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去抢劫那些饥饿而没有饭吃的人们，去抢劫那些寒冷而没有衣服穿的人 们。”艾森豪威尔说：“一颗新式重型炸弹的费用”—一李梅一千颗炸弹中 的一个—一“有这么多：它可以为 30 多个城市的每一个，都修建一所以砖为 材料的新型学校；它可以修建两座发电厂，每一个均可供给 6 万人口的城市 用电，它可以修建两座设备非常完善的医院??”艾森豪威尔由于肠胃感染 而冷汗淋漓，不停地发抖，他加快了对演讲的总结；“这完全不是任何真正 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在威胁性战争乌云的笼罩下，人类正逐渐为沉重的铁制 十字架所勒死。”①
　　艾森豪威尔并非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对军备竞赛费用的担心，使他很难 想象能把苏联摧毁。结束冷战的逻辑思路可能是消除竞争，他曾多次与其激 烈反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讨论过这种思想。杜勒斯的兄弟艾伦 当时主持中央情报局。这个问题是在 1953 年 8 月，即苏联爆炸第一枚氢弹后 的一周提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告诉 总统：
　　“我们或早或迟都必然要设法解除使用这些武器的禁令。”美国在核火 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我们也可能失去这种优势。如果我们要袭击俄国人， 时机已经成熟。9 月初，艾森豪威尔写信告诉福斯特·杜勒斯：由无穷尽军 备竞赛所造成的“军费大规模增加”是美国难以忍受的。这位总统说：“这 种费用可能或则把我们拖入战争，或则形成某种形式的独裁政府。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将被迫考虑，我们对未来几代人的义务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在最有 利的时刻发动一场战争。”②
艾森豪威尔反反复复地考虑了这种发动战争的思想，并且否定了它。1954
年 6 月他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我希望你们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回 家去考虑考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又能怎么样？从易北河到符拉迪沃 斯克的广阔地带‘一—整个苏联和东欧——’都已经被彻底摧毁，没有通讯 联络系统，完全是一片饥饿和灾难的土地。我问你们，文明世界对此该如何 处置？让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我们所设想的胜利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其他胜 利可言”。① 军界的设想不同于艾森豪威尔，他们所考虑的是胜利。
艾森豪威尔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参谋长内森·F·特文宁将军说：
“毫无疑问，战斗准备最充分的一方将‘赢得’一场核战争，正象赢得了过 去的战争一样。”正是这种观点，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决定了美国核 力量的进程。②
军界的观点很快就失败了。到 1955 年，核武库的威力已经膨胀到了不可
能再使用这种武器的地步。当年，五角大楼进行的一次战争游戏揭示了这种 困境，该游戏的代号是“打扑克”。
　　这次打扑克游戏被设想成为一种中等程度的军事演习。美方参加游戏者 仅仅拨给自己 335 枚小型核弹头，大约是美国可供使用之火力的 1/10。他们 设计了一个对付苏联侵略西欧的保守攻击方案：在游戏的第一、二天，美国
有 270 枚弹头在德国爆炸，估计直接死亡的平民有 170 万人，伤 350 万人。 打扑克的游戏表明，为了挽救欧洲而用核攻击对付苏联侵略，最终必将摧毁 欧洲。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③
　　李梅希望有一支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核力量，并据此制定了他的计划， 但是，他计划要打败的敌人却远远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强大。战略空军司令 部的作战计划是以设想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基础的。担心与苏
　　
联轰炸机之间存在差距的心理开始出现于 1955 年。美国空军情报机构估计， 苏联在 5 年之内将制造 500—800 架熊式和野牛式洲际轰炸机，实际上，苏联 人所生产的这两种飞机从来都没有超过 200 架。智囊机构千方百计搞的这种 对苏联空军的估计，更象是一种练丹术，而不是进行分析。空军情报机构所 收集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和鸡零狗碎的资料：在莫斯科进行航空表演时出 现的 12 架苏联轰炸机；对苏联飞机流水线效用的推测；以及纳粹对俄国工业 工厂的侦察照片。尔后，他们把这些材料撮合起来，形成研究报告，说明苏 联对美国的攻击至少需要有 500 架远程轰炸机。突然，这些资料变成了宝贝， 它们表明，苏联正在制造至少 500 架轰炸机；如果苏联正在生产如此多的轰 炸机，其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攻击。
　　当时，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名称叫“威胁膨胀”，它还在继续干扰美国 对苏联力量的估计。核指挥官们创建了一支力量，然而他们担心苏联已有了 同样的力量，因此，他们就创立一支更大的力量；一旦对方抵抗这种力量的 防御能力形成，他们就会有另一种力量与这种防御能力相对抗。他们从没有 认识到，他们的望远镜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已。
　　他们象中古时代的地图制作家一样，企图画一张未知世界的地图。他们 在地图的边缘范围以外，在知识逐渐转化为可怕猜想的地方画上龙，刻上警 告字样：这里有妖魔。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院长
杰罗姆·韦斯纳曾经说过：“美国??正在和一个用以恐吓孩子的怪物进行 斗争”。回想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自己非常理想的情报机构。事实 上，我们对苏联能力的估计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镜子里的影像，这种 倾向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在把核幻觉伪装成为讲求实效的唯实论之类情况 中，轰炸机的差距问题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远远不会是最后一个。①
这些武器提出的最困难问题，应该由那些武器的最大鼓吹者去回答：你
们如何进行核战争？有多大的火力才够用？一旦这种战争爆发，还可能控制 吗？答案都在主管战略空军司令部者的脑袋里；李梅相信，他个人有能力和 远见去赢得一场核战争。4 年过去了，他完全拒绝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每 年修改一次的战争计划，那是他的秘密。他一个人将决定战略空军司令部进 行这种战争的确切方式。
1955 年 6 月 9 日，特文宁将军终于给李梅发去一信，实际上是说，请你
告诉我们你的战争计划究竟是什么。4 个月之后，李梅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 供了一个简短的概括性计划说明。该计划要求立即摧毁苏联的 654 个军事目 标，118 个城市和 6 千万人口。在听罢该计划打击范围的简单介绍之后，来 自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外的几个军官无不晕头转向。一位海军军官对战略空军 司令部的概括介绍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在两个小时的战争结束之后，俄 国实际上将不复存在，除了浓烟滚滚、充满放射性物质的一片废墟以外。”
②
　　迄今为止，美国在炸弹的选择方面有两种政策：国家的政策一一美国公 开宣布的政策——是一回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宣称注 重政治效果的公开政策是，为了和平而限制和控制原子弹：一旦战争爆发， 敌人将面临大规模报复行动，但是，核武器将不会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
　　实际政策则是柯蒂斯·李梅的政策。他相信第一次打击对于取得胜利是 非常根本的。他说，如果他发现苏联人准备把轰炸机投入战争：“我将在它
　　
们离开地面之前，就把它们打个屁滚尿流。”他计划在总统发布命令之前就 发动这种打击，一旦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话。①
　　历届总统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民，只有总司令才有权按启电扭，其实 并非如此。至少从 1957 年以来，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一直控制着这种权力。
②
　　1957 年 10 月，托马斯·鲍尔将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司令，9 年后 升任司令，此时，李梅被提拔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在空军司令部中为第二 把手。战略空军司令部这个封闭世界以外的官员和平民们，发现鲍尔此人确 实令人胆惊受怕，他夸夸其谈，大喊大叫，敲桌子打板凳，并且深信秘密进 行第一次打击的政策是明智之举。
　　1957 年 11 月 22 日，鲍尔将军收到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的一个 备忘录，授予他在紧急情况下发射核武器的权力，“一旦时间或环境不允许 总统作出决定的话。”①李梅将军可能还没有收到正式公文，授予他在危机
中发动核战争的权力，但是，鲍尔将军确实收到了这种公文。“他所控制的 核武库，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还不曾见到。②
　　到 1958 年，核武器已经是一种无限膨胀的巨大力量。借助于中央情报局 的新型 U 一 2 间谍飞机，一种在高空制作苏联地图的空中飞眼所拍的照片， 战略空军司令部所画出的黑点目标，在共产国家的地图上大约已达到了两万 个，其中包括俄国、东欧和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铁路编组站，机场、大坝、 发电厂、油井、桥梁、化肥厂、机械制造厂以及一切可能被证实的军事或经 济目标。每一个目标至少都必须用一个弹头去摧毁，因此，战略空军司令部 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弹头。这些弹头很快就制造出来了，每一个目标可以分到
2 或 3 个。大量的弹头还需要有大量的运载导弹，大量的轰炸机以及大量的
计算机对这些使命分类排队；而大量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又要有更大量的弹 头，等等，等等，如此无穷无尽地螺旋形上升。
1954 年摧毁广岛的那颗代号为“小■伙”的原子弹，其爆炸力大约相当
于 1 万 2 干 5 百吨梯恩梯。在 1952 年，这种武器库则储存有 1 亿 2 千 8 百万 吨放射性火力武器，到 1959 年，其存量已达到 190 亿吨。如果这种武器库是 一列货运列车，每一节敞篷车厢的长度为 100 英尺，上面装载一个广岛市的 话，那么，这列火车的长度将能绕地球一周，运载 150 多万个遭屠杀和被摧 毁的广岛。③
会使美国瘫痪的话，总统就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因此，即使以显而易见
的普通常识为根据，也只有第三种选择似乎才是唯一可行的结论：预先授权 在某些情况下的事变中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种选择”就是特文宁在职时期的政策。那个将来可以发射核武器 的“某些情况”，自然而然属于秘密。内森·特文宁：《既非自由，亦非安 全》，第 242—243 页。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们并没有要予以袭击的 150 万个目标，他们控 制的火力比其要攻击的地点多得多。因此，他们打算用 600 倍于“小傢伙” 威力的核弹，去袭击与广岛同等规模的苏联城市。①
　　随着战略空军司令部战略计划的制定，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 种秘密武器的威力，他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担心。
　　1958 年，军方谋求并且得到了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提炼更多的怀，以 及在一年之内使核弹头数量扩大 3 倍的保密基金。艾森豪威尔问原子能委员
　　
会主席、未来的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这 里有什么奥妙？要害是什么？1959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告诉麦科恩：“他们 正企图使自己处于令人吃惊的地位——足已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可以发现的目 标；还要加上 3 倍的储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并不是要禁止核武器，他的 意思是，即使漂移回来的放射性尘埃，也会摧毁美国、整个欧洲乃至半个星 球的生命。他 1959 年 2 月对其国家安全助理戈登·格雷说：“在北半球，可 能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来了。”②
　　核武器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生产这些武器的各类综合企业的力量亦是 如此。1960 年 4 月，艾森豪威尔问他已奄奄一息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 勒斯：“我们应该如何缩小我们那些项目的规模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干， “那么从长远看，除了进行战争以外别无它途一一如果我们放弃和平解决问 题的一切希望的话。”③
　　在那几年，这位总统一直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核战争计划进行某种控 制，然而，他们却把这个工作推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而后者的计划则对总 统保密。直到 1960 年，这位总统才要求他那些核司令官们，给他看一下他们 的战斗方案。在艾森豪威尔下达这个命令 3 个月之后，鲍尔将军才制定了一 个统一的、其名字还文不对题的方案：单一作战计划。最后到 1960 年 11 月 底，这位总统才第一次全面看到了军界的核战争计划。
艾森豪威尔所看到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然而还对他有所隐瞒。他懂得
战争，看到过变成废墟的城市，他明白死亡和毁灭的含义。这位总统认为， 这种计划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不折不扣地大屠杀。①
该计划主张以灭绝性的第一次打击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单一的、令
人摸不着头脑的打击中，用 3267 枚核弹头洗劫苏联、中国和东欧。此为第一 次打击，且仅仅是开端。在这种尤如世界来日来临之时的痉挛之后，战略空 军司令部计划再发射成千上万枚、甚至更多的核弹以及我们所控制的一切武 器。有 10 个国家将化为灰烬，5 亿人口死亡。
该计划非常确切地反映了鲍尔将军的思想，他在 1960 年 12 月曾经扬言，
“整个计划都是为了消灭那些孬种！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如果还能留下两个 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这就是我们的胜利！”②
这个计划并没有反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思想，他曾经告诉他的海军助手
皮特·奥兰德中校，对这个计划必须进行某些限制： “我们必须把这种东西减少到恰好保持一定威摄力量的程度”—— 把核武库削减到阻止苏联人发动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然而，他
从来也没有这样做。 任何总统也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后来，军方的核武库中大约存放有 2 万
3 千枚核弹头，差不多完全和今天的数目一样；其中 90％以上都已放置到位， 时刻准备发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军方已经 计划好进行一次完全自动逐步升级的核战争，无论美苏军队在什么时候发生 冲突。一旦拉动发射引线，只要战争爆发，就完全无法控制。所谓总统控制 着核武器的说法，已经成为实用主义的虚构。①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对核武库的指挥权，他没有把这一点 通告全国，也没有说出他所了解的情况，这个问题太秘密了。但是，他又觉 得自己不能不尽可能清楚地提出某种警告。在第一次看到单一作战计划两个 月后的 1961 年 1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他
　　
讲的内容令人大为震惊，人们迄今仍然记得他讲话的要旨： 我们今天的军事组织和和平时期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或者和二次大战中或
朝鲜战争中任何一个战士所知道的情况，的确已经很少有联系。在我们的世 界发生最近一次冲突之前，美
　　国没有任何军备工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由于需要，美国的犁头制造者 也制造了剑。
但是现在??我们被迫创设了持久的大规模军备工业。
　　除此以外，还有 350 万男男女女直接从事于防务活动。我们每年的军事 安全支出比美国全部公司的纯收入还多。
　　庞大的军事机构与大规模军备工业相结合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还是新 现象，它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全面影响，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 州议会大厦以及联邦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感觉得到??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综合体得到未经授予的权 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不是它们寻求的。由于滥用权力而造成巨大灾难的潜在 危险，目前存在，将来也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结合所形成的力量，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过程，置于 危险境地，对于任何有关问题，我们都不应该听之任之。
这位作为五星级将军的总统，是在呐喊五角大楼的权力对国家造成的威
胁，说明国家核武库的扩大，正在践踏国家法律，破坏国家的宪法。 然而在这些年内，五角大楼最担心的却是美国的核力量还不够充足：它
在轰炸机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弥补其差距，又发现导弹方面存在不足。空军认
为，苏联人很快将会有多达 3000 个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这是一种新 的、可怕的导弹，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从苏联飞到美国。3000 枚这个数字比 美国具备的力量要大得多了。
这是预测还是谎言。鲍尔将军分辨了侦察俄国领土的照片，指
　　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基地实际上是战争纪念馆、大教堂、粮库、干 草堆 和休耕地。情报机构估计的苏联人在未来可能会拥有的导弹数，被引用来作 为他们确实已有的证据。①
保密活动阻碍着把谎言曝光；美国非常喜欢美苏导弹之间存在差距的消
息只有几个人掌握。U 一 2 飞机发现了这个消息，并且为新型间谍卫星发现 者号所证实，但艾森豪威尔认为，间谍卫星太秘密了，不能告知国人。在美 国政府中，只有 4 个文职官员粗略地知道间谍飞行；然而，俄国人从 1956
年 U 一 2 飞机第一次侵犯苏联领空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一点，至少还有 6 个
为这种间谍飞机提供航空基地的国家政府，也了解这种情况，但美国国会和 美国人民却对此一无所知。
　　导弹差距这个秘密，这种谎言，一直被掩盖了 4 年之久未被揭穿，只是 在它败露之后，才被公开说是一种幻景；那还是在 1960 年 5 月 1 日苏联人击 落了 U 一 2 飞机之后很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被发现就间谍飞机问题对公众 撒谎之后很久。
　　艾森豪威尔在 1961 年 1 月他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终于告诉公众 说：“若干年以前的‘轰炸机差距’就是一种虚构，‘导弹差距’也显示出 各种同样的迹象。”第一个美国情报卫星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苏联并没有
3 千枚具有几百万吨当量梯恩梯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瞄准美国的脑袋和心 脏，就象空军情报机构所担心的那样。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坚持的，他们

连 1 千枚这种导弹也没有；尤如中央情报局所审慎估计的那样，他们连 200 枚也没有。他们只有 4 枚这类导弹，都安装在地面唯一一个发射场上；装好 一个弹头就足以把它们摧毁。美国的战争计划和战争政策，都是根据头脑中 对俄国的想象，都是根据由于无知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恐惧所
构想出的敌人去制定的。 约翰·肯尼迪在其竞选运动中，也把苏联导弹这个幽灵作为一个重要问
题，他设想美国面对着一个已完全武装起来的核敌人，但却没有制定先发制 人的计划。然而，他在就职后不久就知道，我们的导弹比苏联人要多得多， 我们确实正在计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受到战争威胁的话；我们 正在计划立即把一切武器都发射出去，一旦这一时刻到来的话。①
　　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由于这种残暴力量以及单一作战计划缺乏 灵活机动性而烦躁不安。他是 1961 年 9 月 13 日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第 一次收到关于单一作战计划的简报的，他被告知，一旦战争爆发，他除了把 全部核武器发射出去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个计划的“制定要求把它作为一 个整体去实施。”一次有限的打击“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姿态毫无实际意义”， 它仍然会毁灭几百万平民。这些武器的威力非常之大，所以，“苏联人能否 把一次全面战争和一次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区分开来，还是个极大的问题。” 在咀嚼了这个战争计划之后，肯尼迪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转向他
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低声报怨说，“我们还称自己为人类！”②
　　在肯尼迪统治下，核武库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它的动量已经非常强大， 以致难以停顿下来。现在，围绕战争机器的一场激烈斗争，在军方和文明人 员之间开始了，新上升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开始提出了一些异 端问题：有多少导弹，多少轰炸机以及多少弹头才你得上足够？麦克纳马拉 把空军的民间思想库、兰德公司中那些思想最敏锐的人物招来，去寻找这些 问题的答案。
空军要求，最低限度必须有 1 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保障国家的安
全；但是，民间分析家们计算的结果认为，用大约 400 枚百万顿级的核导弹 袭击苏联领土，就可以摧毁这个国家。 400 枚以外的任何袭击，都只能使 这个国家变成烂砖碎瓦，都只能是灭绝性屠杀。
只要对导弹差距的恐怖感继续蔓延，制造 1 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可
能性就依然存在；一旦事实代替了恐怖和无知，400 枚似乎已绰绰有余。一 个政治上的妥协方案终于达成了：据信，1 千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是阻止—
—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美国军界和国会保守派——攻击白宫所不可缺
少的最低限度力量。一千枚已足矣，且绰绰有余；即使今天，30 年以后，当 苏联人也已形成了和我们同等规模的核力量的时候，一千枚依然是绰绰有 余。
　　到 60 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看上去已大体上近乎于今天的模样：陆基洲 际弹道导弹系统，远洋潜艇导弹系统以及机载核炸弹的相互配合行动。今日 核战略家们面临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进行战争和怎么样取得胜利。
　　第一个单一作战计划要求美国发射其全部武器，一旦苏联人侵略欧洲的 话；如果苏联人不相信我们为了拯救欧洲将毁灭欧洲的话，这种战略就是毫 无价值的。肯尼迪政府中战争计划的制定者，从鲍尔将军到保罗·尼采，再 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都接到了命令，要他们提出某种较摧毁整个国家更 为复杂和更加灵活的方案。
　　
　　他们开始研究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方法，他们希望有可能选择已予以 明确规定的核暴力的水平，一种逐步升级的阶梯，其中包括从和平走向全面 战争等许多层次。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指令，以便控制逐步升级的阶梯，从 而控制战斗的发展趋势。使单一作战计划更加符合理性的努力便由此点起 步。
　　关于使核战争更加符合理性的问题，对发射武器的数量加以限制的问题 以及要摧毁之目标的性质问题，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们均竭尽全力考虑了很 久。1961 年夏，单一作战计划已有所发展，其中包括了 5 种逐步升级的选择： 首先是摧毁苏联的导弹、轰炸机基地以及潜艇停泊地；其次是美国轰炸机飞 行道路上的空防力量；第三是各城市附近的空防力量；第四是苏联的指挥中 心和重要军事基地；最后是彻底实施单一作战计划，全力以赴投入战争。
　　这整个一套战略都是以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1962 年 10 月 16 日，当美国政府毛骨悚然地发现，苏联人正在向古巴偷运核导弹的时候，它 同时也觉察到，它的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现在，这 种炸弹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旦发射了一颗，使用的禁令被打破，战争就不可 能予以控制。
　　在美国完全占有核优势的时刻，全世界所看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出 现了。美国占有 2 万 5 千枚以上的核弹头，在发出命令几分钟之后，就能够 向苏联人发射至少 2 千枚战略导弹。苏联人只有大约 340 枚核弹头能够击中 美国，其中有 40 枚据信安置在古巴。然而当此次危机暴发时，所有集中在白 宫的人们都清楚，这些苏联核弹头的一个，即可杀死 500 万美国人。
在后来发生对抗的第一天，肯尼迪总统企图在思想上先估计一下，瞄准
美国的 40 多枚导弹，在这种战略平衡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想，我 们的危险增加了。”肯尼迪反反复复地仔细研究，尔后又说：“核弹头数目 的多寡又能产生什么区别呢？无论如何，他们已拥有足以使我们毁灭的力量 了。”
敌方的 300 枚导弹就足以使争取核胜利的一切思想上崩瓦解，从那一时
刻起，再也没有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谈论使用核武器了。当人们想到单独 一颗苏联核弹头就可能造成的灾难时，核优
势的意义也就变得极小，或者完全没有了。①
　　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并没有领悟到这一契机的含义。核武器的储量继 续保持增长势头，导弹变得日益精确，同时，弹头越来越小，威力却越来越 大。用计算技术创造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可以使多达 14 枚的 弹头在唯一的一枚导弹上端摆动，在飞行中途转向不同的目标。探索通过超 级核力量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的途径，依然是渺无人烟大沙漠上的一项研 究。随着苏联人慢慢地建立起他们接近于美国水平的核力量，经过调整的
1961 年的单一作战计划，此后 13 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曾经集中精力于 完善核战争艺术的那些人们的注意力，现在转向了这样一些领域：
　　开辟核基地的方式，导弹的精确性，如何防止核武库受到袭击以及多弹 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技术，——还有军备控制谈判的理想。但到 60 年代中期，从理论上研究战争的强度下降，进行实际战争的强度上升。
　　美国探索用于战争技术的开支，比它在越南 10 年的损失还大，然而什么 也没有研究成功，没有电子对空搜索仪，没有激光制导的炸弹，没有计算机 化的爆炸模式，没有统计数据、或分析资料、或各种图表，什么也没有搞出
　　
来。在越南进行的有限战争以及核战略家们所构想的有限战争，均有其类似 之处；每一种都取决于用数量表示的屠杀情况——尸体清点的数字，烧毁的 城市，优势兵力的确切部署；每一种都企图把暴力转化为敌人可能理解的语 言；每一种都假定，遭轰炸的城市会传送出一种信息一—这些轰炸都是可以 轻而易举地转向光荣和平的明确信号。①
　　越南使某些核战略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精心设计的计划在实战中可能 毫无意义，某些人开始带着厌恶的情绪去看待对合理核战争的探索，他们讨 厌战争研究。因此，他们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 1974 年 7 月提出的那些今 人沮丧的问题找不到答案：“究竟什么是战略优势？按照那些数量上占优势 的标准，这种战略优势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行动上有什么重要性？你们要 用这种优势干什么？”②
　　到 1975 年 4 月西贡陷落时，核教堂中各教派分裂的局面正在形成。有一 派十分忠诚，他们仍然相信有限的和精心调整的战争计划，尽管他们也在通 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限制和具体调整超级大国的核武库而奋斗。另一个 集团则起而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又一次面临着苏联核力量造成的巨大危险， 正象他们在 50 年代所看到的一样。核优势对于这些异教徒非同小可，意义重 大，如果美国占优势，世界就会是安全乐土；而如果苏联占优势，世界就会 处于危险之中。军备控制谈判毫无意义，除非美国鼓起勇气，彻底重建其
核力量，对抗正在到来的苏联核侵略的威胁。
　　1976 年初，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布什，开始听取那些异教徒 们大喊大叫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对苏联的力量及其缺陷的 年度估计报告中，低估了苏联的威胁，他们在对苏联力量的评估中看到了一 种微妙的叛卖行为。布什对这些抱怨所作的反应，在以前的中央情报局不曾 出现过，在此后的中央情报局亦未见发生，他参加并支持了一次对中央情报 局的思想打击。布什挑选了一个由将军和新保守派组成的小组，邀请他们到 中央情报局总部，重新撰写对苏联的估价。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其反共证 书已经得到彻底偿付的雷·克莱因说，布什这一招暗地里抵毁了中央情报局 进行的理智的诚实分析。他称布什挑选的这个小组为“袋鼠法庭”①
局外人知道这个小组叫“B 组”，其中明星演员就是保罗·尼采。他辞
去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代表团成员的职务，责骂军备控制谈判是傻瓜的差 使。他的反抗是一次讨伐活动的开始，很快就赢得了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 在日组于 1976 年结束其工作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突然把他对苏联军费开 支的估计翻了一番，这种支出差额的发现，终于使苏联的意图和能力，形成 了一幅令人大为震惊的画面，这是自 1950 年以来所从来未见过的。回想起 来，中央情报局当时似乎已经搞出了一项严重错误的计算，对苏联人投入军 事重武器的费用总数，多估计了几十亿美元；然而，它的令人可怕的猜测确
被视之为事实； 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又一次浮现出来。②
　　尼采又一次预料，出现核珍珠港事件的时间正越来越近。苏联人正不停 地谋求扩大“赢得战争的能力”，而美国却一步一趋，落在苏联核战争力量 的后面。尼采企图用各种图表、图例以及数字去证明这一点，以表明苏联人 的导弹目前已非常精确，他们可以发射某些洲际弹道导弹，摧毁我们的全部 导弹，尔后再威胁发射其他核武器。苏联人将在一次危机中首先发动攻击， 以闪击战摧毁美国“的可能性似乎极大”，每一个活着的美国人都将是核战
　　
争的抵押品，美国将不得不投降。国家正面临打一场核战争的突破口，命运 攸关的时刻已越来越近。①
　　当尼采在一片荒漠上探索通向聪明才智的道路时，他总是从数字中寻找 现实。自他在广岛的核废墟上旅行之后，他一直企图找到一些公式和数学模 式，去证明一个伟大的命题——战略优势意味着：和平时期的外交胜利，战 争时期的军事胜利。
　　尼采把他的命题钉在白宫的墙上，并于 1976 年 3 月组织了一个由再生的 冷战吹鼓手参加的联盟；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就是一个处于流亡状态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相信，苏联死心塌地想统治世界，追求赢得 战争的核战略。他们宣布，“极不牢固的窗子”已经洞开，苏联力量掀起的 妖风正在通过窗子吹进来；
美国正接近于进入毫无核防御能力的状态。②
　　尼采在 1976 年的一个宣言中写道，现在“要准备一个一般的防务体系， 也需要象 1950 年那样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了解历史的那些人不可能 误解尼采的意思；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68 号文件不停顿发出呼号的警笛声 正在激烈地回响。
　　美国必须为准备未来的战争而重新进行武装，重新进行强有力的武装， 以便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该委员会一个很有影响的成员科林·格雷写道： “除了进行一场核战争外，美国实际上已别无其他出路。”一旦美国树立了 战斗的意志，“胜利是可能的”，格雷在 1980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就是用这样的题目进行鼓吹的。他还说：“美国应该计划击败苏联，同时， 这场战争的代价还不应该有碍于美国的恢复。”格雷所说的这个“代价”，
就是 2 千万美国人的死亡。③
　　1981 年 1 月，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的时候，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会，控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在该委员会公众。”斯科维尔的 评论，可见 1982 年的一部记录片《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录音。中，有 51 名 成员在里根政府中找到了工作，最有名的是里根本人。
其他人还有：威廉·凯西控制了中央情报局；乔治·舒尔茨当上了国务
卿；理查德·艾伦成为国家安全顾问；保罗·尼采变成了军备控制谈判的首 席代表；约翰·莱曼升任为海军部长，并且立即宣布，我们“必须具有赢得 战斗的能力”；进行新型核战争学说的设计师弗雷德·伊克尔，成了负责政 策的国防部副部长；认为除了与俄国人进行战争以外，似乎已别无选择的理 查德·派普斯，变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苏联问题专家；进行核战争的 吹鼓手科林·格雷，也当上了核军备控制的首席顾问。
　　对胜利和秘密着了迷的这些人控制了核政策。曾经主管五角大楼研究与 工程项目的著名核武器科学家赫伯特·约克博士说：
　　“这些狂热分析家的地位，比在正常情况下上升得还高；他们可能更深 刻、更激烈地贯彻他们的思想，因为上层人物比在正常情况下更加缺乏知 识。”①
　　这些分析家们委身于他们的计算机，被一个似乎是无穷尽战争的方案搞 得麻木不仁：双方各伤亡 800 万人；一个政府从废墟上逐渐爬起来；展开一 连串新的核攻击和反击。国务院一位官员在简评这种方案时说道：“这种战 争从来也不可能真正停止下来，在一方逐渐恢复了通讯设施和轰炸机跑道以 后，另一方则再一次予以摧毁??”②
　　
　　斯珀吉翁·基尼曾是 3 位总统的核武器顾问和空军核武器董事会的前民 间会长，他在粗略地考虑过五角大楼新的领导集团后说：“他们中有很多人 都认为，进行一场核战争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仅仅宣布这种政策和 实际相信这种政策是大有所别的。”①
　　美国政府的信条是赤裸裸的：美国全国已处于紧急状态，国家的生存危 若累卵，所以要求提供经费。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首席邦办小詹 姆斯·P·韦德博士，直来直去地对参议院核力量小组委员会说：“对有关国 家生存的问题不可能标价。”②
　　1981 年 10 月 3 日，里根向全国宣布美国生存的代价为 1 千 8 百亿美元， 这就是重建国家核力量的价格。这个数字中的大约 1 千亿美元缺乏事实根 据，因为，打一场长期核战争所需要的最昂贵技术，都是由黑预算提供资金 的。
　　隐形轰炸机，秘密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卫星和计算机系统，以及设 想的未来核战争的指挥所，均已开始秘密地出现。曼哈顿计划的超常机密， 现在已成为五角大楼内部的日常实际活动。目前，不仅核战略的制定是秘密， 就是所使用的武器本身也是秘密。
　　这些核战略家们经过长期而艰苦地对镜窥视，终于发现苏联人正在为争 取胜利而奋斗，所以，我们必须效而仿之。现在，几十亿黑美元正开始源源 不断地流出，以便制造最令人惊奇的秘密武器，建立以空间为基地的制导系 统，从而指挥一场可能要进行几周，几个月，也许是几年的战争，直到美国 在战争结束时成为胜利者。
　　
第三章 为着更好地进行国际大决故


　　1992 年的某一天，大力神 4 号火箭将按计划从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升空； 确切的发射日期是保密的。五角大楼将会把它描绘为仅仅是一个“通讯卫 星”，它会发出娓娓动听的某商用电话公司的声音，提醒我们与自己最喜欢 的公司保持联系。
　　当这枚火箭起飞的时候，舆论机构可能会把该卫星视之为缩写是 MILSTAR 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第一颗卫星。但是，这种卫星的性质 以及据猜测它所传递的信息，完全可能不于提及。公众在晚问新闻中可以看
到 10 秒钟发射升空的画面剪辑，欣赏那光彩夺目的影像，最后又让火箭的耀 眼光辉在记忆中消失。
　　不可能有人会象空军少将杰拉尔德·亨德里克斯那样，在 1982 年一次 关起门举行的会议上，对这次发射的使命作出这样的解释，他说：“根据设 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种进行战争的系统，它是第一个此种类型 的系统。”①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为第三次以及第四次世界大战制造的一种 军用全球情报交换装置。在五角大楼所准备的要进行几个月，并在最后以胜 利告终的战争计划中，该系统是核心。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目 标，在于保证一次长期战争的胜利，并且时刻准备着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在 白宫和五角大楼被摧毁以致变成为碎砖烂瓦之后的长时间内，帮助进行第四 次世界大战。咋听起来可能令人惊奇，但这就是美国的战争计划：进行并赢 得一场 6 个月的核战争；随时准备继续发动攻击并取得胜利，一旦下次战争 又爆发的话。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核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卫星是一个空
间星座，它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信号发射器是一种电子导航装置，用以协调 整个国家的核力量。一旦华盛顿被摧毁，一旦指挥链被打碎，一旦没有人的 声音去直接指挥战争计划的实施，五角大楼就要求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 帮助指挥战争，把分散的力量联系起来，协调在世界各战场上空飞行的核武 器。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五角大楼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通讯网络，它
用自己的特异频率和难于破译的密码进行广播。可以设想它是一种军用电台 和电视台，它的卫星、发射塔、天线、接收机以及最现代化的控制室等，都 根据战略需要而设置在地球周围的大空和海底。这些装置与从奥林匹克运动 会和月球上向我们传送生动广播电视的系统相比，要复杂很多很多，这个网 络的建造是为了向我们传送更大得多的画面。
　　整个 90 年代，将有 9 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利用致力于秘 密军事使命的新型大力神 4 号火箭，一个接一个地从发射台上升空。一旦进 入距地球 2 万 2 千 3 百英里的高空轨道，这些卫星就会通过电子仪器相互联 系起来，同时也与间谍卫星和传感器以及与地球上的计算机终端联系起来。 五角大楼正在设立 3—4 千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终端，每一个的费用至 少是 1 百万美元。布什总统的新型高级轿车中就有一个；他为世界末日准备 的飞机，在危机时刻可以载上他逃离华盛顿的机载椭圆形办公室中也有一 个；建筑于戴维营北部山旁地下深处的五角大楼的附属建筑物中，将会有许 多这类终端；操纵核武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接触这种终端，从执行特别行动
　　
计划的突击队到隐形轰炸机的飞行员。 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以把总统与在全世界指挥美国军队的
将军以及其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装置上的每一个士兵，都联系起来。核战司 令官和军官们，或将隐藏在地堡中，或将躲避于水下核潜艇内，或则高飞于 空中指挥所，或则乘座带有特殊信号和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和大篷车，疾 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 联系起来，使人对指挥全球战争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发挥辅助作用。一旦战争 爆发，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帮助这种软件系统协调空中轰炸机、 海中核潜艇以及陆地核导弹等 3 种硬件的组合行动。
　　当核弹头摧毁大量现代城市和孤立的前沿军事阵地的时候，军事战略和 战术传递系统则通过上述措施，可保持其核指挥和核控制命令的信道畅通无 阻。由于在空中变换飞行技能，通过智斗排除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冲破核战争 引起的强大电子干扰，该传递系统的卫星将能够躲避苏联的攻击。在战争进 行过程中，一旦对战争的政治控制崩溃，据说，军事战略和策略传递系统无 论如何也会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在潜艇中以及在导弹库中仍然活着的军 人，将会战斗到发射出他们的最后一颗弹头。按照设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 递系统将停留在它的轨道上，保证在几个月内，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连续 不断地发射和传递信息，直到最后一枚导弹的呼啸声划
破天空。①
　　在里根总统当政之前完成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全部设想，据说不 可能需要很高费用。但是，当这位总统于 1981 年宣布重建该国核力量的纲领 时，五角大楼抛弃了它原来的核战网络计划，重又勾划了一个方案，它开始 把几十亿美元投入了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一家优先与军事战略和战术 传递系统签定合同的公司，五角大楼正等待着从发射台上得到结果。
现在，第一次升空的时间已越来越近。到 1990 年，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
递系统的秘密研究与发展，已经支付了大约 50 亿美元； 该项召比规定时间已推迟了两年，而预算却大大超过。每一个卫星的费
用都已经翻了 3 番，接近于达到 9 亿美元，加上发射火箭的费用，每一颗新
卫星的标价至少也需要 10 亿美元。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包含的梦 想得以实现，如果完成了这个系统的话，总费用大概要 200 亿美元，这将是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卫星通讯项目。
尽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大部分内容依然保密，但有一个过硬的
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它表明，为一个能够在战时发挥作用的通讯网络系统， 一个实际上能保障长期进行核战争的系统，我们才仅仅支付了微不足到的一 部分。事实在于，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否会发挥作 用，在核战争爆发之前的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人想进行这样的战争， 也没有人知道在有或没有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这种战 争。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结束这种战争。 自有军事冲突以来，司令官们一直在梦想找到一些方法，能够透过战争 的烟云和迷雾，去控制冲突的泛滥，去传递不停顿贯彻执行的命令，去根据 前线的最新情报采取行动，进行指挥。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托马斯·鲍尔 将军有一次所说的：“如果没有通讯系统，我可能指挥的就是我的桌子。” 为了在核战争中指挥他的部队，该将军必须知道他的部队是否收到他的命 令；为了控制他的部队，他必须听到来自他部队的消息，这就需要有能够在

核爆炸声中工作的双向通讯系统。他需要有电子情报网络，既能收到攻击的 警告，又能知道战争正如何进行。作为一种理想，美国总统应该指挥和控制 这些将军。
五角大楼用于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网络的速记文字是 C3I 系统，读
作 C 的三次方 I。该系统的理想运行状态是“连通性”状态。即在相互连通 的状态下。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能成为这种理想状态的最高技术表现 形式，即 C3I 方程式的解。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为下述一些关键性问 题提供答案：如果核战争开始，总统的命令将得以贯彻执行吗？将军们能够 控制国家的核力量吗？或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吗？
　　对核战争的指挥和控制，取决于掌握合法政权者和控制致命武器者之间 的通讯联系，没有通讯系统就意味着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会造成混乱，而 核危机中的混乱状态，则意味着盲无目的地去摧毁一个星球。
　　过去 10 年来，五角大楼和美国总统都一直在要求能够把进行核战争所需 要的一切因素，诸如命令的制定、武器的控制、战时通讯联络以及战场情报 机构，统统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网络，以便经得起几千枚核弹头的攻击，据信，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就是这样
一个天衣无缝的系统。 不，不是的，这个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尽
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的第一个发射日正在一步步逼近。该系统建
立不起来的原因与缺乏资金，或者是缺乏意志均毫无关系。钞票正在不停地 支付，战争计划业已确定。该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还没有任何 人有一丝一毫如何建立这种系统的概念。这个挑战已经使两代人的主要军事 思想乱成了一团。
核武器威力的增加，较之人脑在战场上控制这些武器的能力要快得多。
今天，美国的核武器相当于 7 万亿磅梯恩梯炸药，地球上人类的每一磅体重， 就可以平均分到 10 磅放射性炸药。多少年来，五角大楼加强和改建了它的核 武库，扩大和修改了它的战争计划，然而美国的这些钞票和天之骄子，却从 未能创造出一个在实际战争中能够指挥和控制核武器的系统。五角大楼所创 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庞然大物，正如 C3I 的一位分析家保 罗·布雷肯所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却十分愚蠢的机体”，一只非常狂 暴的野兽，它那令人可怕的力量早已远远超过了人类指挥它的能力。①
成千上万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总额达几百亿美元的秘密拨款，都汇聚为
力量巨大的武器和极其复杂的系统，目的就在于为了进行一场核战争。警戒 雷达、传感器和卫星，估价一次攻击和协调一次反应的地下中心，发射控制 中心和计算机化的导航系统，核武器的安全装置、起暴装置和爆炸力等等， 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精确的一种技术系统。但是，它仍然不 可能协调一次核战争。
　　随着核武库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以及随着技术的日益精确，战争计划也 变得更加复杂，柯蒂斯·李梅的一短时间、大规模地一下子”把核武器投到 苏联人头上以及他的单方面盲目攻击的信条，都已过时。国防部长们参谋长 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们以及那些文职专家治国论者， 全面调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留下的粗浅而且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计划。战争策 划者们运用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系统分析家的方法，坚持把进攻计划修改成 为微妙的一系列进行“有限核选择”和“灵活反应”的方案。
　　
　　单一作战计划亦发展到了包括很多有计算机驱动的不同作战方案，它门 不是使战争在一个小时或一天之内结束，而是长期延续下去，有时候暂停， 有时候出击，有时候回避，有时候猛攻和反击，这一切均是城市或国家之间 进行国际象棋赛的重要策略。今天的计划、单一作战计划（SIOP6—F），大 约包括攻击 1 万 5 千个苏联目标。一旦战争爆发，总统必须根据来自 4 个新 型秘密卫星的情报，在单一作战计划提供的选择方案中进行选择，这四个卫 星的代号分别是圣象（IKON ）、兜网球（LACROSSE ）、曼托尔（MENTOR） 和马格南（MAGNUM）①，其发射费用达 50 亿美元。
　　这些选择包括诸如：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吗？这里是己确定的一个小目 标——苏联人最大的一个水泥厂。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吗？这里的目标是庞 大的军火工厂。苏联人摧毁底特律了吗？这里是苏


　　联 3 个具有同等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城市。总统希望消灭苏联领导集团 吗？战争策划者们设想，几百万吨核火力的这种相互对射过程，似乎就象是 非常理智的人们正在进行一次有条不紊的谈话。①
　　但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编入单一作战计划的一些差别 细微的程序，就好比力图让一颗子弹射向雷龙”。如果政府的命令无法得以 遵从和执行，国家的核战略就是毫无意义的。
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战略也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一旦战争机器的电缆
在受到攻击时断路的话，一旦对指挥和控制机构的攻击打乱了战争计划的 话。
在一次有限的核冲突中，在一次除全面战争以外的任何战争中，国家领
导人都可能要通过外交途径调整作战方案，以便战争在可能升级到失去控制 和毁灭地球之前得以终止，这里没有出现失误的余地。总统或任何在最初几 分钟核攻击之后生存下来代行总统职务，发出一连串核指令的人，都必然要 在难以想像的压力之下采取一些欺骗行动，他必须在命令其部队进攻敌人的 同时，和敌人进行谈判以及控制自己的力量，限制战争发展。
如果华盛顿在战争的最初几分钟遭到攻击，来自首都的命令由于电子干
扰而消失，战争将如何进行？在核战略中，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令人不愉快 的名字：斩首。政府的头在华盛顿受到攻击时被砍掉之后，华盛顿的国家领 导集团和核指挥官们之间的通讯联系，政治领导机构对核战争的控制便会迅 速丧失，一系列指令的控制权便会落入年轻军官手中，他们是那些分布于内 布拉斯加、阿拉这个问题。 50 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 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 年代，我们在 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 出警报。苏联人开始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 60 年代中期时， 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 先进的武器，在导弹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 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 80 年代又 开始彻底重建核力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 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 1957 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 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 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
　　
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 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 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 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 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 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 1958 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 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 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 继承者。”①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氏，到参谋长联席这个
问题。 50 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 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 年代，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 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出警报。苏联人开始 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 60 年代中期时，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 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在导弹 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 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 80 年代又开始彻底重建核力 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
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 1957 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 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 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 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 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 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 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 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 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 1958 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 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 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 继承者。”①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
再到形成为一体的特定的指挥官，诸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以及再往下到战
场上的将军们。 通过命令通道下发的一道命令究竟要传递多远呢？要经过抵达存放在密
苏里州地下核仓库中各组民兵式导弹的全部路程。在这些导弹的顶端，安装 的不是弹头，而是一个录音磁带，上面录入 的是已编制为程序的紧急 状态行动指令，即核武器发射令。据说， 核司令可以命令处于紧急状 态的火箭通讯系统，把行动密码送上高空，并向战略空军司令部在高空的轰 炸机飞行员以及在地堡中的导弹发射手播送。该系统实际上是一种机器人， 用以指挥部队执行战争计划。
　　在一次核危机和核战争中治理国家的计划——“保持政府的连续性”计 划，正象黑预算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一样都是高度保密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 为了使政府继续下去，这个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分散为若干候补政府，卷 缩于无数地下司令部中。
为了建造两个核战指挥中心，五角大楼在 50 年代末就开始钻探活动。这

种地下掩体是军政府的战时首都。这种临时政府的两个所在地分别是：备用 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它深埋于马里兰州戴维营西北，阿勒格尼的拉文洛克山 下。后备国家首都，位于弗吉尼亚州芒特韦瑟的蓝岭山下，由华盛顿向西约 一小时路程。这两个巨大的地下堡垒是两个地下城市，它们每一个，都有自 己的全日制雇员几百名，有电车来往的街道，有相当舒适的办公室和公寓， 丰富的淡水库以及以几十顿计的干冻食品。
　　督促文武官僚机构进入地下掩体躲避起来的警报系统，是五级戒备系 统。这五级统称为防御状态，缩写为 DEFCONs。每提高一级，政府对核武器 的控制权则会沿着命令通道下降一步，核引爆器上的保险装置也随之逐渐打 开。
　　在和平时期，除了轰炸机飞行员以外，我们均处于五级防御状态。从准 备战争的年代开始，这些飞行员便一直保持四级防御状态。自 1961 年以来， 总有一个空中指挥所，载着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将军和作战参谋机构，连 续不断地在中西部飞行，随时准备接受任务，一旦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被摧 毁的活。这些计划有一个优号：镜子，听起来很美妙，却非常容易破碎。1989
年 12 月，空军建议减少镜子计划规定的飞行次数，以便每年节省大约 2 千万 美元，但布什政府拒绝了这种思想，镜子仍然未被打破。
处于三级防御状态时，核战争系统的神经和肌肉便开始紧张和颤动，就
象一只猫正等待扑捉食物时那样。民兵式导弹的全体人员手持钥匙和密码 本，准备发射他们的导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头们则把一个小组派往拉文 洛克山；文职领导人则相互用电话传达命令，撤离办公室和家庭到芒特韦瑟 山去。满载传递发射命令用通讯器械的卡车和大篷车，也已进行调试和检测， 总统的四架“末日号座机”也发动起来，它们是五角大楼机载指挥所机群的 一部分。总统座机的正规名称叫国家紧急状态空中指挥所，非正规称呼叫“护 膝”。五角大楼为布什总统建造的是新型座机，由军用 747 型改装的防核战 飞机，每架耗资 3 亿美元。这 4 架飞机中的 3 架，停在内布拉斯加的奥弗特 空军基地，那里有一个战略空军司令部，第四架则停在印地安纳的格里索姆 空军基地。
我们最后一次处于三级防御状态的时间，是 1973 年阿以冲突，即斋月战
争就要结束前的几个小时。苏联要求联合国敦促美苏共同派军队到前沿阵地 去，强制实行停火，美国反对这样做，苏联领导人威胁要单方面派军队前往。
197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10 点 40 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地下室召开
紧急会议，到会者有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总统不在，理查德·尼克松在周未之夜大屠杀，即下令解雇了水门事件特别 检察官和几名司法部官员之后，由于酗酒和气愤而无法参加会议。
　　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告诉基辛格说，总统也过于“激动”， 难以厉行职责。副总统亦不在场，斯皮罗·阿格纽也由于犯罪受到起诉而辞 职。没有人去打扰总统，就在午夜之前，白宫地下室的几个人决定美国进入 三级防御状态。24 小时后，基辛格认定苏联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 警戒部队撤出阵地。①
　　二级防御状态表示国家已处于战争边缘。地下临时政府已经组成，副总 统乘直升机飞往有一架末日号飞机所在的指定地点，第二架这种飞机则飞往 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接应总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 不停地空中警戒，避免停在地面为苏联的导弹击中；大约有 300 架这种轰作
　　
机起飞，带有 3 千多枚核炸弹和导弹。海军的潜艇运载着 5 千多个弹头，以 扇形队形在大海上前进。具有特殊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队奔驰在州际高速 公路上，驶向秘密目的地，每一辆卡车都以一名一星级将军为首，他已被授 权向导弹和轰炸机飞行员发布行动密码。五角大楼的计划者意识到，在一场 全面核战争中，很少有重要指挥所能够避免遭到直接核袭击，苏联人知道在 什么地方找到诸如五角大楼和战略空军司令部这样的重要神经中枢。考虑到 活动目标比较难以袭击，五角大楼在黑项目中投资 30 亿美元，建造了汽车指 挥所；大量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使苏联人不可能选中目标。
　　在外观音普通通的牵引卡车中，行进在路途的战争狂人就可以操纵计算 机化的指挥中心。每一辆卡车上都将安装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一套价 值百万美元的发射机、接收机和传感装置，它们放置在尤如垃圾桶盖大小的 一个抛物面卫星天线上。关于这种卡车的使命的其他细节，例如，在核战中 间，它们在什么地方加
　　燃料，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更换报废的轮胎，目前仍然是未知数。不过， 这种卡车队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与轰炸机和导弹手保持联系，将会 使这些卡车成为一个个协调国家核力量的微型五角大楼。
　　一旦这些卡车滚动起来，一级防御状态即将来临。宣布处于一级防御状 态，将完全改变美国的政治机构，我们将处于戒严状态，可能遭到攻击的警 报已经发出，核战争迫在眉睫。①
国家投资几十亿美元建立的警报系统，把全世界都包围了起来，但是，
它仍然只能告诉总统，他有 10 分钟时间选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今天， 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系统，都可以发出核攻击警报：国家侦察局的卫星，它 们安装有非常强大的红外线摄像装置；建造在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和英格 兰的陆基雷达装置；海军的声控监测系统，一种追踪苏联潜艇和军舰的秘密 水下微音器；围绕苏联边界排列的 30 多个高度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空军 的电子窃听装置；各种各样的飞机和空基遥感装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系统。 来自所有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资料，据说都要经过监控官员分析，尔后提 交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白宫形势分析办公室以及 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在白宫对面行政办公大楼内的危机协调中心。控制这些 活动中心的人，据说都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估价，并和国家安全局内声音嘈杂 的全国作战与情报值班军官网络系统相互交换看法，同时通知核战总司令战
争是否已迫在眉睫。
　　军方应付这一级核警报的应急计划，任何总统似乎都不知道，也从没有 人向总统全面简报有关情况。五角大楼内只有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两个文 官，允许查阅这些计划，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文官，都不曾深入地具体审阅 这些计划，以便掌握其复杂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让任何不穿军装的人 审查这些警戒计划，他们说这是“文官对纯军事问题的干涉”。①
　　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一旦导弹开始飞 出，他几乎已没有时间作出应该如何办的决定。苏联对准美国领土的洲际弹 道导弹，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而美国至少要用 10 分钟，才可能 发现这种进攻；才可能确信的确是一次进攻，而不是警报系统的某种计算机 故障；才可能认定导弹飞行轨道和袭击目标；最后再通知五角大楼和白宫。 一旦总统接到警报，至少又需要 10 分钟才可能下达命令至国家的核力量；才 可能确证这种命令的可靠性，尔后在苏联导弹爆炸之前发射美国的洲际弹道
　　
导弹。因此，留给总统及其军事顾问研究形势和制定决策的时间，充其量也 就是 10 分钟。苏联潜艇的攻击还会把这个时间削减到 5 分钟以内。投入各种 卫星和传感装置的几百亿黑美元，只能力总统提供一个紧急状态警报，留给 他儿分钟出走的时间。
　　随着时间滴滴答答地消失，总统必须通过电子装置和分成为等级的核司 令们协商，形成决议。假定总统还有控制权，仍然坐在白宫，还能够指挥核 力量，他会环视一下形势分析办公室内宽阔的会议桌，要求交出执行战争计 划的授权密码。
　　单一作战计划及其行动密码，都锁在一只小箱子里，由一个不引人注目 但时刻在总统身边的官员保管，据说，这个箱子被称之为足球。总统对里面 的东西似乎并不熟悉。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任内的白宫军事办公室 主任比尔·古利曾经指出，对于足球的内容，他们任何人也没有得到比一个 简单报告更多的东西，任何人也没有看到过最新内容，尽管足球的具体内容 不断变化。“任何一位总统也不可能打开这个足球，只有接到授权的军官， 总统的军事助手和军事办公室主任，才共知打开足球的密码。如果有一个家 伙得了心脏病，或者是他在去找总统的路上被击毙，他们就只能把这个讨厌 的东西砸开。”①
一旦足球被打开，总统就会看到很长很长一串用以选择摧毁的目标，它
们共分 4 大类：苏联政治领导机构；苏联的核力量；它的常规军事力量；它 的主要工业部门。总统可以命令战略远程轰炸机出击，命令发射洲际弹道导 弹以及潜艇开拔；他可以命令把地球的 1/4 从地图上除去，或者仅仅发射一 枚炮弹以示警告。只有下达摧毁第一类目标的命令时，他必须和有关方面联 系。C3I 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必须相互联系起来才可能使战争计划得以实施。 五角大楼多年来就知道，它的通讯网络无论在和平或者是危机时期均可 以工作，但是，这并不能加强它的信心，认定该系统在战时也能够畅通无阻。 面对核危险的总统，可能会发现他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他将不得不象 战场上的一名将军那样，找到他的副司令去通知其部队，说明通讯系统失灵。 一连串通讯系统失灵的问题，60 年代末就已经引起五角大楼重视，最令 人关注的是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WwMCCS），这是一个基本网络，它对 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危机时刻的一个主要通 讯系统。整个 60 和 70 年代，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都未能开通。这是一 种军事系统，常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两个首字母缩略语 SNAFU 和FUBAR 进行说明。前者斯文地译为“正常形势：一片混乱”；后者则译为“前所未
有的混乱”。 关于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几打之多，最有
名的一个涉及美舰自由号。1967 年 6 月，自由号作为情报收集船，装载着国 家安全局的大量窃听电子通讯联络信号的装置，驶往西奈半岛沿岸，去监视
1967 年的阿以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它一份绝密电报，指令它绕开该海 岸，因为担心该船会遭到攻击。打着“加急”印记的这份电报，通过全球军 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发出，接收者姓名是：驻欧洲美军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 统领第六舰队的诸位指挥官以及自由号。
　　自由号从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亦没有从任何司令官那里收到该命令的副 本；而且在以后 24 小时内也没有收到其他几份电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 统把自由号的这份电报副本，发到了位于菲律宾的海军通讯联络中心，苏比
　　
克湾的人们又把它送回五角大楼，建议五角大楼通过设在莫洛哥的传递站传 送这份电报；尔后，五角大楼又把这份电报送交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 安全局总部，在那里，该电报在归档后被忘得一干二净。这份电报的第二个 副本，次日晨围绕地中海转来转去，从一个传递站到另一个传递站，为这份 绝密电报寻找畅通的安全通道。当天下午，以色列的喷气飞机和鱼雷艇向自 由号开火，用炸弹凝固汽油弹和重炮炸毁了这只船，并且向救生筏射击，打
死 34 人，打伤 100 多人。 用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话说，“在国防部历史上，这是通讯系统最令
人难以置信的一次失败。”为此，同时也为了维护国家保密局机密的尊严以 及美以关系，美国政府几乎对这次悲惨秘密的
　　一切方面均守口如瓶，企图阻止公众的调查。差不多 5 年之后，这次一 片混乱的某些细节才逐渐为人所知。①
　　差不多过了 10 年时间，五角大楼才了解到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失 灵，它对于执行核战争计划可能是不恰当的。控制一个用于核战的传送网络， 比在和平时期向一只船发个电报要复杂得多。
　　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个特殊信道，最低限度的基本应急通讯网 络，也许可能在任何苏联导弹到达之前，就向美国的所有核力量传送一个简 短的、没有错误的电报、一个命令在单一作战计划的许多选择中进行挑选的 电讯信号，但是，这个系统一旦遭到攻击就会崩溃。
70 年代末，著名系统工程师艾伯特·巴比特接受了一项令人羡慕的任
务，修复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他报告说，该系统的能力“对于支撑和 维持军事行动是不充分的。”它甚至不能够支持一次模拟战争演习，在 1980
年 11 月进行的一次代号为自尊精神的国防军事演习中，该系统仅 12 个小时
就完全失灵。总审计局报告说，从 1975 年西贡陷落到 1980 年从伊朗营救人 质失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历次军事危机中均发生故障；在五角大 楼耗资 6 亿美元对计算机进行维修，并重新加工了几乎全部软件之后，
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支出已超过预算 300％，然而，该系统已经
过时。
　　对于全球通讯网络，五角大楼和总审计局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研究，国防 部诸多部长和副部长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会作证，美国需要有一个在危 机时期能够发挥作用的系统。五角大楼和国会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个问题，每 一次报告都肯定前一个报告，每一次新的艰苦努力都得出同样的基本结论： “国家还未能布署可能与未来战争和现代武器系统相适应的指挥和控制系 统”，这与 1978 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一模一样。①
　　这个单一作战计划的内容极多。有几枚核武器就可以使指挥和控制系统 失灵，这意味着，核战争计划精心炮制的“有限选择”，在遭到进攻时是不 可能执行的；脆弱的通讯网络使我们的核武器毫无用处，除非是接到第一次 警报，也就是说，当任一雷达上，任一预警警报站，以及通讯系统的任一网 络节上出现警报声或标示遭到攻击的闪烁光斑时，就把核武器发射出去。执 行这个战争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指挥和控制系统崩溃之前，把尽可能多 的核武器尽可能快地发射出去。一旦遭到进攻，美国仍然可能实施单一作战 计划，但不是我们制定的那套精工细做的计划，而是柯蒂斯·李梅将军那套 搞突然袭击的计划，那套在 30 年前就曾使艾森豪威尔总统胆颤心惊的计划。 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个严酷的事实意味着，有关核战略的常规哲理是
　　
绝对错误的。我们假定，我们占有如何如何多的弹头，如 何如何坚固的地堡， 如何如何多的导弹，确实关系重大；但是，如果脆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把美 国推到了孤注一掷的末日，推到了或则使用、否则就抛弃这些东西的末日， 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正是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面临的处境。在我第一次在五角大楼 的一份打印件上看到这个词，这个没有任何官方文件用任何一个字加以解释 的缩略语之后，它费了我大半年的时间去琢磨其含义。无论在五角大楼或者 是国会山，没有人愿意讨论它，我一谈到这个问题，空军的军官们就回避。 只有 6 份含糊不清的技术文件和军校的博士论文提到过它；只有少数几位大 多都在五角大楼内度过了很多年的学者，才既了解、亦有勇气深谈这个问题。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个技术难题，30 年来使核战战略家们屡遭 挫折。该系统企图用 200 亿美元回答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难题：你如何赢得 一场核战争？当乔治·布什于 10 年前第一次竟选总统的时候，他曾经非常贴 切地陈述过这个问题的结论：“你必须有一套指挥和控制系统??你必须能 够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其程度要超过对方给你的打击，这就是你取得胜利的 途径”，在战争中，一套完好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即走向胜利
的道路，有赖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①
　　无能于建造一套使核战争取得胜利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在 70 年代末第一 次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最终逐步传到了美国总统的耳朵 里。吉米·卡特一直是一个废除核武器论者，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誓要为在地 球上销毁一切核武器而奋斗。就在他作出这个保证的前一周，参谋长联席会 议给他送去了第一份简报，他曾询问，是不是可以把核武器砍掉大约 90％， 剩下 200 枚由潜艇发射的导弹，这个力量己足以摧毁苏联的每一座大城市， 且绰绰有余。卡特这个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渴望把核武器“削减到具有威摄程 度”的设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力，但却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震惊。据报道， 该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以极不信任的目光死死盯着卡特。总统建议参谋 长们回心转意，发誓要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
卡特对核武器的看法很快发生了变化，从极度的讨厌到完全迷恋。卡特
首先为复杂的核战略所吸引，继而又沉醉于其中，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为了证明自己认可新的武器系统，就在一个简短的命令中同意，在不违犯现 有军备条约的前提下制造最大的和最精确的新型导弹。1977 年秋，美国情报 机构监听到的苏联的导弹试验表明，苏联的新型导弹可能和他们的旧导弹一 样精确。作为反应，卡特发出了制造 MX 导弹的许可令，这是一种可装 10 个 弹头的武器。据说，新型 MX 弹头的精确程度可以用英尺计，这就是说，战争 策划者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袭击苏联一系列完整的新型目标系统 和子系统。关于 MX 导弹，一切都是一清二楚和毫不含糊的，它的威力及其精 确程度，使它成为一种潜在的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
　　这种武器又为未来要使用它的战略提供了一条出路。技术不停地驱使政 策发展，苏联的某种新武器，要求美国有更新的武器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战争 战略。双方武器精确度的不断改善，意味着核战争计划也要进一步修订，意 味着核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几天或一周之内结束，必须考虑使战争计划把这 种认识包括进去。一个更复杂的战争计划则要求有更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 统。
此后两年多，卡特及其高级助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新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