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生明，号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系曾与蒋介石争夺过中国统治权 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福将”。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 叫他为“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哪里有福享就那里去的人”，这是 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
《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 料选辑》第四十辑上，国内外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 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线救国”的。但谁也不会料到，他能 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在新社会欢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节。
我与唐生明相识五十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对他的情
况，了解虽不全面，但在与他相识后的 50 多年中的一些活动，还是知道一 点，我写这篇东西，是为了对他的怀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对他的误解。
　　1934 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 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
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戴笠再三叮嘱我：“以后
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他还补充了一句：“不 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时遇 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唐生明，他记 在一个小手册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的话，
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到国家大事与时局的。临分
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 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
些小事找过我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 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 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 是要他拿出五百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 接到他让我马上带五百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
他决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
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 我把回声喇叭叫了两声，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 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 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员都出来看。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
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
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 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 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 来了，作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认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入一
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他才高高兴兴
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 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 年初，他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
令，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 feng 悌对调到了常德， 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 他和他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我连连 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
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一位
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 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遇事都去向他请求。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 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 罗嗦，希望我去。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
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
他们三人都向戴笠说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 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我去不到两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 担任了处长。戴签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 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
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 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 长去见唐。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 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
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
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 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 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 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
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
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 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
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
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 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 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作准备，果然第四 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
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 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 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 把长沙警备司令 feng 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
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 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 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 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

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 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
把全城都跑遍。 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
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 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
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廿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
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 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 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 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
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
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 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 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
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
绝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 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 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就照样秘密抓共产党。
　　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 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
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 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二




　　我记得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 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 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唐生明军服 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捡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 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 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他们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
　　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 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 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 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
　　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 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
他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他狠狠地吸了两口

烟才反问我：“你猜猜是送谁走？”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 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有能猜出， 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 共产党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他连连点头。我当时真有点惊异，一位共 产党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上将副部 长）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 向军统局作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 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 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 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 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枪支弹药等缺少，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 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岗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 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 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 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 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共产党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 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 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去斤斤计较，当时一些爱抓权的主管官 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执行；有时则批交主 管官拟具办法呈阅后再决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往往只批两个字，如交参 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从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
办得如何。有时部下主动去找他汇报办理情况，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
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受骗。 而最使得他代人受过而深感头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
为常桃（桃源）警备司令部时，按组织规定，可在桃源设立一代行司令部职
权的办事处，原任桃源县长刘某，因在县长任内，任意鱼肉人民，被人告发 而撤职。他一听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 便不惜花大本钱，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 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赶去力争不可再让
刘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在第二行政专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听了很 多人的话，说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不会再乱来，一定会小心谨慎工作。我再劝 他也不听。
　　最后还是发表了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 有许多地方比县长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 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能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 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 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 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 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马上把刘某扣押交军法处，自己先处理好站稳脚 跟，唐还在犹豫时，得过刘好处的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刘，他便携老 婆连夜潜逃。我一听到这消息，只在电话中告诉了一下住在离城二十多里的 唐生明，他让我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过无法作交代，他同意了。 我估计，他们一定逃云南，因一可以出国去，二是云南在龙云统治下不能随
　　
便去抓人。我利用军统关系，找到很快的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老婆一下车 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 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 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 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 揆彰，却早就想找岔子并调常桃警备司令部，因霍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统骨干， 陈和戴笠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笠有关，特别对唐的生活作风不满，唐又不 向他低头。看到桃源发生草营人命的事，唐自请处分竟没有一点表示，还是 照样在常德花天酒地，他便通过陈诚等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 备总司令和二十四军在这一带驻防，常桃警备司令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们要求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德治安留 一个稽查处就可以了。这也是对唐的一种处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霍 揆彰本想借此机会把稽查处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各地的稽 查处和警察局一贯是由军统人员担任，他无法抓到手。便将稽查处改为常德 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当我把这一情况向戴笠和军统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急电让我转给 唐生明，说有要事面商，希望接电后即去重庆。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 命令后，正感到苦闷时，得到戴笠电报，便叫我复电，说他先回东安老家去 看看母亲，就跟着去重庆。结束工作，全由副官处长吕某代为办理。
　　我把唐送走之后，霍揆彰表面上对我还客气，不久，我的几个部下因 检查难民时强行没收一家上海难民的金条，我开始还不相信，他们竟敢如此 大胆，只把他们扣押在稽查处办公室内，没有送到监狱。不料一夜之间，竟 逃跑五个，只留一个有家眷在常德的没有跑，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和军统局 闻报，都派法官赶到常德进行调查，审讯未逃的一人，结果虽查出我未参与， 但还是认为我管教部下不严，我便自请处分，戴笠便决定调我去重庆，改派 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重庆见到戴笠后被他骂了一顿，他还听了许多不实的事，经我解 释后，才没再骂下去。隔了几天，我到军统局去又见到了戴笠，他告诉我， 唐生明已来渝，乃即往见。
唐告我，他将有一特殊重要任务，戴笠还准备好让我去充当他的助手，
他这次谈得很含糊，我只大致上估计他将去沦陷区工作，而我告诉他，已决 定让我去上饶第三战区编练处训练便衣混成队，他说：“任务是一样”，我听 不懂他说这话的含义，也不好详细问他。



三




　　唐生明把徐来、张素贞暂安顿在东安老家，自己一人先去重庆。戴笠 陪他去见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要他去南京、上海工作，说这是挽救民族危 亡，战胜日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只有他才能有条件完成。唐听了很高兴。因 为这特殊任务当时真只有他具备这一条件：—是要有胆量；二是要有种种人
　　
际关系。否则不是去送死就是坐大牢。唐因他大哥关系过去与汪精卫有过往 来，而与周佛海、叶蓬、褚民谊等汉奸头目都是要好的朋友。
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比后方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
最爱吃、喝、玩、乐，若说他是受不了后方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投敌，许多 人是会相信的。当时他大哥唐生智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是很坚强的抗 日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外人不知他是负有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 同意弟弟去当汉奸，兴许还有过去不满他的人，以为是他派弟弟去和汪逆联
系为自己谋出路，这将置他于何地？两兄弟为此事几乎吵了起来。
　　唐生明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心甘情 愿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 亲自去拜访他，唐生智仍旧不同意让唐生明去，并说了许多讽刺戴笠的话， 戴笠对这位国民党的老前辈莫可奈何，只好请蒋介石亲自来做说服工作。蒋
介石便给唐生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以国家民族为重，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
同意，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恳求他写封信给汪精卫，因他俩过去关系很不 错，唐生智一听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的头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去 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来攻击我，我如何自圆 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见到汪精卫等人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们
往来。”
　　为了假戏真做，还得由唐生智出面登报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才 行。当戴笠派军统局人事处长李肖白去见他，说等唐生明一到南京，南京伪 广播电台和报刊发表这一消息时，重庆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得立即发表一则 他和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的消息。唐生智余怒未消地对李肖白说：“一切都
是由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商量，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李肖白
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戴笠又亲自赶去看他，据说唐生智还是讽刺了戴笠几句。 戴笠虽然很生气，但还得利用他这块老招牌，以达到假戏真做的目的。
当唐生明到达南京，南京国民党汉奸组织也有一个中央社，立即发布
一篇新闻，标题是《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内容如下：
　“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 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之 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 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
　　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 于踢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
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940 年 10 月 4 日，南京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还逆精卫以伪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 “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正在这时，重庆方面也于 10 月 10 日到 19 日连续在“中央日报”等大
报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全文如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诚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 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 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紧接着，重庆国民党政府也对唐生明“叛国投敌”发出一通“通缉令”，
这场假戏做得十分逼真。

　　唐生明在南京停留了一个短时期便回到了上海，因为他从香港到上海 后，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 24 号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周佛 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
　　唐生明开始还不知道：不但汪精卫认为他是蒋介石派去准备以后汪蒋 合作的代表人物，连日寇方面也曾研究过，蒋介石派这样一个人去是为了将 来中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人可以出面来谈和谈条件，是预派的“和 谈代表”。所以他在上海不仅仅军统地下工作人员奉戴笠之命要保护他，连 汪逆、日寇也要保护他。但他当时不了解，开始还是提心吊胆过日子，戴笠 交给他的三个任务，他一个也不敢执行，而是整天去吃喝玩乐，以避免敌伪 的注意。
　　戴笠当面交给唐生明的任务：第一是要他运用过去与汉奸的关系掩护 军统在沦陷地区的工作，并在他家中安置一部特工电台；第二是对汪伪组织 中一些重要官员多接触，必要时可透露蒋介石能原谅他们，并关怀他们、理 解他们投敌是不得已的；第三是要利用敌伪的力量，去消灭在江南的新四军 和其他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戴笠再三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并说看来最困难，但也最容易，因为日寇，汪逆都是反共的，同一目标，可 以采取统一的和公开的手段进行??。唐生明认为最不容易进行的是第三项 任务，很快他就体会到戴笠的分析太正确了，因为日伪也把新四军当成“心 腹之患”，他们也想和蒋介石军队取得默契，三方面联合起来对付新四军。1941
年 5 月，汪伪政府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由汪 逆亲自担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 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
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负主要责任的军务处处长。
　　这个会在四月间开始酝酿时，李士群便找唐生明研究，一再表示让他 去负责军事方面工作，无疑是利用他能与蒋军配合，唐最怕要他担任实际工 作，一直没有同意。后来他把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要他 负责军事等向重庆密报后，蒋介石指示戴笠转告唐应当参加进去不能推辞，
并规定他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利用日伪这一支武装去消灭新四军和中共领导
的其它地方武力。所以李士群最后一次提出时，唐就同意了。 这个委员会是集汪伪组织中所有大汉奸于一体的，委员中几乎把各院、
部长、省长和什么司令官，特务头头等都网罗了进去。
　　1941 年 6 月中旬，汪精卫召开了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会上决定以 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一个月后，清乡委员会便成立了办事处，实际上 是把南京的整个清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搬到了苏州，办事处主任由 秘书长李士群兼任，汪精卫并指定军务处长唐生明兼办事处副主任，协助李
工作。七月初，李士群和唐生明为了表示决心认真工作，都把家从上海迁到 了苏州。
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当时划定是东自昆山沿京沪铁路到镇江，南边包
括太湖沿湖各县，北边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 也就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
　　清乡办事处指挥领导的伪军，大部分是过去日本人历年来所收编的土 匪改编成的保安部队，共有好几万人，分散在各县，原来一直是由日本人领
导，这时名义上是交给办事处实际上还是掌握在日寇手中，这些伪军头子一
向认贼作父惯了，他们心目中对后来居上的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并不买帐，

有些不愿当奴才的奴才，而愿直接与主子打交道，汪逆和李士群也很清楚这 一点，所以并不硬性去指挥他们。
另有一些部队则是南京伪政府成立后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部队有不
少是国民党蒋军中的军官率部投敌后扩充起来的，也有些是后来招募的。这 些军队虽同样受日本人控制，但和汪伪政府的关系就与地方保安部队要不同 些，比较听话，汪精卫提出的所谓“建军”，就是要建这样的部队。
　　在这些新建的部队，除了一些是从蒋军中投降过去的外，唐生明还从 被俘的俘虏中去挑选，特别是由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中被俘的军官，
几乎都由他选出后保荐到伪军中去当骨干，以巩固他在伪军中的个人力量。 在实验区内有几个日寇的联队，这是清乡的主力军，他们不能随便指 挥，一些星散的地方武装抗日部队，日本人总是让伪军去对付，以实现中国
人打中国人的目的，只有发现了新四军主力时，他们才愿去打。



四




　　苏州办事处组织庞大，职员有三、四百人。办事处的真正负责人，是 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他也是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晴气担任 办事处顾问后，梅机关也在这个地区设立专门机构，由晴气领导。另外还有 一个金子大佐，则是日本另一特务机关派去的重要特务。此外还有日军派去 的几个校级参谋，如大野少佐，小笠原少佐，这些人与日特机关都有密切工 作关系，办事处一切工作，都得先向这些日本顾问请示，事无巨细，他们都 要过问。他们控制的办法很毒辣阴险，在许多公开场合中，他们总是让汉奸 们出面做样子，实际上一切都早由他们决定和安排好，只通过汉奸去执行。 特别是要出面作恶人时，都由汉奸出面，有些使群众反感不大的，他们才愿 出面，以此收买人心，使一些比较单纯的人认为日本人比汉奸要好一些。
　　当时办事处虽有大批日伪特务人员，却很少能搞到有关新四军活动的 情报，唐生明通过军统在那里的组织，反而可以得到一些，他报到重庆后， 戴笠奉到蒋介石指示，要唐生明绕一个圈子，作为他运用的人得到了这些东 西而送给李士群与日寇，好让他们派部队去进攻新四军。像这种罪恶活动， 我在帮唐生明写回忆录时，曾多次请他能具体详细一点，他再三回忆说这样 的事有过好几次，但都不是新四军的主力，而是地方人民的抗日武装。他不 但奉命要设法让日伪军出动去攻击，还曾奉命叫他通知军统领导的“忠义救 国军”去夹击和堵截，但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对方的消息很灵通，老百姓一 看到敌伪军出动，就星夜兼程送信去，往往敌人赶到只是扑一个空。当时李 士群常和唐生明密谈，他们完全知道没有力量能消灭新四军，只希望新四军 能自己离开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不再来这个地区活动就可以作交代了。两个 多月以后，新四军作了战略转移，大部队向苏北方面安全转移，他们便借此 大吹大擂，说什么“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胜利，实验区内已无 共军”。这一捏造的假成绩连日寇也相信了，同样向上级去请功，日寇驻南 京的派遣军总司 tian 俊六也信以为真，决定亲自到苏州来视察。
八月底，前后由铁甲车严密保护下，tian 俊六的专车，驶入苏州车站，

李士群想抢先上车去迎接，却被日卫兵挡住，叫他在月台上等候，tian 俊 六好像故意来测验一下奴才们的耐心，他在车厢内观察了好一会儿，才慢慢 地走出来。他刚一露面便是一阵欢呼，李士群这时才能赶上去向他行礼，接 着便介绍唐生明等几个重要官员和他见了面。
　　tian 俊六下车后先在车站附近检阅了一队日军之后，才由日伪人员簇 拥着去到苏州宫巷的办事处，李士群亲手把许多所谓“功绩”的报表恭恭敬 敬地呈送给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便交给了他的侍从参谋。李士群原来准 备的长篇口头报告，一看到他这种神气，只好改为几句简单的颂词，说明“清 乡”能取到一些成绩完全是依靠他和日军的“神威”才取得的。tian 俊六 听了总算笑了一下，也勉励了李士群几句，李士群便感到极大的满足了。
　　在盛大的午宴之后，这个敌酋便在前呼后拥中驱车在苏州城内绕了一 个大圈子，并在几处名胜古迹处玩了一下，便算是“实地视察”完毕。李士 群为他忙了几天准备好的住宿处，他连去看一下都没有兴趣，迳直到日军小 林师团长处去过夜，没有给奴才赏一点面子，弄得李士群很为难堪。
　　tian 俊六这么匆匆地看了一下之后，第二天上车前表示了几句比较满 意的话：他认为经过“清乡”以后，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过去的确不同得多， 也认为伪军毕竟是地方部队，能很好地在日军带领下作出成绩来。
苏州地区经过 tian 俊六去打气之后，日伪军官们更加“积极”，而在
这个区内的人民就更加遭殃了。虽然日伪军出动更为频繁，但却没有能找到 新四军的部队，偶尔缴回一些破旧抢支送到办事处，说是消灭了多少“新四 军”。
　　到了 1941 年 9 月中旬，汪精卫刚率领大批汉奸去日本朝拜天皇回来， 听说 tian 俊六都这么重视苏州清乡实验区的成绩，还亲自光临视察，也决
定要亲自去看看。李士群得到这一消息，又大忙特忙准备一番。他希望汪逆 这次视察比 tian 俊六更要满意，并准备发动大批群众来一次空前的热烈欢 迎。
　　由于汪精卫决定要乘坐日本天皇赐给他的那架专机去苏州，以显示他 的身份，所以苏州机场得重新整理。在他到达那天，从早上起，机场通往城
内的那条道路便封锁起来，不准人民通行。沿途如临大敌地作好森严警戒， 李士群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情报，新四军派了便衣队到苏州活动，使汪 逆到苏州时，更紧张异常。
　　汪逆的专机抵达苏州时，舱门打开，完全出乎欢迎者的意外，从不穿 军服的汪精卫，这次竟穿上大元帅戎装，佩带上将领章，他为了表示他的政
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所以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 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看上去不伦不类。
　　汪精卫虽是文人出身，但逃到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后，却完全要模仿蒋 介石，除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集于一身外，什么都由他领导，连称呼也
要和蒋介石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主席”，而要人叫他“委员长”或“领
袖”，因他也是兼任南京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样规定：伪军官兵 听到别人提到“委员长”和“领袖”时，也要象对蒋介石一样，站着要“立 正”，坐着要起立，以示敬意。
　　李士群得到汪要去苏州视察的消息后，马上找唐生明商量，叫他专门 安排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好让汪多过一下“委员长”的官瘾，因唐生明
看到过蒋介石检阅军队的场面，李士群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套是外行，

所以决定由唐担任大检阅的总指挥官，一切由他去安排。 唐生明听到那次随同汪去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本顾问，他们
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中昭是少将外，其余几个都是大佐、中佐。
唐生明在苏州穿军服时，一向是挂中将领章，因他是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中 将委员。那天他考虑再三，感到一个中将要向日本少将、大佐、中佐去敬礼， 实在说不过去，既担任总指挥官又不能不穿军服，临时他只好降两级配带一 副上校（相同于日军大佐）领章。当时驻在苏州的伪军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
是少将，一看唐生明在预习时挂上校领章，他那敢挂少将，也赶忙换上一付
中校领章。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忙劝他不必这样，怕日军顾问不高兴，唐 生明和刘培绪还是坚持降两级好一点。当时重庆方面的报纸，曾刊出唐生明 挂校级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的照片，说明唐投敌后要降级录用，还得 向日军官去低头。
那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比较整齐一点外，其余是些拼凑
起来的保安团队，共有好几千人，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 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次天 大的笑话来。原来汪一向穿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习惯地把帽子摘下来 拿到手中，频频点头就算是答礼了，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
礼时，这位站在台中央的“大元帅”却手忙脚乱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准备去
摘那顶镶金边的军帽时，一看到站在身边的日伪军官都是举手行军礼时，他 才恍然大悟，赶忙把手指伸直，从帽顶落下来停在帽檐侧面，显得十分不自 然，但总算没有把帽子摘下来，丢丑还丢得不太厉害。可是香港等地报纸还 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描绘成为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看到自己有了那么多军队，十分
高兴，又不顾疲劳集合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他的讲话是有名的，不用讲稿， 竟滔滔不绝地又讲了一个多小时。
一套汉奸卖国贼的狂吠乱叫之后，部队向他敬礼时，他差一点又准备
用手去摘帽答礼。 第二天，汪精卫按计划率领日伪军官进行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
到长江边的常熟等地时，唐生明陪他坐在一辆有避弹装置的保险汽车内，倾 听他死心塌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而又有一套漂亮的口头禅。他说“过去国 民党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没有反得了，今天能把日本人也拉下水来帮我们反 共，这又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就没有敢提到，拉日本人下水反共，付出的
代价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他没有去想：他将成为千古罪人，而
只图安享目前的残羹剩饭。 从常熟过白茆口、支塘时，当地都有许多老百姓被逼去迎送，他看到
那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有气无力地摇着小旗，还很得意，并让随 行摄影师摄下那些镜头，在报纸上去宣传，形容为“万人空巷，夹道欢迎”
的“空前盛况”。




五

　　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具有特殊兴趣。1942 年 1 月又第二次去巡 视，4 月间又第三度前往。到了 1943 年 7 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 第四次去检阅，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帅服或白色海军上将服，照例得检阅军 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所谓成绩很重视，并总结出一套经验，还决定扩大清 乡区的范围。1942 年后，便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藏卓 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盐城、高邮、如皋??等县，任务是负责 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 放地区推进。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在城市内却比以前更 不安宁。汪精卫便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了“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 任由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担任，负责“清剿”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新四军便衣 队。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上海一些认识唐生明的人常和他开 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清到大马路上来了， 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消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伪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 汪精卫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将高冠吾调职，于 1943 年
1 月，以李士群兼江苏省省长和江苏省保安司令及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 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于李士群一身。
　　李要唐生明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 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 1943 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清乡纪念章”，明令颁
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地方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 中间是井田嘉义，四周缀有“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 三种，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质的。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不仅军事是采取一致行动，其它方面也 是一鼻孔出气，当时上海一些大汉奸见到唐生明时，都对蒋介石发动“皖南 事变”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高明”的措施。
当时上海一些汉奸办的报纸上，时常刊出一些什么“渝共冲突激化”，
“渝共两军时有摩察”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消息时，他们总是站在蒋介 石一边，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是一家人。据唐生明回忆，他在沦陷区与李士 群、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等大汉好头目个别交谈中，他们都感到共产党的 可怕。总认为迟早他们会和蒋介石达成合作协议。而实现汪、蒋合作最大的
障碍，便是共产党。
　　约在 1942 年冬，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 破坏，区长陈恭澎也被捕。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得 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特区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密电稿： 内容是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
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
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 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 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他们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因当时军统 上海特区正热衷于搞这些活动，由于于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重
庆方面的重视，可以拿这些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至于沧陷区老百姓
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绝不是上海特区特务们

的口气，那一笔不整齐的笔迹，更和唐生明差不多，李士群等便肯定这电稿 是唐生明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不再去沦陷地区暗杀 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去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顾问看到这内容也十分高兴； 但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既与重庆方面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深切切系，为 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或多少透一点风也算够朋友的。唐被发觉 还一个劲的矢口口否，李士群便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他。
　　李士群在深夜让唐生明和他妻子徐来一同回到上海，说有要事面商， 唐已风闻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但也好硬着头皮去。一到上海，便看到 李士群特工总部的一个杀人魔王傅也文去车站等候他，唐生明想乘自己汽车 先送徐来回家，傅板面孔坚决不同意，而让唐生明夫妻乘他的车，一直驶往 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唐夫妇一走进去， 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张素贞，当时唐和军统联系，是利用开设在他家附近 一家杂货店来接头，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上海特区被破获，这杂货店 和张素贞也被卷入进去。
　　李士群一见到唐生明，劈头就谈陈恭澍被捕及牵涉到他的问题，语气 中很有责怪之意。唐再三解释，还是只承认过去与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 作那一套老话，这次李士群却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对证，经再三威 胁，陈恭澍也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
　　李士群很耐心一再说明，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只要不避开他， 把他也当成要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谈。唐生明被问得急了，便大声 嚷嚷：“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李很重视这句话，因从那份电 稿的语气上也可看出，不是部下向上级作报告，而是朋友相劝告的建议性质。 当时，唐在上海可海利用几处电台与重庆联系，许多都是向戴笠汇伪日伪方 面的情况的，电报发出后，便将电稿焚毁，只有这份通过上海特区发的电报， 是建议不要再搞暗杀，电稿还存在上海特区，正好被他们查出，这对唐生明 是非常有利的。
　　李士群见陈恭澍坚决表示没有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有往来，只代他发过 这份电报，还是辗转送给他的。李只好让人把陈带走，才慢腾腾地对唐生明 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先汪有电话来，让送你们去南去见他，你 当面去向他谈谈吧！”当晚，唐生明、徐来、张素贞三人便被一同送往南京， 第二天到车站去接他们的有几个佩参谋衔的日军参谋官，唐生明以为这一下 完蛋了，这几个日军参谋官肯定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们得知这消息，也到 车站想把唐生明三人接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当时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连汪精卫、李士群都无法帮助，这几个日本人的出现，肯定事前连李士群都 不知道。
　　随李士群送唐群送的人员有李士群的翻群夏仲明，日语很流畅，他忙 把这几个日军参谋拉到一边，鬼鬼崇祟谈了一会后，又把李士群拉过去谈了 一会儿。看样子，日本军官态度很坚决，李士群只好用无可奈何的神情同意 让日本人把唐生明带走。
　　几个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 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便带他去到参谋部。这时唐见到过见认识的都甲大 佐、延原中佐和从上海赶来的市川中佐（上海登部队十三军参谋）三人早等 人那里，使唐生明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一见到唐，都非常客气地热烈和他握手。 他们先安慰他一番，叫他不用害怕，还连连称赞他那份电报提出的建议很好，
　　
最后才由都甲大佐正式向他谈出：“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找蒋介石阁下有关 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到这你 来谈谈。”稍停一下，便接着谈到唐能够到南京来工作，他们很欢迎，可惜 没有早点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尽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 保留下来，由他们来负责保护。还说南京政府决不敢难为他，一切由日方作 主，要是没有专用的电台，还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他们这一番话，真使唐生明感到十分惊异，这完全出乎的预料。但他 又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不可上当。
　　谈了一会儿，他们见唐没有明确表示，也看出创见还有疑惧，便又陪 他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他见到唐也非常客气，除了重复都甲那一套话 之外，还更坦率地说：“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希 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
成这一任务。”他越谈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地恭维了一番，并反复
说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 很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最后他还谈到已决定要经常派人与唐保持 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安全，保证他人工作能顺利进行。同时对唐建议 重庆不要再去暗杀个别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
十分赞赏。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唐生明既害怕又高兴，他慎重考虑，应如何答 复他们，因为与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们是只讲利害而不讲交情，稍不合意 马上反脸无情，随时可以杀头。
　　在河边一再提出要唐生明充当和谈任务时，他最后也不便再推，只好 说：“我在重庆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也能见到蒋先生，我愿意和你们一起
先研究一下，再去向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这一不亢不卑的答复，他们也不便再勉强谈下去。河边便陪他去见司
令(火由)俊六。
　　(火由)俊六在苏州见过他见过他见他就客气得多了，因为情况他也知 道了，便又重复河边等人的话勉励了他几句，告辞出来。河边招待他吃了一 顿午饭便让他回到李士群家中。
　　李士群又恢复了过去一样亲热，他还是建议应当去见汪精卫，向他报 告这一情况。



六




　　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逆时，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头头这么重 视他，他对汪也满不在乎了，汪也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见到唐的时候，现 出一脸尴尬相，他知道日本人有了他并不满足，还在设法要与蒋介石去联系， 这无形中说明了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份量是有限的。他当然不在这方面表 态，只埋怨唐生明为什么一直瞒住他，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太不够交情。 他认为对唐是推心置腹，那样信任他而唐却不肯向池吐露半点真情，便狠狠 地说了他几句，唐也不便多解释。便匆匆告辞。
　　
　　后来李土群告诉唐生明，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牵涉到唐生明，陈譬 君、陈公博都向汪精卫提出要严办，汪当场没有作出肯定答复，只叫先把唐 送到南京去问清了再说。
　　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会突然出面把唐抢去，公开要他和重庆 联络。别人才不敢再提要办他的话。
　　唐把陈恭澍案及日军负责人与他进行联络，希望能达成合作等句重庆 报告后，戴笠真是大喜过望，马上复他一电，首先大大赞扬他一番，说他没
有辜负校长（蒋介石）的重托，能超过他们所预期的成就，实在太好了。不
过他们经过研究后，还有点担心，叫他注意日本人方面是否出于诚意或有其 它意图，一定要弄清楚，随时电告。最后戴笠很慎重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 叫唐只能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不能作为代表，在与日方周旋时，对日 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并再三叮嘱，一
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这是唐到沦陷区后第一次收到这么长的
电报，他很明白，这是蒋一贯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亲自派唐去，却又不让 唐用代表名文与日方往来，将来事情弄好，自然没有问题，万一出了毛病， 或给各方面（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发觉而加以责难，影响到他本身利益时， 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唐的身上，说这是唐个人行动，他可以不负责，而
且可以振振有词公开惩办??唐左思右想，考虑了半年多，准备为自己留一
点余地。当日军部派参谋官去问他，重庆方面反映怎样？唐总是回答：“他 们还在研究。”日本方面也看出：蒋介石一方面很动摇，一方面又害怕各方 面的反对而影响他的统治地位，一直下不了决心。所以经常电询唐生明：日 军方面提出什么条件没有？他们的态度是否诚恳？并要唐最好能进一步与日
方保持联系。最后，唐便同意日方意见：由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一个松井
大尉到他家中，担任联络与保护责任，松井每天一大早去唐家，晚上才回去， 重庆方面也下令停止了在沦陷地区对个别日本人进行暗杀，日方对此很感满 意。
　　从那以后，唐的身份也慢慢地公开起来，尽管蒋介石不要他以蒋的代 表名义对外活动，而无形中谁都知道他是重庆派去的，别人问到他时，他也
不便否认。说来真够滑稽，当重庆方面正在大叫大嚷“坚决抗战到底”的时 候，却派有这样一个代表，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日寇占领区中公开活动。 自从日军派了松井大尉到唐家后，戴笠便要唐生明把设在郊外的那部 电台，搬到他家中三楼，公开和重庆通报，唐住的那个地区，一向是轮流停
电，电台通报受影响，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松井，松井马上转告上海日军司令
部，立刻命令电力公司，从此那一段不准再轮流停电，还要通宵供电，住在 唐生明附近的一些熟人，知道这一情况后，常和唐开玩笑说：住在这里也能 沾到你这个重庆代表的“光”。
　　当时上海的煤、米、汽油等日用品供应很困难，有钱也无法买到，自 从松井去到唐家后，日军司令部也给他增加一份供应，并且非常充分，每月
唐便将这些多余的东西周济别人。这在当时，连一些大汉奸都很眼红。
　　1944 年秋冬间，日寇攻陷湖南，企图打通通向越南的通路，准备和印 度支那半岛及南洋日军连成一片，日军方面即派员与唐研究，准备让他去当 湖南省长，唐照例先向重庆报告，蒋介石听了非常赞成他去，不过特别叮嘱， 一定要和日军总部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日、汪、蒋三方面又是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唐去湖

南当省长，可以把湖南作为日伪与蒋之可的缓冲地带。戴笠在复电中除慎重 传达蒋介石指示外，还答应可以把军统在湖南和广西的特务武装部队（包括 军委会别动军两个纵队和军统直属的几个行动总队，破坏总队等）都交给唐 生明改编成为伪军，以肃清湖南境内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当南京 方面传出这一消息后，上海、重庆等地报刊都已报道出来，无疑这是想早日 促成唐去湖南。
　　唐生明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后正式决定不去。主要原因，他是湖南 人，还有母亲和大批亲属在湖南，他们都会反对，他特别记住他大哥唐生智 在他去辞行时说的一句话：“此去弄得不好，便会遗臭万年，千万要慎重！” 加上他在沦陷区几年中，亲眼看到日本顾问对那些汉奸省长、部长、院长的 控制情况，本人毫无权力，完全当傀儡，一切都得听日本人安排，成天让傀 儡出面，坏事干尽，他更但心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真心投敌去当汉奸， 而把他干掉了，才一辈子洗不清。所以他考虑后，借口身体不适，不宜担任 繁重任务而推卸了。
　　日本方面对唐不肯去当湖南省长还不同意，又派一持平中佐参谋由松 井陪去劝他，说总司令部方面要他先回湖南去看看。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 还可以回来。日军为什么这么热情希望他去当省长呢？不久他明白了，这是 他们急于诱降蒋介石使出的一种手法。
　　也是向蒋介石暗示，他们可以逐步把占领的地方用这种变相形式交还 给蒋介石，所以选派他去最相宜也最易说明问题。因为那时美已向日宣战， 他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唐生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知道美日战起，胜利很 有把握，所以连回去看一下都不肯，他怕一到湖南，南京受日本指使，马上 明令发表他为省长。那时就进退两难，不干也不行了。
　　汪精卫则希望借此顺水推舟，把唐也拉下水去，所以也劝唐还是去的 好。后来拖到汪去日本养病，陈公博代理他的职务，唐生明就根本不理他们 那一套了。
　　在应付这个问题上，唐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与他们周旋。他向日本人除 说身体不适外，还推说重庆方面认为他当省长后，双方联络工作不如现在方
便，所以还在考虑，没有同意。而他对重庆方面，则说一旦离开京沪去湖南， 与日军总部的联络就不如现在方便了，日本方面还要考虑。反正他们两方面 又不能对证这些话，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
　　在这段拖的时间中，他尽量利用松井的关系，办过不少的事。如像毛 森（军统大特务）和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陈华（也在为军统工作）
与张亚明等几十个军统中不层特务被日伪特务逮捕，唐都是让松井出面去保 释出来。还有几架美国飞机在袭击沦陷地区日军时被击伤，飞行员跳伞下来 被日军活捉，重庆也指示唐设法去营救，让松井去告诉日军司令部，不要杀 害和虐待他们，并把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告诉重庆，转告美军。
胜利后，美军派人到上海接收这些被俘美军飞行员时，美军负责人曾
专程去拜谢唐。 看来有点矛盾，也很滑稽，在中日两国正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中，唐
生明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在别国的使领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 权，随时可以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
与敌对方面通讯不受阻，并派有专人来保护。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不是充分
显示了日、汪、蒋三方的密切合作、相互勾结的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