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巴“导弹危机”


　　1962 年夏，一艘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玛拉”号正在加勒比海巡逻。这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从古巴难民口中获悉了古巴港口比较繁忙的情报后 而进行的侦察。
　　电子侦察船的甲板上安装着密密麻麻的天线，驾驶室的下面布置有上间 很大的电子情报工作房，里面装有能够检测到无线电及雷达信号的大型接收 机，其效能距离甚远。这天，接收机突然从古巴岛附近侦收到一种不寻常的 辐射信号，这些被自动记录在磁带上的辐射信号立即送到了华盛顿进行分析 和评估。中央情报局的电子战专家在数据处理中心进行专门的技术处理之 后，惊讶地发现，这种辐射信号竟是苏联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制导雷达的辐 射信号，难道苏联人在古巴部署了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一个更严密的侦察网撒开了。美国驻巴的情报人员，奉命不断汇报那里 的军事设施情况；那些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古巴难民，也不断受到审查和询问。 海上巡逻机飞往加勒比海执行电子侦察任务；沿沸罗里达南部海滨架起高灵 敏度地面侦察设备，备接收天线全部指向古巴，严密侦收古巴与外界所有的 无线通讯联；U-2 高空侦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
1962 年 8 月 29 日，U-2 高空侦察机终于侦察到了苏联在古巴援建的萨姆
型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9 月初，美国司法部长、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 尼迪在办公室里会见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时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对 于苏联正在频繁运往古巴的军事装备甚为关切。大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司 法部长不必担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总统放心， 决不会在古巴安置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在美国进行总统选举以前 的这段期间内，赫鲁晓夫决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两国关系的事情。看来这一 次只能理解力是一场骗局了。
9 月 4 日下午，肯尼迪总统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容忍进攻性武器进入古
巴，如果发现苏联把进攻性导弹运进古巴的确实证据，就要发生严重问题。 一周后，9 月 11 日，苏联公开否认有采取这种行动的任何意向，苏联不需要 把核导弹移入包括古巴在内的苏联国土以外的任何国家。同时，赫鲁晓夫写 给肯尼迪一封亲笔信，态度诚恳地说他希望总统放心，苏联决不会把地对地 导弹运进古巴。
当时，美国认为萨姆！型导弹还不是进攻性武器，而是防御性武器，因
而对苏联的行动捉摸不定。
　　10 月 14 日清晨，天空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驾驶 U—2 飞机起飞，前 往古巴西部。按照美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康下的命令他们将对整个古巴岛 屿进行拍照。行程中竟没有遭到苏联萨姆导弹射手的射击，一路平安无事。 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 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 射装置。事不宜迟，应该立即报告最高当局予以注意。 10 月 15 日下午 7 点许，情报局长通过热线告诉了国防部副部长查尔帕特里克，另外，给总统 的报告将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转呈。
10 月 16 日早晨 7 点半，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看了那些照片，邦迪
在 8 点钟也看到了。邦迪径直走进总统的卧室，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

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俄国人在古已设置了进攻性导弹。”肯尼迪听 完报告后，立即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上午 11 点 3 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
　　参加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会议及随 会一系列续会的有正、副总统、正、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司法部长，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会 议室里，中央情报同的专家们向在座的许多高级官员介绍最新情况。他们拿 着指示棒，指着地图及照片一一加以说明，其中有一套照片显示了哈瓦那西 南方靠近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坎德拉里亚村北部的一个地区。第一张照片显示
了 1962 年 8 月这一地区的情况，当时这一地区只是一个平静的农村；第二张 照片显示了同一地区，该地区已经有一些帐篷和车辆，可以看到一些新辟的 支路，干道改进了；第三张照片，显示一个中程导弹营的装置已安装好了； 有一些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帐篷，在那条新辟的支路未端，有 7 辆 1000 英里射 程导弹的拖车。
　　耳闻目睹后，与会者不得不相信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坎德拉里亚 村的一块空地上正在构筑导弹基地。意外的震惊气氛笼罩了整个会议室，谁 也没想到苏联会在古巴部署地对地的弹道导弹。在一阵愤慨激动之后，大多 数人认为，对导弹基地应采取空中打击。在此后 10 天里美苏围绕着古巴导弹 问题进行紧张剧烈的斗争，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世的“古巴导弹危机”。
10 月 16 日和 17 日“执委会”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
人主张实行海军封锁，禁止苏联舰船驶往古巴：一部分人主张采取军事打击， 摧毁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基地。麦克纳马拉部队是封锁的最坚决的鼓吹者。 他说：封锁是一种有限的压力，可根据情况需要而逐步增加起来。不仅如此， 它又是一种引人注目而强有力的压力，这种压力能力对方所理解，最重要的 是，我们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如果对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必然会同古 巴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
一些主张采取军事打击，反对采取封锁的人指出，封锁实际上搞不掉导
弹，甚至也无法使导弹基地停止继续工作。用封锁的方法，充其量只能做到 “亡羊补牢”而已。
10 月 17 日“执委会”会议进行中间，麦康出示了当天拍摄的侦察照片，
照片上展现了至少有 28 个可以发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建筑基地，据专 家们估计这可能是 32 枚射程超过 1000 英里的导弹。这些导弹可在一周内使 用，其核弹头的威力比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大 4 倍，如果从该导弹 基地一齐发射出一次导弹，将要死伤 8000 万美国人。此后，美国的高级官员 围绕着这些照片提供的新的情况争论开了。
　　10 月 18 日上午，在肯尼迪总统出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空军参谋长 柯蒂斯·李梅将军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
“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总统问他。 李梅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的这么想吗？”肯尼迪说，“即使他们在古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他们肯定也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他们不会让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导弹，杀 害许多俄国人，而他们一点也不作出反应的。”
　　会后，总统对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如果我们听从他们，那么， 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
10 月 18 日下午 5 时，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白宫谒见肯尼

迪总统。这次遇见是导弹基地被揭露前很久约定的。肯尼迪装作不知道古巴 有导弹的情况，按照常规接见大使先生。
　　葛罗米柯开门见山地说，古巴所需要的是和平共处，古巴对向其他拉美 国家输出自己的制度并不感兴趣。古巴像苏联一样，只要和平。美国应该停 止对古巴进行威胁。葛罗米柯说，赫鲁晓夫主席指示他转告肯尼迪总统，苏 联只是向古巴提供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援助，使它的人民能够有东西吃，此外， 还给他们少量的防御性武器。
　　肯尼迪总统听了这些话，一笑置之，说，制造不和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由于他已得到赫鲁晓夫的亲自保证，所以他一直公开表示，不必对古巴采取 行动。苏联向古巴提供武器一事，对美国人民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是他 极其关切的来由。现在，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葛罗米柯似乎听出一点弦外之音，又重复一遍说，苏联的唯一目的是“使 古巴有饭吃，免得那个国家挨饿”。至于武器问题，苏联只是派了一些专家 去训练古巴人掌握某些完全属于“防御性”的武器而已。他接着说，他想强 调一下“防御性”这个词儿，这些武器决没有一件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肯 尼迪总统答道，决不应该误解美国的立场，如果苏联在古巴国内放置导弹或 进攻性武器，将由此会产生严重后果。
葛罗米柯向他保证，美国不必担心。接着寒暄了一番，葛罗米柯起身道
别。
　　美国的决策机构——“执委会”成员继续在争论、思索、研究、论证， 肯尼迪并没有出席所有的执委会会议，部分原因是在未作出正式反应前想要 严守秘密，同时他还需要参加各地竞选活动。在总统不出席会议时，讨论得 特别活跃。时光在流逝，导弹基地建设在加速，不能再延而不决了。于是， 执委会分成小组，分头去草拟各自的建议，最后，让总统裁定。
10 月 19 日，各组计划大纲草拟完成。主张封锁的一组的大纲，列举了
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为美洲国家组织召开会议制订一个议事日程，对联合 国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列出了迫使船舶停航的军事程序，以及最后说明在什 么情况下可以动用军事力量。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组则提出另外一个 大纲，它估计将要受到袭击的地区，提出怎样在联合国维护美国的立场，如 何取得拉美国家的支持，并建议给赫鲁晓夫写一封信，使他相信苏联在加勒 比、柏林或者世界的其他地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不适当的。
10 月 20 日上午 10 时，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到芝加哥谢拉顿——墨石
饭店给总统，对他说，我们等待你回来作出决定。
　　下午 1 时 40 分，总统回到了白宫。此时，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 都已处于戒备状态，麦克纳马拉部长尽管主张封锁，但命令 4 个战术空军中 队处于随时进行空中打击的状态，以备总统决定采纳“立即袭击”建议。
　　下午 2 时 30 分，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麦 克纳马拉陈述了主张封锁的论点，艾奇逊等人提出主张军事袭击的论点。会 议持续到 5 时 10 分，总统做出了封锁的决定，并定于 10 月 22 日晚上发表电 视演说。
　　几天来，美国“执委会”夜以继日闭门研讨确定对策以外，军事准备工 作也在紧张进行中。导弹人员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军队开进了佛罗里达州 和美国东南部。 20 日深夜，第一装甲师开始从得克萨斯州开进佐治亚州。 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得到了加强。180 艘舰只进入加勒比海。B 一 52 轰
　　
炸机队奉命载足原子武器进入空中，一架着陆，立即由另一架升空顶替。与 此同时，白宫还展开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法国总理戴高乐、联邦德国 总理阿登纳、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加拿大总理迪芬贝的理解和支持。
　　22 日 6 时，腊斯克国务卿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把总统即将演 说的事通知他。多勃雷宁听完以后，局促不安地离开国务卿办公室。总统广 播之前，已把他的演说的一个副本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送到了克 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还带了一封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函。信中写 道：“你的政府可能会不能正确理解美国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的意志和决心。 因为我并没有认为，你或者任何其他神志清醒的人会在这个核时代故意要使 这个世界陷入战争，而非常清楚的是，这种战争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胜的， 其结果只会给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小时后，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凝神倾听广播员说：“先生们、女 士们、美国总统??”而当肯尼迪的形象一出现在全国千百万架电视机屏幕 上时，总统就开始说话了：
　　“晚安，公民同胞们：本政府按照规定，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 设施进行了最严密的监视，过去一周来，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目前正在准备设置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基地。设 立这种基地的目的只能是配备向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对所有美洲人的 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苏联人第一次突然秘密地决定在他们的领 土以外安装这种战略武器，说明他们蓄意改变现状，我们决不能听任他们这 样做。我们决不会过早地冒世界战争的危险??但是，在不得不面临这种危 险的时候，我们决不会后退??”接着，肯尼迪总统又振振有词地发表了 7 点声明，他宣布：
第一，为了制止进攻性力量的增大，将开始严密封锁运往古巴的一切进
攻性的军事装备。从任何国家或港口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一切船只， 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迫使它们转向。这种封锁在必要时将扩及其他 类型的货物和载运工具。但是我们不会像苏联人在 1948 年柏林封锁时企图所 做的那样，不让生活必需品的进入。
第二，我已命令继续加紧严密监视古巴和古巴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美
洲国家组织外长在 10 月 6 日的公报中拒绝在涉及本半球的问题上保持缄默， 如果这种进攻性的军事准备继续下去的话，那未对本半球的威胁也将不断增 加，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已指示武装部队为任何紧急情况作出准备。 我相信，为了古巴人民和在工地上的苏联技术人员的利益，这种威胁的继续 给所有有关人员带来的危害将被人们所认识。
　　第三，本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 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第四，作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了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 地，在今天撤退了我们在那里的人员的家属，并命令另外一些军事部队随时 作好戒备。
　　第五，我们今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的磋商机构立即开会，考虑对本半球 的安全和威胁。并援用里约热内卢条约第六条和第八条支持一切必要的行 动。联合国宪章允许地区安全计划。本半球国家早已决定反对外来势力的军 事存在。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盟国也已作了戒备。
第六，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今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采取行动，反对苏联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我们的提案是要求在联合国观 察员的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然后才能解除封 锁。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我呼吁赫鲁晓夫主席停止和取消对世界和平和我 们两国稳定关系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气味的威胁。我进一步要求他放 弃世界霸权的计划，加入到历史性的努力中去，以结束危险的军备竞赛，改 变人类的历史。使世界免入毁灭深渊的良机现在摆在他的面前。他应该恪守 他的政府的声明，即没有必要在它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布置导弹，他应该把 这些武器从古巴撤走，他应该克制，不做出任何扩大或加深目前这场危机的 举动。还有，他应该投身于寻求和平永久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中来。
　　演说结束了，电波将这些信息传播全球，人们在议论、忧虑、害怕。罗 伯特·肯尼迪回忆道：“那天晚上我们就寝时，心里满怀优虑和害怕。”
　　在这危急的夜晚，赫鲁晓夫在他的办公室中一条长沙发上，和衣而卧。 他作好准备在任何时刻接到报警的消息，也作好准备立即应付突发事变。赫 鲁晓夫为什么冒如此大的风险，将苏联核导弹悄悄地运进地处美国“后院” 的古巴呢？
　　他有自己的思维逻辑。赫鲁晓夫于 1960 年 5 月 14 日—19 日访问保加利 亚的时候，将导弹布置在古巴的想法一直在他脑海里翻腾。他认为，这样既 可以维持和扩大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又可以借此改变不利于苏联的美苏 力量对比关系，迫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接受一项解决方案。他曾说过，既然 “你们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那么，现在苏联的 导弹也对准了你们，你们也尝尝核威胁是什么磁味”。
从保加利亚返国后，他继续思索着这个问题，最后党中央为此专门召开
了一次会议，作出了决定，把中程导弹发射装备和伊尔一 28 轰炸机布置在古 巴。赫鲁晓夫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了导弹，以后美国在 那儿发现这些导弹已经安装好准备发射时，美国人在使用军事手段试图摧毁 我们的装置之前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赫鲁晓夫的冒险行动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他没有想到导弹装置尚未完全
安装好就被发现，美国总统还将此公布于世。 赫鲁晓夫准备再冒一次风险，下一次赌注。苏联政府和华沙条约联合武
装部队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苏联外交部也退回美国封锁古巴的照
会。1O 月 23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并宣称苏联决不会指示那些驶向古巴的 苏联船只的船长服从美国海军的命令。“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 国的威胁将“进行最强烈的回击”，同日，肯尼迪宣布从 24 日起将拦截可能 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舰船听候美国人的检查。与此同时，美国在古 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由 90 艘舰艇组成的美国舰队，在 68 个空军中队
和 8 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阵位，拦截和搜寻正在进入隔离区的船只。 在佛罗里达州和邻近各州，美国也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 队，准备参战。
危机达到高潮。 在封锁生效几分钟后，海军向麦克纳马拉报告，在距离封锁线不出几海
里之内，有两艘俄国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正在快速驶往古 巴的航道上。接着，又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一艘苏联潜艇正在 为那两艘船护航。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总统问道。 麦克纳马拉回答说，现在让“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用声纳信号通知该
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如果它拒绝这样做，将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 浮出水面。
此时此刻，箭在弦上，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这场核赌博的另一方
——肯尼迪忧心忡忡，他的左手伸到脸上，蒙着嘴，他把右手张开接着又捏 拢来，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露出紧张的神情， 简直变成灰色。
　　突然，一个信使给约翰·麦康送来了一张便条。“总统先生，我们得到 了一个初步报告，该报告似乎表明几艘俄国船只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顿 时，房间里的人们情绪活跃了，纷纷进一步提问：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哪 几艘船？他们可核对过这份报告的准确性？是真的吗？不久，一个海军情报 官员举着一份完整的报告来到了会议室，报告说有 20 艘最靠近封锁线的俄国 船只已经动也不动地停在海里，有的已掉头走了。
　　这时坐在总统身旁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悄悄地说：“我们是在眼珠对 着眼珠，而我认为那个家伙刚刚眨了一下。”这句俏皮话道出了在场所有人 感到如释重负的心情。此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原来赫鲁晓夫完全没有料到肯尼迪会这么强硬，在美国的战争讹诈面
前，他决定退却。24 日，苏联去古巴的船只开始全部返回。26 日，赫鲁晓夫 致函肯尼迪，态度颇为诚恳，语言也缓和了许多，已缺少了最初那样的“刚” 性，已经属娓娓道来：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很满意地了解了您给吴丹先生的关于采取措施这免我们两国船只接触，从而避免不
可补救的严重后果的复信。 你们方面的这一明智步骤使我更加相信，您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我满意地指出
这一点。 我已经说过，我国人民、我国政府和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我本人所关心的只是我国的
发展和在经济竞赛，在发展文化、艺术，在提高人民福利等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占有应 有的地位。这是最崇高、必要的场地，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从中只能得到好处， 因为这是和平，这会增加人们生活和享受的资料。
　　您在声明中主张，主要目的不仅是达成协议和采取措施来防止我们的船只接触和防止 危机加深，而危机可能由于接触而触发军事冲突之火，到那时，任何谈判都将无济于事， 因为将由另外的力量，另外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我同意你的意见：这只 是第一步。主要的是必须使国与国之间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局面正常化和稳定下 来。
　　您对美国安全的焦虑我是理解的，总统先生，因为这是做总统的首要责任。然而，同 样的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些责任也落在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我的身上，使您感 到不安的是：我们以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只是加强防御能力，因为古巴不论拥 有什么武器，都不能同您们相比，因为两国大小就不同，尤其是从现代化歼灭手段来看， 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帮助古巴，谁敢不能否认我们希望古巴能根据其人民的愿望和 平地生活和发展这种动机的人道性。
　　您希望自己的国家太平无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古巴也希望这样，所有国家 都希望自己太平无事。但是您们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的盟国，直接
　　
在我国的四周布置军事基地，在那些基地上放置您们的火箭武器，您们这种表现出来的行 动又叫我们苏联、我国政府怎样来评价呢。这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的身负重任的活动家洋 洋得意地宣布这点。您们的火箭设置在英国，设置在意大利，而矛头是针对我们的。您们 的火箭设置在土耳其。
　　古巴使您感到不安。您说，古巴令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位于离开美国海岸 90 海里的 地方。但是土耳其同我们毗邻，我们两国的哨乓踱来踱去互相可以望到。您怎么认为你们 有权利要求保障贵国的安全和要求拆除您称之为进攻性的武器，但却不承认我们有这种权 利？
　　要知道，你们在土耳其，在紧挨我们身边设置了你们叫作进攻性武器的火箭毁灭武 器。那么，一方面承认我们两国在军事方面拥有相等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两大国之间却存 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两点怎么能吻合起来呢？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吻合起来的。
　　总统先生，你同意我们的代表会晤和开始谈判，这是好的，看来，这要借助于职合国 代理秘书长吴丹先生。从而，请他在某种程度上起中介人作用，而我们认为，他能应付这 项重要使命，当然，要被卷入这项冲突的每一方都表现出诚意。
　　我想会有可能很快地结束冲突和使局势正常化，从而使人们能够松一大口气，因为我 们认为，那些身居要职的国务活动家具有冷静的头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善于解决复 杂的问题和不把事情搞到发生战争灾祸。
　　因此我提出建议如下：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同意实现这点并 在联合国宣布这个保证。贵国代表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 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让我们达成协议：你们以及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实现这点。 在这以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委托人就可以现场监督这种保证的执行情况。当然，古巴 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必须允许这些全权到它们的国家去检查各方保证的执行情况。看来，全 权代表最好既得安理会以及你们和我们——美国和苏联的信任，也得到土耳其和古巴的信 任。我想，看来，要选择这种得到各有关方面的信任和尊敬的人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提出这种保证，目的是满足古巴人民和土耳其人民并给他们以希望，增强他们对 本国安全的信念，我们将在安理会范围内声明，苏联政府将郑重允诺尊重土耳其边界的不 可侵犯性及其主权，不干涉它的内政，不进犯土耳其，不让本国领土用作这种进犯的跳板， 并且将制止那些想从苏联的领土，以及从土耳其毗邻的其它国家的领土对土耳其实行侵略 的人。
　　美国政府也将在安理会范围内对古巴发表声明。它将声明美国将尊重古巴边界的不可 侵犯性，尊重古巴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其内政，美国自己不进犯、也不让本国领土用作进 犯古巴的跳板以及将制止那些想从美国领土或者从同古巴毗邻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对古巴 实行侵略的人。
　　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同你们达成协议并给一个期限。让我们来商定给一个期限，但是 不要拖延，给两三个星期，不超过一个月。
　　你们谈到的和你们说使你们不安的那些在古巴的手段掌握在苏联军官手中。因此不致 有任何偶然动用这些武器危害美国的情况。这些武器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设置在古巴的， 而且仅仅是为了防御。因此，如果不进犯古巴，或者不进攻苏联或我们的其他盟国，那么， 这些手段当然不会在现在、也不会在将来威胁任何人。因为这些手段不是用于进攻目的 的。
　　总统先生，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那么我们将派我们的代表到纽约、到联合国去，并 给他们详尽的指示以便尽快地达成协议。如果你们也派出自己的人和给他们相应的指示， 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很快地得到解决。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现在全世界都不安和期待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宣布我们

的协议、宣布冲突已根本消除，这对各国人民来说将是最大的愉快。我认为这个协议具有 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特别是它将有助于达成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 的协议，关于试验的问题可以平行地解决，而不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不同的问 题。但是重要的是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作为给人们很好的礼物，如果能宣布已达成停 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从而不去再污染大气的消息，这也将使他们高兴。
而我们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些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力，促使也就我们和你们正在交换意见的其他争执问 题求得互相能够接受的协议。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迫待解决以澄清国际气氛。
我们准备这样做。 总统先生，这就是我的建议。
此致
敬意
　　　　　尼·赫鲁晓夫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这些外交辞令中，赫鲁晓夫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从古巴撤出导弹，
只是又附加了一个条件，要求美国撤出其在土耳其的导弹。美国政府不理睬 赫鲁晓夫的这个要求。当天下午，肯尼迪复信赫鲁晓夫，他要求苏联必须先 撤出进攻性武器，美国才能同意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和提供不再进攻古巴的保 证。
10 月 28 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回信，由于美为“保
证”不再入侵古巴，“推动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也随之消失。” 于是，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并在海上接受美国的核查，还同意让联合国代 表去古巴核查。
美、苏的相互妥协并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
不满。卡斯特罗开始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吴 丹于 10 月 30 日至 31 日访问了古巴，劝卡斯特罗放弃这一要求。卡斯特罗最 后接受了吴丹的劝说，但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提出了 5 个条件。 至此，一场濒临核战争边缘的危机就这样避免了。
11 月 21 日.赫鲁晓夫同意在 30 天内撤走伊尔-28 轰炸机，随之美国终止
了海上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也称“加勒比海危机”渐趋平息。

第十三章 冷战：军事与政治


一、冷战的序幕 二、德国的分裂 三、核战争的阴影
四、“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夺回了冷战主动权

一、冷战的序幕


　　1946 年 3 月 5 日，正在美国作私人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 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镇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威斯 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 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在场的听众约有 3000 余人，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 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也在收音机旁聆听了他的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 “伊朗危机”、“原子间谍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 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 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 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 关系”，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 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 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 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 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 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丘吉尔的演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美英苏三个同盟国在安排战后
世界秩序上产生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如 何和平相处这一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在西方政治家身上的反映。丘吉尔虽然 已非当时英国的首相，但毕竟仍是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的话反映了 西方国家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的想法，随即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美 国政府当然是暗中喝彩，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 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而英美舆论对此则反应不一，毁誉不齐，有的 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认为其言词太过火，也有的指责他想把世界引入新的 战争中去。反应最强烈的则是苏联，3 月 13 日，斯大林针对丘吉尔的演说， 对《真理报》记者表示，富尔顿演说是个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 散布不和，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苏联《真理报》就此发表了题 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许多亚非国家也从不同的角度 抨击丘吉尔的这篇演说。
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
竞争和对抗的对手。“冷战”局面的最终形成，则是与当时及以后世界上发 生的一系列事件紧密关连的。
　　东西方“冷战”的最初焦点是东地中海区域和波斯湾地区，主要体现在 苏土反目、伊朗危机和希腊内战等事件上。
　　首先是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争夺。由于土耳其地缘欧亚大陆交接之处，尤 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扼黑海与地中海之交通咽喉，历来是大国角 逐之地。 1923 年凯末尔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土关系一度出现良好发展的势 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不仅在大国之间搞平衡，而且随着 战局的发展，其亲德反苏的倾向日益显露，迫使苏联屯兵苏土边境，以防土 军突然进攻苏高加索地区。盟国希望土耳其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种种努 力，均一一告挫。当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取胜，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 德国败局已定时， 1944 年 7 月 15 日，斯大林便明确表示：“逃避同德国 进行战争的土耳其在解决战后的事务中，将自然没有资格提出对特殊权利的
　　
要求。”8 月 2 日，土宣布与德断交， 1945 年 2 月 23 日又先后对德、日宣 战，但为时过晚，已改变不了苏联准备在战后对其惩罚的决心。
　　1945 年 3 月 19 日，苏联照会土耳其，单方面宣布废除 1925 年订立的《苏 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极大惊慌，经商讨后即于
4 月 4 日对苏复照，表示愿意认真研究对苏签订一项新约。然而，6 月 7 日苏 外长莫洛托夫在召见土驻苏大使夏帕尔时，提出了苏联方面签订新约的 4 项 条件：
（一）把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交还苏联；
　　（二）允许苏联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苏联在海峡地区拥有建立海军 基地的权利；
（三）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
（四）土耳其应调整与保加利亚的边界。 苏方的条件显而易见是相当苛刻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原系土耳其帝国
领土， 19 世纪时割让与沙俄， 1921 年苏俄与土订立的《苏土条约》及亚 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3 个苏维埃共和国与土耳其订立的《卡尔斯条 约》中已明确解决该两地的归属问题，苏联此时翻出历史旧帐，显有惩罚土 耳其之意。至于监管海峡与在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则更侵犯了土耳其的 切身利益，土政府断然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此后双方均开动宣传机器，相互 进行攻击。苏联直接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反政府的活 动，而土耳其方面则由传统上的恐俄情绪转为激烈的反苏情绪，两国关系日 趋恶化。
美英在此关键时刻也不再保持沉默，尽管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
都曾向斯大林表示过，苏联要求拥有地中海通道是“合乎情理的”。但到战 争临近结束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英已决定不让苏联染指地中海区域，
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改变了对黑海海峡的立场。针对 6 月 7
日苏联对土的照会，美国在 11 月 2 日就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阐明了自 己的立场，其要点为：
1.海峡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开放；
2.在任何时候对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都开放；
　　3.除非得到黑海沿岸国家或联合国的允许，否则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得 对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开放。
英国对此立即表示赞同，土耳其也认为原则上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条
件。
　　然而苏联却不予赞同，并于 1946 年 8 月 8 日再次照会土耳其、美国和英 国，重申共管海峡和在海峡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此后又以军事演习为 由，在苏土边界集结重兵，试图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举动引起美英诸国 的强烈反响，土耳其政府发出求援的请求。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分 别进行紧急磋商，并就此向杜鲁门提出了备忘录，一致认为苏联的意图在于 控制土耳其，而“土耳其本身是东地中海和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 苏联一旦得手，则美国必将难以阻止苏联向近中东地区渗透。经与英国磋商。 美英两国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共同支持土耳其抵制苏联的要求；美国军方还 建议政府允许土耳其购买美国军火，对土进行军事技术援助。8 月 19 日，美 国对苏发出照会，重申 1945 年 11 月 2 日照会的立场，并指出，美国坚决认 为土耳其应是海峡防御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对海峡的攻击都将受到联合国安
　　
理会的过问。8 月 21 日，英国也发出了一份类似的照会。美英的态度无疑撑 起了土耳其的腰杆，8 月 22 日，土耳其政储拒绝了苏联所提出的有关海峡的 要求。9 月，美国派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率 7 艘战舰组成特遣舰队驶入 东地中海水域，以示对土耳其的声援，随即又向土耳其提供了 2500 万美元的 贷款，用于土耳其军队的装备建设。
　　由于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遂被顶了回去。苏土之间的 这一场危机，不仅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反而使美国趁机将伸入这一地区： 不仅取代英国成为土耳其的头号“保护者”，而且在东西方冷战局面最终形 成时，把土耳其纳入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使它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 和北约的重要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保障盟国间交通 运输线的畅通， 1941 年 8 月 25 日，苏英联合决定，由苏军占领伊朗北部， 英国占领伊朗南部。苏联方面声称此举系依据 1921 年苏伊条约第六条所采取 的行动，即如果第三国企图把伊朗变成反苏军事基地，则苏军为了自卫可进 驻伊朗境内。而实际上苏英双方所遵循的仍是 1907 年英俄协议对双方在伊朗 势力范围的划定。1942 年 1 月，苏英伊三国在德黑兰订立同盟条约，规定苏 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 6 个月内撤军。同年 10 月，美国成立“波斯湾后 勤司令部”，也派遣后勤供应部队进驻伊朗。在 1943 年底举行的德黑兰会议 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均对撤军问题和维护伊朗独立作了保证 1946 年 1 月， 伊朗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责苏联违背条约，制造伊朗内部分裂。 苏联代表则辩解称，撤军问题可以谈判，而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 动则纯属伊朗内政，与苏联无关。同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伊朗也不再坚持其 对联合国提出的申诉。美英方面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 斯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军事手段。杜鲁门则致函斯大林，措词强硬 地表达了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还声称，美国在一旦需要的情况下，将到联 合国去提出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苏联才终于退却。 1946
年 4 月 4
　　日，苏伊双方经过私下谈判，达成了苏军撤离的协议，条件是伊朗允诺 将其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长期租让给苏联。5 月 6 日，苏军全部撤离后，伊朗 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完全控制了北部的局势。 1947 年，新选出的伊朗议 会又否决了苏伊联合开采伊朗北部油田的协议。于是美国顾问和美国公司携 带着武器与设备堂而皇之地开进伊朗，此时苏联除了表示抗议和警告外，已 经无可奈何。在伊朗危机中，苏联遭到了失败，英国也没捞到多大的好处， 只有美国后来居上，是最大的赢家。
　　
二、德国的分裂


　　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是困扰着战后初期盟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并 最终导致东西方之间的激烈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协议，美英 法苏对德实行分区占领，地处苏占区内的柏林，亦按此原则由四国分区占领。 德国问题是大国纷争的晴雨表。最初在盟国间引起分歧的是德国的赔偿 问题。1945 年 7 月，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重申了对德索赔的要求，即德国 须支付 200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苏联应得到其中的 100 亿美元。这项要求遭 到美国的反对，最后波茨坦协定对赔偿问题只是确定了赔偿原则，而未作具 体数额规定。据此，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后都有权从各自的占领区内获取赔偿。 苏联除了可从本占领区获得 75％的赔偿之外，还可从西占区获取 25％工业设 备的赔偿。因此，苏联不仅从本占领区拆迁工业设备，还催促西占区如期向 苏占区提供赔偿物资。西占区三国中，除法国仍然坚持对德索赔的态度之外， 美英两国对德政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其对德国政策已从 战时曾提出严厉宰割德的“摩根索计划”演变到扶植和振兴德国经济的政策， 把复兴德国经济作为稳定西欧、争夺中欧的欧洲战略的重要环节。对英国而 言，一个经济上比较繁荣稳定的德国无疑会有利于英国在欧洲大陆搞平衡的
目标。
　　1946 年初，美驻德副长官克莱将军曾派专人调查德国工业水平，得出的 结论为，要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首先必须减少或停止赔偿。因此，美国认 为，苏联严厉的索赔政策乃是德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因而不能听任苏联 为所欲为，遂于 1946 年 5 月 3 日中止自美占区支付对苏赔偿。政策与目标的 分歧，使得美苏两家在德国问题上无法奉行一项共同的政策。根据波茨坦协 定，美英苏三国外长将就德国问题定期举行会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待 符合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该政府予以接受。”战后初期，从 1945
年 9 月战争结束至 1946 年 6 月，美英苏三国，后加上法国，四国外长先后在
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举行了 5 次会议，以美英法为一方，和以苏联为一方， 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每次会议都难以达成共识，要么搁浅，要么失败。 这是由于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美英认为，必须首先实行占领区的 经济统一，反之，占领区的经济必将陷入混乱状态。苏主张，要解决包括经 济在内的任何问题，唯有先实现“政治统一”，即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 事实上，“经济统一”也好，“政治统一”也罢，孰先孰后，只是一个政策 问题，其实质是对德国的控制和争夺。美国害怕“政治统一”后的德国，将 会落在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危及西欧的团结，因此，宁可让德国分裂，也要 保住西欧的统一。而苏联则担心在对“经济统一”后的德国的争夺中，美英 凭借经济优势而将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它不怕欧洲分裂，担心的倒是德国的 分裂。
　　1946 年 3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将驻德军事长官的政治顾问墨菲的一份担 心德国落入苏联手中的电报转给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后者随即就此提出了当 时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或是“依靠隔绝东部的渗透和依靠与国际化的西欧 合为一体，而不是靠并入统一的德国来抢救德国的西部占领区。”为了长远 的政治利益，美国当然选择后者。同年 9 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德国的 斯图加特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从德国索取多于波茨坦所
　　
规定的赔偿，”声称“不能让德国成为任何一个强国的卫星国。”这一说法 使美国在分裂德国方面大大地跨出了一步。同年 12 月，根据贝尔纳斯的建 议，美英两国订立《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使两个占领区合 并为一个经济单位。 1947 年 5 月，美英又策划成立了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 该委员会名曰经济，而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政府职能，美国已在单纯 的“经济统一”的旗号下，悄悄地塞进了政治统一的内容。苏联方面亦非束 手观望，他们针锋相对，于 6 月初在苏占区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该年年 底还在柏林召开争取统一和公正和约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1947 年正是杜鲁 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年，美苏冷战的局势趋于明朗，苏联在 9 月成立 共产党情报局，并明确提出“两大阵营”的概念，此后德国便成为两大国角 逐的主要场所。德国分裂的局势已不可逆转。
　　1948 年 2 月至 6 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谈，中心议题 是协调西方各国对德政策，并准备筹组西德政府。苏联对此表示抗议，于 3
月 20 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4 月，苏又决定对通过苏占区前往柏 林的西方人员、车辆实施检查和其他交通限制，双方关系趋于紧张。6 月 7 日，西方大国发表了《伦敦协议》，其中包括决定于 1948 年 9 月 1 日召开西 占区制宪会议， 1949 年成立西德政府和国际管制鲁尔等 12 个文件。6 月
18 日至 27 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先后颁布《货币法》、《发行法》和《兑换
法》3 个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的法令，决定发行“B 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
《伦敦协议》和西占区币制改革标志着西方各国政治、经济诸方面完成了分 裂德国的准备工作，同时也引发了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柏林危机。
6 月 19 日，苏联占领当局发布公告，明令禁止把西占区的新货币带进苏
占区和柏林。22 日，又宣布决定在东占区和柏林发行新币“D 记马克”。23 日，苏、波、捷、匈、南、保、阿八国外长与国防部长会商于华沙，发表联 合国公报谴责西方违反雅尔塔和彼茨坦协定，分裂德国。当天，苏占领当局 以技术性困难为由，关闭了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8 月 4 日，又停止了 公路与水路交通。柏林西占区居住有 250 万居民，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 瓦砾堆的柏林遭到全面的封锁。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强烈，东西方关系处于空 前紧张状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表示西方国家是按盟国协议规定 的权利留驻柏林的。美驻德军事副长官克莱将军认为柏林的局势影响美国的 威信，在完全没有得到国务院和美国军方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 动，要求驻德美空军司令李梅将军利用“空中走廊”进行空运。6 月 25 日， 杜鲁门召集亲信紧急磋商。次日，杜鲁门命令“把临时的空运改成大规模、 有组织的空运，而且把驻欧美军司令部手头掌握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要投进 去。”7 月下旬，美又决定派 60 架 B29 型“超级空中堡垒”以执行例行飞行 任务为由飞抵英国，在那里建立战略空军基地，以显示实力。7 月底，美英 当局宣布实施对东占区的反封锁，停止经西占区往返东占区的货运。另一方 面，三国驻苏外交官又开展紧张的外交活动，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系列会谈， 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但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此后西方大国于 9 月将柏林危 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于是苏联便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偏向西方观点 的提案未获通过，事态遂更陷僵局。
　　10 月 15 日，美英方面正式成立了联合空中补给线小组，由曾在二战期 间指挥“驼峰”运输的特纳将军出任总指挥。参加空运的有美、英空军，英 国民航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空军的数百架运输机，自 1948 年 6 月 26
　　
日第一架 C—47 型运输机飞抵柏林到 1949 年 5 月 12 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 往返飞机 19.5 万架次，运送各类物资 158 万吨，成为世界航空史上规模最大 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空运。
　　在政治上，双方加紧了对柏林市政大权的争夺。 1948 年 11 月 30 日， 东柏林选出统一社会党人埃伯特为市长。 12 月 5 日，西柏林选出社会民主 党人路透为市长。柏林一分为二，东西柏林分别有了各自的市长、立法机构 和货币。
　　1949 年初，苏联改变了方针。1 月 27 日，斯大林在回答美国记者史密斯 提问时，首先发出了和解的信号，他声明苏联并无打算向他国作战，苏愿意 谈判裁军；只要西方国家同意解除反封锁，并推迟成立西德政府，苏联准备 解除柏林封锁。2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新闻界对斯大林的谈话表 示响应。于是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和马立克在各自政府的授意下，进行 了秘密会谈，最终同意重开四国外长会议。5 月 5 日，四国同时发表了解除 德国各占领区和东西柏林间封锁与反封锁的公报。5 月 13 日，封锁与反封锁 结束。5 月 25 日，四国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第一次柏林危机终告平息。然 而东西两个德国的建立已势所必然。
　　1949 年 8 月 20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接着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也于 10 月 7 日诞生，至此德国遂最终分裂。
　　
三、核战争的阴影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政策便从以应付危机为中心转向旨在同苏 联进行长期竞争的思想和计划。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 翰逊总统都采取了“细水长流”的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把美苏竞争看做 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事务，因此把自己的国防政策当作遏制共产主义与苏联扩 张的主要工具。为了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千方百计减少苏联通过动用 军事力量或以武力相威胁来作为扩大其国际影响的工具的机会。尽管对国防 的手段与费用等问题有着各种分歧，美国的政策仍是建立在对军事挑战的性 质作出适当反应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在国会中的一些积极分子的支持下， 冷战时期的三位总统进一步明确了遏制、战略威慑和前沿集体防御的政策。 核武器仍是美国战略的核心。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技术上讲，这个时代 的核威慑的范围都扩大了，这是因为苏联的威胁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对盟 国进行支持的需要以及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的进展也都使核力量的发展成为势 在必行的了。到 1965 年，美国和苏联都基本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战略力 量，即洲际轰炸机、洲陆弹道导弹和携带有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潜艇，由于利 用了热核反应技术，而且命中精度也有了提高，就使得这些运载系统携带的 弹头具有更大的杀伤威力，从数量看，美国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主要是由 于美国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了对付这种潜在的优点，苏联建立了由 截击机和导弹组成的密集防空系统，并研制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由战略 火箭军来操纵。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核力量和城市新面临的威胁增加了。美 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日益扩大的脆弱性，因此谋求建立更
复杂更强有力的威慑来减小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战略威慑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威慑扩大到美国的盟国。北约成立伊始，便 享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完全保护。但是，随着苏联对美国核威胁的增长，人 们开始怀疑一旦战争爆发，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否立即派出飞机来拯救欧洲。 为了保卫西欧及南朝鲜与日本，美国研制了用于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包括部 署在北约国家的中远程导弹、可投掷核武器的空军战斗轰炸机和舰载飞机。 地区性核战争的选择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表明了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不可 分割，同时提供了一种低于总体战争的核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 美国的战略同其盟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 自身的生存都处于危险状态时，美国的保证是否还有意义。
错综复杂的核外交加剧了自由世界和兵产党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在苏
联和美国同各自的盟国之间造成了分裂。法国由于对美国拒绝帮助其发展少 量核武器感到不满，便率先发展自己独立的“打击力量”，并于 1960 年爆炸 了一颗核弹头，还在 1966 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然而苏联在亚洲却 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1950 年就同苏联结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苏联帮助 实施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当苏联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之后，中国于 1964 年爆 炸了他们自己研制的核装置，核扩散为日益令人担忧的国际事务增添了新的 内容。
　　核战争的可怕阴影促使美国和苏联将军备控制谈判作为其军事计划的补 充手段。艾森豪威尔总统赞赏军备控制的作用，认为它可以防止有人“愚蠢 地发动一场愚蠢的战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则把美苏军备谈判当作苏联政 策的一种武器，因为它可以为苏联的战略计划赢得时间，能使苏联军事力量
　　
的强大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能起到分裂北约的作用，还能推动西方的和平 运动。
　　好像还嫌战略威慑的政治意义不够复杂似的，美国又企图在欧洲以外地 区建立区域性联盟，以防止苏联和中国的干涉或颠覆。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 给人们提供了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和应该避免什么结果的实例，“不要再来一 次朝鲜战争”，作为一条深入人心的口号，已简明地说明了美国应避免再次 卷入一场目标有限的地面持久战争。而北约的前沿集体防御的模式——已通 过“里约条约”扩大到拉丁美洲，并通过双边条约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则 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亚洲和中东。1954 年，美国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去挽救法属印度支那，而试图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保住东南亚的反 共势力。它还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了新成立的南越、老挝和 柬埔寨等国。1955 年，美国又在中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成立了“巴格达条 约组织”。通过加强联盟，美国对外政策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美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联盟去遏制共产主义颠覆。它还通过提供经济援 助、军事援助和秘密行动来对付革命者发动的起义，并在希腊和菲律宾获得 了成功。接着，美国政府又使用中央情报局分别推翻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伊 朗政府（1953 年）和危地马拉政府（1954 年）。当 1958 年用同样的方法在 黎巴嫩行不通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便派遣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组成的 特混部队去制止内战，并对叙利亚可能的干涉进行威慑。在 60 年代初期，在 艾伦·勒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反颠覆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 进行了在古巴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刚果反对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活动。 在它进行秘密行动和提供军援的诸战场中，老挝和南越的局势形成了旷日持 久的难题。
美国安全政策要求总统享有更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虽然艾森豪威尔、肯
尼迪和约翰逊的政绩各有千秋，但他们都有相对的行动自由，除批准一年一 度的预算方案之外，国会的干涉较少。这几位总统尽管属于不同党派，但都 通过操纵国会中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者联盟（包括所有重要国会领导人和委员 会成员），掌握了安全政策方面的主动权。每当总统们的实力受到考验时， 他们都能以胜利而告终。艾森豪威尔就曾成功地挫败过国会限制他同外国政 府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力的企图，而在 1954 年，艾森豪威尔又在帮助中国国民 党人保卫金门、马祖和澎湖列岛等近海岛屿的问题上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当 时的表决结果是众议院 410 票对 3 票，参议院 83 票对 3 票。10 年之后，约 翰逊步艾森豪威尔的后尘，从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使用军事力量的自由权。 对《东京湾议案》的表决戏剧性地表现出了总统推动政治进程的能力。
　　国会对集体安全的热心来源于公众的支持。民意测验和选举不断告诉华 盛顿，要警惕苏联人，并保住美国的军事优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 末。国防开支并未使公众感到苦恼，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大复员以后的 10 年中，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实际上， 某些国防开支的意义已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如修建洲际公路，改善对公 众的教育，研究与开发高技术，支持航空、电子、造船与运输工业的发展等 等。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茁壮发展的国家目的感在战 后又持续了 20 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信誓旦旦地说，美国 将“为了自由的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他的话表达
了 1941 年以来美国国民的共同心愿。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为总统之后的一年中，他重新制定了美 国的国防政策，使之适应朝鲜战争后那种不战不和的时代。艾森豪威尔的政 策被称为“新面貌”，它要求重新估价苏联的威胁。简要地说，艾森豪威尔 认为，象朝鲜战争那种代理人战争以及来自国防开支的压力会严重削弱美国 的经济，所以，他保证在他执政后的头两年中要削减 140 亿美元的联邦预算。 预算削减的主要对象是国防开支，因为国防部的开支最容易削减。
　　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0 月期间制定了它的“新面 貌”政策，并宣布其目的是要获得“力所能及的安全”。新的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承担了根据预算情况制定战略的任务。政府在 1954 年财 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拨款中削减了 50 亿美元，又在 1955 年财政年度提出了总 额为 350 亿美元的数额。尽管政府从未完全达到其削减预算的财政目标，但 还是将国防开支限制在 400 亿美元左右。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两个任期内， 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 64％下降到 47％，平均每年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 10％左右，即使在 50 年代末通货膨胀以及高技术武器的实际价值不 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也仍然坚持着“新面貌”政策规定的预算计划。
　　为了稳定国防开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强调发展常规力量，而只强调 核武器的威慑和实战潜力。上届政府留下的现役兵力为 350 万人，到 1960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其减到 247 万人，远远少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想确保 国家安全的必要数额。兵力的削减迫使各军种放弃了朝鲜战争时代的扩张计 划，到 1960 年，陆军裁减了 6 个师，空军裁减了 15 个联队，海军裁减了 300 艘舰艇。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新面貌”政策深感不安，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战 略思想缺乏远见。在一些特别研究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成立的专门工作 班子的协助下，艾森豪威尔于 1953 年 10 月组织起草了第 162/2 号国家安全 委员会备忘录，要求国防部为各军种装备核武器。今后象朝鲜战争类型的局 部战争应由美国的盟国动用各自的地面部队，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支援下去 进行。
艾森豪威尔政府急干将“新面貌”政策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挂钩，将核
技术的开发利用同推行对共产主义更富有进攻性的遏制政策紧密地联系起 来。艾森豪咸尔对小型核弹头的发展印象深刻，认为这种核弹头可用来更精 确地对准军事目标，“就象使用子弹或别的武器一样”。副总统理查德。尼 克松认为，核优势给了美国以对付苏联人的利器，他说：“我们今后不会让 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挑战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将依赖能 按我们的意志，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打击侵略策源地的机动报复力 量。”国务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 1953 年对美国国防政策进行审查之后，
于 1954 年 1 月声称，美国政府将依靠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 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苏联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 主要依赖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 迅速进行??”。
　　“新面貌”政策反映在了政府的下述看法：苏联人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千方百计削弱美国，分裂北约，把新独立的第二世界国家纳入共产主 义的轨道。在估价苏联的军事力量方面，政府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苏
联 1953 年爆炸了一个聚变核装置后，收集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变得更加举足 轻重了，因为“新面貌”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要对苏联摧毁美战略空军轰 炸机基地及美国主要城市的能力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政府在情报搜集方面

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批评者们则根据面临的问题指责艾森豪威尔过分乐 观。到 1960 年，如何评价苏联威胁的性质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冷战初期，美国的情报专家——主要是中央情报局——主要依赖于观察 人员对苏联的科研与军事活动的报告。50 年代中期以前，大批难民和被遣返 的德国战俘以及叛逃的苏联人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但无法无天的克格 勃加强了苏联的国内保密工作后，由人提供的情报很快就不多了。中央情报 局力图通过在苏联安插间谍，利用西德控制的间谍网，以及同英国和法国的 情报部门合作等手段来收集情报。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苏联 间谍已渗透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将情报搜集工作和 秘密活动都划归计划处统一负责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计划处的人 对秘密活动的热情远胜于情报搜集。
　　美国政府转而依靠技术而不是间谍去搜集情报。艾森豪威尔政府增加了 对上届政府 1952 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拨款，并扩充了其工作人员。国家 安全局的任务是窃听。它的监听站窃听别国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试图破译 和分析数以百万计的电报，但成功率有限。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在东欧的电话 线进行搭线窃听则更成功一些。然而，通信情报也不能使中央情报局相信它 已很好地掌握了苏联的军事发展情况。它在军队的同事们（尤其是空军的情 报部门）也同样忧心忡忡。
美国情报部门又在寻找其他手段窃取苏联的情报。其中一种技术手段是
沿苏联边境建立一系列雷达站，以监视苏联的飞机和导弹试验情况。到 50 年代末，从欧洲经土耳其、伊朗直到巴基斯坦，都建立起了这种雷达站。但 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代替穿越苏联领空进行直接观察，而这种飞行的实际问题 是难以解决的。美国空军曾采取了代号为“天钩”的行动计划，释放高空气 球飘到苏联境内，但飘忽不定的风向气流常常限制其作用。有人驾驶飞机更 为可靠但也更加危险。1952—1953 年，苏联的截击机拦截过美国空军和英国 后空军飞绕苏联边境和飞入苏联欧洲和亚洲领空内的飞机。中央情报同只有 获得一种具有可以飞得高过苏联防空系统能力的飞机，才能进行穿越苏联领 空的飞行。洛克希德公司的凯利，约翰逊设计的 U—2 型飞机满足了中央情报 局的需要，因为这种机身细长，形似海鸥的飞机可以在 7 万英尺的高空横穿 苏联全境。从 1956 年首次飞行开始，U—2 型飞机在随后的 4 年中，作过 20
至 30 次越境飞行，拍摄了许多照片，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称，情报分析人
员掌握的有关苏联军事发展情况的确切情报有 90％左右来自这些照片。1960 年，被美机越境飞行所激怒的苏联人用他们最新的高空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 U—2 型飞机。国际舆论为之哗然，艾森豪威尔只得停止了这种越境飞行。
　　美国政府手中很快就可得到另一种可取代 U—2 型飞机的其他手段。艾森 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们（特别是小詹姆斯·基利安）和空军的研究与发展部门 以及中央情报局同心协力，争取到了对侦察卫星的拨款。 1955 年，侦察卫 星计划获得了最高拨款优秀等级，结果研制出了一种装有波拉罗依德公司生 产的高分辨力照相机的有效的卫星。但要为卫星找到一种合适的发射运输工 具却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军队、中央情报局和航空工业部门的内部 官僚主义横行，互相勾心斗角。为了指导卫星计划的进行过程，艾森豪威尔
于 1959 年批准成立了“国家侦察办公室”，其工作受空军的全面监督。到
1960 年底，卫星已可投入使用。另外，中央情报局还于 1960 年通过英国情 报部门策反了苏联情报部门的一名变节上校，名叫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他

提供了有关苏联导弹发展情况的详细的重要情报。总之，政府通过技术手段 和从彭科夫斯基得到的情报，对苏联的威胁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其程度远 远多于它对批评者承认的程度，原因是怕透露了情报来源。
　　由于在 50 年代有关苏联航空兵作导弹发展的准确情报不多，空军因此夸 大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情况。关于苏联威胁的争论本来应该属于国家安全 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的争论，但事实却是国家安全问题 成了引人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4 名有志间鼎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林 登·约翰逊、亨利·杰克逊、斯图尔特·赛明顿和约翰·肯尼迪）都竭力使 “新面貌”政策成为总统选举中值得发难的问题。第一场斗争是 1954—1956 年的“轰炸机差距”事件。由于对苏联飞机生产能力估计过高，加之苏联举 行一次耸人听闻的“空军节”轰炸机检阅，美国空军的专家们估计，到 1961 年，苏联的重型轰炸机将从 50 架左右增加到 800 架。尽管到 1957 年已对此 预测作了更切合实际的修证（约 200 架），但“轰炸机差距”事件给人留下 的印象是，美国面临着一种其防空系统无法对付的严重威胁。 1957 年，收 到的警情更加骇人听闻了，当时苏联用 SS-6 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射了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使美国情报专家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原来估计 SS-6 型火箭
在 1960 年之前不可能投入使用。在 1958 年，中央情报局做出的下一个估计 是：到 1961 年苏联将可部署 500 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差距”又引起了对 “大规模报复”和“新面貌”政策的新的一轮指责和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 自豪地把战略空军司令部视为美国防御力量的核心。在“新面貌”政策执行 期间，战略空军司令部装备了新式的飞机和核武器，扩展了基地系统并改进 了通信设备。1954 年，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约 1000 架 B—36 型和 B—47 型 轰炸机，到 1960 年增加到近 2000 架飞机。尽管射程有限的 B47 型轰炸机仍 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力部队，但战略空军司令部又补充了 500 架新式的 B
—52 型轰炸机。B—52 型轰炸机于 1955 年投入使用，由于性能可靠，操作方
便，深受机组人员的欢迎，它给战略空军提供了其梦寐以求的喷气式洲际轰 炸机。战略空军司令部还继续扩大其基地网，以蒙蔽苏联的计划人员。战略 空军司令部在美国本上的基地由 1954 年的 37 个增加到 1960 年的 46 个，同 期的海外基地也由 14 个增加到 20 个。
然而，由于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压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在威
慑方面的垄断地位被削弱了：第一种来自苏联的防空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 第二种来自政府文职官员对战略威慑和部队结构所做的认真审查，第三种来 自军种之争的竞争。结果，美国加快了自己的洲际导弹发展计划。虽然各军 种自 1945 年以来都在研制各种导弹，但谁也没有把导弹计划放在首位。在空 军内部，科学委员会的调查和兰德公司的研究都对轰炸机的前途表示了怀 疑。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建议将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飞航式导弹）纳入美国 的威慑力量，这一立场得到了空军的两位著名科学顾问西奥多·冯·卡曼和 约翰·冯·纽曼的大力支持。一批空军将领敦促采用更宏伟的导弹发展计划，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知陆军组织了以顽强进取的韦恩黑尔·冯·布劳恩为 首的导弹研究班子。这场推崇导弹的争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美 国期望自己的部分核武器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生存下来，它需要
发展某种可以补充轰炸机力量的武器。
　　1955 年，艾森豪威尔将导弹研制置于整个军事研究与发展中的最优先地 位。部分原因是总统接受了他手下的技术能力委员会（由基利安博士任主席）
　　
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强调指出了苏联核威胁的增长，并建议美国作出重大努 力。空军早已跟上了这种变化，成立起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研制两种洲际弹 道导弹——“大力神”和”宇宙神”。这些导弹的主要性能是：具有 5500 英里的射程，可携带一颗百万吨级的弹头。经国防部批准后，空军还推进了 中远程导弹和飞航式洲际导弹的研制，从技术上讲，这些导弹比洲际弹道导 弹更先进，结果，空军研制成功了“雷神”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 飞航导弹，分别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开始部署。陆军也在研制自己的“丘辟 特”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并且也在同一时期内通过了试验。空军还开始了第 二代洲际弹道导弹——“民兵”式导弹的研制。这种导弹设计采用固体燃料 和全惯性制导技术，并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可以部署在抗毁的地下混凝土发 射井中。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飞航导弹却具 有与轰炸机相同的不足之处：它们的发射准备时间过长，而且只能在地面发 射，使之成为第一次打击目标。到 1960 年，空军已拥有 12 枚“宇宙神”式 洲际弹道导弹、30 枚“鲨蛇”式飞航导弹（部署在美国本上）和 4 个“雷神” 式导弹中队（部署在英国）。耗资巨大的“民兵”式导弹的研制工作仍在继 续进行之中。
　　在 1955 年优先发展导弹的决定中，海军也获准重点研制自己的中远程弹 道导弹，从而加中入了实施核威慑的任务。实际上，海军早在 40 年代末就要 求拥有核武器，但当时主要是想用它装备其舰载飞机。海军在朝鲜战争后采 购的 6 艘“福雷斯特尔”级航空母舰和“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都设计了 可供新式道格拉斯 A3D“空中武士”式飞机起落的飞行甲板，这是一种真正 的核轰炸机。 1954 年，海军部署的全部航空母舰全都装备了核武器，以便 打击苏联的港口和海军力量。
在 50 年代中期，海军改变了航向。原因是海军拥有了生存能力很强的发
射平台——核动力潜艇。在海曼·里科弗这位天才的急性子工程技术军官的 推动下，海军建造了第 1 艘核动力潜艇“缸鱼”号，并于 1955 年开始服役。 里科弗对于官僚政治十分在行，他组织了一个包括来自他所在的海军、原子 能委员会（里科弗是其成员之一）、国会、威斯汀豪斯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 的人在内的支持核动力的联盟。里科弗眼中的核潜艇是用来打击舰艇的利 器。但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阿莱·伯克却把核潜艇看成是可装备从水下打击地 面目标的导弹的运载平台。但海军没有这样一种导弹，因为海军重点研制的 是只能供水面舰艇和浮出水面的潜艇发射的“天狮”式飞航式导弹。1957 年， 伯克下令海军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计划要朝着研制一种可供潜艇从水下发射的 固体燃料导弹方向。为此，他仿照空军的做法，成立了由他的参谋班子、原 子能委员会和洛克希德公司人员组成的特别计划处，于 1960 年制造了射程为
1500 英里的“北极星”导弹。由于这种导弹有效载荷有限，精度不高，所以 它的弹头只能摧毁面状目标。尽管如此，早于它的发射平台生存能力较强， 所以舰队弹道导弹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战略威慑补充力量。
　　白宫和苏联人都帮了伯克的大忙。为了审查美国的核力量状况，国防动 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于 1957 年 4 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安全资源小组”。该小 组又称盖瑟委员会，当它于 11 月提交报告时，苏联的“人造卫星危机”使得 该报告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盖瑟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了美国在核攻击面 前的脆弱性和美国防空系统与民防计划的落后状况。横在美国与核毁灭之间 的唯一屏障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而盖瑟委员会认为，战略空军司令
　　
部不应独力承担这一重担。1957 年，海军要求研制 3 艘导弹潜艇，政府却批 准了 5 艘，并把投入使用的日期从 1962 年提前至 1960 年。里科弗支持了舰 队弹道导弹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只要它们是核动力的，他便一视同仁。1960 年，第 1 艘“乔治·华盛顿”级舰队弹道导弹潜艇载着 16 枚“北极星”海射 弹道导弹开始了巡航。
　　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劳伦斯·科弗摩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又 创造了更多的军事奇迹。在第一次聚变核爆炸后的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核科 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大幅度缩小核武器体积的方法。第一个聚变核装置长
达 22 英尺；而陆军的“大卫·克罗克特”迫击炮使用的核炮弹只有 2 英尺长， 直径 12 英寸。氢弹的设计也发生了变化，利用枪机式引爆装置和高密度合 金，就可以用更少的放射性材料来实现链式反应爆炸。在一段时间内当新闻 报道还在说放射性材料最少需要 50 磅左右时，实际的最低限度已经到了制造 一枚武器只需 12 磅钚和 22 磅浓缩铀的水平了。弹头体积缩小就意味着弹头 数量随之增加，发射装置的种类也更多了一一有了地面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深水炸弹、鱼雷、炮弹，火箭和地雷等多种核武器。在 “大规模报复”这个概念模糊的术语后面，存在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美 国简直可为其武装部队制造数以千计的核弹头。
美国核武库的急剧扩大并不是美国力图削弱苏联威胁的全部军事努力内
容。空军和陆军都在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防空系统。这一做法既耗资巨 大，结果又令人失望。一位空军参谋长若有所思地说：“实用的防空系统就 象是一团乱麻??”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国防部在防空系统方面到底花了多 少钱，但估计在整个 50 年代中，其数目高达 400 亿美元。当苏联的办法似乎 是来自其轰炸机力量时，美国的防空计划人员使设法获得了足够的经费，以 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防空系统，但各军种的官僚机构对此任务的争夺，使防 空系统平添了一股酸味。 1956 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规定，空军负 责区域防空，陆军负责要点防御。这一规定实际上恰恰颠倒了双方的利益， 因为空军要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实施要点防御，而陆军却认为它拥有足 够的装有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奈基”系列地对空导弹，如果能获得空军超 音速截击机的支援，就能执行有效的区域防主任务。空军自己的“波马克” 式防空导弹计划的发展，已使问题复杂化了，而当形势日益明显——威胁是 来自洲际弹道导弹而非轰炸机时，问题就更加混乱不堪了。陆军坚持认为， 新式导弹——“奈基—宙斯”式导弹可以用来拦截弹道的弹头。而空军却想 赶快研制一种以卫星为基地的防空系统。争论中唯一的共同认识是，美国需 要拥有一种更好的顶警系统，于是，政府于 1957 年开始研制弹道导弹预警系 统。
　　随着核部队的类型逐步增多，美国国防计划人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他们并没有一个在威慑失灵时使用这些核力量的统一计划。更重要的是，战 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和导弹同海军的舰载飞机与潜射导弹相比，在威胁敌 人目标以确保威慑效果的相对作用方面优劣难分。国防计划分析人员总被一 种多余而又重复开销的感觉折磨着。 1960 年，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成立 了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并责成它根据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应急作战计划” 和海军的有关文件制定一个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必 须协调两种不同的核威慑观。海军强调把苏联的城市当作人质的重要性；空 军则认为，主要打击目标应该是苏联的战略力量。应根据苏联军事目标数量
　　
的不断增加而相应增加美国弹头的数量，并提高其命中精度，当联合战略目 标计划处于 1961 年制定出第一个“统一综合作战计划”时，它沿用空军的观 点，强调打击苏联的核力量。苏联的军事工业和华约的地面与空中力量被置 于较次要的地位。实际上，根据“统一综合作战计划”，苏联的许多主要城 市也将遭到摧毁，因此，该计划也可以设想成以“有限地”或“对等补偿地” 打击城市相威胁来确保威慑。但计划人员都无法预测到底采取何种威胁程度 才能真正威慑住苏联。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新面貌”政策中的威慑政策是确保美国安全 的唯一方法，因为达成国际军备控制协议也可能会对美国有利。美国政府关 心的主要问题是核扩散、核突袭和核试验等。 195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 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在一个国际组织的监督下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此建议产 中了国际原子能暑（1957 年），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推动核电站的建造， 另一方面也可禁止核武器的扩散。美国政府相信利用核能的计划将消耗世界 上的大量铀矿产品，但新铀矿的发现使美国的计划落空了。由于害怕国际核 查，苏联故意拖延联合国出面组织的会议。上述问题又促使艾森豪威尔提出 了第二个军备控制倡议，即于 1955 年 7 月提出的“天空开故”的建议。艾森 豪威尔担心有人会突然发动第一次打击，建以缔结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越境 侦察飞行。联合国对此不感兴趣，美国和苏联便开始进行双边会谈，双方在 允许飞机越境飞行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但默认了将来侦察卫星的部
署。
　　由于可能出现核扩散，加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气层的核试验对人体 健康有害，这就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就限制核试验举行会谈。美国和苏 联再次在核查时间和程度的程序上各执己见。到 1958 年，谈判已转入就探测 核爆炸方面的技术问题举行国际科学会议。这些会议提出的结论是，除在地 下深处进行的核试验外，其他形式的核试验都可以被准确无误地探测到。地 震检测专家相信，他们不久就可以区别出地震与哪怕是小型的（2 万吨）核 爆炸。由于对联合国谈判的繁琐程度大失所望，美国、英国和苏联便于 1959 年举行三边会谈，并在一年之内草签了一项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 试验的条约。1960 年的 U—2 飞机事件使会谈半途搁浅，但美苏已站在了它 们的第一项重要军控协定的门槛上。正如法国和中国立即指出的，禁止核试 验对非核国家的限制比对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更大，但有限地禁止核试验就算 不能消除世界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至少也可以消除大气层中的放射性污 染。这些谈判表明，核战争的危险可以通过协议来削弱，从而给美苏军备竞 赛带来了新的气象。
　　美苏战略力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加上美国政府谨慎的军备控制倡议使威 慑理论深入人心，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人士提出的。民间人士的 各种分析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以威胁城市进行报复的威慑观点提出了 质疑。盖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只不过是对此质疑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份。兰 德公司应邀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情况作了审查之后，对轰炸机的生存能 力提出了怀疑，并强调指出了不易受攻击，又不带挑衅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的重要性，必要时可用它来摧毁苏联的战略力量。兰德公司在作了进一步研 究之后提出了“只打击军事力量而不打击城市”的思想，国防部长手下的武 器系统评估小组提交的一份报告、空军的一些研究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组 织撰写的一份关于国防政策的公开报告也都体现了这一理论。总统科学顾问
　　
委员会也是主张修改战略的同盟者。在军队内部，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 勒和一些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等理论工作者也都持有同样看法。在 这些主要理论家中有伯纳德·布罗迪、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威廉·考夫 曼、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查尔斯·希契、亨利·罗恩和赫尔曼·康 恩。
　　50 年代的这批民间“国防专家”提出了一整套思想，对参议院批评“新 面貌”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对威慑理论的研究热情部分是来自基础 理论工作者的学术需要，特别是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哲学博士来说更是如 此。另一个原因是源于经济理论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方法，数字胜于文字，这 种研究还产生了一种额外的影响，就是人们越来越相信职业军人提出的传统 战略思想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已不再适用了。一些新的威慑理论的确使传统的 军事思想显得过时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使威慑切实有效，只有将生存也 考虑在内，而且必须使苏联也正视这种生存能力。第一次打击力量不应体现 出威胁性，否则会招致对手先发制人的打击。至于如何才能使核力量一方面 具有足够大的力量能确保其生存能力又能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而另一方面 又不显得那么具有威胁性，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 果威慑失灵，战略部队的目标应该是限制战争，为谈判赢得时间。于是战略 用语中不久便出现了“控制升级”、“限制毁伤”等词汇。利用博奕论、心 理模拟和边缘效用计算等分析手段更使得战略研究一门高深的艺术。这也为
60 年代美国战略力量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伊始便认为，可以通过国防体制改革来克服部分国 防问题，甚至连共和党温和派人士也认为，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之所以“失 败”是与其“组织不当”的领导作风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妨碍经济地制 定国防计划的最大障碍是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参谋长 联席会议支持杜鲁门的朝鲜战争政策感到很恼火，便逼迫艾森豪威尔把“属 于民主党的参谋长们”消除出去。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的对策是，当这些军 官的任期一满，就不再委任新职。“新面貌”政策改革国防体制的努力，使 得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总统办公室、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 合参谋部。但在这些改革尚未同国防计划发生革命性变化时，就又停滞不前 了，因为国会不愿放弃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艾森豪威尔的头两轮改革并未能 简化决策工作，只是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部门和人员。
艾森豪威尔对国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陌生，他于 1953 年大力加强了
国家安全计划过程中的统一协调。尽管总统没有将其所有的目标都公诸于 众，但他正在极力限制国会对他认为属于总统负责的事务进行干涉。艾森豪 威尔首先通过每周例会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化。更重要的是，他授权其负 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该工作班子的部分任务 是，安排好每周的具体活动日程，然后通过政策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 会这两个跨局机构来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工作 班子实际上成了一个融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为一体的非正式机构， 并且由于与总统关系密切而胆大妄为。
　　艾森豪威尔从其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充当陆军中的政治元老的经验出发， 断定各军种都是妨碍有效的进行国防计划和管理的主要障碍。洛克菲勒委员 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证实了他的看法。这份报告于是便成了“第 6 号改组计 划”的依据，这一计划中囊括了政府和国会在 1953 年间采取的各种改革行
　　
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报告要求本着“以最小的代价确保最大的安全，同时 不得危及自由制度”的精神，去改组国防体制。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 改革意味着加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授予他对扩大了的联合参谋部 以任命控制权。国防部长办公室也戏剧性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改组后的 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原有的副部长和 3 名助理部长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 6 名助 理部长和一名法律总顾问。这样，国防部长就有了一个在各种防务职能上都 不弱于各军种部的工作班子。
　　经过 5 年的实践，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 1953 年的改革还不尽如人意，于 是在 1958 年又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支持下，提议进一步实行 权力集中。这次改革的重点是参谋考勤联席会议。改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 正式获得了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窄务的表决权，而各军种的参谋长们则发现自 己被排除在作战指挥程序之外了，现在的程序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队再到各主 要司令部的司令官（这些司令官是指按地理划分的“联合司令部”和诸如战 略空军司令部那样的“特种”司令部的首长）。然而国会却不同意指定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还允许各军种参谋长继 续保留会晤总统在和国会作证的权利。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权利称为“法定抗 上权”。另一方面，国防部长增加了变更与确定各军种职能与任务的新权力
（“重大”作战任务除外），他的助理部长们也随之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在
各自权限内发布有效力的命令。 现在，国防部长可以设立薪的分管全部范围各种任务的局级机构了。在
很大程度上， 1953 年改革中被撤消的许多跨军种委员会都被这些新的局级
机构取代了。改组的第一个命令——扩大横向协调——防止了战略计划方面 的竞争，而这正是各军种利益竞争最为激烈的舞台。《国家安全法》1958 年 修正案设立了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一职，其主要任务是指导高技术计划的 发展。托马斯·盖茨这位尽职尽责的国防部长还设立了一个高级计划研究局， 负责研制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的超前计划，诚如所料，改革进一步驯服 了各军种部队，使之甘居下属，但由于它既没有压缩各军种的预算要求又没 有对武器采购和物资管理施行更严格的控制，所以它并没有省钱。
由于国防部长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之问题太多，经费太少，改革并没
能取得更大程度上的一致。 1960 年，国防部长盖茨开始每周同参谋长联席 会议会晤，以给予更及时的指导。密切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减少分歧，但参谋 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有时仍背道而驰，迫使国防部长和总统要违背自己的 初衷而作出决定。据统计， 1955—1959 年间，各军种参谋长提出的建议有
99％是与总统相一致的，只有 1％是不一致的。从这些数字看来他们是与总 统达成了更大程度的一致，但在那 1％的分歧中就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改 组未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参谋长联席会议（空军参谋长除外）并不认为 “新面貌”政策己回答了国家的军事问题。
　　国防决策程序的改革没能解决诸如怎样协调前沿集体防御与美国军队的 核武器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对北约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复 杂。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了上届政府就在北约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 进行的谈判。由于法国在关于建立德国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拒不让步，使得第 一项计划——即建立欧洲事务共同体的计划胎死腹中。谈判目的则是要确保 同意德国建立一支 12 个师、50 万人的部队。到 1954 年底，法国政府中发生 的一个新变化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提供了机会，法国国民议会于 1954 年 12 月
　　
批准一项修订后的计划，允许德国在北约现行体制内建立自己的军队。联邦 德国对其国内外事务有了充分的控制权，并在许诺未经北约同意不得装备核 武器之后软化了自己的新形象。
　　1955 年，西德开始组建国防军。在 50 年代，以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 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战略是，确保西德的重新武装不影响经济的恢复， 不分裂西德，也不削弱北约对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依赖。阿登纳无意命名军队 的实力超过 12 个师，这一立场就使《里斯本协定》所确定的常规力量目标更 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西德不坚持要将其军队沿整个边界部署，以使任何苏联 的进攻都不能只打击西德本国的军队。
　　西德在北约登场的同时，美国“新面貌”政策的新重点强调要以核武器 取代常规地面力量，北约于 1954 年底接受了这一政策。北约理事会要求制定 在战争初期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入侵的计划，而北约军事计划人员发现 打核战争的想法需要承担重大的责任。1955 年，北约进行了一次全面核战争 模拟演习，发现要想拯救西德，使它遭到摧毁。在代号为“白纸”的作战模 拟演习中，演习人员“使用”了 335 枚核武器，其中 268 枚打在进入西德的 苏联军队之中，这种核手段的反闪击战虽然挡住了苏联人，但也造成了 500 多万人的“伤亡”。尽管如此，1957 年，北约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北约 版的“新面貌”政策，批准了一份军事计划文件（第 MC14/2 号文件），要求 利用核武器对付任何威胁。他们计划使北约的 30 个师的常备军装备上核武 器。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北约的战术飞机。北约理事会同意在欧洲贮备核 弹头（那里已有了许多运载系统），到 50 年代末，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已拥 有了约 7000 枚核武器。
北约“新面貌”政策的优点是明确地将美国的核威慑扩大到了欧洲，因
为美国要同盟国共同承担战争升级的危险。然而，降低北约常规力量的水平 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这些常规力量与其说是作战用的部队，还不如说是 象“挡风玻离”和“绊索”一样的“人质”部队。实际上，由于北约计划人 员置不利的地理条件于不顾而把东西德边界作为主要防线，因此计划使用核 武器将会增大战争初期的易受攻击性，这种前沿防御的战略须确保将战术核 武器打在东德境内的苏军头上，但这种战略使得在西德的北约部队无法打一 场常规的持久战，因为这就要求在西德西部边境和莱茵河之间实施机动作 战。
美国和欧洲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北约战略存在的两难问题。因为它们遇到
的一系列危机使北约不得不考虑其军事方面的选择。 1956 年，东德和匈牙 利发生了反对苏联占领者和本国共产党政府的未遂暴动。在匈牙利，战斗有 越过奥地利边界的危险。1958 年，苏联人又对同盟国占领西柏林的权利进行 了挑战。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劳坦克斯·诺斯塔德将军这两位北约盟 军最高司令都就加强北约常规力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因为英国军队的裁减 和法国的一些师被派驻阿尔及利亚使北约的常规力量变得更为有限，西德的 一些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也对依赖战术核武器是否明智的问题提出过怀疑。在 美国，北约的核战略受到了亨利·基格和罗伯特·奥斯（有限战争理论的两 位祖师）等学者是和詹姆斯·加将军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陆军领导人 的坚决反对。 1959 年国务卿杜勒斯去世之后，国务院放弃了对“大规模报 复”政策和北约政策的控制权。战区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没有加强北约的实力， 反而引起了新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