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中二分的联合，便可执掌政权。原敬经过冷酷的计算，毅然将同 为政党的宪政本党摒弃在政权之外，同政党的“敌人”山县阀携手。在桂太 郎辞职之前，本应由元老举荐天皇敕许的后续首相人选，便已经决定下来。 宪政本党想同政友会再建联合内阁的行动当然也只好停止了。这样，从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到 1912 年底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的 7 年间，或者从第 一届桂太郎内阁成立的 1901 年起计算的 11 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中最独特而 有趣的“桂园体制”主宰日本政治的时代。内阁总理大臣总是在山县阀的第 二掌门桂太郎同政友会第二任总裁西园寺公望之间交替转让。当桂组阁时， 政友会自然就成了桂内阁的参与党，当西园寺组阁时，政友党就兼有执政党 和参与党的双重身分。而宪政本党则陷入无力过问政权的苦境之中。
　　从第一届西园寺内阁的组成来看，除西园寺、原敬和松田是从政友会入 阁的之外，其余皆为官僚或由官僚举荐。所以，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同西园寺 本人的身分相似，半政党半官僚性质很强。原敬出任内相，进一步巩固了他 在政友会中的地位。两派联合压住剩下的另一派，官僚实现了期望的政治“安 定”，政友会将同官僚的联合作为党势发展的一大成果，也满足于这种“安 定”。
　　政友会又一次达到了组阁这样的大发展，西园寺内阁一成立，就又打出 “积极政策”的旗帜。这些积极政策包括：铁道国有化，炼铁厂扩充计划， 电信电话扩大计划，河川港湾改善计划，奖励产业以及扩充教育等事业费，
1907 年的预算竟达到了 6.1 亿日元。这个预算案虽然遭到一些小团体所属议
员的反对，但宪政本党的领袖之一大石正已却认为，若反对这些政策，“相 反会失去国民的同情，以至于会以社会的实力集团为敌”，支持政友会通过 了预算。为此，宪政本党内部分裂成“民党派”和“改革派”，大隈重信为 首的“民党派”处于少数地位，大隈被迫辞去了总裁职位。之后，在宪政本 党内形成了革新派（右派）大石正巳和非革新派（左派）犬养毅的对立。
由于这些“积极政策”为资产阶级和各地区带来了实际利益，因而充实
了政友会的社会基础。即使在宪政本党的地盘东北地区，由于铁道的建设、 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和水利建设，支持政友会的人显著地增加。这正是自始 至终坚持“积极政策”的原敬所期待的。在第 10 次全国大选中，政友会的议 席数达到 187 席，而宪政本党的议席却减少到 70 席。政友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得到了巩固。
但是，反对政友会的力量也在积聚之中。首先是铁道国有计划所招致的
反对。因为要国有就要由政府出资收买私铁。当时有两大私铁，山阳铁道的 大股东是三井，九州铁道的大股东是三菱。政府的收买计划自然也将这两条 最长的私铁包括在内。三井和三菱当然反对，伊藤、井上和山县也支持反对 论。尤其是外相加藤高明，入阁不到两个月，便因反对积极政策而辞职，造 成内阁危机，西园寺只好自己兼任藏相。西园寺和原敬费尽周折终于使铁道 国有法在众、贵两院通过，但承受了反对党议员总退场的压力。原敬在 1906
年 2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其方法有许多说法，但我赞成其主义。?? 加藤外相固执地反对，近来他精神不振，很神经质，但反对该法案并不仅因 为身体，原因无非是三菱一派也反对，就不好办了。”
　　刚度过铁道法危机，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影响生丝出口，西园寺的积极 政策再度受到考验。大藏省断然新设酒税、砂糖消费税和石油消费税，以图 通过增税来度过财政困难。此举令因经济危机而期待减税的中小企业主大失
　　
所望，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商业会议联合会的率领下，全国展开了反 对增税和废除盐专卖税、通行税和织物消费税所谓“三恶税”运动。
　　对这些中小业主的呼声，河野广中、岛田三郎等急进的自由主义者政党 犹兴会首起响应，1907 年 12 月组织了议员、实业家、新闻记者等 100 人的 反增税有志者恳亲会。田添铁二等议会社会主义者也向工人们宣传反对增税 和要求普选。在宪政本党内部，自大隈辞职后一直处于少数派的犬养毅非改 革派也重新回归党内领导地位。1908 年 2 月 14 日，宪政本党的党报号外刊 登了《警告》一文，全面批判了西园寺内阁的“积极政策”。在野的反对党 在增税问题上虽然没有使政友会处于绝对被动地位，但刚同政友会结成政治 盟友关系的山县阀官僚们，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西园寺内阁的不满。
　　在第 10 次议会中大获全胜的政友会，在没有同桂太郎商议的情形下，就 对内阁实行“改造”，松田正久被任命为藏相，贵族院木曜会的千家尊福被 起用为法相，同是木曜会的崛田正养被起用为邮递相。这引起了官僚派的强 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友会有意识地向贵族院渗透势力。于是，便同宪政本党 以及反对增税的财界联手，想以新的三者联盟取代桂一园体制。元老和财界 见政友会虽能赢得大选，却不能克服经济不景气，便以“健全财政”为理由， 逼迫西园寺内阁下台。
原敬在 1908 年 5 月 19 日的日记中担心山县和桂太郎会利用“经济界的
不景气颠覆内阁”。6 月 2 日，桂太郎给同情政友会的井上馨写信道：“西 园寺内阁一向无视殿下的财政紧缩政策论，而您为什么还要支持这个内阁 呢？”6 月 20 日，他又给前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写信：“仅仅乐观地等待， 经济不景气也可能自然地恢复。但毕竟还是相信怎样按照人意使之变化。”① 这等于明白地告诉伊藤和井上，自己还有再掌内阁的想法。
西园寺内阁的铁道国有化计划，是依靠募集 5 亿元内外债务来支撑的，
由于财政软弱，偿还能力疲惫，所以必然导致公债价格低落，进而导致用以 支付公债的铁道债券也不值钱。金融界要求政府用政策来维持铁道公债的价 格，但西园寺内阁的财力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造成了金融界倒西园寺内阁、 复活桂太郎内阁的原因。
在官僚、财界、产业界、宪政本党和其他各种色彩的政党有意识地夹击
或无意识地参与夹击情况下，西园寺内阁于 1908 年 7 月宣布辞职，桂太郎第 二届内阁成立。这一届内阁的阁僚无一人出身政党。
第二届桂内阁在施政方针上提出了一些针对西园寺内阁的政策，这些政
策全部包含在桂太郎上奏天皇的“12 条政纲”之中。第 2 条内容为恢复关税 自主权；第 3 条为铁道宽轨化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 1 条，即抑制政 友会势力，强调中立主义。政纲写道：“不据党派之异同草率地或合或拒?? 假若忘却国家之公以私为党，以至趁机假借势力施加压迫，纵令数回解散， 亦敢不辞而为之。”这就是被当时议会诸势力视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宣 言。在已经同西园寺、原敬达成密约的前提下，桂太郎第二次上任便打出“一 视同仁”的旗帜，不仅威胁了政友会的势力，而且促成了非政友会系诸党的 合并。1910 年 3 月 13 日，以宪政本党为中心，加上戊申俱乐部、大同俱乐 部等，成立了“立宪国民党”，对政友会一党支配议会的局面形成强大的压 力。



① [日]坂野润治：《大正政变》，1982 年版，第 49 页。

　　对此，政友会的反击也颇具力量。1909 年 2 月号《政友》载文反驳道， “一视同仁的结果无非就是‘百方皆敌’”，告诫在立宪政体下万万不可以 此为施政方针。在立宪国民党的反击下，政友会仍然维持住议会第一大党和 多数派的地位，发出这样的警告亦是有力的。在 1909 年 3 月第 25 届国会召 开之际，政友会依然沉着地保持住参与党的态度，使议会诸事平安终了。原 敬在会议闭幕的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友会用力量使桂内阁“了解到若不依 靠政党则会一事无成”。当然，这时宪政本党内部又爆发了改革派和非改革 派的正面冲突，犬养毅斥大石等“为谋接近桂一派而无条件出卖我党”，主 观上也为政友会向桂内阁反击、度过桂园体制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最后促成两派重修旧好的是偶然发生的农村地主和自耕农要求减轻地租 运动。对于地租减轻运动，宪政本党认为应迎台之并趁机在农村扩大地盘， 所以发表了减轻地租宣言。而原敬则毅然决定对此运动保持沉默，并不惜同 松田正久决裂。桂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选择接近原敬并在他的支持下尽量压 低地租减少率。从 1910 年初起，两人又频繁地秘密接触，冰释“前嫌”。尤 其是在第 27 届议会上，政友会支持桂内阁通过了海军扩张案，加强了桂内阁 的对政友会的依赖度。1911 年 1 月 29 日，桂首相在众议院精养轩招待全体 政友会议员，并发表了如下演说：


以贵党稳健之政见，贡献于国家，余辈素有认识，又常多恃其协力。今虽朝野所 处有异，然于为国家所执施设及方针早已同出一辙。以情投意合协同一致收获宪政之美 果，此岂止余辈之切望，贵党之见亦不出其外，乃深信不疑也。


　　对此，西园寺总裁在答辞中回答：“阁下与政友会情投意合，如此协同 一致共收宪政有终之美果，亦是余统率政友会之志望也。”①这种“情投意合” 的宣言，被人们理解成是官僚和政友会欲永久地掌握政权的宣言。
官僚和政友会都从理性的冷酷计算出发，达成了感性的“情投意合”。
经过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两人之间保持政治契约关系， 就能把第三派力量排斥在政权之外，轮流坐庄，利益分享，维持政治安定， 这已反复得到验证。这种关系所形成的体制，相对于元老藩阀政治来说，由 于政党人士频繁入阁组阁，且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日益增大，当然是日本近代 政治的进步。但这种体制的建立，是依赖于官僚和一个政党各自从自己的利 益出发，经过冷酷的交易达成心照不宣的妥协，且各自又每时每刻在提防对 方翻悔，当然又是极其不正常的。更有甚者，两者以各自所拥有的“力”， 无情而且蛮横地将拥有正常宪法保护权力的第三党排除在外，把宪法对公民 权力的保护变成了纯粹的利用，把理应公开进行的政治竞争和政权更迭变成 了秘密交易和私下授受，这就绝对地偏远了“宪政有终之美”。政友会治政 的经验——掌握议会多数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日本 政治的发展，都起到了长久的影响。
在这种情投意合的合作关系下，政友会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地积聚并发展 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议员们看得很清 楚。在发表“情投意合”宣言的当日晚上，桂太郎在自己的私邸招待这些议 员。但招待会会场的秩序极其混乱，大家异口同声批评桂：“这次结果招致



① [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出发》，第 383 页。

政友会力量更加膨胀，其跋扈之弊，其不周到，难以弥救。”
　　1911 年 8 月，桂太郎又将政权交还给西园寺。其他政治势力再拼命也不 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政治的进步性被这种情投意合封闭的感觉，充斥 于政党人士、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的心中。在第一届西园寺内阁时期发生的 “红旗事件”和第二届桂内阁时期发生的“大逆事件”，都是这一体制在“宪 政”之下的专制或不民主的表征。农民运动和工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思潮及运动，以及前述都市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对这种体制的两种不同角度 的批判和反抗。

大正政变


　　由“情投意合”开辟的政治格局，典型而形象地说明着“桂园体制”欲 揽天下于“一统”的特点。在国家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实现了众议院制霸， 有政党与无政党，有议会与无议会，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状态就把这一 体制的直接“缔造者”桂太郎和原敬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的情形是，原 敬位于首相西园寺之下任内相，桂太郎自然也无法僭越山县有朋，但两人一 人在阁内，一人在阁外，对内阁施政拥有绝大的发言权。陆军中将上原勇作 将这种形势喻作：”不管是由井正雪还是大盐平八郎，皆屏息鼠迹而不知所 措。”①
上原勇作的这句话反映出陆军的反感与不安。陆军主流派领袖田中义一
和少数派领袖上原都担心桂太郎这样地“迁就”原敬，是否会对军队产生不 利影响。1911 年 2 月 18 日，田中义一、海军次官财部彪和上原阀的主要人 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字都宫太郎， 在宇都宫家密议，讨论桂太郎此时将陆 海军的发展置于何等地位。
尽管 3 人都各怀心腹事，但共同的前提毕竟是陆军和海军的扩军计划能
否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因此，将桂太郎视作正在向政党靠拢的军部，从这 时起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桂、园两人合作的一举一动。
“情投意合”对桂太郎的“私人部队”中央俱乐部的冲击亦是强烈的。
桂太郎只好再三向手下表白与政友会的联合不附带任何“条件”，竭力安抚 心中忿懑的俱乐部成员。
惟有在野党国民党（宪政本党变名）的犬养毅对此表示欢迎态度。在此
前，犬养毅曾频繁地与原敬等接触，欲实行两党联合， 再建联合内阁。而右 派大石等则努力同桂太郎接触，要求提携。
　　“情投意合”后，犬养毅固然打消了联合内阁的构想，但同时也等于宣 告大石要求与桂合作的想法被拒绝。这样，犬养毅担心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暂时缓解了，他把“桂园体制”视作政党发展途中的必由阶段，因此莫不如 说对“桂园体制”是欢迎的。
这样，各有所思的各种势力对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态度，基本上表现出 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与其反对不如先顺应政权的授受交替，并向这届内 阁楔入本方力量。宇都宫太郎通过原敬和寺内正毅，很快实现了由上原勇作 取代石本新六出任陆相。另一种倾向是海军和陆军内部的萨摩系势力（代表



① 上原勇作文书研究会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6 年版，第 52 页。由井正雪于 1651
年策划反对幕府计划未遂自杀。大盐平八郎 1837 年在大阪领导市民起义，失败自杀。

人是町田经字），当然还有国民党犬养毅等人，力图真正地确定西园寺肉阁 的地位。前者是想拉紧萨摩系势力同西园寺内阁的关系，支持海军发展，后 者是想借西园寺内阁树立真正的政党内阁。海军次官财部彪，铁道院监理部 长、鹿儿岛出身的山之内一次和前警视总监、鹿儿岛出身的安乐兼造，就想 迫使对陆军扩军计划抵制不力的海相斋藤实下野，换上前海相山本权兵卫。 并且还想进一步运动在政友会内同原敬地位相差无几的松田正久，实现西园 寺和山本的“情投意合”关系。此举因斋藤抵抗而未遂。
　　正当陆军和海军热心地同西园寺内阁周旋时，西园寺内阁和政友会内部 亦不是固若金汤的营垒。引起政友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原敬个人威信 和势力的又一次提高。自“积极政策”争论以后，松田正久对原敬积怒甚厚， 为对抗原敬势力的急速扩大，松田主动地接近山本权兵卫，以图借助萨摩派 最大的实力人物的力量，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
　　西园寺本人对原敬也抱有强烈的戒心。1911 年 6 月 8 日在一次晤谈中， 西园寺透露了“长期处在这个地位有些为难”的意思，原敬却回答说：“短 时期内好不容易刚接手内阁，等内阁的后续者和政友会的后续者确定之后再 离开内阁亦无妨。”这番话将西园寺对原敬的猜忌和原敬的确想让西园寺引 退、自任政友会总裁、把“桂园体制”变成“桂原体制”的打算，清楚无疑 地暴露了出来。所以，西园寺对松田谋划的自己同山本的联合，基本上是持 默许态度的。
这样，在内阁外，实际出现了两派隐形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桂太
郎、原敬、陆军和国民党的大石正已为一方；西园寺、松田、海军和国民党 的犬养毅力另一方。当然，这种结盟关系并不是十分牢固的，因为两派中的 任何一派都缺乏一种绝对的共同利益，而且任何一派中的任何一方同另一派 的某一方又都有局部性共同利益存在。所以，对立自然是不明显的。但是， 尽管如此，也必须这样认为：在 1911 年 1 月桂太郎与原敬宣布“情投意合”、 “桂一园体制”最终形成的同时，由于触发了多种矛盾的激化，这一体制离 崩溃的日子也不远了。
对于势力遍及军部、枢密院、贵族院、官僚层、在政界拥有强大实力的
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来说，明治天皇的死不啻一种严酷的警告。不管他们拥有 几重身分、掌握多少层重叠的权力，他们都需要接受从天皇那里折射的光亮 来加强权力的合理性。宪法第 11 条统帅权独立使军部直接同天皇联结在一 起，宪法第 56 条将约束内阁的权力交给了枢密院。明治天皇的权威不仅源自 建国神话，而且源自王政复古、废藩置县、西南战争、颁布宪法、修正条约、 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政绩”的积累。但如果要向大正天皇寻求同 等的威严和庇护，起码在短时间内是不太现实的。山县有朋十分清楚这一点， 他将要去欧洲视察的桂太郎火速从哈尔滨招回，让桂太郎任内大臣兼侍从 长，企图将自己的直系送到新天皇侧近，来补充由于明治去世而可能失去皇 权庇护的空白。
　　但是，山县和桂即陆军这样强行地控制皇宫的做法，引起了政友会和海 军的反感。原敬和海军次官财部彪都在日记中记下了内心强烈的不快。这层 矛盾不仅强化了上述的对立，而且使之更趋复杂化。所有纠缠在一起的矛盾 与摩擦，终于在预算案问题上一举爆发出来。在国际收支状况极端糟糕、再 增加税收恐怕要激怒民愤的状况下，前内阁仍然公开表示支持扩充海军，对 陆军增设师团的要求也予以默认。内务省、邮递省、铁道院都提出庞大预算，
　　
并摆出了一付不肯让步的姿态，主张紧缩政策的现任藏相山本达雄在无奈之 中告急于元老松方正义，松方联络井上和大山严，向内阁正式提出了缩小财 政规模的劝告。
　　一贯主张“积极政策”的内相原敬认为老人们多管闲事，“其论陈腐”。 他在当年 11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老人们“当作讨论的对手毫无意义”， 仍然坚持“积极政策”。但政友会内部的西园寺、松田，山本和萨摩系的文 相长谷川纯孝等人在反对“积极政策”上形成了对原敬的包围，进而联合元 老和海军的力量使原敬陷于孤立。山本藏相以三元老的劝告为后盾，正式提 出延缓铁道扩建计划。
　　在内阁紧缩财政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陆军和海军却为本方的扩军计划 能在议会上通过而大造声势，陆军方面说，石本新六前陆相和奥保巩参谋总 长在明治在世时就动用“帷幄上奏权”，为向新领地朝鲜施加压力威服民众， 需要在朝鲜配置 2 个常设陆军师团。海军方面更不甘示弱，宣称前海相山本 权兵卫在 1911 年 7 月 11 日拜谒明治时，已经从明治那里得到了“来年务必 使海军充实案成为现实”的敕语。山本权兵卫同海相斋藤实会谈，决定支持 制定否定陆军增设 2 个师团的预算案，若此举关系到本届内阁进退存亡时便 向天皇上奏，而若天皇挽留的话就请奏天皇下敕令更换陆相。山本又同西园 寺首相会谈，鼓励西园寺“这回把腰板挺直干吧”。
陆军方面见原敬在政友会地位降低，海军同西园寺内阁频繁接近反对增
设陆军师团，便决心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支持下，在增设问题上决不退让， 并计划在必要时推倒西园寺内阁，推举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为首相。其中值得 注意的动向是，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同国民党密谈，取得了国民党的支持许诺。 这样，山本权兵卫同政友会的提携和寺内正毅同国民党的提携已经形成最大 的对峙。他们决心在海军扩充还是陆军增设问题上一决雌雄，“情投意合” 的桂园体制已面对行将崩溃的形势。参与党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等亦在考虑 另一种准备，即向反政友会的在野党呼吁“以大同团结，谋根绝官僚政治”。
1912 年 11 月 22 日，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代表陆军强烈要求政府在预算案
中编入增设 2 个师团的费用，开始正面向西园寺内阁施加压力。正在进行行 政、财政整顿的西园寺内阁，对陆军的要求断然予以拒绝。另一方面却将行 政财政整顿得到的 3700 万日元用于产业、减税和扩充海军方面。在内阁制定 的预算案中，编入 1000 余万日元，作为海军 3 艘战舰的建造费。上原勇作认 为西园寺内阁以海军压陆军，遂决心同西园寺力拼死活。12 月 1 日，西园寺 则怀着“即使得不到后任陆相以至于倒阁”的决心，要求上原勇作辞职。早 有思想准备的上原，12 月 2 日不向内阁而向天皇辞职。3 日，西园寺访问山 县，请求山县推荐后任陆相，但山县亦断然拒绝，以“陆军罢工”的方式来 逼西园寺内阁垮台。4 日，西园寺向全体阁僚表明辞意；5 日，乃正式宣布内 阁总辞职。天皇并没有像山本权兵卫预想的那样下诏挽留。6 日，在讨论后 续内阁的元老会议上，寺内正毅、松方正义、平田东助、山本权兵卫依次作 为候选，但又相继被拒或被否。于是，山县决定以长州系势力为基底，推荐 刚任内大臣和侍从长不久的桂太郎出任首相，收拾局面。12 月 17 日，桂向 天皇奏请组阁诏书，并奏请同时下达任命斋藤为海相的诏书。12 月 21 日， “大命降下”，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
　　从第三届桂太郎出台的方式看，由桂太郎同政友会西园寺、原敬之间私 下授受的方式被放弃，继任首相的遴选再一次回到元老推荐，天皇下诏这一
　　
方式上去。从内阁的组成人员上看，警察官僚大浦兼武任内相，三菱女婿加 藤高明任外相，殖民地官僚后藤新平为递信相和铁道院总裁，出任藏相的若 椒礼次郎当时正是桂的直系。这样，桂太郎便将政党人士完全排除在阁外。 最后，从第三次组阁的桂太郎组建立宪同志会的活动来看，亦证明桂本人完 全断绝了同政友会再度修好的念头。据若椒礼次郎回忆，桂太郎在第二届西 园寺内阁时出访欧洲的目的，就是想充分调查国外政党的各类情况，回国后 组织自己的政党。任内大臣之后当然便不能再考虑建党。所以，当他从宫中 再度返身政界后，立即着手组建立宪同志会。他以国民党的大石派和中央俱 乐部为基底，并吸收非政友会派各党派，共同发起者有大浦兼武、后藤新平、 大石正巳、河野广中、武富时敏、岛田三郎、箕浦胜人、仙石贡等人，共同 创立了以政友会为对手的新党。①这样，通过桂太郎和西园寺代表各自政治势 力实行妥协维持政治“安定”的三分之二联合即桂园体制，彻底地寿终正寝 了。这一体制从桂太郎第一届内阁起至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日止，其中还 经过二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共 11 年，正好于改元大正的 1912 年时宣告崩溃，所以被称作“大正政变”。
　　桂太郎一建立立宪同志会，便最终撕毁了三分之二联合。政党的政治权 力完全被置于无视其存在的地位。连一直希望稳妥对策的松田正久，此时也 不能忍受胸中的愤怒，投身于反对桂内阁的宪政运动之中。此前，当元老会 议还在小田原讨论后续首相人选时，以尾崎行雄为首的政友会左翼势力，连 同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左翼势力，在筑地的精养轩召集了拥护宪政大会。 在激进的政党人士看来，政党势力完全被摒弃于政局之外，是破坏宪政无视 宪法的行为。从犬养毅一贯的主张来看，这一结果似乎又是他早就有所预测 的，一旦桂体制破裂，便是拥护宪政的大好时机的来临。会议很快就决定了 护宪运动的三大口号：打破阀族政治、发扬政党主义、拥护宪政，并决定召 开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在歌舞伎町于 12 月 19 日召开。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的议员、
新闻记者、实业家和学生共 3000 人出席了大会。福泽谕吉创设的交询社的成 员们推举尾崎和犬养为运动领袖，以本社为护宪运动的本部，发表“阀族的 横暴跋扈已达极点，宪政危机迫在眉睫，我们断然排除妥协，根除阀族政治” 的宣言。
从 12 月 27 日第 30 届议会召开，一直到翌年 1 月 20 日休会期间，护宪
派分赴各地宣传民众，使全国各地连续召开拥护宪政的大会。整个运动已充 分准备在桂内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时同藩阀和军部大干一场。国民党这时也 完成了分裂。2 月 5 日，议会刚复会，政友、国民两党议员就提出对内阁的 不信任案。桂再次下令休会 5 天。2 月 8 日，桂要求会见西园寺，请西园寺 撤回不信任案。西园寺予以拒绝。9 日，天皇召见西园寺，下达协助解决议 会纠纷敕语。西园寺开始动摇，但尾崎和犬养认为这是桂太郎的阴谋，不能 服从敕语。10 日早晨，传出山本权兵卫劝告桂太郎辞职的消息，山本接着访 问了政友会本部。这时，政友会和犬养毅等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斗争的希望。
10 日，议会休会期已到，只好再度开会。愤怒的民众包围议会，高呼护 宪和反对藩族的口号。会场内外，对桂内阁形成了巨大的综合压力。此时. 护宪运动已经脱离了政友会人士所能控制的范围，民众久等不见桂内阁倒



① [日]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顾录》，讲谈社文库 1990 年版，第 180 页。

台，便开始掀起暴动，发泄长期以来郁积的气愤。政府系统的报社一律遭到 民众的袭击。在东京爆发的骚动，立即波及到关西各城市。大阪的骚动索性 以桂太郎立宪同志会议员的私宅为袭击目标。神户、广岛、京都、姬路等相 继爆发民众动乱。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桂太郎失去了解散议会再战的斗志和勇气。原敬 认为，“如果仍然不辞职，将会引起革命性骚动”。2 月 11 日，桂太郎在全 国一片唾骂声中，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不久，桂太郎因得脑血栓死去。
　　为决定继任首相人选，又召开元老会议。初次以元老身分出席会议的西 园寺推荐山本权兵卫为首相获得认可。山本以政友会推荐阁僚与支援为条件 接受组阁。仍在激情中的政友会党员们认为，以萨阀代替长阀没有什么两样， 仍然反对。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稳健姿态的原敬，再度活跃起来。原敬对党员 说，坚决反对则可能倒退到官僚内阁去。原敬约定山本权兵卫以政友会的主 张为施政方针，阁员除首、外、陆、海四相外，余者或者由政友会推选，或 者以加入政友会为条件。原敬想说服山本让犬养入阁，但遭拒绝。这样，一 个以政友会与官僚混合而成的、以政友会为参与党的官僚政党混合内阁诞生 了。在山本内阁的出台过程中可以看到，若没有原敬极力将政友会从激进主 义立场拉回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大正护宪运动将如何收场实难预料。由此， 犬养毅斥原敬的做法为“变节行为”，宣布对山本内阁采取中立态度，亦和 政友会断绝了 2 个多月的联手关系。而在政友会内部，尾崎行雄和冈崎邦辅 因不满意原敬的妥协，退出了政友会，成立了政友俱乐部。
在政友会再次成为内阁参与党、即所谓“变节”和妥协过程中，原敬本
人也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后期的孤立和消沉的状态中脱出，再度登临政坛最 引人注目的中心圈内。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再一次获得确认。1914 年 6 月 18 日，身为元老的西园寺退出政友会，推荐原敬出任政友会总裁。这样，一贯 以民间政党人士活跃的原敬，历尽宦海的种种坎坷和考验，终于抵达了政治 生涯之中最光彩的顶峰，成为战前日本最大的政党的掌舵人，亦是最早以平 民身分出任政党总裁的政党人士之一。
比起日比谷骚动来，1912 年末开始到 1913 年初的大正护宪运动，以其
鲜明的捍卫宪法、打击军部和阀族的政治性格，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斗争 水平。它结束了官僚、军部与政党相互姘靠的政治体制阶段，开始了基本由 官僚主动寻求妥协、而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及其他政党都有机会问鼎入阁机 会的政治制度新过渡阶段，而这种形式是继官僚政治——1900 年体制——桂 一园体制之后，继续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重要一步。
　　在护宪运动中，广大城市中间阶层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成为左右胜负 的决定性力量。犬养毅和尾崎行雄当之无愧地成为彻底护宪派的领袖。这派 力量和运动并未因政友会的妥协而终止，相反，以更为深髓的思想为武器， 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承担者。
　　而政友会的实力——众议院过半数议员以及遍及地方的各级组织，在斗 争中为实践所认可。政友会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证明，从第三届平 民总裁诞生日起，它越来越具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原敬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冷 酷清晰的计算能力，亦成为政友会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大正护宪运动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近代日本政党，尤其是拥有左右政 局能力的大政党，包括立宪同志会在内，虽然都是元老或元老级的人物创立 的，但它一旦进入政治生活，因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就逐渐地脱离开创立
　　
者的创建初衷，不断地具备起作为民间政党的特点。这是不以藩阀官僚的意 志为转移的现实，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明治宪法的客观的社会作用。
　　在时代转换之际发生的大正护宪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民众向往新政治 的理想和热情，亦迫使官僚阀族们认识到，他们要想像过去那样控制表层政 治机构——即内阁和议会，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在内心不得不承认自身政治 力软弱化的同时，就更加注重对宫中权力的控制。近代日本的内层政治机构
——枢密院、贵族院、军部和内大臣、侍从长的所谓“辅弼”作用，也越来 越直接地面对社会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

平民宰相


　　大战景气下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普遍上涨，全国总人口尤其是工商业发展 造成都市人口增长，酿酒原料需求量的扩大，寄生地主制下大米生产的停滞， 凡此种种原因，造成从 1918 年春起日本全国米价直线上涨，普通民众叫苦不 迭。以东京米价为例，1917 年 1 石为 20 日元 52 钱，1918 年 4 月为 32 日元
98 钱，6 月为 34 日元 20 钱。投机者见米价扶摇直上，便乘机兴风作浪，地 主有米不售，米商屯积居奇，尤令民众切齿。8 月份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之后， 米价更以一天 1 日元、2 日元的速度上涨。8 月 5 日为 40 日元，7 日为 47 日 无，8 日为 49 日元，9 日为 53 日元。狂乱的米价，使都市人民面对饥谨的危 险，空气中飘荡着一种令人发怵的不安气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18 年 7 月 22 日早晨，在富山县下新川郡鱼
津町村，几个渔家妇女朝停泊在渔港内满载大米的汽船前聚拢。“从春天起 就抓不到鱼，但米价却不知顶棚在哪里似地一个劲往上冒！”“米价为什么 这样涨法？”七嘴八舌之间，其中一个渔妇指着停泊在港内的汽船喊：“那 不是么？”大家朝手指方向望去，不由地大声喊着说：“今天装这么多的米， 明天好像还要装，明天不让他们把米运出去不行吗？”翌日，46 名主妇自发 地向海岸边聚集，但被警察赶走了。
根据近年来富山县地方史研究者研究的结论，阻止当地投机者在警察保
护下将米转运别地去牟利的民众运动，最早是 7 月上旬从东水桥町开始的， 此后是渔津町村和西水桥叮、滑川町等地。8 月 3 日，这些地方的数百名农 妇自发地团结起来，挤到米商店门前，要求停止转运并廉价出售大米。当她 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便自发地掀起抢米风潮。第二天全国各报都以“越中女 房一揆”（妇女暴动）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报纸据实报道本是一种新闻责 任，但所起到的作用等于将富山县的火种点燃了全国这堆干柴。8 月 8 日冈 山、和歌山、高松市，8 月 10 日京都和名古屋，11 日大贩、神户，13 日以 东京为代表，关东各地和九州以及近畿、东海、四国、中国，全国各地都发 生了“米骚动”。政府甚至出动军队也不能轻易平息民众的愤怒。抢米风潮 还引发了矿工暴动和农村混乱。自发而起的群众暴动一直断断续续、此起彼 伏地延续了 2 个多月才告平息。
　　米骚动的直接后果，是与大正民本主义结合起来，埋葬了实行严厉言论 控制的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在社会各界追究内阁责任的一片谴责声中，寺内 正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
　　在寺内辞职之前，原敬就预料到政局的变动行将发生。7 月 23 日，他对 好友内田康哉讲：“余感到现内阁倒台已几成定局，彼等若无自觉，遂不免
　　
被枪毙。故两党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彼等倒台推举后继内阁之际，两党 应公然提携，防止官僚内阁再现。”①而此时寺内并非没有辞意，只是因为有 山县有朋挽留，又感到“强压维持现状，与屈节而倚政党，皆非万全之策。” 所以，一直拖到 9 月 21 日才正式辞职。在寺内辞职之前，山县的确在考虑后 继首相人选，平田、伊东、清浦等人相继被他否决之后，才开始考虑原敬。 但寺内辞职后先被授命首相的却是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力荐原敬并同山县和 松方两元老进行磋商。27 日，原敬终于受命出任首相组建内阁。29 日，原敬 内阁成立，除外、陆、海相外，其余皆为政友会成员。
　　由政党总裁任首相，大部分阁僚又都是政党成员，这样的内阁并非前所 未有。但是大隈、伊藤、西园寺任首相时，其身分除了政党总裁之外，同时 还拥有标志着特殊权力的身分爵位。爵位不仅仅只是一种荣誉，而且还是一 种宠幸。它使爵位持有者同皇室权力之间保持着若明若暗耐人寻味的关系。 在政治势力的划分时，也将西园寺最终归并到官僚集团那一派去。原敬以政 党人身分做总裁，又以政党总裁的资格担任首相，确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平民宰相”这一俗称，戏剧而又醒目地强调了原敬不拥有爵位故而拥有“清 白”平民身分这一特点。所以，尽管原敬内阁的出台并不是靠坚决斗争才成 功的，若不是“元老”们普遍感到已无更合适的人选却又必须有人担当此任， 若缺少西园寺在最后关头说服山县、松方，特别是若没有遍及全国如火如茶 的“米骚动”无意中开创的契机，原敬便没有问鼎内阁的可能。但一旦原敬 内阁诞生，它在日本政治史上的地位便绝对地无可替代。自 1890 年国会召开 以来，藩阀官僚同政党之间斗死斗活，藩阀内部与政党内部分解组合，为的 就是这个官僚不让并尽量推迟而政党则力图早日实现的政党内阁，现在竟然 这样不期而出生了。
在“平民宰相”一片欢呼声中，原敬开始了其内心酝酿了很多年的改革。
原敬的手法是：利用民众的压力，逼元老、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特权机 构让步；与特权势力妥协，来抵御民众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寻求政友会党 势扩张。为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原敬则将改善教育、整顿交通、充实国防、 奖励产业作为四大政纲。这四大政纲不仅同一战以来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相 适应，而且又想通过军备扩充和整顿产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刺激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政策，当然对扩大政友会党势用处颇大。
首先看高等学校的发展。此前全国一共只有 8 所高等学校（高中），1919
年新开新澙、松本、山口、松山 4 所，1920 年再开水户、山形、佐贺、弘前、 松江 5 所，1921 年又开 5 所，高校一举增加到 22 所。与此同时，1919—1921 年间又增设了 23 所专门学校。1918 年 12 月公布的大学令，将庆应义塾、早 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国学院、同志社 8 所专门学校一举升格为
8 大私立大学。 原敬一贯主张的“积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扩建铁道。1918 年铁道
总长度为 15879 公里，但到 1922 年时竟延长到 20830 公里。议员们拼命使铁 道在自己的选区里修建，被称作“我田引铁”，使支持自己当选的地方势力 享受铁道带来的方便和利益，显著地发挥了扩张党势的作用。
为了同军部协调关系，原内阁对军事预算的制定和政友会对预算案的审 议，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1918 年军事费用占全年财政支出的 36



① 《原敬日记》，第 7 卷，第 455 页。

％，已经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了。但 1921 年共支出军本费高达 7.3 亿日元，占全年度财政总支出的 49％。这个纪录，一直到 1933 年时才被打 破。
　　原敬还将文官任用范围扩大到殖民地长官。1914 年 4 月，关东都督府改 作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在任用文官为关东厅长官的同时，认可关东军司 令在维持关东州治安和保护南满铁路时，在必要情况下可使用武力出动军 队。这样也就安抚了军部的不满。于是，在南满出现了关东军司令官、关东 厅长官、满铁社长和奉天总领事馆等四头政治统治机构。
　　从这些政策分析来看，原敬用实际利益调谐阀族军部和议会政党之间的 对立关系，居然使近 30 年来一贯难以共处的冤家对头，一时间都处于基本满 足的相安无事状态之中。原敬用他的政治手腕告诉双方，一旦军方和官僚彻 底地放弃“超然主义”立场，给予政党以足够的、应有的筹金，那么预算案 是可以商量的；政党方面也应懂得，在政治地位得到承认（尽管是不得已的） 的前提下，在军费预算上作一些让步亦是必要的。安抚住军部的心情，是取 得政党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另外，原敬在扩充教育和铁道建设方面的政策， 也多少考虑到了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对提高政友会和内阁的威信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
“原敬了不起。”山县有朋在仔细听了侧近对原敬内阁政策的介绍之后，
禁不住让夸奖脱口而出。本来是苦干“米骚动”后社会动荡、惧怕难以收拾 局面、不得已让原敬出马的山县，也不得不承认原敬的政治才能。当时因“色 盲问题”而陷入困境的山县居然感叹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此前不知道原的 态度，这次看他对议会的做法，原实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像原这样的人只 今恐怕已经没有了，??将来如果自己辞职成为一个平民的话，就想同原合 起来干啦！”可以说，原之所以能这样充满信心和勇气果敢地推出一系列政 策，是因他相信山县不会对他的政策加以干涉。在原的日记中，可以不费力 地找到许多处他对山县的厌恶情绪的表露。在原敬看来，山县一贯以“勤王 家”的忠心自居，但不过是想把私利私欲权力化而已。山县讨厌看到别人的 成功，喜好动辄对政府横加干预。他将自己的侧近配置于宫内省和枢密院， 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前途。但对山县的这类切齿之恨，原敬从来没有在行动中 表现出来过。相反，若因一些政事处置必须同山县接触的话，原必亲访或通 过适当的渠道将自己的态度有理有节地透露给山县，并听取山县的意见。原 敬只是将对阀族的恨全部溶化在 20 多年苦心经营之中，他只想用行动的结果 来对阀族进行反击。
　　促成原敬内阁时期山县和原两人台前台后“合作”的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米骚动”后山县对政局透彻分析后得到的无可奈何的结论；二是两人 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者的过激言行的共同忧虑；三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出 发的对天皇殊途同归的忠诚。尤其是大正病势沉重后两人对设摄政一事的看 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山县认识原敬的才能后对他的夸奖，则是山县单方面 的观点。原敬内心对山县的评价则是始终贯一的。原特别警惕在野党宪政党 力量的扩大，因而时常主动作出一些让步，山县亦是十分清楚。
　　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再加上原本人同加藤友三郎私交密切，所以，当 加藤海相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时，约定由原敬首相代行海相事务。海军 并无反感，陆军亦保持沉默。
“两院纵断”是原敬为确保政友会地位最根本的考虑。由于西园寺公望

元老推荐原敬任总裁后，党内“天敌”松田（原自由党派代表）又病逝，原 敬在政友会的地位稳固多了。这样，在众议院保持住绝对多数，并向贵族院 渗透力量，使贵族院亦成为政友会的地盘，潜移默化之中将宪法规定的贵族 院对众议的羁縻悄悄消解，即“两院纵断”（控制两院）的想法，是原敬任 首相后最高的策略考虑。因此，这种策略与原敬内阁相始终。
　　原敬设计的第一步是向第 41 届议会提出的小选举区制改革。内相床次竹 二郎在向议会作说明时说：“大选举区制选举费用颇多。同一选举区内相互 竞争对政治道德影响也很大，对政党的发展不利，即使是大选举区制，但各 候选人纷纷私设选举区，这一事实也表明必须进行选举制度小选举区制改 革。若采用小选举区制，无疑将巩固候补者的地盘，同时亦可促进选民的投 票欲望和政治思想的发展。”①理由堂堂正正，令人慑服。
　　与小选举区制改革同步进行，原内阁还提出了选举资格应从纳税 10 日元 以上降低到 3 日元以上。投票的结果，小选举区制以 205 票对 144 票、纳税 条件以 203 票对 147 票，通过内阁的原案。根据新选举法，议员人数增加到
464 名，选举区共 374 区。而选举权拥有者人数亦增加了几十万。扩大的选 举权大都使政友会的基础——农村中的小地主受益。在 1920 年 5 月 10 日依 据新选举法进行的大选中，政友会获得 278 席，对宪政会的 110 席占据绝对 优势。政友会此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直执众议院之牛耳。
原敬接着便开始推进对贵族院的工作，对象是贵族院内最大的会派，即
由伯、子、男爵位者为主组成的研究会派。自桂太郎死后，研究会逐渐放弃 了稳健中立原则，向积极参与是是非非方向转换。原敬任首相后，主动地同 研究会的三岛弥太郎以及少壮派成员永野直、青木信光、前田利定、酒井忠 亮、牧野忠笃等人会谈，坦陈政见，疏通分歧，联络感情。1919 年 4 月 19 日，贵族院议长德川赖伦访问原敬，要求原让出自己兼任的法相位置，让研 究会派的大木远吉出任。随后，原敬频繁地同研究会的中坚分子接触商议。5
月 15 日，原敬成功地使大木入阁就任法相。同年 12 月 6 日，在贵族院拥有
141 议席最大的会派研究会，宣布了“支援原敬内阁”的决议。 这样，原敬的“两院纵断”谋略完全兑现，原敬对贵族院的改造工作也
获得了成功。当研究会的干部会宣布支持宣言以后，原敬为自己梦寐以求的
贵族院的政党化倾向已经清晰可见而感到欣慰。他对研究会的干部们说：“今 后的政界，贵族和平民分离必将带来大害。贵族和平民共同维持稳健分子势 力，对国家是有益的。”“两院纵断”是原敬有恃无恐地推进积极政策的坚 强后盾。
1921 年 9 月，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被朝日平吾刺死。从身为大 陆浪人的朝日在给北一辉的遗书内容看，他完全接受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的主张。11 月，原敬为出席政友会近畿地区大会，从大家站乘电车去东京站， 在入口处被一个年仅 18 岁的车站职工中冈艮一用短刀直接刺中心脏，当时绝 命死亡。中冈艮一的动机至今未能查明，似乎是对政友会和宪政党在议会相 互攻讦诸如”五个珍品”事件有关。朝日平吾舍身刺杀“奸富”安田善次郎 的牺牲精神对他好像也是一种激励。学者们猜测中冈与右翼可能有所联系， 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一代平民宰相，如此这般地被一个热血青年 所葬送，使战前日本在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缺少了一个能对国内国际形势



① ［日]松山治郎：《近代日本政治史》，白桃书房 1972 年版，第 135 页。

作出冷静判断的政治领袖，其后果是不能简单估测的。 开创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原敬内阁，对日本政治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原敬以平民身分任首相，使战前日本的行政权力的主体发生了积极变化，普 通政党人士任内阁总理就不再是禁区。原敬领导的政友会在议会中拥有强大 的力量，迫使首相人选由绝对地需要元老推荐的惯例，向元老象征性地推荐 议会多数党领袖的做法（战争期不在此例）转变。原敬实现的贵族院众议院 两院纵断战略，巧妙地削弱了专制对政党的压迫，使众议院多少代表民众利 益发言的力度增强。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元者们用“超然主义”态度所蔑视 的政党，如同被压在石板底下的竹笋，顽强地生长起来，以原敬内阁为标志， 掀翻石板，挺起身躯。两者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从一次大战结束后至 1936 年法西斯主义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 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自然，只能在天皇制框架内活动的政党政治，其权力发生源依旧在天皇， 所以，未能建立起责任内阁制，仍然是十分软弱的。政党的政治活动在一般 场合下都落后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民主运动。在推动政治民主的主体两重性 前提下，政党领袖只注重运用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得组阁权，而民主运动的领 袖只满足于纯粹精神思想方面的宣传，缺乏成为行使行政权力主体的主动欲 望，是政党政治不够强大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政党政治有所发展，政党 上台执政，但在同军部的争夺中，只能让其收敛气焰，而不能让其伤筋动骨 丧失权力。进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原敬的死，对政友会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原敬之后，政友
会就缺少一位能够将全党各派力量进行统合、对政友会的行动进行指导的领 袖。其结果是，当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到最高峰时，政友会却失去了议会第一 大党的地位。

第 19 章

“成金日本” “成金”风潮

　　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一举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随和利用国家的 政策可以分享一杯美羹，成为巨富。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的棋子步兵如果 一旦冲入敌阵，即可取得护佑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 “成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发了战争财，成 了大富或小富，甚至根据职别不同出现了“铁成金”、“船成金”、“株成 金”、“丝成金”等流行语。“成金”梦成为大正时期许多日本人的精神支 柱。人们将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的现象喻作“成金”，多少带用一些轻蔑的 意味。和田邦坊画的漫画《成金》，一个手持百元大票的小老头，让簇拥在 他身边的三个女子将他的皮鞋擦亮，准备回家。尖锐地讽刺了大正初年的世 相。
　　以神户港为根据地的铃木商店，在战争爆发前是一个拥有资本金 50 万日 元的贸易商社。在战争打响后，立即购入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和船只，数月之 间便变成了大型商社。
原本在三井物产船舶部任职员的内田信也，1913 年 33 岁时退职，当了
一名船舶买卖中间人。1915 年开设内田汽船公司时只有 1 条船，第二年便拥
有 16 条船，公司股票的红利竟达 60％。1918 年创立内田造船，有资本金 200 万日元，人称“船成金”典型。某日，他乘坐的列车翻了车，将他压在座席 下面，他拼命大喊：“我就是神户的内田呀，出多少钱都行，救救我！”此 事经报纸渲染，恶名也倾刻之间传遍全国。
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企业，不仅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资本金倍增，而
且在同期间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三井财阀的资本总额在 1917 年时 仅为 6000 万日元，到 1919 年竟扩至 2.7 亿日元，1920 年时共拥有直系、傍 系企业 60 家以上，总资本金达到 5.6 亿日元。
在战争中发财的不仅仅是大中型企业，连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
入。松尾尊兊在 1961 年出版的《米骚动与劳动者》一书中举例说：


“在炮兵工厂能赚钱，在民间的工厂也能赚钱。在日本兵器会社干活的朋友，因 一个月赚了 200 块，就拿着工资袋给我瞧。日本兵器会社生产俄国订购的炮弹，数量大 且限期又短，所以都玩命似地干赚钱。我拼命干 12 小时，能赚 15 块。有个家伙好像为 了刺激成金的劲头，就包下了一个女人，每天从娱乐店到厂里来回通勤不回家。??我 就从那时起开始有钱，100 块、150 块、200 块，很快就攒了 600 块。”（曾在大阪炮兵 工厂工作的野田律太口述）
前述的内田信也 1918 年 3 月在杂志《生活》上撰文《从三井跳槽之后》说：


神户的船舶界在战前就是东洋第一市场。（中略）所以神户的资本家、船主和劳 动者，分别都大大小小地成了金，换言之，神户全体都成金了。

一举暴富的人有了钱，便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玩股票，逛妓院，

上饭店，建私宅，使得许多尚未发财者羡慕不已，于是，更多的人都拼命向 投机发财一条道上挤。内田信也在须磨给自己盖了一幢宅子，正厅是一个有 数百榻榻米的大房间，被称作“须磨御殿”。日本邮船的社长近藤廉平，人 称财界的“罗马法王”、花柳界的“社长大人”。其公司的股票红利 1917 年竟达到了 70％。更有甚者，“船成金”山本唯三郎、因船票暴涨而聚敛了
7000 余万日元资产，便琢磨起“怎样才能让他人知道自己富”的问题。于是，
在 1917 年 11 月，他派 200 余人组成征虎队去朝鲜猎虎，一共打了 30 余只猛 兽。回到东京之后，他特意在帝国饭店举办“虎肉尝食会”，招待各界知名 人士尝鲜。当晚来了 200 多人，其中有清浦奎吾等枢密顾问官 2 人、现任内 阁大臣 2 人、陆军大将 1 人。在从休息间去宴会场的过道上，将所捕猎物的 皮制成样本，尽露凶猛狰狞模样，装饰两旁。内有全罗道的虎、弥巴里的猿、 永起的豹、金刚山的熊等。
　　对内田信也、山本唯三郎等人的行为，社会自有褒有贬，但因风潮所致， 在功利主义盛行、发财就是现实的当时，毋宁说更多的是眼热向往。日俄战 争以后的致富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算圆了。“成金”的欲望推动着人们 为自己能摆脱贫困而拼命奋斗，这多少减轻了国内政治对政府的压力。而在 “成金”风潮的初期，因社会分配不均可能造成的负作用尚未充分表现出来， 连任两届首相的大隈重信和后继首相寺内正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
中。
　　“成金”风潮的虚饰性，还可以从粗劣产品的质量中反映出来。由于中 小企业在技术、设备和资金调筹方面都比不过大企业，为了不致在竞争中失 败破产，粗制滥造的产品便充斥市场，输往海外。在外国，“太麻烦、日本” 这句口头禅竟成了粗劣的日本产品的代名词。但是，毕竟是由于经济发展才 给了人们“成金”的机遇。在一次大战中，伴随经济大发展的过程，相继出 现的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会，是由企业组成的独占性经济组织。 工业俱乐部的理事长是团琢磨（三井系），专务理事是和田丰治（三井系）、 乡诚之助（三菱系）。这个由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为中心组成的垄断组织， 同政府及政党的关系密切，是此后长时间内统制经济的运筹和执行组织，世 称“隐形政府”。
1917 年 7 月出版的《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渡边铁藏的一篇杂文，题
目为《排除迎合富者的政府并论设立战时利得税》，痛快淋漓地抨击了议会 “实际上为经济的幸福阶级四处奔走，相反为经济的不幸阶级尽心尽力之举 却根本见不到”；批评政府以巨额国费“毫不吝惜地奖励造船，奖励航海”， 却无视“尚有领不到工资的小学教员和因米价腾贵而只好少吃的人民”，并 疾呼应设立战时特别所得税以平衡社会分配，渡边铁藏特别例举了连丹麦和 挪威等中立国都征收战时特别税，英国的战时税甚至达到了所得利润的 60
％，而“惟有我国放置战时既得利益者于不顾”，认为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 要招致极大的危险。
　　渡边后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斗士”，在 1948 年东宝映画（电影制片厂） 劳资纠纷中坚决站在反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东宝辩护，根本忘却了自己曾是 批判大正“成金”风潮最犀利的斗士之一。然而，他将大正时期的议会和内 阁斥为迎合富者的政治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最大的财阀三井和三菱，分别成 为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和宪政党的后援者，已是公然不争的事实。大大小小的 “成金”者，同政党和政客之间都连结起一条条看不见的“金脉”线。这种
　　
关系最彻底的曝光事件，是 1912 年所谓“珍品五个”事件。 “船成金者”内田信也，在 1920 年总选举时，将自己经营的内田造船所
新造的船，以每吨 325 日元的价格买给了“满铁”。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船 价正在暴落，内田卖出了这个好价钱让同行们羡慕不已、吃惊不浅，引起了 种种猜测。同为造船业者的在野党宪政党议员桥本喜造，在众议院大会上公 开质问：“内田向原首相贿赠，在其荫庇下才成功卖出这种不正当价格。” 在宪政党穷追猛打式的质问下，政友会不能有力地辩解，以致闹到要对内阁 提出不信任案的地步。政友会在急忙中由干事长广冈宇一郎发现了“珍品五 个”事件，并以此为武器向宪政党反击成功。原来，在大选前宪政党总裁加 藤高明向内田信也要求政治捐款，内田是一个普选政治慎重论者，便问加藤 对社会中议论纷纷的普选问题持什么态度。加藤回答说时期尚早，内田便托 人给加藤送去 5 万日元。加藤收到后在答谢信中写道：“珍品五个。”政友 会在掌握了这些内情后，以宪政党放弃和不支持普选为条件接受 5 万元政治 贿赠，迫使加藤高明承认接受贿赠（但加藤否认有交换条件）。战败投降后， 内田信也在 1951 年出版的回忆录《风雪五十年》中证实确有其事，同时证实 也向原敬政友会赠款的事实。
　　在议会中政党间为金脉政治而相互攻讦屡见不鲜，有时发生的一些事传 出后甚至令人忍俊不禁，其戏剧性使人们欲恨而不能，说明金钱已经在何等 程度上侵浸了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是通过买卖股票而发达的 实业家，但他对有些人“成金”之后，请友人知己吃饭时让全裸女招待斟酒 上菜的做法十分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出生贫寒，天生就对富人有 反抗心，我要用金钱去打倒金钱。”大战发生时，他已经是政友俱乐部的议 员。政友俱乐部是在野党，按照计划他去议会发言，主题是反对预算案，没 想到一激动，说着说着就离了谱，攻击起日本邮船和政友会来。他说：


邮船会社的当局者中，有我不少好友。该会社为了什么目的怎么样地花钱的，我 听到不少。（中略）我今天想在这里发表（公开讲出来），可一想会伤害在场的天下知 名人士，又不忍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投入监狱，只好暂不发表（这时会场骚乱，有人大 声喊应该发表）。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难免的，然而政府却加以特别保护，如果 听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话，那么，恐怖或者应当忌讳不讲的社会主义就会来了吧。 诸君，明治 44（1911）年 1 月 18 日，政府对幸德秋水一伙逆徒宣判死刑。彼等的罪恶 固然个人憎恨，但彼等毕竟是帝国的臣民。使彼等演出如此之狂态者究竟乃何人之罪耶！


　　据称，当时会场沸腾，已经根本看不到作为帝国议员应有的矜持。政友 会议员松田源治和福井三郎从自己的议席上跳起来，大声叫嚷：“拿出证据 来！不许侮辱神圣议会！如果没有证据就让他蹲监狱！”福泽也毫不示弱， 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纸文书，一挥喊道：“想看一下吗？什么时间，什么人 拿了多少钱，请瞧一瞧再念一遍吧，这就是证据，就在我手中！”这时，会 场虽然更乱了，但一直在挨福泽痛骂的政友会议员却安静下来，脸色突变者 有之，面面相觑者有之。福泽这时更用力地来回挥动着那张纸，心里感到特 别痛快。
　　其实，福泽手里挥动的“证据”，根本不是什么根据，如果政友会的松 田或福井敢于接过来看一看，福泽桃介立刻将哑口无言，不仅会受到党内谴 责，而且会因藐视议院而被起诉。福泽在 1939 年出版的《福泽桃介翁传》中
　　
但言，当时手里拿的是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痛快之余也有一种余悸之感。 问题是，福泽桃介为何有勇气冒险，而松田和福井等人却为什么连怀疑一下 这是否是真证据的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呢？回答恐怕只能是，这种不敢公开 的金脉政治不仅有而且的确十分普遍。
日本经济在一战期间跳跃式的进步是以这场战争为最基础的条件的。
1919 年一战正式结束，这种基础条件亦不复存在。紧跟着而来的，则是 1920 年的经济危机。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企业利润短期上涨，以及许多人都醉心 于其中的“成金”风潮，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受打击。参战各国几乎不约而同 地执行通货紧缩政策，日本也在国际收支赤字、硬通货不断流向海外（1920 年人超额为 3.8 亿日元）的情况下，采取了紧缩政策。
　　在紧缩政策下，整个经济界当然是呈现着动荡不定的状态。股价的跌幅 竟落到原价 50％以下，地产、固定资产等资产的评定价格，也降至一年之前 的一半以下。有许多企业在危机中破产，即使幸免破产者，其在大战期间积 蓄的财产也差不多都被消耗殆尽。在大战期间浑水摸鱼聚敛钱财的大大小小 的“成金”者们，随着经济环境的巨变，绝大多数又都回到了“成金”之前 “步兵”的原起点上。
　　首先，是传统输出品生丝的价格直线下降。每 100 斤生丝， 1920 年 1 月时的价格为 4400 日元，到 3 月时为 1900 日记，7 月时竟降到 1100 日元。 生丝历来就是日本替代进口最有力的输出产品，丝价的暴落对日本资本主义 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政府立即提出了保护和整理政策。所谓保护政策，就 是成立“帝国蚕丝株式会社”，收买滞销的生丝以维护生丝价格。所谓整理 政策，就是支持郡是、片仓等大型缫丝产业动用战时积聚的利润，对近几年 来因海外需求大增而簇生的小型生丝工场进行合并收买，鼓励农民生产优质 生丝并许诺收购。这种政策的作用毕竟阻止不了与生丝产业有关的产业的滑 坡。尤其是作为生丝原料供应地的农村，一方面由于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减 少，一方面又由于缫丝工厂的工人大量回流农村，陷于极度穷困之中。
其次，在大战期间急速扩大的海运业和造船业，以及关联产业如矿业、
金属、电力和煤气等生产部门，以至于所有生产部门， 由于股份暴落，银行 无力贷放款，价格下跌，而处于减产停产的境地者难以数计。中小企业受害 最深，而工人则或被解雇或被降薪。对此，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力图减 轻危机的程度，维持社会安定。这些政策包括：动用日本银行的救济融资， 对主要企业进行救济；颁布产业立法，对各类产业进行奖励或者合并；颁布 信托法和改革银行条例，规定法定最低资本额，否则便对其进行归并处理。 由于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介入并干预经济，露骨地推行加速企业形成垄断 政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大仓、古河、川崎等八大财阀，辖 领其直系会社、子系会社、傍系会社共 539 家、关系会社共 234 家，将除了 国家资本和纺织会社之外的其他全部产业，都置于其巨大的伞型经营体系之 中，在全国社会资本中占有 64％的资本。此外，三井、三菱、住友、安田、 第一等银行在金融业，大日本纺、东洋纺、钟纺、富士纺、日清纺在纺织业， 片仓、郡是在生丝业，王子、富士在造纸业，台湾、明治在制糖业，浅野、
小田野在水泥制造业，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取得制霸地位。 在政府这一系列政策干预下，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金融活动的危险投机
活动，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抑制，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有序状态。但是，垄断企 业的大量涌现和垄断体制的形成，带来了价格协定和贩卖组织化倾向，也抑

制了自由竞争，使日本资本主义早早地就带上了国家垄断的特点。同时，由 于重视对都市产业化的调整，忽视农村经济，造成政策偏颇，农业生产中占 主导地位的寄生地主制正是从这时开始出现衰退端倪。更主要的是，政府的 这些对策并没有给已经在一战期间扩大起来的社会生产带来与之相适应的、 同样扩大化的、稳定的国内外市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自 1919 年起出 现的入超，年复一年、年甚一年地扩大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不能根治 疾患的药方只能起到抑制的作用，那么，这种政策自然就成了诱发慢性、持 续经济不振的原因。
　　经济衰退和政府扶植垄断的直接后果，是早在一战期间“成金”热高扬 时形成的颇大贫民阶层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报纸和杂志中时常出现的 有关贫穷问题的评论或反映人民生活实态并为之呼吁的文章，成为众多读者 关心的题目。随着“成金”梦的破灭，失意后的愤恨甚至会使有些人挺而走 险，为获得金钱而犯罪。于是，有关贫困的话题，便成为人们愈来愈关心的 焦点。
　　当时日本到底有多少贫民呢？有一个信奉基督教以救济贫民为己任的教 徒，为了履行自己的祈愿，特意搬进神户的贫民窟去生活，从事传教和救助 活动，他就是比河上肇还早关心贫民问题、看来出版了《贫民心理的研究》 的贺川丰彦。据贺川调查，月收入 20 日元、房租支付能力 3 日元以下者，是 最低贫困线。那么，根据月收入 300 日元以上者全国仅 125 万人、95 万户， 不到全国户数 1/10；月收入 240 日元户不到全国户数 1/2 来计算，全国总人 口中的 1/4 可以说是穷人。神户地区全部户数的 36％为 3 日元。以下房租支 付者，若按 10％的比例来推算，那么，仅神户地区就有 75 万贫民。这些贫 民为了活命，每天都在从事着单调枯燥机械的工作。比如，从早上 5 点起一 直干到晚上 11 点或 12 点，贫民窟的女人们除了吃饭上厕所，便不停地坐在 那里贴火柴盒，一天贴 3500 盒可得工资 35 钱。唇来，神户地区来了几台贴 火柴盒的机器，人工贴 1000 盒就只能给 8.5 钱了。
贺川丰彦最吸引人的研究，就是通过大量实际调查，生动地刻画了贫民
一生的轨迹。他写道，他曾询问贫民窟的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最多的回答 是：卖咸菜、卖捕鼠器、当电车驾驶员或去掏大粪。待他们长到十二三岁时， 便告别了父母崇拜时代转向英雄崇拜。这时，12 岁的少女中绝大多数的人是 想长大当演员。十三四岁以后的少男少女们，发现了他们的父母或兄长们为 了生计拼命工作赚钱养命的艰辛，甚至发现了卖淫的秘密。于是，他们也开 始模仿，希望去女人们聚堆的点心铺玩，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也能享 受天伦之乐。他们开始从梦中惊醒，或去干活，或过上放浪的生活。一直到
30 多岁，男的可能已经换过了十几种职业，女的也可能经历了三四个男人， 但依然在为自己能有一个理想的家而跋涉。到了中年，过了半百，许多人看 破红尘，喃喃自语道：“不行了，不行了，人生原来就是梦。”一到 60 岁， 就常常对别人讲：“活着也是别人的累赘，不如早死啦！”自杀的事便屡见 不鲜了。贺川还特别写出了一个老太婆的自杀心理。她是一个赌徒的母亲，
72 岁了，便对家人讲想死的话。于是，故乡的老家便差人送来了 20 日元丧 葬费，老人放心了，将钱放在枕头底下，谁料被儿子的赌友偷走了。老大婆 发现之后便什么也不再说，当天晚上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早早地睡下，待家里 人睡着后她用蚊帐的吊绳把自己勒死了。同住一家的儿子第二天早上才知道 母亲已经吊死了。

　　为数众多的贫民过着如此贫寒而又缺乏教育的生活，无数的社会问题便 层出不穷。经济学家河上肇于一次大战时在欧洲游学，注意到先进国家的贫 民问题，他为贫民的不幸遭遇和社会动荡的危险而担忧。回国之后，他在大 贩《朝日新闻》上，从 1916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月 26 日止，断断续续地连载 评论《贫乏物语》，被众多读者称作诚实文章。河上肇向社会发出呼吁，说 只要继续维持现在的经济组织，就只能听任巨大的贫富差别继续存在下去， 就搞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能买这么多奢侈品来享乐，就不可能根绝社会的绝 症——贫困。而如果有钱人能自动放弃享用奢侈，就有方法矫正社会贫富差 别，使社会成员的所得不致拉开明显的距离。如果在生产和分配中能杜绝使 个人发大财的一切机遇或可能，像军备或教育那样改由国家主办，那么，根 治贫困也就指日可待了。
　　客观地说，河上肇的关于制止奢侈解救贫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 空想的色彩。这种空想的说教之所以能在当时唤起公众的注意，原因就在于 引起了公众的感情共鸣，就在于社会分配不公使得人们对社会现实怀着强烈 的不满，就在于唤醒了醉迷于“成金”梦中的人们的贫困意识。河上肇本人 此后数年间一直在思索着解除社会贫困的有效方法，却终不得其解，以至于 全身投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河上肇以及贺川丰彦写《贫乏物语》 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担心贫困的人们走投无路最后导致无政府主义或“社会 主义”。但是，人们不久便发现，大正年间的贫富问题确实酿成了巨大的社 会动荡，而且还是引发比之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暴举的社会原因之一。

“大众社会”


　　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便是都市人口的膨 胀和都市规模的扩大、都市建设近代化。自 1915 年起从农村脱逸的劳力向都 市集聚的趋势，基本上一直呈现着持续增长状态。流量之大，势头之威，足 可以同 1950—1960 年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约增加了 90 万人，商 业约增加了 50 万人，公务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约增加了 20—30 万人。这些 数字形象地表明了社会分工的剧烈变动，变动的原因自然是城市职业者的工 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在就业机会增加的前提下，宁可在城市吃些苦、 干别人不想干的活也总比呆在农村强，就成为迁徙者的心态。随着这一运动 的进行，农业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需求增大，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 农村的所得也逐渐与城市工薪阶层所得拉平，新的社会分工之间的收入差别 趋向平整，人口向都市集中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其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 人口曾一度向农村倒流，都市和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明显起来，倒流运动 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下来。总的趋势是：1920 年前是农村人口流出时期， 其后 10 年间，农村人口反过来缓慢地增加，但仅仅是一部分人口又倒流回 来。1930 年以后，这种大量流出、少量流回的现象就停止了。
据统计，1898 年、1913 年和 1920 年、1935 年，全国人口的 81.6％、74.2
％和 62％、54.3％居住在人口 1 万人以下的町村中，同期居住在 10 万人以 上都市的人口则分别为 9.1％、12.5％和 19.5％、25.5％（剩余部分居住在
2—10 万人的市町中）。①从以上统计来看，1913—1920 年是人口居住地构成



① [日]中村隆英：《战前期日本经济成长分析》，岩波书店 1971 年版，第 18 页。

变动最大的时期。都市化的倾向，不仅由人口的流动表现出来，城市道路、 上下水道、公园、学校、大型贩买店，交通网络与交通工具等，都在这一时 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甚至从近郊到都心的通勤电车和住宅建设等单纯民间 投资，也在扩大规模。担负这些城市基本建设的，主要是由各都、道、府、 县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负担的。1920 年以后，尽管战时景气已经失去了势 头，但都市化却并未停顿下来。1923 年关东大地震令许多建筑和民房毁于一 旦，但也带来了规划城市建设的机会。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的 城市面貌竟以地震为契机数年后焕然一新。由于都市化的推进，就要求将居 住、商业、社会活动和各级政府官厅占用地与同一时期也在推进中的工业化 占用地隔开适当的距离，又由于最经济地利用交通运输等生产条件的要求， 大都市周边在 1914 年—1925 年迅速地崛起了一圈工业地带，其中最为著名 的便是京（东京）滨（横滨）工业地带和阪（大阪）神（神户）工业地带。 产业工人阶级也随之而壮大起来，1920 年在民营重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数为
36.4 万人，占全部工人人数的 23.5％。若再加上在国立工厂（八制幡铁所、 炮兵工厂、海军工厂等）的工人数，则为 51.5 万人。②
　　都市的大都市化和市町的都市化，就为既非“成金”者阶级、亦非贫民 阶级的广大中间阶层，提供了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为了概要地叙 述，我们将拥有中等水平收入和中等学历的工薪阶层，统称为“中间阶层”。 这部分人一般拥有能够或接近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经济状态，对社会中出现 的种种新生事物具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并能根据个人的爱好和能力去加以评 价和选择，在都市人口构成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口向都市集中所必然带 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经由社会上层通过自己的行为不自觉地示范后，便全 部由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接受和普及，成为一种“时尚”而渗透到生活的未 节细梢之中。
1920 年 2 月 1 日，俗称“蓝公共”的东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宣布即日起
在从前的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上，一律配一名身着西式套服的女售票员，一时 引起世人轰动，争睹新式女售票员登场。其实，衣着的变化早在明治初年就 开始了，但西装的大众化普及化却在一战以后才真正地展开。因其经营的商 品需要衣着烘托一种亲切感，商人和个体服务者还喜欢穿和服，但公司的上 班族在工作时一律身着带马甲的西装，却已成惯例了。因为存在女人不穿和 服便有碍风俗的偏见，人们才会对女售票员换洋装大惊小怪。果然，仅在第 二年，三越店让所有的女店员一律换着西式制服，而且连发型也要求改梳齐 耳短发，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在街头涌动的人流和挤电车上下班的人群中， 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着便于行动的西装。出门换西装很快成为一种习惯，相 反，穿和服挤电车的人倒变得容易让别人注意了。
　　在服饰“洋风化”的同时，食物的“洋风化”也在迅速推进中。比起日 本式的煮物和生食来，“洋食”的长处是快捷便当，更适合于职员们在不长 的时间内吃午饭。“洋食”以三大主力——咖喱饭、炸肉饼，炸猪肉片为先 锋，很快使居住在都会中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它，在这些人们的食谱中 占据主导地位，最后也出现在晚餐桌上。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日本人根据 自己的胃口也反过来对“洋食”进行改造，推出日本式洋食并造出了象形字 “井”为之冠名，其意思相当于中国的“盖浇饭”，从 1921 年时起堂而皇之 地进入饭店，并一直沿袭至今天。当然，人们愿意接受“洋食”的重要原因， 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洋食”物美价廉。身着和服、系着白围裙的女招待
　　
们，在专门经营“洋食”的店子里，殷勤地为客人服务，颇得好评。 随着衣食方面的变化，洋式住宅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1922 年在东京
上野的和平博览会上，展出了几套美国风格的“文化住宅”。其红瓦屋脊倾 斜地覆盖在淡色的墙壁上，整洁宽敞的房间和明亮的厨房，使前来参观的日 本人称赞不已。不久，在东京郊外便出现了类似风格的洋宅待价而沽。在人 均居住面积 1.03 榻榻米的大阪和东京，这些住宅就成了人们为之奋斗一生的 目标。
　　1921 年，电灯和煤气开始普及。自来水还未能彻底取代井水和河水，但 也开始进入普通人家。只是下水道的铺设进展迟缓，全国以东京为首的各大 中小城市，人们为无法及时方便地处理排泄物而发愁，以致有人违反规定将 其倒在附近的河流中和海岸边，或无奈地叹息“人与屎尿同居”。工业发展、 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酿出初级公害。
　　1907 年时，日本全国只有 16 辆小汽车；1914 年增加到 1066 辆时，私人 汽车已经出现。小汽车波认为是最贵重的财产，其主人也引起了人们极大兴 趣。据当年东京市内汽车牌照记录，前 25 人中，大多数是商人。但第 12 号、
19 号和 24 号，则分别为山本权兵卫、大限重信和西园寺公望。1920 年，私 人小汽车已增加到 9999 辆；1927 年，增加到 51862 辆。中间阶层中也开始 有人拥有高级代步工具。①
夜食住行的西洋化，不仅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亦以中等阶层
以上的人们对它的普遍接受和有能力接受为必要。明治以来近代产业的发 展，是在对西方技术和各种制度的追求中实现的。由近代技术和近代工厂生 产出来的近代产品对生活所发生的直接作用，无时不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 方式和社会观点。近代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密度，增强了 人们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在过去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对 人生的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常常与地域的历史和生产力现状纠葛在一 起，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变化节奏慢且不轻易变化的特点。而近代产业 则将全国联成一个相互合作、依赖的整体，快速增长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机遇， 输入的舶来品将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为人们带来刺激的那一瞬间。生活在都市 的人们以及能接触到社会变化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因改变着的社会新景象而 调整注意力、兴趣力和欲望的方向，一种或若干种并不相互矛盾的社会性认 可，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而当社会的主要成员都愿意接受它或准备接 受它时，它也反过来成为制约为获得它的人们的行动的力量。大正时期的大 众文化的形成，十分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
“今日帝剧，明日三越”，是三越吴服店在 1915 年提出的广告词，“帝 剧”指的是帝国剧场，1911 年建成后因它典型的西洋建筑风格和演出的西方 音乐使人们认为只要在这里坐着看场戏便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先觉者”。 三越吴服店专营高档品，将上流阶级作为顾客的经营方针于此可见一斑。但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越店的经营方针根本性地转换了。高级和服 中心主义被大量生产标准化流行装所替代，中间阶层成为这里最大量的顾 客。三越店本身也大动干戈重新装修，进门购物不用再换鞋，人们随便进入 这个现代型的大型百货店。三越店经营方针的变化，与其说是经营者方面经 营思想的主动变化，不如说中间阶层的审美观和购物能力迫使经营方面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