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它 们分别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其基础系一九二七年秋收起 义开始后，在湘鄂西地区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各支革命武装。红六军团是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它主要是由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率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时，留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 赤卫队和湘鄂赣地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进行创建和坚持湘鄂西、湘赣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左”倾路线，特别 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到严重的挫折。一九 三四年，红二军团转移至黔东，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十月，红六军 团奉命执行长征先遣队任务，由湘赣到达黔东，会合红二军团。接着，两个 军团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由黔东向湘、鄂两省发展，策应中共中央和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恢复并扩大了原来湘鄂边地区的革命根据 地，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两个军团离开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一起长征。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到西康境内，会合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同年七月，在甘孜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二、六军 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尔后，同红四方面军一起 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进入抗日战 争的准备阶段。这部战史所叙述的就是红二方面军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
情况。
　　为了便于反映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及其前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发 展、壮大和斗争的主要情况和特点，战史分为三个部分，即红二军团暨湘鄂 西、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 转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红三十二军原为红一 方面军第九军团，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的一部分，其编入红二方面军 以前的革命斗争史未收入本战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

第一部分


红二军团暨湘鄂西、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先后创建了十几个革命 根据地。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这三大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后来称为 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
　　党在湘鄂西地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始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 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在组织秋收暴动时将两省划为十个特区，分别建立了党 的特别委员会。在今京广铁路以西的是湖南的湘西特区和湖北的鄂北、鄂中、 鄂西特区。湘西特区辖常德、桃源、汉寿、慈利、石门、澧县、临澧、安乡、 南县、华容、溆浦、麻阳、沅江、辰谿等十四县，鄂北特区辖枣阳、随县、 钟祥、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南漳、郧县、竹山、 竹谿等十四县，鄂中特区辖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等 七县，鄂西特区辖江陵、石首、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宜 昌、长阳、五峰、秭归、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 丰、来凤等二十一县，总共五十六个县。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后在湘鄂西 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所及地区，大体包括湖南、湖北两 省所属的京广铁路以西、洞庭湖——沅江——西水以北的区域，与上述区域 不尽一致。在这个区域内建立的湘鄂边、洪湖、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革 命根据地①，及其他小的游击根据地，综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这个区域内 建立的红军，有湘鄂边的红四军（后称红二军）、洪湖的红六军、巴兴归的 红四十九师、襄枣宜的红二十六师、鄂西北的红二十五师，以及其他游击武 装。红二军团起初由红二、红六军组成，以后又编入了其他一些人数较少的 武装部队。一九三一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湘鄂西的革命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
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辉煌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这一过程概括起 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年七月，为红军和根据地创立 阶段；一九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春，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壮大阶段；一 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为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阶段。
在湘鄂西的斗争失败后，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三军转战至黔东，创立了黔
东苏区，同年十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进入了刨建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另一斗争阶段。









①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指以桑植、石门、鹤峰等县为中心的根据地。洪湖革命根据地指以沔阳、监利、华容、
石首、江陵、潜江等县为中心的根据地。巴兴归革命根据地指在巴东、兴山、秭归边界地区建立的根据地。 襄枣宜革命根据地指在襄阳、枣阳、宜城建立的根据地，1932 年初正式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鄂西北 革命根据地指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

第一章
湘鄂西革命武装和根据她的创建 第一节大革命失败前后湘鄂西
地区的革命形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最强的 省份之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前全省有共产党员一万四千余人。在中共长江 局和湖北省委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省系统地组织了县、区、乡农 民协会的县份有四十九个，有农民协会会员二百八十四万余人，负责农民运 动的干部有四百四十余人，农民协会特派员有一百三十余人，有枪二千余支， 有的县达三百支，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其中鄂西特委所属的洪湖周围几个县 及鄂中地区农运发展比较普遍，仅汉川、沔阳、京山、天门、石首、公安、 监利、荆门、当阳九县，就有农协会员六十余万人，约为全省农协会员的四 分之一。这里所以能够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举行暴动的指示， 并在此后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创建苏区，是与农民协会力量强 大分不开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前，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背叛革命，以
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尚未公开反共，广东及湖南的革命运动遭到残 酷镇压，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机关大多转移到武汉地区。国共合作时设 在广东的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了分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移至武汉，这 对湖北革命运动有相当影响。湘鄂西地区的进步青年不少人在那里受到了革 命教育。因此，湖北省及武汉三镇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一九 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九月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 中央领导及党和军队中的许多同志去南昌组织武装暴动，一部分去了上海等 地，但是，相当数量的在党、政、军和工运、农运领导机关的党员和黄埔军 校分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工人纠察队中的党员留在了湖北。这一大批 骨干力量，参加或组织领导了湖北省内各县的秋收暴动及其他革命运动。湖 北省委能够依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组织群众向蒋介石反动派 进行有力反击，主要是因为具备了上述有利条件，特别是有党员多、骨干多 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宁、汉合流后，在湖北虽然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湘、鄂、川、粤
各系及北洋军阀部队交锗占据湖北各地，反革命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一九 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初，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波及鄂、湘、 皖数省，在湖北造成了极混乱的局面。战后，桂系部队控制了湖北大部，众 多土匪、散兵和民团武装盘据各地，他们极其残酷地“清共”、镇压农民协 会，致使湖北党的组织和工运、农运受到了严重摧残。但是，由于各派系军 阀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多有矛盾，军阀之间、团防之间也常有摩擦，因而对我 党开展武装斗争也有一定有利条件。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要冲，鄂西、鄂中所属的邻近长江、汉水的县份， 以及紧邻的湘北华容、南县一带，即后来成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地位 尤为重要。它挟襄水，扼长江，胁武汉，控宜沙，繁荣富庶，湖港河汊纵横 交错，水路交通便利。虽不似井冈山地区边界多山，易守难攻，不利于敌人
　　
的“围剿”，有利于保存革命力量，然而，党组织和农协力量较强，人口众 多，群众条件好，水生植物便于隐蔽，物资丰富又为开展游击战争带来便利 条件。
　　而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界地区，无论是社会情况还是经济和自 然地理条件，都与洪湖地区大不相同。它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文化及 商业很不发达，贫富悬殊，民性强悍、淳朴诚实，封建习俗甚浓，群众慓悍 善斗。所以，历史上多有反封建王朝的起义军产生，也多有铤而走险的“棒 老二”土匪武装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湘鄂边地区，进可东出湘鄂平原、西 入川黔边境，退可守武陵山区，地势有利，但地瘠民贫，多山多险，一旦革 命武装发展成一支人数众多的力量，不积极向外发展则会因供应问题解决不 了而陷于严重困难境地。
　　该地反动统治阶级的正规部队较少，地主豪绅大都拥有武装，团防较多， 他们互有矛盾，互不协调，加之多有土匪、“神兵”等各自为政的武装，相 互关系错综复杂。
　　而大革命的影响在湘西北地区，特别是在桑植、大庸、永顺及湖北鹤峰 一带远不如湘中、鄂中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石门、长阳地区在两湖省委组 织秋收暴动时曾有过颇具声势的暴动。但是，桑、鹤一带却少有党的组织， 秋收暴动的影响也极少彼及到那里，一般农民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对土地 革命更是了解不多。一九二七年，曾一度有过农民运动，桑植县内建立过农 民协会，但未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那个地区，贺龙个人威望很高。贺龙是湖南桑植县人，年轻时即组织
武装，维护乡里。辛亥革命以后及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澧州镇守使、国民 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第二十 军军长。他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之后，他参加 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领导的第二十军在潮汕失败后有部分人 员潜返桑植一带，人枪齐全，成为几支独立的武装。这些武装和他们的指挥 员崇拜、信任贺龙。那一带也有一些土著武装坚决反共反对贺龙，但又对贺 龙心怀畏惧。因此，贺龙在那一地区的威望是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一个 特殊的有利因素。
湘鄂西其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虽不及洪湖周围地区和湘鄂边界地
区优越，但从总体上看，湘鄂西地区是具备进行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 红军和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的。

第二节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红色游击队的诞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和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 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湘鄂西工农群众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 压，许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但是革命斗争 并未因此而终止，农村中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由公开 转为秘密活动。城市里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步转到了农村。他 们密切结合起来，顽强地领导着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了中央紧急会 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且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 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为了准备暴动，湘鄂西地区的特委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大力恢复、整 理了当地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员和革命群众中传达了省委的暴动计 划，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组织精干人员成立暴动队或游 击队，收集和添购枪支弹药；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由于敌人疯狂实行白色恐怖，有些县的党组织遭受敌人破坏，难以及时
恢复，因而湘鄂西各特区的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同时发动而是陆续举行的。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有近二十个县先后暴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 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旧历年关暴动两个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组织少数秘密武装配合
农民，在沔阳南部的戴家场，捕杀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接着沔阳东部、沔阳 西部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也掀起了暴动。暴动群众成批地处决豪绅、恶霸 和反动官吏，分配他们的财产，焚毁田契，群众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党的秘密武装也迅速扩大，建立了游击队。在沔西的段家湾、新沟坝、拖船 埠一带形成了一个斗争比较深入、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十一月下旬， 游击队以一部潜入沔阳县城，一部在城外发动手持刀矛的农民，里应外合， 攻克了县城，消灭了团防，镇压了反动县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并从监狱中救 出了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随后，游击队撤离县城转到沔西地区， 在当地起义农民和敌军工作者的配合下，袭击了监利县的新沟嘴，全歼当地 团防，缴枪六十余支。此时，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有枪八十余支，成为 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九月，公安县委杨永祥、樊学赐领导的农民武装及部分团防武装，以及 由澧州来到公安的邹资生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同县属六、七两区的三百余名 农协会员发动了武装暴动。九月下旬袭击了江陵商业要镇弥陀寺，消灭团防 一部，将缴获的大量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县城及其周围的 广大乡村，展开了抗租、抗粮和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 驻守沙市的国民党军第二军鲁涤平部不敢贸然行动，直至李、唐军阀战争结 束，桂系军阀控制了局势后，才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进攻。面对强敌进犯， 暴动武装退出了县城，在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两区，依靠有利的群众和 地形条件继续坚持斗争。这支武装以后编成了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除沔阳和公安暴动外，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

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几支人数较 少的游击队，如李兆龙、吴仙洲领导的石首中心县委的游击队，程克纯领导 的枣阳游击队等等。
　　在秋收起义快要结束的时候，两湖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了年关暴 动。咸丰、宣恩、慈利、石门、长阳、松滋、江陵、石首、南县、华容、监 利等县，都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群众斗争，其中监利、华容、石首一带的暴动， 由于有周逸群、贺龙参加领导，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南昌暴动失败后，周逸群、贺龙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他们组成 湘西北特委，去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周、贺等路过监利县境首先找到了由贺龙的堂弟、原 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的师长、共产党员贺锦斋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随后又与 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取得了联系，决定参加他们正在组织的年关暴动， 集中几支游击队，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一月底，吴仙洲领导的石首游击 队和肖仁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先后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在监利的下车湾 会合。这三支游击队共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 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连续战 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团防 和土匪武装，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 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以 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和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二月中旬，四 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因为守军在革命军进攻前夕突然增加了兵 力，未能攻克。
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贺龙召集有关领导人在石首县焦山河举
行会议，研究继续暴动的问题。会上，对于行动方针是上山（去湘鄂边）还 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周逸群、贺龙等宜留在鄂西 坚持斗争。各路游击武装多系本县农民组成，一些人不愿远离乡土，加之集 中起来攻打监利没有得手，一些游击队领导也主张分散回本地区开展武装斗 争。周、贺在上海时，中央曾明确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辟工作。 指出在鄂西（指洪湖地区）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 向平原发展。有鉴于此，会议决定把所有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 周、贺等十余同志前往湘西北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湘西北地区组织武装， 展开暴动。
湘鄂西地区持续了半年的武装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有
力反击，坚定了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有些县的党和群 众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几块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建立了几 支游击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 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还缺乏斗争经验，由于党员和群众 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的复仇情绪，在暴动后期又受到了“左”倾盲动 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根据各 地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的斗争方法，在一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 比较薄弱的县份，也冒险发起暴动，使得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 遭到敌人的摧残；在暴动中采取了一些过“左”的作法，忽视分化敌人、争 取中间阶层的工作，对土豪劣绅、地主及其家属杀戮过多，对其房屋烧毁过
　　
多，波及某些农民的生命财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县份没有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使游击队难以 得到广阔的回旋空间与有力的群众支持；加之革命武装还不会灵活地运用游 击战术，以致当敌人大举反扑时，往往应付不当，遭受损失。

第三节红四军及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红四军诞生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 李良耀等十余人离开石首，三月上旬到达了贺龙的故乡湘西北桑植县洪家 关。
　　周逸群、贺龙等来到桑植洪家关时，正逢贺家的亲友旧部领导的武装发 生冲突。贺龙当即予以制止，向他们晓以大义，并依照当时的情况，在保持 各自的人枪、编制的条件下，把他们组合了起来。
　　到了三月下旬，由贺龙出面在桑植组织的武装已有十数支，分别由王炳 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及贺龙的大姐贺英领导，共三千余 人。他们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进占桑植县城，组成了中共桑植县委，以 李良耀为书记，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击土豪，整顿思想，改 编部队。
正当这些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四月初，国民党黔军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第五旅龙毓仁部侵占桑植县城和
洪家关一带。在敌人进攻面前，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及整理，加之贺
龙为搞粮食、经费去了走马坪，部队缺乏统一指挥，在犁树垭、洪家关、苦 竹坪等地战斗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 的石首地区。贺龙则在桑植、鹤峰两县边境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 到五月初，集合了三四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活动。与龙毓仁部作战失利 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军名曰革命，其成员大多对革命并没有认识，部队中没 有建立党的组织。这支队伍不是具备了一定觉悟的人们在斗争中组成的，而 是在个人号召下，由家属、亲友、旧部仓促组合，互不协调。这样的十几股 旧式武装刚刚组合到一起，能与敌正规军交锋，且能于失败后陆续会合起来， 已属不易了。
六月，黔军从桑植西撤，贺龙率部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尾李孝渊部，歼敌
一连，毙龙旅参谋长，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复占洪家关。此时，在四月被打 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一些，并有贺龙的旧部文南浦等率队参加，工农革命军 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七月初，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率部进袭洪家关， 工农革命军未能击退敌人，撤至乐育。这时，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到达， 带来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区，湘西北特委撤销；在红军中 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敌 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同 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 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主力。此外，还 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七百人。全军共一 千五百人。在这一时期，湘西、鄂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红四军工作， 如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 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等。他们的到来，对红四军的建设及尔后创建和发展苏 区，都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使部队在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上得到了统一。但是，部 队成分比较复杂，思想也比较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不清，对党的一些政
　　
策有不满情绪，有些人存在着升官发财、坐山为王等错误思想。即使是曾参 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第二十军师长的共产党员贺锦斋，在认识上也有模糊之 处，甚至撕标语，讲一些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话。为此前委曾严肃地对他进 行了批评，并给以党纪处分，用以教育本人及部队。经过批评教育，贺锦斋 认识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对部队的思想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编组红四军的同时，前委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 底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 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
①

正当前委对红四军进行整顿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要红四军
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 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的指示。前委遵命率全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北乡磨 岗隘，会见了石门县党的负责人曾庆轩、覃甦、吴协仲、郭天民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门就有党的组织并领导工会、农民协 会开展革命活动，曾组织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石门年关暴动。“八·七” 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湖南、湖北举行秋收暴动，在曾庆轩、袁任远等领导 下建立了有二百余人枪的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组织群众武装近千人，以 太浮山为根据地，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之间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 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在国民党第十四军陈嘉佑部三四个团及临澧、石门、 慈利、桃源四县团防合力“清剿”下，伤亡极大，七月间遭到失败，石门党 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先在石门北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
暴动，并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革命力量， 夺取石门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这个决定是以湘西特委、石门县委所介绍的情况为依据的，而实际则与
他们所述情况出入很大，西北乡党组织几乎没有活动，工作毫无基础，以致 红四军连向寻都找不到。因此，红四军的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缺乏群众支持 的、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展开工作，以后又转至渫阳地区。
九月五日，奔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团防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 处决了反动头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日返回渫阳，次日遭国民党第十四 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应战不利，退到泥沙，再次遭到李云杰 部和叛变的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袭击。在遭敌两次袭击战 斗中，红四军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于渫阳，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牺牲于 泥沙，部队大部溃散。全军仅余二百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于九月底转至鹤 峰的堰垭一带大山中。
　　黄鳌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第二军政治 部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军政人才，他的牺牲对建立不久的红四军是一个重大 的损失。
在红四军东下石门期间，桑植乐育一带又为反动团防占领，红四军失去 了后方，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处于高 寒山区，身穿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又有不少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



① 见 1928 年 9 月贺龙关于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的合并和石门暴动的经过及今后的任务给中央的报告。

减员至百余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红四军在桑植和石门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敌人占据优势，红四军建立伊始就不断遭到进攻；地方工 作刚刚开始，政仅组织尚不健全，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军队缺乏人民群众的 有力支持；红四军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 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北伐军正规战的阵地战战术的影响，没有学会游 击战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部队成员复杂，基层骨干薄弱， 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便发生动摇，攻则 怯战，退则溃逃。历史证明，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部队，如果不经过彻底 改造和斗争的严格锻炼，是难以经受风险的。
　　红四军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它的英勇斗争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新的 军队、新的政策，给这块以前受革命影响很小的穷困地区的群众带来了新的 希望。同时，也为红四军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堰垭整编 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正当红四军在堰垭一带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贺英送来了一批弹药、棉 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补给问题，鼓舞了士气。贺英并向贺龙提出 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 训及贺英的建议，着手整顿部队，遣散了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了党、 团员，加强了基层领导骨干，严格了管理教育。贺龙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 “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 人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 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 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 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①经过整顿，红四军全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 十二支枪，但人员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并且形成了党的坚实领导，使红四 军的政治素质有了巨大变化，面貌大为改观，从此以后便走上了胜利发展的 道路。因此，这次整顿在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此时，湘西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
作，更名为湘鄂西前委，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 罗统一为委员。
十一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对
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组织的“神兵”的工作颇有成效。同时，驻恩施、鹤峰地 区的敌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有向红四军进攻之势。为了发展武装力量，创造 根据地和避开敌军的进攻，前委决定红四军向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 留贺英所部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派汪毅夫到鹤峰邬阳关联 络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工人、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
十一月底，红四军在宣恩地区党组织的协助下，到了宣恩、咸丰、利川 一带，发现施鹤部委实际上有名无实，只有部委书记杨维藩个人在一股“神 兵”中担任首领，而且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其所能掌握的“神兵” 不过五六十人，而该地区的大部分“神兵”仍为地主豪绅所控制。在这种情



① 见 1961 年 2 月 2 日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

况下，以红四军的力量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能性很小。于是，前委决定夺取 部分“神兵”武装，然后迅速返回鹤峰、桑植地区。依此方针，红四军采取 利用矛盾，分化“神兵”，争取下层，打击反动首领的策略，在半个多月的 时间内，争取了黑洞的部分“神兵”，解决了利川汪家营的“神兵”，红四 军扩大到三百余人、百余支枪。十二月中旬，红四军向东转移，进到建始县 梭布坯时，得悉建始敌人不多，遂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途 中解决了崔家坝、王花寨的团防。三次战斗，共歼灭建始县长以下百余人， 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在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贫苦 农民参加红军。
　　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四军进到邬阳关。这时，汪毅夫已与陈宗瑜领导的 “神兵”取得了联系，并在邬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支以伐木工人为主要成员的 武装。这两部分共三百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此时，蒋桂 之战正在酝酿，马文德旅从鹤峰调走，前委抓住这一时机，在邬阳关群众的 支援下，一举攻占鹤峰城，并乘胜攻克太平镇和洞柘湾，击毙了鹤峰县长， 消灭了一部分团防。
　　占领鹤峰以后，前委立即开始建立苏区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汪 毅夫、陈宗瑜等七人为工农兵代表，并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 法令》和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文约等法令。接着，前委又展开了地 方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至三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东至白果坪， 西迄毛坝，南达昌坪，北至红土溪的广大农村中普遍开展起来。群众焚烧了 田契债据，并准备分配土地。在斗争中，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 装农民警卫团也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写的《关于军事
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的英 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 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开脱，减 少目标，这部分实力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 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 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龙）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 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主
（至）要。”
　　红四军接此指示后即在堰垭、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和学习了中共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反对了军 阀主义和“拖队”思想，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克服单纯 命令行事的作风，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整 训中还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了党的组织。因士兵中 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前委领导下，建立了四个支部，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 通过这次整训，提高了部队政治思想水平，使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 作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在整训的同时，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 任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若干大队和中队，共约千人，长短枪三百余 支。
完成这些工作后，湘鄂西前委依照中央指示，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向

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除汇报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工作，群众运动开展情 况，县苏维埃政府工作和今后的工作方针外，对中共中央调贺龙去中央工作 一事，作了如下陈述：“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 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江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后来 中央同意了贺龙仍留在湘鄂西工作的意见。
　　三月十八日，鹤峰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 纠集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和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共三千余人，分数路进 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消灭红四军。前委以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刘子维、 向凤翔部，集中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孙峻峰部，在距鹤峰二十里的张家 坪与敌激战，毙伤敌一部，击毙了王文轩。其他各路敌人闻风而退。
　　粉碎了这次联合进攻以后，红四军即向桑植发展。四月上旬，进到桑植 龙潭坪、土地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五月上旬继续向南推进， 占领桑植县城。此后，红四军即在该地致力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根据地的 各项建设。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桑植的反动武装或被击溃或被逐出境， 桑、鹤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至三千余人， 各大队、中队整编为团。

南岔、赤溪大捷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为恢复对桑 植的统治，令所属号称一个旅的向子云部进攻桑植。
七月初，向旅周寒之部千余人从永顺经碑里坪、水田坪、水井垭进占南
岔。红四军决定让敌人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周部占领南岔后，分三路 从水滩口、南岔、龚家嘴渡澧水向桑植城前进。红四军以配置于澧水东岸的 第二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诱敌深入；主力集结于桑植城附近待机出 击。在红军阻击下，周部进展缓慢，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始进至吴家坡一 带。这时红四军第一、第四团和军部特务连从八斗溪西北高地向敌猛烈反击， 周部受创仓皇后退，红四军紧追不舍，周部残余退至澧水，渡河不及大部被 歼，周寒之被击毙，红四军缴枪数百支。
向部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不甘失败，力图报复。七月中旬，向子云
亲率该部两千余人及部分地主武装经桃子溪、赤溪渡再次进犯桑植。红四军 决定将向部放进城内，然后围歼。十四日晚，红四军撤离桑植城，将主力隐 蔽于城北之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线，另一部至西界、茅岩一带设伏， 断敌退路。十五日晨，向部先头部队一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九时左 右进入桑植城，其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兵力相当分散。红四军抓住敌人 的弱点，迅速集中兵力围歼城内之敌。第四团经高家坪、乌龟嘴进攻东门； 第一团自白家冲出击进攻西门；第二团、独立团等部从八斗溪直插汪家坪， 截断向部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部遭到突然打击，顿时一片混乱，城内 之敌大部被歼，其后续部队见状妄图抢占蛾子坡一线高地顽抗，红四军乘胜 猛攻，并以一部经蛾子坡南侧山谷向赤溪渡口迂回，击敌侧背，敌不支，向 渡口溃退。赤溪渡口一带水势很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摆渡的船工 弃船逃走，向旅残部退路受阻，被红四军压缩于河滩，大部缴械投降，一部 随向子云泅水逃跑，溺死于水中。下午四时战斗结束。除因独立二旅未按预 定计划设伏，致百余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四军缴各种枪千余支，

获得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南岔、赤溪两次战斗的胜利减少了永顺方向敌军的压力，巩固了桑植根
据地。由于群众积极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扩大到近四千人，再次 进行了整编。军下设特务营、第一路指挥部及第二路指挥部。特务营营长贺 沛卿。第一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设第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 表龙在前；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仲。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 代表覃甦；第五团，团长伍琴普，党代表汪毅夫。补充团团长胡海云。第二 路（二百余人）指挥覃辅臣。营以下的单位都设了专职政治干部，在连队建 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在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 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由曾在南昌暴动时担任过团长、海陆丰暴动时担 任过红二师师长的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使敌军不敢贸然进犯红四军及苏区，并大大鼓舞 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之迅速得到巩固和发 展。赤溪大捷也是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创建以来一次巨大考验，为红四军的 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初建时红军三千人，却不能打败过路的国民 党军龙毓仁旅，反被其击溃。此时仅隔年余，兵力也是三千人，却能够歼灭 来犯之敌三千余。这雄辩他说明了红四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之所以如 此，根本原因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已经形成；党在红军中建立了各级政治 机关和党团组织，发展了党、团员，充实了红军中的骨干；在党组织的坚强 领导和党、团员的带动下，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觉悟大力提 高，斗志旺盛。赤溪大捷标志着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步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湘鄂边苏区的发展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


　　一九二九年八月，为扩大苏区，打击、分化和争取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 装，前委率红四军向东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这一带著名的天险。熊家有一支掌握 着三百多支枪的武装，并在轿子垭、飞塔坡、轿头、坛子山、鸡爪岩、狮子 岭、白马坡等处建有坚固的寨堡，统治该乡数十年之久，在附近有相当影响。 他们勾结桑植团防头目陈策勋等，收留、支持被红四军击溃的桑植团防，挑 拨、破坏土著武装和红四军的关系，成为发展、巩固桑植、鹤峰苏区的严重 障碍。攻打西教乡意义十分重大，战斗任务也异常艰巨。八月七日，红四军 分两路发起进攻。为保证战斗顺利进行，贺龙还邀请了与西教乡反动武装矛 盾很深、隶属于湖南军阀何键部的吴玉霖团参战。这次战斗非常激烈，到八 月十二日晨，激战六天六夜，红军才攻下了全部寨子，熊相熙残部和陈策勋 等部全部退往慈利、大庸交界地区。红四军稍事休整后，继续战斗，八月下 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江垭团防徐小桐和陈策勋等部东窜。
　　由于军事上的连续胜利，红四军声威大振。迫于形势，大庸、慈利的一 些上著武装首领如周笃方、田少卿等，或表示不与红军为敌，或愿让“防地”。 红四军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为湘鄂边苏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红四军得悉常德、桃源一带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吴尚部有纠合陈 渠珍及湘西团防对红四军大学进攻的企图，桑植的一些地主也乘红四军主力 东去的机会发动了骚乱。于是，前委决定返回苏区巩固后方，准备迎击敌人 的围攻。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进行休整、训练，并打击残余的地主武装。
　　
同时，前委大力加强了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此时，前委察觉到前一 时期地方党的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较差；工会和 农民协会的工作不够深入，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并有少数坏分子混 入组织内部为非作歹；有些地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工作人员以为捉地主一 只鸡，烧一所地主房子，打一家土豪就是暴动；在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斗争 中，未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所得物资也不分给农民等等。为了坚决纠正这些 错误倾向，前委派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同志深入农村，协助 桑植县委加强地方工作，清洗了一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 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并指导、协助地方干部加紧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宣传和 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桑植苏区的 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十月初，蒋介石与张发奎发生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 澧县、石门、常德一带集中。在前委尚未察明敌军大量集结的意图时，吴尚 的第一五四旅阎仲儒部和慈利、桑植的几支团防即已逼迸桑植。在这种情况 下，前委决定党、政、军组织及革命人员家属撤离桑植城和洪家关，转到桑 植北部地区，首先避开强敌，待探明敌情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 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工作的失误和等候一支已经暗自脱离革命的小部 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因而在樟耳坪遭敌袭击，团长陈宗瑜、贺桂如牺牲， 部队伤亡三四百人。前委和红四军转移到了鹤峰地区。
十月下旬，红四军向东北发展，在五峰、长阳地区积极活动。长阳地区
的革命斗争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宜昌特支 即派党员到长阳筹组党部。一九二七年，全县已建立三个支部，成立了工会、 农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长阳党组织 遭到敌人严重破坏，领导人大多牺牲，部分党员隐蔽于群众之中或打入团防 武装内部准备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开始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二九年六月， 长阳县委组织领导了一次暴动，攻破县城，杀敌县长。七月份，暴动武装千 余人组成红六军，李勋任军长，八月间遭国民党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陈凤诏团 进攻而失败，李勋牺牲。红四军来到长阳后，即帮助长阳党组织在茅坪发动 武装起义，并以起义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了一个独立师。十二月，红四军 攻克长阳城，协助长阳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和农民协会。同月，红四军转往 建始方向。此后，独立师因遭长阳、五峰团防联合进攻，并在五峰长茅司被 伏击，损失很重。
一九三○年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达鹤峰，向前委传达了鄂
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鄂西红军会师的指示。根据特委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 湘鄂边地区的工作，组成由汪毅夫为前委负责人兼鹤峰中心县委书记的党组 织，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五县的工作。同时，在鹤峰留下一 个独立团，在桑植留下一支游击队，继续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斗争。随后，率 领红四军经长阳东下，预期在松滋、公安一带会合鄂西红军。但因经资丘接 近渔洋关时，受到川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三个团和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 不得已折向五峰方向，顺势占领了五峰县城。敌军继续进逼，红四军乃返回 鹤峰休整，筹划改道东下。此次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大大鼓舞了长 阳、茅坪一带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长阳独立师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并将 番号改为独立五十师，由李步云任师长、江山为政委。此时，国民党内部以 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另一派，两派势力发生尖 锐矛盾。双方调集兵力，在中原地区陈兵近百万，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由

于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陆续北调，形势对扩大红军和根据地十分有 利。前委及红四军抓住这一时机，于三月二十日再次挥师东进，在五峰的湾 潭消灭了大恶霸地主孙峻峰所属团防，建立了五峰苏维埃政权。四月初，红 四军进至松滋境内，拟逐步肃清松滋各地团防，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国民 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一个团及附近各县团防共两千余人来犯，红四军 遂向澧县地区转移。松滋、澧县、石门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前来追击。红四 军集中兵力在土地垭地区对石门团防罗效之部进行还击，激战七小时，将敌 击溃，俘七十余人，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红四军再次折回五峰境内， 安顿伤员，整理部队。一周之后，红四军第三次向东出动，准备占领公安县 城，以了解鄂西红六军的情况。但因敌人决坝放水，部队行动不便，且彭启 彪部又尾追而来，红四军遂改变计划，再度进入澧县境内。在澧县，红四军 于张家场附近击溃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戴斗垣旅一个营，俘虏数十人，缴枪 五十余支，六月十八日，转往公安县的申津渡和松滋县的西斋。七月一日， 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七月三日，红四军进至公安 会合了红六军。
　　红四军在三次东进历时四个月的战斗中，不仅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了 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域和革命影响，完成了与红六军会师的任务，而且 还吸收了五六百名工农成分的新战士，改编了从反动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三四 百名战士，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红四军创建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教训


　　一、依靠领袖人物的威望召集的旧式武装，如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在 组织上予以整顿，将他们改造成为一支党所绝对领导的、有高度革命自觉精 神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武装，那么，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红四军一 九二八年四月在洪家关和桑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那时三千余人的武装， 经过了两次不很严酷的战斗就溃散了。一九二八年八月石门泥沙之战，当时 红四军一千余人，尽管已有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任军事指挥员，有特委、县委 成员作为领导骨干，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除了敌人相对强大，红四军未 防备敌人的不断袭击，以及战术上的错误之外，一打就散的根本原因，仍然 是红四军的广大战士在当时还未来得及接受党的教育，部队组织不纯，尚未 成为一支有无产阶级觉悟和铁的纪律的红军。
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阶级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旧式武装是可以
改造成为革命武装的。 红四军创建初期，汇集了几十支彼此不相统辖、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股武
装。有的是由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中失散人员组成的武装，有的是地方实力 派拥有的武装，有的是家族的自卫武装，有的是团防之类的武装。其中，有 的人曾接受了一些革命影响，有的则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这些武装大都无 革命目的和革命要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八年初投入革命队伍，服从 贺龙领导，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或是贺的旧部、朋友、亲戚，或是由于 受贺龙的威望影响。有的人企图跟着贺龙升官发财，有的人则是出于对贺龙 个人坚信不移。不少人起初并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和阶级觉悟，但经过长久锻 炼和教育，终于成了无产阶级战士。可以说没有中共湘鄂西前委和红四军党 组织对这些武装的教育改造，红四军要取得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创建革命根据

地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二八年的整顿中，前委加强了对红四军的领导，一批共产党员来
到部队成为骨干，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机关，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任命了政治工作干部，发展了党、团员，对部队进行了革命教育，发扬民主， 加强纪律，使红四军有了质的变化。尔后，在改造“神兵”工作中，更显示 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威力。改造“神兵”并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吸收 到红军中来，甚至掌握有一支党所领导的、以伐木工人为主体的、在对敌斗 争中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革命“神兵”，这在中国革命武装初创时期，也是 一个特殊现象。
　　三、善于利用地方派系武装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团结可能团结 的力量，打击主要反动武装力量，是红四军能够在力量弱小时生存下来并发 展壮大、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原因。红四军当时的力量不大，要和所有 各派土著武装对抗，很难取得胜利，站住脚跟。因此，利用关系，或教育他 们参加红军，或联合一些危害不大、拥兵自固的地方武装，以打击最反动的、 危害最大的土著武装，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例如一九二九年攻打大庸县西教 乡反动地方武装熊相熙部，不仅扩大了红四军的声威，巩固了桑植、鹤峰根 据地，同时也打击了另一些反动地方武装的气焰，使一些力量较小的武装保 持中立或依靠红军。在打熊相熙的战斗中，贺龙利用旧关系调动军阀武装吴 玉霖部参战，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利用矛盾的一个成功经验。而这方面的 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不多见的。
　　
第四节红六军及洪湖苏区的创建

洪湖地区初期的游击活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周逸群、贺龙等离开石首后，鄂西、鄂中特委领导的 几支游击队，继续进行了一些暴动，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成果不大， 反而暴露了革命力量。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结束后，桂系控制了 湖北大部，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局面。他们集中兵力对革命力量进行镇压，以 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不断进行“清乡”。游击队受到了很大削弱，不少 领导同志光荣牺牲，群众斗争受到残酷镇压。至一九二八年夏初，鄂中游击 队仅剩下二三十人，由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领导在洪湖北岸坚持斗争；石首 中心县委的武装也失散不少，余部由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率领，分散 在石首、华容、监利地区游击；公安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损失也很大，樊学 赐、杨云祥相继牺牲，邹资生率领五十余支枪的队伍，离开公安转到了石首； 江陵的陈香波游击队则在白露湖一带继续坚持斗争。这些游击队彼此没有联 系，活动范围很小，而且继续受着敌人“清剿”的威胁。
　　一九二八年五月，周逸群由湘西到达石首①，当时正值国民党军第十八军 大学“清乡”，为了避免和强敌作战，与县委商定后决定将石首游击队和公 安游击队转到监利、沔阳交界的洪湖地区。在那里又会合了鄂中游击队及朱 祖光领导的华容游击队。这几支武装共有枪百余支，五月二十日突袭沔阳重 镇峰口，全歼当地团防，缴枪三十余支，及一批物资弹药，并召开群众大会， 处决土豪劣绅，分了财物，进行革命宣传。然后，主动撤至峰口西南的洪湖 沿岸活动。
不久，国民党军第十八军派一营兵力协同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团防
前往围攻，游击队向沔西拖船埠撤退，途中敌步步进逼，三战均失利，处境 十分危急。周逸群提议甩开敌人，保存实力，北出江陵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荆 门、当阳、远安地区游击。但是，各县武装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土， 有的甚至主张各县武装不离本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分开活动。石首、公 安、华容游击队由周逸群率领转回石首，鉴于敌军还在石首“清乡”，形势 严峻，于是将部队编成特务大队，以邹资生为大队长，埋下长枪，分散活动 于石首、华容、监利一带，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昼伏夜出，镇 压豪绅。鄂中游击队回到拖船埠，在该地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攻击，受到严重 损失，邓赤中光荣牺牲。五月下旬，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敌人破 坏，书记张计储等十余位负责同志牺牲。正在石首的周逸群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赶到沙市，组成临时特委，并将机关迁往宜昌。六月下旬，经湖北省委 批准，以周逸群、万涛、曹壮夫（原特委委员）、钱定生（江陵县委书记）、 屈阳春（石首县委书记）、郑炽昌（宜昌县委书记）、邹资生（特务大队长）、 段德昌（公安县委书记）、徐国元（宜都县委书记）、杨景堂（监利三区区 委书记）等组成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
这时鄂西斗争形势十分危急。自桂系军阀统治湖北以后，各派国民党军 在鄂西混战的局面已经大体结束，遂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保卫团、团



① 周逸群来石首是因为桑植之战失败，与贺龙失掉了联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周是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后
被派回鄂西主持工作的。

防、常练队等反动地方武装也普遍扩大并统一编组，打破县界，互相配合， 积极对红军实行全面“清乡”和重点“清剿”，在“宁肯屈杀一千，不让漏 网一个”的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企图彻底摧毁革命力量。 而这时党的工作又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仍然不顾客观条件， 盲目发动暴动，以致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干部牺牲日多，游击队 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特委召开会议，对鄂西的形势进 行了认真讨论，迅速改变了作法，采取了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 蔽斗争，恢复和发展党和群众组织的方针，抓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开展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如减免苛捐杂税等，在斗争中锻炼群众，提高群 众觉悟，为扩大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创立可靠的基础。
　　自此之后，在鄂西地区，逐渐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停止了在敌 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情况下的盲目暴动，发动党员在合法的社会职业掩护 下，展开秘密工作，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组 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团体。游击队的活动方式 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的方式镇 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 “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 战术，根据敌人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敌人，以 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鄂西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稳步发展起
来。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恢复和 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 击队。除在监利、华容、石首地区活动的特务大队外，在江陵地区，由段德 昌领导的秘密武装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郝穴等处的团防， 逐步发展到一百余人枪，组成了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天门西乡和潜江地区， 由吴新武、姚普生等领导的秘密武装组成了天潜游击队。
此时，原属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乡和原属鄂中特委领导的沔
阳、天门、潜江、京山、汉川等县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由鄂西特委领导了。

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洪湖苏区形成


　　一九二九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宜昌、江陵、 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等县党组织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开了两天， 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根据“六大”精神总结了鄂西工作 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 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特别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 在特委管辖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在党的组织和工作基础薄弱的 地区，则先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苛捐杂税、抗租、抗粮斗争，为开辟苏区 和组织武装作准备。
　　会后，乘蒋桂战争爆发，敌军主力大部撤出鄂西的有利时机，特委立即 在秘密工作基础较好的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发动进攻，将游击队重新编成 一个大队，下辖两中队：第一中队以江陵、石首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玉 林，共有四个分队，步枪一百二十支，短枪二十余支；第二中队以监利、沔 阳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德昌，副中队长彭国才，也有四个分队，步枪七
　　
十支，短枪五十支。三月初，两个中队在监利、江陵境内同时行动，十七天 作战二十一次，获得重大胜利。在沙岗战斗中，特委委员、游击队大队长邹 资生不幸牺牲。三月下旬，第一中队由江陵转至石首，攻克石首县城，缴枪 八十余支，处死了敌县长，并从狱中救出了七十多名同志。接着又向藕池方 向出击，途中在阮家铺子与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因敌众 我寡，仓促应战，第一中队损失较大。为了摆脱敌人，乃兵分两路，转向石 首和江陵地区，一面游击，一面整顿。
　　监利一带的敌人，在游击大队连续打击下，退缩到几个较大的村镇。五 月，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共三百余人，进攻监利要镇毛家口，以里应外合 的战术，歼谭道源部两个连，缴枪一百三十余支。战后，第二中队将一部分 枪支支援了第一中队，使第一中队的战斗力迅速恢复起来。
　　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农村的群众斗争也逐渐活跃起来。为了团结 和争取广大群众，集中力量打击豪绅地主，特委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对 待中小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只取缔暴利和高利贷，对正当经营只收一定税 金，使其有利可图；明确规定游击战争的当前任务是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 助农民进行斗争。根据这些政策，游击队除战斗活动外，还积极进行群众工 作，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教育， 动员和鼓励他们起来进行斗争。同时，还以自己遵守政策纪律的模范行动去 影响群众。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情绪高涨， 革命组织扩大很快。在监利、沔阳的下车湾、剅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 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子、小河口，华容的东 山等地，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都公开活动起来， 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经过一年艰苦的努力，鄂西形势有了很 大变化。特委领导有了很大加强。当时特委有委员九人，主持日常工作的三 人，指挥军事斗争的二人，其他四人在下级地方党组织工作。特委机关设宣 传、组织两科，工、农、妇、兵运四个委员会及秘书处。特委常委会五天召 开一次，全委会两月召开一次，并有两个委员经常在外巡视，与各县党组织 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工作中心地区已有宜昌、宜都、枝江、恩施、当阳、荆 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已经恢复 和建立党的县委或特别支部的已有十八个县，有党员二千六百多名。江陵的 农村组织已全部恢复，有区委八个，支部二十九个，党员六百，游击战争有 很大发展。石首全县党组织也已恢复，有党员三百，游击武装很活跃，攻击 团防武装时，有时参加的农民多达几千人。监利也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有 党员五百六十人。由于鄂西特委组织健全，领导有力，工作切合实际，政策 顺乎民心，从而使党和群众工作都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苏维埃政 权建立和建设、游击武装发展和扩大的有力保证。
　　六月，江陵、监利的地主豪绅纠集两县团防，由郝穴和汪家桥分两路向 江陵苏区进攻。游击大队集中第一、第二中队的全部兵力迎击，二十二日在 青阳宫与敌遭遇，歼敌八十一余人。七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一个连到石首 苏区‘清乡”。第二中队诱敌深入，待敌人接近苏区中心时，依托有利地形， 在广大群众协助下，突然反击，将其全部包围歼灭，缴枪七十余支，打击了 敌人，巩固了苏区。在此期间，国民党驻新堤的江防大队以共产党员程光明 为首的七十余人举行兵变，投奔洪溯苏区，参加了游击队。随着军事斗争的 胜利，游击大队得到了相当发展。鄂西特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部队建设，
　　
把游击大队编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 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王尚武，第二大队长段玉林，第三 大队长卢先瑚。各个大队均有三个中队，人枪各三百余，共计人枪千余，形 成了一支较强的武装。为训练骨干，特委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 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归游击总队直接领导。特委还 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总队政治部，设立了中队以上各级党代表，在 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
作。
　　鄂西游击总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八月，连续攻 下古丈堤、天心洲、新广等地，扩大了苏区。此时，蒋桂战争以桂系军阀的 失败而告终，湖北境内桂系军阀部队纷纷撤离，蒋系部队及其收编的其他军 阀部队控制了湖北。革命武装的发展，苏区的扩大，引起了敌人的慌恐。九 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总队十余 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 队原准备按照总队的指示避开强敌，转到外线，前往华容一带活动，但当他 们路经监利二区，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请求，攻下了尺八口以后，产生了骄 傲轻敌情绪，不适当地改变原定计划，转回洪湖，在小沙口与强敌遭遇，造 成很大伤亡，大队长王尚武及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负伤。 与此同时，活动在江陵、石首苏区的第二大队，由于及时转往华容，保存了 力量。
特委鉴于形势严重，乃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第一、第三大队继续坚持洪湖
附近地区的斗争，由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等地 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
根据上述决定，第一、第三大队与当地党组织、群众武装密切协同，声
东击西，日以继夜地打击、骚扰敌人。十月，聂家岭一仗击溃敌军一个团， 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蒋冯战争紧张，蒋介石将部分部队调出鄂西。 第一、第三大队趁此机会，展开反攻，十一月攻克三官殿，歼敌一连，缴枪 百余支；十二月又连续攻克杨树峰和谢仁口等地，恢复并扩大了洪湖附近的 根据地。
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也用游击战争破坏了敌人的“清剿”
计划。敌主力撤出后，石首团防和藕池商团共三百余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乘轮船一艘、拖船三只到小河口，协同该地区团防向冯家潭子进攻，第二大 队一部及赤卫队在段玉林、朱祖光等指挥下，先退至附近的柴林里隐蔽待机， 当团防武装进村疯狂抢劫、一片混乱时，游击队分数路突然出击，打得团防 武装溃不成军，纷纷向小河口回窜，企图乘船逃跑，因轮船搁浅，被全部歼 灭。是役，第二大队俘敌二百余人，缴长短枪百数十支、轮船一艘。随后又 乘胜袭取了江陵之熊家河、马家寨、观音寺等地，逼近沙市，使江、石根据 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分化瓦解敌人，特委在敌军工作上采取了“投降受赏，来去自愿”的 宽大政策，规定：拖枪来降者奖银洋十元，作战被俘者发银洋五元，不愿加 入红军者教育释放，并酌发路费。根据这一政策，首先将小河口战斗中的俘 虏给以宽待，经教育释放回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敌军的分化，瓦 解了敌军的士气，拖枪来归者日多。经四个月的英勇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 人，恢复、发展了根据地。到十二月间，苏区已扩大到江、石、监、沔的大
　　
部分地区，苏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日趋健全。游击总队得到了迅速扩大，战 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在此期间，汉川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也从秘密转为 公开活动，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了汉川游击大队。

中共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鄂西特委为了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 验，教育党员、干部迎接新的斗争，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在石首县袁家 铺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三十五人，列席四五十人， 代表着十二个县的四千余党员。湖北省委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历时九天， 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军事工作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农民运动”、 “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经济问题”和“兵变问 题”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九同志组成的 鄂西特委。
　　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指出：抗租、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都是走向 土地革命的必经阶段。此后进一步的办法是：“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 阶级的资产、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取消苛捐杂税， 设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同时又指出在“土地革命进行中，必须准备与富 农的斗争，以防止其反革命性。”①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大会指出：“目前党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党
的无产阶级基础的问题”②，并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涵义，一部分当然 是指无产阶级的分子，如城市的工人，乡村的雇农，一部分是指无产阶级的 意识，即所谓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除了发展工人同志外便谈不到建立党的无 产阶级基础，自然主要的是要积极发展工人同志”。③此外，大会强调了党的 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对上级指示必须在充分讨论后，密切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贯彻执行；对干部的培养要坚决从下层组织选拔。
游击战争和红军工作，是大会讨论的重点，在特委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大会指出：“游击战争，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
①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贯彻“土地政纲”。 关于敌军兵士运动，大会指出：“兵士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是属于农 民阶级，兵士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当兵，他们还是希望得到土地返到农 村去”。“党在兵运中的总路线是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向来??要取得兵 士群众，首先要注意领导兵士的日常斗争，反对长官打骂，要求发给欠饷， 军需公开，都是兵士最为迫切的要求，党要在这些斗争中提高兵士群众的阶 级意识”。“反对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无条件的兵变，只是自己消灭自己蕴 蓄在敌人军队中的力量，没有别的好处。这一错误，党应坚决的反对。但在 下列的条件之下，必须举行兵变：（1）当地工、农斗争有激烈的发展，快要 来到暴动的时候；（2）攻击红军或镇压工农的斗争；（3）敌人作战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