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革命与高技术战争

导 言


　　80 年代以来，人们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幕惊险、恐怖、魔术 般的现象。
　　1981 年 6 月，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 20 公里。以色列悄悄出动 14 架战 斗机，绕过约旦等国的雷达监视，躲过了美国派驻波斯湾上空巡逻的 E—3A 型预警飞机的探测，人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标上空，“使炸弹几乎 1 米不差 地落在核反应堆主建筑上”，一举摧毁了伊花费 5 年时间、投资达 5 亿美元 苦心经营的核反应堆。整个作战时间仅 2 分钟，以军飞机往返 2000 多公里安 然无恙。
　　1981 年 8 月，锡德拉湾上空。美军两架 F—14 战斗机从“尼米兹”号航 母上突然升空，发射两发“响尾蛇”导弹，分别击中利比亚两架苏—22 执行 巡逻任务的战斗机，前后不过 1 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1982 年 5 月，大西洋南端。英国派遣大批舰船和航空兵，长途跋涉 1.3 万余公里，与阿根庭军队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海空争夺战。封锁与反封锁，空 袭与反空袭，登陆与抗登陆，枪战、导弹战、电子战??硬打击与软杀伤交 织，天、海、陆一体。150 多架飞机纷纷坠入大海，数十艘现代化战舰不是 葬身海底就是受到重创，其中阿军“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 40 公里外的超低 空仅以 1 发“飞鱼”导弹，就击沉了英国价值 2 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驱 逐舰。
1982 年 6 月，贝卡谷地。以色列空军以美制 F—15、F—16 战斗机、E—
2C 预警飞机、电子战飞机等，只用 6 分钟就摧毁了叙利亚部署在这里的价值
达 20 亿美元的 19 个“萨姆—6”地空导弹连。之后两天内，以军共摧毁利导 弹阵地 42 个，而以军只付出了轻微的代价，飞机的损失与叙军之比仅为 1：
8.5。
　　1985 年 10 月，突尼斯郊外。以色列出动 8 架 F—15 战斗机和 2 架加油 机，长途奔袭 2400 公里，瞬间便摧毁了设在突尼斯市东南 35 公里的巴解总 部，而这些飞机却无一损失的安全返航。
1986 年 4 月，地中海南岸。美军数十架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
经 5000 多公里夜间长途奔袭，悄悄飞到地中海上空，与其第 6 舰队的几十架 各类战斗机统一编队，分 4 个波次飞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市和班加西域， 到达预定位置后，数十枚“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 以及 60 多吨激光制导炸弹和集束子母炸弹，铺天盖地投掷下来。不到 30 分 钟，利比亚东西两域的雷达站、兵营、导弹阵地和 20 多架飞机被炸毁，有的 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连地面间谍都难以找到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当晚居 住的地方。
　　1989 年 12 月，巴拿马城西 120 公里。美军首次使用 F—117A 隐身战斗 机，成功地躲过了几个国家的雷达监视，以密集编队长途飞行数千公里，突 袭了巴一个军用机场和两个步兵团，使后续空降部队未受任何抵抗便轻而易 举地占领了机场。
　　1991 年 1 月，海湾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实施“沙漠盾牌” 行动之后，以日平均出动 2600 多架次飞机，对伊拉克实施“地毯式”轰炸，
在 38 天内共出动飞机 11.2 万架次，投弹 50 多万吨；当伊拉克以“飞毛腿” 导弹袭击以色列，试图打破多国部队作战计划时，美“爱国者”导弹却成功

地进行了拦截。之后的地面进攻，多国部队在空中火力支援下，以数千辆坦 克、装甲车对伊军实施全方位、大纵深突击，仅在短短的 100 小时内，击溃 和歼灭伊军 43 个师，迫使伊拉克无条件地全部接受联合国的 12 项决议。伊 军事实力遭到歼灭性打击，整个军事系统基本瘫痪，国家战争潜力遭受重创， 而美军阵亡率只占投入兵力的万分之一点六，飞机损伤率只占出动架次的万 分之四点一。
　　人们对这些冲突与战争似曾相识又异常陌生而新奇，惊叹不己，感愤万 端！在惊叹和感愤之余，不禁发出种种疑问：这种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为什 么与过去的战争有那样大的不同，今后还会是什么样子？
　　经过历史的分析与深刻的认识，使人感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和 信息社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军事革命已经悄悄来临。这场新军事革命 发端于本世纪 70～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新军事革命中 的战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技术战争，以导弹战、电子战为其基本特征。 预计到下世纪初至 20 年代前后，将发展为主要以信息战、数字战、非致命战 等为基本作战样式。
　　
第一章 悄然兴起的新军事革命


　　种种现象表明：一场新军事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我们已迎来了一 个新的军事革命的时代。
　　军事革命，即在军事领域里发生的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各个方面的重 大变革。发生在 20 世纪后期的军事革命，以信息，计算机、通信、制导等技 术为基础，使得军队和战争发生深刻变化，所涉及的方面和内容都带有根本 性。
　　新军事革命兴起于何时？由于军事革命不具有政治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 的特征，也不像经济革命发生时几乎人人都可感受到经济变化带来的巨大冲 击，因而它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静悄悄的，甚至是许多人意识不到的，只有 经过战争，普通的人才对它有所认识和了解。正是缘于此，经过 80 年代几场 高技术局部战争，人们才似乎感觉到一场新军事革命的气息。苏联人 80 年代 初曾认为，“先进的非核技术的出现正在引起一次新的军事革命”。从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发生至 90 年代中期，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场新的军 事革命已经来到。美国人詹姆斯·菲茨西蒙茨和简·冯·托尔认为，“沙漠 风暴”行动的确表明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已经来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 在其出版的《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所说，人类社会正迈入信息时代，跨进 第三次浪潮文明。在这一背景下，正发生一场最深刻的“战争革命”或“军 事革命”。前苏军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其《历史教导我们提高警惕》一书中 指出，人类正面临第四次军事技术革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 报告也认为，“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但目前正处于初始阶段，其未 来尚未确定”。海湾战争后，以美国陆军参谋长沙利文、国防部实际评估处 长马歇尔等人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军事革命的言论，在他们倡导下， 美国军界掀起了一场新军事革命的研究热潮。俄罗斯、英国、法国也不同程 度地对新军事革命展开了研究。
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新技术革命发端于 60～70 年代，军
事革命紧随其后，70～80 年代就已经开始。

一、新军事革命的主要标志


　　新军事革命是否确已到来，其理由是什么？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 军事革命的本质特征及其标志说起。军事革命非一般性的军事改革，也不是 仅表现在军事技术的变革上。其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是在军事领域内发生的 带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军队结构、作战理论、军事训 练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变革。
　　第一、军事技术有了重大发展与改变，并已广泛应用于武器系统。军事 技术的重大发展是形成军事革命的必要条件。古代金属冶炼技术及其铜兵器 的出现，火药技术及火枪的出现；近代电的发明及电话的出现等，都是促使 后来军事革命发生的基础。
　　20 世纪中期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世界上陆续出现一大批高新技术，如：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以及网络 技术，以导弹为代表的精确制导技术，以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为代表的航天 技术，以激光为先导的聚能技术，以核聚变为代表的最有前途的新能源技术，
　　
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洋开发与应用技术， 以复合材料和耐高温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以及以新材料为基础的隐形 技术等。这些高新技术大多数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或被军事领域采用，并研 制出一大批高技术兵器，如各种先进的侦察、预警、通信、导航卫星，无人 飞行器，陆基、舰载、机载侦察监视装备，C 3I 系统，电子战装备，反辐射、 巡航、激光制导导弹，集束炸弹，新一代作战平台以及性能先进的夜视器材 等。众多的高新技术兵器为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中，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便是这场军事革命 的“排头兵”和主要象征。信息技术作为“基础技术”，又包括微电子、激 光、光子、光电子、分子电子、超导电子等技术；信息技术作为“系统技术”， 又包括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处理、存贮、控制以及电报、电话、广播、 传真、光纤通信、卫星通信、传感、遥感、遥测、遥控、仿真等应用技术。 这些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在使战场高度信息化的同时，武器装备冲破了其 物理特性的限制，作战效能成倍增长，出现了可处理大量数据的指挥、控制、 通信与情报系统，使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高度准确与迅捷。各种兵力兵 器在探测、情报、跟踪、火控、指挥等方面一体化，从而促成了作战力量的 整体合成。
第二、军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与新技术运用相一致。军事技术的
重大发展，仅是新军事革命的物质基础或是新军事革命到来的必要条件，并 不等于就是军事革命。在我国，大约于公元 960 年前后就研制并开始使用一 大批诸如火球、火药箭、火枪、铁火炮等热兵器，但直到本世纪初，也没有 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原因并不在于军事技术发展出现重大变化，而 在于军队结构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军队体制编制没有随军事技术的发展运用 而作重大调整与改变。
实际上，只有当军队的体制编制与新技术的发展相一致，才有可能为军
事革命的到来创造根本条件。纵然有再好再多的技术，如果没有把军队结构 与潜在的新技术效用结合起李，就不可能促使军事革命的发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世界各国军队都作了重大的结构调整。 其主要表现是，各国军队规模普遍趋于小型化，人数减少，但功能却迅速增 大。地面作战部队趋向轻型化和高度合成化，一般有战役战术导弹、装甲兵、 机械化步兵、炮兵、陆军航空兵以及侦察、情报、电子、通信、工程、防化、 控制等各种保障体系组成，能独立作战。空军已建立多机种混编联队，并有 制导、预警、指挥、加油等多种作战与保障体系相配合。海军及海军陆战队 正在试验新的力量编组形式，海军舰只正向更快、更灵活和隐形化方向发展。 总之，三军结构都在谋求与军事技术相适应，朝小型、灵活、快速、安全、 高效的方向转变。有些国家军队已基本实现了这一转变，有些国家军队正在 转变之中，可望到 21 世纪初将发生重大改变。
　　第三，作战理论有了重大突破，并已运用于军事实践。衡量军事革命是 否到来，不仅要看军事技术及军队结构或军队系统变化情况，而且要看是否 有与新军事系统相适应的新的作战理论。这种理论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而 是已被军事领率部门所接受，并以条令、条例等形式指导新的军事实践。
　　20 世纪 20～40 年代，出现了一场以机械化作战系统为主要标志的军事 革命。德国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成果，在及时组建大批机械化部队的基础上， 吸收了德国军事家施利芬关于采取迂回包围、实施速决歼敌的观点；意大利
　　
军事理论家杜黑的关于集中空军力量，打击对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 标而取胜的观点；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关于组织几路强大的快速坦克纵 队，在航空兵掩护下突入敌方纵深，使敌陷于瘫痪等观点，形成了闪击战理 论，并以此指导法西斯战争。实践证明，闪击战理论与其作战系统是相适应 的。当然，闪击战理论是适应法西斯战争需要而产生，但对于某些具备了技 术条件的国家来说，提出相应的新的作战理论，同样有一个适应反法西斯战 争需要的问题。新军事革命时代的到来虽具有全球性，但其具体发生并不具 有普遍性和自然性，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与技术、武器装备、军队体制 相一致的作战理论是否发生变化。
　　80 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先后提出了带有全新意义的一系列作战理论，如 前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美国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等。海湾战争后，俄罗 斯提出地空一体机动战、远战、电子——火力突击理论等。美国及其他西方 国家纷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原则、理论观念，并很快列入作战纲要，如 纵深、整体、协调等原则，应急作战理论，远战理论，电子战、信息战理论， 非线式作战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既是为了适应新军事革命中的战争的 需要，同时也是对新军事革命的本质特征的反映。
　　第四，军事训练实现了合成化与模拟化，与现代作战的要求趋于一致。 军事训练的重大变革是军事革命是否发生的最直观的反映，也是实现军事革 命转换的中间环节。军事革命一般要通过新作战理论指导下的战争实践表现 出来，但现实战争毕竟很少，特别是在长期的和平时期，能够全面反映军事 革命情况的战争则更少。军事训练通常按照预想的战争要求来进行，因此， 往往能够模拟军事革命的某些特征。军事训练作为验证手段，是从另外一个 侧面反映出军，事革命。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军队的军事训练明显地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合
成化。针对新军事革命条件下军事结构整体性加强，情报、信息获取能力增 强，通信、控制水平提高，军事训练合成化程度大大增强。与此相应，合同 训练基地（中心）、综合训练演习场不断增多，并且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 二是模拟化。仿真模拟可以使部队在逼真的环境中得到全面、高难度的反复 训练。用模拟方法进行战役战术训练，还可以根据当前可能的战争情况迅速 拟制各种想定，使部队官兵感受到最新的战争情况，同时还可以检验作战理 论、部队编制、武器性能等。这种训练方法，不需要把部队送往野外训练场 地，不消耗油料、弹药，不必担心车辆、飞机、舰艇的损耗和事故，也不会 误伤人员，而且训练效果甚佳。如坦克驾驶员在实验室里操纵“坦克”，可 以感受到各种地形的实际情况和“敌情”威胁，消耗低，安全度高。这种训 练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训练方法，显然是一场革命。

二、新军事革命的时代背景


　　发生于 20 世纪后期的这场新军事革命，绝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与整个社 会的转变联系在一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第一，新军事革命是信息社会的重要产物。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 社会，目前正逐步进入信息社会。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军事革命与 整个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农业革命中或第一次浪潮中的军事革 命，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浪潮中的军事革命，后工业时代即第三次浪潮中正在
　　
兴起的军事革命。这场革命“正如 15 世纪的火炮和过去 150 年工业时代的机 械引起的革命一样。”
　　军事革命与整个社会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军事革命是由 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结果。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使整 个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都将极 大地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上陆续产生 了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信息技术不仅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 技术领域，而且还广泛渗透于其他高技术领域，成为高技术发展浪潮中的“浪 尖”，以至把整个社会推向了信息时代。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要素是物质、能源和信息。当物质和能 源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信息便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信息具有可以识别、转换、 存贮、处理、扩充。压缩、替代、传递、扩散、再生成、分享等特性，在今 天的社会，它是一种比物质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 产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已超过 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增长速度。美国信息产业年产值已占 GNP32％，日本已占
36％。与此同时，从事信息产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如在美国就业人口中， 第一产业（农业）仅占 3％，第二产业（工业）占 33％，而以信息产业（包 括电信、电话、印刷、新闻、广播电视、通信卫星、教育以及信息的生产、 传递、储存、加工处理等）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已占 64％，预计到 2000 年将 上升到 75％左右。信息产业从最早的通讯领域，现已遍及生产、社交、生活 以及办公室、车间、农场和家庭等各个方面。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还在迅猛 发展，包括对计算机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信息获取、转输、处理技术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等。
当今世界正在迈进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方式。
信息时代是孕育军事革命的母体。大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对军事的影 响是全面的深刻的。诸如，以信息的储存、处理、传输为其基本功能的计算 机，现已成为军队神经中枢之载体，军队的作战及其他行动都离不开它。在 海湾战争中，美军在战区使用了 3000 多台计算机，跟踪与分析敌情，制定与 演练作战方案，汇集与查找各种作战资料等。能够自动探测、获取目标信息 并自动寻歼目标的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现代战场上的主战兵器，其效能是 过去常规兵器的数十倍乃至千倍。电子对抗装备、雷达与反辐射导弹，坦克、 步兵战车、卫星、战术控制等信息武器系统，已改变了过去的作战方式，其 行动速度与效能均较以前的常规作战发生了质的变化。光纤通信、卫星通信 等各种通信手段，与现代侦察电视监视系统、计算机终端相结合，使得情报、 通信、指挥与控制一体化，指挥员可以在万里之外实时对作战军队进行控制 与指挥，从而实现了指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这些重大改变，显然都是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所以，有人把信息时代称作新军事革命的温床，而把新军事 革命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产物。
　　第二，军事革命往往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时期。军事发展 史表明，军事革命往往并不发生在大规模战乱年代。19 世纪中期，线膛枪、 线膛炮、蒸汽动力装甲船、电报、铁路等均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导致了一次 军事革命。而在这次军事革命前后，则分别发生了拿破仑战争（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和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普法战争（1870～1871 年）以 及其他一些大规模战争。本世纪 20～30 年代，无线电、雷达、速射枪、大口

径火炮、航空母舰等武器大批量生产与装备使用，出现了军队高速机动作战 样式，促成了军事上一次重要的革命。而在这次军事革命前后，则分别发生 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逐渐趋于缓和，和 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许多地区虽不安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世 界总体上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新军事革命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二战后 几十年来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得这场新军事革命在 客观上较以往军事革命又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
　　50～60 年代，经过二战浩劫之后的国际社会普遍对大战心有余悸，特别 是以苏、美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和斗争，更加重了人们对第三次 世界大战迟早要到来的疑虑与恐惧。因而，无论是二战中的战胜国还是战败 国，也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加大投入，竭尽全力进行战争准备。一些国 家加快了包括核武器、人造地球卫星、计算机、制导武器、激光武器等在内 的新一代技术兵器的研制，孕育着新军事革命的到来。
　　这些尖端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抑制世界大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特 别是核武器，它既给人类安全增加了危险，又使人类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美国和前苏联虽然都拥有可毁灭对方数次的核武器，并数次因在争夺世界霸 权中逼近了核门槛，但却害怕出现向对方使用核武器后自己也将遭受同样命 运的后果而始终未敢使用。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和抑制与反抑制的 矛盾斗争中，才使得军事科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新军事革命的 到来。
70～80 年代，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军事国家，都认为凭已
有的手段和方法，不仅不可能战胜对手，而且还可能两败俱伤。由于多种因 素的作用，使得世界形势一方面表现为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整个国际 社会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军事技术优势的争夺日趋激烈， 诸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前苏联的“战略防御” 计划，日本的高技术计划等。这些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新一代军事技术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则带有必然性。
80 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成为时代两大主题，同二战前后
的国际社会以战争与革命为主，甚至与 60～70 年代国际形势处于冷战时期相 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特点就在于大战的因素进一步下降，相对和平已 成为事实，并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争夺科技，经济 优势，无论是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对国家在战争中主动权的掌握来 说，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 90 年代，人们更加注重于 21 世纪国家安 全战略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削减军备，集中力量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 新技术，力求建立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军事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提出对其过去以核战争为基础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手段进行彻底改变，尽快建 立数字化部队，继续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俄罗斯提出，今后要加紧研制与装 备“非传统性武器”、第三代核武器、天基系统和侦察与火力综合系统等。 总之，随着两大阵营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大战的可能性更趋减小。相 对和平环境使得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充分的条件，悄悄而迅速地推动者军事上
的发展变革。 第三，战争的需求是军事革命的动力。军事革命与战争的发展有着密切
的联系，军事革命的直接动力乃是战争的需求，其成果又是通过战争表现出

来的。战争同其他事物一样，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其规模、能量等达到一 定国值时，为实现对自身的突破，则必然寻找和建立新的手段，采用新的战 法，出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在客观上必然牵动整个军事领域发生一次深刻变 化，即军事革命。
　　战争的发展与变化主要表现在军队规模、威力或能量、空间和时间等四 个方面。军事史表明，每当在这几个方面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就将牵发一 场新的军事革命。20 世纪 20～40 年代的军事革命，军队规模达到了空前的 庞大：由于飞机、坦克、大型舰船、移动无线电、运输汽车、大口径火炮、 高射速的机枪与步枪等新一代武器装备的使用，使得战争能量有了空前提 高；战场空间从以前的数公里或数十公里一下扩大到数百平方公里；战争的 速度较之以往大大加快，出现了闪击战作战样式。80 年代以来，多次局部战 争已反映出常规战争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海湾战争则代表着一种
‘新式战争'”，并预示着战争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而这场战争革命在客观 上需要以某些重大转变为其基本特征。
　　一是作战力量使用发生变化后的客观要求。现代条件下，动员数百万乃 至千万人上战场，发动世界性的大战，可能性已很小。因战争主动权的得失 以至战争的胜负，已不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一定数量中的军队质 量；军队质量越高，取胜的可能性越大。这就要求作战力量的使用实现由大 向小的转化。然而，这种转化决非是将军队简单地缩小，要求军队必须精干、 高度合成和具有相当强的控制能力、打击能力、机动能力、自身保障与防护 能力等，而这些只有经过军事革命才能实现。
二是转变武器装备杀伤能量的需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常规武器的杀伤
力已提高了 5 个数量级，几乎已发展达到了最大能量。坦克、火炮、枪等均 已发展了 4～6 代，其威力已接近最大限度。因此以现有武器的性能是不能满 足未来诸如非致命杀伤，一颗子弹就能打击一个空中目标，一发炮弹就能精 确摧毁一个军事设施等的作战要求，只有使用新的手段，才能实现既能给对 方以致命打击，同时又使自己免受对方报复可能带来伤害的战争发展的客观 要求。要实现这一能量要求，只有借助于军事技术革命的作用。
三是扩展作战空间的需要。随着武器射程的增大和运输工具的发展，战
场空间始终在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场空间一般只有几十至数百 公里。海湾战争中，战场空间已达数千至上万公里，战略轰炸机可到达全球 范围内执行空袭任务，洲际导弹可打击世界上任何地点的目标。今后将重点 发展太空兵器对大气层下目标袭击或与大气层下兵器配合作战，实现空地一 体。
　　四是改变战争进程的需要。随着高度机动的作战平台以及各种自行武器 的装备使用，战争的速度不断加快。但作战平台及自行武器等由于物理性能 和成本效益方面的原因，几乎都已接近速度极限。如飞机，在大气层飞行的 速度极限是 1 马赫，若要超过这一极限，就需大幅度增加机体强度和耗油量， 同时必须减少载重，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从 1920 年到 1953 年，螺旋浆飞 机的最大巡航速度从不足 100 英里猛增至将近 350 英里，但此后 40 年中几乎 没有再增加。因为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在低空的螺旋浆拉力，另一方 面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在高空的机体阻力，这对矛盾便造成了一种速度极 限。陆地运输车辆的时速极限一般为 55 英里，如果进一步提高其速度，就会 导致成本太高和不安全（因为人的反应速度有限）。舰船的速度为 15～30
　　
节为宜，最大航速为 30 节左右，美驱逐舰在本世纪初的最大航速一般约为
29 节，近 1 个世纪后其驱逐舰的最大航速一般为 33 节左右。造成这一极限 的原因，一是动力装置通过推进器传至海水的能量密度，二是排开海水以推 动船体前进所需的能量成本。速度提高 1 倍，动力需增加 3 倍，因而在未来 几十年内，其航速也不可能再提高。总之，现有的各种现代化的作战平台， 其速度基本达到了物理极限，而发展同类新一代武器又成本高、效益低。因 此，为提高作战平台的运动速度，同样也需要经过军事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及信息社会是正在兴起的新军事革命的基础，相对和平时期是 新军事革命的外部条件，战争需求是新军事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三个方面， 既是新军事革命生成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又是促进其发展的缺一不可的因 素。

三、新军事革命的深刻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演进引发了新的军事革命，而军事革命又将对 战争、科学技术发展产主积极的影响，随着军事革命的深化，这种影响将更 为深刻、更为全面。
第一，军事革命对武器装备的影响。新军事革命，将促使武器装备在以
下方面发生变化。 (1)作战平台信息化、隐形化。飞机、舰艇、装甲车辆等都将安装大量的
电子信息设备，使每一个信息化作战平台都成为 C 3I 系统的一个单元。它可
以直接接收卫星、指挥机关的信息，随时了解周围敌情、受领任务与确定己 方的位置；它具有多种通信功能，对上可直接与统帅部联系，对下可以与各 作战单元相沟通；它有多种探测设备，以探测一定范围内的敌方目标，为火 力系统提供目标信息；它还具有计算机联网能力，以及对抗敌方利用己方信 息的能力等。作战平台的稳形化实际上是信息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不 让对方利用雷达、红外等手段获得己方的位置信息的能力。
(2)弹药信息化、精确化。这里说的弹药主要是指制导炸弹、制导炮弹、
制导子母弹、巡航导弹、未制导导弹、反幅射导弹等，未来军队将普遍使用。 它可以在敌方火力控制的范围外发射，命中目标圆概率误差趋近于零。这些 精确化弹药都具有目标信息探测系统与自主修正飞行方向以及自主识别、攻 击系统，是信息化了的弹药。
(3)新概念武器进入实用阶段。在新军事革命影响和作用下，新概念武器
研制步伐将加快，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投入实战使用。它包括太空作战用的 激光粒子束武器、定向能武器，用于地面作战的非致命武器等。这些武器一 旦用于实战，就将使战场上兵力兵器运用方式、作战形式等发生重大变化。 (4)可能出现第三代核武器。这种核武器体积小，只相当于原来的
1/100，而当量却增加了一倍。它的核沾染很小，所产生的激光束、电磁波、 微波辐射、冲击波等都可集中在目标上。
　　(5)天基系统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太空卫星、空间站等天基系统，除担 负侦察、导航、通信、气象等保障任务外，还将把指挥、通信、火力打击连 为一体。
　　第二，军事革命对军队的影响。任何军事革命都将对军队建设产生重大 影响。这场新军事革命对军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队渐趋信息化、数字化。随着信息技术、信息兵器的应用，军队信 息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诸如：
　　——21 世纪的士兵在使用传统装备的同时，还随身携带着体积小、重量 轻的综合电子信息设备。该设备兼有个人无线电通信功能、GPS 类型的导航 定位功能、个人计算机及其网络功能、夜视功能、敌我识别功能、告警功能、 对某些信息化弹药的发射指挥功能等，信息化士兵可以接收各种有关作战的 信息，既可能接受高度集中的指挥，必要时甚至可能直接接收师长的命令， 还可按照上级的作战曾图和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高度自主地对敌作战。
　　——地面侦察兵除运用各种轻便侦察器材外，其头盔左侧上方还装有微 型电视摄像机，固定在右眼前有一个微型计算机屏幕，计算机键盘在武装带 有侧，不需讲话，不需移动位置，只需按下键盘，就可把侦察到的情况以图 像形式向上级报告。
　　——数字化部队的坦克，在进攻中发现目标需要炮火支援时，可以直接 把目标位置的信息传递给行进中的火炮；炮火立即摧毁目标，整个过程仅约
2 分钟。
　　——全数字化和电子化的直升机，飞行员不使用传统的驾驶杆，全靠计 算机控制。用机载传感器、雷达波侦察到目标后，通过数据调制调解器，将 目标坐标参数传给与之联网的战斗单位，及时用火力摧毁目标。
——数字化部队的地面车辆信息系统（IVIS），与坦克、装甲车辆的引
导系统连在一起，装甲车指挥员以此来进行指挥协同。当发现敌方目标时， IVIS 系统的激光测距机迅速测定距离，显示在屏幕上，指挥员按动一下按 钮，他所指挥的坦克就可看到有关敌坦克的数据透明图，即可进行准确射击。
——特遣部队的指挥员坐在战斗指挥车内的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的
计算机终端面前，通过显示屏可观察战场情况，了解敌、友、我的态势和行 动，而不必再使用透明地图、地图板、作战参考资料手册，也不必再使用作 战文书等。
一些信息技术基础雄厚的国家，目前正在加紧研制诸如数据兼容调制调
解器等信息装置，以便装备部队。美军正加紧研制配备数字化通信设备、敌 我识别装置、第二代前视雷达和全球定位系统，着手建立数字化军队。美陆 军计划 1996 年建成 1 个数字化旅，1997 年建立成 1 个数字化师，1999 年建
成 1 个数字化军，到 2010 年，陆军部队全部实现数字化。
　　(2)诸兵种合成部队将逐步发展成为联合部队。信息技术的进一步运用， 使军队具备了很强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使陆、海、空、天一体 作战成为可能。在海湾战争中的多国部队联合司令部，每天管理陆、海、空、 天各种军事与作战活动均有条不紊，仅空中作战飞机飞行活动就达数千架 次，涉及 122 条空中加油航线、600 个限航区、312 个导弹交战空域、78 条 空中攻击走廊、92 个空中战斗巡逻点、36 个训练区和 6 个国家的民航线，总 航线长达 9.4 万英里。与联合司令部工作相一致的是，多国部队建立了复杂 的互联通信网，包括 118 个机动卫星地面站、12 个商用卫星终端、81 台交换 机、329 条话音线路和 30 条文电线路。每天可处理 70 万次电话和 15.2 万份 电报，使用 3 万种无线电频率。这表明，各兵种联为一体已具备了条件。因 而，诸兵种合成体制必将向诸军兵种联合体制过渡。
　　(3)职业化技术部队将逐渐取代大规模军队。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 得军队的质量因素比数量因素更为重要。一些未来学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没有必要再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因为未来战争将不再靠数量取胜，而人数 少、职业化程度高的军队可能代替大规模军队。例如，前线指挥员可直接获 得高层机关的情报与命令，中层指挥人员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将使未来军 队的指挥体制因减少了层次而变得更加“扁平”。同时，由于军队作战体系 的知识高度密集、技术性日益增强，要求指挥官和士兵都必须具有丰富的科 学知识，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如士兵必须除会掌握本专业几乎所有基本军事 知识和技能外，还要懂得并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测距仪、计算机、 战斗识别询问指示器等。因而未来军队必定是由一支职业化程度很高、专业 素质很强的技术精兵组成。
　　第三，对作战理论的影响。正如本世纪 30 年代前后军事革命中出现机械 化、“闪击战”理论一样，新军事革命也必将促使若干新的作战理论问世。 近一二十年来，由于精确制导武器、远战兵器以及先进的侦察、情报、通信、 控制手段的应用，使战争呈现出许多新的样式和特点，海湾战争初露高技术 战争的端倪，已打破或改变了某些传统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法。人们对此已 经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诸如非线式作战理论、地空一体作战理论、应急作 战理论、远战理论、电子战信息战理论以及非接触作战理论等。这些理论既 是新军事革命之初的产物，又将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完善。另 外，还可能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作战理论。
第四，对战争的影响。军事革命的成果最终将表现在战争方面。这场新
军事革命已经并将继续对战争产生影响。在新军事革命的作用下，战争总的 趋向是以计算机、信息、电子技术等为基础，以战场数字化和部队数字化为 基本特征，以全纵深打击、软打击、联合打击为主要方式，将向精确化、小 型化、非致命性方向发展。为此，战争将在谋划、指导、目的、样式、力量 使用、战法以及时间、空间形态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章 超前的战略谋划


　　新军事革命中的战争，既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综合国力的抗 衡，更是双方战略谋划艺术的“智能角逐”。有的人则干脆把今天的战争称 之为“智能战争”。70 年代以来，当高新技术不断用于战争，使得战争日益 趋向高技术化之后，一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便把视野投向了新的或更远的境 界。在发展军事技术问题上，摒弃急功近利的做法，追求一种超势能；在发 展军事力量问题上，摒弃“越大越强”的观点，谋求小而精的力量结构；在 对待战争问题上，首先讲究遏制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然后才是动武；而在如 何动武问题上，则把谋求国际政治优势放在突出位置，同时依据国际国内以 及敌人情况采取恰当方式。

一、着眼于未来的较量


　　新军事革命中的战争从 70～80 年代开始形成，并通过一系列高技术局部 战争有所表现。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强国，发现这种战争将登上历史舞台时， 便开始着眼于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战场情况，设计新的作战样式，研制新 的武器装备，组建新的作战部队。美国国防部在海湾战争报告中表白：“我 们在这次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高技术武器系统，反映了 15 年、20 年甚至 25 年 以前的军事理论和我们的成就”。这是一些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实际上也 是高技术战争的客观要求。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在薪军事革命作用下，是高技术战争进一步形
成和发展时期，它相对于 70—80 年代将走向成熟，其表现形式将更为新颖、 多样和奇特。谁准备得充分，谁就将在未来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世纪之交历来是风云际会、局势多变的时期。期间，各种国际力量往往
斗争激烈、此消彼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迅速兴起，随着 蒸汽机的应用，各种各样的机器陆续出现，冶金技术蓬勃发展，大大强化了 战争机器。拿破仑战争震荡了整个欧洲，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风起云涌，非洲 反殖民统治如火如茶，亚洲农民起义战争接连不断，整个世界一片混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 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反对 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在一连串殖民与反殖民战 争的引导下，终于爆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了空前 的大劫难。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既是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国际形势表 现出超级大国想主宰世界，然而多极化格局日趋明显，世界局势将动荡不安； 围绕经济发展与地位，领土、资源和海洋权益的斗争将异常激烈；民族和宗 教问题相当突出，区域性军事冲突将不断出现。在这些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中， 有的国家试图继续保持霸权地位，一统天下；有的国家欲抢占重要制高点， 在世界获取更多的发言权；有的国家则要摆脱控制，争取自强自立。为此， 许多国家都着眼于 21 世纪初甚至更远的时间来谋划今天的国防建设，进行战 争准备，争取世纪之初的战略主动地位。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是一大批高新技术发展趋向成熟、进入全面实 用的时期，与此同时，许多新技术还将不断出现。在这个时期，谁握有技术 优势，就意味着谁有更大的可能在战争中获胜，技术先进的国家，在 70～80
　　
年代以至到 90 年代初，只有一部分高技术在战争中得到了试用，而全面应用 将是在本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对于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运用 60～
70 年代产生的新技术，从引进或研制、生产到装备，形成战斗力，也要到本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如，海湾战争中使用的较先进的飞机、坦克、导弹等， 一般都是 70 年代前后的产品。
在未来的较量中，总的看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着眼于 21 世纪初的战略环境。包括战略格局、作战对象与任务、战 争形势发展等。这是进行战争准备的基础。许多国家认为，20 世纪与 21 世 纪之交，国际战略格局将进一步向多极化过渡，大国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地 区性冲突还会有所增多，因此一般都把应付新军事革命中的战争作为战略筹 划的基本点。执行防御战略的国家，根据 21 世纪初本国可能面临的战争威 胁，着重发展防卫系统；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则根据国际上许多地区冲突 增多的特点，发展适用于这种冲突的作战系统。美国认为，为介入日益增多 的地区性冲突，并取得在这种冲突中的胜利，陆军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只 有强大的陆军部队才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进行行之有效的战斗”。为此， 美陆军参谋长沙利文提出了要用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全新概念重新设计
21 世纪陆军部队。
　　二是着眼于 21 世纪初的战场环境。主要包括战场形态、作战力量与构成 和战争样式等。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届时可能出现的战争情况来进行战争准 备、谋取战略优势。80 年代初，美军认为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宇宙将成为 新的战场，并对地面、海上、空中战场起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于是，里根 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并不惜巨资进行研究，与此相应的还提出了空地一 体作战理论；前苏军提出战场将非常广阔，初期的交战就将在全纵深展开， 据此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理论；我军提出电子战将贯穿战争全过程、遍及各个 战场各种战斗，因此提出了电磁战场概念等。这些，都是在 80 年代初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战场形态的认识。
1991 年初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虽然有许多特殊性，但仍有许多
国家把它看成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高技术战争。人们通过这场战争，更清楚 地看到 21 世纪初战场图景，更明确地提出了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国防发展计 划，并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1)更加注重航空航天作战。一些国家认为，过去的战争，交战双方主要
限于地（海）面，空中和外空作战只起支援和辅助作用；未来战争中，作战 的主战场将转向空中和外空，地面作战的时间比例将减少。为此，许多国家 都优先加强空中作战力量，研制或购进先进的侦察、预警、作战飞机；拥有 航天技术的国家则加紧研制天战系统。
　　(2)更加重视精确制导武器的作用。新军事革命初级阶段的作战将依赖大 量的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灵巧制导炸弹、导弹火力作为制胜的主要手段。 据此，有的国家认为，精确制导武器将取代核武器；有的国家还提出了“非 接触性作战”理论，即在对方的防御区域外，以各类“远程间接火力和置于 远程距离的弹药（主要指导弹）”等来杀伤和击败敌人。可以预见，本世纪 末与 21 世纪初，导弹的种类将更多，性能将更先进，其中防空导弹（类似美
国“爱国者”导弹）研制将更为突出。 (3)更加重视电子斗争、信息斗争。一般认为，电子战已由过去的支援、
保障活动变成了独立的作战行动，它将与各类作战武器及行动密切协同，成

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制胜手段。与电子斗争相对应的是信息斗争。在战场日益 广阔，作战部队更加疏散，通信、指挥、控制等都以信息为纽带的情况下， 信息斗争将非常突出，破坏信息源、截获信息流、摧毁信息手段、制造假信 息斗争将异常激烈。为此，强化电子斗争与信息斗争手段已成为许多国家战 略谋划的一个重点。
　　(4)更加注重数字化问题。综合性很强的现代军事技术，引起了作战部队 及战场的整体性不断增强。侦察情报、部队行动、武器系统以及各种保障都 由计算机联系起来，计算机对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数据化，再将数据转化 成新的信息。作战部队、武器系统及各种作战行动则必须适应计算机这种数 据化要求，以便实现数据的自动传输与交换。因而，“数据战”在未来作战 中将上升到重要地位，并且随着部队自动化程度越高，“数据战”就将越激 烈。为此，建设数字化战场与数字化部队已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
　　1994 年，美军组建了陆军“数字化办公室”，这标志着美陆军数字化部 队建设正式纳入美 21 世纪新型陆军建设日程。作战部队与战场数字化，是新 军事革命的集中体现。

二、注重相关因素的综合运筹


　　新军事革命中的战争，弹指间就可能结束，涉及的范围也可能像蜻蜒点 水一般。然而，政治对它的制约、经济对它的约束、科学对它的牵制、文化 对它的影响、国际社会对它的作用，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任何地方发生一点 战事，信息便会立即传播全世界，随即各种政治关系就会发生变动；战略指 导者稍有不慎，就可能败军亡国、蒙受屈辱。因而，注重综合运筹与战争相 关的各种因素，是战略谋划的一个突出内容，也是打赢高技术战争的重要一 环。
20 世纪后期，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军事与政
治、经济和科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大的经济力量已是安全保障的 重要因素”。时代发展到今天，就军事谈军事、就战争讲战争的历史已经过 去。只有把战争放进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全面筹划，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种 关系可谓之小战争、大战略，就战争本身来说，由于它的“爆炸效应”，不 仅影响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而且还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 牵动作用。战术、战役和战略各层次上的活动，都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相 互作用之中。国家的军事抉择往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非军事交往，反过来 非军事交往也可能影响该国的军事抉择。因而，“我们可以把军事行动之间 的相互作用想象成贯通于各层次的垂直方向的水流，把国际间的相互作用想 象成水平方向的水流，垂直水流构成战略的纵向，水平方向的水流构成战略 的横向，它们在最高层次交汇，构成大战略”①。这种大战略具有广泛的综合 性，横向、纵向因素交错，内、外关系交织。具体地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 家，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一方面又在经济贸易上频繁往来；波斯湾、 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内部冲突不断，但又要结成各种同盟，以准备共同对 外；双边矛盾甚深，但却受到第三边的制约而不敢动武；国内政治和利益要 求发动战争，但经济、科技或军事能力不允许。诸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战



① [美国]A·鲁特瓦克著：《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83 页。

争运筹不能回避，只有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网中分清主次、理出头绪来， 才能选择较优对策。
　　1.相关因素的制约及其带来的困惑。把制约战争的诸多因素从关系网中 挑出来，即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作为 战争的制约因素，可以看到它们对战争的制约作用是巨大的，因而给战争指 导者带来的困惑同样也是巨大的。
　　从政治上看，80 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已明显的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与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甚至与五六十年代大战阴云密布的形 势已成鲜明对比。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苏联先后解体，二战后期形 成的雅尔塔体制土崩瓦解，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使得世界大战的 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在这种形势下，从客观上说，即便是发动小规模的战争， 已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但是，一些霸权主义国家，为攫取扩大的霸权利益，依然把使用战争手 段看作是有效方式；也有的国家为解决领土、资源、宗教、民族等矛盾，依 然把诉诸武力看作是基本途径。这样，战争指导者就遇到了如何发动战争、 进行多大规模的战争、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战争（包括能不能使用核、生、化 武器）等问题的困惑。
从经济上看，无论是战争准备还是战争实施，都需要以巨额资金为代价。
高技术武器装备代价昂贵，购置一枚导弹需要数百万美元，一架飞机价值数 千万美元，一艘航母要花费十几亿美元，这些昂贵的武器装备，不要说打仗， 就是平时的研制、训练、维修及管理，也需要有巨额军费作保障。平时支付 多少国防费，是一大难题；战时，由于其消耗是常规技术战争的若干倍，再 富的国家都难以支撑得起，这就使得战争指导者又处于两难境地。
美国战略理论家保罗·肯尼迪在研究 500 年大国兴衰史的基础上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 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 家在战略上扩张过分（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 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销了。 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①。事实 正是这样，苏联在 1972—1982 年间，国防费平均占其国家财政支出的 37.6
％，最高年度军费支出达 43.1％，再加上近十年的入侵阿富汗战争，使其经
济不断衰退，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以至国家走向崩溃（当然，国家崩溃不 完全是经济原因）。美国在 1976—1986 年平均国防费也占其联邦财政支出的
25.19％，使其债务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大。日本在 1976～1987 年间，国防费 年平均支出仅占其财政支出的 6.33％，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较少的军费 开支自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正反两方面说明，经济对现代战争的制约作用 增大了。
　　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增强经济实力已成为各个国家追求的共同目 标。过高的军费投入或发动大规模战争，不仅与国家基本目标不相符，而且 还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经济衰退。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随即受到联合国经济制裁，在海湾战 争中又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战后两年内，通货膨胀率仍在不断提高，人民的



① [美国]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 页。

主要食品的价格上涨了 4500％多。据专家估计，伊拉克经济要恢复到战前水 平至少需要 20 年。
　　在世界不断走向开放，经济发展日益趋向国际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 渗透、相互融合，敌国的经济损失可能影响到多个国家，并可能包括自己。 一些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或对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可能有着广泛的联系。 一方发动对另一方的战争，在使对方经济遭到破坏的同时，本国的经济也将 受到损失。这种情况对战争也有很大制约作用。
　　从科技和军事上看，科学技术水平与军事力量强弱对战争的制约更为直 接，同时又都主要体现在武器装备上。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水平高，武器 装备质量就会较高，军事能力也会较强。而军事能力强弱或武器装备优劣， 直接制约着战争的发动、作战方式、进程和结局。技术手段强的一方，可以 先机制敌，掌握战场主动权，左右战场的局势。技术手段弱的一方，为了掌 握战争主动权，就要力求摆脱武器装备劣势的不利条件，把制约因素减少到 最低限度，否则就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从外交方面看，在现代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这一集 团与那一集团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只要发生战争，就可能引起相 关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的调整变化。许多情况下， 参战国之间会构成“蝉”的背后有“螳螂”，“螳螂”背后又有“黄雀”， “黄雀”背后又有“老鹰”这样一种复杂的斗争格局。这一情况势必制约战 争的发生、规模与方式。因此，战争指导者在考虑每一个具体战争问题时， 都必须着眼干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站在国际斗争的“大棋盘”上筹划 军事行动。
在日趋多极化的当今时代，各个国家、民族、政治集团既走向独立又趋
向联合，国际关系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有人认为很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 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超级大国为进一步巩固其称霸世界的地位，将以各 种方式拉拢一些国家，孤立和打击与之在政治上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大国则 不断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希图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某些 发展中国家，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或谋取地区主导权，在许多方面则会迎合或 满足超级大国要求，与之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因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动 战争，都有可能引起第三国、第四国甚至更多国家的参预。可见，当今外交 对战争的制约力非常之大。
2.在两难中运筹和通常遵循的原则。上述多种因素对战争的约束，必然
迫使战争指导者在行与不行、好与不好、这样或那样之间，甚至在既不能这 样又不能那样的两难窘境中徘徊、运筹。当实施战争时，既要按照政治的要 求运用战争、指导战争发展，又要谨慎地使用武力，以避免把国家引入全面 战争的危机，或避免陷于持久战的泥潭。
　　国家既要给予国防必要的投资，以尽可能地满足国防需要，又要避免过 大投资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对此靠估算或有过多的随意性都是不科学的， 或者说只在“黄油和大炮”之间权衡、选择已显得不够。有限的军费，如何 合理、科学地使用，必须经过一番艰苦而复杂的筹划。这其中至少要涉及到 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目标、军备发展、预算等各个方面。
　　就战略方针来说，是有效防御还是进攻；是陆地防御还是近岸防御、远 岸防御？就战争准备而言，是准备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是准备进行一场 局部战争还是准备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美国曾在 60 年代准备打两个半
　　
战争，在 70 年代准备打一个半战争，而在八九十年代只重点准备打低强度、 高技术战争，它是从战略环境和本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出发作出的这种抉择。 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军费还非常有限的国家来说，也必须在各种战争方式 之间做出选择，把军费有重点地投向某一种战争方式。美国战略理论家 查·J·希奇说，我们不能准备打一切种类的战争，但我们却或许能准备打一 种以上的战争。就军备发展来说，是重点发展还是均衡发展；就某一军种装 备来说，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必须做出恰当的选择，在战略上统一筹划。 预算则更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是指令性计划，还是由下而上的申请； 是全军统一预算、集中使用，还是各军种预算，尔后平均、分散使用。60 年 代，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根据“三军之间争夺预算”、“其结果是混乱 一团”的情况，采取一揽子计划，将经费统一计划、分配与管理；把收入和 支出、费用与效果联系起来，把近期计划与长期计划协调起来；并对一揽子 计划进行滚动式检查、修改；同时，还将军费划分为研究和发展费用、最初 投资费用和每年活动费用。这对美国 60 年代以及后来的军费管理产生了良好 的作用，对此有入称之为“麦克纳马拉”战略。但官也不是尽善尽美，后来 美国又有不少人批评麦克纳马拉战略，说这种战略太重于定量而疏于定性分 析，因而有许多失误之处。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战略运筹程序和方法肯定 会有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处于两难或复杂矛盾之中。那么，在诸 多制约因素、诸多矛盾之中，怎样运筹、决策呢？一般来说，主要遵循以下 原则。
(1)利益原则。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无论是什么性质的
国家，它在运筹战略问题时，都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尽管有多种因素对 战争起制约作用，国家最高决策当局处于各种矛盾之中，但为了国家利益， 在使用其他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战争依然被当作重要手段。
不同的国家、阶级、政党、集团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因而其所进行
的战争在服从国家利益要求上差别很大。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所主张的是本国 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本国利益出发，它可以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谋求本国的利益。为了使这一利益观合理化，西方国际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 派提出所谓权力政治论。他们认为，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是争夺权力的斗争， 国家利益是以权力来规定的，政治家的“思想和行为均以由权力来划定的利 益为出发点”①。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将国家利益与权力相联系，抽掉了国家利 益的阶级的社会的内容，抹煞了国际政治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 动的本质区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相互角逐权力的关系，这就为帝国 主义国家推行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扩张政策，任意损害其他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提供了理论根据。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利益观的支配下，美国认为，世界各地的政治、军 事活动，都“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并声明“在美国重要利益可能受影 响的地方，美国必须有捍卫其利益的决心”。美前总统卡特在 1980 年 1 月的 国情咨文中说：“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认为对美利坚 合众国根本利益的侵犯，这一侵犯必将遭到反击，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等一切 必要手段。这一政策就是所谓卡特主义”①。美前总统里根、布什都曾反复强



① [美国]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8 页。
① [美国]迈.曼德尔鲍姆著：《国家的命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6 页。

调，“世界没有任何地区超出美国关心的范围”，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 力量应付全球任何地区发生的暴力行动，“在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受到了威胁， 非动武不能解决问题时，毫不迟疑地使用有限武力”，美国在入侵巴拿马之 前，认为在巴拿马运河和在巴公民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要么撤出巴拿 马，要么是用尽一切办法呆下去”，“但美国又不能撤到同巴拿马相似的关 塔那摩湾”，因而除了用武，“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②。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布什总统即发表讲话说：“伊拉克占领科威 特，并企图通过恫吓或侵略支配沙特阿拉伯，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 真正的威胁，美国需要对此作出明确的反应”③。克林顿总统上台不到一年就 多次宣称，在地区危机和冲突威胁到美国重大利益时，美将果断地使用武力。 这些都充分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为全球霸权利益，当全球霸权利益受到 挑战或与之相对抗时，便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因而用武不仅是可 能的，还是“正当”的。为了适应其“保卫国家利益需要”，美国政府认为， 人权、核武器扩散、贩毒、恐怖活动等，已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美国完 全可以干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预行动提供口 实。可以想见，由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大化，发动战争的次数也必然增多。 与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利益观相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在处理 本国利益与别国利益的关系上，主张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不去损害其他 国家应有的正当利益。邓小平在 1989 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 都关心自己的国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①但我们是以 “国家之间在不改变和不触及各自社会制度和利益的前提下，在平等和自愿 的基础上，以非军事的形式解决争端和处理相互关系为准则。它不要求任何 国家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相反，它承认并尊重现存 的各种差异以至分歧，承认并尊重各国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
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存、共处，争取共同繁荣”②。
　　尽管不同国家对国家利益认定和追求不同，但都要以某种方式维护它所 认定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共同的。当国家重大利益受到损害时，如果使用 战争手段，将受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多方面的制约。但两害相权从 其轻，国家重大利益是关系到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要害利益，不对其维护将后 患无穷。在采取其他方式不能制止这种侵害时，战争手段则势在必行。
(2)最小最大原则。在约束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运筹战争问题，要用最小
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就是最小最大原则。当然，这只是就总体来说、 相对而言，在某一方面最小，比如“军费最少，这样就可能使选择方案减少， 以致付出更高的政治和经济代价”③。最大是相对的，因为实际上不可能选择 一种政策，它能够既把收益增至最大限度，同时又把费用减至最低限度，因 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诚然，在比较政策甲和政策乙时，偶尔也可能 出现甲的收益大于乙，费用却小于乙的结果。但甲的收益不会同时大于所有 其他政策而费用又小于这些政策，因此甲不会既使收益增加到最大限度，又



② [美国]鲍勃·伍德沃德著：《800 天三次出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6 页。
③ 《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 页。
① 《人民日报》，1989 年 11 月 1 日。
② 宦乡：《和平、合作与发展》，《人民日报》，1984 年 11 月 2 日。
③ [美国]大卫·B·H·德农著：《战略的约束——西方安全经济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5 页。

使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从总体上对相对性的最大效益总是可以追求的。 根据一定的目的，将各种方案和要素进行排列，尔后再进行系统数量分
析，则是保证实现最优决策的基本方法。比如，用 100 亿美元购买两种不同 的飞机。一种是性能较好，但价格较贵的战斗机；另一种是性能较差、价格 比较便宜的战斗机。显然，购买前一种飞机则数量少，而购买后一种飞机则 会数量多，从而增加截击和空战的次数。究竟购买哪一种飞机，需要对以下 几个问题作出准确的答复。A、用 100 亿美元能采购和保养多少较廉价的飞 机；B、飞机的架数和各种性能在截击中相对价值如何（即能与什么飞机对抗、 效率如何）；C、性能较好的飞机优越到什么程度（与后一种飞机执行同样任 务，效率如何）。对这些，既要聚集一批“专家”进行估测，又要进行系统 数量分析，特别是要将地面防空、预警、侦察等与飞机相配合的作战系统加 进去分析。美国海军 2000 年兵力规划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制定的，其海军战略 是为保障美国的总目标和军事战略的实现，海军应具有全球作战能力，有足 够的攻击能力和支援能力，可以在地中海、太平洋以至前苏联的海域作战。 根据这一战略，美国普列萨奇公司首先根据不同的预算条件提出 3 种规划方 案，然后利用计算机作战模拟方法，模拟保卫海上交通线、本土防御和防御 性攻击的各种海上冲突，并根据各次交战结果综合出总的兵力需求。最后， 以经费和兵力需求作为选择的出发点，再参照能否维持稳定，能否遏制危机， 能否阻止全球性战争以及风险度的大小等判据综合考虑，在 3 种兵力规划中 选出建立 600 艘舰船的方案为最佳方案①。这种方案投入较少，而效益较优。
运用最大最小原则自始至终贯穿着经济分析因素。
　　A、选择目标。目标的选择具有根本意义，如果选择失当，就不能得出正 确的分析结果，甚至南辕北辙。
B、途径筛选，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呢？应当说，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在确认所有方法后，按最优原则对每一种方法进行筛选，对那些根本无法完 成任务或费用太高的方法进行淘汰。
C、全程费用计算。每一种可以采用的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一个
系统，都会带来某些费用和消耗某些资源。费用是分析中的负值，必须进行 全程计算。比如为增大防空能力，对“准备购买飞机”这一途径进行费用计 算，它包括采购费用、设施费用、训练费用、消耗（损耗）费用、每年活动 费用，以及维修保养费用和可能换装费用等。当然，费用低的系统不一定是 最适用的。这就要将影响每个系统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建立数学模型，进 行综合评定与比较（主要是投入、效益、资源和目标之间的关系），以此选 择某种系统，并预测选择这种系统会带来的后果。
D、确立系统“标准”。由于各系统或方法的内容不同，有时很难进行比 较，这就要确定一个可资比较的“近似”标准。选择一个适当的经济标准， 往往是规划系统分析时的中心问题。其基本原则是，在各种不同费用的条件 下选择效果较大者，或者在保证达到目的及要求条件下选择较经济者。需要 指出的是，效果较大者，不一定最不经济。比如，新装备往往比旧装备昂贵， 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新装备就不经济，如同在工业中使用现代化的更昂贵的 设备，并不一定就不经济一样。
(3)实力原则。各种因素对战争的制约，归根到底还是力量问题。一般地



① 《世界军事年鉴》1991 年，第 240 页。

说，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越强大，战争受到的制约力就越小，筹划战争的 自由度就越大。因此，许多国家对战争的运筹，特别注意从根本上增强战争 力量，即以发展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并保持经济与军事的协调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已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战争能力与 综合国力，即与国家的总体实力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国家的强大已不完全 取决于军事实力。美国在世界上是超级军事大国，但由于长期保持和发展过 大的军事力量，80 年代下半期以来，每年的军费开支近 3000 亿美元，致使 债台高垒，国力日衰。前苏联由于在阿富汗战场深陷 10 年之久，致使经济衰 退，国家四分五裂。而日本、德国，由于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只要允许其 发展，很快就可能成为军事大国。这种反差虽然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军费所占 国家财力不当引起的，但这确是一种重要因素。“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 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①。国 家经济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不仅影响到本国军事力量强弱，还会使全球力 量结构发生变化。据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 是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发展综合国力”共同的口号。邓小平曾指出，衡量 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②。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 科学技术的竞争”③。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菜恩，采用 数学方法，从国家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五 个方面对各国综合国力进行评估，提出了著名的克莱恩方程。他对 1978 年世 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价的分值是：苏联 458；美国 304；巴西 137；联邦德
国 116；日本 108；澳大利亚 88；中国 83；法国 74；英国 68。我国学者、军
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黄硕风运用动态方程，对综合国力进行动态性量化， 得出 1989 年和 2000 年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评估值（见表 01）：
表 01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发展预测④
序 国别 1989 年综合国力 年增长率（%） 2000 年综合国力 1 美国 593.33 2.7 816.85 2 苏联 386.72 4.4 64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