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面貌”政策扩大到亚洲时，战略核威慑与前沿集体防御之间的协 调也同样困难重重。为了遏制苏联与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创建了一个同盟 国的网络。这样就可以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加强亚洲盟国的常规力 量。政府很快同南朝鲜（1953 年）和台湾（1955 年）这两个天生的反共独裁 政府缔结了双边条约。两个条约都指出，双方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 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另一方看作是对自己的和平与安全的侵害”，并保 证各方采取共同行动来应付危险。重新武装日本这个问题则更加困难。虽然 同意将其国家警察改建成自卫队，但除保持一支 23.1 万人的最低限度的空、 海和陆军部队外，将不承担任何其他经济与政治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日本 政府拒绝充当地区的军事领袖。在 1960 年日本同美国签订普遍安全条约之 前，它争得了美国不将核武器运进日本的承诺。
　　美国将防务扩大到东南亚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南朝鲜和台湾都不 反对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也不反对同其共产党邻居作战。当中共军 队同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沿海发生交战时，一些在野人士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 政府同南朝鲜与台湾缔结条约是不明智的举动。 1953—1954 年，国民党军 队从金马、马祖和澎湖列岛出发，对大陆发动了海上袭击，并向那里派遣了 特务。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报复，威胁要发动入侵，并且用远程火炮进行了轰 击。美国政府一面说服蒋介石放弃那些最不易防守的岛屿，并限制其行动； 一面又增加对蒋的援助以维持对它的影响，并将第 7 舰队的部分力量部署在 台湾海峡。美国还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和可发射核炮弹的火 炮。1958 年，金门一马祖危机再起，美国又承担了同样的义务，尽管美国在 南朝鲜部署了军队和战术核武器，但保卫南朝鲜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因为非 军事区沿线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如同与台湾国民党的结盟一样，同南朝鲜 结盟也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无论是其敌人还是其盟友都可以将政治 行动乃至军事行动强加给美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深知亚洲的危险，因为它在 1954 年遇到了最大的一次危
机，当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艾森豪威尔考虑过采取 军事行动（包括使用核武器）打击包围奠边府的越盟军队的可能性，但发现 他的文职和军人顾问及北约盟国都对“大规模报复”不感兴趣。尽管雷德福 海军上将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但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担心只有动用地面 部队才能阻止越盟军队。由于无法肯定仅仅通过空中打击是否可以扭转法军 的败局，所以艾森豪威尔敦促法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954 年 7 月，法国 和越南共产党在日内瓦一致同意对越南进行暂时分治，并同意老挝和柬埔寨 获得独立。由于越南的前途尚吉凶难卜，美国政府便匆匆忙忙加强了东南亚 的非共产党势力。它一方面为越南（南越）提供援助，并从事反共秘密活动； 另一方面又于 1954 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只有巴基斯 坦和泰国是新的盟国，因为美国早已同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等国缔结过条约。该组织不同于北约，没有规定集体采取军事行动的保 证。1954 年 9 月的附加议定书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 埔寨和南越，翌年 2 月参议院以 82 对 1 票通过了条约，附加议定书也开始生
效。
　　杜勒斯也注意了同中东国家缔结条约。 1955 年，美国一面施加压力， 一面许诺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使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入了土耳其和 英国的《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苏联对盛产石油但政局
　　
不稳定的中东施加军事压力，而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已今不如昔了。艾森豪 威尔政府认为，它可以利用代理人（包括以色列在内）来限制苏联的影响和 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但到第二年它便发现核武器、结盟政治和石油这三者不 能融为一体。当激进的埃及总统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收回了对苏伊士 运河的控制权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一起策划入侵埃及，以夺回运河。尽 管以色列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在西奈半岛大败埃及军队，但美国却对其北约盟 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放弃对运河的远征，美国甚至让第 6 舰队进入阵位， 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如此担心，部分原因是莫斯科 方面含糊地暗示要卷入中东战争，从而出现了核冲突的幽灵。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作用不甚满意，于是又在 1957 年宣布美国将承担新的义务，即凡受到任何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 入侵威胁的中东国家，美国都要为之提供援助。总统得到了国会对“艾森豪 威尔主义”的认可，国会还批准了总统提出的要求提供 2 亿美元援助的申请。 除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外，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赞同国的政策。1957—1958 年，美国政府在中东的遏制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批激进的陆军军官推 翻了伊拉克的群主制度，而另一些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叙利亚和埃及的 支持下威胁着约旦的君主制度和黎巴嫩软弱的联合政府。艾森豪威尔府发现 了这背后有苏联插手，因为苏联扩大了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的军事援助。虽 然美国的财政援助和英国的军事存在帮助于国王侯赛因稳定了政权，但黎巴 嫩的局势却演变成了一场内战。为了防止发生政变并安排谈判来解决问题， 美国于 1958 年 7 月出兵 1.5 万人占领了贝鲁特。这再一次证明核威慑对地区 性冲突和美国的地区性利益基本不起作用。另外，光靠军事援助（1950—1963 年为中东提供的军事援助为 43 亿美元）并不能取代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 50 年代，尽管美国拥有核力量，但拉丁美洲的反共形势却每况愈下。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专制政权被推翻后，共产党并没有马上从中捞到 好处，却同激进分子一起搞农村起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在古巴，菲德尔·卡 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发动宣传和军事攻势，同一支不属他们控 制城市游击队遥相呼应。由于受到国内压力，加之美国又暂时中断了军援，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于 1959 年 1 月被废黜。翌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投 靠了苏联，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并命令中央情报局组 织反卡斯特罗的流亡分子发动了一场入侵。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大门口取得的 胜利，使“大规模报复”战略破产了，未能慑止住西半球的共产党颠覆活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因外交政策出现危机而改变其“新面貌”政策， 因为总统要坚决维持既定的国防开支限额。面对经济萧条、国外问题日益严 重、预算不平衡、国会难以控制、预算不断增长、国防预算压力增大的情况，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强迫各军种压缩其重点发展计划。海军制造第 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费用被砍掉了，新的造船计划只能满足原计划的
2/3。倍受宠爱的空军保住了其 137 个联队的计划（50 年代制定的目标）， 但也只有通过削减兵力才能维持其开支。强调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得从战术 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中裁减一些联队。陆军和海军陆 战队也削减了兵力，砍掉了旨在增加火力和机动能力的计划。

四、“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夺回了冷战主动权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预备役部队可以应付任何可能发 生的常规战争，而且可以减轻经费负担，因为 10 名预备役人员所需的费用大 体只相当于 1 名全训军人。顺理成章的是国防部强调要提高预备役部队的战 备程度，但发现预备役人员严重不足。虽然 1952 年的法案规定预备役部队的 兵力限额为 250 万，但实际只有 70 万人在部队中受训。政府建议预备役部队 实行征兵制，并将老兵强制编入国民警卫队。但国会也企图插手预备役部队 的改革。在《1956 年预备役部队法案》中，国会将预备役部队的兵力限额提 高到 290 万并放宽了服预备役的条件。一些人可直接加入各军种预备役单 位，然后服 2 年的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受训 3 年。其他一些人可直接进 入部队，服 3—6 个月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服 8 年的义务预备役。1957 年，陆军要求国民警卫队的人员要先进行现役训练。由于实行了征兵制，这 项计划得以顺利执行，到 1960 年，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数增加到将近 100 万人。
　　依靠预备役部队并未命名陆军出现预期的“新面貌”，因为陆军和海军 陆战队在其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努力寻求更大的战场机动能力和火力。在 核条件下作战，分散与机动的能力至关重要，陆军通过命名其装甲师现代化， 并使步兵乘坐装甲人员输送车作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另一个办法是装 备部队运输用直升飞机。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中，固定翼飞机驾驶 员占据了主导地位，主张利用直升飞机的先驱者们批评部队的组织结构不合 理，在利用直升飞机运送部队这一点上各方部没有引起多大争议，只是在发 展经费上众说不一。 1956 年以后，海军陆战队对步兵营进行了改编，使之 可用直升飞机运送。到 1960 年，陆军已组建了 12 个直升机营。
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还看到直升飞机作为一种近距离火力支援武器的
潜在前途，特别是用来反坦克。海军陆战队中的固定翼飞机驾驶员认为没有 理由命名用直升飞机去取代现有飞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扼杀了武装直 升飞机的研制。然而陆军中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却使其上级相信空军将不 会给予运输直升飞机以足够的支援，到 50 年代中期，陆军的步兵与航空兵训 练中心成立了号称“空中骑兵”的直升飞机部队。1956 年，国防部长办公室 作出决定，陆军将不研制固定翼运输机和攻击机，空军也没有提作战理论的 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陆军应对直升飞机（包括武装直升飞机）进行 垂直进攻的理论进行一次大试验。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坚决要求为研制直升 飞机拨款，因为直升飞机的发展越来越肯定空中机动部队将成为常规部队的 先头突击部队。
　　50 年代的外交政策危机和军队的内部建设经起了学术界对有限战争理 论的极大兴趣。起初，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 但到了 50 年代末，他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已集中到了加强常规部队的水平，这 方面的代表作是泰勒将军 1960 年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和罗伯特·奥斯古 德写的《有限战争》。从理论上讲，美国避免任何规模的核冲突的最佳办法 是，加强非核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部署能力，使之随时都能对付共产党对盟 国发动的入侵。 1960 年的战略热点是“灵活反应”战略，它引起了新闻记 者和政治权威们与日俱增的热情。
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主张摒弃“新面貌”政策，制定更加合理有

效的国防政策。在 1960 年同理查德·尼克松竟选总统时，国防改革就是肯尼 迪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坚持认为需要有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 落实遏制政策。新政府把“灵活反应”当作其国防政策的基础，要求美国以 相应的力量去对付各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只要能在不升级到核战 争的前提条件下，保持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就将取得胜利。在肯尼迪的个 人魅力、冷峻的幽默感和旺盛的求知欲的外表掩盖下，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自 由主义浪漫思想色彩，因此，他的主要兴趣都在那些非白人的发展中国家。 肯尼迪的那种传教士般的冲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信念，即认为由于存在着 核威慑和北约与华约的力量大体均衡的因素，使得军事竞争的方式和地点都 发生了变化。最可能出现的威胁是“人民战争”或以乡村为根据地的左派革 命。这种共产党暴乱可能发生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肯 尼迪并没有忽视北约，但他认为由于中苏分歧日益扩大，未来的主要冲突将 会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总统的个人素质和政治倾向也是他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基础之一。
1960 年选举之后，共和党人继续攻击他缺乏经验，继承了大笔财富，信奉天 主教，以及机会主义等。肯尼迪不愿被人指责为对共产主义采取绥靖政策（他 不同于尼克松，确实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便满腔热情地支持遏制 政策。另外，肯尼迪采取“灵活反应”战略还出于他对美国经济关误解的乐 观估计。肯尼迫的经济顾问们认为，美国可以负担得起 500 亿美元的国防开 支，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或引起其他经济弊病。实际上，政府认为，增加国 防开支同减少税收是一个道理，可以通过将政府投资投入公众舆论都十分关 注的国防建设的做法，促进停滞不前的经济的发展。增加国防开支还可使国 内的保守派支持“新边疆”政策。
肯尼迪政府断定，通过使国防决策权更加集中和加强文官在国防决策中
的权力，可以加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参议院由亨利·杰克逊牵头，对国家 安全决策作了一次调查，要求政府进一步限制军种之间的竞争，总统选举过 后，另一位民主党国防问题专家、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也作了一次研究， 要求进一步集中进行国防管理。在詹姆期·加文和马克斯韦尔·泰勒等退役 将领的指导下，总统认为各军种部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成为妨碍有 效地制定国防计划的主要障碍。在国家安全部门供职的文职人员也持同样的 看法。在东部一些大学、基金会、银行、法律机构和西部一些实验室以及兰 德公司的支持下，一些“国防精英”相信自己可以使行政部门的组织体制发 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国防部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工具。肯尼迪的顾问人员鼓励他为 五角大楼注入新的活力，于是，他便任命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麦 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百万富翁，对国 内问题持温和态度，他与其“新面貌”时间的前任截然不同，因为他在公司 工作时，已经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从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 工作班子的组就可以看出，他对文官控制下的集中化国防决策充满了信心。 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赛勒斯·万斯、威廉，邦迪和保尼·尼采等人继 承了其先贤迪发·艾奇逊和罗伯特·洛维特的行动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传统， 而来自劳伦·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哈罗德·布朗领导着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 组成的负责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小组，查尔斯·希契、威廉·考夫曼和阿 兰·思索文等人则来自兰德公司，准备发挥其作为经济分析家的一技之长。
　　
麦克纳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陆军航空兵中的管理专家，后来又在福 特公司工作了 15 年，他利用这些经验，组织起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这个强有力 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被支持称赞为真正的“国防精英”，而批评者则谤之 为“狡童”。麦克纳马拉实力雄厚，能说会道，善于说服人，很快就成为白 宫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制定者。
　　麦克纳马拉在确信能得到肯尼迪的全力支持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决策方 面的改革措施。他改变了原有的预算程序，要求各军种采用东部商业管理学 校新近流行的计划规划预算制（PPBS）。麦克纳马拉要求按职能（如战略威 慑）而不能按“输入”（如拥有的人力）来编制国防预算。他制定了“国防 五年计划”，按 5 年通盘考虑而不一年一度的估算费用，并将国防开支按任 务划分为战略部队、一般任务部队、战略空军与海上机动部队以及更小的类 别，从而打破了各军种间的界限。通过改革预算程序，麦克纳马拉使其分析 人员更容易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高度量化的技术，可用来分析“投 资效益”，即预测不同规模的投资与军事力量增长的关系。
　　系统分析的方法使得希契、布朗、思索文及其同事们可以（至少可以根 据和情况）比较出执行相同或类似任务的武器计划的相对价值。此外，这一 程序迫使各军种必须调查各项武器计划的费用情况，重视分析一种武器在其 全寿命期间（可能延续到今后的 20 年）的各种费用（人员、保养、改进、部 署等费用）。在新设立的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苦心努力下， 这种新技术得到了多方面应用。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拒绝各军种的要求，驳斥 职业军人所作的无法量化的判断。它还有助于运用“通用性”来作为提高效 率的手段。这就要求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国防情报局（1961 年）和国防供 应局（1961 年），还要求研制一种空军和海军通用的 TFX 型战斗机及各军种 共同使用的野战服和作战国防部长办公室综合利用系统分析和其他社会科学 的技术（如博奕心理理论），甚至可涉及战略理论领域。
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革命”使“灵活反应”战略一直持续到肯尼
迪死后。这场“革命”使军队和国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要经过一 场战争和为期 10 年的教训与政治斗争，才使其设想黯然失色。计划规划预算 制和系统分析等国防管理方法获得的成功（这种成功一靠总统的支持，二靠 国会的混乱）使利用这些方法的人手中的权力从发展军事力量扩大到使用军 事力量。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国防安全委员会己对国务院构成了挑战， 成为决定美国政策（只要该政策带有军事意义）的主要机构。在近 10 年的时 间中，在麦克纳马拉旗帜下前进的文官和军官成了最有势力的“卡米洛”骑
士。
　　麦克纳马拉的工作重点是改进国家的战略核力量，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 力的第二次打击力量。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了解到了核战略的残酷现实，但他 难以找到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合理的方法来制定部队发展计划。 1961 至 1966 年间，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战略威慑作了一系列复杂的量化研究，包括模拟威 慑失灵时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情况。麦克纳马拉一面考虑各军种的计划，一 面有自己的盘算，他竭尽全力想的一种切实合理的制定部队发展计划的办 法。但他一无所获。起初，他认为美国应重点发展打击苏联战略力量和其他 军事目标的能力。他在 1962 年的安阿伯学中解释其“不打城市”的理论时， 认为它可以确保威慑，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限制损伤并控制战争的升级。当 麦克纳马拉仔细地审查了这种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之后，他又从这种战略上
　　
后退了。核武器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战略的保证。如果美国计划在苏联 对美国的战略力量实施第一次打击之后再对苏联剩余的力量进行报复，那么 美国所需的发射数量将达到天文数字——而且会被视为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力 量而对苏联构成潜在威胁。正如麦克纳马拉对空军所说的：“活见鬼，如果 你们坚持大谈成千上万枚导弹，就是在大谈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美国这 样一支力量，就可能使苏联人因恐惧而发动一场双方都想避免的那种战争。 麦克纳马拉又朝“新面貌”时代的那种有限威慑战略上退缩了。此举激 怒了军事计划人员，同时也因承认“大规模报复”战略并非一无是处而冒政 治上的风险。麦克纳马拉深知，现在要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力的威慑力量远 比苏联开始部署洲际弹道导弹以前更加困难了。他竭力想找到一种可以接受 的部队结构，既要能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摧毁”，又要具有有限的打击军 事力量的能力。为了便于制定计划，他提出美国的力量应能摧毁苏联 25％的 人口和 50％的工业。后来，他又承认到 60 年代末美国的力量将可摧毁苏联
50％的人口和 80％的工业。可是，谁知道是多大摧毁的威胁慑止了苏联？或 是这种威胁力量是否真的对苏联起到了作用呢？
　　由于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麦克纳马拉便接受了这样一种力量指标，即 保有的发射装置为艾森豪威尔计划在 60 年代应有水平的 3 倍。尽管如此，该 计划仍未能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仍固执地坚持“统一综合作战计划”的设 想。到 1963 的底，麦克纳马拉的计划已基本就序。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将增
至 1000 枚左右，介于“新面貌”计划中 600 枚和空军要求的 1450 至 2000
枚之间。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核心是两种新型号的“民兵”式固体燃料导弹。 潜艇将从 29 艘跃增至 41 艘，携带 656 枚导弹。轰炸机将从 1500 架的高峰减 至原来的一半，但其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麦克纳马拉对“确保摧毁”所需力量进行的分析，部分依照了对苏联洲
际弹道导弹计划在 6O 年代的前景所作预测。这种分析命名麦克纳马拉更加深 信，苏联有朝一日会同美国达成核均势。这个结论既不能改善部队发展计划， 也不能巩固肯尼迪的政治前途。麦克纳马拉审查了空军的轰炸机方案，重新 制定了战略部队发展计划。他砍掉了 B—70 型超音速高空轰炸机和机载的“空 中闪电”式导弹。美国现在可以通过提高弹头的命中精度，来减小弹头的当 量，这一新的发展将使美国可以在发射井中部署的和潜艇动载的下一代导弹 上安置更多的核弹头，在麦克纳马拉限定了发射装置的数量后，很快就批准 研制可打击不同目标的分导式多弹头再入飞行器，作为对付苏联第一次打击 的又一种赌注。麦克纳马拉热衷于发展由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 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因为他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样一种 力量的组合可以制止对方发动旨在解除美国核武装的第一次打击，确保以打 击城市作为报复的最终威慑。尽管批评者们认为，“确保摧毁”战略仅仅是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旧瓶装新酒，但麦克纳马拉的计划中已包括了强大的 打击军事力量的潜力，而且到 1967 年已完成了这个计划。
　　麦克纳马拉不肯接受建立积极与消极防御系统对付苏联导弹攻击的方 案，因为他认为，无论从战略、经济和公众的无知程度看，这种防御都是不 得要领的。虽然为国防部长办公室改善了轰炸机防御系统，而且支持对卫星 与地面雷达监视系统进行重大改进，但麦克纳马拉驳回了军种提出的发展反 弹道导弹的计划，直到 1967 年，国会和林登·约翰逊总统才迫使他同意最低 限度地发展反弹道导弹。麦克纳马拉决不认为陆军不能击中一枚来袭的弹
　　
头，他只是认为苏联只要略微增加弹头数量就可以对付要地防御或地区防御 系统。麦克纳马拉还将同样的逻辑推理延伸到保护城市居民免遭核武器效应 的危害方面上。从技术上讲，如果发生战争，防御放射性微粒的掩蔽部无疑 可以保护一些生命，但建立一些这样的公共掩蔽部需耗资约 400 亿美元，建 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估计费用也大体相当。麦克纳马拉的战略顾问人员还担 心，民防系统会使苏联人判断美国人以为他们可以打一场核战争并生存下 来。 1961—1962 年，政府关于建立最低限度的掩蔽部的计划得到了公众的 狂热欢迎，麦克纳马拉又依靠“确保摧毁”战略找到了一个借口。
　　肯尼迪政府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既没有哪种简单易行 的技术手段可以消除核战争的风险。肯尼迪政府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 的军备控制谈判的做法，尤其是关于限制核试验的谈判，因为大气层中核试 验的放射性效应促使公众要求禁止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都一致断 定，限制核试验可以将其他国家排除在核国家之外。 1963 年 10 月，美国、 英国和苏联同意今后只进行地下核试验。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部分禁 止核试验条约》上签了字。在核时代，军备控制第一次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 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核威慑面临的诸多难题进一步促使肯尼迪努力改善美国的一般任务部 队。“灵活反应”理论的核心就是，设想使用非核部队去进行威慑和作战， 可以减小核升级的可能性。麦克纳马拉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看法，认为美 国需要拥有能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力量使美国既可以成功地保卫北亚和 欧洲，又可以保卫盟国范围内的任何受到暴乱威胁的国家。虽然美国并没有 真正达到这样一种战备水平，但政府将武装部队增加了 25 万人，还将新增加 的国防开支（每年约 100 亿美元）的 80％用于发展常规力量。
“灵活反应”战略给北约带来了多方面的后果，因为其目标本身就是多
方面的。首先，麦克纳马拉的专家们通过经济分析和传统的作战序列分析的 方法，仔细研究了苏联的武装力量，断言苏联的真正威胁是 46 个师，而不是 “新面貌”战略的计划人员估计的超出此数一倍的力量。常规防御似乎是真 正的选择。在美国的倡议下，北约在中欧的军队从 21 个师增至 27 个师，飞 机从 3000 架增至 3500 架，武器的现代化也继续加速进行，使盟国的战斗力 得到了加强。 1963 年，北约的年度军事演习中包括了从美国向德国增调部 队的行动。随后，陆军便加快了为增援部队预贮武器、车辆和全部物资。然 而，北约的核武器及争议很大的美国诫略威慑的可靠性等问题给联盟带来了 一些混乱。北约防务计划人员于 1967 年在第 MC14/3 号中文件中正式批准了 “灵活反应”战略，这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为西欧去冒核战争之风险。饶 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北约的部队发展和战略减少了对战术核武器的依赖 时，联盟内部发生了另一次重大变化，使战争初期出现核升级的可能性再度 死灰复燃了。
　　在北约通过第 MCI4/3 号文件之前，肯尼迪政府就已尽一切努力向北约国 家的领导人保证，“灵活反应”并不意味着抛弃了北约。但它同时又发出与 此自相矛盾的信号。 1962 年，美国砍掉了一项耗资巨大的空射导弹研制计 划，而这原是准备使英国的战略轰炸机现代化的方法。美国还坚持自己不帮 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戴高乐总统之所以坚持发展核武器，有其国内的 原因，但其主要目的是削弱英、美对欧洲的影响，并使苏联对法国的政策更 难作出估算。法国的核理论家们不赞同麦克纳马拉夫于法国核力量会破坏威
　　
慑稳定性的观点。法国反而是坚持说，它的核力量还可以弥补“灵活反应” 战略造成的信誉差。为了加强法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戴高乐于 1966 年宣 布，法国将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这一决定使北约失去了其后勤保障 的地理纵深，并对北约飞机关闭了法国空军基地。法国部分退出北约使苏联 意识到，北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可以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来利用这种分歧。 此外，法国此举使西德成了欧洲大陆的北约重要盟国，使北约屈从于西德提 出的采取前沿防御并尽早使用核武器的要求。
　　麦克纳马拉竭力加强军队在下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 力，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实质。尽管麦克纳马拉怀疑建造动力航空母 舰是否明智，但他允许海军航空兵实现现代化，并允许海军保持 24 艘航空母 舰。他还批准了一项两栖部队的建设计划，允许海军陆战队保留 2 个师或飞 机联队的力量。麦克纳马拉还敦促陆军加强野战部队的火力与机动能力。虽 然陆军增加了 2 个师，但其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办法之一是陆军改编了其 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使之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装甲部队，具 有灵活的编制体制和战术思想。另一方法是，将陆军航空兵的发展计划置于 最优先的地位。1962 年，麦克纳马拉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开创了空中机动 时代。他成立了一个由陆、空军联合编成的“打击司令部”，将陆军中机动 能力最强的部队（2 个空降师）与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合为一 体。麦克纳马拉还批准大大扩充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特别是 采购了一些大型战略运输机。他还组织陆军对空中战术机动问题进行了一次 内部研究，建议组建一个完整的空中突击师。该师不仅可以运送步兵作战， 而且武装直升飞机组成的“空中骑兵”部队可以不采取地面行动便独立地攻 击敌军。此外，陆军还加强了每个师的直升飞机力量。与此同时，陆军限制 了固定翼飞机的发展，以缓解空军对于陆军不久将可以全部承担其自身的近 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的担心态度。
麦克纳马拉还审查了“新面貌”政策下的预备役部队，对其结果不甚满
意。1961 年 6 月，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就国际政治问题展开了 一场激烈的争论。肯尼迪回国时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 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8 月，赫鲁晓夫建立了柏林墙，不许避难者逃往西柏 林，接着又对盟国在该城西部的控制权进行威胁，此举更加深了肯尼迪的担 心。麦克纳马拉将 14.8 万名预备役人员征召到现役部队，一方面是为了加强 战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出外交信号。征召的结果喜忧参半。空军的国民 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以及海军的空中和水面部队的战备水平尚佳，但陆军后 备队和陆军国民警卫队在训练、人力、装备和热情方面都严重不足。翌年解 除动员后，麦克纳马拉建议合并陆军和空军的后备队与国民警卫队，在国会 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马拉转而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办法，规定空军和陆 军国民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作战部队，空军和陆军后备队的任备是提供 支援。他还为“精选”预备役部队增加了训练经费，并支持预备役部队内部 的改革，将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员从 93.7 万减至 87.1 万，但却提高了部 队的战备水平。
　　“灵活反应”战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来自古巴，卡拉特罗在那里已对 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使古巴成为输出革命的堡 垒，这种威胁激怒了美国政府。它还使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扩展到全球。
1961 年 1 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重要演说中强调指出，苏联将支持“民族解放

战争”，保护在这种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堡垒。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林彪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言论使肯尼迪政 府认识到，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共产主义颠覆。正如肯尼迪对其最 亲密的顾问人员所说的，美国将不得不更加注重于反暴乱作战的能力。 1961
年 4 月，肯尼迪决定秘密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入侵猪湾，这次拙劣的行动证明 了肯尼迪自己和美国的无能。这次代号为“萨帕塔方案”的行动既非真正的 秘密行动，也非常规入侵，而是寄希望于古巴内部根本没有发生的暴乱，而 且空中掩护不足，部门之间的协调极差。经过对这次行动的一系列事后分析
——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肯尼迪的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组织的，美 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和武装部队把反暴乱置于 最优先的地位。肯尼迪还亲自插手了反暴乱活动，成立了由其弟弟罗伯特·肯 尼迪以及泰勒和麦乔治·邦迪把持的反暴乱特种部队。
　　正如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肯尼迪于 1962 年批 准了一次联合演习，检验一项入侵古已的紧急计划。经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审 查后，肯尼迪同意了这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由 古巴流亡者和中央情报局联合推翻卡斯特罗的方案。肯尼迪还亲自过问陆军 特种部队的发展和改革情况，这是 2000 人的不为人知的精锐部队，其任务是 发生全面地在亚洲和东欧组织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分队。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 长办公室之下也组建了自己的特遣部队，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类似组织协 调一致。为了使陆军率先发展反暴乱部队并研究其作战理论，肯尼迪和麦克 纳马拉增加了陆军的军事援助，增建了民事训练班，并为高级文职官员和军 民举办关于反暴乱作战的学术座谈会。然而，首当其冲的是特种部队（绿色 贝雷帽部队及其他各种特种部队），因为总统赋予他们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 民兵和外国的别动部队去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1961 年 11 月，第一批特种 部队被派至越南中部高原地区投入作战。但美国政府反暴乱作战的主要地区 仍是拉丁美洲。
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来说，卡斯特罗的生存都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阶
段，因为苏联已开始向古巴提供大批顾问人员、地面武器、飞机和防空导弹。
1962 年夏天，来自古巴的情报说发现了新的导弹，但对此进行的进一步调查 却认为这些导弹设施只是防空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在 9 月，空中越界侦察飞 机发现了警报信息，苏联正在为 SS—4 型和 SS—5 型中程核导弹修建各种设 施（包括萨姆导弹连）。 10 月中旬，肯尼迪及其顾问人员得到结论，苏联 不久即将在离美国南海岸不远处完成 40 枚导弹的部署。在分析了苏联此举的 国际政治影响之后，肯尼迪决定迫使苏联撤出这些导弹。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灵活反应”战略及其加强战备 的计划是明智的。严阵以待的美国战略力量，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 机对苏联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当时苏联只有的 30 枚洲际弹道导弹），以 至于双方不可能发生核交锋。北约的常规力量（及其战术核武器）也可确保 苏联会在中欧作出反应。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反潜部队保持了海上力量 均势，肯尼迫利用这一点宣布对古巴实行了有限的海上封锁。当肯尼迪同赫 鲁晓夫互通既有威胁也有让步的信息时，麦克纳马拉已在加勒比海的南部集 结了一支准备入侵古巴的部队，其规模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的特遣部 队相提并论。11 月初，苏联同意撤出其导弹，作为交换条件，肯尼迪答应不 再入侵古巴，危机就此结束，肯尼迪政府总结这次危机中的外交胜利的经验
　　
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意志、战略核优势和常规部队的高度戒备状态相结合， 才迫使赫鲁晓夫除了撤退之外别无选择。“灵活反应”战略同有节制的升级 威胁结合使用，使得美国夺回了冷战的主动权。1965 年 4 月，林登·约翰逊 总统派出了一个海军陆战旅和第 82 空降师的部分部队，平息了多米尼加的内 战，再一次证明了上述结论。但至此为止，“灵活反应”战略在东南亚经受 的考验尚未导致对美国国防政策重做出重大评估。

第十四章 十年恶梦的开始


一、“山姆大叔”亲自出马 二、独裁南越的“基督徒” 三、新上任的年轻总统的困惑 四、“绿色贝雷帽”进入南越 五、血腥政变使政局更加动荡 六、将战争推向北方的秘密行动

一、“山姆大叔”亲自出马


　　1954 年 3 月 13 日 17 时，越南的奠边府炮声轰鸣，经久不息，震耳欲聋， 大有天崩地陷、排山倒海之势。这轰鸣的炮声宣告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块 神奇的土地上的统治的彻底结束。
　　1954 年 5 月份，旨在结束法国殖民主义势力同胡志明的共产党领导的越 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的日内瓦会议如期召开。美国、法国、英国、苏联 和中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会。
　　这时候，越南人赢得奠边府大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的法 国新政府也准备妥协。法国采取和解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越南 仍然能够体现法国的全球影响。法国在越南南北方有巨额的煤矿、水泥和重 工业投资，在南方有橡胶和其它种植场投资。这些投资在经济上还能获得利 润，但在一个统一的、和平的越南则是可能获得利润的。如果政治上的合作 失败，但只要法国仍然保持在越的工业和技术人员，情况依然不致十分糟糕， 因为北方需要法国的工业和技术力量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孟戴斯——弗 朗斯总理在奠边府之战后立即着手寻求与越盟和解的途径，从日内瓦派让·圣 特奈少校去河内以建立新的文化与经济关系。深受长期战争折磨的法国人最 重要的事是要在家医治好伤口，与越南取得谅解便是治伤的途径之一。法国 不希望在奠边府失败以后，又在日内瓦蒙受耻辱：它是和平的保证人，必须 表现出诚意。法国甚至选择胡志明作为未来全国大选的既定获胜者。
美国对法国人在莫边府惨败后争取胜利的意志一蹶不振感到不可理解。
美国认识到胡志明将成为选举的既定获胜者，与此同时，又决心阻止这一局 面出现。他们害怕胡志明的胜利将使东南亚一系列小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 接二连三地倒掉。在国务卿杜勒斯看来，法国人在日内瓦的表现无异于“投 降”，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积极与河内交善的行为无异于是在加速胡志明一 统天下的到来。
美国躲在幕后策划已经不可能，民族独立的汹涌浪潮已使老牌殖民主义
法国低头认输，于是，“山姆大叔”决定亲自出马，从幕后径自走到台前， 在越南寻找代理人，直接发号施令了。
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7 月 21 日，日内瓦会议在越南问题上终于达
成协议，《日内瓦协定》规定，沿越南 17 度线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正式 把越南分为两部分，越南人民军和法军分别在此南北地区集结实行停火；法 国承认越南的独立，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越南全国在 1956 年 7 月举行全 国自由选举等。同时，在协定中还规定了不准外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 虽然当时美国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但它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后来怕遭到世 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代表被迫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美国不使用武力威胁来妨 碍日内瓦协定的实施，什么叫“不使用武力”威胁？从这项声明中就可以看 出美国很想插手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为自己今后进行武装干涉留下了余地。
就在协议签订不久，美国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1954 年 9 月 6 日到 9 月 8 日，美国召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七国外长在马尼拉开会，共同签署了“东南亚集体 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该条约规定：在东南亚或西南太平洋地区任何 缔约国或条约保护国若遭武力侵略，各缔约国将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采取行 动来对付共同危险；在同一地区内，任何缔约国或条约保护国若受到“武装
　　
进攻以外的任何方式的威胁”，各缔约国将立即磋商，以达成采取共同防御 行动所需的协议等。该条约将越南（即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指定为条约保 护国，从而使印度支那三国纳入了美国的防御体系，为其进一步干涉提供了 借口。
　　《马尼拉条约》是对《日内瓦协定》的公然践踏。把南越作为一个独立 国家来看待，并把它与老挝和柬埔寨纳入条约的保护范围，完全违背了《日 内瓦协定》的内容和精神。
　　美国总统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曾强调，美国必须同南越既反共也反法的 “民族主义”者合作，使他们把美国当作必须依靠的朋友。
　　
二、独裁南越的“基督徒”


　　为了进一步控制南越，美国必须找一个符合美国人意志的人，来充当美 国的代言人。1954 年 7 月 7 日，长期寓居巴黎以及对腐败现象软弱无力而失 尽民心的南越国家首脑保太突然指定吴庭艳为他的首相。吴庭艳何许人也？ 能中美国人的意愿吗？
　　吴庭艳， 1901 年 1 月出生在南越顺化一个贵族家庭，一名虔诚的天主 教徒。他的父亲吴廷国，是一代文人，曾任职于安南朝廷的礼仪和宫监大臣， 后来成为首相。1921 年，吴庭艳从法国行政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越南殖民政 府工作。一度飞黄腾达， 1929—1933 年任首长， 1933 年 5 月，任保太王 朝宫庭内阁部长，后辞职隐居。
　　吴庭艳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而闻名的，既反抗法国人，也反对越盟， 做过 20 多年的高级公职人员。法国人在日本投降后重新占领越南后，他自动 选择了流亡国外的生活。他起初定居比利时，后来则定居美国。吴庭艳和美 国上层人物早有瓜葛。他在美国的保护人中有最高法院的比尔·道格拉斯和 参议院的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成为总统的肯尼迪与之过从甚密，是他最 大的支持者之一。
在日内瓦会议后，他利用法国撤军的大好时机，在南越组织自己的武装，
准备与北越进行抗衡。 美国为了支持吴庭艳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不惜花大量资金安置从北越
经他的煽动迁往南越的人。在几个星期之内，便有 85 万人移居南方，有 8
万人左右移居北方，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曾经抵抗过法国人的游击队干 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四处散布谣言，留在北方继续进行经营活动 的企业都将被列入黑名单。结果巴黎和河内关系出现大倒退：到 10 月 11 日 止，当两个越南形成之时，河内只剩下 114 名法国商人。
法国认为，当它继续执行日内瓦协定，从北方无条件撤出其最后一批军
队时，它的战后和解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撤军仪式是友好的。记者 威尔弗雷德·贝却迪回忆道，“法国人一段一段地撤离，他们撤离一段以后， 越盟便接收一段。有时你可以看到双方的部队——法国人在挥手，越南人在 挥手，然后街上便顿时充满了生机和色彩。”
如前面议定的那样，法国人撤离后，胡志明和圣特奈少校便在 11 月签署
经济和文化协定。尽管这一协定的实际价值被大大打了折扣，但胡志明仍然 认为与法国的联系是实施日内瓦协议的最佳保障；法国也仍然在极力劝说美 国不要卷入越南事端，吴庭艳并不能代表南方，如果胡志明不能够指望法国 和西方，他将被迫转向共产党阵营。法国人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试图支持南 方反对吴庭艳的一些组织，希望一次政变使吴庭艳和美国方面的兴趣寿终正 寝。《五角大楼文件》中引述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直接总结了法国的 反对立场：“法国反对任何可能延缓或导致 1956 年选举流产的行动”，因此 杜勒斯决定直接插手。美国宣布，从今以后，美国的援助将不再通过法国人 之手，而将直接交给吴庭艳的西贡政府。
　　这时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方面出现了新的麻烦，同样要依靠美国人的 钱包。在经济压力下，法国同意放弃在越南南方的一切政治权威， 1955 年
1 月 1 日，它宣布印度支那退出法联邦，将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了吴庭艳。在 与这一行动完全相反的另一端，法国继续发展它与北方的外交关系，希望能

够以此避免越南的一场新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事顾问接过了对吴庭艳部 队进行训练任务。
　　1955 年 1 月 7 日起，根据《日内瓦协议》，越南南北双方之间应进行协 商，共同决定普选程序及筹备事宜。
　　越南北方曾表示，全国同胞，从南到北，不论阶级、宗教和党派，都希 望国家统一，期望协商会议早日举行并且获得良好的结果。7 月 19 日，胡志 明致函南越政府，就协商提出明确的建议。
　　吴庭艳集团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止普选。他们不仅加紧招兵买马，扩充军 队，而且对南越统治区内的抗战有功人员和要求和平统一的人员肆意迫害。
　　1955 年 8 月 9 日，吴庭艳政府再次通过西贡电台发表声明，继续否认《日 内瓦协定》，拒绝进行任何协商来讨论自由普选以用和平方式统一越南。
　　越南国际监察和监察委员会对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进 行谴责。
　　然而能够迫使南越尊重《日内瓦协议》的只有美国，但美国的立场和吴 庭艳的基本一致。
　　美国不仅从政治上支持吴庭艳违反《日内瓦协议》，而且还偷运作战物 资到南越。据南越政府内部透露，美国给南越运飞机零件，装备 L—19 型飞
机 30 架以替代法国的莫兰式飞机，使原来装备缺乏的南越军队装备完善，还
扩展了海军和空军。
　　在《日内瓦协定》生效时，南越政府军原有 21 万人，到 1954 年底，由 于士兵的大量逃亡和一部分部队的解散，最后只剩下 14.5 万人，这些部队缺 乏训练，士气低落。
那么，美国为了扶植吴庭艳政权，首先想到的是加强他的军队。1955 年
1 月，一个由奥丹尼尔领导的美法联合训练教导团建立起来，主要是总管南 越陆军的改组和训练事宜。美军为南越建立了南越民警部队和村级民兵。
在 1955 年 1 月后，美国向南越派遣军事人员，将“美驻印度支那军事援
助顾问”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控制了南越政治、军事、经济 和行政权力，取代了法国殖民者的地位，同时积极扶植南越的吴庭艳集团。 随着法军逐渐撤离南越，美国感到驻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现有人数越 来越难以适应加强南越军队的需要。为此，美国采取秘密方式扩大驻南越军
事顾问团。
　　1955 年 10 月，吴庭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举行所眉的总统选举。 结果，他以百分之九十八的票数获胜。“在那次选举中他根本没有必要作弊 的”，中央情报局的兰斯代尔上校说，“我想是他的弟弟将他的组织调出去 塞满了一些投票箱，又破毁了一些投票箱。”
　　吴庭艳同胡志明一样，终身未婚，在国外流亡的岁月里，他也思索着权 力的方式问题。他在布鲁日的一个修道院里渡过了一段时间，在修道院的孤 独之中他曾思考过一种被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哲学。现在他开始实行个人 主义的统治了。他任命他的弟弟吴庭如作为他的高级顾问，他的弟媳为官方 第一夫人，他的父亲为驻美大使，他的母亲为驻联合国观察员，他的哥哥为 顺化大主教，另外两个兄弟为地方大员——各种各样的亲戚充斥着内阁和高 级职位。
　　他的高级顾问吴庭如建立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被称为芹老——兰斯代 尔怀疑就是这个组织控制了公民投票——吴庭如这时通知兰斯代尔说，他将
　　
在南方举行议会选举，而不是与北方举行联合选举。 吴庭艳上台后，废除了越法货币和通商协商，同时关闭或接管了法国各
文化机构。从此，在南越除暂留少数从事训练的法国军官外，法军全部撤走。
　　1956 年 1 月，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等国观察员组成的国际监察委员会 报告说，南北双方都没有遵守停战协定。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发现成了双方互 相进行攻击的弹药。当时的加拿大观察员克里斯托夫·达格说，由于双方都 缺乏缓和的诚意，致使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从开始就无法有效进行。
　　1956 年春天，随着法国驻越南军队的撤出和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 司令部的解散，美国对印支问题的干涉更加赤裸裸了。
　　6 月 1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竟公开宣布美国将继续给予南越军事 援助，并坚决支持南越政权拒绝参加有关越南统一问题的协商。由此，美国 妄图长期分割南越，把南越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意图愈加明显。 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粗暴干涉《日内瓦协定》的行为感到震惊，再次 向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提出反对南越这一行径，谴责南方政权日益加 紧增强军事力量，和美国进行军事勾结，违反了旨在防止越南战争重演的《日
内瓦协定》各条款。
　　美国除了对南越加强援助外，早在 1955 年 3 月成立了另一个美国军事代 表团，称为“组织、训练、检查代表团”，简称“TRIM”。1956 年 5 月，美 国又成立负责对南方军队进行作战训练的军事组织“作战训练机关”，简称 “CATO”。1956 年 6 目，美国的一个所谓“临时装备更新团”，代字“TERM” 的军事组织开进了越南，总人数达到 400 多名军官，其中有 80 名是校级以上 军官。
1956 年，吴庭艳在美国顾问团的指使下，改组行政机构和重新划分省
界，在各省、县建立起军事组织体制。在美国的支持下，南越政权发动大规 模“诉共”、“灭共”运动，对赤手空拳的南越民主人士和共产党进行血腥 镇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大力支持吴庭艳反共，毫不掩饰地说：“南越需要一
个拥有警察和宪兵的强有力政府来肃清叛乱分子”，“必须帮助吴庭艳政府 组织一些机关枪和小型坦克装备起来的武装部队，来肃清共产党的领导者。” 吴庭艳为了达到“反共”目的，在南方的各省不断进行所谓“诉共战役”， 使用公安、警察、国民卫队配合军队开展像战争时期那样的大规模扫荡。先 后进行：阮惠战役、瑞玉侯战役、张进宝战役等，造成 1224 人死亡， 4000
多人被捕。
　　许多地方的寺庙、教堂、学校、旧碉堡等都变成了监牢和拷打入的地方。 据统计，仅富安省，全省只有 52 个乡， 25 万人口，就曾有 109 个监牢和 拘留所。
更令人震惊的是富利集中营事件。 富利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它位于土龙木省，距西贡市 33 公里。
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地区。关押着大约 6000 多名政治犯。 1958
年 12 月 1 日，南越当局在犯人饭里放毒药，致使 1000 多名政治犯死亡。 这一集体屠杀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也是美国对南越进行
干涉的恶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揭露了南越政府及美国残酷迫害爱国人士，阻 挠南北统一，制造出大量屠杀惨案的罪行。
从 1954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底，被杀害的达 7 万多人，被监禁的达数十

万人。
　　1959 年 5 月，吴庭艳颁布 1959 年 10 号法令，其中规定是：任何人，凡 犯有或企图犯有侵犯“国家安全”罪，或者凡属旨在帮助或犯下此等罪行的 组织，一经被控，即由特别军事法庭在 3 天内叛处死刑，不得上诉。在这一 法令实施后， 1960 年秋估计，每月政治逮捕近 5000 起，比一年前增加了 7 倍。
　　在 1960 年 4 月，有 18 名曾任高级官员的不同政见者，在西贡卡拉弗勒 旅发表了致吴庭艳的公开信。在信中谴责了政府专制、腐败、否决公民权， 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吴庭艳将这些人称为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把这些 人统统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三、新上任的年轻总统的困惑


　　美国政府加紧控制南越，阻挠南北统一的同时，又把手伸向老挝。老挝 国家并不大，跟英国差不多。但人口稀少，地形复杂，地势北高南低，有“印 度支那屋脊”之称。老挝在战略上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老挝与泰国、缅甸、中国、柬埔寨和越南毗连，意味着老挝与越南 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共同疆界，便于美国利用这块地方去遏制共 产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老挝还有一个在战略上吸引美国人的查尔平原， 因为在那里可以驻扎足够的空军，来控制南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陆国家。
　　美国的设想是，以泰国和南越为基础，完全控制老挝，颠覆柬埔寨王国 政府，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便霸占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威胁东南亚和平 中立国家，并进逼中国的南部边疆。
　　1958 年 8 月，培·萨纳尼空上台之后，执行了投靠美国和公然背弃《日 内瓦协议》的政策，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破坏国内和平团结的政治协议。
　　从此，美国对老挝进行大量援助，运入了大量武器，建立了美国的军事 基地。
　　与此同时，萨纳尼空政府在万象把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其 他领导人都关进了监狱。并对前寮国战斗部队成员和爱国人士实行疯狂镇压 和政治迫害。
面对美国逐步把老挝变成它的军事基地和萨纳尼空集团疯狂挑起内战的
形势，老挝爱国阵线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书，反对美国干涉、反对萨纳尼 空集团的卖国殃民政策，遵守《日内瓦协议》，建立和平、中立、民主、民 族和睦、统一的国家。
1959 年 12 月 30 日，老挝极右势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强迫老挝
国王萨旺·瓦达纳把权力交给右派军队。自老挝内战爆发，老挝人民又开始 了反对美国干涉，反对右派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1961 年 1 月 20 日，约翰·肯尼迪在白宫宣誓继任美国总统。
　　在就职仪式那一天，卸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把他叫到一边，向他紧急提 出建议。这位自己一直避免美国卷入东南亚的任何战事的前任总统，此时， 认为应当对共产主义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希尔斯曼透露，“艾森豪威 尔对他说了两件事情。首先，‘老挝是你的大问题’；其次，——这是非常 重要的——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你必须派出军队。如果你这样做，我将从 盖地斯堡赶来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
　　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天里，老挝的皇家军队与共产党的巴特寮突然进入战 争状态。
　　肯尼迪总统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巨大影响，从上任的那天起就扮演起世界 警察头子的角色，极力要阻止迫在眼前的极权恐怖的威胁。
　　4 个月以后的 5 月 5 日，肯尼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必要， 他将考虑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副总统林登，约翰 逊将立即前去与吴庭艳进行会谈。
　　尽管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政权给予充分支持，但他对吴庭艳独裁统治可 能带来的结果忧心忡忡。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美国将支持吴庭艳当作“捍 卫自由，捍卫美国”的代价，但是，在越南的美国人——尤其是新闻界—— 却报告说是吴庭艳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自由。
　　
越南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总统。 在一次和法国戴高乐总统的会谈中，戴高乐总统告诉他说： “你所求助的那种意识形态将不会使任何事情得到改变??你们美国人
在昨天想取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位置，你们今天又想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结束 的战争。我敢预言，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无底泥潭。”
　　1961 年的古巴（猪湾）入侵的彻底失败使肯尼迪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美 国似乎应该缓和它的政策。
　　肯尼迪对其助理罗杰·希尔斯曼说过多次，“猪湾教了我许多事情。其 一是不可相信将军们或者中央情报局，其二是，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动用美国 军队去除掉一个离我们的海岸只有 90 英里的共产党体制国家，我又怎么能要 求他们动用部队去除掉一个 9000 英里以外的共产党体制国家呢？”另一方 面，肯尼迪也显然认识到他强硬的对外政策在国内政治中所具有的价值。
　　肯尼迪对古巴危机和老挝危机的反应，被美国一些人认为是“某种意义 上的投降”。肯尼迪在越南问题上从 1961 年开始便处于相互冲突的关于军事 和政治形势的建议之中，在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上，肯尼迪及其政府处于自相 矛盾的困境之中。到 1962 年初，美国到越南的军事顾问已达到 4000 人。
美国明白，要使越南不成为包袱，要使美国脱离困境，最终还得靠那位
9000 英里以外拥有 1700 万人民的总统——全靠吴庭艳许诺的彻底的改革 了。关于吴庭艳的目的以及他的农村战略，肯尼迪得到的是彼此相互冲突的 报告。
1962年，西贡政府报告说，它预计建立的1.1万个战略村已经完成了4000
个，南越 39％的人口已在这 4000 个战略村里重新定居下来。 美驻南越大使诺尔汀在遍访了南越 44 个省份的四分之三以后，相信了吴
庭艳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领袖”，他认为吴庭艳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贵族”，
拒绝对他的家庭作任何批评。诺尔汀认为，“在我看来，他的兄弟们的影响 总的来看不坏，在许多情况下还相当好。比如，吴庭艳便是农村战略计划的 一个推动力量；我认为这个战略是保卫农民不受越共骚扰的成功之法，”
肯尼迪不得不在他的大使的话和北越总理以及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杰·希
尔斯曼如出一辙的话之间作出判断。 范文同总理的话说：“他们组织了加以伪装的集中营，给它们冠以‘繁
荣地’、‘农业拓居地’和‘战略村’的美名。”
　　希尔斯曼的话说：“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如积极抵制反暴行动，他们 把本来是用于保护人民的战略村变成集中营。那里同我们所阐明的政策完全 背道而驰。”
　　肯尼迪总统的私人顾问、政治及军事顾问，他的大使和前线总司令、国 务院的人员、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等在谁取咎问题上争论不休。到 1962 年底，他有 1.2 万名军事顾问在越南，施行一套谁也不能赞同、谁也不能反 对的策略。
　　1963 年初，当“肯尼迪仍被这种相互矛盾的建议所困扰的时候，他觉得 不能再等待了，他派出了一个两人调查组赴越南——一个是反暴专家维克 多·克鲁拉克将军，一个是具有越南经历的国务院官员约瑟夫·A·门登霍尔。 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听取调查组的意见。克鲁拉克说，越南的一切都 进展顺利，吴庭艳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人物，士气普遍很高，我们所需做 的一切便是支持他到底，他将赢得这场战争。门登霍尔的报告则截然相反，
　　
他说吴庭艳极不得人心，他的政体处在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佛教徒不 喜欢他，自由民主派人士不喜欢他，对于成功地实行一项美国政策，他不可 能提供任何可行的基础。肯尼迪总统非常仔细听了这些观点，惊讶地问道： “你们两位先生是去的同一个国家吗？”
　　作为美国的反共前哨的南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深感困惑的严重问题，作 为这个前哨的吴庭艳总统又成为这个严重问题中最让美国政府苦恼的一环。
肯尼迪政府必须在困惑中作出最后的选择。

四、“绿色贝雷帽”进入南越


　　1961 年 5 月，美国派遣 100 名“特种部队”（代号为“绿色贝雷帽”） 的官兵进入南越，准备进行美国出枪、出顾问，由南越伪军打头阵的“特殊 战争”。从此，美国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开始了历时 14 年的 侵略战争。
　　1961 年 5 月，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贡，签署了所谓“约翰逊——吴 庭艳联合公报”。之后，美军制定了在 18 个月内“平定”南越游击队的“斯 特利计划”。
　　同年 10 月，美国泰勒又赴南越进行实地考察，抛出了“斯特利——泰勒 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农民，控制人民，枯竭革命武装力量发 生和发展的源泉。破坏南越党的组织，动摇或瓦解党对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 封锁南越革命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越南北方的支援。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美国于 1962 年 2 月 8 日在西贡设立了由保罗·哈金 斯将军指挥的军事司令部，把美国军队、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大规模地运往 南越。到 1962 年 7 月美军人员增加到 8500 人，到 11 月份猛增到 1.1 万人。
　　1962 年，西贡政权按照美军哈金斯将军的建议，首先对西贡市周围 10 个省进行“三角洲扫荡计划”。在美国飞机、军舰和大炮的支援下，先后实 施了“日出”战役、“海燕”战役、“平西”战役、”晨星”战役、“美德” 战役、“必胜”战役等大规模“扫荡”。在 1962 年一年中，除较小规模的“扫 荡”不计外，1 个营以上参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将近 1000 次。由此可见 美军的疯狂程度。美军哈金斯将军在总结时曾透露，美吴联军在 1962 年杀死
居民 3 万，损失兵员 1 万。
　　1963 年，美国除了 3000 名军事人员充当吴庭艳军队的“顾问”以外， 在南越大约有 1.2 万名美国军人和 13 名将官。其中包括陆军 4500 人，主要 是特种部队和突击队，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1500 人，空军 6000 人。另外，还
有 1200 名美军教士和蒋军的残余部队。
　　美伪联合的“扫荡”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消灭人民武装的部队和机 关为目的的扫荡，兵力较集中，持续时间较短；另一种是以配合建立“战略 村”为目的而进行的“清剿”扫荡，兵力较分散，持续时间较长。美伪军在 强化“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推行农村“绥靖”政策，大力建立“战略村” 和无人地带。
美伪搞的所谓“战略村”，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把居民用工事围起来，
实行严密的控制，以断绝他们和入民武装的联系，进而把各村联成一片，形 成封锁地带，分割解放区，把“无战线”的战争变成为有战线的战争。
　　南越报上描述的“战略村”是：四周有好几道围障，包括用竹子和木头 制成的尖桩，地上埋上地雷，只留下由哨兵守卫的出入口。四周还挖有壕沟 和土墙，每隔一段就有地堡和瞭望塔。到 1962 年底，已建立了 4077 个“战 略村”。南越人民武装根据南越的斗争形势，采取全民、全面、长期的游击 战争，“小打稳吃”、“打有实无名的仗”，不打有名无实的仗，积小胜为 大胜，逐渐改变力量对比，为向游击运动战发展直至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
　　1963 年，南越人民武装在阿巴村成功地伏击了美直升飞机，并大量歼灭 伪军，这不仅使美国政府大力震惊，也激化了美吴之间的矛盾。到 1963 年 3 月，美军人员死亡达到 87 人。更为严重的是 1963 年 5 月 8 日，在顺化有近
　　
万名佛教徒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禁止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和不准他们在佛祖诞 生日悬挂佛教旗帜的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9 人。抗议示威 游行波及大学，后来中学也卷入了。吴庭艳政权大肆逮捕政府雇员、军官和 企业家等有关人员。这一行动激起人们对傀儡政权的痛苦。
　　美国朝野对吴庭艳的行为深感震惊，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总统失望了， 诺尔汀大使很快从公共广播中听到了撤换他大使职务的决定，因为他已被认 为与吴庭艳的关系过于紧密。
　　肯尼迪任命“波士顿文雅之士”亨利·卡波特·洛奇为驻越大使。行前， 肯尼迪对洛奇说，“我对你有信心，我希望你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使那个政府 的行动变得好一点。”
　　洛奇被授予了各种特殊的权力，包括对援助活动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他 对南越掌握着生死大权，它可以被用来反对吴庭艳——或者支持吴庭艳。统 治权必须掌握在接受美国援助的人手中。
　　在西贡，洛奇开始作出象征性的援助削弱——他通过拖延惯常的外交性 巡访来做到这点。他是晚上到达的，第二天早晨他便出现在街上，用法语询 问人们对佛教徒危机和吴庭艳统治的看法。他指定参观了佛教圣地舍利寺。 美国的不悦如今已非常明显。
两天以后，洛奇发出第一封紧急电报给他建立起来的渠道罗杰·希尔斯
曼。电报上说，一些越南将军同大使馆的联系增多了，将军们得到消息说， 由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控制的特别警察正在计划对军方进行清洗。这些将军 “可能要控制事态，进行一次政变。”
希尔斯曼将这份电报视为需要特别优先处理的文件。华盛顿当时是星期
六早晨，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都出城度周末了，但他们的助理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詹姆斯·弗莱斯特尔尚 在。在他们的帮助下，希尔斯曼开始起草一项紧急反应，清楚表明华盛顿不 会再容忍吴庭如对吴庭艳的影响，总统必须免去他弟弟的权力。如果做不到 这一点，将军们被告知，所有的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都将终止。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希尔斯曼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迅
速对他们作了情况介绍。他们赞同他作出的反应——于是希尔斯曼向西贡发 出了著名的“绿灯”电报。
希尔斯曼认为，“电报的精义总括是说，我们希望政府继续在吴庭艳的
掌握之下，但如果他们（将军们）感到别无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将以其自身 的功过去审视他们将建立的政府。当然，这种话以其所有的模糊不清的含义 毫无疑问给予了他们以鼓励。”
　　洛奇大使召来美军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以及其他高级人员，仔细研究 了华盛顿的来电。第二天，8 月 25 日，大使馆向华盛顿回电，表示接受“来 自华盛顿的基本决策”。
华盛顿在无奈之中对南越将军们的政变开了“绿灯”。

五、血腥政变使政局更加动荡


　　南越的将军们明白，倘若吴庭艳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丧失民心，美国政 府无疑会削减对南越的援助，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政权所持含混不清、左右 摇晃的政策表明了这一点。没有美援吴庭艳完了，南越也完了，将军们决定 行动，然而，他们必须知道，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并支持他们。
　　美中央情报局和将军们频繁接触，一切都在悄然无声然而快速地进行 着。将军们向美国人提供了这次政变参与者的名单。
　　计划参加者：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国防部长阮延淳、武装部队 代理参谋长阮文敦少将、武装部队副参谋长黎文金少将、联合总参谋部总长 陈善谦准将。
计划支持者：第一军区司令阮正诗少将、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少将。 计划同情者：第三军区司令兼西贡军事长官孙室汀少将。 洛奇和哈金斯将军再度进行商量，然后洛奇强烈建议华盛顿采取行动。
他的电文包括下列几点内容： 一、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道路：推翻吴庭艳政府。 二、促发将军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也
同样取决于我们。
三、我们应全面行动，促成将军们尽快举事。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迅速开会，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一整天，最后作
出的决定是给予洛奇大使以决定政策的权力。
　　9 月 2 日，肯尼迪在接受哥仑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评论员瓦尔特·克朗凯 特的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对南越予以支持，但他补充道：“我认为，除非 有人民的支持，否则这战争决不会打赢。在我看来，在前两个月户，政府已 经与人民失去了联系。”
美国政府对吴庭艳失去耐心和信心已昭然若揭，南越的将军们深感鼓
舞。
　　10 月 2 日，肯尼迪总统又同意了一项经过重大修改的政策——这一政策 是一个月以来激烈争论的结果。给予吴庭艳的援助只持续到年底。那时，美 国将宣布撤离 1000 名美国顾问，军事援助只给予反对吴庭艳的将军们。与此 同时，肯尼迪指示洛奇不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支持政变，但要继续物色接替的 领导人。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逼进，华盛顿却陷入了紧张混乱之中。10 月 30 日，
美军司令哈金斯将军向华盛顿发回一份激烈的电文，表明他既不相信将军 们，也不相信洛奇。电文说：“陈文同将军不是在撒谎，就是脚踏两只船， 希望从中渔利。他告诉科内，政变将于 11 月 2 日以前进行，他又告诉我说他 根本没有策划什么政变。”
　　哈金斯说，如果真有一次政变在进行之中，大使也并没有告诉他获得过 任何这类计划的情报。洛奇大使则争辩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严守秘密， 对此我表示敬意。直到头天晚上，我才被完全告知了整个计划。”
　　白宫极为担心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出现的分歧。洛奇在哈金斯向华盛顿 去电的同一天，接到了一封电报，要他劝阻将军们，除非他有绝对把握政变 会成功。第二封急电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我们没有力量推迟或取 消一次政变。”但洛奇回答说已为时太晚，它取决于越南人。洛奇说，“他
　　
们不希望我们插手，他们不需要我们帮助策划，更不用说提供武器和装备了。 他们想让它自然进行，想让越南人来控制它。华盛顿说他们将不会插手，那 么就让他们置身局外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南越的将军们在 11 月 1 日下午 1 点 30 分按预定计 划发动了旨在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军事政变。
　　3 个小时以内，除总统府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下午 4 点，在吴庭 艳两次拒绝投降后，兵变部队开始炮击总统府。吴庭艳此刻拨通了洛奇的电 话，他想知道美国人对他窗外发生的事件持什么态度。洛奇的回答使他大为 失望，“我没有接到指示，这时是华盛顿的早晨 4 点钟，我无法与华盛顿取 得联系。”
　　吴庭艳问道：“你总应该知道你们的政策是什么吧。”洛奇回答说：“我 并不知道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政策，再说，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我已作好 安排把你带出这个国家以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不想这样的，我还做好另一 种安排，可以使你成为名誉上的首脑，你可以在这里保留一个名誉地位，这 样相对来说也很安全，”吴庭艳说：“我不想那样做，我想恢复秩序，我现 在就回去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如从暗道逃出了被 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兵变部 队逮捕，随即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人员运输车上遭到枪杀。
华盛顿，肯尼迪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起开会时，总统的一个助理拿
进来了刚从西贡发回的电报，总统得知了吴庭艳的死讯。会议桌旁一片沉默 肃静。肯尼迪显然受到了极深的震撼，他站起来，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就走 出了会议室，在室外呆了好几分钟。
“吴庭艳——他与共产主义进行了 9 年的斗争：他应该得到一个比遭暗
杀更好的结局。”肯尼迪重新走进会议室时，对他的沉默无言的助理们这样 说。
没有美国人的挟持，吴庭艳不可能坐上总统的宝座，没有美国人的暗许，
吴庭艳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丧权丧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傀儡的可悲 下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美国人选择吴庭艳后又抛弃他，这样的结局对吴庭艳个人来说也许是不
公正的，但美国人选择吴庭艳目的在于通过他控制南越，把南越当作反对民 族独立的铁板，吴庭艳独裁的野心和美国人世界警察的野心不谋而合，互相 利用，只能导致如此的结局。
　　白宫导演的血腥政变结束了，但越南问题仍像恶魔一样缠着美国人的心 魂。
　　吴庭艳兄弟之死，并没有给西贡政权带来新的气象，相反，西贡的政局 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六、将故争推向北方的秘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