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74 页。

　　委员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 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 的“皇道派”，鼓吹“国体明征”的纯正日本主义者）；既有东大的校长， 也有爱国团体的代表，是贵、众两院与新闻出版界、经济界的代表也参加了 进来的吴越同舟和势力均衡的人选，因而并非志同道合。常任干事的人选， 也是由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陆军和海军两军务局长、企划院次长和内务 次官这样职务的官吏充当，不属此类情况的，惟有后藤隆之助——后来松本 重治也参加了进来。①
　　各种各样的势力根据形形色色的思想提出来的各不相同的要求，在使近 卫为难的同时，也引起了近卫的动摇。他很快便开始失去耐心。在“新体制 准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的 8 月 24 日，近卫向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 熊雄感叹道：“一看到总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许这个内阁 10 个月左右 就要倒台。”
西园寺询问原田：“看这样子，近卫是否也要把性命搭上呢？” 近卫从原田那里得知西园寺正在担心后说道：“不，这比死还厉害，实
在为难呢。” 以“新体制”为目标的各种势力各有自己的打算。对于“新体制”成为
像军部所想象的强有力的一国一党政治组织，遭到了天皇周围的宫廷集团和
精神主义的右翼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是侵犯天皇权限的幕府组织，将会 具有超过天皇之实力。如果实现了“一国一党”，显然就违背了“一国一人” 这个天皇制的原理。
此外，对于“新体制”成为团结国民的政治组织，官僚也强烈反对，因
为他们感到国民的组织化有引起批判和抵抗表面化的危险性。
　　8 月 28 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了 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新体制”乃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之建设起 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 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
（意为“辅助天子”）之所谓国民组织。这样，以后组织起来的大政翼赞会，
就成为是以“万民翼赞”、“承诏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的机关。近 卫只能按照唯心派右翼所主张的精神运动的方向走下去了，他自己否定了自 己所倡导的“新体制”的初衷，否定了“国民组织”的存在，而以大政翼赞 会的形式出现。
基本国策
　　第二届近卫内阁一上台，就急急忙忙以大本营的“南进”方针为基础， 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又与大本营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 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这两个纲要 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
军部法西斯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安定后方，强制人民为进行侵略战争充 当炮灰，以便为他们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对内政策方面加紧实行法西斯 化，即完成所谓新的国家体制。为此，首先在国民中间“树立以效忠国家为 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政治新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民 的集中统一。第三，在经济方面，大大加强军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79 页。

近列入日程的战争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化的统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 所谓“政治新体制”，就是一切政党相继解散，于 1940 年 10 月成立“大 政翼赞会”（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首相兼任该会本部的总裁，都、道、 府、县的知事被任命为支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 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法西斯头子以及妇女领袖等包括统治阶级各 界各层代表或走卒来担任。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代替它的是“产业报 国会”，所有工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
报国联盟”。 此外，政府还组织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大日本妇女会”（由“国
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合并而成）、“复员军人会”，作为青年、妇 女和兵役适龄者的组织。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 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构。
　　翼赞会的最基层组织是“邻组”制度，“邻组”由近邻十户左右组成。 它的上面，在城市设“町内会”，在农村设“部落会”。
　　“通过这个制度，政府以各部落、各街道上的恶霸为走卒，对全国人民 进行监视、统治以及动员。这是比幕府时代的五人组制度更为严密而凶狠的 压制人民的组织。”①这种政治新体制使“全体国民??都被直接统治和置于 政权的监视之下，全国好像一座大军事监狱，丧失了一切自由。”②
近卫首相在建立“政治新体制”的同时，也曾设计了经济新体制的组织。
他打算起用统制官僚岸信介为领导设想中的经济新体制的商工相。岸信介于
1936 年由商工省商工局长调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制定伪“满洲国”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8 年参与“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设立，1939 年回国，1939 年 10 月任商工次官。虽然近卫想要惜助作为统制官僚岸信介 的力量，但岸信介谢绝说：“我认为自己宜作为事务次官留任。总之，在加 强统制的情况下，乃以来自实业界的人为宜，而官僚则不可。
这是因为事情要由他们来做，所以不能不认为是没有办法的事。”近卫
通过池田成彬反复劝说财界巨头小林一三，才确定了小林任商工相和岸任次 官的布局。
自 1940 年 11 月起，近卫内阁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负责这项工作
的经济阁僚恳谈会，自 11 月 12 日起开始研究企划院起草的经济新体制草案， 在委托企划院重新加以推敲后，于 12 月 1 日得出了大致的结论。
可是，针对这个新体制草案，财界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朝日新闻社经
济部编辑的《朝日经济年史》（1941 年版）指出了它所存在的问题： 然而，该草案抛弃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体
制，而以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的经济原理为基调的扩大生产为其根本 目的。对于它的主要宗旨，虽然财界和产业界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有关具体 方案，则早就在推敲自主的新体制草案的财界中，引起了各种不安。特别是 在最初的草案中，由于写明了“经营与资本的分离”，而大大刺痛了产业资 本家，又正好与公司经理统制会相关联，恰逢产业界对革新派官僚的不满和 反作用勃然而起的时候。所以，便集中谴责了政府的经济新体制草案，认为 它是与产业界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的脱离实际的草案，是无视利润观念的社



①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中文版第 630 页。
② ［日］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 3 卷，1960 年版，第 193 页。

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违反宪法的行动，是暴露了不尊重民间创造精神的官 僚自以为是的统制的缺陷。①
　　12 月 6 日，财界向首相提出了各经济团体联名的意见书。意见书直率地 表明了财界对政府草案的不安和担心，特别强调了“应避免经济机构的根本 性变革，同意对利润观念给予限制，避免企业的动摇，以实现目前所需要的 以发展生产为第一”的宗旨。7 日，政府采纳各方面对 1 日所决定的经济阁 僚恳谈会草案的意见，决定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纲要》完全没有 涉及资本与经营分离的问题，而是强调说，以“国防国家体制之完成”为目 标的“企业体制”，应是在企业担当者的创造精神与责任方面使其自主经营， 由发挥最高之效能而增强生产能力，要为了“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而组织“经济团体”。 这里所说的“经济团体”不久便作为统制会而具体化了。
　　经济新体制的决定过程，尖锐地显示出了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的统制之间 的矛盾。东洋经济新报社编辑的《日本经济年报》（第 44 辑）指出：“国内 增产的必要性一旦急剧提高，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各种统制政策便不能不愈益 成为它的桎梏。”该年报强调说：“在当今不得不增产的情况下，即使说革 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它的色彩也并非言过其实，当能看到时局紧迫所带来的 战时经济的一个转机。”结果，财界与官场、财界人士与官僚还是合不到一 起来。1941 年 1 月 4 日，商工相小林一三罢免了商工次官岸信介。
然而，经济新体制不仅不能逃脱官僚的统制，反而露骨地显示出了官僚
化的倾向。统制会于 1941 年 4 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会长是日本制铁公司 总经理平生釟三郎。其他各行业也根据 8 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
11 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担任会长。《朝日经
济年史》（1942 年版）指出了统制会的官僚化问题： 统制会为了进行充分的活动而需要成为庞大的组织，作为实际问题，便
不能不成为监督官厅与二重组织。在迟迟不肯让与权限的官厅方面，其心理
有着这种因素，即在将来也不能指望会有不惜全力支持统制会的态度。而且， 统制会成立时间也短，处在几乎还没从事什么活动的状况下，但另一方面却 已表现出了官僚的色彩以及将来要走向官僚化的倾向，在事务上没有统制会 之间的横向联系，由于要维持各自统制会地盘的态度而阻碍综合效率的情况 乃是很多的。①
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
家机关中占有许多席位，就使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统制、军部独裁之间的矛盾 更加尖锐。不久，资产阶级便提出自己的要求，为运动的开始创造了条件。 统制会从纵的方面，把各产业部门的所有企业组织起来。统制会被赋予 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料、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 和利润等各方面的大权。这就确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这种体 制是“在由纳粹直接输入的‘公益第一’的名义下，不外是以国家权力保障 垄断资产阶级最大利润的体制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
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不能改编的就被消灭）”。②
实行经济新体制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1937—1941 年的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吏》，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86 页。
②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中文版，第 631—632 页。

四年中，他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例如，造船工业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在 这一时期资本增加 3.1 倍，利润增加 6.5 倍；机器制造工业的日立制作所的 资本和利润分别增加 3 倍和 4.3 倍。①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比重发 生变化，前者的比重扩大。在 1938 年 4 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前后，第一 次近卫内阁公布的《农地调整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自耕农创设法》的旨 趣，把创建自耕农的法制化与保护佃农（限制收回土地）作为政策提了出来。 阿部内阁于 1939 年 12 月公布的《佃租统制令》，把每石的佃租固定为 43 日元，禁止佃租同米价一齐上涨。
　　第二次近卫内阁于 1940 年 10 月决定的米谷管理规则，实行了管理米制 度，把米谷移交国家管理。第三次近卫内阁于 1941 年 8 月实行的大米二重价 格制度，把主价格与生产者价格分开，在生产者价格中包括奖金的同时，实 质上便减低了生产者（佃农）向地主交纳的佃租。
　　这样，对生产粮食的生产者（佃农）的保护结果便大大推进了地主土地 所有制的解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编辑的《日本农业年报》（第 1 集）计 算出，实物地租的 50％的佃租率，以货币表示，1941 年的大米即为 45％，
1943 年的大米为 38％，而到 1945 年则仅为 9％。 当政府再次开始推进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时，由耕地农民所建立的农
地制度改革同盟发表了声明：“要把历来土地斗争的方向集中于耕地农民的
自耕农化这一点上。”1942 年 3 月，当时的东条内阁便禁止了同盟的组织。 这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未能经由耕地农民的手来实现。
近卫政治新体制当初的意图是统一各种政治势力、实行政治领导一元
化、牵制军部等，但并未如愿以偿。近卫经济新体制，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的势力得到了加强，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使日本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政党、工会等独立组织均被解散，直至最基层的 国民都被编入部落会、町内会等地区组织和产业报国会等职业团体。成为以 内务官僚为中心的势力进行上情下达的机构。在“实践臣道，尽忠职务”的 口号下，剥夺了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人权，为法西斯体制的改组开辟了道
路。
“共荣圈”狂想
　　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就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方针是建 设“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国防国家，即将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大地区 的殖民地，列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在亚洲地区取代欧美的殖民 体系，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当时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与地区有： 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阿富汗及太平洋诸岛屿等。
这一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最初是出于外相松冈洋 右之口。1940 年 8 月 1 日，松冈发表声明，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以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 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一 个“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供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由他们主宰一切。 日本的政策就是要获得中国、印度和南洋（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把“东



① ［日］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 3 卷，1960 年版，第 159 页。

亚新秩序”扩大为“大东亚新秩序”。把横跨“满蒙”、“中国本部”和东 南亚——如果有机会甚至还要及于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丰富资源确实纳 入原料补给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必须强化战争机器， 称霸东亚和太平洋，夺取以上地区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南洋的石油、橡胶、 锡、铁、铝矾土以及大米、食糖等等。在南方的权益对于日本是生死攸关的 问题，尤其是石油更是日本战争经济的血液。“荷属东印度实在是东亚的石 油宝库。它拥有相当于日本的大约 20 倍即 800 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当时日本 每年需要大约 500 万吨石油，而其自给能力不过只有 10％。”①日本的如意 算盘是，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确定起来，就可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体系，就可以保证把荷印出产的全部石油运到日本。
　　南洋地区除了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外，还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新加坡是英 国的重要军港，马尼拉是美国的海空军基地，摧毁英美在两地的海空军力量， 夺取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就可以控制西南太平洋，囊括美、英、荷在这一地 区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步骤，而且西进可入印 度洋，包围锡兰、印度，进而与希特勒的侵略军在中东会师，南下则可攻澳 大利亚，从而称霸西南太平洋。
　　要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是力不从心的。它不仅 要遭到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要引起英、法、荷等西方殖民 帝国的反对，尤其是引起日本争夺太平洋的劲敌美国的反对。
当时，日本陆军被困在中国战场。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搞垮重庆政府
是早日结束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而迫使重庆政府投降的有效办法就是断绝 它的外援道路。如果同英美开战，占领印度支那，封锁海防和滇越公路，入 侵缅甸，截断英美从西部对中国的供应线，便能在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而调 出大量日军并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去加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能力，以达到 “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本为了实现向南方扩张的政策，就必须勾结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
斯国家。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又必须在北方稳住苏联。因此，近卫内阁推行 了以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为杠杆的向南方发展的政策。
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对抗美英等竞争对手，日本急于和法西斯德
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企图同德意一起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且描绘了有 别于德意两国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日本计划把世界分为“大东 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这“四大圈”。日本所描绘 的“世界新秩序”，其意图在于牺牲中国和大英帝国，瓜分欧亚大陆，进一 步重新瓜分世界。
日本向南扩张，必然要遭到英国的抵抗。日、英两国在日俄战争前，为 了共同对付俄国，曾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 曾以此为借口参加了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 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华盛顿会议以《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条约》， 同时，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权益被美国夺占。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力量大为削弱，已经不能在太平洋地区称王称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的力量已经被德国牵制在欧洲战场，无暇东顾， 当时的英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



①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975 年原书房版，第 43 页。

　　如果日本同英国开战，就必须冒“不惜同美国一战”的危险。日本向南 扩张，夺取南洋的战略资源，又使它同美国的矛盾加剧。荷属东印度和马来 亚出产的橡胶占世界产量的 78％，出产的锡占 67％，这些产品一向以美国为 主要买主。1940 年，这两地生产的锡有 90％、橡胶有 75％卖给了美国。日 本独占南洋的野心不能不激起美国的反对。
　　此外，菲律宾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窥伺亚洲大陆的跳板，日 本进逼南洋，侵占菲律宾，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殖民利益。
　　日本国防方针中的对美战略虽是海军的主张，但海军并不想对美国本土 进行进攻性作战，也没有要使“美洲圈”解体那样的政治谋略。但是，随着 日美矛盾的激化，美国就成为日本的潜在敌人和主要敌人。因此，日美开战 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日本就同德、意签订条约一事，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主要原因 是日本当时仅仅把苏联当成是三国同盟的对象国，而不想激怒英美。当日本 确立了“大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后，就要“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 势，在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这样，三国 同盟又作为首要问题列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企图借助德意以牵制英 美的力量。
日本希望德国把美国牵制在欧洲，因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德意占领西欧诸国后，美德矛盾也因争夺欧洲和拉 丁美洲而变得激烈了，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世界金融、贸易的重 要地区。1939 年就有情报说，德国武器生产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开始研制一 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核炸弹。这些对美国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所 以，美国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美国必须首先打败的敌人。
当时，美国的大城市和大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地靠近欧
洲。在大西洋上，美国的军舰和商船经常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惧怕德 国的入侵远远超过对日本的担心。
另外，美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帝国和欧洲国家，并且欧洲
又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希特勒征服西欧后就切断了欧美贸易联系。 美国在法国败降后，为了摧毁希特勒德国的霸权，极力以英国为反德的
前哨基地，援英抗德，以阻止希特勒入侵美洲，进而打败德国。否则，如果
英国一旦崩溃，希特勒称霸欧洲，掌握了欧洲所有的造船厂和海军，则美国 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早在 1941 年 4 月，英国损坏的军舰和商船就在美国的船坞里修理，同时
美国造船厂已开始根据《租借法案》为英国建造大量的军舰和商船。可见美 国首先是要对付希特勒这个主要敌人。
　　希特勒德国早就希望同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方面拉拢日本反苏， 以便东西夹攻；同时为了阻止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又想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 牵制美国，打击英国。两个法西斯强盗各怀鬼胎，再加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也想狐假虎威，扩大侵略。于是，从 1938 年就开始酝酿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 盟条约，终于在 1940 年 9 月 27 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这一条约规定：日本 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 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德、意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 努力，互相协助。
在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条中规定：“??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

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 军事手段相援助。”①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大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所以，这个 条约充分显示出它的矛头是针对苏联和美国的。日本就这样进一步同德意法 西斯勾结在一起，对美国施加压力，妄图在瓜分世界、谋求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霸权的斗争中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日本同德意两国一起企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其中包括一个苏联圈。 其实，日本又何尝不想侵占社会主义的苏联呢。他们在 1938 年（张鼓峰事件）
和 1939 年（诺门坎事件）曾两次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但都遭到了失败。它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部分陆军陷在中国，北进侵犯苏联又主要依靠陆军， 因此颇感力不从心。日本虽然为了有朝一日从苏联夺取西伯利亚而在秘密地 准备日苏战争的计划，但是，为了实现三国同盟的目的，出于使苏联采取中 立友好态度的必要性，便特意设计出一个“苏联圈”，玩弄政治权术。作为 中立友好的代价，日本声称要把“印度、伊朗”分让给苏联。
　　为了调整日苏邦交，松冈外相将访问欧洲，他草拟了《对德意苏谈判方 案纲要》。1941 年 2 月 3 日，在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参加的大本营和政府 联席会议上，经过若干修改后得到承认。其中的一段进一步鼓吹了瓜分世界 的设想：
帝国主张将世界划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
圈（包括印度、伊朗）这四大圈（将澳洲及新西兰留给英国，大体如荷兰之 待遇），于战后之媾和会议上加以实现。①
松冈洋右外相于 1941 年 3 月 12 日出发前往欧洲，在得到德国的协助后，
向苏联提出了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苏联 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的不可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 的“收复失地”，是指库页岛南部（萨哈林南半部）和千岛群岛。苏方只同 意缔结中立条约。4 月 13 日，松冈便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其有效期为 五年。
4 月 17 日，日本陆海军部便大体确定了《对南方施策纲要》，决定在同
荷属东印度间“确立密切之经济关系”的同时，还要“迅速同法属印度支那 及泰国之间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并下定决心，当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 “因英、美、荷等对日禁运而威胁帝国自身之生存时”，以及“美国单独或 与英、荷、中等联合，逐渐加强对帝国之包围态势，以致帝国国防不可忍受 时”，“在对此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帝国将为自存和自卫而行使武力”。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以外相松冈洋右和关东军为主的一 派，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张立即实施北进，配合德国出兵苏联。 松冈拜谒天皇，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在 6 月 25 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 席会议上，海相及川表示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陆军参谋长杉山元针对松冈 的质问也回答说：“目前，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不可能。”经过 激烈争论后，7 月 2 日，在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适应形势 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规定“帝国 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必须排除任何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78—279 页。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73 页。

障碍”，并“不惜与英美一战”。 由于“南进”准备尚未就绪，为了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近卫内阁从 1941
年 4 月起正式同美国进行谈判。为了给侵略战争赢得时间，需要继续制造假 象，近卫决定撤换一味刺激美国的反复无常的松冈。7 月 16 日，近卫宣布内 阁全体辞职。7 月 18 日，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外相由较温和的海军大将 丰田贞次郎担任。
　　在第三次内阁期间，日本一面继续同美国谈判，一面对东南亚采取了新 的军事行动。7 月 28 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加速了同美、英、荷 之间战争的爆发。9 月 6 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 10 月上旬外交谈判 仍无希望，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10 月，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迹象， 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则认为同英美开战的条件尚不 成熟，“战争若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必须避免”。近卫终因不能说服东条 等人，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1941 年 12 月 8 日，新成立的东条内阁以突袭珍珠港的方式开始了同美 英的战争。
　　
第 33 章 大政翼赞会

“国民组织”
　　1940 年 7 月 22 日，近卫文麿 第二次组阁后，在 26 日召开的内阁会议 上，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第二天，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 军筹划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它与《基本国策纲要》 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海相吉田善吾虽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但内阁中陆相、外相的压力太大，他便于 9 月 5 日辞职了。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采用“皇国”的称呼，取代了过去所称的 “帝国”，强调完成国防国家体制的重要性；指出了根据“以八纮为一字之 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 大东亚新秩序”的“皇国之国是”。
　　为了实现“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近卫便强调推行这样的方针，即外 交上要“特别迅速地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飞速调整对苏邦交”， 内政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和确立“新国民组织”。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所说的“新国民组织”，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 帅统一起来。是想以“国民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 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虽然近卫大体上是按照陆军铺设的路线推进 其对外政策，但他又不甘心盲目地追随陆军。
其实，日本在总体战方面，缺少最必要的国务和统帅的统一，这是基于
天皇制国家机构特殊性的结果。同时，也是有长期的历史背景的。1889 年制 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由天皇直接掌握。作 为辅佐这一统帅大权的机关，在陆军里设立了参谋本部，在海军里设立了军 令部。这种陆海军统帅机关作为一种独立于议会、也独立于内阁的机关，完 全不受政治干预，这就是统帅权的独立。这不仅妨碍了国务和统帅的统一、 协调，也成为政府和陆海军对立的原因。1907 年，陆海军确定了长期的日本 国防方针（《帝国国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兵力，得到了天 皇的批准。这一《方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经过了三次修订。尽管长期 国防规划和外交、内政部有着密切关系，但政府却不得干预其制定。陆海军 依照国防方针向政府要求扩充军备费用，常常和政府的方针发生对立。
近卫首相在第一次内阁期间就有着痛苦的教训。1937 年 10 月 25 日，近
卫内阁创设了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11 月 10 日，发出 了关于“实施国家总动员”的内阁训令。但是，近卫对于“中国事变”的处 理是无力的，仍然摆脱不了军部。陆军于 11 月 18 日由军令公布了大本营令，
于 20 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决定了处理事变的方向。 大本营是隶属于天皇的最高统帅机关，根据 1893 年 5 月制定的《战时大
本营条例》，于 1894 年 6 月 5 日设在参谋本部。伊藤博文曾列席大本营会议。
　　1937 年 11 月 24 日，陆海军当局发表谈话，把大本营和政府严加区别， 强调统帅权的独立，并夸耀大本营的意义和作用：
　　??大本营之设置，专门根据于统帅大权之发动，系以将平时由统帅部 与陆海军省分管之有关统帅问题的处理一元化为宗旨，而使之成为纯粹的统 帅机构，并非由此设置而使统帅与国务职责之区分有任何变化。里巷之间常 有臆测，以为大本营系将统帅与国务合并之机构，或为战时内阁之前身，但
　　
这些全为无根据之流言蜚语，当然并非此次设置大本营之真实意图。①
　　当时，近卫首相要求列席大本营会议。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拒绝了 近卫的要求。为了寻求调整国务和统帅的关系，设置了“大本营内阁联席会 议”。但是，这毕竟是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机关，而不是决定机关。所以， 仍不能使国务和统帅得到有效的统一；这一联席会议仅存在两个月，以后就 再也没有召开。第二次内阁成立时，又恢复了“联席会议”，并且每周召开 一次，其决定具有“越过内阁会议的效力”。但联席会议的实际情况，只是 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认陆海军统帅部的决定。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重新召开 的联席会议是谋求国务和统帅的统一机关，不如说它是把陆海军决定树为权 威的机关。
　　大本营的实质，也不过是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海军的军令部相互混合。参 谋本部和军令部是各自独立的，不得互相干涉。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有着长期 对立的历史。早在 1907 年的国防方针中，陆军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军则以美 国为假想敌，相互进行扩充军备竞争。能调整两者的对立并使之统一的机关， 在法制上只有天皇。这样，在国家机构上，陆军和海军各自独立，内阁和陆 海军又互相对抗。真正统一的最高战争领导机关，是不存在的。
　　近卫在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深深感到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被统帅 所操纵的脆弱的摆设，陆军大臣常常能置内阁于死命。国民的生活、外交的 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 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
1940 年 8 月 28 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
表明了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所谓“新体制”，就是 为了对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起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 量，使其集中于这一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 翼赞的所谓“国民组织”。
过去，国民同政治发生关系的惟一机会，是每三年或四年参加一次投票
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会抱有多大的关心， 这是必然的。近卫所指的“国民组织”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的组 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为了建立“国民 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应该从国民当中自发地蓬勃开 展起来。假如由政府加以计划指导，使其行政机构化，往往会妨碍国民自发 地发挥全部力量。
但是，近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不容许期望这一运动只是自然地发生
和展开，而且由下面发生的运动常常会陷入派别斗争，有可能不会成为国民 运动。因此，他强调对国民运动，政府有必要积极给以培养和指导，使之能 成为“官民协同之国家事业、全国性的翼赞运动。国民的运动乃是要超越以 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分散性政党政治的运动，是举国一致的、全体的、公共的 运动，是要促进全国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结的超政党的国民运动。但是， 在近卫看来，国民运动是不能容许采取所谓一国一党这种形式的。他极力强 调说：
这是因为，一国一党乃是以一个部分即可构成“全体”，把国家和党同 样看待，断定反对“党”就是反叛国家，把“党”掌握权力的地位永久化，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59 页。

意味着把党魁当成永久把持权力的人。不管这种形态在别国显示出了多么优 异的成绩，但在日本如果立即容许这种形态，那么便会扰乱我一君万民国体 之本义。我国乃万民分担翼赞之责，绝对不能容许一人或一党以权力而垄断 翼赞。万一对翼赞之想法出现分歧时，则正需仰赖圣断，而一旦作出圣断时， 则一切臣僚必定统一于“承诏必谨”之大义，乃日本政治之本色。①
　　近卫概括地说道：“新的国民组织乃是国民在各个部门奉献翼赞大政之 至诚的国家的与永久性的组织。”他敦促国民注意天皇于当年 2 月 11 日纪元 节时发布的宣称“尔臣民宜驰恩神武天皇之创业，念皇图之宏远、皇谟之雄 深，和衷戮力，愈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克服时艰，昂扬国威，回答祖宗之 神灵”的诏书，强调了对于“我等国民应处之道”的实践。
　　近卫的主张包含着奇怪的矛盾，他虽然想把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 体制作为“抑制军部”的手段，但是，他为“抑制军部”而寻求的最高手段 又是什么呢？是“国民组织”？是“圣断”？是国民？还是天皇？
　　近卫否定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体制，虽然最初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 来纠正军部的独裁，但遇上了“一国一党”与“一国一人”之间的矛盾，便 放弃了“国民组织”。
　　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是绝对不会站在 普普通通的国民这一边。可是，当他同军部发生矛盾时，又感到势单力孤， 没有后盾，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就幻想构筑一 个“国民组织”，用以同军部相抗衡。可是，这个“国民组织”一旦带上政 治色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民运动，这又是近卫所害怕的、所不愿 看到的，那就会形成近卫所认为的危及天皇制的“共产革命”，就会扰乱“一 君万民”的国体。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圣断，以“大政翼赞会”偷换了“国 民组织”，把“大政翼赞会”当作“实践臣道”的机构。
实践臣道
　　近卫文麿 作为一个宫廷贵族，过去一直是同“国民”最为疏远的。还 不单纯是疏远，他作为首相，也曾残酷地镇压过国民的“自发”运动。自 1937
年 6 月至 1939 年 1 月，在他第一次组织内阁期间，曾压制人民阵线运动，逮
捕了山川均和大内兵卫，禁止出版反法西斯思想的杂志《世界文化》，逮捕 了久野收与和田洋一，
还曾禁止出售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河合荣次郎所写的四
本著作，并给予其停职处分。 近卫原来并没有要寻求国民“自发地发挥全部力量”那样的思想。他为
了“抑制军部”而考虑到“国民组织”，这是为了实现“国务”与“统帅” 的一致而要对军部的独裁加以修正的结果，是使这一修正的方向与欧洲的法 西斯主义相对应的结果。最后，近卫在“国民组织”与“圣断”的选择中， 不得不选择了“圣断”。那么，所谓“圣断”又是什么呢？
近卫认为，欧洲立宪国家中的君主虽是立宪君主，却有一定的“大权”。
1831 年制定的比利时宪法规定由国王“批准法律，予以公布”，还规定国王 “统帅陆海军，宣战，缔结媾和条约、同盟条约及通商条约”。同时，比利 时宪法还写明“一切权力来自国民”，确定了国民主权。
与比利时国王相比，英国国王拥有更为切实的权力，并不断行使其大权。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4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第 376 页。

他有“把全部军舰卖掉”的权力。即使国王想把英国的全部军舰卖给苏联， 按照惯例需得到海军大臣的副署，否则不能实现交易。如果海军大臣副署了， 那海军大臣就会受到下院的追究，从而成为整个内阁的责任问题，而内阁最 终只得辞职。然而，根据 1920 年的非常时期权力法，枢密院在非常情况下， 有发布《非常事态宣言》的权力。在非常事态持续期间，政府可不必得到议 会的承认，也不必通知议会，便可以发布敕谕。
　　日本天皇虽然也不断发诏敕和敕语，但大多是根据当时政府的要求作出 的。虽然有时是天皇对政府已经拟好的草案提出希望，并加以修改，但其要 点则还是由当时的政府借天皇的名义拟就的。不过，近卫所寻求的“圣断” 不同于对普通的诏敕和敕语那样的要求。近卫所寻求的“圣断”，与英国在 非常时期权力法之下国王的敕谕乃是为了使面临紧急状态的政府便于行使行 政权的非常手段大体一样，是在为了合理地完成战争而必须抑制军部以谋求 国务与统帅的统一这一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它也不难成 为推翻军部独裁的“宫廷革命”的契机，如果考虑到“国民组织”有可能变 成近卫所害怕的“共产革命”，那么，作为与“国民组织”相反的另一选择 对象的“圣断”，就有可能发展为“宫廷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近卫仰赖“圣断”不仅有其思想基础，也有其社会基础。在当时日本社 会状况下，不用说，与“国民”疏远的近卫进行自上而下的国民运动并不能 改变军部的独裁统治，激进的进步人士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短时间内 也无法改变军部的专横。
早在“二·二六事件”前，在对“天皇机关说”进行抨击的同时，就开
始了“显教对密教的征伐”。1935 年 3 月，众议院就指出，“明征国体之本 义，明确人心之归趋，乃眼下最重要之任务”；并作出决议称，“政府对于 与我崇高无比之国体不能相容之言论，应立即采取坚决之措施”。军部采取 高压手段，使冈田内阁发表两次声明，指出统治大权俨然在于天皇，是国体 之本义，是帝国臣民坚定不移之信念。
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而逐渐形成独裁的军部，向历届内阁要求普
及显教。1936 年 3 月成立的广田内阁，在其政纲中指出，“盖施政之基本， 在于显扬肇国之理想，以实现一君万民、举国一体之美”，强调了“使巩固 之国体观念愈益明确”的必要性。1937 年 2 月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同样在 政纲中声明，决心愈益明征国体观念，阐明敬神尊皇之大义，发扬祭政一致 之精神，以加深国运通畅之源流。
就在林内阁总辞职的 1937 年 5 月 31 日，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
小册子，宣扬显教的教义：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
易之国体。 万世一系之天皇为统治大日本帝国而所在之皇位，“乃万世一系之天皇
之御位，系惟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 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 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之御位。臣民 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 之臣民。如此之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 作为现实的神进行统治的天皇，“由祭祀而与皇祖皇宗结为一体，与皇 祖皇宗之精神相呼应”，但“显彰皇祖皇宗之遗训的统治之洪范”正是宪法，

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法之根本原则”，既非英国式的“君临但不统治”，也 非“君民共治”，而是“天皇之亲政”。日本的宪法乃是“万世一系之天皇 以‘承受自祖宗之大权’，依其之所想而制定的钦定宪法”。
　　在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下，祭祀、政治于根本上乃系一体，议会不是 “君民共治”之机构，而是翼赞天皇之亲政的特殊机构：
　　如议会者，在所谓民主国，系作为名义上之主权者的人民的代表机构； 在君民共治之所谓君主国，乃抑制君主之专横、为实现君民共治之人民之代 表机构。我帝国议会则与之完全不同，乃对特殊之事项采取特殊之方法，正 是为翼赞天皇之亲政而设置者。
　　显教在传播中把天皇尊为绝对君主，接触了显教的国民便把天皇作为绝 对君主来尊崇。
　　把日本投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内阁，于 1937 年 9 月 9 日决定了国民精神 总动员的实施纲要，发出了内阁训令，指出打开因“中国事变”而面临困难 局面的方法“在于根据我尊严之国体，进一步振作尽忠报国之精神，在国民 日常之业务生活中加以实践”，特别强调了“昂扬日本精神而实现举国一致” 的必要性。
　　日本政府通过“纪元 2600 年”①的庆典活动，展开了关于国体意识的大 规模宣传战。
《朝日年鉴》（1941 年版）这样登载了 1940 年 1 月 1 日的庆祝盛况：
　　光辉的纪元 2600 年的黎明，终于伴随着来自国家肇始之圣地的橿原境内 的大鼓声而来临了。在今年的 1 月 1 日，从头一天夜晚就来橿原神宫等候新 年参拜的人们，挤满了通向正门的道路。凌晨零时，菟田官司打响了神前的 大鼓，宣告新年的开始，并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向全国转播。上午 9 时，全国 一亿国民一齐遥拜皇官，表达庆贺之诚意。还有，帝国联合舰队驶入大阪湾， 并发射礼炮，向天皇致敬。
1 月 9 日，东京的七家百货店举办了由以近卫首相为会长的庆祝会主办
庆祝纪元 2600 年展览会。31 日，日本文化中央联盟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 行了艺术节开幕仪式。在 2 月 11 日纪元节那天，天皇还亲自决定在宫中举行 纪念仪式，以皇族和年初组阁的首相米内光政为首，有文武官员 2000 人参 加，随后便向国民发布了诏书。内阁接到天皇的诏书，便发出告谕，极力强 调遵从“昭示臣民翼赞之道”的诏书，发扬“臣民辅翼之大义”的必要性。 贵、众两院分别把前一天的全体会议决定的祝贺上奏文献给天皇，贵族院强 调：“兴亚之圣业虽前途仍有重重困难，但以陛下之棱威能克服无数艰险， 八纮为一宇之日盖已不远，遥远皇祖之神灵亦当有以鉴察。”众议院则发誓 “敢以匪躬（舍己尽忠之意）之节辅翼圣业”。6 月 10 日，天皇行幸宇治山 田市，在他参拜丰受大神宫的上午 11 时 12 分和参拜皇大神宫的下午 1 时 54 分，全国的国民也都依据收音机、汽笛和钟声而遥拜了神宫。
庆祝纪元2600年的仪式一直持续到7月继米内内阁之后成立的近卫内阁 的时期。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一天的 10 月 11 日，海军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 天皇而举行了特别的阅兵式。21 日，陆军同样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举行 了纪念阅兵式。11 月 10 日，近卫内阁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



① 1872 年，将日本神话中虚构的神武天皇即位年份规定为公元前 660 年，称“皇纪”元年。据此，1940 年
则为纪元 2600 年。

元 2600 年庆典。天皇身着军装出现于 5 万名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把充满 国民祝贺之意的贺词上奏天皇。天皇宣读了“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 谕之旨趣，显扬我唯神之大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 贡献”这样的敕语。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庆祝会，下 赐敕语，举杯祝贺。全国学生代表 3000 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纪元二千六 百年》。
　　10 月 30 日，教育界的 1.1 万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 念《教育敕语》发布 50 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敕语，强调了“国体之精华”。 在全国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的政治氛围中，近卫首相关于“国民组织” 的主张，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没有多大的鼓动性。于是，近卫将以“国 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偷梁换柱为“大政翼赞会”而得以出笼。近卫 自己并不承认大政翼赞会是政治组织，而认为它是以“万民翼赞”，“承诏
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机关。
　　1940 年，近卫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即 10 月 12 日，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 成立仪式。近卫作为总裁在会上致词，他面对希望展开强有力的国民运动而 聚拢来的会员演说道：“本运动之纲领，仅在于实践翼赞大政之臣道??此 外别无纲领和宣言??”
听到这样的演讲，那些满怀希望的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只有那些唯
心派右翼兴高采烈地鼓了掌。在大政翼赞会成立的当天，近卫便否定了它作 为“国民组织”的存在。大政翼赞会实质上只不过是由内务官僚领导的、和 以前一样是自上而下的官办国民运动。
这位生长在天皇宠信的贵族之家的近卫，自小就受到作为“天皇家屏藩”
的教育和训练。近卫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心腹， 历任宫廷要职。近卫在家中同曾祖父最为亲近，一起生活了八年，深受尊皇 保皇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两次组阁，但他同国民还是最疏远的，一到紧急时 刻，便像弃之如敝展那样，抛开了“国民”与“国民组织”。对于他来说， 剩下的惟有“圣断”而已。
当近卫首相把大政翼赞会由“国民组织”变为“实践臣道”的机构时，
内务官僚则暗自称快。企图把“新体制”当成行政的辅助机构的内务省，成 了使大政翼赞会精神运动化的主角。还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期间，就开始了国 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产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政府的外围组 织。到平沼内阁时期，又在政府中设置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加强了政府 的统制。米内内阁期间，则废除了中央联盟和委员会这种二元组织，合并为 由首相和内相任正副会长的官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1940 年 10 月，第 二次近卫内阁在建立大政翼赞会的同时，又解散了本部，使之与大政翼赞会 合流。
　　在大政翼赞会建立前不久的 9 月 11 日，内务省即向各府县通知了《关于 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顿纲要》，把邻组、町内会和部落 会当作不许“下情上通”的“上情下达”的机构而系列化，建立起一个人也 不遗漏地直接监督国民的组织网，甚至企图以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来偷换 近卫首相所计划的“国民组织”。大政翼赞会离开近卫的意图，成为官僚统 制的机构。
　　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后的1941年1月，内相平沼骐一郎把大政翼赞会同《治 安警察法》上的“关于政治的结社”相对照，认定其为“与政事无关”的“公
　　
事”的结社，禁止其从事政治活动，试图使其“精神运动化”。 东条内阁取代近卫内阁后，在 1942 年 8 月的内阁会议上把部落会、町会、
邻组列为大政翼赞会的一环。大政翼赞会的机关刊物《大政翼赞》号召，“于 今要建立一亿国民之组织”。另一方面，大政翼赞会把各种社会团体都包容 于自己的属下，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之实现”为目标，组织各职业和地区 的“臣道之实践”。
翼赞体制
　　大政翼赞会虽说实质上变成了精神运动机关，但新体制运动却彻底加强 了对国民的官僚性统制和统治。
　　大政翼赞会除了中央和地方都同官僚机构形成一体之外，它还成立了部 落会、町内会和邻保班的基层组织。
　　邻保制度是古代的共同体组织，明治以后基本上瓦解了，但是法西斯把 它作为直接控制民众的组织，在重新改组的基础上又复活起来。有别于行政 村的自然村的部落，明治以后才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以前搞农村自力更生运 动时，成了农事实行组合和清理负债组合的单位。
　　自明治以来的地方行政是，把行政村作为官僚统治的基层组织，采取了 不承认自然村的方针，正如在部落所有森林原野统一运动和氏族神统一运动 中所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破坏作为共同体的自然村。可是在农业危机对策 中，不得不利用自然村的共同体机能。1932 年 10 月在农林省下达的关于恢 复农村、山村、渔村经济的训令和 1933 年 3 月的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法里，正 式承认了部落是农村的单位。
这种战时体制下的邻保组织，根据 1940 年内务省制定的《部落会、町内
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设置纲要》进行整顿和制度化。在国民精神总动员 地方本部的统制下，编成以 5—10 户的单位的部落会、町内会，以家族主义 的互助、团结和振兴地方自治为宗旨。
町内会和邻组作为大政翼赞会所领导的组织，根据内务省的训令，从
1941 年 7 月以后，通过广播主持召开了全国邻组统一例会。通过这种方法， 把全体国民在其居住地编入官僚机构的基层组织町内会和邻组里。
这个邻组制度是把地方上的小头目编入官僚统治的基层里，以达到贯彻
统制和动员。这些小头目主要是担任町会和邻组长的干部。他们主要是中小 工商业主、退役军人、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官 公署职员、神官、僧侣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他们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 会基础。
政府不仅在居住地区强化了组织，而且在工作单位也强化了组织。1940
年 7 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同年 11 月，作为翼赞会 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其前身是 1938 年 7 月成立的产业报国 联盟。1939 年政府命令成立以知事为会长的府县联合会，使产业报国会官办 化，同时强行解散工会组织。指导思想以“国体本义”为基础，以“产业报 国”、“劳资一体”为核心，以“企业一家”、“家庭和睦”等家族主义的 思想意识为特征。
　　1941 年，产业报国会已达 6.5 万个，会员有 547 万人，组织率达 70％。 由厚生大臣任总裁，干部均由“特高”官僚、大公司主管劳务的人员和右翼 工会运动的头子担任。
在其他职业领域也都成立了农业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等

各领域的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环，于 1938
年 11 月组成，1942 年加入大政翼赞会，1944 年 5 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只 剩下不多的农民组合。根据政府的劝告，1940 年 7 月、8 月、9 月，日本农 民组合总同盟、大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联盟相继解散。
　　青年组织统一于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青少年团以 1925 年创立的青年 团体的全国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核心。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是战前青年团 的全国联合组织，1925 年由民间倡议成立，但受官僚控制，旨在对青年进行 军国主义、崇拜天皇的教育。纲领为：修炼身心，勤劳奉公，体察忠孝之本 义，致力于国运的发展。1939 年改组为法西斯统制团体大日本青年团。法西 斯体制建立后，1941 年 1 月，大日本青少年团是在合并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 团、大日本少年联盟和帝国少年团协会等三个团体后成立的，是大政翼赞会 的下属团体。
　　妇女组织统一于大日本妇人会。过去一直对立的爱国妇人会和大日本国 防妇人会同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亦在 1942 年 2 月合并，成为官办的妇女团体， 属于大政翼赞会。
　　此外，还有退役军人组成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这些组织和团体共同发挥 了动员组织的作用。于是，所有的政党和工农团体以及一切民众的自发性组 织都被破坏了，把所有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单位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 里，统一于天皇制统治体制之内，用以确立日本法西斯的统一的民众统治体 制。
如此严密、彻底地将全体国民组织起来并由法西斯官僚一手把持和统
治，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大特点。
　　偷袭珍珠港虽然使日本国民感到吃惊，但在 12 月 8 日正午传达的天皇的 宣战诏书说是“为了自存自卫”。甚至连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土都为对美英 战争的胜利而感动，被战争的狂热弄得飘飘然。
以战争初期的胜利为背景，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得到了加强。在
开战的同时，东条内阁以“非常措施”为名，逮捕了过去与左翼运动有关系 的人物。在 12 月 16 日召开的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 社等临时取缔法》和《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前者为了加强言论统制，将 原来有关政治性集会和结社的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实质上等于禁止了一切这 种活动。后者为战时犯罪加重刑罚。
此外，从 1941 年 12 月末至翌年 3 月末的例行议会，接连不断地通过了
《战时刑事特别法》、《战时民事特别法》、《粮食管理法》和《重要物资 管理营团法》等战时法规和统制法规，加强了治安体制，巩固了法西斯统治。
　　1942 年 4 月，相隔五年举行了众议院大选。日本统治集团以内外形势紧 迫为借口，把在前一年 4 月任期已满、理应实行的众议院大选拖延了一年。 这次是在加强治安体制基础上、抓住战争狂热高涨的有利时机才举行的。在 选举之前，东条内阁收罗了一些政治家、财界人士和军人，以阿部信行陆军 大将为会长，组织了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是替代政府推荐候 选人的，并和内务省、各地警察密切联系，在公告大选那天以前，就推荐出 全部定额候选人。东条内阁只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人推荐为候选人，其他人 则完全予以排除。由于“翼赞选举”，议会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庸。政府对市、 町、村的官僚组织、警察和各种团体进行了总动员，公然干涉选举，为了只 让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而积极努力。
　　
　　这次的所谓翼赞选举，在定额的 466 名中，推荐候选人当选了 381 人， 非推荐候选人当选了 85 人。选举后，网罗推荐和非推荐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 院议员，组成了新政治结社翼赞政治会，由阿部任总裁。这一团体是根据东 条英机的指示、为建立战时独裁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政治团体。除了两院议员 外，还有舆论界和财界的代表，标榜“团结全国政治力量”、“确立翼赞议 会”。只有少数议员不参加，或参加后退出。1945 年 3 月该团体解散，发展 为大日本政治会。
　　由于翼赞政治会以外的政治结社、众议院内的交涉团体全部解散，事实 上实现了一国一党制，从而奠定了东条内阁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
　　5 月，临时议会开会，通过了感谢陆海军的决议案，政府提出的原案全 部得到通过。议会完全变成了政府的辅助机构，变成了只以鼓掌通过为己任 的御用议会。
　　在翼赞政治会成立后，政府又改组了大政翼赞会，用以加强翼赞政治体 制。在翼赞选举之前，1942 年 1 月，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翼壮团” 在选举中用来作为实际行动部队，最初是以团员自发性活动为主的翼赞会外 围团体。可是，政府和官僚对于加强“翼壮团”的自发性活动严加警戒。
　　5 月，决定把过去各个省（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领导的国民运动组织， 一律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也决定置于翼赞会领导之 下。6 月，把工人团体、青少年团体、妇女团体等都合并到大政翼赞中来， 剥夺了这些团体的主动性和自律性，成为行政的辅佐机关。
另外，按地区把居民组成町内会、部落会、邻里会，通过这些邻保组织，
加强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干涉和使群众互相监视。 这样，在战时，民众的自律性的组织全部被破坏，甚至个人的思想和生
活也被统一化。这种被称为翼赞体制的统治体制，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
要支柱。统一的翼赞政治体制就此确立并巩固起来了。
战时统制
　　近卫文麿 及其亲信所推行的“新体制”，其目的是集中国民的政治力 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大政翼赞会就是这种“政治新体制”的具体体 现。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或为了进军南方同英美开战，或为了准备将来对 苏作战，非常有必要确立国内战争体制。军部甚至认为有必要效仿德国建立 强有力的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在整个战争期间，大政翼赞会以“实践臣道”为宗旨，成为协助政府的
公务结社。主要工作是统制国民生活。 大政翼赞会本部的总裁由首相兼任，都、道、府、县的知事被任命力支
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 地主、法西斯头予以及妇女首领等包括统治阶级各界各阶层的代表、走卒所 组成。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产业报国会”，所有的工 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报国联盟”。此 外，政府还组织“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女会”、“复员军人会”。 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 构。翼赞会通过“邻组制度”把农村和城市的居民都组织起来。通过这个制 度，町内会和部落会就被利用来进行防空演习、欢送出征士兵和迎接骨灰等。 后来，由于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而实行配给制时，又被用来作为配给的 单位。

　　日本加快南进的步伐以后，日美矛盾骤然加剧。1940 年 9 月，美国宣布 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实施美国石油输往日本需凭许可证的制度。美国 还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列入 7 月间宣布的战场物资和航空油的禁运货单。
　　美国禁止输出石油，对日本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内的石油生产还不 到需要量的 1/10，3/4 要从美国输入，其余靠由荷属东印度群岛输入。因此， 断绝石油输入，就意味着迫使日本陷入除了消耗国内贮藏的石油之外别无其 他办法的困境。当时，日本每月消耗石油 45 万吨左右。而日本储备的石油约
940 万吨，仅能维持两年左右，如果同英、美开战，石油在一年半内就会消 耗殆尽。
　　日美开战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种种统制令，推进了一切集 中于军需生产的经济改组工作。
　　《国家总动员法》于 1938 年 4 月 1 日公布，同年 5 月 5 日施行。由近卫 内阁之下设立的“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关”——企划院立案。在众议院审议 时受到民政党和政友会的自由主义议员的批判。对此，陆军省军务课课员佐 藤贤了便大肆咆哮地说：“住口！”该法案授予政府极广泛的权力，以便统 制和运用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全力，支持战争。据此，政府在战时可统制 劳务、物资、资金、设备、事业、物价、出版等，平时也可下令调查职业能 力、培养技术人材和保存物资等。1941 年该法经过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政府 的统制权限。政府以此法案为依据，频繁地颁布各项命令，强制进行战时动 员。
与此同时，在各个产业和金融部门中，成立统制会，从原料和资材的分
配、生产的分摊直到劳务和利润都进行了全面统制，垄断资本依此确立了对 全部产业的支配权。于是，牺牲民需工业和中小企业，把所有资金、物资材 料、劳动力都投入军需生产的体制形成了。
统制会于 1941 年 4 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其他各行业也根据 8 月公布
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 11 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 和专务担任会长。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确定了 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保障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润。几乎所有 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这样， 军需生产的工厂企业膨胀，民用生产萎缩。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他 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三菱重工业公司的造船工业和日立制作所的机器 制造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资本和利润在战争初期的 4 年中增加了 3—4 倍。
　　然而，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军需生产，不久就陷入其本身带来的矛 盾之中。为了继续发展军需生产，就必须发展支持它的以基础生产部门为主 的总生产力。即使只发展缺少雄厚基础的军需生产，如果不能保证原料、部 件、劳动力的再生产，很明显，虽然暂时会有发展，但会立即耗尽原料和资 材，陷于困境。
　　从 1938 年起，政府制定《农机具用钢铁配给纲要》，对钢铁、铜、锡等 农机具原料实行国家计划配给。1940 年又制定《农机具配给统制规则》，成 立专门公司管理农机具购销，有权指定制造工厂、分配产量、决定出厂日期 和销售去向。至战争末期，由于缺乏动力及原材料，整顿合并了全国农机制 造业。1940 年，全国有衣机工厂 2511 家，到 1945 年，仅存 1214 家。同时， 对农机具种类加以限制，加强了对动力、劳力、原材料、品种及产量等方面
　　
的统制。 自发生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时起，大规模的航空消耗战需要大量的飞机
和船舶，结果破坏了日本生产力基础——基本产业部门。仅就武器和军需品 的生产而言，以 1943 年为顶点，以后生产量日益下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基本断绝，更加快了军 需生产的停滞。战争使日本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地的美国、英属各地区的贸易 完全断绝。而指望能够代替的东南亚资源，只有运到国内才能发挥作用，但 由于海上运输断绝而成为不可能。日本的战争指挥者对于确保南方运输路线 又很少关心，海军不愿拿出力量来护卫海上运输路线。从 1942 年下半年起， 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运输船遭到了巨大损失。另外，陆海军都把有限的船 只征来供作战用，对确保运输物资的船只并不关心。
　　运输的断绝给战争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军需工厂也由于资材不足， 设备闲置起来，多余的工人无活可做。1943 年 11 月，为了军需生产的一元 化计划和经营设置了军需省，但在运输断绝和原料、资材缺乏的情况下，不 但不能扩大军需生产，连任何方案也制定不出来。
　　在军需生产下降以前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民生活遭到破坏，主 要是缺乏粮食，这正是使战争体制崩溃的原因。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牺牲农业的政策使农业发展缓慢。日本常年
粮食需求量中，有 10—20％靠掠夺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等地解决。进入 战时经济体制后，如何继续发展刚从 30 年代初期严重危机中复苏的农业，以 确保粮食供应，满足战争需要，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的最大课题。
日本民族习惯的主食是大米，粮食问题主要就是稻米生产和供应问题。
1939 年朝鲜大旱，输往日本的稻米锐减。日本国内稻米生产从 1940 年以后 也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却使稻米需求量迅速增加。 进入 40 年代后，国内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粮食生产赶不上需求量的增长。日 本政府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措施，加强征购并限制消费，保住战时经济命脉，
这是战时农业政策的中心环节。
　　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强行征购粮食。1940 年 10 月， 农林省在《粮食管理规则》中授权各级农会，“可依照地方官指示决定生产 者和土地所有者、收佃租地主的生产和交售额”。到 1942 年，《粮食管理法》 更明确规定：“粮食生产者和收佃租地主必须依照命令将生产出的粮食和收 取的佃租按规定数额交售给政府。”在这个义务交售制度下，生产者必须将 口粮和种子粮以外的全部粮食交售给国家。政府规定，这些粮食由直接生产 者自耕农或佃农交售，免去经土地所有者交售的中间环节。这样一来，政府 的强制征购取代了自由交易，农民和地主都丧失了处理粮食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其他相应措施，确保征购更多的粮食。如国 家制定粮食征购计划，通过大政翼赞会的邻组机构，依次将征购数字硬性摊 派到农民身上。征购任务一旦完成得不好，各村和部落会都要负连带责任。 在粮食消费方面，日本政府从 1939 年起开始控制消费，翌年即制定了对 各种粮食品种的配给统制规则。1940 年后，首先由国家管理稻米的征购和配 给，成人每人每天配给粮食二合三勺（330 克）。1941 年 7 月后掺入豆类， 质量下降。同时，统制范围扩大到麦、面粉、芋、大豆、杂粮。《粮食管理 法》是集有关粮食的单个法令之大成，规定设立“粮食营团”，以使配给机 构一元化，并须按政府制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征购时采取地主米价和
　　
生产者米价的双重价格制，这样就堵塞了地主把租米变成商品的道路，大米 等主要粮食的流通完全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
　　日本政府以不同标准制定对生产者的征购价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价，力图 使后者低于前者并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对直接生产者在征购价的基础上 再给以生产奖金和补助金。政府开动机器大量印钞，将灾害转嫁到农民身上。 由于所有生活、生产用品的统制配给和价格的迅速上涨，农民手中无处使用 的纸币的增加，并不标志农业生产力发展或生活好转，而是反映了战时掠夺 性农业政策的恶果。
　　城镇的粮食配给制，随着战争的扩大，愈来愈难以维持，配给量愈来愈 少，质量也在下降。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言、二分 春，终于不得不配给只去壳的糙米。副食品的缺乏更为严重，蔬菜、肉、鱼 类因短缺也逐渐实行配给制。到 1944 年，全部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制，或实行 票证制。以东京配给的生活必需品为例：1940 年 6 月，砂糖、火柴；11 月， 育儿用乳制品；1941 年 2 月，大米；6 月，木炭；7 月，豆类，面包类、面 条类；9 月，小麦粉、食用油、食用肉；1942 年 1 月，豆酱、酱油；2 月， 衣料类；11 月，水果；1943 年 5 月，木炭、烧柴；1944 年 11 月，烟卷。配 给量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砂糖从 1944 年 8 月起完全不供应，食用油在 1945 年每人一个月 20 克，鱼五天供应一次，每次每个人一块鱼段，烟卷成年男人 一天六支，衣料品 1945 年每人一年 1.2 磅（l 磅平均为 3.5 米）。①
到 1945 年 7 月，粮食配给量又降至二合一勺（300 克），其中一半以上
是高粱、大豆、玉米面。政府制定的《国内战场化后的粮食对策》，甚至到 了宣传“合理烹调”、提出厉行“完全咀嚼”以更多摄取粮食营养的自欺欺 人的程度，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惨遭失败的历史性象征。
以上这些粮食的收购、定量配给、政策的宣传，都是在大政翼赞会下属
的机构中进行的。看来，翼赞政治体制的确立，对战时统制的推行无疑起了 重要的作用。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战时日本侵略军及战死、失踪者达 905 万，
占日本总人口 12％以上。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必然要从占人口半数以上 的农村拉走大批壮丁，数量达 278 万人之多。战时农村大约共减少 400—500 万劳动力，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与此同时，大批耕马被征为军马，役 牛被送进罐头厂，农用畜力锐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同时，通过提高既有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加强劳动强度，以弥补劳动力
不足。如在农村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事业。至 1941 年，平均每个村都设
1 个公共食堂、2—3 个托儿所。在“农民是大和民族之源”、“农民魂正是 大和魂”一类口号鼓动下，许多农民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 20 小时，老幼妇弱 成了农业劳动的主力。政府还鼓励集体作业，利用各地农忙期参差不齐，由 农会组织劳力及畜力、农机具集体移动，相互支援调剂。
在城镇，则通过町内会大规模动员居民、特别是学生去搞支农劳动。1943 年，政府决定动员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体去农村劳动，每年一个月。此 后时间加长，连低年级学生都必须参加。1945 年初，学校已全部停课，动员 学生达 300 万人。战争后期还采取归农制度，让参加军需工业的原农业劳动 力在农忙时暂时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此外，政府还用“结婚报国”一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