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红旗》杂志，1987 年第 11 期第 2 页。 (54)《理论月刊》，1987 年第 5 期第 28 页。 (55)《探索》（四川），1987 年第 2 期第 74 页。 (56)《社会主义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41 页。

作者 潘石英本书主编。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一室原主任，55 岁。70 年代起从事军事理论 研究工作，已撰写和发表军事思想学科与战略学科的研究成果约 200 万字，是我国第 一批被授予“军事科学研究员”学术职称的军队高级专家。

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研究
　　　　　　　　　　　　　张作文 周恩来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军 事运动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并兼军事部长， 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黄 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党代表，第 1 军副党代表，东 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国民革命军第 1 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 他参与领导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 他和毛泽东曾主张给予反击。这个时期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 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等演讲中，对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 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 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 1 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规定，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 后决心的负责者。”(1)在这个时期，他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 了南昌起义。1933 年春，同朱德指挥 1 方面军取得了第 4 次反“围剿”的胜 利。1935 年 1 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协助 毛泽东领导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 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抗日 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除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 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 作，有力地指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直接 参与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实施。1954 年 9 月以后，虽未再担任军委 的领导职务，但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仍然参与 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有些还具体组织领导实施。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和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
起，对发动、组织、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运动，对创建人民军队，对创 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对组织 指挥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对推动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 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最先觉悟并付诸实践的少数领导人之
一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一段时间里，全党直至中央对军 事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足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纲 里，提出了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 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的奋斗目标；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 翟秋白、蔡和森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军事的重要性也曾论及，但他们有的 未及实践就被敌人杀害了；有的只是提出了这一思想，并未实践。陈独秀在
　　
为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还对农民的 武装规定了种种限制，规定农民武装“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 卫的范围”。因此，这个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民众运动方面。如 1921 年第四季度到 1923 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一百多次罢工斗争，参 加罢工的人数达 30 多万人。
　　在这个问题上，据笔者能够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 最先觉悟并付诸实践的少数领导人之一。早在 20 年代初，他在旅欧期间一方 面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中国近百年来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教 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和工 人运动情况，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经过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 主义进行反复比较，他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造中国 的出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用暴力革命推 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也为自己确立了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暴力革命思想最早见诸于
1922 年 12 月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他针对胡适宣扬的“好人政 府”的错误观点，鲜明地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 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 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 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2)1923 年春在致邓颖超的信中， 他引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的话“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赞赏这是“见到之语”。(3)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军队是臣迫阶级的一个工 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也可利用这工 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 世界革命的成功。”因此，“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 我们理论的先锋”。(4)
认识了真理就全力为之奋斗。周恩来认识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就
积极投入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
　　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 定在广州黄埔成立一所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并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 批优秀党员到学校担任军事、政治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 1924
年 12 月初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与周恩来一起
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还有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样， 周恩来就以黄埔军校作基地，开始了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和创建革命军 队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他根据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首先着手加强军校 政治部的各项建设工作。一是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对军校的 领导。二是建立健全政治部的各级组织，设立了指导、秘书和编纂三个股， 从第一期毕业生中连选共产党员担任各股主任。三是改革了教学内容，规定 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并重。除军事课程外，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制定了
《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增加的政治教育内容有《社会进化史》、《苏联研 究》、《三民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 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各国革 命史》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等。主要是使学员明了“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 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5)还建 立了周会制度，每周邀请党政要人和知名学者到校演讲。毛泽东、廖仲凯、

张大雷、苏兆征、吴王章、宋庆龄、汪精卫等，都曾到学校作过专题报告。 周恩来更是常常向学员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主要有：《军队中政治工作》、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对提高学员的政治觉 悟，划清新旧军队的界限起了很大作用。第一期在军校学习的学生共 645 人， 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动员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 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仅第一期就有 80 多名共产党员，第四期政治班有
99 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骨 干。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
1927 年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举行闻名中外的“八一”南昌 起义，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 批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其次是，他在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作 战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 对改造国民革命军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制定了一 套政治工作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一是结合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出现的 思想问题，对部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二是给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三是 打破旧军队的传统观念，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四是组织战地宣传队； 五是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各种组织。这套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对取得 两次东证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而且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建和制定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后来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 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 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 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 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6)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自己的人民军队之前，率先创建了一支由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大革命初期，由于全党对军事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去武装 群众，不主张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只帮助 人家做政治工作，所以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就全力帮助国民 党发展国民革命军。当时国民党共有 6 个军，周恩来任 1 军政治部主任，共 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 2、3、4、6 军的政治部主 任，负责政治工作。这种情况，直到 1925 年蒋介石开始限制共产党人在军队 中的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军队时，共产党人才开始抓自己的武装。
1925 年 11 月在第二次东征的途中，蒋介石公开要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 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他。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洞察力和高 度的革命警惕性，识破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以事关重大需请示党中央为由， 严正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并积极倡导和亲自组织成立了以大元帅府“铁甲 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担任 团长和参谋长。其余各级干部也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担 任。周恩来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十分关心，除在独立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团有支部，连有小组）和亲自过问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外，并亲自制 定干部和士兵的训练计划，编写政治教育提纲。他还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

给予具体指导。这个团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第 4 军建制，实际上受广东区委 直接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创建军队之前，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 一支革命武装。
二 周恩来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革命党人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确定革命的奋斗目标之后，究竟采取
什么样的形式和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在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前，就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 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革命应该走 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进行了大胆认真地探索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之后，他又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各地红军特别是他自己领导武装斗争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和农村包围 城市的道路。
（一）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 年春，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湘、鄂、赣、闽、皖、浙等省的全部或大 部，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的主力，前锋已从南、西两面进 入江苏南部，对盘踞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形成了很大压力。为配合北伐军，中 共中央决定组织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 的总指挥。周恩来在组织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 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对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起了 重要作用。
他认为发动一次成功的起义，首要的是切实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
备，特别是群众的发动和必要的武器准备。起义前，他认真分析研究了前二 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对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第一， 建立各级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第二，制定了闸北、南市、 沪东和沪西区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 进攻的方式、时间，通讯联络及注意事项等；第三，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训 练，讲授巷战的打法等；第四，加强敌军工作；第五，准备了必要的武器； 第六，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起义发起后，周恩来始终亲临现场指挥 战斗，掌握战斗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制定新的作战方案和作战原则。 起义从 3 月 21 日开始，经连续三十小时的激战，便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取得 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领导武装斗争之前，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 次成功创举，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原则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领导南昌起义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农运 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镇压消灭革命。面对这一严重形势，为了挽救革 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 在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等的协助下，在 1927 年 8 月 1 日又组织领导了 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中国共产 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对此，毛泽东和 朱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 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 年至 1927 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 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 1924 年参加黄谕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 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 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放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 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 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 争，??今日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7)朱德说：“大革 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 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 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 收、广州、湘南等起义。”(8)
（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南昌、上海两次武装起义，还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武装 斗争形式。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 的，“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它的主要错误是 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 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 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 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 是单纯地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 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 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9)广州起义的教训，也是没有争取广大农民 配合，在形势不利时又役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后 的革命斗争方针，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 “八七”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 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 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党中央 首先派毛泽东回湖南发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全国各地在二百余 处相继爆发了起义，主要有：广州起义，海南岛农民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 河南确山农民起义，湖北黄安、麻城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鄂北地区 农民起义，赣东北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地区农民起义， 陕西渭华起义，江苏通海如泰农民起义，湖南平江起义，闽北崇安农民起义， 川东农民起义，商南农民起义，六霍农民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 对于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动员与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探索 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全党这时还没有摆脱城市中 心论的困扰，还没有形成以“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各地起义仍以夺取中 心城市为主要目标，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又缺乏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的实践经验，因而这些起义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也没有完全解决中国革命到 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的“六大”前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 导人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 认真总结了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在湘赣秋收起义受挫后，改变 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建立
　　
农村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大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中国革命不能走苏联十月革命组织城市工人 起义，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而只能采取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 的经验，首先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几省交界的山区举行武装起义, 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再逐步向外发展，最后夺取城市政 权，这才是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现有史料看，对这个关 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始进行认真的 思索，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并为贯彻这些思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 争。1928 年 3 月，他受党中央委托到香港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 作中“左”的错误。他在分析广州起义为什么失败时指出，“原因是敌强我 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 (10)同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 问题的决议》谈到土地革命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 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 不平衡的发展问题。”(11)看来这时周恩来已初步认识到了过去只注重城市 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到了 6 月份，中国共产党在 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 摆脱城市中心论，实行农村割据的思想。他在讨论六大政治报告的发言中， 强调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 “对于南中国的几个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12)随后 又根据各地的经验，特别是听取了陈毅关于红 4 军关于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情 况汇报后，正式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的这 一重要思想，先是在 1929 年 3 月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提 出来的。他全面地分析了湘鄂西一带党和群众的情况后指出：目前虽然反动 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正在加紧准备战争“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 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 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 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 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 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 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13)到同年 9 月，在给红 4 军前委的 指示信中表述的就更加明确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 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4)就是说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 放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当时担任中央 主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等人却仍然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提出组织 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省必须在各重要城市加紧 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要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抵制这种“左”倾育动主 义错误的同志，斥责为右倾。对周恩来提出的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斥责为 “割据观念”，并决定将周恩来调离中央，去北方局工作。这时，周恩来正 在莫斯科。1930 年 8 月，周恩来一回到上海，孪立三等人就向他发难，周恩 来态度鲜明地指出，发展农村“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根， 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 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

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 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 础”。(15)这个时期，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的这些重 要思想不但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困扰，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创 造的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 围城市，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 用。力推广红 4 军的经验，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井领导中央军委于 1930
年 1 月 15 日创办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介绍了毛泽东和 朱德领导的红 4 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 报告》，周恩来并在《报告》前加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
红 4 军的经验。
三 周恩来在缔造新型人民军队上的杰出贡献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一
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武装。这支部队的干部多数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还是 用旧的一套带兵方法管理部队，严重的军阀作风、农民意识和城市流氓无产 者的恶习侵蚀着这支部队。如何把这样一支部队从政治上加以彻底改造，使 其成为一支能够执行革命任务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各地红军急需解决、关 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的革命事业就 无法前进，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创建自己独 立领导的武装力量之前，就开始了伟大的创造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先 行者。在大革命时期帮助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军的伟大实践中，他根据马克 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结合 当时的实际对军队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方针原则，诸如军队的宗旨任务、 建军方针原则和政治工作等，作了创造性的精辟论述和明确规定。后来他又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发展，为制定一套完整的人民军 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就是为人民利益冲锋陷阵
　　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许多著述和演说中反复明确指出：“军士 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16)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要打倒“两大障碍物， 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17)1926 年 7 月，他在总结 两次东征作战的实践经验时把军队的宗旨任务归纳为二点。第一，这个军队 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主义的先锋；第二，这个军队的宗旨， 就是为革命而奋斗，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这个军队就是要在党的指挥之下， 守严格的纪律。这就从本质上划清了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中国工 农红军创建后，他又结合红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补充完善了这一建 军思想，特别是 1928 年 8 月下旬听取了陈毅关于红 4 军的情况汇报后，针对
红 4 军存在的问题，联系各地红军的建设经验，对红军的任务作了全面明确 的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 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 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 则与普通军队无异。”(18)把军队的任务科学地概括为除了打仗，还要做群 众工作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就将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表述的更全面

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被毛泽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红 4 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把红军的宗旨任务 明确的规定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 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 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 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这个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任务， 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等。 这样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就由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 织上和制度上固定下来了，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已经 形成，解决了如何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 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仅在红 4 军实行了，其他各地红 军也都照此做了，实际上成了全军的建军纲领。
（二）革命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必须 把这支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周思来的又一重要建军思想。从现 有史料看，他在 1925 年给黄埔军校学生讲课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 原则。他说：“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20) 北伐战争时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在部队出发前他给连以上干部讲话时， 再次明确指出：我们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的区别。 我们一定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为了贯彻这一原则， 在叶挺独立团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以后又在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的连排班建立 了党的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后，他又针对有些部队不注意维护党的领导 的情况，强调提出“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这种权威要用集体 指导的原则来建立。这就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 经验。但党如何正确实施时军队的领导，各部队在思想认识和领导体制上并 未很好解决，有的部队事无大小都交党委讨论决定。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 在中共中央给红 4 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 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但“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 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 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21)周恩来在这里突出地强调了：军队是完成 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在军队各级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 治思想的领导和制定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 如何正确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加强 和改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革命军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周恩来历来认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保证，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为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他曾把政治工作比做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他要求在对军队进行军事教 育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他认为 政治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形势、任务和部队的实际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在大革命时期，他针对国民革命军大都“系前清遗留而来”、“不知人民痛 苦，不知政治意义”的实际，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启蒙教育，使 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他明确提出应当“于军事教育外，授 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
　　
告以解除痛苦与压迫的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22) “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的军队确实有革命的观念”，“要 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革命军的行动 “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23)为了提高政 治思想教育的效果，他特别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比士兵更要勤 苦。这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第二次东征时，在他的倡导下就组 织了一个 160 多人的宣传队，随部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对鼓舞部队斗志， 取得东征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的新时期，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到了农村。为适应这一转变，他认为 更需要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以引起各级指挥员对政 治工作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任务，国共西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提高两种不同性质军队的抗战热情， 他适时地提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以革命主义为基础 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并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 了具体措施，第一，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并重，必须有经常的政 治教育时间，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第二，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 主义。第三，努力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增强官兵团结，提高士兵的战斗积 极性。第四，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 范，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全体官兵，去团结全体官兵。
（四）革命军队必须紧密地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一贯认为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是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 力，革命军只有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这一思想在他早期的著述和演讲中反映得十分突出。在大革 命时期，他就明确指出：要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工农兵 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因为单靠军队，“力量太小， 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以负重大责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 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长，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 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 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24)因此，两次东征每到一地他总是要 求革命军要与人尺搞好团结，要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并号召人民应与 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为 此，他为东怔军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对群众不许蛮横无理，不拉夫，不筹饷； 保护人民的利益，宿营不住民房；讨价购物，不用军用票；爱护公物、缴获 归公；部队离开驻地时，要把驻地打扫干净，借的东西要还等。对违犯纪律 的官兵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根据情节严肃处理。由于革命军纪律严明，“革 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 利，一战而克复东江。”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的经验时也 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的势力， 打倒刘、杨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25)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型。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当红军创建了若干个革命根据地后，他提出不但要相信依靠群众， 而且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红军一定要与工农打成一片，否 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26)“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
　　
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27)他还提出，“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 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周围，红军的一切困 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28)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分析了 华北的抗战形势后指出：“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29) “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战胜 敌人。”(30)“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 复的。”(31)因此，要“无丝毫迟疑的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 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32)怎样才能使革命军得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周恩来认为：一是，革命军必须全心全意为他们 谋利益；二是，要使人民群众从自己实际生活中认识革命军是人民自己的军 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
（五）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军事训练
　　利用战斗间隙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战胜装备精良 的敌人。这也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上提出：“为学习争斗，应学习争斗技术。”(33)的思想。红军创建 后他又针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得军事的状况，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 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 事化的程度以为断。”(34)并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办法和多次主持举办 军事训练班，教授军事课程，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
　　四 周恩来在创造和运用人民战争战略策略上的光辉业绩 周恩来是伟大的战略家。“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
宜”是周恩来的重要特色。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表现了他驾驭
全局的卓越才能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他不仅善于根据不同时期敌我双方 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市 且善于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得心应手地结合起来，一次又一次 地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一）实行武装割据，消耗敌人，壮大自己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解决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开辟革 命根据地，能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现实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六大”后很长一段时间实际 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进行了大胆 认真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针对红 军还十分弱小、物资补给又很困难、又处在四面被强大敌人包围，不断受到 敌人“围剿”和工农群众运动在大革命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等情况，指出红军 应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几个省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深入 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求站住脚根，再行发展。他在 1929 年 9 月中 共中央给红军第 4 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信中 指出：“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 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 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35)总之这时红军的“主要任务是 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
　　
群众斗争。”(36)关于游击战争发展的区域问题，他指出：原则上讲“应该 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 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37)“不过，游击战争最 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38)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 发生过一些不好倾向，今后应特别注意克服。第一，脱离群众；第二，毁灭 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第三，散漫缺乏组织。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时机 和作战原则是：“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 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 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 的等待倾向。固然亦绝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 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 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绝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 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39)这就是说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原则，对力量比较薄弱的敌人取攻势； 对力量比较强大的敌人取守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的冒 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这样，经过三年极其 艰难曲折的斗争，红军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1930 年 3 月，红军已发展到 13 个军，62730 人，2982 支枪，打破了敌人多次“进剿”、 “会剿”，共消灭敌人 7000 余人，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 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 15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然，红 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 也就加紧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红军再完 全沿用游击战的一套作战原则就很难打破敌人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 剿”。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适时地提出，应把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加以发展， 应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以打破敌人的大规模“围 剿”。为准备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他在 1932 年 3 月 2 日给 1、
3 军团总前委规定的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
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 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 的战略。”(40)攻打江西省南城的战斗，就是运动战的一个范例。在 1932
年 8 月，乐安、宜黄战役取得歼敌约 3 个旅、俘敌 5000 余人的胜利后，本想
乘胜攻取南城。周恩来发现南城守敌已有准备，不易取胜，遂改变原定计划， 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意在调动敌人，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 消灭之。12 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重提攻打南城，周恩来仍坚持在运动中歼 敌的方针，他说由于国民党军目前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 出动”的策略，“我乃须另变战略”，“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 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 (41)周恩来在这里特别强调在运动中歼敌。他认为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 这是最有把握的，因为在运动中容易发现和抓住敌之弱点，便于我集中兵力 予以歼灭。当然，“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 但不是说要集中兵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 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 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42)他还提出，运动战要有游击战的配合，特别是对优势敌人作战，应在农

民游击战的配合下，用各种方法“疲敝敌人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 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 剿’。”(43)游击战如何配合运动战？他在和朱德、王稼样给湘赣军区总指 挥蔡会文并转湘赣省委的电报中指出：地方武装应依托现有阵地，采取强有 力地出击防御，不断主动地到敌人侧翼、后方去行动，尽可能的牵制、阻碍、 麻痹和疲劳更多的敌军，在各方面组织战斗消灭敌人，以便利我主力军选择 一点，给敌以各个击破。他认为这时的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打破“围剿”，不在占领地方多少，占城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他特 别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 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44)他在指挥反四次“围剿”的作战中，就不同 意中共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的作战 方针，他向临时中央提出：攻城有五不利，即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 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 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 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 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 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 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45)这些作战方针 原则，不仅有利于保存红军的主力，待机破敌；而且有利于分散敌人的兵力， 削弱敌人的优势，发挥我之特长，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效战法。1933 年 春，周恩来和朱德在组织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就是采取集中优势 兵力，运用运动战的战法，粉碎了蒋介石四、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围 剿”。共歼敌 3 个师、缴枪万余支的重大胜利。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 他还提出“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 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 消灭敌军。”(46)和“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翼 侧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最好是用优势兵力找敌弱点，迅速扑灭其一部” (47)的重要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也极力主张在运动中歼灭敌 人。 1934 年初，他就针对博古、李德推行堡垒战、阵地战的错误作战方针， 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 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48)
　　1936 年 1 月，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周恩来和 博古提出：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 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 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49)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点：
　　1.一切军事行动都要立足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和有利于积蓄力量，发 展壮大自己。因此，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红军应首先在统治力 量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
　　2.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实际出发，要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群众 扩大组织、开展斗争。
3.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好打的敌人，能够做到打则必

歼；二是有利的地形，便于发挥游击队的特长；三是作战地区的党与群众组 织有相当的基础，便于群众的密切配合；四是便于部队给养的补充。
　　4.红军应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不断发展壮大自 己。
　　5.要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确定作战方针原则，绝不能固 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
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7.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消灭入侵之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 生了变化，为促成全民抗战，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进 行谈判斗争。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表现了驾驭全局的卓越才能和灵活巧 妙的斗争艺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迫使蒋介石承认了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边区和我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抗 战的局面。
　　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大部分时间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外，还参 与八路军、新四军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这个时期，他还担任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也给予了有力地指导。
在国共台作前夕，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就
红军参战的作战方针，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 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不拒绝 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主力出去仍可节 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50)上海、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准备放弃华北与日本妥协，而党内有些人却盲 目乐观，认为很快可以取得抗战的胜利。周恩来为了驳斥民族投降主义情绪 和速胜论的观点，提高全民抗战的信心和树立持久胜敌的思想，在 1937 年
11 月先后发表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和《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
华北抗战的任务》，全面地分析了华北战场敌我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后提出： 我国的抗战将是持久的，战争的结局必然是日本必败，中国人民心胜。为此 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抗战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 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坚持华北抗战”应“以游击战争为主 体”去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这样才能“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 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 国主义出中国！”(51)他还提出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改造旧军，成 立新军’，??‘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 战’。??‘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 固部队’。??‘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利，要使其能独立 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 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 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 (52)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他主张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必要时 集中力量消灭敌人。1939 年春，他到安徽云岭新 4 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精神时，对新 4 军到达皖南后的发展方向、活动方针和作战方针，作了 明确的规定。关于新 4 军今后的发展方向，他根据皖南的敌情、地形情况提

出了三条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 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 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 于抗战。”(53)关于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54)这里所说的“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 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指的是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的敌 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指的是巩固皖 南的军部所在地和苏南的茅山根据地。关于新 4 军的作战方针，他明确指出： “游击战仍是我们新 4 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 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 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 无常，更加变化无穷。”(55)新 4 军江南和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坚决贯彻 执行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方针，并正确地选择了发展方向，从而取得了重 大胜利。到 1940 年底，对日伪军作战 2400 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5 万 1 千余 人，缴获长短枪 1 万 4 千余支，轻重机枪 540 余挺，各种炮 30 余门，建立了 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区、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
新 4 军也由 2 万余人发展到 9 万余人。 周恩来不仅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了每个时期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原
则和各项保障措施，而且还对国民党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提出过重要的修改
意见，对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就是因为采纳了周恩来 以少数兵力置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主力置于敌人翼侧，采用运动战、游击 战相结合，歼灭了进犯之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1938 年 3 月，日寇在津浦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攻占徐州，打通南北战
场。白崇禧彼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李宗仁任第 5 战区司令长官， 驻守徐州，沿津浦路组织防御。白崇禧行前就第 5 战区的对日作战，征求周 恩来的意见。他对白崇禧提出：在津浦路南段，李品仙、廖磊两个兵团在新
4 军的配合下，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法，运动于淮河流域，
使津浦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徐州以 北，以主力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和守点打援的战法，以达到各个歼灭 敌人的目的。白崇禧、李宗仁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取得了台儿庄战 役毙伤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抗战初期，阎锡山担任娘子关经尤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
外长城一线的防御任务，构筑绵长的国防工事，企图把主力部署在正面依托 这些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周恩来看了雁门关的防御工事后，建议阎锡山不 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平型关战役后的忻口会战，阎锡山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 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也是以主力部署在敌进攻之正面，组织防 御。周恩来认为从战区的地形情况和日军的作战特点看，这样部署不妥，正 面硬堵不加以少数兵力箝制敌人，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 敌军突入。具体打法是：在中地区，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当面之敌，用主力把 敌人诱到代具、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歼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 广泛的游击，以箝制敌人；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
止敌人的进攻计划。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
　　1.军事斗争要服务于政治斗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存在，而民 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要适时地把军事战略的指导重心转到解决民族矛 盾方面上来。
　　2.同民族敌人特别是同军事力量暂时强大的敌人作战，必须动员全民族 的力量进行抗战和采取持久胜敌的战略方针。
　　3.在同各派政治力量联合抗击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必须执行发展进步势 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对顽固势力又要采取利用 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和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
　　4.弱军对强军作战应避免正面阻击，应多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敌之 翼侧，务求每战必歼。
5.作战应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三）根据战局发展，适时组织战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以其卓越的 组织领导才能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参与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 的决策和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领导总参谋部对全国各战场实施不间断的 指挥，承担着极其繁重的组织工作。除亲自起草许多重要文电外，有关军事 方面的文电都由周恩来签发，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起草或经 他签发的文电达 561 份，最多时一昼夜达 22 份。据现有资料，周恩来对巨（野） 金（乡）鱼（台）城（武）战役，第一次攻打榆林、沙家店战役、进军豫西、 延清黄尤战役、进军豫皖苏、张家店战役、解放运城、胶济线作战、宛东战 役、襄樊战役、宜川战役、临汾战役、洛阳战役、出击冀热察战役、晋中战 役、津浦路中段（兖州）战役、豫东战役、涟城战役、济南战役、察绥战役、 太原战役、郑州战役、西北冬季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 江战役、宜沙战役、长山列岛登陆作战等等，都有电报指示。对这些战役的 组织实施给予了适时有力的指导。
周恩来历来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具有远见
卓识的战略决策和实现这一决策的作战方针、原则。这一点他在解放战争期 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解放战争从爆发到 1947 年 2 月，敌共占解放区城市 105 座，但被我歼灭
71 万余人。我军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发展到 137 万人，并缴 获敌人大量武器。这就是说，敌人虽然占了 105 座城市，但执行机动作战的 兵力减少了，因为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担负城市的守备任务。我军则由于主动 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战线缩短了，兵力集中了，武器装备改善了，这 就为出击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根据这一敌我态势有利于我，不利于 敌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去年的作战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 消灭，战略上防御，用空城来换取实力。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下一步就可以采取打出去的方针了。只 有打出去，全国大反攻，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 反动统治。他认为：实现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是有把握的，有根据 的。从敌人方面看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是打出 去的好条件。从解放区方面看，首先是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第二是土地改 革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而且蒋管区的人民听了也喜欢；第三是扩大解放 区。再从国际形势看，也是有把握的。战争的进程完全像周恩来所预见的，

经过一年的作战，解放军已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争取早日推翻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9 月 8 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第 三年的战略方针和各战区的作战任务。周恩来根据解放战争前两年的作战， 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军已基本 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情况，在会上提出第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 区’，??‘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 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 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在第三年的作战 计划中，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56)他提出的 “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的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书 记处立即连续开会研究打大仗的问题。不久他就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 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开始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决战。战役发起后，周 恩来密切掌握战役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适时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文 电。辽沈战役发起后，原定方针是首先攻取锦州，切断敌人由陆上撤往关内 的通路，将东北之敌在东北予以歼灭。这是关系到辽沈战役能否获得全胜的 至关重要的一着，对下一步平津战役的实施也有重要意义。而林彪却因位于 葫芦岛之敌有增援锦州的可能而动摇了决心，于 10 月 2 日致电军委。周恩来 当日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严肃指出：决不能因敌情的某 些变化而动摇决心，“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 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57) 锦州、长春解放后，周恩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 提醒他们“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 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58)但这一重要指示并 未引起林彪的重视，以致少数国民党军队经营口从海路逃走。毛泽东曾批评 林彪：这件事“是一个不小的失着。”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发起前为 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津、张、保地区，以便东北野战军入关协同华北部 队将其彻底歼灭。周恩来对此作了周密地部署。
11 月 9 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华北局并告东北局，指出：傅作义“正
徘徊于平津张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 打归绥，有促使傅匪桌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59) 因此，为了拖住傅军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 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60)特部署华北第 2 兵团一部分兵力向太原移动，
第 3 兵团停止执行攻打归绥的计划，并令程子华、黄克诚部担任监视北平傅 军的任务。他 17 日再次致电东北、华北两野战军领导人：“从全局看来，抑 留蒋系 24 个师及傅系步骑 16 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 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 野战军既可继续在涂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 长江下游。”(61)“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 法完成的。”(62)要他们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应提前于 11 月 25 日左右向关 内开进。电报中还提到：“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现 正与徐周电商是否可以暂时停攻，就地休整，待你们攻平津时再打太原。” (63)19 日，就程子华、黄克诚请求占领滦河铁桥问题，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 起草复电“此举将会有惊动榆关滦洲之敌，使其过早退缩唐山津沽、从海上

撤退的危险。东北野战军正提早入关，派队占桥问题应在林、罗整个作战计 划之内。”(64)这一系列指示，对抑留傅军主力于平津地区取得平津战役的 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作战思想和指导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点：
　　1. 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 警惕，并随时做好进行军事反击的各项准备。
　　2.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进攻必须进行坚决反击，以有力地配合谈判斗 争。
　　3.作战应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保守地方只能在有利于歼灭敌人有 生力量的前提下进行。
4.要善于调动敌人，力争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
　　5.集中优势兵力先打诸路敌军中较弱的一路，或敌军诸阵地中较弱的一 点，以求各个歼灭敌人。
　　6.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把握战略决战时机，在对我有利的战场上及 时组织战略反攻。
　　7.一个战役指挥员应把自己的注意力始终放在那些对战役进程有重要影 响的问题上，战役计划一经决定只要敌情无大变化，即应坚决按既定计划实 施，决不要轻易改变决心。
8.全局在胸，为了夺取全局的胜利，宁可牺牲局部的利益。
（四）切实作好战役的各项保障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这场战争，参与制定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外 交斗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保障中央战略决 策的顺利实施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的有：
在通过外交途径同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霸占我国台湾和破坏
停战谈判的罪行，进行有理有节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还根据中央和毛泽东 的提议对保卫我国东北的安全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采取 了一系列应变措施。首先，主持讨论部署了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组织了将 东北地区南部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向北迁移的工作。其次，志愿军出国 后，他提出了“边打边建，齐头并进。以后面的建，支援前面的战，以前面 的战，促进后面的建”的方针，他还提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然要经过一 个持久的复杂的和艰巨的过程。因此，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使用，必须 处处作长期打算。要把运输线建设成“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以 保障作战物资的及时前运和伤病员的后送。在作战指导上，他特别强调提出， 必须力争保注“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在兵力运用和作战目 标的选择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敌人， 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分割的 敌人。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 然后各个歼灭之。他还强调指出，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 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是说，和拥有高度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 人作战，特别是初期作战，应先选择强敌中的弱敌，集中优势兵力打些小歼 灭战，摸清敌人的“脾气”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打较强之敌和较大的歼灭战。

五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上组织者的作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它的任务由消 灭国内的阶级敌人为主，进入了以防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 完整为主的新时期，主要作战对象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势力。 为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以很大精力组织领导 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过渡和军事院校的组建以及 部队教育训练的决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主要的有：军队的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必须在 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军需民 用结合；军队现代化建设，首要的是改变常规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和大力加 强尖端核武器的研制；国防现代化需要一大批德才兼优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专 业人才，等等
（一）培养德才兼优的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和加强部队训练。
　　早在 1950 年 9 月，他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 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65)，“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 学专家。”(6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用很大精力抓了军事院校的筹建工作。
到 1957 年底全军已形成了具有初级、中级、高级相衔接和诸军兵种齐全的院
校体系。先后成立的院校有：南京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高等军 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 5 所高 级步兵学校、24 所初级步兵学校以及一大批专业技术学校。关于这些院校的 训练方针和训练任务，在周恩来审定的报告中规定：仍然是抗大的教育方针。 课程主要是讲授毛泽东思想、战略战术、中央军委的文件，其次是学点哲学、 政治经济学、党史，还要学一点现代战争的理论和诸兵种协同作战与指挥的 内容，也可学点战术概则。在教学方法上，军队干部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要 叫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 要多采用启发式、讲座式，不要灌注式。就是在解放军现有素质的基础上， 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 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 加速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他还提出要在 5 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 训一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1965 年初他深入部 队视察时针对部队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要“从实从严从难训 练部队”。这就是说，部队的训练不能搞“花架子”，要根据战时的需要和 未来战争的特点，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着重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指 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针对部队只搞文，不搞武， 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并 明确提出：“全训部队除野营拉练外，全年步兵军事训练 90 天，技术兵军事 训练 120 天”的要求。从而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拨正了军队建设的方向。
（二）狠抓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
　　他在主持政府工作中总是把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尖端武器 装备的研制放在重要地位。他除在建国初期，组织领导了从苏联进口 60 个步 兵师的武器装备和部分舰艇、飞机、坦克等重武器外，还以很大的精力主持 领导研究、试验导弹和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亲自主持召开了近百次中央专委会议，研究制定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 针、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他主持制定的发展我国尖端核武器的方针原则主 要的有：
　　第一，我国研制尖端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保卫 世界和平，而不是同核大国进行核竞赛。他在一次研究部署核武器研制会议 上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靠什么去戳穿？ 一是政治上揭露它；二是我们要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因为有了导弹 核武器，才能防止核大国使用导弹核武器。他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核工业要 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规 划不宜过大。这是周恩来为我国制定的研制核武器的一个根本思想。1964 年
10 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他即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致电各 国首脑表明了这一原则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 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 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67)
　　第二，进行核试验要注意综合利用、军民结合。“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 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 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68)
第三，要注意原子能的和平利用。1970 年他曾三次提出要搞核电站并提
出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第四，从事国防尖端技术工作，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
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五，研究试验工作，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周恩来还提出，国防工业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 (69)的战略思想。这对于合理安排各项战备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由于认真贯彻这些思想，不但使我国的常 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核技术的研究应用、空间技 术的发展和运载火箭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提高了国防现代化的 水平，增强了国防实力。
（三）积极倡导和推进军队体制改革和规章制度的建设
　　他认为只有把德才兼优的人才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科学地结合起来，才 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实现这一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组织体制和统一的规章 制度。早在 1951 年，他就组织领导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全军的整编计划和具 体组织领导了全军的整编和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为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整体 威力，他又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把各种条令、条例制定出来，以统一全军指挥， 加强协同和统一全军的工作、生活秩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到 1955 年就先 后颁布了暂行步兵操典、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军官服役条例、 军衔条例和兵役法。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和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提供 了依据。
（四）教育广大指战员要居安思危
　　周恩来认为这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57 年他在 视察部队时，针对一些干部的敌情观念不强，工作有些松懈和组织纪律观念 差的情况，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一是必须加强敌情观念，
　　
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因此， 平时就应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帝国主义存在 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能放松。二是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 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党一定要管军队，当然是管大事，不是管小事。三是 必须加强军政联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 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应关心。当然，加强军政联系不只这一项。 其他的如征集兵员、复员转业、工程建筑、义务劳动等，许多事情都要双方 协作。四是改进军内关系。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 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五是要密切军民 关系。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军民之间的关系 非常密切。但是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之后，军民 关系比过去疏远了。必须注意改进。军队要永远保持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1971 年夏，他还针对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级领导人会谈，部队可能产生 和平麻痹思想的情况，提出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的精辟论断。教育 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各部队认真贯彻这些指 示，各项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和参与领导武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这些
宝贵经验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军事思想，是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基础 和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人民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历次革命战争胜 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像任何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一样，由于受各种 条件的限制，周恩来在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也有失误。尽管造成失误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从不文过饰非，总是本着严于律己的原则，主动承担责 任，多做自我批评，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这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坚 持真理，勇于改正失误的科学态度，是他的思想永远活跃、不断作出新的创 造的重要条件。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 对于全面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搞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 建设，研究制定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 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