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军进犯，被我军侦知后，即进击该敌于双桥镇，将敌四个团大部消灭， 并活捉了岳维峻。是役除其他缴获外，并缴获枪六千余枝，山炮四门。蔡申 熙同志负伤，刘英升任十师师长。红四军获此胜利后，遂彻底粉碎了国民党 对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第一次“围剿”。
　　（注：在消灭岳维峻战役中，因红四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遂把黄安、麻 城、罗山、光山各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加强其在当地的游击活动。）
十一、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红四军消灭岳维峻后，国民党再组织对鄂豫皖的第二次“围剿”。三月
间陈调元部五十七师及警备第二旅又向皖西苏区进犯，占领麻埠、独山，红 四军主力遂即东进，向进犯苏区之敌进攻，在独山一战后，击溃敌之主力， 敌即向东逃窜。
　　当军部向东行动时，留徐向前指挥二十八团围攻大山寨。此时豫南之吉 鸿昌部及黄安之葛云龙师分别向新集七里坪进犯，我二十八团、三十团解大 山寨之围后，即集中二十八团、三十团、警卫团及黄、光、罗三个独立团截 击该敌于檀树岗，经一日夜激战，光山南下之敌西窜，七里坪与黄安北上之 敌会合后即向罗山退去。我红四军于是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十二、六安兵变 当红四军主力在皖西击溃陈调元之二次“围剿”后，陈军内部军心极为
动摇。此时驻六安之四十六师之两个营，在营长魏孟贤（共产党
员）率领及地方党协助下，举行兵变，把两个营带到皖西苏区，编为独 立师之第三团，魏任团长，仍在皖西行动。该独立师经扩编后，改称教 导师（第三团）。
[注：皖西麻埠之战与商城二道河及双桥镇之战是否都包括在反一次
“围剿”战中（徐老批语）] “粉碎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主力遂移驻商、潢、光边境地区开 展地方工作，并以一部进驻商南之新区，驱走民团反动头子顾敬之，拟 开辟新区工作，打通“商光路线”，使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但因红军
停
驻未久即移走，而新区并未予以严重注意用大力开辟，故红军走后，顾 敬之又行返回，使鄂东北与豫南苏区联系仍被其割断。 十三、这一时期经验教训 红一军自成立以来及改编为红四军以后，在这一时期中红军转战于鄂豫
皖三省，行动于平汉线上，采取了积极作战的进攻战的方针。利用蒋、冯、
闫军阀大混战的客观有利条件，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 肃清了苏区内地的反动据点，消灭了敌人大量的力量，夺获
　　了大批武器，扩大了红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扩大了游击队，补充 了游击队的装备，扩大与巩固了苏区，打下了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坚固 基础。同时，鄂豫皖党的领导机关经过立三路线与三中全会后，改变组织， 而红军亦在这种精神下进行了改组。的确在这一年期间，有其丰富的经验与
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总结起来，概略提出如下几点意 见：
1.客观的有利形势与积极的进攻战术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壮大与发展的历史，明确的可以证 明，如果说黄安农民政府暴动失败后，当时具体情况主要是保存力量以

待时机，那么在蒋、桂，蒋、冯、闫军阀混战爆发后，党就应该利用这 一有利形势，采取积极的进攻战术以发展苏区与红军。事实上在这一有 利的客观形势下，党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红一军才能由开始一千几百 人的力量而发展到一万余人，一直到粉碎一、二次“围剿”后，红四军 又发展到二万余人。苏区由数县而扩大到十余县，红军由小的游击队而
壮大成为装备较好的正规军，提高了战斗力。这一经验证明，革命的发 展不仅须有主观的努力，而且须有客观的有利条件，而客观的有利条件 又必须通过主观的努力才能发生作用。在战略指导上红军的方针应该是
积极的主动的进攻方针，而不应该是消极防守的方针。红军在其军事行动上、 作战指挥上应当积极主动地寻找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失误而消灭敌人。
　　2.在建军问题上，自红一军军部成立以后，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更好的 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关，实现了统一领导与指挥，进行了军队整编，打破了 地方观念倾向，建立了各种比较正规的制度，加强了政治教育，提高了战斗 力，巩固了红军，这一些都是有很大成绩的。然而其缺点亦严重的存在着， 例如红一军与十五军会合后，改编为红四军时，把红十五军的番号取消了， 没有估计到红十五军有其自己的发展历史，应当保存其番号。有许多军事干 部与领导都是从旧军队来的，某些旧军队的作风在部队中有严重的影响。有 时对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的绝对重要性强调不够。同时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 的合作协调不够，有时互争权利造成磨擦。对本地的干部尊重与提拔不够。
3.军队与党委的对立（立三路线以后）
　　因为中央决定红一军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这样更助长了军队对地方党 组织党的独立，遂破坏了过去党委的统一领导。在军队方面，多偏重于从单 纯的军事观点出发来决定军事行动方向，对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计划的行动 是注意不够的。地方党的工作与红军军事力量的配合是不密切的，军队干部 在立三路线的“打城市”口号的影响下，常远远脱离根据地而单独行动。对 子苏区的发展，应持巩固的、有阵地的向外发展
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认识的，因而常常引起地方党委对军队的不满。而
地方党却固于地方情况，多强调巩固根据地，对外积极进攻的认识不够，而 偏重于保守与不估计红军的力量与装备，主张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 骨头”，使红军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在战略方针上党与军队常常争论不 休，结果弄成大家不欢而散，毫无结果。这固然是由于同志们那时的经验不 多，理论水平太低，同时中央的决定也是助长这一不良倾
向的一个主要原因。
4.主力红军对地方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注意不够 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苏区执行的结果，成立了预备军，集中了地方游击队
以后，又编入了主力红军，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游击战争，使某些苏 区的边区不但不能向外发展，反而日益缩小。当鄂豫皖特委成立宣布立
三路线的这一决定时，当时郑位三同志提出反对，但未被采纳，以后红一军 在豫南的行动中未注意游击队的发展与建立，所以红军所到之处仅等于一趟 武装示威游行，而不能生根。红军到后，发动群众轰轰烈烈起来斗争；待红 军走后，遂即烟消云散。甚至如黄安南部苏区农民反水后，纷纷成立红枪会 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反富农过“左”政策所致。同时，那些 地区没有游击队的活动也是原因之一。
5.那时中央的委派制度

　　那时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曾派过几次人。这些人一来就高高在上，作领 导负责人，不重视本地干部的提拔。这些领导干部到苏区红军后，既与当地 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又不了解与熟悉当地的情形。同时在一年内，党与红军 来二次人后，必须进行一次改组与改编。而在党的改组中，在干部政策上， 只注意提拔那些形式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把原来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放在一 边。这一委派制度与不正确的形式主义干部政策，结果引起了外来干部与本 地干部的某些不团结现象，在工作上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在这一时期，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虽然已发生某些隔阂，但基本上还是 团结的。
　　在战术上，逐渐由小部队的游击战术而走向了较大兵团的袭击战与运动 战，并部分的进行了强袭坚固城市的战斗。其中有一部分是取得了胜利的， 但也碰过一些钉子，如打潢川、黄安城、硬攻姚家集等战斗。扩大红军工作。 地方党对扩大红军是积极的，大批青年与地方游击队、赤卫军扩编到红军， 使红军迅速的壮大起来。地方游击队虽一批批的编到红军去了，但地方党又 马上组织起新的游击队保卫边区，积极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截夺敌人的 物资、信件，给敌人造成莫大的困难。因为地方工作的基础不平衡，所以这 一游击战争的发展也不平衡。
第三时期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反四次“围
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 一、鄂豫皖中央分局及鄂豫皖省委、省苏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后，
即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省委、省苏。
　　中央分局的委员，除中央决定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 传贤等八人外，又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三人，另有候补委员十五 人。
而后，召开了鄂豫皖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
徐宝珊、郭述申、成仿吾、甘元景、周纯全、高敬亭、惠志明、庞永俊、魏 祖圣、郑行瑞、余笃三、甘济时、姜镜堂、吴保才、康永生、王建南、梅光 荣、张德山、袁克福、朱淑芳、闵丹桂、钱文华、陈昌浩、张国焘、王平章、 卫复兴、费子民、刘淇、曹大骏、方英、曾中生等为省委委员。
红四军的整编。分局决定以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原红四军政治委
员余笃三（因在莫斯科是反对支部局的，据我回忆认为余是右派）撤职。由 黄安、罗山两独立团及警卫团组成红十三师，徐向前任师长，陈奇任政治委 员。把皖西教导师改为十二师，许继慎任师长并兼皖西特委军分会主席，周 维炯任十一师师长。
　　这时红四军的主力已有四个师，共约二万数千人：地方武装约一万余人， 共约四万人。
　　继而成立彭杨学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杨殷的名字命名）于丁家湾，蔡 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六月间，红四军进攻黄安桃花驻敌肖之楚之四十四师一个团，并击溃该 敌援桃花之一旅于障山，遂攻下桃花开展桃花区的工作。再北进迎击光山驻 敌李抱冰之五十三师之进攻，于泼皮河击溃之，巩固了光山中部的苏区。
二、红四军的南下与鸡鸣河会议 七月间，分局决定调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此

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 的第三次“围剿”，分局决定红四军主力南下英、蕲、广地区行动，而后出 潜山、太湖、攻安庆，留红二十九团、三十二团保卫中心苏区。军部在流波
■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进行了动员工作，指出了注意事项，部队即向南进 军。八月一日攻下英山县城，守城之陈调元部张汉全团，除逃跑数十人外全 被我军消灭。越数日，以十二师留英山，并向东南活动。军部率十、十一两 师不战而夺取蕲水城，再折而向东南消灭王光宗旅于曹家河。此时陈调元部 某旅由太湖经弥陀寺企图夺回英山，十二师乃击溃之于弥陀寺，消灭其一部， 英山遂得以巩固。十、十一师又不战而占领广济，以一团进胁黄梅。此时徐 源泉之四十八师与四十一师各一旅进袭我军后路，占洗马畈。军部得此讯后， 遂率十、十一师由南北上进攻该敌，十二师亦由东向西配合作战，将该敌击 溃于洗马畈，消灭其大部，一部于夜间南逃。四军领导同志原来就不同意分 局的东进安庆的计划，鉴于红四军的在溽暑行军，连续作战后，已疲劳不堪， 遂放弃东进计划，乃率部移住鸡鸣河休整。九月接到中央分局命令，令红四 军立即北上移回老苏区，军部不同意分局的决定，乃召集了支部书记、指导 员以上的干部会议，这就是所谓鸡鸣河会议。会议上大多数认为红四军南下 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开展英、蕲、广、黄等地区工作，恢复原黄梅、广 济苏区，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 以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而鄂豫皖老苏区在目前国民党的新“围剿” 尚未到来，且给养很困难，红四军不应北上，仍应在现地活动。在会议上， 只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提出。分局既下令调红四军北返，应执行命 令，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但占很少数，未被通过，并将会议的情 形报告分局。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对分局的命令如 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 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但当时军部所 提出的战略方针，我觉得虽在今天，仍有重新估价的必要。按当时的情况说 来，把红四军调返老苏区的方针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这只是在单纯的从 当时的战略方针上的研究来说的。当然，当时另外的主要原因是，分局认为 红四军不北上有被反革命搞坍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军部在当 时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三、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与大肃反的开始
　　红四军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同意北返的意见后，中央分局派陈昌浩前来， 携带鄂豫皖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命令，宣布撤曾中生的职，由陈昌浩接任 四军政治委员。为什么分局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并派陈昌浩来担任政治委员 呢？因为军委在新集逮捕了李荣桂（原一师政委）、潘皈佛（原一师参谋主 任现二十八团团长）的老婆以及其他（详情记不清）一批反革命后，供出红 四军中的反革命企图举行兵变，把军部徐、曾杀害，把部队拖走投降国民党。 当打下英山时，也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四川人曾扩情，派其弟携带蒋介石的条 件与委任令来找许继慎，委许为国民党十四军军长，发饷二十万，并把部队 拖到黄冈一带改编。又说在英山活捉的敌三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等放走等?? 总之，分局认为当时反革命在红四军中有很大的阴谋。陈昌浩接任政治委员 后，红四军遂北返到麻埠，由陈主持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 团团长潘皈佛、傅丁超等数人，当夜即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与 材料。部队随即北上进攻固始之鸟龙集，消灭了戴民权一个团。再围攻郭落
　　
滩之敌，后移住武庙集，又大逮捕了一批人，严刑拷打，再进袭仁和集之敌 曾万钟十二师之一个团，乘敌白天撤退之际，予以猛击而消灭之，并击溃由 潢川出援之敌一旅。再进逼商城北和风桥之敌，攻下其十二师，并击溃固始 来援之敌，进逼商城，围攻数日未下。遂移班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长高建 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记不清了）， 再经余子店逮捕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锦[镜]堂等。这时开始在军 师政治部内亦大批逮人，这时一面捕人，一面作战，一面行军，部队遂移白 雀园，后即进行了大肃反。
四、白雀园的大肃反及其所造成的恶果 红四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亲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大批逮捕
人之前，先进行各师的混编。各师、各团、各营，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推 其用意是为防止在大肃反中部队发生异动。分局、省委并组织了巡视团（名 称记不清），分派到各师帮助进行肃反工作。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 反中，红四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以前逮人还 在上级，这时捕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一大肃反中，逮捕了的师级干部有许 继慎、周维炯、肖方、熊受喧、姜锦[镜]堂、王培吾等??；团级干部有高 建斗、封俊、王明、魏盂贤、吴荆赤、王沛浑、任难、苏竟舒、潘皈佛、范 陀、李锦文（十师政委）、陈奇、黄明（三十三团团长，红十五军的创造者）、 袁皋甫（三十三团政委）、王昌先（团长）、江子英（团政委）、程绍山（团 长）。总之，主力四个师共十二团的干部中，今天只剩下屈指可数者倪志亮、 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程世才个人的回忆，在肃反过程中，三十 团换过三次团长，政委、主任也换过二三次，营长教导员、副营长也换过三 次，连长、排长、班长、前后也都换过二三次，有的换过四次。这大批撤换 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名义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 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 上干部，估计共约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这些被逮捕 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的都被戴上了 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又如，据徐垛吉同志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 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 余人。这说明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 时是只有很少人知道的。
在苏维埃政权、党的各级机关、工会组织和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
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 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 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黄安党 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 的一批创造者，被杀的很多。至于群众中逮杀的人更多。
　　由这一教条宗派主观主义者所进行的大肃反的结果，使当时苏维埃运动 与红四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真令人不 能卒书。
　　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 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 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仅是逮杀了 大批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导人，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
　　
群众中，也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幸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 之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 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 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 丈，使部队中还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 红军变为一支愚蠢的军队。在北方上仙居区的农民，因肃反的恐怖也暴动起 来了，公开的反对苏维埃（实际是反对保卫局），其他各地群众亦惶惶不安， 不知明天会有什么不测的事变会到来似的。
　　这次肃反产生极大恶果的原因，固然在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在作怪， 逼供信的方法在作怪，而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当时教条主义者钦差 大臣满天飞。把肃反与宗派主义结合起来，以完成其排斥异已的目的。否则 的话，为什么一面教条宗派主义者在大捕大杀，而另一方面红军还在不断的 打胜仗呢？为什么这些干部明明知道今天虽然没事了，但还不知明天是不是 会把自己当做改组派而捕去，甚至明明知道，逮捕后是一定要杀头的情况下， 而没有一个动摇逃跑呢？！在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捕杀的情况下，那有这样多 的反革命而甘心俯首就戳呢？说来真是荒天下之大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丝毫没有使教条宗派者的一点点反省与注意，说来也真是奇怪的事，令人百 思莫解其因。
同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利用了当地干部“左”的倾向与对反革命仇
恨入骨的情绪，在思想上俘虏了这些同志，如当时张国焘所喊的“打破敌人 的内外夹攻，肃清敌人在党政军内隐藏的内奸”等号召。在肃反扩大化造成 赤色恐怖后，一面使许多同志明知不对亦不敢反抗，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同志以“左”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积极，以期取得张国 焘的信任。由于这一肃反的结果，把许许多多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 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 派、AB 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骨干含冤地下久 而莫伸，其惨痛直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
五、红二十五军的成立
　　在白雀园进行大肃反时，一面大批大批捕杀，一面分局决定成立红二十 五军，以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原十二师改为七十三师，在白 雀园大肃反后，由邝带往皖西行动，原十三师改为十二师。此时，十师师长 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 政委刘淇；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六、泼皮河会议 在白雀园大肃反后，部队即移到光山之新集地区，在泼皮河召集了全军
团以上干部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对曾中生进行了关于其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 斗争。鸡鸣河会议反对分局的命令，在组织上是错误的；但在战略方针上存 在着的分歧意见、则应考虑，而泼皮河会议却未予以检讨，结果只在组织上 作出对曾中生的结论，而在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及围攻黄安之战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分局在七里坪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
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成立后遂即进 军黄安，围攻黄安县城，当时仍是一面继续肃反，一面进行围攻战斗。最后 一战击溃麻城来援之敌张印相部于障山，黄安城内之赵冠英知外援已断，始

率其亲信数十人乘夜脱围向西逃窜。陈昌浩率一个连急追捕获之。计前后共 经过四十三大围攻战，始将六十九师全部消灭于黄安。黄安农民政府失败以 后，成为敌人进攻苏区之强固据点之黄安始获解放，这一胜利更加激发了黄 安南部群众的斗争情绪，开拓并巩固了黄安的苏维埃政权。黄安独立团亦因 群众踊跃参军遂扩编成独立第一师。师长曾中生，政委焦富兴。
　　围攻黄安的特点、使红军的战术又获得了围攻据点，打击援兵的经验， 这一经验直到粉碎三次“围剿”中都发挥了极大作用。
八、红四军豫南的战斗 我军攻下黄安后，遂即北上到豫南行动，一九三二年二月，先击溃北亚
港驻敌十二师之一部。二月二日在商潢路上之杜付店，我军集中了十、十一、 十二、七十三四个师的力量，将进犯我之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 十六师全部击溃，歼灭敌约一个旅之众，溃敌退入潢川城死守不出。久驻商 城数攻未下之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在我军胜利威胁下闻风星夜弃城南逃麻 城，我军不战而收复商城。是役后，七十三师仍返回皖西行动。红四军向东 北进，围攻固始城，因城坚未下，十二师及十师之一个团迅速北进占三河尖 淮河要点。消灭了戴民权师一个营，没收了盐卡的食盐分发群众。因一九三 一年大水后，遍地歉收，群众生活很艰苦，在我军号召下成千成万的群众纷 纷起来袭击地主、围寨，进行抢食斗争。此时我军本可大大吸收当地灾民参 加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在政策上不相信平原地区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另 一方面对白区群众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只是将缴获的 少数枪枝在当地武装了一部分游击队。结果红军南返后，游击队遂亦随后跟 着跑到红军里来，而群众运动亦随被镇压与消沉下去了。
九、苏家埠五十四天的围攻战斗
　　因固始城坚未下，自行解围，留十二师在商、潢地区活动，协助当地党 开展地方工作，因陈调元部四十六师又进占皖西苏区之苏家埠与青山店，总 指挥部为粉碎皖西之敌的进攻，开展皖西工作，遂率十、十一两个师再出皖 西，到独山后与七十三师会合。先以七十三师进击青山店之敌，肃清外围阵 地，将敌四十六师之一个团主力压缩于青山店内。敌据守工事不出，遂以七 十三师一部围困之。当我进击青山店之敌时，主力即向苏家埠之敌前进，而 苏家埠之敌亦因青山店被围前来增援，我主力遂在苏家埠以东将敌主力击 溃，敌遂遁入苏家埠固守不出。我十师又将苏家埠围困之。次日六安之敌一 个团来援，又被我十一师击溃于韩摆渡。敌一部退守韩摆渡不出，我十一师 一部又将韩摆渡之敌围困起来。再击溃霍山援青山店之敌警备一旅后，青山 店之敌乘夜逃遁苏家埠，继而又击溃六安援苏家埠之敌陈培根团于马家湾。 最后我主力于戚家桥击溃第三军与五十七师之援敌，并活捉其总指挥厉式 鼎。苏家埠、韩摆渡固守之敌，知其最后援兵也被打垮，解围无望，始接受 我军最后通谍，无条件投降。是役共计历时四十八天始结束，共击溃与消灭 陈调元之范熙绩四十六师，岳盛喧五十四师及警备第一二旅，与王均之第三 军七师与十二师，约三万之众。俘敌旅长三人，团长十余人，俘虏一万八千 余人。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数十门，轻重机关枪百七十余挺，长短枪万余 支。此为鄂豫皖苏区红军最大之胜利。苏家埠之战结束后，红四军追敌东进 至金家桥，威胁合肥。七十三师乘胜北出袭占正阳关，不战而占领霍邱城， 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在红军节节胜利情况下，皖西苏区 遂向北与东大大扩大，群众斗争亦空前高涨，地方游击队亦得到大批武器与
　　
弹药，二十五军亦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七十四师、七十五 师。霍山独立团亦成立。
十、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之后 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鄂豫皖分局与省委
的领导者们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并未具体估计敌我力量及国民党的第四次“围 剿”还会到来，在粉碎三次“围剿”后的形势估计上，遂作出了“偏师”的 错误结论，认为中国革命——苏维埃运动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国民党，而国民 党的反革命力量已不是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之中国以 后革命进程中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在这种错误估计下，遂忽视反四次“围 剿”的具体准备工作，只迷醉于自己的胜利，而忽视了以后的困难。这一现 象在第四次“围剿”未到来时的工作中，是可以清楚的看出来的。
十一、红军在豫南的战斗 红军主力在与皖西之敌作战时，豫南潢、光之敌张钫部向豫南苏区进扰，
麻城驻敌亦向苏区进犯，以图牵制我军。我军于粉碎皖西之敌后，于六月间 即将红四军主力与七十三师西移（七十四、七十五师留皖西活动）。先扫清 演商边界之敌，攻下葡萄集、仁和集、柳树店，歼灭张钫七十六师之两个旅， 并活捉其五十七师副师长李亚光、旅长李云龙。再西进击溃光山驻敌新二十 师部子举部，城郊残敌退入城内固守，我军置之不顾，再西进出平汉线。我 十二师占领鸡公山，捉了洋人数人，乃移师西返。此时沈泽民赶来前方，分 局遂召集会议讨论以后军事行动。徐、陈提出意见，因红军连续作战甚久， 部队疲劳异常，既未得到休息，亦未得到整训，且此时已届暑天，行动不便， 提议红军驻屯于光、罗苏区、白区边界地区，一面可以使部队进行整训休息， 一面可以就食于白区，且可以开辟易本应的统治最反动之地区工作。沈泽民 同志极力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南下攻打麻城，开拓南部工作，分局最后决 定同意沈泽民红军南下围攻麻城的计划。
十二、南下围攻麻城的战斗
　　红四军七十三师遂执行命令移师南下，先击灭张印相部骑龙铺一带某 旅，并活捉其旅长霍某，扫清外围敌据点，始围攻麻城，并击溃由黄岗方面 来援之三十一师一部，进占仓子埠，再围困中馆驿之敌。
十三、反四次“围剿”的经过及其失败
　　当鄂豫皖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皖西、豫南苏区大大开展， 盘据安徽之军阀陈调元部大部被我军消灭，第三军亦被我军击溃，损失甚大， 统治阶级大为恐惶。国民党军阀乃开始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 剿”。蒋介石进驻武汉，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调 兵遣将积极布置新的“围剿”。西路以卫立煌纵队所辖十师、十四师、八十 三师、八十九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纵队所辖第二师、三师、八十师集 结于广水地区。由豫罗山南下者为马鸿逵之十五路军。在豫之光、潢、商者 为张妨之二十路军、陈耀汉之五十八师及部子举残部。固始为戴民权四十四 师，向豫南苏区进逼。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之第四师，李延年之第九师， 王均之七师、十二师，唐云山之独立三十三旅，胡宗南之一师及梁冠英之三 十二师。宋世科旅占领霍邱后，向六安苏区进逼。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 官云相之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进占了英山、罗田。张印相军之三十师、三 十一师、三十三师一部在麻城与我对战，一部位于黄冈、黄陂一线。夏斗寅 之十三师、肖之楚之四十四师，俞济时之八十八师，位于黄陂、孝感作总预
　　
备。其进“剿”部队之重点为平汉线之卫、陈纵队及皖西徐庭瑶纵队。敌人 兵力一部为我军已击溃之敌，一部为蒋之嫡系新调来的主力，总共兵力约计 四十万左右。
　　当我红军主力围攻麻城时，皖西之敌徐庭瑶先进占我霍邱城，我霍邱独 立团与敌激战数日，因指挥上的错误，致为敌全部消灭。因此分局撤了邝继 勋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以蔡申熙同志代其工作，王平章任二十五军政委。后 以七十四、七十五师及地方武装与敌激战于霍邱城以南地区，终以众寡不敌 以及舒、霍之敌进逼六、霍苏区，乃退集麻埠、独山地区与敌对峙。
　　平汉线之敌卫立煌纵队于八月初由花园向河口突进，占河口后继而向黄 安进犯。陈继承纵队由广水突向七里坪进犯。我军于河口失陷告急后，始解 麻城之围，星夜向西移动迎击敌人，当十二师赶到黄安之下徐家时，即与卫 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八十三师击溃。我河口独立团亦自动向敌后路袭击。 十二师与敌激战终日，虽有缴获，但伤亡亦大，战局遂成相持。黄安独立师 与敌八十九师、汤恩伯部对战于冯寿二以南地区。我十、十一、七十三师， 因急于战斗，天热行军，故落伍者甚多，部队又甚疲惫。其一部加入十二师 右翼，黄昏前举行进攻，未收效果，乃星夜撤到七里坪。次日即与陈继承纵 队接触，将其第二师击溃。敌以正面不易攻击，向光山南部转移兵力，图袭 新集我军后路。我军主力亦星夜移至胡山寨地区，与敌对战又成相持局势， 战斗不易解决，而南部敌人又向北进逼，遂乃移师于皖西，欲消灭徐庭瑶部。 到麻埠后，又因地形险阻，敌人凭借工事不动，而西路之敌亦东进追击。此 时红军主力乃南下燕子河东西界岭，主力经英、罗之石桥铺，消灭姚杞芳团 陂据点之敌骑兵营。在主力过英山后，中央分局致信郭述申、刘士奇等，说 明中央分局决定组织鄂、皖工作委员会，以郭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可参 加。当时工委会以七十九团英霍独立团及霍邱独立营组织红二十七军（东路 军），在皖西行动，再向西转至黄安以西河口。当到达河口时，敌第一师一 部向我堵截，被我击溃。黄安方向之敌夏斗寅部、肖之楚部亦堵击我军与我 对战于冯寿二以西地区。是役蔡申熙同志负伤牺牲，红军乃退黄柴畈停留一 日，即在黄柴畈召集了分局的会议。当时参加人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 徐宝珊、王平章、徐向前、吴焕先（有些人记不清，但人数不多）。张国焘 在会议上认为，反四次“围剿”是失败了，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 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之任务，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苏区主要地 点已全被敌人占领，红军大兵力回旋已无余地，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只有跳到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红军主力在苏区再进行战斗是无希望 的等。当时陈昌浩、徐向前是赞成主力红军离开苏区，跳到敌人包围圈外活 动的。
　　沈泽民认为，反四次“围剿”未能击退敌人，我已处于被动地位。敌人 已深入苏区，但红军不应脱离苏区，应分散游击，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以 待时机。这一意见占少数，且因张国焘的决心，故最后决定红军主力过平汉 线以西地区活动，当时另一争论问题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陈昌 浩主张把二十五军之两个师都带走，只留七十五师于苏区。王平章（二十五 军政委）主张把七十四、七十五两师都留下，只带七十三师走。最后决定总 指挥部除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三个师外，另有七十三师与少共国际团一 同行动。
分局并决定沈泽民（原为省委书记）仍留苏区坚持工作。在黄柴畈仓促

慌张之情况下，遂决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待机打回根据地。 但后因情况的变化，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进行了长途战略转移。 十四、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因中央分局在领导上“左”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偏师”估计，因对粉
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必然会再来估计不足，以 致在思想上、精神上解除了粉碎四次“围剿”的武装。当国民党第四次“围 剿”到来后，开始在军事上又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以击退敌人，以致以后 处处处于被动。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苏区，进入长征， 使鄂豫皖苏区遭受到国民党军阀的极大摧残，造成鄂豫皖苏区与红军运动史 上最惨痛的失败。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正确地估计敌我 力量，认为苏维埃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与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斗争，国民党已 频于坍台。以后反苏维埃运动的斗争只不过是“偏师”的作用。在这一错误 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 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 提出了动员三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三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 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 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 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因为苏维埃与 红军的更大胜利，必然会更促成国民党反革命的拼死反攻。只要还有一口气， 他们是不会放下他们的反革命的武器不来与我们作斗争的。这是机会主义在 “左”的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中央分局在领导上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如认为鄂豫皖苏区处于平汉、陇海、津浦与长江之间，是四面受敌之地，对 国民党的威胁最大，敌人交通方便，而我们的发展与巩固是不容易的。这种 思想充分证明他们对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是悲观的，是失望的。 这种理论在反四次“围剿”军事受挫后得到发展，因此逃跑退却、张惶失措 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是造成反四次“围剿”失 败的主要根源。
在战略方针上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央分局当时认为，国民党在反苏维埃
运动斗争中已成为“偏师”，对我们不能成为严重的对抗者了，没有反对的 力量了，在战略方针上只有红军的进攻了，因之形成了当时的“不停止的进 攻论”或“无限制的进攻论”的战略指导方针，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 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 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 城，一直不停的进攻下去，当向前、昌浩提出红军连战半载，应予以休息整 训的意见时，分局、省委予以否决，致使主力红军经常不是走、便是打，而 应当的与可能的休息整训被忽视了。当敌人调兵遣将布置四次“围剿”时， 我们明明知道蒋介石亲自出马，四次“围剿”将到来，但红军还是死死围攻 麻城，“啃骨头”。只知道围攻黄安与苏家埠胜利的味道，而不分析现在围 麻城的具体情况与过去的不同。当我们还在屯兵坚城之下久攻未克时，而蒋 介石的精锐部队已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了。以致后来数战不利、 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并粉碎敌人的一路后，被迫西征，在战略的指导上也是 有根源的。
同时在战术上也是很笨的，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只知在正面与敌人死

拼，而不知在内线作战的情况下机动灵活的集中自己兵力于适当的时间与地 形上，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击破歼灭其一路，以粉碎其“围剿”。在军事上 积极布置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加紧侦察探明敌人的企图等。反“围剿” 的一切必须配合的工作都没有严重的注意，直到敌人深入苏区，才解麻城之 围，昼夜兼程溽暑行军赶往增援，以十二师三团之兵力对抗敌人约二十团之 众，致遭敌各个击破而不能解决战争。在战术上完全处于被动，敌来我挡， 而没有机动灵活利用自己的各种有利条件，造成敌人不利条件后，乘敌之隙 予以坚决的歼灭打击。数战不利后不再设法改变形势，而只是束手无策、退 却逃跑，遂造成反四次“围剿”的失败惨局，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
　　同时还应指出的是，自四中全会后，钦差大臣满天飞，张国焘、沈泽民、 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苏区后成立了鄂豫皖分局与省委，排挤了当地的一些老 干部。他们采取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方法进行大肃反，捕杀红军中优秀的有 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 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 比如，反四次“围剿”已经开始，还在逮捕人。如逮捕徐向前的老婆，收集 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这怎能不造成红军中干部的恐惧呢？又比如，因肃反 造成了仙居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 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农民们说，为什么 现在的负责人都是从外边来的呢？对军队的消极，如敌人打到河口一直进逼 黄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 早已自动来报告了。这怎能不影响到地方上的工作呢？的确，大肃反时，在 红军和地方上党的政民中捕杀了不少优秀干部，造成了恐怖情绪，损伤了自 己的元气。这也是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次“围剿”是否能粉碎呢？抑或是必然要失败呢？这一历史的问题，
以现在的眼光看，我认为是可以粉碎的，只要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时不犯上述 那些严重的错误，而又能正确的应用我们有利的条件，如地形熟悉、群众拥 护、情况明了、部队素质好等；而敌人质量差，内部有矛盾（如麻城守敌是 西北军旧部），动作不协同，地形生疏，群众不拥护，情况不明，外线作战 等。在客观上利用敌人的不利条件，并造成敌人不利条件，在主观上利用我 们的有利条件，并创造有利条件，反四次“围剿”的胜利是可能争取到的。 但是争取胜利的唯一条件是建筑在领导路线正确之上。如路线方针是错误了 的话，其他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过去张国焘始终不愿并反对总结反四次“围 剿”的经验教训，因为民主的、客观的来检讨这些问题，会揭发出当时领导 上的许多错误与缺点。但是，只有认真地总结反四次“围剿”的经验教训， 才能真正教育干部，提高工作能力，才能在失败的教训中有所收获。
　　徐向前、倪志亮附注：以上我们只写了在军事问题上的一些材料与意见， 至于当时党的政权和群众团体的一切工作概况，因为我们经常在前方参加作 战，很少到后方参加会议，且当时分局、省委、特委的一切决议与会议记录， 现在又无一点材料可作参考，故多未提到。即使在军事问题上，亦只凭记忆 所及，写得很不完整。但这些历史材料是真实的材料，而不是臆断。当然有 些问题是从今天的政治水准与经验来看的，以当时的政治水准与经验来说， 是不能明确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并把它提到原则的高度。所以，这些材料只 能作为参考，而尚不能当作鄂豫皖苏维埃与红军斗争的全面历史。
红四方面军西征概况及其经验教训

一、在脱离根据地前当时一般概况 四姑墩待命出发西征时的兵力如下：
第十师（三个团）师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主任傅钟，参谋长吴展。 第十一师（三个团）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主任周光坦（缺）。 第十二师（三个团）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代主任韩继祖，副师长
何畏。
　　第七十三师（三个团）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特，主任张 琴秋。
少共国际团团长陈友寿，政委缺。 以上共计十三个团，连总部直属各单位，共约二万人，枪枝占总人数四
分之三，弹药相当充足。 黄柴畈会议后，次日傍晚，红军主力四个师集结于黄安西境四姑墩附近
待命出动。然而这一严重的战略退却行动，除几个主要首脑领导人清楚外， 其余不仅团以下各级军政干部无从知道，就是师级军政干部也是坐在闷葫芦 里。因此在部队里只有单纯军事上出动的准备（检查伤病员，去掉笨重东西 等）、并无政治上的动员。这种领导作风，在当时看起来，为了保守军事行 动的秘密是应该的，而事实上是取消党内应有的民主，是个人独裁。
部队集结完毕，已是黄昏七时许。全军分成左右纵队向西北出动，时值
九月下旬。在此残秋深夜，每个指战员都只穿一身破旧单衣，但部队在行军 中，不仅保持着严肃的军纪，而且有高度的战斗士气。是夜行军通宵，行程 八十余里。次晨左纵队经夏店到达边界岭以西地区，右纵队经毛家集、汪洋 店到达二郎畈附近，企图对敌隐蔽，拟在当晚左右两纵队由原地出发，经广 水以南卫家店以北之段通过平汉线。是夜十二时，全军以紧张神速的动作， 均按预定计划越过铁路。
部队由四姑墩出发后，经过沿途各乡苏政府机关，而工作人员都向部队
要求发枪打游击，当时群众斗争情绪之高昂，由此可见。可是部队只将零星 的空枪发了一些，而不是有计划的来武装群众；相反，在后方保存的大批枪 枝都全部毁掉。这种对革命犯罪的行为，充分证明不相信群众。
二、西征途中几次战斗经过
　　（1）右纵队遭敌袭击。我右纵队越过平汉线后，七十三师之一部，遭敌 第十师尾击。当时激战约三小时，该敌被我击退，敌我均微有伤亡，惟我大 行李失掉一部，又失电台一架，但敌畏我力量强大，不敢尾追。全军越平汉 线后，在陈家巷（平汉路西五十里）两路合并一路，越过损水，是夜十二时 到洛阳店宿营。次日继续西进，经贯庄店、厚坡进入随县地区，至新店子。 沿途看见红二军的标语，询问当地老百姓得悉红二军在两三日前经此南下。 当时在随县西海陶家巷子，我后卫十二师击退敌三十四旅罗启疆部。部队到 鲍家店歇兵一日，在该地召集师以上干部商讨我军南下，去与红二军会合。 张国焘意见，若与红二军会合，大兵团行动笨重，加以湖北大水灾，粮食困 难。当时决定到鄂豫边境原红九军地区歇脚。
　　（2）敌人尾追我军在新集之战斗。我军进到枣阳南之新集，与敌第一、 第十、第八十三、第四十四各师及罗启疆之三十四旅激战一日后，我十一、 十二两师伤亡甚大，未能彻底击溃敌人而解决战斗。至黄昏前，敌五十一师 范石生部亦由西南方向我进逼，与我七十三师之一部激战。在战斗更加严重 的情况下，张国焘拟向西南方渡过丰乐河，进入襄河以东地区活动，当时该
　　
方已被敌人堵截，于是入夜后又改向西北行动，此次激战当中，我军牺牲三 十二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而二十九团团长李隆兴、三十五 团团长高召先、三十二团团长刘良善、三十二团政委程世才均负伤。全军总 计伤亡指战员五百余名，惟敌之伤亡尚倍于我。
　　在该战斗中，我军缴获敌之轻重机枪与自动步枪三十余挺，步枪七百余 枝，子弹百余箱，俘敌一百余人。当时为了便于行动起见，随将缴获之步机 枪及我军减员之空枪计约千支全部破坏。我军负重伤之指战员，全部安置于 该地居民家中，并每人发休养费十余元，而营以上干部尽随部队带走，由于 此次伤亡过重，遂将少共国际团分拨各师填补空额。
　　（3）土桥堡冲破敌人堵截。自新集战后，经一夜行军，次日上午进到枣 阳西南（约五六十里）之土桥堡时，突然发现敌六十五师刘茂恩部、已先我 占领该堡，堵截我军于此，我先头师冒敌人大炮、机枪火网之下，仍继续向 西北方突进，占领该地一带村庄而掩护全军通过。此刻西方又发现敌一团向 我攻击，与我七十三师接战，午后三时左右，在襄花公路上我警戒部队（三 十一团）又与增援土桥堡之敌一个团接战。同时我军在疲劳不堪之情况下， 一举反攻击退两路之敌，并消灭其大部。此时，土桥堡寨内之敌则陷于孤立 无援。入夜后，我军继续向西北行动，是役我军伤亡指战员二百余人，我十 师师长王宏坤负伤。
自新集、土桥堡所经沿途，原系红九军活动地区。因该地新遭国民党摧
残，群众对我军竟有恐慌现象，未能供给敌情以至响导，使红军进入该地区 后，对敌情不明，故在新集、土桥堡两次与敌激战，事先均毫无准备。
为了摆脱敌人起见，于是夜十二时许，我军由该地越襄花公路经七房岗
向西北方无目的地前进，经新野、邓县之间直趋浙川以南。徒涉丹江，沿滔 水上游，经财神庙进抵南化塘。此段行程十日，约七百余里。该段地区，旱 灾连年，土匪遍地。当地殷实富户，畏匪骚扰，避居城内；穷苦农民，为衣 食所迫，多逃避他乡觅食。以至沿途农村庐舍多成废墟，田园大半荒芜，甚 至渐、邓之间，竟有数十里人烟断绝。此间季候正值初冬（阳历十月中旬）， 我军在这段行军中，每晚宿营部队粮食征集甚感极大之困难，对铺草与燃料 亦发生许多忧虑。全军指战员处此饥寒交迫情况下，部队之巩固仍然如故。 否则，就不能打垮敌之尾迫与堵截。但是由于连续日夜兼程行军未得休息之 故，连队中战士因病掉队自属难免，但逃跑之现象仍未发生。由此可见当时 部队内部巩固坚实之情况。
（4）南化塘停留三日。南化塘位于郧西县东北境内。为鄂豫陕三省毗连
地区。部队自脱离苏区后，时日约近三周，行程约近二千里。由于无计划、 无目的行动，兼之越平汉线西行抵枣阳原红九军活动地区，原想歇脚又遭敌 之尾追与堵截，虽在两次激战中将敌击败，但由于情势严重未能使自己立脚， 迫使自己依然将部队向西拖跑，对敌情难以明了，致仍处于被动地位。
　　到达南化塘后，获悉敌胡宗南部已到郧西，而刘茂恩、肖之楚两师又跟 踪追来，该敌先头已与我十一师接触，随乃继向西进。由于上述之敌情，由 于陕南龙驹寨敌人兵力薄弱，我军准备北折出陕南龙驹寨。但顾虑到该地山 大人稀，大兵团长期屯留，唯恐粮食供给不易，因此决心直趋漫川关。
　　（5）漫川关的战斗经过。十一月初，原拟取漫川关入汉中，部队进到漫 川关以东时，始获悉陕西军一部已到漫川关防我北进。胡宗南师亦取道郧西 经上津图占漫川关。当时与我遭遇漫川关以东。而刘茂恩、肖之楚两部亦由
　　
我军进路跟踪追来。并企图截断我军在漫川关以东北进竹林关之小路。并与 我三十四团激战终日，我伤亡甚大，终以指战员英勇作战支持了当时危局。 我军处于小岭险峻之谷地，遭敌前后夹攻，此时张国焘竟束手无策，惟全军 指战员依然表现出坚毅的战斗精神，表示要坚决打破敌人围歼我军之计划。 故于是夜决定部队向北唯一的一条通道突围。黄昏后十时许，全军在敌人步 枪机枪火网封锁下，经羊肠小路之夜壶岭向北运动，是夜我先头一部抢占竹 林关要隘，而进入商县以西杨家斜附近休息一日。
　　原拟由商县以西取道凤凰嘴进入汉中之柞水、镇安地区，我军进至凤凰 嘴以东地区时，而胡宗南师已先由山阳占凤凰嘴，阻我西进，于是我军仍折 而向北，经曹家坪分两路。一路出汤峪，一路出库峪（汤峪是右纵队七十三 师、十师、库峪是左纵队十一、十二师，总部随右纵队）穿秦岭。我左右两 纵队经此两谷道，沿途经过之地区，山势险峻，地瘠人稀，致使部队行军宿 营都感极大困难，尤以粮食征集，在极端严重情况下，仍然照顾穷苦农民利 益，用钱购买，由于上述情形，使部队行动陷于迟滞，左纵队先头闯过秦岭 后，迳至西安南五十里引驾回，向西安警戒，以掩护全军安全通过，是日全 军进入关中平原。次晨我七十三师，迳至西安以西四十里五渠，歼敌杨虎城 部特务团两营，当晚即在该地区宿营。是夜大雪通宵，次日全军左依终南山 麓继向西进，抢占子午镇前进据点。
（6）进入关中地区后的几次战斗。我军进入关中平原威胁西安，杨虎城
乃派兵堵截。我军一战于引驾回，再战于五渠，三战于子午镇，以上三次战 斗，敌人均被击败。我军进至鄂县南彷徨镇时，分为前后两梯队。前梯队先 行后，敌刘茂恩、肖之楚、杨虎城部由东北两面向我逼近。敌胡宗南师独立 旅又突由彷徨镇以西截断我后梯队西进去路，并形成对我后梯队东、北、西 三面包围形势，而南路又系秦岭，攀登不易。前梯队即派三十二团折回，与 后梯队一部夹击敌之独立旅，击溃之，唯我十师代师长曹光南同志牺牲，全 军仍得安全西进。此役我三十二团团长孙玉清同志有大功。
十二月三日抵马公镇，由盩厔南之新口子再越秦岭，行约七日至小河口。
此时，部队内部有一些干部对西征行动表示怀疑与不满，所谓“究竟到那里 去？”成为当时人们的见面话，所以在入新口子前，三十三团第六连两排人 由该连长带跑。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等同志，对张国焘相互议 论。当时张国焘为了缓和不满情绪，遂召集几个师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并 未具体解释行动方针。后来，上述诸人被张国焘以“肃反”为名而谋害了。 新口子至小河口之谷路，系由关中进入汉中以东地区之孔道，而小河口 为进入汉中咽喉。敌因该路沿途居民稀少。未敢经此路尾迫，但由于敌之情 报联络，而汉中驻敌三十八师一个旅（两个团）先扼住出口，以期封锁我军 于谷内，陷我于绝境。十二月十日我军终能胜利的冲出谷口，将该敌全部击 溃。是日乃进入汉中平原地区，当晚赶到神仙村宿营，神仙村南距城固、洋 县约五六十里，该两县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汉中驻敌三十八师及敌一师已出 北栈道而未抵汉中，而肖之楚、刘茂恩两师已抵安康地区。全军在神仙村休
息一天后，于十一日夜渡至汉水南岸，进至尚元观。
　　（7）尚元观会议。根据上述各方敌情尚不吃紧，乃决定在尚元观休息三 日。并举行全军党团活动分子大会。在这一会议上仅只检讨在行动中部队减 员数目及群众纪律，至于脱离根据地的原因及今后行动方针却毫未提到。
当时认为部队急需得到短期休息恢复疲劳，是时已入严冬，冬衣急待解

决，故拟在汉水流域南岸，以西乡、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创立根据地。该 地面临汉水、背靠巴山，而在地形上有利于我，惟因年景欠收，兼之敌情日 趋严重，遂未下定决心（据现在回忆，主要还是害怕敌人）。此时正值田、 刘军阀混战方酣之际，我军遂决定乘隙越巴山进入川东北地区。故部队自尚 元观开动，经孙家坪抵沙河坎，休息一日，继而进至钟家沟、峡口一带，筹 备粮食与调查翻越巴山路线。根据当地居民指导，自钟家沟沿龙池，白阳关 到达两河口，计行程二百一十里，该路为陕南入川大道。惟因连年土匪抢劫， 不仅使来往客商绝迹，同时沿途居民亦隐匿无余。根据该路上述情况，我军 遂派二一七团先遣侦察。该团经一日半兼程行军，翻越巴山，进抵两河口。 该团到达该地后，即将敌二十九军驻防部队一营驱逐，我先遣团屯驻于该地。 两河口为巴水之源，西距通江县城约二百里，该地为川陕交通要隘，亦 为大巴山脉主要市镇之一。我先遣团占据该地后，全军携带三日干粮自钟家 沟复继跟进。此段山脉为巴山肴岭，拔海三千余尺。部队正值翻越山岭途中， 风雪交加，全军深入万山云雾之中：同时所经道路之两侧，既无村庄又无店 铺，丛棘乱石满布遍地。惟路旁只存几处废墟遗迹，借以识别路径。当时指 战员依旧是破旧单衣，赤脚草鞋跋涉雪山之中。但我军在行军途中，歌唱与 说笑之声震荡着凄凉阴霾之群山，使部队不感行军之苦。这种愉快的情绪， 是由于二周来全军涉过汉水后摆脱敌人尾追与堵截，和在尚元观、钟家沟两 度休息并获得饱暖的生活所致。部队经三日行程抵两河口，为了征集粮食及 宿营起见，全军进到长坪与苦草坝一带屯驻。我十二师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
将通江县城驻敌两营驱逐。该城即为我先头师占领。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据计全军人员约一万五千人，西征已历时三个月， 行程三千余里。一再越秦岭，涉汉水，翻巴山，路经二百余里荒无人烟的地 区，冷馁交集，困难万状。途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几次与敌接战，且战 且走。经过新集、漫川关两次恶战，伤亡甚大。在几次战斗中。虽然胜利的 将敌人击败，但在整个军事行动上，还是挨打的架子，没有摆脱被动局面。 由脱离苏区时之二万人，西征中共损失五千人，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红四方 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后之长征，至此即告结束。
三、西征的经验教训
（1）政治上的动员解释十分不够，甚至可说完全被忽视了。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鄂豫皖的农民，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土
生、土长地发展起来的。在脱离苏区的时候，是张惶失措的退却逃跑，在思
想政治上未能作必要的准备，在既脱离苏区越过平汉线踏入西征的长途以 后，又不利用时机作必要的动员与解释，因之，在战士中、在一部分干部中 失败与思家的情绪及“究竟到那里去？”的问题，就必然地产生了。这种情 绪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无关重要的、尤其是在长征中且战且走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应特别加以注意与克服。但在以张国焘为首的领导上。当时并未及 时地进行必要的解说说服工作。以致有些人由失望悲观而动摇。如三十三团 某连长在关中时，带两排人乘夜逃跑。这种现象虽不是普遍的，但是很严重 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一工作抓得不够，甚至是完全忽视，所以使部队受到不 应有的损失，这一教训应当引起注意，并引以为戒。
（2）西征的行动是无计划、无目的的。 因为西征是张惶失措的退却，所以在原定外线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后，为
强敌所迫，在行动上没有一定的计划和一定的目的，在军事行动上没有想尽

一切办法争取主动，而是随打随走，无目的地乱窜。如枣阳新集战斗时，原 拟由丰乐河渡汉水到鄂西，因范石生师的截击而改向西北行动。原拟由商县 出汉中到凤凰嘴，因被胡宗南师所阻又入关中，到汉中后才被迫转入川北。
（3）没利用间隙检讨总结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脱离苏区？过平汉线后究竟往那里去？为什么几次改变行动的方
向？这一切问题都是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以及中下级干部很关心的问题。既不 总结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又不及时解释行动方向的改变，以致许多 干部由不满而愤慨，甚至想去中央告状（如王振华等）。当时部队中是有很 多意见的，而张国焘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展开争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 压制不同意见来控制部队，甚至对抱不同意见的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 子，使之不敢说话。有人提出要把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而张国焘竟置之不理。究竟为什么使反四次“围剿”失败了呢？究竟为什么 要退出苏区呢？当时如能很好地进行总结。我想对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干部都 会有深刻的教育的，无论如何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只有这样， 才能使反四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不致因失败而白流了血。同时，当时党内 是没有民主生活的，张国焘借口军事行动须集中、须保守秘密，而把领导权 集中于个人。唯恐因检讨过去的经验教训会影响自己的领导威信，所以形成 了当时党内的一种畸形生活。
（4）部队在长征过程中，在张国焘的领导上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
在红四方面军整个部队说来，因它是在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是经过长期与 国民党残酷斗争的锻炼，所以它在长征中边走边打，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和 疲劳不堪的情况下，仍能战胜敌人的追堵，克服了种种困难而最后进入川东 北，重新创立根据地。这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英勇奋斗、克服困难的精 神，是值得我们夸耀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苏区进行长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但
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最后终于依靠保存的有生力量， 结束了被动局面。变失败为胜利，重新创建川北苏区，在这一点上来讲，它 本身是有伟大意义的，我们应予以足够的估计，而不应抹杀其意义。
倪志亮同志注：西征这段材料，主要是向前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些材
料加入里面，但未经他来看。现将这段材料印出来，供参加过这次行动的同 志参阅后便于回忆，以期尔后座谈时提供意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 创建与发展

.黄麻秋收起义与边界武装割据，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 师·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一）大会宣传大纲
（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① 一、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 我们农民，尤其在近年以来，所受的痛苦，日见厉害，百物日视昂贵，
生活日见困难，又加之兵荒匪祸、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刮削、土豪劣绅的 摧残，弄到我们农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受尽欺压！我 们要想不受痛苦，就要打倒欺压、剥削我们的人。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呢？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不行，必须要结合多数人的力量才可以做得到。比如有一 只老虎，我们一个人去打他，就要被他吃了，假如我们结合多数人去打他， 大家同心协力，一定就可以打死他，这就是团结的利益。农民协会，就是我 们这些受人欺压、剥削的种田老所结合的一个会，为我们本身谋利益的一个 会，只有大家都加入这一个会，同心协力的做去，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 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欺压、剥削我们的人，去掉我们的压迫，解 除我们的痛苦，使社会和我们的生活得以平安。这样说来，农民协会是我们 求解放的唯一大路。
二、农民协会没有地域、家族的界限
　　农民协会自然是我们种田老的一个会，为我们种田老解除痛苦的一个 会，我们种田老，无论是姓张的姓李的，湖北的湖南的，痛苦都是一样，我 们真正是患难的兄弟，当然没有什么地域的界限，也没有什么家族的界限， 不管你有姓张也好，姓李也好，湖北也好，湖南也好??只要你是种田老， 所[就]应该加入农民协会为会员。因为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都是站在 一起来压迫我们的，假如我们大家种田老，不团结一致，而分出什么地域或 家族的界限，我们的力量就分散了，一定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欺压、剥削我们的人，我们的痛苦就永远不能解除， 我们就永远不能见天日，只有我们大家种田老都不分彼此，结成亲爱的患难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大家一心的奋斗去，才可 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我们的痛苦，这是我们要紧紧记着的。不但如此， 我们并且要联合工商学兵各界同胞，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三、省县区乡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组织，是乡农民协会，有了三十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假如附 近的地方，有了三个乡农民协会，就可以成立区农民协会；假如一县有了三 个区农民协会，就可以成立县农民协会；假如一省有了五个县农民协会，就 可以成立省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归区农民协会管，要听区农民协会的命令； 区农民协会对于县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对于省农民协会，也是一样。乡农 民协会对于区农民协会的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县农民协会提出抗 议；区农民协会对于县农民协会的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省农民协 会提出抗议；县农民协会对于省农民协会的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 全省代表大会提出抗议。但是我们在抗议未解决时，还是要服从上级机关的 命令，因为我们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不只是要团结在一起，并且要行动是一



① 此时间是《大会日刊》登载时间。

致的，才有力量，譬如有很多的兵士，要是没有司令，或者有司令大家不听 指挥，这是要必败无疑的。各级农民协会，是我们的指挥官，省农民协会是 我们的总司令部，我们为增大我们的战斗力，应该统一指挥于省农协，应服 从省农协的命令。再者，我们还要知道农协的组织，是民主专权制，每次代 表大会，都是由我们会员举出代表，决定许多方针，将这些决议，交给执行 委员执行，我们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指挥，也都是我 们以前自己所决定的。
四、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历史 湖北省农民协会是民国十四年十二月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成立的时候，有组织的县份不过黄梅、黄冈、黄安、汉川、枣阳等数县，会 员不到三千人，这时候处在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工作极其困难，不到三月， 即去年三月十一日，即被直系军阀封闭，并将执行委员聂鸿钧捕去，遂不得 不由武昌迁至汉口秘密工作，虽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农运亦日有发展，至 去年七月，有组织的已经增加到十余县，会员已经增加到三万余人。北伐军 占领武汉后，农民运动更有一个突飞的发展，到现在，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 份，达四十余县，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余县，会员发展至四十万 人，较之省农民协会初成立时，增加了一百五十余倍。可是，我们的农民协 会越发展，土豪劣绅的进攻、破坏，也就越加利害了，如黄冈劣绅李品三， 指使保卫团，勾结驻军，殴打农民；如蒲圻土豪但春林，指使警察殴打农民， 摧毁农会；如汉阳劣绅王南宾等，勾结军警、流氓殴打并拘捕省农会特派员 及区执行委员；如武昌土豪许楚等假禁烟之名，勾结军队摧毁农会，捕打农 民，缴去农民自卫团的枪械，抢劫农会及街坊，骇死产妇；如沔阳、黄安、 天门、黄梅等县土豪劣绅，勾结流氓地痞，土匪逆军；摧残农民及农会?? 这一类的事实，真是多到不可胜言！此外如造谣、恐吓农民，办假农会欺骗 农民，或组织各县土豪劣绅的反动团体??更是所在皆是。但是无论土豪劣 绅怎样破坏，我们的农会还是一天发展一天，农会的基础还是一天巩固一天， 这都是我们团结的力量呀！不过我们毫不要自满，我们更应该团结着我们的 力量，很小心的、很精细的和他们斗争，才可免于失败，我们不要自骄，疏 忽了反动势力的力量。
五、代表大会的意义
　　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像么样呢？第一、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使我们的 组织更加严密的统一，我们的力量更加伟大；第二、审查我们过去的工作， 那些是做得对的，那些是做的不对的，作为我们以后工作的标准；第三、确 定我们目前的责任，那些事情是应该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和统一 我们的进行计划。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已得着不少的经验 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十万分的宝贵，我们从这许多过去的 经验中，考察现在我们敌人的力量，我们自己使[的]力量，和社会上一切的 情形，把各地的农协代表，集在一起，根据各地实际的情形，大家细心的研 究一次，决定我们许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在革命上，农协的发展上，我们 农民的解放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此次所选出的代表，要 非常慎重，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我们的意见的人。我们这个地方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要些什么，要他们在大会去解决。我们切莫受人家的运动，或随着选出 土豪劣绅，和不能忠实于我们农民的人出来做代表。顶好，我们尽量的选我 们种田老自己出来当代表。我们要认清，这是农民协会的代表会，是我们种
　　
田老自己的会，我们的代表是要尽力的找我们种田老来充当的。我们假使不 慎重，选出了反动派，这是我们自杀，对于我们有无穷损失，我们要万分慎 重！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如何，是要看我们所选出的代表如何而定的。 全省代表大会，是我们全省农民协会的最高机关，他所决议的案子，我们全 省的农民协会都要服从，因此，我们选举代表，更不可不万分的慎重。
六、我们的口号
（一）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
（二）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
（三）巩固农民协会的基础！
（四）拥护孙总理的农工政策！
（五）拥护国民政府，实行最近政纲！
（六）拥护湖北全省农民协会！
（七）拥护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八）减轻佃农租课！
（九）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税！
（十）严禁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十一）赈济灾荒，赶快修堤！
（十二）乡村的事由农民作主！
（十三）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严禁武装袭击农民！
（十四）取消包佃制，打倒包头！
（十五）取消黑碍、小课、新鸡、新米、信钱、课洒、满斗等一切苛例！
（十六）禁止隔年收课！
（十七）反对土豪劣绅办假农会和加入农民协会！
（十八）不分地界、族界，凡是种田的都是好朋友！
（十九）选出真正代表农民的代表！
（二十）全省农民团结起来！
（二十一）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
（二十二）拥护中国国民党！
（二十三）拥护国民政府！
（二十四）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二十五）湖北省农民协会万岁！
（二十六）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二十七）农民解放万岁！
（二十八）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选自《大会日刊》第一期）

（二）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①
　　在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社会里面，传统的宗法思想、封建制度的 流毒，浸润了整个农村社会，笼罩了所有的乡村农民。近八十年来，帝国主 义者挟武力与经济的势力而俱至，落后的中国，亦任其蹂躏与宰割。帝国主 义的经济势力，统治了商埠与都市，逐渐的蔓延浸渍到中国的农村，现在穷 乡僻壤，我们都看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足迹，看得到帝国主义者剥削宰割的 惨酷情形。帝国主义者培养了在中国统治的忠顺工具——军阀官僚、土豪劣 绅，于是农民所受的痛苦，更无以复加！在这样普遍与深刻痛苦情形之下， 胎育和培养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种子。中国农民，是要求解放最迫切的群众， 是国民革命战线上最雄厚最伟大的势力！
　　湖北的农民，当然逃不出全国的例外，所受的苦痛更有逾于此者。半年 以前，北洋军阀——吴佩孚和他的爪牙，统治了整个的湖北。横征暴敛，民 不聊生；红契复验、盐斤加价??剥削农民，无所不用其极，湖北农民的痛 苦，寸笔难书。在这种苛政宰割之下，渐渐激起了湖北农民的政治争斗，这 种争斗，在湖北农村里埋下了革命运动的火线。
　　本会在这样初起的农民争斗运动当中，占在领导的地位；各地农民，在 军阀压迫之下，循着本会的指导，很艰难困苦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树立 了湖北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使湖北的农民认识了他们的敌人和他们的 出路！
自从去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后，很短时期以内，肃清了长江中部，打
倒了宰割湖北的北洋军阀。革命的势力统治了半个的中国，革命的空气，弥 漫了整个的中国。湖北民众，在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期当中，更认识了自 身的力量，和当前的责任。革命的民众，知道自身有强大的组织，才能解除 痛苦，才能打倒敌人。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到了五十余万。 地域普遍到四十三县。革命民众组织的发展一日千里，在军事胜利以后，民 众的兴起，实在是革命前途最可喜的现象！
湖北目前在革命空气包[围]的当中，在政治上给予了我们农民以组织的
自由。几千年来，拘囿于宗法社会的农民，自己醒觉起来认识了现代剥削制 度的社会，喊出了要求改良生活的口号，要求铲除剥削的制度，但是这种种 最低限度、最合理的要求，立刻和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土豪劣绅、大地主冲 突起来。这种冲突和争斗，现在乡村中很普遍的扩大开来，这种争斗的扩大， 在革命前途观察起来，是最可乐观的。我们组织的发展，在国民革命运动中， 要增加伟大的力量；我们争斗的扩大，在国民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可以铲除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真实基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本会自十四年十二月成立以来，在这一年余的历史当中，尽了可能的力 量，发展各县农协的组织，领导农民去争斗。我们现在要严密我们的组织， 增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革命运动中，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所以决定三月 四日召集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解决我们最重大的问题。这一次大会 的召集，担负了严重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这一次大会是湖北全省农民第一 次的集会，在这一次集会里面，可以把整个湖北乡村中的压迫和痛苦，和盘 托出来，使我们更认识乡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迫切要求；农民在大会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