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原定计划，在建筑若干栋兼设地下室的特种单层房屋，增派人员、补充设 备的条件下，一年内可制造 1000 千克的炭疽杆菌、500 千克鼻疽菌和 100 千 克锈菌。但设备安装计划未能完成，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只生产出炭疽热菌 200 千克、鼻疽菌 100 千克、锈菌 30 千克。它所生产的细菌和烈性毒药都严密地 保存在特制铁盒内，放进附设的地下仓库里贮藏。这些盒子外面用油漆涂上 只是有关人员明白的号码，没有任何说明。例如，他们把“杆菌”毒素提炼 成纯质晶体的烈性生物毒素，它能破坏动、植物，使土壤，牧场和饲料长期 中毒。将它磨成细粉未稀释后注射给小动物，小动物立即呈现巴斯德杆菌病 状，病毒损坏其肠组织而死去。正因为这些病菌、病毒危险性极大，所以只 有用浸透消毒水的多层纱布按住鼻子并戴上胶皮手套，才可放心地接触那些 铁盒。
第三部，制造血清疫苗。 第四部，饲养动物。
第五部，是教育部，又称 531 部队，它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为了使炭疽热菌、牛瘟和羊瘟苗以及各类毒药成为进行细菌战的最适宜
的武器，每年都要多次进行这种试验。
　　1943 年，100 部队成员在安达，安达县鞠家窑进行炭疽菌传染试验，他 们迫使中国人在试验场挖掘了不少深坑。从特别试验场的马舍里牵出 10 匹大 马，分别拴在已经钉好的等距离的马桩上，把中国人撵走，试验场四周戒严， 日本人也隐藏在 1 千米之外。一架飞机在试验场上空投下一种黄色东西，不 久，这 10 匹马都死了，就地埋进坑内。他们为取得氰化钾、马前霜碱对马匹 致死量的数据，有四五十匹马做了试验，对每匹马注射不同份量的毒液，结
果有 10 匹马当场倒毙。
　　1942 年夏天，由 100 部队林本少佐率领的，由 30 多名军官和技术人员 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在靠近苏联国境的得尔布尔河畔，沿着河滩在野草丛中 行进。人员虽不多，但却携带了大批装备器材，有两只大橡皮船，10 多个高 大的金属容器等，表面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每只船上有 1 名 100 部队研究员。 当船划到得尔布尔河中心的地方，两只船上的研究员就分别打开自己船上容 器的盖子，把容器浸到河水里去。容器里装有大量的鼻疽菌，这些鼻疽菌在 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流入苏联境内的额尔古纳河。100 部队企图让被鼻疽菌 污染了的河水流入苏联领土，使家畜和人员饮用后感染，在苏联境内制造大 量的人、畜死亡。
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若松为销毁罪证，曾命令下属人员把该部队的建
筑物、器材全部烧毁，把饲养的各种动物放掉，所属的各支队也要这样做。 据原 100 部队 2630 支队的工作员桑原证实：“我发现盛有鼻疽苗的玻璃管空 了，木材工作员说已经使用了，原来他把这些鼻疽菌掺进燕麦里让马吃掉， 然后捣毁栏杆，把马棚里的 60 匹马放出，都四散跑到附近的村庄去了，虽然 不知效果如何，但可以想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与此同时，若松部队长 带领部队的全员连同家属，乘一列专车逃走。

●诺门坎放瘟魔 自食其果遭伤害


　　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就把中国东北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基地， 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
　　
　　1936 年 11 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协定后，这种挑衅的规模更大、次数更 多、气焰也更加嚣张。
　　1939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16 日，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境内的诺门 坎布尔德地区，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勒欣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诺门坎事 件。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联军、蒙古军对战，日军受挫损失了 54000 多名官兵和大批武器装备，最后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进行报复。
　　在诺门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到 731 部队 视察，了解它的实力。这时，731 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细菌生产能力，并 掌握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同时实战防疫使用的滤水器也研制成功（图 3
—10）。石井四郎为显示 731 部队的实力，命令总务部总务主任太田大尉和
6 名少年队员布置了一个陈列室，摆放了石井式细菌武器、胜夫式毒物检知 器、卫生滤水器、各种炸弹碎片、细菌弹壳和生物菌试验的标本，以及中国 各地区的气候图等。植田司令官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命令石井四郎制订出在 诺门坎之战中细菌战的计划。
　　石井四郎拟制了 731 部队参战的三十方案：①将装有感染炭疽菌弹丸的 炮弹，用日军炮兵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②用飞机在哈拉哈河西岸上 空投掷石井式生物炸弹（图 3—11）或者空投受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品和 食品。这种生物炸弹，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每个里面装有 5000 只鼠疫跳 蚤，借助附在弹体尾部的少量人药，使它在快接近地面时爆破。这样，疫蚤 落地后，就能向人体传染细茵，发生传染病。③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 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 而患传染病。


　　由于 731 部队对鼠疫菌、炭疽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没有十分把握， 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已基本上搞清了，所以，石井四郎 提出，这次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鼠疫、炭疽菌是属于试验性的，而霍乱菌、 伤寒菌和赤痢菌则既是试验，又是向苏蒙军队的破坏性的攻击。因此，他决 定把投撒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作为重点。阴谋破坏班按照他的意图，绘 制了对哈拉哈河西岸施放细菌的计划图，在地图上标有可供细菌污染的河 流、泉眼、湖泊、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关东军诺门坎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对石井四郎的三个细菌战作
战方案的实施作了详尽的预测：如果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 的炮兵阵地就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本军阵地上爆炸，使日军 自身受到伤害；如果用飞机投掷细菌弹，高空作业命中率低，低空飞行就可 能被苏军击毁，并落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这样也会危及本军；如果深入苏 蒙军所在地区撒菌，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蒙军必定严密把守，不易靠近， 即使能够靠近，也难以进行撒菌活动。小松原道太郎等人最企望的是关东军 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作战，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细菌战了；况且 在进入西岸地区之前若使用了细菌武器，待日军进入西岸地区走后必将受到 危害。
　　经过填密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细菌武器只有在日军败退的情况下才能 使用。因此，决定战败后，在作好隐蔽的情况下，突然把细菌炮弹发射出去； 也是在战争中夫利的情况下，将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上游，使位于下游的苏蒙 军喝受细菌污染的水而发生传染病，损耗其攻击作战的能力。
　　
　　石井四郎接到参战的命令后，认为这是他为“大东亚圣战”立功和进行 检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机会。于是，他把 731 部队当时仅有的 400 名各种从事 细菌战的人员抽出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按其参战任务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了十几个以第三部的卫生下士官为主，井吸收正在教 育部受训的少年队参加，为日军前线部队防疫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装备班， 每班 10 人。作战时，每个防疫班配置一辆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 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可以保证一个连队一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 甲木料制作的，一旦遇到被敌方缴获的危险，即可浇上汽油就地烧毁。另一 部分是阴谋破坏班，通过各种手段施放细菌武器。其组成人员是以第二部为 主，适当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
负责。
　　1939 年 7 月 12 日，阴谋破坏班潜入哈拉哈河旁的一片松林中。他们卸 下了装备班用汽车偷偷运到这里来的两只充气式橡皮船、十几个大型金属 瓶、一些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绳索和装有零碎物资的大型皮箱等， 将这些特殊器材分别背到身上。在碇常重少佐的指挥下，隐蔽地沿着松林的 边缘向哈拉哈河岸靠近。
　　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达尔滨湖，最终弯弯曲曲地流入贝加尔湖， 全长近 400 千米，有 12 条小河汇入。河宽 50～80 米，水深平均 2 米，流通
1 米/秒。河西岸比东岸高 50 米，在东岸看不到两岸上面的情况。他们隐蔽
在茂密的草丛里，把橡皮船充气后，装上金属的和玻璃的菌液瓶、铁水桶、 长柄勺等物品，将橡皮船推进河里，用绳索拴在岸边的大树上。他们上了船 急速地向河中心划去。当拴般的绳索拉紧时，船上的士兵就做好了撒菌的准 备。为了防止自身受污染，他们在逆水上行时撒菌，岸上的士兵解开拴在树 上的缆绳往上游拉船，船上的士兵有的划动船桨，有的迅速打开菌液瓶盖， 连菌液瓶一起扔进河里。在行进 1 千米的河段上撒了霍乱、伤寒、赤痢和鼻 疽菌细菌溶液 22.5 千克，流向下游。两名军官立即用柄勺提取水样，测试水 温和流速，作了试验记录和拍照。船靠岸后，他们马上派汽车返回了驻地—
—将军庙。1939 年 7 月 13 日下午 1 时 30 分，石井四郎到胡鲁斯台河南岸的
日本关东军步兵第 71 联队队部，向那里的官兵通报说：“不要饮用哈拉哈河 的水了，那河水可能被污染。”接着就通知诺门坎战场上第一线的各日军部 队和伪满洲国军的部队，都要使用经过石井式滤水器滤过的水。
日本在诺门坎的战场上施放细菌没有挽救日军失败的命运，还事与愿
违，自食其果，遭到了细菌的伤害。日军除有 4786 人战死和 5455 人受伤外， 患伤寒病、赤痢病、霍乱病的就达 1340 人。
　　日本战败后，回国的原 731 部队队员鹤田回忆说：“1939 年 8 月，奉彼 田班班长彼田统的命令，把我自己培殖的跳蚤装进空汽油桶内，用汽车护送 到将军庙。随后我也参加了敢死队。一天晚上，难波班长命令我们往哈拉哈 河里投放肠伤寒菌浓缩液。那次搞得好紧张，对岸有苏军的封锁，空中时时 有信号弹升起。大概由于匆忙的缘故，我们的班长不慎感染了肠伤寒病。当 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鹤田还 说：“那次撒菌，我们小分队是那天下午从将军庙出发的。途中在一农户家 休息，谎说是过路的日本人，那户农家包了韭菜馅饺子招待我们。临走时， 我们趁农户主人不防之机，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农房里。当我们 完成在哈拉哈河撒菌任务返回这户农家的时候，发现那农户家 3 口人全都死
　　
掉了。” 日军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患——疫病流
行。参加诺门坎作战的 731 部队人员，除被苏蒙军击毙者外，被细菌传染而 亡命的就有 40 余人。10 月，他们丢盔卸甲地撤回了 731 部队本部。据山内 丰纪证实：“我看见他们个个垂头丧气，听参战的人讲，苏蒙盟军英勇善战， 我们被打得稀里哗啦。”
　　新式装备的给水车拖回来时，也七零八碎，不成样了。令人可笑的是， 本来一败涂地的关东军却自我安慰，给 731 部队颁发了感谢状。

●石井四郎臭名昭著 与民为敌罪恶难逃


　　石井四郎 1892 年 6 月 25 日出生在于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他的 父亲是千代田村一个有名望的地主。四郎徘行第四，大哥叫虎雄，二哥叫刚 男，三哥叫三男，他们兄弟四人都在 731 部队担任要职。干代田村里有个叫 加茂的小村落，731 部队特别班的多数成员是这个村落的人，石井四郎 1933 年创建细菌部队时，取名“加茂部队”名字就是由这个小村落来的，特别班
是 731 部队的核四郎从千叶中学升入石川县金泽市的旧制第四高中，然后考 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军官候补生进入陆军，后来又 作为军队委派的学生上了京都帝大研究生院。

1.幼年生恶念 崇拜鼠疫魔


　　石井四郎在年轻的时候，对日莲经和法华经上所宣称的“王佛冥台”的 说教就产生了共鸣。后来，他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进行的毒瓦斯 战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比他低一班的同学证实，他曾经热心崇拜过德国的“铁 血宰相”俾斯麦。石井当时也许是对科学有点兴趣的年轻的纳粹主义分子吧。 从京都帝大研究生院毕业以后，石井四郎作为陆军军官，在职业军人发 迹的道路上青云直上。他在 1921 年为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 年成 为一等军医（相当于大尉），1927 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为医学博 士。1931 年，39 岁的石井四郎升为三等军医主任（相当于少佐），成为陆军 军医学校的教官，同时，又成了陆军兵器总厂的干部。石井四郎兼任兵器总
厂和军医学校教官，这是他的一段特殊的经历。
把细菌作为武器的恶魔念头，就是这时在石井的脑子里萌芽的。
　　1930 年春天，石井四郎前往欧洲考察。队那以后，他由设想运用录入的 细菌武器，发展成为要由日本军队实施细菌战的野心。
　　名义上说是考察，实际上正像石井四郎后来自己说的，当时他在日本驻 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的协助下进行秘密侦察，可以说是一次军事间谍旅行。 派遣石井四郎去欧洲的，是当时陆军省的第一抖科长永田铁山大佐。当 时石井四郎是一等军医，作为“石井式滤水器”的发明者，刚为陆军上层所
知。
　　石井四郎 1931 年秋天结束了在欧洲各国的“间谍旅行”，回到日本，在 他即将回国的 9 月间，关东军策划的“柳条沟事件”爆发石井四郎密切关注 着日中战争的扩大。他为了报告在欧洲一年半的考察成果，特地到陆军省拜 访了永田科长。当时石井在报告了欧洲列强诸国。特别是纳粹德国试验细菌
　　
武器正在取得进展的情况以后，极力主张说：“日本如果还不赶快开始基础 研究，就连末班车都赶不上了。”“生物武器是打赢一场战争的有效武器。” 并作出结论说：“它们一定是这样的武器，否则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就不会 在禁止这些武器的问题上遇到那么多的麻烦。”
　　石井四郎很早就把鼠疫菌作为进行细菌战的“有力武器”。在欧洲各国 的旅行中，了解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不约而同地把鼠疫排除在细菌战的“武 器”之外。为什么欧洲各国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呢？这是因为有过 鼠疫蔓延欧洲大陆的悲惨的历史教训。
　　石井四郎历访欧洲各国时，听到鼠疫恐怖的种种传闻，更加相信各国排 除在研究室之外的鼠疫菌，正好是“日本应该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
　　石井四郎回国被调到陆军第一医院工作，晋升为三等军医主任，还兼职 陆军兵器总厂的工作和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
　　石井四郎大约是从这时开始着手细菌研究的。他不光是进行细菌研究， 还在东京新宿区若松街的陆军军医学校设置的陆军防疫研究室进行有组织有 系统的细菌培养。这种细菌培养开始规模较小，只用了几名助手。
　　原陆军防疫研究所的人说“石井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就在助手身上做 过试验。他的几个从事细菌研究的助手，都是因受到细菌感染而死亡的。在 有数的几种急性传染病中，石井最关心的是鼠疫。虽然还不太清楚助手的死 亡是哪种细菌感染的，但是据猜想恐怕是鼠疫。”

2.嫖客应该遭惩罚 永田铁山煎恶棍


　　对石井四郎提出的“日本应独自从事细菌战研究”这一主张伸出援助之 手的是水田铁山，正是这个水田，把石井从滤水器的渎职罪中救了出来。
1932 年春天，东京牛■神乐坂的料亭街，每晚都有一些挥金如上的嫖
客。战前的神乐坂，光妓院就有十几家，从农村来的卖身姑娘，沦落在这个 花街柳巷里。“最近，在神乐坂的料亭街。有一个几乎每晚都露面的、花钱 如流水的年轻嫖客。”这个情报，悄悄地从料亭街送到了神乐烦警察署。神 乐坂警察署的刑事警察接到报告后，进行了周密侦察，发现这个“客人”确 实有些可疑。“客人”的体格魁伟，身长足有 2 米。举止像精通武艺，动作 敏捷。他精神集中时，眼球就翻成很怪的“白眼”。服装是漂亮的三件一套 的西服，留着分头。一到傍晚，就从市谷方向乘车到神乐坂，大步登上土坡 路。
“给位年轻的美人儿来，你的店里全是老太婆吗？” 一听到这种大声喧哗，就能猜想到他是个职业军人。神乐坂警察署把这
个“客人”的情况密报给了牛■宪兵队。因为那时，警察不能随便调查现役 军人。
　　牛■宪兵队继续进行秘密侦察，结果查明“客人”是当时陆军军医学校 教官、三等军医主任石井四郎。
　　石井军医主任嫖妓花的这么多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是一个名叫“帝国医 疗株式会社”的医疗器具制造公司给他的。
　　宪兵队察觉到，“帝国医厅株式会社”一手承担“石井式滤水器”的生 产，正在发展成为陆军的卸用公司。在这件事情的背后，石井四郎军医主任 有极大的受贿嫌疑。于是，牛■宪兵队立即逮捕了“帝国医厅株式会社”的
　　
有关人员和石井四郎，查出他们挪用了 5 万日元巨款的事实。 石井四郎军医主任在牛辽宪兵队整整被拘留了 10 天，接受了严厉的审
查。正要对石井四郎起诉，以便对他的罪行进行判决的时候，在第 11 天，陆 军上层突然下达了“释放石井四郎三等军医主任”的秘密命令。
　　石井四郎斜眼看着那些顿足捶胸、感到委屈的牛■宪兵队员，满面喜色 地从陆军监狱里走了出来。他后来打听到，突然释放他是由于上司永田铁山 军务局长（当时是大佐）做了工作。
　　从那以后，永田铁山就成了石井四郎终生难忘的“救命恩人”。永田确 实是挽救了石井四郎的军人生命。他说过：“石井毕竟是有用的人材，用绳 子捆起来太可惜了。”石井四郎至死也不会忘记当时在陆军上层为他奔走的 永田铁山的功劳。
　　在 731 部队的队长室里，和当时珍贵的双眼显微镜并排陈列着的，是一 尊永田铁山（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半身青铜像。
　　有人说，石井部队长摆设这个对永田铁山表示崇拜的半身像，是由于永 田“是最能理解细菌战的人”，“是支持石井意见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不 过，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解释。其实，在石井四郎对永田铁山表示崇拜的背后， 隐藏着迄今为止任何书刊里都没有记载的、人所不知的真相。

3.瘟魔头从此发迹 害人虫在中国作恶


　　1932 年 8 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石井四郎领导的 细菌研究室，有 5 名助手帮助，开始了他以细菌战为目的的细菌研究及培殖 活动。
1932 年底，日本军部下令晋升他力军医中佐。1933 年，经参谋本部批准，
耗资 20 万日元扩建细菌研究室，改称“防疫研究所”。 为了更容易得到细菌研究所需“材料”——活人，也为能更有针对性地
研制生物武器，石井四郎亲自经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写报告，需求军部将研究
所全体调到满洲，以推动生物武器研制工作迅速进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这 个报告。
1933 年 8 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
石井的研究所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它的细菌实验场设在 70 千米外的背荫 河。然而，石井却迟迟未露面。因为他在日本的“名气”太大，谁都知道他 是“害人虫”的“爹”，唯恐一旦他抛头露面会暴露日本在满洲研制生物武 器的秘密。他首先将他的研究所——石井部队化名为“加茂部队”或“东乡 部队”，并定了一个正式的对外名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他还为了不让外 界把自己同这支部队联系起来，于是改姓“东乡”，并在满洲医大（今哈尔 滨医科大学前身）挂了个教授的虚衔，以掩护其在哈尔滨的活动。他主要还 是在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的活动。加茂部队下设 2 个部（又称大队）： 总务部和研究部。其中研究部（大队）又分设 2 个中队：南栋中队——从事 防疫给水研究，设于本部大院；交通中队——从事细菌研究，设于背荫河， 背荫河距拉林镇不远，原是一个不足 200 居民的山村。这里虽交通方便—— 沿拉滨铁路线，但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游击区。

4、中马城“犯人”逃命 魔窟被迫迁址


1932 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来到这里，建立兵营。
于是背荫河的 200 多户居民被迫迁走，在附近又强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 车，昼夜下停地修筑“兵营”，只一年就建成了，共花费 20 多万日元。面积
达 600 多平方米的兵营得到前来视察的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的赞许。接着“加 茂部队”派来了一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于是人们又称它为“中马城”。
　　“中马城”占去了背阴河的半个屯子，周围有 3 米多高的围墙，墙上架 设两道铁丝网，中间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四角各有一座坚固的炮楼，并配有 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挖有 2 米宽的护城壕，它戒备森严，成了与世隔绝 的极端秘密的军事城堡。当地居民均猜不出它是作什么的，只是经常在夜里 被那里传出的惨叫声惊醒，而且还经常发生村民莫明其妙的失踪事件。
　　被成车地押迸“中马城”的人，最初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但不久， 他们便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这时穿着白大褂的 日本军医走过来，不由分说，就用粗大的针管强行在他们的动脉血管上抽血。 有的因抽血过多，身体衰弱，随后便被砍死或毒死。
　　“中马城”的秘密在官建成不久被暴露了。起因于一次越狱事件，幸存 的王子扬等 12 人投奔抗联，揭露了“中马城”的罪恶。
王子扬回忆说：“1933 年中秋节前半个多月，我和老李在哈尔滨的一条
街上走，突然街口被日本宪兵、伪满警察堵住，不管干什么的，只要年轻力 壮就抓。我们二人未来得及躲就被抓上了囚车。我们 40 多人被送到香坊火车 站上了火车，连夜送往背荫河。被关进监狱后，发现情况异常，当得知是被 用来做细菌试验时，我们决定不能等死，准备越狱，时间定在中秋节晚上， 利用送饭时动手。那天晚上，虽是中秋，但不见月亮，天上乌云密布，下着 蒙蒙细雨。‘中马城’中除了岗楼上的哨兵外，其余的日本兵都在餐厅里饮 酒作乐。他们把送饭的事都忘在脑后去了。到了深夜，日本看守才瞒珊地朝 牢房走来，把一桶肉菜和一瓶白酒递进栅栏口。我一边接过菜桶，一边和醉 熏熏的日本看守搭话。这时，老李接过酒瓶子，突然朝看守的头上砸去，日 本看守一声没吭就顺着铁栏倒下去了。我从他腰上解下牢房的钥匙，打开我 们的牢房门，出来后接连打开几个牢房的门。难友们在我指挥下向东墙移动。 也巧，这时‘中马城’突然停了电，探照灯熄灭了，一片漆黑。难友们架起 人梯，攀墙越沟，向东跑去。最后墙内只剩下老李一人，没有人梯，他没上 来。这时敌人发觉了，开始用机枪扫射，老李牺牲了。没多久，敌人便追出 城来，最后只有 12 名难友脱险。其中 7 人跑到‘中马城’以东 3 里的程家岗， 在吴泽民、吴化民兄弟帮助下砸开脚镣，次日在一位抗联地下交通员的引导 下，找到了抗联队伍。就这样，‘中马城’的秘密被揭露了。
　　“中马城”越狱事件发生之后，石井四郎感到选址在背荫河失策，在此 之后，该城又不断遭到抗联的袭击，于是，石井决心迁址。
　　1933 年 12 月 27 日石井给远藤通了电话，报告了“细菌试验准备工作受 到重大挫折。”次日两人从长春来到背荫河视察。1934 年夏，“中马城”发 生一起不明原因的武器库爆炸事件。石井便以“夫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 马城”转移。
石井向日本军队参谋本部提出申请，将细菌试验基地转移到哈尔滨市南
20 千米外的平房镇。不久，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批准。
1935 年夏，一队日军闯到平房镇，在距平房火车站 4 千米的地方——三

家子、黄空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 6 个 村屯中间地带进行勘测，并圈定了 6 平方千米的地域为军事用地。此地有两 条直通哈尔滨的公路，南有拉滨线的平房火车站，这是建特种部队的理想之 地。1936 年，关东军选定了 4 个日本建筑株式会社承担了建立新基地的工程。
到 1939 年，雨了两年多时间石井部队的营建工程全面完工。它包括：水源地、 供水室、备用火力发电厂、平房站和孙家站的两条铁路专用线、本部办公大 楼、特殊用途的四方楼及其附属建筑、特殊监狱、专用飞机场、军用物资仓 库、教育部队舍、半自动化生产用锅炉房等；生活区包括：东乡宿舍、东乡 神社、东乡学校、东乡广场，构成“东乡村”，此外还有医院、大礼堂、酒 保、“古力屋”、运动场、小花园等。
　　1938 年 6 月，石井部队的人员和设备移驻在这里。6 月 30 日，日本关东 军司令部发布第 1539 号命令：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周围以内），均指定为特 别军事建筑物，其周围设立“无人区”。平房特别军事区的面积大约有 120 平方千米。对特别区内的居民实行特别管制：凡年满 16 岁的居民，须领有伪 “香坊警察署”颁发的“特别居住证明书”，外来者需办理“临时居住证明 书”，离开时注销。在拉滨线上行驶的旅客列车，在通过该区时，必须放下 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张望，否则，就会以政治嫌疑犯罪名被捕进特别监狱。 该军事区上空也被严格管制，若发现该部队以外的任何飞机，该部队有权击 落之。

5.731 部队东征西战 石井四郎罪恶滔天


　　石井部队本部正式迁到平房后，它的对外“加茂部队”名称改为“东乡 部队”，番号改称“满洲 731 部队”。1940 年 7 月，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
731 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达浙江省宁波。他们用飞机上的投撒器将
70 千克伤寒菌和 50 千克霍乱菌以及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布在这一带的居 民区、河流和蓄水池中。
10 天之后，731 部队又组织一百余名医务、摄影人员，乘坐特别专用列
车，从哈尔滨站出发，南下宁波。他们首先宿营在杭州西湖附近，待小型给 水车和专用汽车甲大车运来后，便换上中国服装，在防护兵的保护下，秘密 地向疫区移动。沿途“殷勤”地给中国的疾病患青诊病，并发给药品。汽车 行驶 2 日，临近目的地时，他们换上白色防护服。这些携防疫器材和照相设 备的 731 部队的人员，是奉命来测定细菌武器效果的。他们在一名尉官军医 的指挥下，到河川、水片等地方取样井观察村庄，进行细菌污染程度的调查。 她们在细菌实验地捕来包括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分 析细菌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被中国人民识破，中国报 纸载文揭露：“这一带传染病的流行，是日本军用飞机投扔细菌武器所致。 在中国人民强烈的谴责之下，731 部队这些检疫班人员匆匆忙忙地返回了哈
尔滨驻地。但这批远征队却贼心不死，便秘密地转移了阵地。
　　1940 年 10 月 22 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县上空撒下麦子、 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该地发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接着陆续发生了鼠疫病。 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医师说：“1940 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 疫病患者。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跃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发生了 鼠疫，有 99 人染病，其中仅育 2 人被治愈。”当年曾在宁波防疫委员会工作
　　
的钟辉说：“那些在隔离室里的鼠疫患者对我说，当日本飞机来时，看到有 很多麦子和粟子一齐落下来。当时我芽着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下半身 爬上了很多红红的平时少有的跳蚤。我发现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 最多，像宝昌祥商行死了 14 人，元太绍酒店死了 6 人，他两家所落麦子就是 最多的。”当时予波 99 个鼠疫患者中仅被救活的两人之一，元大给酒店学徒 钱贵法说：1940 年 10 月 22 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朋 街、东后街一带扔下许多小麦、面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 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第二天下了了阵大雨，落在屋顶 的面粉等都被冲落地上。到 30 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就都病死了。 当晚我们店的何福林也染病不到一天就死去。那时，别的店也传出有人得急 病而死的消息。我在那天晚上，也发热和头痛，同时淋巴腺胀痛，难受得手 脚不知往哪放好；我进医院后，见到一起人院的病人都相继死掉，只有我是 死里逃生。”
　　1940 年 11 月 26 日、27 日，两架日机两次侵入金华县上空，在空中散布 白色烟雾状、落地后就成蛋黄色小颗粒并遇水即溶化的鼠疫菌，此后，在金 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病的东阳县有 94 人，死亡 92 人；义鸟县有 308 人，死亡 257 人；兰溪具有 36 人，死亡 12 人。
1940 年 12 月 10 日，1 架日机在上虞县散布鼠疫菌性的细粒。1940 年 12
月 19 日，4 架日机在汤溪县投下鼠疫菌。
731 部队远怔队的这次行动持续了将近 5 个月，给宁波带来了鼠疫隐患。
1942 年伪新京（现长春）“三不管”地区严重地流行鼠疫传染病。伪新京市 公署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动员医务力量进行防疫。伪新京卫生技术厂不 仅出动了医师，而且还提供了鼠疫疫苗。每一次鼠疫发生后，石井四郎都亲 自出马。731 部队虽然对这两次鼠疫的防冶都没见成效，且使鼠疫更加蔓延， 死人增多，但它却立了功。据曾参加防疫的新京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加地 信证实：“当时石井四郎领导的医务人员，因散布细菌有功而获得了日军参 谋本部颁发的奖章 ”（图 3—12）。
多行不义必自毙，像恶魔一般凶残暴虐的石井部队，恶魔崩溃和败亡的
日子终于到来了。
1945 年 8 月 9 日凌晨 0 时至 1 时，苏联红军开始了对东北和朝鲜的进攻。
　　8 月 10 日凌晨 1 时，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羌遣支队从沿海地区越过国 境，开始了向哈尔滨—吉林方面进攻。据原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元帅的 回忆，上午 8 时 30 分攻入距国境线 20 千米的地方，在几乎没有炮兵人力支 援的情况下，轻易地突破了日本军队的阵地。
图 3—12 日军 731 部队长细菌战犯


　　在苏联进攻的当天，731 石井四郎中将在哈尔滨平房时的照片部队的石 井四郎部队长不在平房镇，部队还像往常一样在执行勤务。苏联飞机已经开 始了对中国东北各地的轰炸，而 731 部队还平静如常。对于这种奇怪的情况， 有一种说法是：731 部队的军官们乘飞机到所属各部队，指挥向通化的转移 工作了，石井部队长在伪新京关东军司令部给 731 部队打电报，可是密码电 报无人翻译，被耽搁了。据说这是 8 月 9 日“731 平静”的原因。
8 月 9 日夜里，731 队员们惊慌不安。这天夜里，哈尔滨上空出现的几架

战斗机投下了照明弹。这是苏联空军的飞机。明晃晃的照明弹，把哈尔滨的 市民搞得不知所措。大街上很快骚乱起来，连空袭警报的汽笛也没有响。
　　731 部队的队员和家属，在防主壕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夜。“苏联军队已 经逼近哈尔滨”的情报果真传来了。10 日早晨天一亮，关东军司令部给石井 部队长发来了急电，让他“前来接受命令”。但是，石井部队长不在，他到 什么地方去了，极为秘密，谁也不知道。部队军官急忙派 N 副官乘飞机去伪 新亨。N 副官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听说关东军司令部山田乙三和下属参谋人 员全乘飞机到各地去了，重要的军官部不在。从中国各地来的紧急联络件， 以及向陆军参谋总部请示的电报像雪片似地飞来。关东军司令部像着了人一 样，闹得乌烟瘴气。
　　N 副官报告前来接受命令。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苏联军队的 进攻速度很快。关东军各部队开始向南‘转战’，731 部队可以视情况随机 应变。”
　　N 副官返回 731 部队的时候，是 8 月 10 日中午。当接到随机应变即转战 的命令时，731 部队的上层人物立刻紧张起来。
　　如果 731 部队的驻地平房镇落到苏联军队手里，这些恶魔用 3000 多人作 “原材料”进行生物试验的罪行一旦被揭露出来，731 部队的全体成员都要 成为战争罪犯。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的人员都会被枪毙??”
　　围着 N 副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石井部队长和菊地少将（第一部部 长）等人的意见尖锐对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石井部队长的撤退方案是：①保守 731 部队的机密是最重要的问题。②
为此，派遣西中校（教育部长），向苏联军队进攻途中的海拉尔、林口、孙 吴、牡丹江各分部的 731 队员传达毁灭证据和全体成员自杀的命令。③准备 命令住在东乡村军官社会宿舍的队员家属全体自杀。④目前收容中的“原材 料”一个不留全部杀掉，同时彻底破坏口字楼。部队的设施由工兵队爆破。
⑤全队人员包括少年队，统一南下至通化。
石井部队长和菊地部长激烈争论的原因，据说是由于石井提出的第②、
③条。菊地少将认为：“731 部队里有才能的研究人员很多，与其强迫他们 白白自杀，不如先研究怎样把他们救出来。”“部队长应该设法让队员的家 属返回日本去。”据说在争论时菊地少将大怒了。对平时沉湎于酒色、工作 随随便便的石井部队长，军官们有强烈的反抗情绪。
结果，石井四郎让步，会议的结论是：“家属立即开始撤退，部队长到
各地去指挥列车运行和各分部的撤退。” 在这期间，石井四郎做了三件事：第一，把 731 部队为细菌战积累的各
种资料，大量的实验材料以及菌种等带回日本去。第二，安排 731 部队撤退 的列车优先通过，防备为苏联军队截获。石井四郎还命令 731 部队航空班所 属的飞机，来回飞往伪新京、奉天等各城市。第三，安排特别班成员的紧急 避难。之后，石井部队长的身景再次从 731 部队中消失了。

●狼狈为奸护恶魔 罪犯成为坐上宾


　　二战停火后不久，东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精心准备的葬礼。据说亡者是日 军细菌战的得力干将石井四郎。但是，葬礼完全是个骗局。石井四郎没有死，
　　
葬礼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美国调查局人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石井四郎向 美国当局提供了关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大肆研究生物武器的详细情况，美国 官员答应对他免予起诉。石井与美国当局上演了一出非常狡猾的骗子戏。由 于担心真相曝光会引起政治混乱，美国政府隐瞒了事实，一藏就是几十年。 在战争进行期间，盟军就从多种渠道得知日军研制并在某些战场上使用 了生物武器，所以，迅速推进中的盟军部队及其特别行动机关也都特别注意 搜捕日军有关人员。故而，绝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日军生物战部队的 有关人员均落入盟军手中，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盟国之间出现分裂， “冷战”到来，日军战俘们的命运也随之一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被
占领土上那悲惨的一幕似乎已被淡忘。然而，战犯真的可能逃脱审判吗？
　　1947 年 1 月，苏联首先打破这种沉默，苏联政府就 731 部队问题通过“国 际检查局”同美国第二参谋部的威洛比联系，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等 3 名 731 部队骨干分子，指控他们犯有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罪。但苏联的要求遭到美 国拒绝。于是，1947 年 12 月 25～30 日，苏联独自把由苏联掌握的 12 名 731 部队有关人员提交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滨海军事法庭审判。第一天，日军 被指控培养了大量的细菌，准备发动生物战，以袭击盟军。3 天后，莫斯科 电台宣称，据供：夫东军 731 部队曾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名战犯向审 判官招供，此部队是根据天皇本人的命令建立的；所有战犯对其所进行的可 怕试验供认不讳。唐泽登美雄少佐供称：大约有 10 人曾由我带去试验场，把 他们捆到事先埋在那里的相距 5 米远的柱子上，然后在离他们 15 米远处用电 流引爆杀伤性炸弹。很多受试者被炸伤，后来这些人都染上了炭疽病，因为 炸弹中装有这种病菌。另一名受审战犯也证实：曾看见 10 名中国人分别被捆 在相距 20 米的柱子上，然后用电流引爆炸弹。这 10 人全部被炭疽炸弹打伤， 一周内全部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滨海国际法庭判处山田乙三、高桥隆笃、梶 塚龙二等人 2～25 年徒刑；同时，苏联还通过伯力审判，证明日本天皇裕仁、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竹雄等 5 人是在准备和
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战犯。苏政府特别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建议委托特 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
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想搞清日本人细菌战计划的全部真相。但石井四郎
销毁了美国人审讯的日本细苗战科学家的名单。石井隐居在国内偏僻的地 方，美国情报机关花了几乎 5 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他。当时他正患有慢性痢疾
——这是他所从事的生物战职业留给他的痛苦的“遗产”。他被带到东京，
对他进行了 1 个月的严厉的审讯。 美国这时似乎意识到了手中这些战犯的价值，尽管苏联方面一再要求，
可就是不同意公审，而且千方百计地为战犯辩护。于是，苏联在 1950 年公开 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它的公 布，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
　　起初，美国人并不十分相信日本人用人做生物武器试验的报告，认为这 太使人难以置信了，不必认真对待。当麦克阿瑟的参谋们在审讯在其控制之 下的石井四郎时，他作出了跟全世界军事生物学家一样的回答：的确进行了 生物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只是为了寻找对待敌人可能发动的生物战的防御 手段。冠冕堂皇，无可指责，美国不能以此论罪，否则，自己也要上被告席 了。由于石井部队在撤退之前炸毁了细菌工厂并杀死了试验剩下的“活材 料”，销毁了大部分有关资料，所以，最初美国没有确凿的证据，以驳斥石
　　
井的伪供。 直到苏联政府提出要审讯石井等人，美国认为这虽没有法律依据，但也
可考虑的时候，石井四郎等人才慌了神。1947 年 5 月，石井因害怕被交给苏 联人而惶惶不安，竟戏剧性地改变了态度。他向美国主审官供称：日本人用 炭疽武器对中国人进行了野外试验。他还声称：如果能以书面形式确保他本 人、上级和下级从“战争犯罪”中豁免，他还可以提供有关细菌战的详细计 划情况。这一要求立即于 1947 年 5 月 6 日通过海底电报发给华盛顿。
　　为了评价石井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五角大楼从迪特里克兵营派了两名高 级生物学家到了美国占领下的日本。
　　1947 年 10 月 28 日埃德温·V·希尔博士和约瑟夫·维克托博士抵达东 京，他们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调查。这年 12 月 12 日，他们报告说，他们会 见了至少 19 名日本生物战专家，日本人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疾病，其中有 炭疽病、鼠疫、结核、天花、伤寒和霍乱。有几个日本人承认，他们用人做 过潜在的生物武器试验。
　　这些情报显然使美国生物学家大吃一惊。这表明日本的研究规模大大超 过了盟国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任何试验规模，不仅在疾病的种类上，而且在估 价这些疾病影响受害者的情况上都超过了盟国，日本人不仅故意用疾病感染 犯人，而且为了发现疾病在不同阶段的效应，宁愿让“病人”在试验中逐渐 死去。这些试验同纳粹进行的试验一样可怕。
迪特里克兵营的专家在 1947 年 12 月 12 日，生物战调查的总结报告中的
结论是：这些试验对于西方生物战研究的潜在利益远远超过了正义的需求； 如果让苏联人审讯日本人，那么将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得到这些研究成 果，这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工作以及用西方难以做到的方 式获得的宝贵数据；日本人的成果中包括了关于人对这些疾病的敏感性方 面，如疾病感染剂量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是得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能用人做试验。但是那些提供这些有价值情报的日本人，将会因 此而遇到麻烦，所以，要做出一切努力使之兔于麻烦，使这些情报免于落入 他人之手。
这个使日本生物武器研制者——731 部队首要战犯免于起诉的建议立即
得到了华盛顿的反应。为了在生物战计划方面保持对苏联人的优势，美国全 力保护了这些人，并在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领域委以重任。在东京审判中， 美国的主审官对凡是指控日本细菌战的证词反应冷淡，然后就是束之高阁、 不予追究。东京审判过后，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 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其它大批美国控制的日本细菌战犯也同样没有受到应 得的惩罚，而且继续在日本各机关学校中任职，其中北野政次为“中村”研 究所所长；山内忠茂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河山为庆应 大学教授；吉村寿人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笠原四郎为木户里传染病研究院组 长；冈本光三和凑正雄 2 人都是京都医学院教授；田部井一为兵库县医学院 教授；林一郎为长崎医学院教授；二木秀夫为日本出版公司董事长。石井四 郎、若松侑次郎等在汉城做了美军的战俘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 而被美国当局继续留用。在侵朝战争期间，美国重新启用石井四郎和若松侑 次郎等战犯作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顾问”，再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第四章 罗斯福命令建魔窟 美国瘟神世界第一流


　　自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情报机关就一直注意到，全世界对于生物武 器的兴趣在不断增长。1940 年，美国国防会议的卫生和医学委员会开始研究 “生物战进攻和防护的可能性”问题。
　　1941 年 8 月，在埃奇伍德兵工厂成立“特别转让支同”从事进一步的研 究工作，11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不到 1 个月，陆军部成立以国家科学院朱 厄特博士为首的生物战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判断生物战的威力。1942
年 2 月，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终于送到了陆军部长亨利·L·斯廷森的办公桌上， 报告明确写着“美国处于生物战袭击的危险之中”。斯廷森感到不得不采取 行动了。
1942 年 4 月 29 日，他给罗斯福总统写信阐述了这个委员会的意见：
生物战无疑是“肮脏的事业”，但根据该委员的报告，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这件工作 必须严守秘密，也要下大的精力??
我曾要求委员会提供这份报告，现在我又接到了我已经提到的这些令人不安的警告，特别是建 议立即采取行动的意见，如果您能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以便按照您的意见立即采取行动，我将非常感 激。
接到斯廷森的信两周后，1942 年 5 月 15 日，罗斯福批准建立生物战研
究组织。6 月，斯廷森任命乔治·W·默克为军事研究局局长。

●美国财大气粗 建魔窟世界一流


　　军事研究局隶属于联邦保安局。军事研究局除与军队的内部机构有联系 外，还同卫生部、农业部、内务部保持联系，并通过海军侦察处、战略情报 处、联邦调查局等机构获得心要的情报，以卫生部门和化学兵局颁布命令和 指示形式，将其所发出的建议发送到部队。该局负责组织美国、英国及加拿 大之间的有关细菌战问题的情报交换，并广泛交换专家，以协调研究工作的 进展。
1943 年 4 月开始，美陆军在狄特里克营修建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后来，
战备署把任务转到美陆军化学战署继续执行生物战计划。
　　1943 年 12 月，美联合参谋长战略服务局察觉德国可能计划使用生物武 器，遂于 1944 年 6 月将生物战计划转由国防部长领导，生物武器研制工作由 化学战署负责，生物战防护工作由化学战署与陆军军医署合作共同研究。
　　1944 年 10 月，成立生物战委员会，全面管理生物武器的研制、政策和 情报等，一直存在到 1945 年 10 月，然后把职能转交给美国陆军发展部。
　　美国生物武器研究计划在 1944 年初获得迅速发展。1945 年 8 月，美陆 军化学兵司令宣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研制生物武器工作已超过了 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美陆军化学战署执行生物武器研制计划有 3900 人，其中
2800 人是陆军人员；1000 人为海军人员，100 人为文职人员。主要研制机构 有：①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工厂在狄特里克营（1943 年 4 月开始 7 个月内营 地建成）；②野外试验机构，一个建在密西西比海湾霍恩岛，面积 8 平方千 米，另一个较大的试验场建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场，并于 1944 年 1 月和 6 月先后投入使用于生物战剂野外试验；③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县，1944 年建 成的维戈兵工厂，是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生物战剂的弹药工厂，曾生产枯草杆

菌黑色变种作为炭疽杆菌模拟剂以及使用过炭疽杆菌装填生物炸弹。第二次 世界大战末期，维戈兵工厂已拥有 1400 名工作人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用于建造生物武器研究与生产设施的费用约为 4500～5000 万美元。此 外，1942 年落基山兵工厂也生产过破坏农作物的生物武器。
　　1954 年美国陆军化学战署更名为美国陆军化学兵部，由原来的勤务兵种 提高为特种兵。在化学兵司令部下设研究和工艺设计部，此部管辖 3 个研究 所和 1 个试验场（图 4—1）。
　　1962 年美国陆军化学兵部撤销，生物战研究所改称美陆军生物学研究 所，隶属于陆军部下的军械部的化学、生物、放射局。虽然名称和隶属关系 发生了变化，但其内部机构组织情况未变，其隶属关系（如图 4—2 所示）。
（1）美陆军生物武器有关机构
　　①美陆军生物学研究所：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城郊狄特里克堡， 原名为美陆军生物战防御研究中心，是 1913 年建立的生物武器主要的研制单 位。它占地 5.7 平方千米，建筑及设备资主 9100 万美元。1943 年和 1944 年 该所分别试生产了实验性肉毒毒素和炭疽杆菌芽胞及其模拟剂枯草杆菌芽 胞。1949 年又建立了一个 10000 平方千米的球形密闭容器，开始进行生物战 剂弹药爆炸试验。1954 年狄特里克营改称为狄特里克堡，1964 年工作人员曾
达 3000 人以上，其中 2500 名军队专业人员，包括 320 名学士、110 名哲学
博士、14 名医学博士和 34 名兽医。该所自 1946 年到 1972 年期间公开发表 的文献达 1400～1500 篇之多。每年经费约 3000 万美元。研究所分 4 个业务 部门：生物制剂研究部，发展部，医学研究部和技术服务部。


　　②美陆军松树崖兵工厂：位于阿肯色州松树崖，于 1941 年破土，1953 年建成，占地 60 平方千米。1954 年购置的设备费为 9000 万美元，60 年代未 增至 1036000 万美元，工作人员达 1800 人。1953 年初开始相继生产集束弹 金属制品和猪布氏杆菌、野兔热杆菌。
1962 年起改进和扩大了生产设备，并进行 Q 热和野兔热战剂的标准化生
产。该厂是美国唯一大规模生产具有杀伤性的生物战剂工厂，除细菌类战剂 外，先后还研制了毒素、病毒、立克次体等战剂。此外还进行用病毒战剂感 染蚊虫的研究（图 4—3）。该厂已成为生物战剂生产和贮存的主要单位，并 将战剂产品作为生物炸弹、炮弹和其它容器的装料，运往美军的 25 个地下冷 藏库。该厂库存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贝氏立克次体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 毒等战剂和装有肉毒毒素的枪弹和弹药。
　　③美陆军达格威试验场：位于犹他州达格威，是陆军主要化学和生物武 器试验中心，占地 3300 平方千米。其年度预算为 1500 万美元，1972 年试验 场雇员达 1200 人。场上设有生物学部、化学部、气象学部、试验部、工程技 术部以及管理检查机构等。其中环境和生命科学研究室还可以从事生物战剂 气溶胶的研究。
　　1946—1955 年进行了一些致病菌的野外用枯草杆菌黑色变种和粘质沙 雷氏菌，作为模拟战剂试验。1950—1955 年进行了一
图 4—3 螺旋蝇羽化箱，全箱可养蝇 5 万，收卵约 400 万粒以上


些病菌的野外试验。其中包含：贝氏立克次体，鸟疫衣原体，鼠疫杆菌，猪 布氏杆菌，野兔热杆菌，羊布氏杆菌，炭疽杆菌等。

　　④美陆军落基山兵工厂：建于 1942 年，占地 74 平方千米，固定投资总 额为 10500 万美元。至 1964 年拥有工作人员 800 名，是化学和生物战剂研制、 生产和储存的工厂。主要生产和储存植物战剂。1951—1969 年生产和储存了
3 种破坏农作物的生物战剂：即小麦茎锈病、黑麦茎锈病和稻瘟病。
（2）美海军和空军生物武器有关机构
　　①海军生物科学研究所：其前身为美海军研究所第一研究队，设在加利 福尼亚大学，后改为海军第一军医研究分队。于 1943 年开始承担生物战剂研 制任务，至二次大战末有 75 名工作人员。1950 年改为美海军生物学研究所， 主要从事微生物气溶胶感染的研究。1961 年有工作人员 125 人。后来改为美 海军生物医学研究所，后又改为海军生物科学研究所，迄今为止，仍然是美 海军生物战的主要研究机构。
　　②海军研究分队：建于 1944 年，设在狄特里克堡，是美海军与陆军生物 战中心交换有关情报的机构，同时负责用大型喷洒器对试验场地进行消毒。
③美海军军械试验站：是海军化学、生物武器试验和鉴定的单位。
　　④爱格林空军基地：面积达 1870 平方千米，位于佛罗里达州。设有试验 场和空军机械研究所，是空军从事化学和生物武器研制的单位。
　　1951 年生产可用于实战的破坏农作物的炸弹。同年曾在该基地进行猪霍 乱菌战剂试验，后因军事意义不大而停止。1967 年又曾试验了野兔热杆菌和 贝氏立克次体战剂。
（3）参与美军生物武器研究的地方及国外合同研究单位
　　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除由军内承担外，还组织了大批地方大学、研究 所与公司等合同单位参加研究。1950—1971 年期间，狄特里克堡生物战研究 中心和 270 个单位订立了 552 项研究合同。仅 1970 年，美有关方面向从事生 物战研究的地方科研单位提供经费 210 万美元。美军并与国外某些单位进行 阶作研究，其中有日本、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等几十个大 学的研究所。此外，美军与英国生物战研究中心波尔顿微生物研究所建立了 互通情报及交换研究人员的关系。
1969 年 11 月 25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所谓放弃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
1971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通过《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 和毒剂武器公约》，1972 年 4 月 1 日美苏等国在公约上签字，1974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此公约，1975 年 1 月 22 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公约上签
字，正式开始执行。
1973 年后生物研究的概况 狄特里克堡陆军生物学研究所改由美陆军军医署领导。1973 年又转属陆
军保健勤务部管辖，并作如下调整：①大部分设备和人员改为弗雷德里克美 国国家癌肿研究所；②部分迁到埃奇伍德兵工厂（73 人组成生物战剂警报、 检验和物理防护研究组）；③部分人员及设备转为生物武器防护研究；④原 生物武器袭击效应分析队的 9 人迁人达格威试验场；⑤部分机构的人员设备 转给农业部继续研究农作物病防护技术。
　　改组后狄特里克堡仍然保持 6 个研究单位：①弗雷德里克国家癌肿研究 所；②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③美陆军卫生生物工程研究和发展研究所；
④美海军研究分队；⑤美国农业部的植物流行病研究所；⑥埃奇伍德兵工厂 化学研究所的植物控制室等。
1971 年松树崖兵工厂移交国立毒理研究中心，从事杀虫剂、食物调料和

药物化学的研究工作。白宫宣布，自 1971 年 5 月起一年之内，将储存的生物 战剂弹药全部销毁，仅保留生产设备。
　　虽然，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上签了字，撤销了一些生物武器的研制 机构，但是，实际上随时可以恢复大量生产生物战剂，提供部队使用。据美 国参议院 1977 年报告，根据美军生物战储存的应急计划在狄特里克堡的特殊 作战处至今仍保存有 10 种生物战剂和 6 种毒素。

●世界先进的狄特里克营瘟魔窟


　　1943 年 4 月美国陆军开始在马里兰州的狄特里克营建立生物武器研究 所，7 个月后就开始工作。以后这里成为美国生物战研究发展的中心，它占
地 5.26 平方千米，拥有建筑物价值 7500 万美元，并有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动 物饲养场和先进的烈性微生物研究的设施。在其中工作的有：博士 120 名， 硕士 110 名，学士 320 名，兽医博士 34 名，医学博士 14 名。在狄特里克兵 营研究所的生物战剂有：炭疽病、鼻疽病、马耳他热、兔热病、类鼻疽病、 鼠疫、斑疹伤寒、鹦鹉病、黄热病、脑炎以及各种各样的立克次体病；研究 的动物传染病有：鸡瘟、牛疫。还研究过大米、土豆、谷类作物的枯萎病。 他们首创了冻干技术，使原来不易储存的液态悬浮液便于储存。还有一个昆 虫学战争部，它培养用作武器的科罗拉多甲虫、跳蚤和其它害虫。这些研究 工作由美国提供经费的资源，英国提供人力。
1940 年，英国大型化学联合企业——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发现了几种“具
有很大的阻滞植物生长特性的”物质，一个代号为“1313”，主要毁坏小麦、 燕麦、大麦和黑麦等各类作物；另一个代号为“1414”，能毒死甜菜和块根 作物。这两种战剂所触及的作物无不为之枯萎凋谢。科学家们报告说：“在 理想的条件下，每英亩农田用一磅的‘1313’或‘1414’就可以使那些脆弱 的庄稼全部坏死。”
安德森在 1944 年 3 月向丘吉尔致书，提议让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把工厂设
计和生产流程图文给美国人，使他们能够用毁坏庄稼战术打击日本人。而与 此同时，英国人应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丘吉尔赞同他的意见。
1944 年 4 月，英国将它一切有关技术转让给了美国。
　　1945 年 11 月为联合技术作战委员会准备的一份“作物毁坏”绝密文件 道出了美国的计划最终走了多远：“除了已经试验过的物质外（指在英国）， 在美国又试验了近 800 种化学物质。”最后由两个国家共同生产这些武器， 代号为“LN-LN8、LN14、LN32、LN33。一架载有 LN 的飞机低空飞行可以毁坏
2.4 公顷庄稼。一颗大型集束炸弹从 900 多米高空爆炸，可使每英亩土地覆 盖上 2.27 千克浓度的战剂。12 小时内所有染毒的庄稼将全部坏死。美国人 估计，2 万吨的 LN8，就可以把日本的稻谷作物全部毁坏，1 万吨的 LN33 可 以毁坏其全部玉米作物，100 吨的 LN32 可以毁坏所有的块根作物。
　　1946 年初，美国当局实际上就已经储备了这些物质，并准备用之袭击日 本主要岛屿。据估计，将要毁坏 30％的稻谷作物。专家们坚持认为：国际法 和协定不妨碍在战争中以这种方式使用这种物质。
　　到 1945 年，美国也有一批毁坏庄稼的生物战剂，并具有大规模生产能 力：这是一批外国名字的真菌，如“齐整小核菌（战剂 C），可以腐蚀烟草、
　　
大豆、甜菜、白薯和棉花的根。巴里马铃薯晚疫病菌（摩特）（战剂 LO）， 可以引起土豆的晚期枯萎病；稻瘟病菌（战剂 IE），是一种可以毁坏稻谷的 真菌；稻长蠕孢（战剂 E），可以产生“秧苗枯萎”以及早期稻米作物的“棕 斑”。
　　刚过一年，美国已经能够配合使用英国发明的这些战剂向敌国的粮食供 应发动一场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袭击。有几次，美国可能使用了某些毁坏庄 稼的战剂。1944 年秋，德国马铃薯虫害蔓延十分严重。神经错乱性毒剂的发 明者施拉德奉命放下战争工作，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寻找一种杀虫剂， 以抢救德国的土豆作物。在纽伦堡法庭被告席上，戈林指责盟军故意把害虫 抛洒在德国土地上。
　　1945 年，由于美国飞机袭击使日本的稻子因枯萎病而减产。日本人不得 不想出一种块轮作的办法以抢救一些农作物。
战后，美国更多地把毁坏庄稼战剂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越南受到美国
近 20 年的植物杀伤剂的袭击。美国共使用植物杀伤剂 12 万吨，破坏稻田和 森林 500 万公顷，受污染区三年不能正常生 1943 年 10 月，在狄特里克兵营 开始营建云雾室，实验室专用的小动物在这里接受不同浓度的生物战剂的试 验。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通过呼吸而传播疾病的大批数据，一位专家指出： “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尚未普遍认识到，通过空气传播病菌是传播天然疾 病的重要因素。”
1943 年冬，盟国开始生产一种生物炸弹。这种重四磅、装填有炭疽芽胞
的炸弹代号为“N”。其设计由英国完成，而由美国独家生那时 N 弹可能是原 子弹之后盟国最大的秘密武器。与此工作有关的所有文件都列为最高的保安 级别：“绝密：警戒”，美国人曾开玩笑地把它解释为“阅前销毁”。
1944 年 2 月，当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写信给丘吉尔首相，汇报
N 弹的情况时，官方打字员在打字稿纸上留下空白，彻韦尔亲笔在空白处写 下了如下一段文字：“装填 N 弹芽胞（他对丘吉尔说道）能潜伏在地上长达 数月甚至可能数年。而经爆炸分散后则像细小的尘埃，车辆和行人会不在意 地走来走去??6 架飞机似乎就可装载足量的毒芽胞，如能均匀布洒，在一 平方英里的面积里能杀死任何一个在此范围内的人。此后该地就成为不可居 住的无人区??。看来这是一种具有惊人潜力的武器，几乎更为可怕，因为 它比原子弹更容易制造。现在看来极紧迫的是，如有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研 究甚至要准备预防措施，但同时，我认为，在我们的军械库里，不能没有 N 弹。”丘吉尔当即指示采取跟曼哈顿计划类似的保安措施。
　　1944 年 3 月 8 日，丘吉尔与军事顾问磋商之后，指示当时的细菌战委员 会主席布朗向美国定购 50 万枚炭疽炸弹，并指出“请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可 以得到第一批定货。”“我还希望（丘吉尔继续说道）得到你的早期报告， 以便了解在我们国家大规模生产这些物质有关内容。最好能在我们自己国家 装填这种炸弹。”很明显，首相看到英国人的计划受到美国人的牵制，使他 感到烦恼但又别无他法。
　　5 月，布朗给首相写回信说，要实行一项大规模的生物研究计划是英国 的经济所根本力不能及的：美国现有的小型中间实验厂需要 500 人（细菌学 家、实验员、化学工程师和熟练的操作工）。因此，就是一座中型工厂我们 也至少需要 1000 人。即使我们能招募到足够的善于接触高度危险工作的熟练 工人，我们也会遇到目前医药和化工工业方面的干扰。而且在本国建立起来
　　
的任何工厂都处在易受空袭的危险之中，同时，产品疏散时也可能出现特别 危险的情况。”
　　1944 年 5 月，狄特里克兵营生产线完成了第一批 5000 枚炭疽炸弹的生 产工作。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月 5 万枚波顿“F 型”四磅炸弹，全部产品都 支付给英国。布朗估计，这意味着“到年底将有 25 万枚炭疽炸弹是为我们生 产的”。这些炸弹都运到英国储存起来，一旦欧洲战场需要就可以迅速“用 于作战”。
　　1950 年狄特里克兵营的科学家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他 们研制“鸽子弹”的绝密报告。科学家们想发明一种破坏敌人粮食供应的技 术，他们便让谷类锈斑病芽胞沾染到飞回笼的鸽子的羽毛上，锈斑病是一种 毁坏庄稼的病。研究人员发现，甚至在飞了 160 千米后，鸟的羽毛上仍有足 够的芽孢，能使留在笼子里的燕麦传染上病毒。后来，他们又在维尔京群岛 上空用飞机做投掷鸽子的试验。最后他们不用活乌，干脆用染了病毒的火鸡 羽毛填入“集束炸弹”之中。每次做完这种古怪的试验后，狄特里克兵营的 士兵们认为，长途跋涉后仍有足够的病菌来传染袭击目标的庄稼。
1951 年有人开始为美国空军生产了第一批毁坏庄稼的炸弹。
　　在其后的 20 年中，美国为研制生物武器耗资 7 亿美元；在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的研究计划中耗资数亿美元。狄特里克堡的科学家们发现，有个特立 尼达人，1954 年他感染了黄热病，后又康复了。他们从这个特立尼达人身上 取出血清，又将血清注入猴子身上。他们又从猴子身上取出感染了黄热病的 血浆，然后把蚊子的幼虫撒到血浆上。染了病的蚊子被诱发叮咬实验室的小 鼠，小鼠便传染上了黄热病。这种与公共卫生背道而驰的精湛技术成功了： 小鼠及时地感染了黄热病。
在狄特里克堡建立了新的实验室，用糖浆和血来喂养埃及伊蚊。让它们
在潮湿的纸巾上产卵，卵变成幼虫，最后生成新一代的蚊虫。狄特里克堡 1 个月能培养出 50 万只这样的蚊子。50 年代末，有一个工厂制定的计划是每 月培养 1.3 亿只蚊子。蚊子一旦感染上黄热病，化学兵就用“集束炸弹”和 “中士”导弹弹头把它们抛投向敌军。
为了试验这种奇特的武器的可行性，陆军需要了解蚊子是不是靠得住会
叮人。在 1956 年一系列的试验中，首先把未感染疾病的雌蚊放到佐治亚州的 萨凡纳居民区，然后从飞机上抛撒到佛罗里达州的试验区。化学兵的一份秘 密报告说：“一天内，蚊子扩散至 3 千米的距离，咬了很多人。”而要释放 染了病的蚊子，其效应只能是推测。
　　蚊子并不是那时在部队中服役的唯一昆虫。1956 年陆军开始研究一周能 繁殖 5000 万只的跳蚤。据统计，这些跳蚤能传播鼠疫。到 50 年代末，据传， 狄特里克堡实验室已有了感染了黄热病、疟疾和登革热（一种急性病毒性疾 病，也称为断骨热，是一种不冶之症）的蚊子、染有鼠疫的跳蚤、染有土拉
弗氏菌病的扁虱和染有霍乱、炭疽和痢疾的苍蝇。 他们用实验室动物试验这些疾病，科学家们很快又转向研究能杀死小鼠
或猴子的东西能否杀死人类。 在越南战争期间，狄特里克堡的科学家们在以星期六为安息日耶稣再生
论者中，为他们的试验找到了现成的受试者。他们作为非战斗人员在美国陆 军中服役。在一系列的试验中，这些耶稣再生论者们暴露在土拉弗氏菌云团 中。根据一份报告记载：“所有的对照受试者暴露 2～7 天后均患上急性土拉

弗氏菌病。”这次试验很不寻常，因为有人将它写成了公开的资料。而且至 少有一些耶稣再生论者的信徒自愿参加这些试验是没有疑问的。“我们愿意 把自己看作为自觉的合作者而不是反对者。”这是他们的一位代理人 1967 年所作的解释。有无数次的试验都是用志愿者做的。
　　1967 年 3 月，狄特里克堡研制出一种“中土导弹”用的弹头。它能把疾 病传播到敌人战线后方 160 千米处。
　　60 年代初美国防部在为加速生物武器的研制工作辩护时说，谁也甭指望 美国国会接受任何签订过的条约。他们辩解说，既然任何禁止生物武器的论 据不可能充足，美国不得不继续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工作。

●美英加三国合伙 城市作为试验场


　　从 1941 年开始，美国和加拿大合作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化学和生物武器 的野外试验场，他们曾在此进行过飞机散布肉毒素的野外试验。
　　1942 年以后英国因为战时人力和财力所限，开始与美国合作研究生物武 器。美国曾派联络官参加英国格林尼亚德岛的生物武器野外威力试验。英国 也派出生物武器专家常驻美国，了解美国生物武器研制情况。
1948 年冬，载有英国、美国、加亨大国籍的微生物学家的几艘英国皇家
海军战舰驶进加勒比海执行“线束行动”任务。整整 30 年之后，“线束行动” 的全部情况仍然严加保密，因为害怕泄漏这方面的资料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一 定的危险。“线束行动”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加勒比海至少还有另外 两次演习，都用了真正的病菌，其代号为“臭氧行动”和“否定行动”，时 间是 1953 年和 1954 年冬。从波顿运出的数千头动物用绳子系在木筏上，飘 浮在离巴哈马群岛（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数千米的海面上。从上风飘过来 的病菌云团使动物受染，然后微生物学家通过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研究。据 推测，试验的疾病有炭疽热、马耳热和免热病等。染毒动物的尸体在海上焚 毁。
美国用无害细菌进行袭击城市目标的试验。在战后的 20 年中，仅在美国
就做了 200 多次。在这些试验中，包括整个城市的军事设施和平民都是模拟 生物武器的袭击目标。试验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有好奇的官员问 及试验，有关人员就会告诉他，是陆军在做干扰雷达侦察城市的烟幕试验。 试验中的袭击目标从分散的农村到整个城市，包括纽约和旧金山。
最早的试验是于 1950 年在旧金山进行的。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潜水艇
可能会溜进美国的海港，释放出细菌云团，受害者开始报告医院之前就消失。 作为美国第六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许多战舰所在地的旧金山正是这种攻击 的目标。
　　1950 年 9 月 20 日至 26 日之间，行驶于金门桥之外的两艘美国海军扫雷 艇负责检验这种理论。这两艘扫雷艇甲板上的水兵喷洒染有枯草杆菌和灵杆 菌的云团。灵杆菌菌株代号为“8UK”，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波顿研究出 来的，因为培育时变红，因而在生物战试验中很容易鉴别。
　　在旧金山城一共发动了六次模拟性袭击。科学家们在后来的报告中得出 结论说，旧金山地区有 300 平方千米的面积被污染，城中几乎每个人都吸入 了细菌。“换言之，”他们写道：“旧金山 80 万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以正常 的呼吸速率暴露于细菌云团中??吸入了 5000 个或更多的微粒。任何与旧金
　　
山相比风势稳定、气候稳定的地区，对于类似这样的袭击都是弱不能挡的。” 旧金山试验只不过是许多试验中的一次。
　　1951 年，10 只木箱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供应站装船运往弗吉尼亚州的 诺福克海军基地。在运走之前，美国海军人员故意用灵杆菌、枯草杆菌和烟 曲霉菌使木箱染毒。试验目的是要弄清在供应站搬运箱子的雇用工人是否容 易传染上疾病。在三种传染性的细菌中，特别选中了烟曲霉菌，因为基地的 黑人工人对它特别敏感。
　　秘密的细菌试验在美国贯穿于 60 年代末。1966 年，化学兵特别行动部 决定对纽约城发动一次袭击。他们对这种袭击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参 加这次试验的人员持假证件，伪称他们代表一个工业研究机构。这次试验计 划的目的是要搞清怎样才能把细菌导入地铁的隧道中，使城市污染。陆军特 工人员躲在纽约地铁顶部的格棚上，把“无害的细菌”喷洒到格棚上去。烟 雾不时地落到候车旅客的身上，但“烟雾向他们卷过来时，他们就拍打衣服， 抬头望一下地铁顶部的格棚，然后走开”。
　　陆军特工人员集中在第七街和第八街地铁路段，而其它成员则带着取样 装置到地铁网各终点站。几分钟内火车开动形成的气流旋涡就把细菌传播到 整个隧道。特别行动部人员们使用的另一项技术是，各人带着一个看来平常 的灯泡乘坐地铁，实际上灯泡中装满了细菌。当无人注意时就把灯泡扔到黑 暗隧道中间的轨道上去。后来他们报告说：“这是偷偷地给地铁线段污染的 一个简易而有效的办法。”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如果有人选择用这种方法袭 击纽约或苏联、欧洲或南美各城市的地铁网，那末数千人甚至可能数百万人 将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即使在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只要大城 市中有 30％的人传染上严重的疾病，那就会使所有的医院陷于混乱，使卫生 机构陷于瘫痪。

●朝鲜战争惨败 “虫兵鼠将”参战


　　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大规 模地实施了细菌战。
1950 年 12 月，在中朝军队的联合反击下，美军向南退却时，对朝鲜的
平壤市、江原道、咸镜南道、黄海道以及其它地区散布了天花病毒。
　　1952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7 日，美国向朔宁、平康及志愿军 20 兵团驻 地台日里附近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和昆虫。原 20 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对当年情 景回忆说：“我亲眼看到那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走近 一看，尽是些苍蝇和小昆虫。大概是因为天气冷，不怎么能飞，爬得也很慢。 化验结果表明，都是一些带菌体。”
　　根据美军先后多次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1952 年 2 月 22 日，朝鲜外务 相朴宪永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侵朝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暴行。声明中 说：“根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统计，美军从今年 1 月 28 日起，向我阵地后方，用飞机撒布了大量的带有传染病菌的各种昆虫。”1
月 28 日，美军用飞机在伊川东南的龙沼侗、龙水洞等地区大量撒放了过去在 朝鲜所没有看到过的 3 种昆虫：第一种的形状类似黑色的苍蝇，第二种的形 状像跳蚤，第三种的形状像壁虱，2 月 11 日，美机对铁原地区的志愿军阵地 投放了装满跳蚤、蜘蛛、蚊子、蚂蚁、苍蝇及其它昆虫的大量纸筒和纸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