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旗转罗霄




毛泽东谢绝了翟秋白要他去上海的邀请，毅然选择钻山沟
　　1927 年武汉的夏天，如往年一样的闷热，所不同的是，在大街小巷随 意乘凉的人们比往年骤减。带着浓烈血腥味的热风在这个九省通行的城市上 空游荡，长江上各种外国轮船不时发出“呜”的汽笛声，更使这座城市增添 了几许恐怖。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国共两党组建的国民政府的都城和北伐的大本营， 而现在，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校缥，童子军的木棒都早已一捆捆、一车车地收 缴完毕，代之的是曾自称共产党人忠实朋友的国民党右派的口号“宁可错杀 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在街头巷尾此起彼伏。
　　曾经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共产党人有许多已成了刀下之鬼，剩下的也已 全部转入地下。
　　后来，一些作家描述到这段历史往往会用到一句这样的话：“黑云压城 城欲摧。”
8 月 7 日，曾经对国民党抱有种种期望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彻底清醒过
来，躲在汉口一幢屋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共早期历史的一 次转机。
会议由翟秋白主持，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
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当时毛泽东的身份 是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他的职务不是很高，但他跑遍湘赣而写成的（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人物。 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人们在会上
可以看到他的儿子陈乔年——一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的身影。
　　会上，除了主要声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外，还通过了许多决议案，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看准时机在会上 发了言，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在中国的新的注释：“须知政权是由枪 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再鸣而惊人，与会者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翟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当选为常
委，毛泽东由中央候补委员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翟秋白显然对毛泽东大为欣赏。他想请毛泽东去上海协助他工作，因 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上海。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翟秋白的好意。他知道他的立足点不在上海 的洋楼上，他想去找他的农民朋友。
毛泽东踌躇满志。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他对那些古代绿林有一种由衷的赞 赏，一部《水浒传》就成为他一生多次阅读的案头必备之书。宋江受了招安， 离开了梁山泊，毛泽东还忍不住嘲讽他几句：“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解放后，在许多次高级会议上，每当毛泽东发现有人企图与他不一致
时，他便以“我要上山去”来威胁他们。
其实，早在 1927 年 2 月，毛泽东到衡阳去搞农村调查时，就针对当时

中央有人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武装斗争提出了他的见解。那是在衡阳区委 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向右倒的话，要把群众运动、工人运 动、农民运动都压下去，取消武装，交给国民党，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已经 想好了办法，我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打游击去！”“去山上和绿林交朋友去！”
　　而这时，那个在毛泽东心头亲绕了许久的想法又使他兴奋起来，他愉 快地接受了中央要他在湘东赣西发动秋收暴动的命令，与同是政治局候补委 员的彭公达一道赶回了湖南。
毛泽东屈身水塘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的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 省发动秋收暴动的详尽计划，只是在派谁去领导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直到毛 泽东在汉口侃侃而谈，中央才发现人才就在身边。
领衔受命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似乎对改组湖南省委没有太大的兴趣。
8 月 12 日一回到长沙，他就扎到长沙郊区的清水塘和板仓继续他的农村调 查，草拟出一份《土地纲领》。
这种调查研究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8 月 18 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会议，毛泽东带着一身的泥腥 味匆匆赶来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 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竭力否认大多数同志“坚决地夺取整个湖 南”、“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地
方只要虚张一下声势就可以了。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
知，但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 月 19 日至 30 日这二十多天里，湖南省委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 频频开会。毛泽东已抽不出时间再去农村搞调查了，他有了更为直接、更为 重要的任务，领导起义的权力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落到了他的 肩上。此后，前委一直是指挥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值得 人深思的是：“前委”似乎与毛泽东与生俱来。每当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
时，一定出了某种乱子。往后我们会看到，井冈山“三月失败”时，正是毛
泽东被迫退出前委，改任师长之际；“八月失败”时，又是毛泽东虽被重新 任命为前委书记，却又没有到任的时候；1929 年，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 上，毛泽东被卸去前委书记一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 就不得不再次邀请毛泽东出山??
1927 年 9 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
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 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8 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 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 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 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
开南昌的消息。

　　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 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使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
（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
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凶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十 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讲述了这段经历：
　“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 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 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 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 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 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 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 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
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 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 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 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
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
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说到这段经历，毛泽东的口气悠闲得如掸掉一截烟灰。然而，如果当 时民团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一定不会如此掉以轻心；
而如果前面的如果成立，中国的历史也不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几个民团团丁抱着“当兵吃粮”的宗旨，在毛泽东逃跑后，他们只
是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就了事，再加上得了毛泽东几块钱的“小 费”，也可能有意要放他一马。于是，天黑以后，他们就溜之大吉了。而毛 泽东心中大喜，虽然形容狼狈，赤着双脚，却仍强撑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 个是非之地。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豪放诗人，他的诗词和他的政治才能一 样出名。
　　正如许多诗人一样，每当心里兴奋或愁苦，毛泽东总是想到首先用诗 词表达出来。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无论战争多么
残酷，政务多么繁忙，毛泽东写诗作词的笔始终不停。
　　1927 年的秋天，看到精兵良将整肃于前，一种搏斗前特有的刺激、兴 奋与紧张使毛泽东再次诗兴大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毛泽东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史诗。同样，从 这首《西江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义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并且在绣 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自边上大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何长工、杨立三，还有一位陈树华，是这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和制作 者。
　　当时，他们三人躲在修水县商会的一幢楼上，光着汗津津的膀子，用 硬纸、剪刀、铁尺和红、白、黄、黑四色布，干了一个通宵，用一架缝纫机
做出了这面军旗。旗的底色是流行的革命色红色，正中金黄色的五角星内是 黑色的镰刀斧头，旗杆旁边镶着的白布条上写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
第二天，这面当时看来非常别致的军旗醒目地飘扬在修水的上空。 在修水整训以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他又收编了一股土匪残部邱国
轩部，编为第四团。后来，正是这个邱国轩，让革命军大吃其苦头。 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师部、第一团、第四团驻修水；
第二团驻安源； 毛泽东带着苏先俊的第三团驻铜鼓。 起义时间定为 9 月 9 日。
　　中央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密切关注，起义这天，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到了 长沙，卢德铭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也迅即赶回部队，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9 月 9 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向湖南平 江进发。
9 月 10 日，暴动农民迫使武长路火车全线停驶，
9 月 11 日零时，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夺取老关。
9 月 11 日，毛泽东率第三团挺进浏阳，拿下沙河镇。
9 月 11 日，暴动农民迫使长沙至株洲的火车停驶。
9 月 12 日，第二团攻克醴陵县城。 起义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诸路兵马齐指长沙。 是进？是退？向西？向南？毛泽东和余洒度第一次交锋 正当起义军准备一鼓作气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
从侧面疾速射来。 这支箭是邱国轩放的。
　　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残部。王天培溃散后，邱国轩率一团人在修 水一带为非作歹。工农革命军到修水后，赶跑邱国轩，又杀了他一个营长，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后来余洒度突发奇想，欲收编邱部，未曾想到邱国轩欣 然应允，于是，一股臭名昭著的土匪摇身变成了工农革命军。
9 月 11 日，红日西斜，残阳如血，余洒度端坐马上，率师部和第一、
四团向长寿街进发。

忽有士兵来报：“不得了，前面打仗，邱团长带着马弁大声喊杀！杀！” 余洒度一笑置之：“打仗不喊杀喊什么？” 稍顷，又一士兵捂着肚子来报：“第一团打散了！” 余洒度这才滚鞍下马。然而，邱国轩部已从两翼包抄上来，将所有军
需物资席卷而去。 第一团惨败，余洒度仿佛挨了一问棍，傻了眼。
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部队的钟文漳号啕痛哭一番，不告而别。 紧接着，像有传染病似的，各路大军纷纷失利——
9 月 14 日，三团在东门市遭敌袭击，损兵折将。
9 月 17 日，二团在浏阳被优势敌人包围，仅存一营人马。 作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有了比较客观
的认识：
“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是当时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 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 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 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各路兵马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到了浏阳的文家市。
　　9 月 19 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温度骤然升高。整个通宵，教室里争 吵不休。自从前敌委员会成立以来，前委会议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师长余洒度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位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对农民 出身的毛泽东颇有点瞧不起，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取浏阳，攻
长沙”。
　　应该说，余洒度与当时中央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就在这次会后的第四 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新任特派员任粥时到了长沙，同时带来中央政治 局的指示：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
孙中山曾经分析人有三种，一种人是先知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
还有一种人是不知不觉。 毛泽东当属第一种人。当中央还在固执地留恋苏俄革命成功的道路时，
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他将目光转向了广袤的农村。
　　所以，当余洒度说了一大通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不慌不忙 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皱巴巴的地图，指着罗霄山脉的位置 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 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
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最薄弱的 地方。”
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卢德铭也站了起来：“毛委员说得对。现
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 的危险。”
　　毛泽东心头一宽：有了总指挥的支持，前委作出的决定就能付诸现实 了。
第二天清晨，集合起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前委作
出的把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决定。

9 月 20 日，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文家市，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上的转折。 总指挥卢德铭倒在了井冈山脚下
　　9 月 20 日清晨，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打点起精神，按原定计划向南开 去。指挥部队的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
　　余洒度一肚子怨气，按照他在黄埔军校所受的正规教育，他这个师长 应该率部队攻城略地。可是，现在冒出个前委书记，外加个总指挥，他这个
师长形同虚设，只有跟着他们往山沟里跑的份。
曾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回忆说：
　“22 日，我们从芦溪往南行，走了约十里路，便听见后面响起了枪声。 这时余洒度叫我写书面命令，要卢指挥官率第二营占领前面那个山头，掩护 后卫的到来。我举笔不定，余夺过笔说，我来写，便写了条子叫人送走了。” 显然，余洒度不甘心失去他师长的指挥棒，又以师长的身份对起义的
总指挥卢德铭发号施令。 这时，革命军的队形是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师部居中。 然而枪响之后，缺少临战经验的三团却往莲花方向逃去。陈树华与三
团团长苏先俊冲上前去收集队伍，惊慌失措的士兵却从苏先俊的腋下穿行而 过。
　　　　　可笑的是，当第三团士兵演散以后，苏先俊却把与卢德铭指挥的增援 部队对阵的一伙敌人误认为是三团的士兵，他哭丧着脸对余洒度说： “师长，打死的都是自己人，是我三团的呀！都打死了呀！”
苏先使一面哭叫，一面顿脚。 那时的起义部队虽称为工农革命军，却没有统一的军服，大部分穿的
还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余洒度见苏先俊一闹，信以为真，下令停止进攻。 可是对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吹起冲锋号，蜂拥而来。冲到近前，工农革命军 才发现，这伙人的军帽顶上有油布，而自己人无此装束。然而，已经迟了， 敌人直冲师指挥部而来。这时，苏先俊发现大事不妙，溜之大吉。
这股敌人正是江西国民党军朱培德部朱士桂营。
　　见形势严峻，卢德铭率两个连冲上一个山头，掩护部队向莲花方向转 移，一颗流弹袭来，卢德铭身子一软，躺倒在血泊中。
据有的老人回忆，卢德铭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面试进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的，卢德铭在拥有“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过连长，北伐战争中带 领士兵冲锋陷阵，毫发未损，这时，却倒在了芦溪小镇旁一座不知名的低矮 山岗上。
　　对于这位起义的总指挥、起义主力部队警卫团的前任团长，老人们在 回忆到秋收起义时，总会深情而沉痛地怀念他。
　　1996 年 7 月 26 月，时年八十九岁的江华重访井冈山。由于年事已高， 对许多事老人已不是记得很清楚。在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讲解员向他
介绍秋收暴动，并问他是否能回忆起秋收暴动的有关人和事，老人摇头，说： “我没有参加，我不大清楚。”老人是 1928 年 5 月从礼陵上井冈山的，没有 参加过秋收起义，可是介绍到卢德铭时，江华老人马上说：“卢德铭是秋收 起义的总指挥，是在芦溪牺牲的。”
卢德铭虽然倒在了井冈山脚下，可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每一个人
心中都装着卢德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毛泽东与余洒度再次交锋的结果是他顺利地握住了枪杆子 在文家市刚刚鼓起一点士气的起义部队在芦溪栽了一个跟斗后，又回
复到了原来低沉的状态，同时，部队严重减员，不足千人。
9 月 25 日，毛泽东和余洒度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毛毛细雨中进入莲花。 从暴动开始到现在，毛泽东一直很忧虑。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作为前委书记的他，手中并没有枪杆子。文家市会 议上，如果没有卢德铭关键的一票，部队很难讲。不会跟他走。而现在，卢
德铭牺牲，部队会不会又沿着旧军队的老路子走下去？ 毛泽东更加忧虑。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前敌委员会是指挥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毛 泽东决定行使前委书记的权力。
莲花是江西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山区县，以产煤而闻名。起义军进入莲
花后，军心稍稍稳定下来，余洒度便绕过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提议召开军 事会议。
　　召开军事会议竟不通过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心煞一煞余洒度的威风， 让他知道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恰在这时，毛泽东又听到一个消息：余洒度把国民党莲花县党部的书
记长交给辎重队当挑夫，使其逃跑了。 会尚未开始，毛泽东便问余洒度：“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现在何
处？”
　　余洒度被毛泽东当面质问，面子上下不来，支支吾吾地说：“交给辎重 队了。”
　　毛泽东提高声音说：“现在还开什么会，这许多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 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余洒度跳了起来：“如果你怕死，今晚我派兵保护你在山上住，我可以
担保无事。 如果你死了，我给你抵命。”
　　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在 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许多中高层军官看到余洒度大耍军阀作风，公然和毛 泽东顶撞，对他大不以为然。
人心的砝码悄悄地向毛泽东一边倾斜。 第二天，部队晓行夜宿，一路无话，到了黄昏，余洒度安排部队宿营，
在部队后卫的毛泽东见宿营地带凶险，恐有不测，传令给余洒度，要部队再 前进十里。
余洒度没有违令，将部队又开进十里。 不过，有人听到余洒度私下里操着粗话骂了一句：“妈的 X，我当什么
师长？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关键时刻，宋任穷送来关键的信，毛泽东又吃了颗定心丸 浏阳是浏阳河边一座美丽的小城，知道浏阳的人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
（浏阳河）这首优美的歌曲。其实，浏阳还有她更值得骄傲的地方，著名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王震、杨勇、李志民等就诞生于此。
宋任穷也是浏阳人。作为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一员，宋任穷参加了秋收
起义，在江西铜鼓被编入第三团。但起义爆发后，队伍中却没有看到他的身

影。
　　原来，还在起义爆发之前，宋任穷就奉浏阳县委同时也是三团党委之 命，从铜鼓出发，前往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去了。十八岁的 宋任穷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大城市，外面的世界在他眼里又陌生又新奇。 但他无暇细看，随江西省委交通员在南昌城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省委书记江
泽楷和刘士奇。 几年以后，江泽楷追随陈独秀，被开除党籍；而刘士奇后来担任赣西
特委书记，由于中央“左”倾路线所致而被免职到了上海，后又到了鄂豫皖
根据地，最终被张国焘杀害。 当时，江泽楷给了宋任穷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信，没有告诉宋任穷内容，
只对他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枝枪， 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把信藏在一大堆废纸里，赶回铜鼓县城时，起义队伍已不知去
向。宋任穷按照原先的约定，在莲花县境内的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宋任穷在此之前没有见过毛泽东，当他离开铜鼓前往南昌时，毛泽东
正在从安源去铜鼓的路上躲避民团的搜查。一到莲花，宋任穷便将信直接交 到了部队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手中。
信的内容一直是一个谜。汪泽楷没有说，宋任穷也不便多问，而唯一
收信人毛泽东看完信后也没有传达。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信中内容一定包括 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讲的话的内容，而且，毛泽东也从这封信中得到了某种支 持。所以，接到宋任穷送的信后，毛泽东便马上带着部队向着更偏僻的山沟 沟里开去。
1988 年 5 月，宋任穷上将再次登上井冈山，我们怀着即将揭穿谜底的
兴奋访问了他并询问那封信的内容。老将军的回答让我们既遗憾又满意。他 说：
“当时我只负责把信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但党的纪律我还是知道的。省委负责同志没有跟我说信的内容，我当然不便 多问。由于我当时职务较低，也无从知道信的内容。但我从此之后就一直跟
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第二章　兵到井冈




“三湾来了毛司令” 在井冈山区流传的许多歌谣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三湾降了北斗星，
满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 三湾来了毛司令。 三湾来了毛司令， 带来工农子弟兵。
红旗飘飘进三湾，
九陇山沟闹革命。

　　三湾，是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毛泽东接到宋任穷送来的信 后，他信心百倍地带着部队进入了这宁静而偏僻的小山村，对部队进行了他 思考已久的整编，军史上称为三湾改编。
　　自从起义以来，毛泽东看到很多，也想了很多。部队屡战屡败，特别 经过芦溪一战，卢德铭如大树倒地。用后来某些人回忆的说法，部队已成“惊 弓之鸟”。一些人悄悄扔下枪，不辞而别，而队伍前前后后此起彼伏不断传 来伤病员痛苦的呻吟，其中夹杂着军官鞭打士兵的刺耳的皮鞭声。
毛泽东眉头紧蹙到 9 月 29 日的三湾，终于放开手脚，施展了一系列大
动作。
　　首先，只剩七八百人的队伍干脆改成团的建制，军旗上的字样改成“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陈浩担任团长， 在文家市会议上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的宛希先担任政治部主任。团以下只设 两个营和特务连、卫生队、辎重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别的军队从来没有过的编制——军官队。 毛泽东是有他的长远打算的。一方面，军官队在以后的扩红运动中为
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带有军阀作风的！ 日式军官可以很好地在这里洗洗脑。
余洒度终于在毛泽东面前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师长被“改”掉了，成
了军官队中普通的一员，不过，他仍然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三湾改编的情景，其观点不为我们所取，但其
中的一段描绘，仍不失其逼真并且幽默。
　　毛泽东先生望望四面围紧的高山，想想地上生不出多少东西，因此决 议再行改编，遣散伤、病官兵，师长、副师长以及团长的，通通作了前敌委 员会的委员。部队编为一团，以陈浩为团长。新选的前敌委员们，尤其是今 天以前的余师长站在旁边，面红耳赤地圆睁着眼，望着地下。
　　部队在芦溪时，前委跟着师长跑，因此才会有总指挥的牺牲，部队的 减员。三湾改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便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此之前，党的组织在团一级，改编以后，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
党委，班设党小组，并在连以上派党代表，全军归前委统一领导，保证了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以后，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著名的话，道破天机：“红军之所以艰 难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三湾，水塘遇险的那一幕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他分
析，他死里逃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民团是只为吃粮而当兵的雇佣兵，所以 会那样敷衍了事。
而眼下的这支队伍呢？ 毛泽东吸着劣质的烟草，陷入沉思中。
要改变雇佣的现状，必须要使士兵不挨打，要有主人的感觉。
　　毛泽东扔掉烟头，对部队进行第三项改革——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 士兵委员会对军队官长的工作可进行监督。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正是始于井冈 山，井冈山根据地是“官最不像官”的时期，这时候，井冈山看不到官打兵 的现象了，不过，人们偶尔会发现，士兵们有时在打连排长的屁股。
毛泽东出手大方，初次见面使给了袁文才一百柱崭新的钢枪
到三湾改编为止，对此行的目的地，毛泽东仍然没有确定。

井冈山，像一位裹着神秘面纱的仙女，在他的面前忽隐忽现。 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井冈山，省委也和宋任穷说过那里有农民武装。但
他没有直奔井冈山，没有调查研究就贸然行事，这不是他的作风。
　　毛泽东领着七八百人的队伍在井冈山的脚下绕了一大圈，在行军图上 看起来，就像一位雕塑家在踱步揣摩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但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这时开始有了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想 法。
在三湾，毛泽东会见了一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毛
泽东在广州农讲所的学生，现在是袁文才重要幕僚的陈慕平。 其实，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农民武装，一
支是袁文才，一支是王佐，这个宝贵的情报来自于当时的二团团长王新亚。
　　1927 年的 7 月，王新亚率领安福农军会同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攻 打水新县城，解救出被敌人关押的永新共产党领导人，曾并肩作战过，而且， 后来成立赣西农民自卫军时，王新亚任总指挥，袁、王二人都为副。
后来，从省委的来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袁文才和王佐之事。 这时见到陈慕平，毛泽东欣喜异常。看来，解工农革命军目前之困的
出路就在此人身上。毛泽东与陈慕平长谈一宿，知道了袁文才的底细，而且， 他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袁文才和王佐还是拜把子的老
庚，他们在井冈山上下互为依托，同进同退。 毛泽东不禁击掌叫好。
他写了一封长信，托陈慕平面交袁文才。既然同是农民兄弟武装，何
必客气？毛泽东又在信中向袁文才详细叙述了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处境，并提 出要在他的地盘上安置伤病员，建立留守处。
　　也许是毛泽东信中表示的诚恳，也许是出于对陈慕平的信任，行事一 惯小心谨慎的袁文才这次没有狐疑不决，他很快派出代表请毛泽东到宁冈大 仓相会。
之后，毛泽东六人五骑，手无寸铁，准时来到大仓村。 再一次见到袁文才派来的代表，并得到袁文才肯定的答复，毛泽东心
上的石头落了地。他干脆带着全部人马开到了宁冈古城，那时古城这个地方 还叫升乡。
显然，毛泽东在古城的心情较之以前大为轻松。“三湾改编”大大改变
了部队的面貌，袁文才的诚意又使工农革命军有了暂时歇脚的地方。但是， 毛泽东没有歇脚，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解决理论上一些问题， 布置面临的工作。除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外，毛泽东还对秋收起义作了回顾， 使大家对成功与失败有了理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召开的这个会
上，确定了在茅坪建立红军医院和留守处，并对袁文才和王佐实行团结改造。 要说袁文才一点狐疑都没有，也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位常年在绿林中 摸爬滚打的人物，他亲自面见毛泽东之前，仍然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因此在 毛泽东等人进村之前，袁文才还是在一个祠堂里伏下了一伙精壮汉子。这就
是袁文才的天性。 君子坦荡荡，毛泽东心无挂碍走进了袁文才指定的地点，一个叫林风
和的农民家里。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有他的过人之处，与袁文才一见
面，毛泽东就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怀疑和一线微弱的杀机。他微微一笑，

轻描淡写然而却是郑重地对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决定送一批枪支给他的农 民自卫军。
送枪？袁文才以为听错了，马上补问了一句：“多少校？”
毛泽东竖起一根手指头：“一百枝！” 袁文才心中大喜，吩咐部下杀猪宰鸡，盛情款待毛泽东，又派人驱散
了早先伏下的那伙精壮汉子。 袁文才觉得还不够，又筹了七百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作为给养。并
且，当毛泽东将在古城会议决定的几件事向袁文才提出时，袁文才一概点头。
　　三天之后，袁文才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送给他的枪，是崭新的钢 枪，那种耀眼的蓝颜色让他眼花缭乱，不是一百枝而是一百零四枝，并且每 校枪配备了三发子弹。
10 月 7 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茅坪是著名的黄洋界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离井冈山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毛泽东没有上山。 他在想什么呢？
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湘商也去不得了，毛泽东逼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的目标还是湘南。
在茅坪安置好伤病员，放下一批沉重的辎重之后，工农革命军一身轻
松再向湘南。 毛泽东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使三湾改编提出的设想付诸现实。当他们
走到酃县水口村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仪式。
　　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是一营二连战士的赖毅将军有幸成 为这六分之一，有许多人回忆到这次不寻常的入党宣誓。
赖毅说：
　“部队到水口时，一个晚上，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何成旬到了一个词 堂楼上。毛委员早来了。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一个四方桌上有两 张红纸，一张纸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毛委 员把那三个从没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CCP），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接着，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带领我们宣誓：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现在，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珍贵的文物。 誓词内容有许多错别字，但正是从这些错别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人们 对党的朴素的感情。
　　做完这件事，毛泽东得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和湘敌准备偷袭 宁冈的消息。
于是，工农革命军分成了两路。 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两个连继续向茶陵，毛泽东率三营和一
营的一连、特务连折返江西的井冈山方向。
看来，只有上井冈山这一条路好走了。 秋收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到这时为止，就只有这两个营的全部家当了。
但是，毛泽东仍然信心十足。 同时，毛泽东派出文成斌——在井冈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先
上井冈山与王佐接头。
开小差的师长和团长

　　就在赖毅等六名战士新党员举起拳头怀着庄重而激动的心情跟着毛泽 东念“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的时候，革命军内部出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但并不是说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完 美无缺的，历史的长河往往泥沙俱下，就在大浪淘沙之中，它让我们认清了 哪些是龙，哪些是虫。
本来应该是龙的两个人物，慢慢变成了虫。
　　10 月中旬一个夜晚，在离赖毅等人宣誓的词堂三四华里远的一个亭院， 谭希林和一名战士正在执勤，他们负责酃县县城方向的警戒任务。忽然两个 人向他们走来，谭希林认出是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他们已没有担任师长和 三团团长，而在军官队了，但谭希林对他们仍保持了应有的尊重。
　　余洒度和苏先俊跟谭希林微微点点头就要越过岗哨，谭希林疑云顿起， 拉住二人说：“请问??”
余洒度说：“我们是去向省委报告我们的行动，请求省委指示。” 谭希林鼓起勇气说：“没有证明不能过。” 截住二人，谭希林火速赶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摆摆手说：“他们要
走就让他们走吧。” 余洒度脱离革命军后，很快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混了一官半职，但
余虽系黄埔军校出身，究竟品行不端，后因为倒卖枪支，被蒋介石枪毙了。 苏先俊后来也当了叛徒。 余洒度、苏先俊走后，毛泽东更坚定了与袁文才、王佐做朋友的决心。 书生模样的袁文才是地道的“山大王”
工农革命军没有来之前，茅坪一带唯袁文才马首是瞻，井冈山大小五
井一带唯王佐马首是瞻。 袁文才并不是生来就摸枪杆子的人，落草之前，在当地人的眼中，他
是一位知书识礼的秀才，是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一小撮人把袁文才逼上井
冈山。
　　1898 年，袁文才出生在宁冈茅坪的马源村，是地道的客籍人，七岁就 进了私塾，后又到永新中学读书，他也曾有过做绅士的美梦，但正是那些乡 里士绅击碎了他的梦想。
二十岁那年，袁文才美貌的前妻被谢殿一霸占，自己反遭谢殿一的奚
落和凌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袁文才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如何受得这样的侮辱？
但谢殿一家是当地一霸，袁文才咬碎牙齿肚里吞。他渐渐丢掉了做绅士的幻 想，想借当地著名的土匪井冈山马刀队报复，与马刀队的头目胡亚春结为生 死之交，暗地里随同马刀队干些“吊羊”的勾当。
袁文才公开走上井冈山源于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 袁文才虽然暗地里与马刀队来往，但终究还是有透风的墙，驻扎在茅
坪的一个官兵连长宋士清带着一伙人闯进了马源坑袁文才的家，翻箱倒柜， 将袁文才家洗劫一空，并在袁家杀鸡宰猪，摆起了宴席。袁文才一家躲在后 山虽看得一清二楚，却也只有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份。
　　饕餐之后，宋士清涨红着脸吹起口哨，领着一伙醉得东倒西歪的士兵 扬长而去。
一个正在酣吃酣饮的士兵听到哨音，稀里糊涂，抄起门背后的一根木

杠子就走，回到茅坪，宋士清发现少了一根枪，多了一根本权，哭笑不得， 痛打那个士兵一顿，又带着士兵卷回了茅坪。
正在这时，袁文才的母亲见官兵散去，便回到家里看个究竟，与重新
回来的官兵相遇，官兵不问三七二十一，当场打死了袁母。 袁文才大哭一场，掩埋了母亲，带着正在怀孕的妻子谢梅香和那个不
满七岁的女儿正式投靠到胡亚春门下，担任了二头领，成了胡亚春的师爷。 历史往往会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袁文才比作西汉时的大将韩
信，那么，龙超清就是当之无愧的“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悲
剧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偏僻的井冈山再一次隆重上演，正是龙超清把 袁文才引上革命道路，而后来袁文才惨死永新城，又与龙超清有着微妙的关 系。不过，问题的症结所在，源于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边界特殊的矛盾——土 客籍矛盾。
那个年代，有许多的富家子弟投身到革命阵营中，龙超清也是其中之
一，并且，据说，他还是赵醒依的学生，他在南昌求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 党。
　　回到宁冈后，龙超清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他与同学刘辉霄组织了一个 “文明社”，由于他的出身，他在宁冈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物。
正当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井冈山的土匪大伤脑筋的时候，龙超清看准
时机，与他的另一个好友，时任七连连长的王文德自告奋勇去井冈山劝降。 那个时候，为了表示诚意，人们往往赤膊上阵。作为读书人的龙超清 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军人出身的王文德在 1922 年 7 月 22 日这天，确实是打 着赤膊与龙超清去与胡亚春、袁文才等人商谈条件，并且几个人结为生死之
交。
　　杀富济贫的绿林往往善恶不分，但他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讲义气， 而为了保证双方讲义气，喝血酒，结为生死之交，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所以， 龙超清也采取了这个办法。
　　一身书卷气的袁文才受过的愚弄和灾难实在太多了，所以，在与县长 沈清源谈判时，他提出了条件：马刀队受编但不缴枪，并且由政府发给粮饷。
沈清源犹豫不决，龙超清却全部答应。 但袁文才还不放心，他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出主意叫胡亚春带一
伙人携七枝枪留在了井冈山上。
1924 年袁文才当上了宁冈县保卫团长，带着三十余人住进了宁冈砻市。 当沈清源为境内土匪招安，太平无事而弹冠相庆时，他没有想到，后
院起火了。
　　1925 年，龙超清与袁文才秘密策划了起义，将沈清源赶出了宁冈县境， 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为主席，袁文才是负责军事的常务委员之一。
　　1927 年，全国血雨腥风之时，袁文才和王新亚、王佐等率领各自的农 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为副总指挥，带着
本部人马和从永新救出的几个共产党人——王怀。刘真、贺子珍等人回到了 宁冈。
接下来，袁文才一直蛰伏在宁冈。 裁缝出身的王佐是真正的“座山虎”
说到袁文才就不能不说到王佐，袁文才和王位就如同一个人的左臂和
右臂，缺了任何一边，这个人便成了残疾。

在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往往以“袁王”并列出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井冈山这段历史时，听到“袁王”往往会误以为“阎
王”。而实际上，袁王也确实有点像井冈山上下的阎王爷。在他们的地盘之
内，他们基本掌握着生杀大权。 像袁文才一样，王佐也是当地客籍人的代表人物，他的出身虽不能说
是苦大仇深，可也算得上是遭遇坎坷。 王佐幼年丧父，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兄弟姐妹
六人从小寄人篱下，看尽世人的白眼。他曾经与弟弟王斗娇随母亲范辰妹流
落到井冈山下的一个小镇——下七，范辰妹虽嫁给了一位当地人，但在涉及 到王佐兄弟的归宿时，当地人坚决不同意将王佐兄弟的名字写进他们的祖谱 之中，认为他们是外来的野种。范辰妹无奈，将兄弟二人带回，寄放到井冈 山罗浮一个小山村小龙坑她的哥哥家中。这一次，是王光妹、王南斗（王佐
乳名）、王斗娇三人相依为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三人感情特别深，
王佐待姐姐王光妹如同待自己的母亲，而对王斗娇，则完全承担起了一个兄 长应尽的一切责任。王佐出道不久，王斗娇在随他与另一股绿林武装的火并 中不幸送命，王佐用尽一切办法，终于吞并仇人的武装并使仇人身首异处， 最后用仇人的头祭奠了弟弟。
而这个仇人正是王佐的妻子罗夏英的亲哥哥罗冬生，王佐对弟弟感情
之深，可见一斑。 十六岁那年，王佐走上拜师学裁缝的道路——这也是听从姐姐王光妹
的建议。王佐是个聪明的人，几年之后便成为当地闻名的裁缝。一把剪刀、
一把戒尺伴随他走遍了湘赣边界一带的山山水水。 井冈山独特的地形使它成为远近散兵游勇和土匪向往的藏身之地。其
中井冈山村的朱孔阳（又称朱聋子，毛泽东从他的作战经验中吸取了不少有 益的东西）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队伍，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孔阳看中王佐手艺 人浪迹天涯的特点，邀请他当水客（即侦探），为他搜集附近土豪的有关情 况，王佐欣然从命。
也许是从小生长在土匪常年出没的井冈山的缘故，也许是从小受尽欺
侮、太想出人头地的缘故，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王佐内心深处确实很 羡慕绿林那种杀富济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把分钱的既豪爽又快活的 日子。
　　王佐独特的个性决定了他不甘久居人下，同时，他也有点看不惯朱孔 阳及其部下滥杀无辜，在杀富的同时又打贫的作风，因为王佐本人也是穷人
出身。不久，王佐决心另起炉灶。 王佐用做裁缝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枝破损的毛瑟九响枪，叫一个他要
好的铁匠刁辉林（此人是王佐起事的第一个追随者，刁辉林对王佐忠心耿耿， 直至两人同赴黄泉）修好枪后，独树一帜，拉起了杀富济贫的队伍。
在当时的井冈山，只要有胆量，又有枪，想起事当绿林是件很容易的
事。不用害怕追兵，因为这里山高林密路远，又有天然的屏障，那些本就无 心“进剿”的官兵到这里往往毫无所获，有的甚至损兵折将面回——毛泽东 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经过王佐的苦心经营，几年之后，王佐左冲右突，吞并了许多股土匪， 成为井冈山最大的一支绿林武装。同时，他又与井冈山山下茅坪的袁文才结
为老庚（袁文才与王佐同年生），两人上下呼应，令官兵闻之胆寒。

　　受大革命的影响，王佐和他的老庚一样思想倾向进步，1927 年攻打永 新之后，也担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副总指挥。
革命军又遭伏击，团长陈浩等人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打定主意上井冈山去与袁王交朋友，没想到半路上却遭遇了他 最为头疼的一个敌人肖家壁。
　　在与蒋介石的周旋当中，毛泽东尚显游刃有余，但与这个近似无赖的 毛贼肖家壁的交锋中，毛泽东却曾几度大伤脑筋。据有些老人回忆，毛泽东
曾在日记中写道：土霸子肖家壁好厉害，红军吃了他几次亏，他会藏在山地，
暗地偷打，打几下又跑了。
　　1927 年 10 月 23 日拂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途经遂川大汾镇，突然 遭到遂川靖卫团总肖家壁的袭击，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再次被截为两段。
　　张子清、伍中豪带着三营越走越远，终于走出江西到了湖南桂东。后 来他们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又在工农革命军茶陵
受困之时及时赶到，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而毛泽东带着团部和剩下的一营没有因第一次尝到肖家壁的厉害而退
缩。他们继续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逶迤向井冈山上走去。 如果说毛泽东在大汾遭到肖家壁的暗算而心意难平的话，那么，他亲
自任命的团长陈浩等人的做法却叫他感到失望，进而愤慨。就在枪响之后，
陈浩带着团部和一部分队伍仓皇逃出几十里，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追究这件事，他仍然让陈浩担任团长，直到两个月后在茶
陵，陈浩又一次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失望并且是彻底失望的事之后，毛泽东方
新旧总账一起结算。
“藏龙卧匪”的井冈山——终点还是超点 工农革命军踏上井冈山之前，这里确实称得上是“藏龙卧匪”，并且这
片弹丸之地上土匪之多，可用“馨竹难书”来形容。如果要将井冈山所有土
匪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恐怕又是另外一部三十万字的书了。 井冈山历来“盛产”土匪，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由于南方战事此起
彼伏不断，井冈山的土匪多达数十股，名称也让人眼花缭乱，诸如“马刀队”、
“长枪队”、“驳壳队”，甚至还有一伙“抢妻队”。他们在井冈山打家劫舍， 互相火并，井冈山一时狼烟四起，百姓怨声载道。
王佐的出道，与他眼里揉进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他一方
面向往他们的快活生活，一方面又对他们滥杀无辜大不以为然。 到王佐出道时，井冈山的土匪已渐渐僵旗息鼓，加上王佐势力的膨大，
井冈山渐渐成了王佐的天下。 王佐有一个信条：兔子不吃窝边草，即使是当地的富户，他也从不去
动。他的目光越过了莽莽群山，落在遂川、泰和、桂东等地。 毛泽东有一句话概述了井冈山的小，他说大小五井之内“人口不满两
千，产谷不满万担”。
　　毛泽东在井冈山曾写过许多的调查，可惜大多不存。现在，我们只能 从他的内兄、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 报告）中去一窥早期井冈山的端倪。
杨克敏写道：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
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

个人生活，有一元钱就可度过一个月。 看到这里，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惊异，但是，在一个
自给自足的、闭塞的小山沟，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见到些什么呢？
　　我们还是继续看杨克敏所作的调查吧，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可信 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感谢他。
　　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比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 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在红军未来之
前，除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
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遂川、茶陵、酃县、莲 花等县土地比较集中，农民的被剥削较严重，苛捐杂税也较他处为甚，所以 农民的生活较苦。阶级斗争的情绪也要浓厚些儿。所以莲花三九都、茶陵、 酃县、遂川，在国民党的农协时代，都曾有过斗争。然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
五以上仍操在地主手里，农村中大多数的群众，对于土地革命，仍然是为他
们所要求所拥护的，所以在整个的土地革命过程中，经济较落后的地域，同 样的也可以实行土地革命。
　　如同中国许多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杨克敏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 家。他受过传统的中国古典教育，心中不时泛起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境界的向往。杨克敏在这篇调查中对边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
业的现象就不自觉地流露出微微的赞叹，但革命家的敏锐使他又及时地发现 了这里的浓厚的阶级斗争情绪。
在这里战斗过的许多人都会发现湘赣边界有一个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
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后来井冈山的斗争，并且演出了一幕 幕的悲欢离合，导致了我党我军早期的一大冤案，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被 错杀（后文有交代）。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特殊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一批移民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在山清水秀
的湘赣边界扎根繁衍，几代之后，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掌管着这里最好的 田地和山场，人们称之为土籍人。
　　明末清初，又一批移民迁来，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 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应该说他们是庞大的一群，但是，由于这里已有了 主人，他们只得沿山而居，望着山下袅袅升起的炊烟，再看看自己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的狼狈相。在土籍人的压迫下，他们只得离群索居，他们叫客籍人。
由于利益的冲突，土、客籍人不时为争山场和田地发生冲突，引发出
边界特有的土客籍矛盾。 毛泽东上山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解决这个矛盾也列入他的
议事日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一年以后，毛泽东走了，矛盾又空前激化
——此是后话。 现在，毛泽东真真正正地站在井冈山上了，而且，一只脚踩在湖南，
一只脚踏在江西。 走了几千里路的工农革命军可以歇歇脚了，走了两个月的毛泽东可以
歇歇脚了，也该歇歇脚了。但毛泽东在歇脚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的那根弦却 一刻也没有歇，他的目光正穿过茫茫的罗霄山脉，在探寻着什么，正如他后
来挑粮时，在黄洋界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所说的那样，站在井冈山，不但
可以看到江西、湖南，还可以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走到井冈山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一个起点。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上）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我还当过民主人士呢” 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埋头苦干的时候，湘南特委派来的一名代表到了
井冈山，让毛泽东苦恼了一阵子。 这位代表叫周鲁。
　　周鲁，湖南叙浦人，曾在长沙豆泽中学读过书，后来受中共党组织的 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时，周鲁回
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来又成了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1927 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未按中 央的意图攻打长沙，而是“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自然难逃责难。
　　11 月 9 日，翟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 泽东进行处分。
　　决议写得明白，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 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当了三个月的“毛委员”就这样被橹掉了。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 1928 年 3 月才传到湘南，湘南特委立即召开会 议传达。
　　周鲁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鲁埋头做着笔记，当会议宣布“撤消 井冈山前委”、“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许是手忙脚乱， 也许是笔误，也许是根本没有听清，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周鲁在笔记本上记 的是“开除毛泽东党籍”。
早在 1927 年的 12 月 31 日，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信的
最后一部分点了毛泽东的名：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革命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
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
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 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 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 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
部的革命的职任。 看最后一句的意思，中央似乎愿意给毛泽东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周鲁上井冈山“宣判”。
3 月上旬，周鲁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 此时，站在毛泽东面前的周鲁无异于一位“钦差大臣”。“钦差大臣”
一到，便宣布了三道“圣旨”：一是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 二是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
“圣旨”一颁布，举座皆惊。
但毛泽东没有争辩。

　　1956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为了说服没能 进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 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 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 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这次当民主人士当了近两个月，直到 4 月底与朱德会面才得知 了中央的真正精神。
紧接着，毛泽东又受到了“钦差大臣”更严厉的批评。 进入井冈山以来，周鲁所到之处见到的房屋虽然破！日，但都井然，
不如他在湘南所见，处处狼烟。心中有了怒气，他责问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 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
　　毛泽东有点光火，又有点疑惑：“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群众住哪 里？”
　“你这是布尔乔亚！”周鲁说，“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 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毛泽东向来看不惯夸夸其谈，不搞调查研究，瞎指挥的人，可是，现
在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跟湘南特委派来的代表去理论呢？ 最后，周鲁又给毛泽东下了一道“圣旨”：将工农革命军悉数调往湘南。 毛泽东当师长
毛泽东没有过多地与周鲁争吵，他知道，吵是没有用的。 既然当师长，就得有当师长的样子，从未拿过枪的毛泽东，腰上挎了
一枝短枪，虽然样子不如拿笔杆子协调，但毛泽东极认真。 何长工当时担任第二团党代表，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3 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砻市，我在龙江书院见到他，周鲁
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取消前委，改组师委，要毛泽东当师长，何挺颖当书 记，并调部队到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我们留下少数人守山。部队经酃
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 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 杆子，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奥皮匠，合成一个诸 葛亮，要靠大家。”
　　虽然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可是，在这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里， 毛泽东以其诚恳和秋收起义以来的崇高威望，仍然是这支队伍事实上的领 袖。
　　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带领部队前往湘南，可是，他所做的一切，仍然 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所应该做的。
3 月 19 日，工农革命军到了酃县中村，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星期。 说休息，只是没有连续行军，没有打仗而已。 利用这个空隙，毛泽东给部队上了一个星期的政治课。他把全部人马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三天，每天有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 早春三月，山间的稻田还是光秃秃一片，于是政治课的课堂，便选在
了中村前面的干稻田里。

　　工农革命军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席地坐在 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则因陋就简，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 围绕着他所熟悉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特点，侃侃而谈，讲干了嘴，呷 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毛泽东深知，只有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使士兵知道枪往哪里 打。
他做到了。 迄今为止所知，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时间最长，也是最早、最集中的一
次政治教育。 后来的赫赫名将罗荣桓、谭政、陈士渠、陈伯钧、谭希林、韩伟等都
是这次政治课虚心的小学生。 毛泽东即使当师长，也是一位政治师长。
毛泽东读过很多古书，“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最谙熟不过了。从陈
胜吴广到洪秀全，一提出“均田亩”，那么那些靠土地为生却无寸土的农民 便首先云集响应。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群众基础。
　　3 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桂东沙田，为了夯实群众基础， 他又进行了建立根据地的另一个实践活动——也是最得人心的活动——打土 豪分田地。
在井冈山，毛泽东走到哪里，土豪打到哪里，田地分到哪里。 郭名成老人说：
　“1928 年 3 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
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 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上豪也分一份田。”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团结大多数，所以，在分田的问题
上，他能够给土豪也分一份田，让土豪也吃上饭。 这就是统一战线。
真要如周鲁所说，土豪不要说吃上饭，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做法。
所以他能够走自己的路。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有的人能指挥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却当不好一个连长；有的人是个好
上尉，却终究成为不了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几百万军队在广袤的土地上，同蒋介石展
开殊死决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在井冈山只任一个 小小的师长，率两团之众，不上千人，照样干得红红火火，颇为出色。
因为毛泽东能看到战争以外的许多东西，而他所看的和所做的这些似
乎是战争以外的东西，却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军队，不仅仅只会攻城略地。
　　4 月 3 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 注意。
这是些很简单又好懂的短句，相信文盲听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

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
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简单的条例帮助毛泽东使他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些条 例的产生经过，相信毛泽东至死也不会忘记。
　　1965 年的 5 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住在茶陵招待所。那天晚上，陪 同他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酃县县委书记），陪
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看到茶陵县城，感慨地说：
　“当年，我们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 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 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
　　张平化紧接着追问了一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在什么地方颁布 的？”
毛泽东脱口而出：“是在沙田稻田里土岗子上讲的。” 毛泽东确实记得很牢。
他不能不记得牢啊！ 没有纪律作保证的部队，连一个小小的茶陵县城都守不住，日后何以
能掌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龙开富少将在井冈山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帮毛泽东挑书籍。文件， 建国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他曾跟部下开玩笑说：“毛主席的著作 不光是主席写出来的，还是我挑出来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 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
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 的地方是在干田里，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
“在沙田宣布纪律是在退出茶陵之后，那时有三个营，茶陵打开后，纪
律很坏。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 了，影响很不好，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其实，初上井冈山，毛泽东便向部队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但是 到了桂东沙田才正式地、系统地向全体将士作了颁布，严令执行。
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部队无纪律的情形。秋天，正是
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战士们又饥又渴，看见路边诱人的红薯， 毫不犹豫，连苗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便塞到了嘴里。
　　毛泽东当时并未说什么，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一路上苦思冥 想。一直到要和王佐会面的 1927 年 10 月 24 日早晨，也就是上井冈山的前 三天，毛泽东站在井冈山的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当时，工农革命军可算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自从秋收起义失利以来， 整整两个月了，部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如今听说到井冈
山能歇歇脚，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抓住大家的这个心理，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
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 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块被写进了军史的普通石头上，毛泽东扳着手指，讲了最早的三
条：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 个红薯。”
自从宣布这三条后，拿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 年初，当工农
革命军攻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部队将小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 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激科也拿走了。
接着，在遂川县的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
　“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 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 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1928 年 1 月 24 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 意的问题：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又特别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来解释：
　“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 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结果是：看到工农革命军来了，老百姓不 再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
　　几年以后，当红军到了中央苏区开辟出一块更大的根据地时，在六项 注意中又加了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
　　1969 年 8 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 月 31 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项纪律六 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
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 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叶群听了，立即走到吴法宪面前，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吴副总长，
你真是个很好的宣传员，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你。” 他们没有放过这个你吹我捧的极好机会。 血染的三月
　　从周鲁一上山，似乎就意味着边界要遭受一次浩劫。本来，周鲁要毛 泽东放这一把火的，但毛泽东没放，毛泽东走后，曾经被毛泽东赶走的土豪
回来放了。 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最早建立县工农兵政府的茶陵、遂川和宁冈，
三个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被敌人占领后，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敌人闯进宁冈茅坪，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幢房屋后，茅坪乡工农兵政府
主席谢甲开又成了敌人的姐上之肉。
　　如同后来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敌人要谢甲开说出茅坪乡党政干 部的去向，遭到了谢甲开的严辞拒绝，敌人一再威逼，谢甲开则以高呼“共 产党万岁”作答。‘最后敌人一不做二不休，将谢甲开开膛剖肚，挖出心肝， 又将谢的尸体切成四五段，抛入河中。
与此同时，宁冈的上寨、蒋家田、西源等地也尽为灰烬。
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也纷纷组织还乡团，杀向井冈山。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当初走时并未完全按照周鲁所示，将部队悉数 调往湘南，他不动声色地在茨坪留下了一个特务排，所以，茨坪大小五井一 带在覆巢之下，尚有完卵。
　　对于这次边界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 1928 年 5 月 19 日给江西省委的 信中“告了”周鲁一状：
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以三月间周鲁同志
（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 象。
接着在 1928 年冬天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参了周鲁一本：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
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 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率部往湘南纯粹是因为听命于周鲁，那就大错特
错了。毛泽东将秋收起义所剩不多的部队拉上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近五个月， 岂能因周鲁的一句话就轻易放弃井冈山？
毛泽东在组织上是服从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心中另有“小九九”。
　　早在 1927 年冬，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前往湘粤一带与朱德取得了联系。 朱德部派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也早就到了井冈山。毛泽东深知一 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
　　3 月，正是朱德湘南暴动后遭敌围攻之机，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毛 泽东顺水推舟下湘南。
　　正如毛泽东所料，这时，朱德、陈毅正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 部队近万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井冈山方向逶迤开来。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
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则成了南昌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
　　9 月中旬，南昌起义大军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主力直下潮汕，只留下 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为首的两千余人，军长韦杵从未到职，朱德实际上成了 这支部队总的指挥者。
10 月的三河坝，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河坝，以位于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的会合口而得名，10 月 3
日，一路“追剿”起义军的钱大钧部以三师之众与朱德的三团之众，在三河 坝激战三天三夜，而钱大钧部的伤亡又恰是朱德部的三倍。
10 月 3 日到 10 月 5 日，是三河坝血雨腥风的三天。
　　10 月 3 日，钱大钧以十个团的兵力首先向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 以顽强的火力，击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强行渡河的梦想，许多满载士兵 的船只在河中央被击沉下去，而满载尸体的船只因无一活人掌舵而在河中央 团团打转，如同空中断线的风筝。
　　并不愚蠢的敌人很快改变战术，以大炮和重机关枪向起义军阵地猛烈 轰击，掩护渡河的士兵。
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起义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起义军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五师的参谋处长游步仁指挥七十三团作战时腹部受重伤牺牲；
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