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修女打扮的黑色衣帽，更加深了那难以言述的感觉。两位老人的脸都显出 相似的特征，下颚坚强，上唇坚忍地抿住。尤莉·卡夫卡微微蹇促着眉头直 视镜头，他丈夫则以一种温和而略有些依恋的眼光望着妻子脚下前方的地 面。他的手在身后握着手杖，高高的身材仍然透出结实的优雅。整个画面的 气氛让人想到他们的一生，让人感到：他们曾经苦熬，而且，他们熬过来了。 往前 12 年，他们和人类一道，熬过了就从他们国家境内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 战。往前 6 年，是他们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忌日。3 个儿 子都死在他们前头。往后 3 年，另一位在生下来时差点也死去的奥地利人将 当上德国的总理，建立了所谓“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年、 弗兰茨·卡夫卡不过 6 岁，正天天被厨娘送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那所小学。 这个人后来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集中营里， 两位老人的 3 个女儿将作为犹太人悲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儿子生前 一位重要的恋人也将在那里坚强地“挺住”，并在一次肾脏手术之后死去?? 不过那后来的一切他们都无法知晓：赫尔曼·卡夫卡和他的妻子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4 年去世。

第三节 “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恐惧”和“神化工程”


　　让我们暂时控制住想要理解无边生活的冲动，坚忍地回到卡夫卡不安的 存在上来。
　　在无边的生活中，卡夫卡的存在性不安是如此独特而典型，以至仅仅根 据他童年的材料，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家就能大致预见他一生将痛苦不 堪。
　　如果以常态心理学为参照，可以认为卡夫卡已经进入了所谓“反常心理 学”的范围。
　　即便那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生存论心理学家，他们不会随便使用诸如 “患者”、“病态”一类用语，但也会对卡夫卡问题表现出格外的“临床” 关注，把他列入“问题儿童”或类似的人群集合中。
　　这样一些心理学家多半会发现，卡夫卡的不幸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理 论。例如，阿德勒的分析会深入到卡夫卡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感受，并论 及他的自卑和超越，罪感和勇气。弗洛姆会认为，卡夫卡的不幸，在于他被 “权威主义良心”以及相关的罪感所压倒。霍妮会把卡夫卡归入她的“神经 症人格”类型，并多半会认为卡夫卡将在三种“神经症对策”中主要采取“自 我埋没对策”和“放弃对策”的结合，既以被鄙视的真实自我自居，又处于 被鄙视的真实自我与另一个理想自我之间，在这样两种心理趋势之间永远痛 苦地摇摆：“如果你爱我，那你就决不会伤害我。”“如果我离群索居，什 么也不能伤害我。”莱恩不仅会指出卡夫卡自始至终深深的“存在性不安”， 而且多半会根据他外在人格表现与内心人格结构的分裂，断定他业已形成不 幸的“真一假自我系统”；莱恩甚至可能引用卡夫卡一篇日记，卡夫卡在其 中说，他童年时代的保姆夸他从小听话、顺从、文静，是个好孩子；莱恩多 半会指出那是他正在形成的“假自我系统”，并指出这不为卡夫卡所自觉的 “假自我系统”不仅骗过了童年时代老实巴交的保姆，而且骗过了以后一生 中不少智商颇高、感觉颇佳的人。可能，莱恩还会指出，卡夫卡身体“天生 的羸弱”并不必然导致痛苦，痛苦在于他那分裂的自我中某个“非身体化的 自我”，这个自我使他陷入某种程度的“类精神分裂”状态，使他成为苦恼 不堪的“自我意识人”??
然而，我们希望进一步对卡夫卡问题作出更具生存论意义、更具普遍性
意义的探索。我们所要涉及的，将是围绕所谓“俄狄浦斯情结”而形成的一 套话语系统。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始终是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思想。在整 个运动中，这一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指出，男孩具备某种先天的性驱力，从而使 他怀有占有母亲的企图。通过早期的家庭生活，男孩会知道，在关于母亲的 问题上，父亲是自己的竞争者和敌人。同时男孩也知道，他只能小心翼翼抑 制着对父亲隐秘的敌意，因为父亲在生理上远比他强大，公开较量只能意味 着失败，意味着被父亲“阉割”。这种占有母亲的企图，以及相应的对父亲 的敌意和恐惧，就是所谓“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相应的“仇 父情结”和“阉割恐惧”。
　　这一早期思想被认为具有“泛性论”或“生物本能主义”的倾向，受到 各种不同的批评。然而，由于它把握住了个体及其家庭生活中重要的现象，
　　
仍然始终为人们所关注。经过精神分析运动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人们最终达 到了生存论（即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度，完成了精神分析思想与生存论思想 的交汇和融合。①
　　简单地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叫做“神化工程”，因为它的本质是渴望 成为神，即渴望“神化”，它充分展示了由于逃避死亡而被扭曲了的童年自 恋倾向。②
在儿童期，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儿童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 前面说过，在婴儿生活的极早期，有一个所谓“原始存在”的阶段，这
一阶段也可叫做“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在这一阶段，母亲表现为“前俄 狄浦斯情结”的母亲，在她眼里，婴儿是神，或者说，婴儿在母亲生活中的 地位与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母亲会对婴儿的任何动作迅速作出理想的反 应，婴儿从中会产生“万能感”以及相应的自恋。
　　但是，婴儿接着就要为这种“万能感”和自恋付出代价。他渐渐由婴儿 变为儿童，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生的推进要求他逐渐结束原始存在，独立面 对生活。但是，生活则以它生死交融的分量压倒一切，于是，“万能感”丧 失了，自恋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在这难以承受的分量之前，正如前面所指出， 具有正常原始存在的儿童会“压抑自己”，以免于“垮掉”的结局。而这种 近乎本能的自我压抑将通过身边最为方便的对象加以施行，这对象就是父母 和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在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形象，以及 各自相应的器官。母亲象征着美好的伊甸园，但是，母亲也象征着“被阉割”， 意味着在生活面前相对的无能。父亲是生活的强者，他不仅在生理上显得有 力，而且也代表着家以外的广大世界，换句话说，眼下在儿童眼里，父亲就 是身边的神祗；然而父亲也象征着“阉割”，意味着生活压倒一切的分量。 这种知觉和情感的交织和冲突，其格局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形成“情结” 或所谓“情意综”，但不管怎样，其中两个相反相成的主要部分就是：对压 倒一切的生死分量的恐惧，以及对神化的渴望，或者说是对“父亲”或“阉 割”的恐惧，以及相应的对“成为父亲”和“占有母亲”的渴望。
正如人们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
试图重返原始存在的“伊甸园”。同时，我们也都在反抗“父亲”，试图“成 为自己的父亲”。其实，这两种努力都是在反抗“阉割”，即反抗父母代表 生活强加于我们的生死分量，它们都反映了我们对“神化”的渴望。
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确存在着“阉割者”，从而让我们产生生死恐惧和
神化的渴望。只是，所谓“阉割者”，并非单独的父亲或者整体的父母，而 是自然和生活本身。是生活、是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延伸在“阉割”人，使 人“无能”。而所谓“阉割恐惧”，实质上就是生与死的恐惧。①更进而言之， 正如我们试图指明：存在本身就是不安。所谓“存在性不安”，从根本上说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数，是人类在生死分量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和颤栗。
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之中，儿童将近乎 本能地形成自己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利用父母、家庭或其他人的力量，利用 身边一切事物所能提供的支撑，利用所能利用的文化观念，就像种子利用土



① 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
②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27 页。
① 贝克尔，《反抗死亡》，第 333 页。

壤和营养或江河利用“地形”，构建自己的“神化工程”，而这一“神化工 程”的内容就是“成为自己的父亲”。这一工程巧妙地掩盖了根本性的存在 性不安，将儿童在生死分量面前的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用弗洛伊德的话说： “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和自立自强——所有这些 都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
　　然而，在儿童期神化工程的构建中特别需要辨明的一点是：从被动到主 动的转换真要成功，“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真要达成某种满足，必需一个 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与父母的同化。儿童时代构建“神化工程”的关键在于 与父母的同化。正如前面曾经指出，来自父母的爱与呵护越是美好，儿童的 成长就越是健全，就越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之中，“前俄狄浦斯 情结”的身心经验（即所谓“原始存在”）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的良好同化相对成功地构建成自己的 “神化工程”，他就相当于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平台”，为自己 此后漫长的一生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发生学”起点。以此为基础，他会不断 延续和逐步扩建自己的“神化工程”。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死 亡恐惧的日益显露和明晰，他会通过人类家族制度的不朽、文化成就中的不 朽或宗教许诺的不朽来逃避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将自己的生命不断“升华”
（或者说转移）到浪漫爱情、子孙后代、伦理德行、丰功伟绩、文学艺术、
理论体系、文化历史之中，即升华或转移到爱人、家庭、金字塔、城市、金 钱、作品、宗教、甚至“台球技艺”或舆论的首肯等等对象之中，逐渐展开 自己相对健全的人生。
而相反的情况，如果儿童的“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越是反常、其原始
存在越是不完善，如果儿童越是得不到父母健全美好的爱与呵护，越是不能 与父母达到相对正常的同化，那么，他就越是无法构建相对正常的“神化工 程”以保护自己，从而过早地暴露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这分量之 前，他幼小的身心无法“挺住”，容易“垮掉”，被恐惧击溃，被生活“抛 弃”和“阉割”。
比较卡夫卡不幸的儿童时代和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
很大程度上，他正是一个没能正常度过“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和“俄狄浦 斯情结阶段”的孩子。生活未能让他实现与父母的同化。他儿童期的“神化 工程”因而捉襟见肘、破碎不堪。甚至，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神化工程”， 有的只是许多相反的东西，只是母爱的缺席和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只 是“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只是恐惧、畏俱、敬畏、耻辱、 自卑、内疚、罪责等各种深深的存在性不安。破碎的童年导致破碎的人生。 由于童年期“神化工程”的缺憾，卡夫卡没有构建通常成人“神化工程”的 基础。用前面的话说，他将无法展开一个相对健全的成人阶段。
　　毋庸赘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漫长讨论，是对前面有关卡夫卡讨论的 概括和深入。显然，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卡夫卡似乎也向我们提供 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应该反过来更确切地说，这个理论让我们更加深入 地理解了卡夫卡。然而必须指出，到此为止，我们才刚刚抵达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就在所谓“与父母的同化”。 家庭内部的关系，包括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人际关
系，即所谓家庭伦理-人际关系。这种伦理-人际关系的背景是一种更大的伦
理-人际关系，那就是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广而言之，即一般的人与

人关系。 这就意味着，儿童所构建的“神化工程”真要成功，不仅能保证他相对
正常地度过儿童时代，而且能让他“扩建”成一个相对正常的成年，那就不 能仅仅与父母同化，而必须同时与社会同化。但这就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 前提：父母首先要与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
　　对我们而言，反过来的推论更为重要：当父母与身边的社会伦理-人际关 系实现了同化，而孩子却未能与父母实现同化，那么，孩子最终就难以与社 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换句话说，这样的孩子很难逃避孤独一生的痛苦 命运。
　　和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将因为童年巨大的缺憾而相应地缺乏进入社 会伦理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将和克尔恺郭尔一样，难以进入正常的伦
理-人际关系，难以进入人群。 如果以这一点为参照，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
样的人大致属于一类人格，而拿破仑、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等则属于另一类 人格。在这两类人格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后一类人格都是些伦理-人际 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在人群中出类拔萃。他们往往功勋卓绝地指挥战争、领 导运动、创建学派，在同时代人心目中建造成显赫的神化工程。与他们相反，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将在人群之外、在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一生孤独和 痛苦，恐惧而不安。即便最终被人认识，也要为此付出久久的等待。
是否拥有健全的母爱和相应的双亲之爱，是造成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
健全的母爱和双亲之爱本身就是最正常、最美好的伦理-人际关系，它们保证 了孩子正常的同化过程，它们使孩子得以成功地构建童年期神化工程，并向 孩子提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安全感和力量。雅斯贝斯明确认识到， 他的力量来源于美好的双亲之爱所奠定的安全感。弗洛伊德则颇有些自恋地 宣称：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将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 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幼时健全的双亲之爱，甚至可以让尼采这 样天生羸弱、且早年丧父的人也能凭着某种“光芒万丈的文体”，成为同时 代人眼中的“超人”，在为深邃哲人所发现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所欢呼。
正如前面所说，美好的双亲之爱所保证的正常同化，是孩子进行健全自
我扩张、成功构建神化工程的前提。这就像种子的生长或江河的形成：当种 子具有丰沛的先天生命力，又置身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容易长成 参天大树。同样，当江河拥有水量宏富的源头和支流，又流经雄伟的地形， 就会形成壮丽的大河。怕就怕种子天生羸弱而又遇到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 候条件，或者，江河的源头干涸，地形又破碎不堪。
一般说来，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将在正常的社会伦理-人际关 系之外，在人群之外默默地承受巨大的孤独。当然，有必要补充说明，所谓 “在人群之外”，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人群的要求。相反，当事人可能还格 外渴望，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只是，进入的失败却使渴望变成了恐惧。正如 卡夫卡所说：“这种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①失败导 致恐惧，强化恐惧，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失败??到后来，对现实中任 何有关人群的人和事，他们既缺乏进入的能力，又会表现出超常的阻抗，越 是与人群相关越是如此。例如，对现实中显赫的人与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



①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 149 页。

疏离，甚至格外抵触。他们多半会让自己保持在与现实伦理无关或关系很少 的生存状态。他们进入的生活领域常常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或者说，进 入某种生存状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进入现实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而对 他们却只意味着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私人”事件。
　　这样的人可能进入宗教领域，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世俗宗教团体的认 同，甚至可能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很少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信仰基督教， 但是，恐怕除了尼采，很少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批判世俗的基督教，乃至全面 地否定丹麦国教会。这样的人多半会进入艺术或哲学领域，但那并不意味着 进入艺术圈子或学术团体；对他们而言，艺术或哲学不过意味着他们的“私 人宗教”。这样的人也会与常人一样进入爱情，只是，对一般人而言，进入 爱情就意味着进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意味着 进入神圣的或单纯的“俩人世界”。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是这样，很少有 人比他们对爱情更为炽热、执着或专注，但也很少有人比他们更害怕或敌视 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们在订婚之前或之后会“永远地三心二意”，无休止地 思考、权衡、彷徨、动摇、反悔、痛苦??而对婚礼他们格外恐惧和仇视， 因为，那是对婚姻伦理-人际关系最后的正式认同。
　　总的说来，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类型注定要承受孤独，他们 也可能因为无法承受孤独、不安和恐惧而被生活摧毁。然而，对一般人来说 是不利的条件，在他们身上却有可能转化成重要的因素。有时，与生俱来的 不幸在当事人身上砥砺出忍受孤独的超然意志，促使他完成天才的自我锤 炼，使其有能量冲出一般的伦理关系、冲出人群、甚至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 历史，而在一种相对非伦理化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氛围中独自构建自己补偿 性的，但是独特的“神化工程”，并有可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所谓“绝对 单数形式的”、无法模仿的人格，成为生活中独一无二的“那个个人”，从 而成就一个从破碎到完整的人生，赢得一场最为具体也最为博大的人道主义 自救，同时也代表人类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的某些真理。
　　
第四节 移情：破碎的英雄诗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 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
　　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 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 君般的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 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 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 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 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 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


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 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住。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 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 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 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 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
①
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
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 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
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
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 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 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 使人产生死亡恐惧。
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
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②
　　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 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 营造某种“生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 谎言”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
　　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 中。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 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
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 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



① 《卡夫卡小说选》，第 523 页。
② 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

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 个体“神化工程”的集中体现。
　　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 的冲动。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 全地融入某种保护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 移情中的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孪生的 存在动机。两大存在动机与存在悖论之间有着一种交叉对应：一方面，既然 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当然希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 一死的被造物，他当然希望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可以认为，两大存在动 机也是生死恐惧的对应物。
　　“神爱”和“爱欲”这两大存在动机相反相成，无法分离，但都指向自 我感觉的扩张。一方面，人渴望着一种“与大千众生的亲缘感”，希望“从 孤独中解放出来”，成为“某个伟大而高级之整体的一部分”，从而知道自 己是谁，并感觉自己属于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着更丰富的生活，更 激动人心的经验，以便去发展自身的独特性和力量，通过自我扩张为世界作 出贡献。正因为如此，移情被称为人的“英雄诗”，它是神化工程构建中最 关键的运作。
人既想突破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意味着，移情所追求的，实质上是
一种不可能的悖论。人只能通过无师自通的努力，选择恰当的移情对象，“控 制矛盾的程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对地实现一种“可能的生活”，从而“绕 过”这一悖论。每一个人部必须面对移情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同时， 移情又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人独特的人格命运，这正是“移情英雄诗”最为 动人心弦之处。
对于儿童，移情问题有着相对特殊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
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导致了清晰的恐惧。但是，儿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 的自我意识，因而其恐惧也就有着浑然不清的性质。成人的恐惧可以表现为 明确的死亡恐惧或性恐惧，儿童却只有笼而统之的“生活的恐惧”。这正是 儿童趋向于与父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就所谓“原始存在”（参见第二 章第一节）的涵义而吾，父母乃是孩子的“亲在”。父母完全代表着生活， 从而成为孩子当然的、唯有的移情对象。只有通过与父母同化，儿童才有可 能融入广大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扩张，构建神化工程。换句话说， 所谓与父母的同化，正是儿童所特有的一种移情形式。
生存论心理学的移情思想，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
剧。
　　其实，在内心深处，卡夫卡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也对父亲充满了 仰慕之情。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父母是他的移情对象。父母。尤其是父亲 这位“身影庞大的人”，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是 生活的强者。融入与父母的美好关系，实现与他们的正常同化，应该是他本 能的选择。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成年后，卡夫卡表现出一些重要的行为和心理倾向， 充分说明他在儿童期不仅存在着向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移情，而且还有着 相当的强度。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作过这样 的回忆：
　　
从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的印象来看，父亲赫尔曼对池的影响之大，实在令人吃 惊。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尔曼的形象更为巨大，大得简直过分了。??卡夫卡很早就觉 得自己对父亲的秉性十分陌生，但从生动性和力量这两点来看，父亲的秉性又是最值得赞 赏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弗兰茨在以后的生涯中，一直把父亲的赞许当作至高 无上的福音，而事实上，父亲没有给他过任何赞许。??他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乡村医生》 送给了父亲，而父亲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放到床头柜上去！”这回答肯定不是恶意
　　　　　　　　　　　　　　　　　　　　　　　　　①
的，但弗兰茨后来经常引用这句话。


卡夫卡很早就意识到，父亲的世界控制着决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质条
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他在考取大学后断然放弃了以写作为职业的志 愿，几经周折后选择了法律专业，最终成为一名法学博士，以律师身份走向 社会。
　　大学毕业后，卡夫卡曾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谋职。 这家外国公司激发了他去国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调往公 司总部工作。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听意大利语课。后来由于 诸多原因，他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那是 一家犹太人难以进入的半官方机构，卡夫卡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 因病被迫离职退休。尽管卡夫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众所周知的抱怨情绪， 但仍然不时表现出“男子汉”的雄心，显示出儿童时期移情的潜在作用。据 报道，虽然自己的写作负担很重，父母身体欠佳时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 但是，他在公司上班从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甚至 在工作之余自愿到大学补习保险专业课，以谋取更大的发展。凡此种种深得 上司好评。他的顶头上司在鉴定表中写道：卡夫卡“做各项工作都十分努力， 有持久的兴趣。在上班时间之外仍积极为公司服务，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该 职员作为优秀的起草人员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则格外敬重这位 上司：“我在办公室的上司以其无限的坚定沉着给我力量，我不能听懂他的 话，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又在更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模仿他。”
有资料表明，为卡夫卡所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钦佩的马尔施
纳尔博士升任公司总裁时，他甚至还代表公司全体职员发表了正式的祝贺演 讲，对这位上司作了高度赞扬。①
卡夫卡不仅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
强者。他曾深深赞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位主任“能用打字机飞快地 写作”。他对衣着的合身和协调十分讲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大方，风 度翩翩。他热爱健美而训练有素的体魄，为此特别注重饮食保养，长期坚持 锻炼身体，并经常不定期住进疗养院，在那里寻求纯粹以保健为目的的、非 治疗性的疗养。他反对药物治疗，坚持自然疗法，提倡亲近自然，坚持素食， 一般拒绝吃肉，只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与此相应，他对任何有违健康的小 病小灾都极为敏感，身体上任何小小的不适，无论是长疖子、鼻塞或是脚趾 上的问题，甚至是长头皮屑，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环境中的噪声更是令他痛 苦不堪。也许正因为忧患如此，严重的神经衰弱追逐了他一生，令他失眠、 头痛、消化不良??



① 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弗兰茨·卡夫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 211 页。
① 见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年，上册，第 302 页。

　　在他中学同学的回忆中，“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幼时的卡夫卡虽 然在父亲面前无地自容，但是却仰慕父亲高大的身躯，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种 无地自容的时光（见第二章第五节），“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 对生活中那些像父亲一样“身影庞大的人”，他常常会大加赞赏。如果这些 “身影庞大的人”恰好又像父亲一样是善于经营的老板，他更是格外仰慕。 他这样为一位胖子辩护：“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 在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 本家??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 曾经说过，只有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 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 实了）。”①
　　他不仅欣赏和仰慕，而且身体力行。1911 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 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 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 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
　　1922 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 3 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 见任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 最后鉴定：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 的能力。他在健康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 “向死而生”、面临永远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 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
私人宗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 夫卡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 现自己的自卑感，一面出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 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 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
《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
　　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 们后面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 方面极其恐惧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 消耗在“人类生活的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 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 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
来：


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东 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 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 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
　　　　　　　　　　　　　　　　　　　　　　　　　　　　　　　　　　　　　　　　①
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 38 页。
① 《卡夫卡小说选》，第 552 页。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
作中。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 济生活为依托。《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 千字左右，却充斥了“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 “价格”，“商人”、“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 “大商人”、“女商贩”等词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判决》也 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买卖”、“生意”、“经营”、“商业”、 “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数”、“营业额”、“兴隆”、“分号” 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 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 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命运如何，至少在 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 理解，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 人眼中堂堂正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 未捷身先死”。我们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 失败的英雄诗。
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
与父母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 实现同化。另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 新立异、出类拔萃之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 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 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 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 活无情的存在本性。
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
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一方面，“人所拥有的 自我力量越小，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 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 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 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
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 童时代通过与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 的对象，去谱写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 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 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 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 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神化工程。
　　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 现为一种“恐惧-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 的受挫，他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 格外地渴望融入无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
　　
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 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 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 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 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 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个极度瘦弱的孩 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个孩子置 于一个“铁、血与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干什么？在这个 世界上，金钱的积累、人际的经营、伦理的凭借、权势的运用、实力的展示、 人格的发挥、能量的渲泄等项内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学会“肉搏”， 不能学会“露出牙齿”、“横吞大嚼”或“绞尽脑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 恐怕就只有陷于越来越剧烈的“恐惧-渴望”，就只有永远地流浪。
　　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极端爱情中，或者，在某种完全作为“私人宗教”的 艺术创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线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此处可以稍加考察的领域，那就是宗教。但是， 正像我们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宗教很难属于卡夫卡。
　　
第五节 上帝之爱的缺失


　　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 之爱与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 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 们多半能够说，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 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 是否正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 移情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 重大影响，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 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 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 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 在儿童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 有母爱——母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 可以察觉的痕迹。至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 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 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最终奋斗成功。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
是父亲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 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
外向；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
　　事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父亲患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忧郁症造成阴郁、 愁闷、刻板、内向以及情绪的大幅度起落，在母爱的缺席之外，给克尔恺郭 尔的童年投下沉重的阴影。然而，也正是这忧郁症使得老克尔恺郭尔对宗教 和哲学沉思产生了独特的热情，以至，早在最小的儿子克尔恺郭尔出生前 16 年，他就以四十不惑之身退出商业竞争，并用三十年如一日所积聚的财富去 换取闲暇，思考、体验人生的神秘，怀着对上帝阴郁不安的敬畏和虔诚，在 宗教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和皈依。
无疑，在被这样一位父亲所笼罩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虽然感到严
重的阴郁和不安，但必然也深深薰染了宗教精神和上帝之爱。的确，父亲内 心深处的阴郁和不安传染了他，使他不敢相信这上帝之爱的无限性，然而， 也许唯其如此，后来他才比常人更深切地认识到向上帝和宗教献身的必要， 并在实际上走向了极端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①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上，简言之，一方面，克尔恺郭尔对父亲存在着比 卡夫卡相对正常的移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克尔恺郭尔自幼得到宗教 和上帝之爱的薰染，这个重要的因素，将使他日后有可能在宗教这个特殊领 域中去实现自己的神爱动机。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卡夫卡在诸多共同点之外， 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
对于卡夫卡而言，首先，他未能与父亲实现正常的同化，以父亲为对象



① 可参见林和生：《孤独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年。

的“移情英雄诗”破碎不堪，神爱动机受到严重的挫伤；其次，与此相应，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儿童时代几乎完全未能受到宗教和上帝之爱的薰 染。
　　不难理解，在一个越来越趋向于“肉搏”和消费的世界上，忙于生计的 父母虽然出身于犹太家庭，但已无暇虔诚地顾及传统的犹太教教育，或许， 他们自己就缺乏真正的犹太教教养，从而也无法让孩子受到相应的薰陶。关 于这一点，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作了精彩的分析。那时他已面临“向 死而生”的绝境，开始对宗教形成新的感受和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篇幅 较长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有助于理解此处涉及的 问题：


在犹太教中我同样也无法躲避您的影响。论理，在犹太教中寻找躲避您的手段，这 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还不止于此，我们本来是有可能在犹太教里找到共同语言，或者， 甚至可以把犹太教当作我们和睦相处的出发点的。但是我从您那儿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犹太 教呀！
??那的确是一种空空洞洞的东西，是一种娱乐，连娱乐都谈不上。一年里头您有 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您 耐心地念完祈祷文，把这当做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我在那里百无聊赖，忍着呵欠，打 看盹儿消磨那漫长的时辰??
??您从犹太人隔离居住区式的小村镇确实只带来了少许的犹太教精神，它不多， 在城市里以及在服兵役时还又失去了一点，不过凭着青年时代的那些印象和记忆，您总算 还能将就建立起一种犹太人式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您并不怎么需要犹太教方面的这类帮 助，您出身在一个身心非常健康、意志非常坚强的家庭，宗教上的顾忌，只要没有带上浓 重的社会色彩，是不会使您这样的人受到什么震动的。??即使在这里也尚有足够的犹太 教精神、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 就枯竭衰萎了。
这[主要]??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 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更崇高的意义。
①
??


当然，影响卡夫卡一生宗教态度的因素并不限于儿童期的家庭氛围。在
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四节，我们都谈到卡夫卡时代犹太人严重的存在性 不安，身心羸弱的卡夫卡对此更有着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并种下终生无法 补赎的罪感。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人生体验，在卡夫卡总体的存在及 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现为不利于犹太教信仰的消极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 少年时代正处于所谓“科学时代”，世纪之交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他有着很大 影响。他曾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在自然科学中，进化论恰 好是对各类传统宗教的最大挑战。②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纪之交， 在所谓“世纪末”的氛围中，无论就外在的时空范围还是内在的发展机制而 言，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积累阶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大规模



① 《卡夫卡小说选》，第 536-539 页。
② 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 57-58 页。

的大众消费时代迈进。与此相应，传统性的大众宗教体系从内部和外部都已 经遭受致命的侵蚀，它们的衰退或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尼采所说， 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时代生活中无论敏感或愚钝的 心智都将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在卡夫卡对信仰的态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 素。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某种用理智无法证明的、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卡夫 卡正好无法承受悬而未决。


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①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神爱”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 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 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① 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 年，第 249 页。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 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 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 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 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 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 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 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 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 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 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 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 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 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 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
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 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 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
《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 而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 目光之下。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 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恐惧”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罪”、“污秽”、 “肮脏”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
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
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①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 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 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有时我相信，我比 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大约五年 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审判》，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主线 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
《审判》一书对理解卡夫卡与罪感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 后面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进一步考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临终前几 年的一段回忆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就在写下《致密伦 娜情书》的同时，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忆起儿童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当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小犹太软蛋”，他也曾拼死参加孩子们之 间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又脏又烂、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 213-214 页。

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却被厨娘骂成是“罪犯”。


就这样，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类当中。她使我成为邪恶、神 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无端恐惧。我是一个 ravachol[罪犯]，这个字给我的感受，就像 从嘴里唪念出的咒语一般，给人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为了疏泄这重积郁，有天晚上，趁 着我父母亲打牌时，我问他们 ravachol 是什么东西。父亲眼睛离都没离开纸牌，说道： “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性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这使得我 全身瘫软??①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 很好”，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 卡夫卡内心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 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 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
　　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 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是“莫名”之物。正是 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海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


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
—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 ravachol[罪犯]，即使我 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②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 注目。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 名”。首先，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 道那个词的“真正意思”。
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
卡夫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 封闭。
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
表过卓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 贡献。在《意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 束缚。当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 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缚。①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 避免地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 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 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 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



① 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3 页。
② 《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第 104-105 页。
① 转引自贝克尔：《反抗死亡》，第 279 页，并参考原书 The Denial of Death。

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 能的成长。
　　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产生于未 被运用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
　　事实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为捍卫犹太人尊严而展开的“肉搏” 中，卡夫卡，这个生来不幸而羸弱的孩子，这个“最瘦的人”，的确难免失 败的悲惨命运，继而被沉重的失败之“罪”所压倒。然而，关键在于，他如 何去经验和感受这种失败之“罪”。
　　卡夫卡可以把这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样， 他就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结果，那沉重的失败之“罪”是不可避免地 落到他身上了，但那绝非他本身应得之罪，并非“邪恶、神秘”的“莫名” 之罪，从而也不会“令我感到无端的恐惧”。要是那样，池就会意识到，那 是生活向他强加的不公正之罪，是“莫须有”的“名教”之“罪”，是“有 名”而绝非“莫名”之罪。固然，这有名之罪暂时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 的肉体上了，但它绝不可能“铭烙在心田”。也许，“罪犯”二字可能表现 出刻骨铭心的强度，但绝不至于到“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 的程度，更不至于让一个人在即将终其悲哀的一生时，仍被“莫名”之罪所 压倒，仍噩梦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个 ravachol[罪犯]”。相反，既然是不 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当然可以进行彻底的洗刷，那就是：战斗，那就是： 永远不退出战斗而不是相反。也许，与生俱来的命运首先就扼注了我们的咽 喉，让我们在生理上那么羸弱，在心理上那么难以“挺住”，让我们“垮掉”， 让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命运低下自己平凡而 高贵的头颅，我们就永远不会没有机会去涤荡那失败之“罪”的耻辱，洗刷 那铭烙在我们皮肉和心灵上的红字，从而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肉体能量 的弱小是事实，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去弥补 我们肉体能量的缺憾。我们可以“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或许， 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的身心能量暂时无法成长到能满足战斗需要的程 度，但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潜心寻找一条强身健体之路。或者， 我们可以展开迂回的自救运动，通过某种自强不息的努力，让生活偿还对我 们不公正的剥夺。或者??要做到这些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我们坚信自己无 罪，只要我们永不抱怨，只要我们永远不说“不行”或“迟了”；只要我们 坚信自己生来不是要给生活打败：我们甚至可以在肉体上被消灭，但在精神 上却永远不可战胜；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把努力留给自己，把结果留给上 帝；??一句话，只要我们承受住“悬而未决”，只要我们始终挺住、绝不 放弃。
　　弗洛伊德刚进大学校园时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 他发现，即便大学中那些高雅的知识分子，也对犹太人怀有可怕的偏见。那 些人满以为他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从而自觉地与大家“划清界 线”。对于这种公开的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惊，但是“并没有感到太多的 遗憾”。相反他认为：“对于一个积极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 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 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 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
　　
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①
　　然而，我们的卡夫卡没有把那痛苦的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 部的挫折，而是相反。无论当时是否情愿，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带着 这失败之“罪”的象征退出了战斗，并把它内化为几乎持续终生的罪感。换 句话说，他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从而在相应的方 面和程度上，中断了自己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败，那只是外 来的挫折；同样，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强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质上 也只是外来的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来的挫折经验和感受为内在的罪 感。
　　实际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与死的残酷分量压倒了。他羸弱的 生理无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专制和野蛮”，敏感而脆弱的心理 也没有“挺住”的能力。在那场“肉搏”中“垮掉”，并产生内在的罪感， 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此而言，厨娘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可以说，厨娘只不过 刚好提供了他内心所需要的“莫名”之罪。与其说是厨娘导致了他内在的罪 感，不如说是他内在的“罪感动机”与厨娘提供的罪名产生了“匹配”，得 到了某种确定的表达。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 和神经过敏，也不容忽视地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和作用。
用一种近乎残酷的逻辑可以说，卡夫卡内在的罪感总会找到自己的表达
方式，总有人会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厨娘，就是别的什么人。事实 上，最初，“ravachol”一词的意思卡夫卡并不知晓，但却让他感到自己遭 到“咒语”，从而“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并让他“无端恐惧”。这 一细节，刚好是对上述逻辑的有力证明。
跟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有必要指出，我们并非是在就事论事，也不
是要为教育者应负的责任辩解或开脱，更不是在指责卡夫卡自己的过错。在 这里，跟在其他场合一样，我们刚好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 不幸的根源。正如刚才提到弗洛伊德，我们并非真是要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卡 夫卡与大学时代的弗洛伊德之间作出对比。弗洛伊德那段回忆让我们想到 的，主要并非他面对残酷打击时健全、清醒而坚强的身心状态，而是这样一 种身心状态得以产生的幸运根源。
很显然，两种根源都存在于童年之中。关于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 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用我们的话说，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爱， 享有健全的父母双亲之爱，足以保障他与父母实现正常的同化，成功构建儿 童期神化工程，从而谱写出动人的“移情英雄诗”。
可怜的卡夫卡却未能如此幸运。相反，他是不幸的牺牲品。正如我们从 不同的侧面所反复了解到，他从小就被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极深 的剥夺和“阉割”，以一个“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过早地暴露在那个世 界面前。那是一个哥伦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着“肉搏”的法则。在 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被严重“阉割”的孩子，失败是注定的命运。而失败 之“罪”及其内化而成的罪感，则几乎是他得以苟活的前提。
本来，如果父亲世界对他的“阉割”不是那么彻底和令人绝望，他还有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 页。

可能挽救自己，还有可能通过“肉搏”中的斗智斗勇，去运用、展开和壮大 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对世界的“阉割”实施漂亮的反击战。遗憾的是，正如 前面所指出的，父亲世界和他自身能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了，对于他来说，打 击来得既重又早。事实上，并非是通过那场“肉搏”，而是早在父亲及其世 界面前，卡夫卡的罪感就已经被内化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肉搏”的背景不过是父亲世界正常的展开和延续。 他一直是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恐惧颤栗、苟延残喘。甚至可以说， 并非在晚年，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处于所谓“向死而生”的绝境——差别仅 仅在于，他晚年的“向死而生”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和义无反顾的选择，而早 年与生俱来的“向死而生”则是生活对他的选择，是他不自觉的运数，是不 可抗拒、无法斡旋的天命。
　　在那孤弱无助的绝境中，罪感的产生不仅必然，而且自然。因为，在父 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罪感反倒提供了一小片哪怕是那么可怜又悲哀 的阴凉。可以认为，正像生存论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别人，而是卡夫 卡自己，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自身内部的挫折，从而让自身能 量遭到外部世界封闭，生命力得不到正常的运用，内部的生命力无法向外部 世界充分展开，进而产生无法摆脱的罪感。事实上，他所经验和感受的这种 罪感，正是生活中各类慢性自我损害中根本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 又是生存论心理学，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中最为复杂、晦涩、微妙而又意味深 长的关键：


??[患者]利用自己的罪过感死死抓住移情对象，努力保持自身的处境。他只能这 样做，因为他没有能力对移情对象进行分析以摆脱和超越这一对象。比起自由和责任的可 怕重担，罪过感要容易承受一点——特别是当那有可能让人重建生活的选择来得太迟的时 候。如果你不能惩罚他人，如果你由于他人代表了你所认同的不朽观念因而甚至不敢加以 批评指责，那么，你就最好选择罪过感和自我惩罚。如果你的神不可信赖，你的生命也就 失去了价值；因而你必须认定恶必在自己内部而非神的身上，这样你才能活下去。罪过感 使你失去了某种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恶。??[患者]之所以夸张他的罪过感，是因为 它以最安全和最轻易的方式解决了他的困境。他也设法让旁人对他作出反应，怜悯他，重
①
视他和关照他??


就这佯，关于罪以及罪感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对卡夫卡问题的综合性认
识面前。 我们看到，卡夫卡的罪感与他“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相关。移情对象是
我们良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的焦点。它不是什么轻易能摆脱的事 物，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同样，卡夫卡的罪感体现了他 向父亲及其世界移情的失败。
与他的恐惧一样，他的罪感也是一种悲哀而被动的防御机制。面对强悍 的父亲世界，他无法安全演出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也无法成功地掩饰“移 情英雄诗”的失败。父亲世界不由分说，没有他的余地。然而另一方面，“失 去权威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只好让自己还原到一种与 婴儿的孤弱相应的状态，那就是罪感以及相应的抑郁状态。在这种状态中，



① 贝克尔：《反抗死亡》、第 330 页。

他放弃了自己的勇气以及相应的防御机制，然而，“人的防御机制的丧失， 刚好就是一种防御行动。”
　　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缺失，必定产生着一种复杂、微 妙然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及其机制，我们尚不十分明了，也没有条件在 此处详加讨论。但是，不难理解，没有宗教的寄托和上帝之爱的慰藉，人会 格外感到无路可逃，人会格外有着“死无葬身之地”之感。至少，生命的斫 损和罪感的折磨会格外显得无可回旋，人会格外显得像一个孤弱无助、茫然 四顾的孩子。与此对称的状态是虚无感。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些相关的生存状态，正是生存论（即存在主义） 哲学所关注的要点。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生存模式有着一种典型的意义。
　　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在一种涵义较为模糊的意义上，与有 着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孩子相比，这样的一个孩子将相对难以保持他的童 贞。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始终在抱怨生活的“龌龊”、“污秽”和“肮 脏”。在这个问题上，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这两个“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 又一次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这不仅意指所谓“坚定的童贞”和“永远的、 流浪童年”之间的对比。基督徒克尔恺郭尔内心充满坚贞的宗教感，由于这 种宗教感，在他眼里，受苦意味着罪，而罪，那是得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 克尔恺郭尔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苦难，带着自己特有的罪，殉道一般无条 件地站在上帝面前。与此相反，无神的罪感将使卡夫卡不堪痛苦。在生活的 诸多烦恼面前，他无法隐忍，相反将充满抱怨。
的确，过分残酷的生活压制卡夫卡的成长，“无神”的罪感则格外地销
蚀他的生命和能量。这种生命、能量和成长的被剥夺、被封闭，使他永远像 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本应拥有的生活和成长，将格外地渴望。的 确，卡夫卡的罪感与他在父亲世界面前的不安和恐惧相对应，也与对父亲世 界的潜在渴望相对应。在他身上，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惧交相混杂、彼此 依存，最终形成“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
这种循环正是卡夫卡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左右摇摆、三心二意、反悔
无常、自我分裂等性格表现的最终原因，是他人格结构中“肉体性”的实质。 这种循环将使得他什么也不是，而只能永远“是一个孩子”，同时又始终“在 成年人中流浪”。他将格外渴望着一份本真、美好、纯洁的生活，同时又始 终感觉自己是在龌龊、污秽、肮脏中“打滚”，感觉到生活的“异化”。这 种敏感又会反过来强化罪感，并加深 “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 感??”的循环。当然，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洛维家族”
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四章 永远的童年



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


——弗兰茨·卡夫卡



无论不安或恐惧、罪感或肮脏，它们都意味着生活对卡夫卡的剥夺，同
时也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 关于罪感的讨论，带给我们关于卡夫卡心理结构相对深入的认识，使我
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场心理的探险。

第一节 在“肮脏”和“疾病”的世界上


一种无神的罪感既意味着生命被剥夺，也意味着生命被污损和异化。 的确，正如上一章结束时我们所意识到，在一个上帝已死或正在死去的
时代，在一个“无神”的世界上，对于一个“最瘦的人”，他的生活恐怕特 别难以保持理想的健全和纯洁。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种无神的罪感和神经质 的气质在剥夺人的生命，使人格外感到生活的虚无之外，也可能格外使人敏 感于生活的异化，敏感于生活的龌龊、污秽和肮脏。
　　我们恐怕还没有忘记卡夫卡的布拉格旧城区，他幼小的身心内外那些“阴 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 难以近身的旅店??”那正是他“肮脏的旧犹太城”。
　　多年以后，在“向死而生”的绝境，在致情人密伦娜的一封信中，卡夫 卡谈到这样一种印象，让我们不由自主又一次想起那旧犹太城中“肮脏”的 现实：
??单独住一套房??是幸福的一个前提??一切都很安静，??没有那些杂居的 住房所特有的那种嘈杂，那种淫乱，那种意志薄弱的、早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思想和 愿望的乱伦行为。在那儿，在所有角落里，在各种家具之间发生着天理难容的关系，有碍 观瞻的、偶尔发生的事情，私生的子女纷纷出现，这种事情不断发生，不像你那供星期日 利用的安静、空寂的郊外，而像是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星期六晚上，在那纵情狂欢、人山人
①
海、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