为据点，软派以滨之屋为据点。伊东乘机向软派运动，桂 太郎也使出收买手段，分裂政友会，软派的力量逐渐强大。在这种形势下， 原敬为了阻止分裂，决定向软派和政府妥协。事态平息后，他又马上将软派 的头目田健治郎、井上角五郎开除出政友会。清理了“门户”。1902 年 2 月 底，伊藤外游归来。他不知道自己的两份电报在党内引发了几近分裂的危险， 而在党内分裂与避免分裂的派系纠葛中，他却又置身局外。这只能表明伊藤 对政友会的控制力减弱了。
　　在摆平了政友会内部的分歧之后，原敬又在地租增税以充扩张海军军费 问题上再同内阁纠缠。在 1902 年 8 月 10 日根据新选举法实施的大选中，政 友会在 376 个议席中一举夺得 19l 席。原敬本人不仅当选议员，而且出任众 议院预算委员长。他在同党内人士的磋商中一致认为，地租不能再增税，理 由是日英同盟既已结成则海军不必再扩大军备。并决心即使议会将解散，也 要否决增税案。
然而，桂太郎却并不慌张。不仅他自己采访已经归国的伊藤，伊东也屡
屡向伊藤进言。两人态度恭谦，语气亲切，逼伊藤表态。政友会方面因为有 过上一次教训，原敬、松田也屡次访问伊藤，坚持向伊藤说明反对增税的理 由。对于来自对立双方的“工作”，伊藤一直未作明确答复。这种态度使内 阁感到希望，使政友会感到担忧。桂太郎窥知伊藤内心已倾向于政府，但因 为担心“已不能驾驭政友会的党人原”①才一直保持沉默。桂太郎将原敬称作 “政友会之院内总理”②，清楚地意识到，原敬在政友会内部如日中天的地位， 是伊藤一直缄口不言的重要原因。而原敬则将伊藤的“缺乏战斗力的优柔寡 断”归究于想第 5 次组阁的权力欲在作祟。
在三方面僵持的状态中，1903 年 4 月，俄国在第二期撤兵期至时不仅不
撤兵却反而逼清朝签订关于满洲权益的条约，刺激了日本朝野。桂太郎、伊 东和山县，从不同方面或向伊藤咨询对策，或向伊藤施加压力。最后，伊藤 在同桂首相的会谈中表示，如果扩充海军不以地租增税为财源的话，政友会 可以承认并支持地租增税案。伊藤单独以政友会名义同桂太郎的妥协，引起 了政友会内部的地震。从 1903 年 5 月起，有一半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议员 也从 193 人锐减至 170 人。大量政友会成员宣布脱党，应当视作是对伊藤为 首的政友会干部的抗议。而导致大批党员脱党进而造成政友会势力衰退的罪 魁祸首当然就是伊藤博文。7 月，由于山县有朋和伊东、侍从长德大寺实则 和内大臣田中光显等人的活动，一份让伊藤就任枢密院议长的诏书自天而 降。官僚方面认为这不仅等于给了伊藤一个体面的台阶，而且也是将他拉回 元老阵列促其反省的好机会。但对于政友会方面来说，与其说失去了一个元 老总裁，不如说迎来了一个再打开局面的契机。7 月 12 日，伊藤辞去总裁就



① 伊东已代治：《翠雨杜日记》，卷五，9 月 15 日。
② 德富苏峰：《公爵山具有朋传》，下卷，1933 年，第 532 页。

任枢密院议长。7 月 14 日，政友会推荐西园寺为继任总裁。对于这一变化， 已经将政友会大权总揽手中的“院内总理”原敬，至少是不会反对的。

桂园体制


　　当 1903 年 12 月第 19 届国会召开之前，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这对冤家都在 考虑为了攻击政府有必要在议会再度联手。这时，日俄之间的战争危机已经 越来越迫近，桂太郎便借众议院院长河野广中弹劾上奏问题一举解散议会。
1904 年 2 月 10 日，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都卷入战胜祈愿之中，议会形 势也为之一变。政友会和宪政本党在 20 届议会时共同地与政府达成妥协，通 过了预算。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协定在议会通过不仅最为便当，而且 也开始显示出政党效用之微妙。”在议会召开之前，是原敬同井上、伊藤、 西园寺密议后，一手促成了政府同两党的和解。
　　在当年底召开第 21 届议会之前，依照前约三方再度协商妥协。宪政本党 提出的预算削减额是政友会的 3 倍。政府觉得，如果一定要同两党之中的一 党妥协的话，那么，同政友会一方协商似乎更有利，便通过政友会总务委员 大冈育造，向原敬透话要求接近。西园寺、原敬和松田认为，这可能是桂太 郎为应付战争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策略，便通过伊藤了解桂太郎的真意，得 知桂太郎真的决心长期信赖政友会并希望直接面谈。于是，原代表政友会访 问桂邸，同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敞开胸襟的密谈”。根据当日（1904 年 12
月 8 日）原敬日记记录，这次密约达成的意向性协约对日后日本政局的走势
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规定。其内容为：桂内阁决心将政友会作为长期合作的政 治伙伴；政友会认为双方政见须大致相同，共同担当政事；桂太郎许诺战争 期间无意辞职，战后若辞职则将内阁转让给西园寺公望。
1905 年 4 月 16 日，原敬再度同桂密谈。桂表示战争应早日结束，所以
不可能对媾和条件寄予太高期望。如果“国民不能满足媾和条件，故已决心 牺牲自己一身??举荐西园寺”。当年 8 月 14 日，就政权让渡问题，原敬第 三次密约桂太郎。桂表示，“让渡西园寺的意见丝毫未变”，可根据西园寺 的意思随时准备辞职。原敬则表示，“不与进步党联合，与诸君等共同提携”， 保证不称政党内阁，不搞黑幕政治，不同宪政本党（即进步党）联手。
在伊藤博文组建政友会之前，日本政局是四种力量相峙。伊藤系官僚、
山县系官僚、宪政党和宪政本党（即自由党和进步党）。政友会成立后（虽 然后来伊藤又退出政友会，但仅是他本人单独退出，其势力或被政友会吸引， 或退出政治舞台不再拥有政治发言力），四角对峙便成了三角鼎立。以被俗 称为山县阀的包括军部、贵族院、官僚为一方，以政友会为一方，以宪政本 党为一方。其他中小团体党派尚无力割据一隅以求一逞。1905 年 12 月，在 众议院 379 个议席中，政友会占 139 席，宪政本党占 96 席。在原敬与桂太郎 频繁接触的同时，宪政本党也在同政友会协商，打算在日俄战争之后再建联 合内阁。政友会一边同宪政本党协商，原敬一边同桂太郎磋商，终于达成了 政权私下授受转让的契约。原敬在 1905 年 9 月 17 日的日记中记道：“政界 今日之情况，有进步党、政友会和藩阀三方。改进两党皆不能以各自之独力 维持内阁，而藩阀此后亦不能将其他两势力置之度外而从事政事。但此三分 子之中若二分子联合，则天下事易为。故政友会与现当局派提携执掌政权， 理应为国家前途作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