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十年磨一剑 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五大野战军诞生。刘伯 承、邓小平执掌第二野战军帅印。


　　1949 年 2 月 11 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 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 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 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 解放南方诸省。
　　刘伯承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列席）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返 回部队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新的任命的。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夺取革命战争彻底 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人熟一秋，稻熟一晌。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 的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经过近 30 年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和 变幻莫测的风云变化，到了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各自的力量及其在中国 社会中的地位，都在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交换 着位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各自的相反方向急剧转化。
还在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之时，毛泽东就
预测：
　　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 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
（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
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仅仅在毛泽东说了上番话的两个月之后——1948 年 11 月，形势的发展
使他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两个月前自己对革命胜利时间作出的估计，他说： 我全军 9、10 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 了敌我形势，7 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
（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 300 万人，我军则已增至 300 余万人。9 月
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 500 万，歼敌 500 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 9、10 两月的伟大胜利， 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 到了。
　　前后估计上虽然仅差两个月，但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整整提前 了两年的时间。这个两年，使得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军事家都大惑不解，也让 后来众多的历史学家难以研究明白。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尽早 到来，中央军委在我军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统一全国解放 军组织和番号的要求。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 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 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 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该规定把野战军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1949 年 1 月底，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举世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的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借大的北中国成为共产党的 天下，蒋介石的 100 多万残存部队退守长江以南。扫平南中国，彻底打倒蒋 家王朝已指日可待。这样，以地名命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 宜。因此，中央军委遂又明令全军，取消野战军用地区化分的办法，把原西 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 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 主任张德生，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 6 个军。把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 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 五兵团共 9 个军。把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力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力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 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 第九、第十兵团共 15 个军。把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为司令 员，罗荣桓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为邓子恢，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为 政治部副主任，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为 副参谋长。
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委把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直属
中央军委指挥，未设野战军一级领导班子，下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 团共 11 个军。 1949 年 3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 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十八、 第十九、第二十兵团。
此次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第二野战军，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二九师从原来的万余人发展到 30 多万人，建立了广 大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使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又经过三年解放 战争的战火锻炼，这支部队更是被铸造得能征善战，成为一支无敌雄师。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
战危机，1945 年 8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 方性的正规兵团”。8 月 20 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 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 动战的转变。
　　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 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至三万人的野战兵团。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 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 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 豫、冀南、太行和太岳四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
29 万余人。
　　1945 年 9 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 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 10 月 7 日，冀鲁豫军 区主力编为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旅），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
　　
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称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陈再道任 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称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 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称第四纵队（辖第十、 第十一、第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 军区另组 25 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 年 11 月 10 日，原定以第一纵队为基础另组 25 个团的 架子调往东北。但后来因形势发生变化，第一纵队在开往东北途中到晋
察冀军区时，即留在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 月 11 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八军改名为 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 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 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 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七纵队（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杨勇任司 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四纵队（不含第十一旅） 去东北，组成第八纵队（辖由第十一旅改称的第二十二旅、新组建的第二十 三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二十四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 员。 12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大岳军区。随后，第 四纵队与第八纵队（不含第二十四旅）合并，称为第口纵队（仍辖第十、第 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
四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 员张玺；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政治委员李寻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洲率第五十五师于河
南巩县起义，后与第十七师汇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 洲为军长、汪峰为政治委员。
至 1946 年 6 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它地区的
以外，尚有野战军五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 27 万余人。
　　从 1945 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 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 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 一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抗战 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 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军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 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作 了充分的准备。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 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 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 任务。据此，军区于 6 月、27 日，以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后增加第二纵 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担负豫东 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 7 月 14 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 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膝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 年 7 月至 10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 连续取得东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打击。与此 同时，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 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 月， 第四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 野战军主力取得了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 1947 年 3 月
至 5 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 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 6 万余人，克城 30 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 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 年 12 月 12 日，以冀鲁豫军区 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 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 12 月 20 日，第一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 年 3
月 16 日，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并为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 治委员。
　　到 1947 年 6 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 42 万人，其中野战军为五 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
10 个。
　　遵照党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 针，1947 年 6 月 10 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 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 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 月 23 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濮 阳、寿张地区出动。6 月 30 日晚，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 12 万余人，从临濮 集至张秋镇 300 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 战役，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 6 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 年 7 月 2 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
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五师），依次组成第八纵 队（辖新组成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旅和第二十四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 第九纵队（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 镇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旅），由王宏坤 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 十三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辖第三十 四、第三十五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 年 7 月 27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 镇纵队及孔从洲、汪锋之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 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 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 胜利挺进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八纵队之第 二十二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 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到 1947 年 11 月底，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 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 15 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 桐柏和鄂豫陕五个军区，以及 31 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十、第

十二纵队和第五、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五、第二十八旅以及第三十八军 之第十七、第五十五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 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 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 1948 年 5 月 9 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 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 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 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的鄂豫军区（有五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 治委员；皖西军区（有三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 豫皖苏军区（有八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 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三十八军军直和第四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 六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三个军分 区及第二十八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三 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
（有两个军分区及第十二旅、第十七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 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二十旅），杨
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四、第六旅），陈再道任 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 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 二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 第十八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 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
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而后进 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 年 10 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 11 月至翌年
1 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 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峙集团 55.5 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 部获得解放。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矛
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 军事等物质力量方面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战争双方 指导者的主观因素。
　　在 1948 年底、1949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 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与人民解放军拥有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将 才是分不开的。刘伯承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日本人阿布秀山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 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 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徐奇的一个。”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或是研究历史人物时，为

了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当、具体的评价，往往喜欢采取比 较的方法。
　　不论是中国的军事吏学者或是西方的军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 的军事人物时，最喜欢把刘伯承、林彪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
　　林彪晚年有野心，阴谋不成乘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让世人唾弃， 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所应具有的突出地位。 林彪与刘伯承一样，历经百战，战绩不菲，曾获有“常胜将军”之称。在红 军时期，24 岁成为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他则率 一一五师。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声名传扬中外。解放战争中，他主掌东北野 战军帅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指挥打了一个半多。血战四千街， 举世瞩目，全歼廖耀湘，战史称绝。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这些当年他 在黄埔的学兄，国民党内有名的战将，被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 力，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林彪打仗，大处如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 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人扣。林彪指挥的许多战斗，成为了我军军 史上的作战范例。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林彪都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刘伯承与林彪，谁更胜一筹呢？ 刘伯承，出身于贫寒之家，崛起于乱世之中。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
国。早在讨袁战争中，就以勇谋双备、用兵神奇声名隆于川军诸将。北伐时，
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之重任，雄视一方。南昌起义，他与周恩来、 朱德等共谋义举。红军时期，他执掌红军军校校长之职，为共产党军队培养 了一大批杰出的将官，并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飞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抗战中，率一二九师，兵新孙武，七亘 村重叠设伏，神头岩歼敌，奇招叠出，屡战屡胜，声震敌胆。解放战争中， 上党、邯郸、陇海、定陶之战，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率 20 万之众，强渡黄河， 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孤军深入敌人腹地、重围之中，游刃有余，更显出大将 风范。淮海大决战，千军万马，风云变幻，刘伯承置全局于掌心，察萍风于 独目，大开大合，阵地战、伏击战、攻坚战、运动战，运兵如指，连蒋介石 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纵观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的全过程来看，刘伯承更有自己的许多不同之
处。
一位日本军事史的研究专家因此写道： 刘伯承、林彪无疑都是战争奇才，两人都有将帅的大气与雄才，然而，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看，还是从战术史上的价值看，刘伯承
都胜过林彪。林彪的杰出，主要集中在 1946 年到 1949 年短短几年中，而刘 伯承却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位置。研究 1946 年以前 的中国战争，除偶尔需涉及林彪外，大多可以不提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 将领，却不可以忽略刘伯承。更重要的是，林彪的胜利，常常有优厚的外部 条件，起码，他的部队所拥有的条件比刘伯承部队的条件好一些。林彪指挥 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取胜的。他在东北一展宏才，也 有三个刘伯承孤军挺进中原时没有优势。一是装备，日本人和苏联人都留给 他不少先进的现代武器，使他的部队装备上明显优于同时的其他野战军。二 是地利，他一进东北，便有现成的地盘和久战于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持， 而且始终有北满作为后方。三是东北偏于边关，蒋介石军队装备的补充，兵 力的支援都比较困难。而刘伯承一生之战中，一直处于劣势逆境，打苦战、

打险战，常靠智谋和细致才能取胜。他率兵深入中原，外是国民党重兵重围， 内无粮草弹药的补给，无后方，无后援、无友军配合，而且北方士兵不惯于 南方山地，军队数量装备明显劣于敌军，他却进退不乱方寸，攻守均有条理， 很快打开中原局面，改变了全国战场的格局。刘伯承指挥的很多战役，都是 战术史上价值非凡的典范战例。因此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比林彪 才能更全面、而且更富于创造性。
刘伯承回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之后，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接着又主持召开了
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任命了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成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
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为政治部主 任，王蕴瑞为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 司令员杜义德兼，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范朝利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参谋长， 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由曾绍山担任，鲍先志任政治委员，郑 国仲任副军长，钟汉华任副政治委员，杨国宇任参谋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 任。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萧永银任副军长 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
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赵炳润为后勤部 部长，杨世荣为后勤部政委。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军 长由周希汉担任，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陈唐任副军长，廖冠贤任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军长由李成芳担任，政治委员雷荣天，王启明任副 军长兼参谋长，朱佩■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军军长由秦基伟担任，谷景 生任政治委员，余洪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副政治委员，
甘渭汉为政治部主任，潘焱为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吴机章为后 勤部长。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第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担任，王 辉球任政治委员，戴润生任副政治委员，杨俊生任参谋长，吴实任政治部主 任。第十七军军长由王秉璋担任，赵健民任政治委员，萧元礼任副政治委员， 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军长由张国华担任，谭冠三 任政治委员，昌炳桂任副军长，王幼平任副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郭 影秋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战车队，
一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孔从洲任副司令 员，徐立行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 28 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
1500 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 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雄师：第二野战军 一、旌旗指江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 胜利者。”
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 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 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
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
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 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 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 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 “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 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 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 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 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 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 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其三，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
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 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 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 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 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 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 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 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
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 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 石不可能不完蛋！”
　　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 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 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在 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 34 人（原中央委员缺 4 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 席会议 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 11 人，中央委员 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 20 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

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 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 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 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 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 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 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 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 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 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 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 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
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 山等于 2 月 28 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
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
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 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
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 3 月 14 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 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
主要是：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 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 17 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 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 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 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
　　
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
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 20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 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 这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 4 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 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 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 即：
　　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 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 11 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
山 5 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
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 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 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 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 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
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 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
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
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
江。”
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
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
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 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 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 3 万新兵和 3 万俘虏，请求全 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
　　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 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 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 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 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 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 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 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 11
月 15 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 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 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 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 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 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 方向，为时已晚。敌 60 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 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 徐州集结。11 月 8 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 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 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 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 80 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
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 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 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 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 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 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 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 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 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 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 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 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 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 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 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 60 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 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 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 10 月 31 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 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

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 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 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 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 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 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 军作战。
　　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 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 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 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 80 万人 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 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 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 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 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 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 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 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
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
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 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
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 是：2 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 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 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 175 公里至 200 公里的线， 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 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 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
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
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 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 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 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

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 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 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 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 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 不过 20 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 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 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 10 多个人， 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 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 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
这个小村中。
　　1949 年 3 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 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 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 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 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 “??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 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 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 3 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 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 击。4 月 8 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 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 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 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 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 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 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 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 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 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 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 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
　　
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 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 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 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 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 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 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 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 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 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 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 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 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 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 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 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 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 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
　　“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 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 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 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 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 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 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 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 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 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 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 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 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 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

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 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 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 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 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 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 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 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 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 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 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 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 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 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 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 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 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 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 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 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 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 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 14 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 20 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 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 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 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
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 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 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 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 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 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 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 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 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 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 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 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 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 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 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
　　
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 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二、残照全陵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 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 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 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 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 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 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 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 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 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 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 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 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 于本月 21 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 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 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
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 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 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
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 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
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 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 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 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 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 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 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 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 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

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 年 8 月 19 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
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 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
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 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 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 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 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 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 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 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 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
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 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 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
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 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
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 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 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
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 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 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 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 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 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 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 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 25 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 率，却是 200 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 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 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 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 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 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1945 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 10.3 万 亿元，为抗战前的 7000 多倍。到 1945 年 8 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 际已达到 1200 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 1947 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 6 万多倍。到 1948 年 8 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 前的 2500 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 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 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 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 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
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 1948 年 8 月 19 日起以金圆为本 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 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 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 行额为 20 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 8 月 19 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
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 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 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 年 8 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 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 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
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 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
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 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 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 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 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 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 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 年来， 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 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
　　
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 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 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 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 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 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
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
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
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 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 8 月 19 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 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 “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 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 12339 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
为 20 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 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 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 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 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 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
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 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 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 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 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 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 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 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 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 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 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 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 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
　　
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
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
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还有 64 名投进监狱 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 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 银、外币，共值 3.73 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 125652 两，美钞 3280 多万元。 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 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 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 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 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 “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 月 30 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 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 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
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
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 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
“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
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 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
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
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
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 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
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
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 烦??”
　　“怕个屌，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 决不宽恕！”
　　
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
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 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 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 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 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 一定按时到会。”
　　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 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 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 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噪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 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 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
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 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 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
　　“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 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 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 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 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 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 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
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 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 查办，老朽绝无怨言。”
　　“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 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 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 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
　　杜月笙的话象在平静地湖水里投进一个石子，立即引起一阵波浪。静寂 的会场立时又噪杂起来，巨商们无不为杜月笙将了蒋经国一军感到快意。
　　“这条老狗！”蒋经国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不甘示弱地朝会场挥挥手， 声情激昂地大声说道：“杜老伯为国不徇私情，精神可嘉，经国钦佩之至。 在这里，经国再次告诉杜老伯和到会的各位父老。本特派员衔命来沪的当天 就曾告示上海世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只要是祸国殃民的败类，不管是何 等人士，我照打不误！”
　　
会场又是一阵噪动，这是对蒋经国的赞扬之声。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名下的一家公司，宋美龄也参与了经营。
由于有这种特殊的背景，该公司搞不法黑生意无法无天，公司办得红红火火， 在上海享有盛名。宋美龄利用扬子公司发了多大的财，扬子公司利臣宋美龄 的权势做了多少不法的黑生意，恐怕连蒋介石也全然不知。蒋经国到上海虽 然“打虎”之声不绝于耳，但孔令侃置若罔闻，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 仍然我行我素。陶启明本来是孔祥熙安插在财政部的亲信，枪毙了陶启明， 也并没有吓唬住孔家父子，黑市生意照做不误，对于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 蒋经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碍于牵涉到来美龄，苦于下不了决心打这只“虎 中之王”。
　　抓了杜维屏，虽然激动了一下人心，然而却让杜月笙这只老狐狸将了一 军，使得蒋经国骑虎难下，进退为难。最后只得把杜维屏交给法院处理。法 院左审右审，找不出杜维屏更大的罪行，只判了他八个月徒刑。就这杜维屏 也高喊不服，雇佣了多个律师进行上诉，后又改判为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 款了事。处理杜维屏，本想震住其他奸商巨贾，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太子 的风头大锉。
市场更加动荡，抢购风潮不落，有人开始传言太子打虎已经失败。 曾经在赣南颇有政声的蒋经国，陷入苦恼，也被逼进了死角。现在放在
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鸣金收兵，回师南京；二是务必打住“大老虎”，
以再显决心。作为胸怀抱负、年轻好胜的蒋经国，选择后者才是他的性格。 因此，蒋经国前后思量，还是把他的尚方宝剑，最终指向了扬子公司。
蒋经国主意一定，一声令下，亲率打虎队浩浩荡荡直扑薄石路扬子公司
的仓库而来。 打虎队员撞开仓库的铁门，一拥而入。
库房里的物资堆积如山，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还有粮食、汽油、
无缝钢管等等，都是市场紧缺的物资。据报，扬子公司的仓库还不只一处。 此时，孔令侃也乘坐崭新的雪铁龙轿车赶到了仓库，是蒋经国打电话通
知他来的。
　　蒋经国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又看看若无其事的小白脸孔令侃，脸色 气得铁青，指着孔令侃向打虎队员大声吼道：“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虎队员一拥而上，把孔令侃从汽车里拖了出来，一副亮铮铮的手铐扣
在了他的手上。 到这时，孔令侃的脸色才白得不正常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表
哥，表哥！” 蒋经国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手一挥说：“带走！”
　　孔令侃被抓，首先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深知这位大太子的秉性，手里 此时又握着尚方宝剑，为了蒋家的天下，不惜牺牲至亲的头颅，这种事小蒋 是做得出来的。
　　宋美龄得到消息，匆匆打点行装，又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说上海发生 了一桩特大乱子，非她亲自去处理不可，然后，就飞往了上海。
　　宋美龄飞抵上海，蒋经国自知为何而来，但在宋美龄开口之前，却故作 不知，满脸堆笑，一直热情招待。
　　“经国，”宋美龄实在忍不住了，来到蒋经国办公室不足 10 分钟，开口 说道：“我是为令侃的事而来，这孩子从小娇惯坏了，办事没个尺寸，你做
　　
的是对的，但念他年纪尚轻，就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夫人！”蒋经国从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母就一直称“夫人”，虽遭父亲
多次规劝、批评，但就是不改口，他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缓缓说道，“您 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表弟案子重大，经国只能以法论处， 否则，将对国家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经国，”宋美龄听了蒋经国这些丝毫不给情面的话，气得不行，但还 是强忍住说道，“你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这次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大家 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希望你能给母亲这个面子。”
　　蒋经国一语九鼎，绝不松口：“夫人，国事重大，经国不敢徇私枉法， 望夫人理解我的苦衷，收回成命。”
宋美龄见蒋经国毫不松口，只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电报时，国军已在东北遭到惨败，华北吃紧，他正
在北平布置军事防务。看到夫人火烧火燎的电报，不敢怠慢，立即飞抵上海。 泪水和柔情是女人征服男人最有力的两件武器。宋美龄也不例外，为了 说服蒋介石迫使蒋经国放掉孔令侃，她把这两件武器都用上了。蒋介石答应
宋美龄放掉孔令侃，把蒋经国调回南京。上海“打虎”运动遂告结束。 “扬子案”传出，上海市民群情激扬，这一特大丑闻，立刻暄嚣中外，
蒋太子一病三月不起，翁文灏内阁倒台，起草经改方案的财政部长王云五退
位。物价的涨势犹如决堤的狂潮，“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金圆券直 线暴跌，上海中央银行前，挤满哭天号地的人群，自杀者每日不绝，一副未 日的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