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 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 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 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
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 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 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 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 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 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 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 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 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 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 工资只有男性的 68％。
——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 比例是女性的 8.6——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 80％的家庭只 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 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
44.89％（美国 56％，日本 51％，瑞典 80％），比男性低了 30％。
——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 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 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 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 照顾者呢，80％是女性。
——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 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
全部非劳动女性的 73.2％。
——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 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 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 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 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 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 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 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 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 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 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 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
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
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 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 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 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 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 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 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 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 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 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 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 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 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过度简化地来表达， 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 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
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 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 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 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 南大学李小江写过：“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 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 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 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 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 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 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 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 析》，《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 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 70％，为什么？1988 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
有 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 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 国平均每 6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 4.5 人中就有一个 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这又代表了什么？曾 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

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 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 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 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 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 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 的伤痛？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 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 很久没出去了??”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 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 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 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 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 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 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 1997 年 3 月 3 日《文汇报·笔会》）
第 4 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 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 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么能嘲讽他们？”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
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 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我答
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 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 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 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
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
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

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 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 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 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 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 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 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 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邀我上 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 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 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 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 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 与预设立场有关吗？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 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 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 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除了我之外，BBC 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 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 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 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 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 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 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 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 BBC 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 BBC 的总 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 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
　　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 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我太吃惊了。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 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 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 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做‘上海男人’ 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 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 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看看 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
事。
　　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 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不可能去
　　
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 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 BBC 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 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 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 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
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 1997 年 8 月 14 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 海男人”》）日本来信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
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
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 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
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
“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 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 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 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
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
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
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
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 Stereotype 的魔鬼。“×× 人就是这样??××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1998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孙康宜自从去 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
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 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 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
　　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 文版在 BBC 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
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 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 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 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
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
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 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 洗衣，什么都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 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 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 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 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 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 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 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 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 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 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 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 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 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 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 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 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 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当然， 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 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 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 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 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有趣的是，诸如此 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 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 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 义，令人玩味。”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 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
　　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 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 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 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 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 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 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 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 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 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 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 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
　　
“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 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 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
　　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 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 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 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 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 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 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 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 人的高明之处？”（吴正）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 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 “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 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 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 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 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 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 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 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 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 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 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
权。
　　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 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 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
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 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
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 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 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 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
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 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 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 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
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

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 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
的文化对话呢？1998 写于耶鲁大学
第 5 节　上海的一日




　　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 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 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
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 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1975 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 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 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
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
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 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 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 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
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 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 1997 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 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
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
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
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
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 30 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我不能够给 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 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 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
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
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 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 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
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
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

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
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
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 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 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 如此相像？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 20 世纪的中
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
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 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 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 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 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说是
某一年的 2 月 26 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 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 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 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
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 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
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 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 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
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 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 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 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 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 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 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 等着。
（原载 1998 年 2 月 26 日《文汇报·笔会》）
第 1 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
　　
——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
又是外国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 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 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
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
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 别的需求，不是吗？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 客多半是德国人。
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
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 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 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
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 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 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 “怎么啦安安？”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
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 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
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 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 对？”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 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可
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哦！孩
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
怯怯地说：“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我想了想，亲了一 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
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
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 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 声地回答：“没看见。”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行李非常 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又是我吗？“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
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您要我带着两个孩 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你 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 生气！
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 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
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同志，
这叫什么菜呀？”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 冷冷地说：“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 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 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
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那该怎么称呼呢？”
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 前，说：“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 说：“学了再来。”“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你晚上来，
我教你。”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牵
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这样子对待外地人，
您真丢北京人的脸！”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跟 我去市场吗？”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我很想去，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吵架？我惊愕地 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你 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原载 1993 年
10 月 31 日《文汇报·笔会》，同年 12 月 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北 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 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
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 1993 年 12 月 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

“脏口”编辑同志：读完贵报 12 月 10 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 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
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 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编辑同志：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 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 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 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
人感到那么熟悉。 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
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 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 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 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 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原载 1993 年 12 月 13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我代表首都　我
代表中国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 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 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 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
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 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
代表中国。
　　计萍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 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 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 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 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 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 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 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原载 1993 年 12 月 14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 2 节　蝉鸣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
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 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 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 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
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 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 上等着客人——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蒙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 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 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 样——”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两兄弟把脸趴 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 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 吗妈妈？”“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叫哥哥？”飞飞歪着头 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
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
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
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
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 姨吗？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 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来，送给你一只。” 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
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 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他蹲在路
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 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 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
它好可怜！”“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第 3 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您好。麻 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 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
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 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 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
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 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
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 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 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 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 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
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 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 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 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
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
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
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 1989 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
人家怎么办？”“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 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 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
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 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 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 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 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
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第 4 节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
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 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
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 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 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 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
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
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 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 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 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 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
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 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 的八年？没见过。
台湾？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
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 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 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前面?? 前面有人打架??”“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
—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
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
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 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
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
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 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 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 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 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我说，五六
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台 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 90 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
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
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 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 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 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
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 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 年 8 月的北京给我这 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 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
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

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 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
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 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 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 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
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
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 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 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 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
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 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
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
难——你能不吵吗？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
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 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 1994 年
1 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
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 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 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 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 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 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 1 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 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 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 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 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
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

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 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 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 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 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 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 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 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 加坡在 9 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 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 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 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 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 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 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 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 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 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 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 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 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 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 由的“亚洲人”包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载 1994 年 10 月 10 日台北《中国时报》）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 人——梅子不久前遇到一位来自缅甸、在本地工作数个月的医生，听他诉说 离乡背井之情怀，也谈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据悉，获准出国的缅甸人 向来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政府比较开放，获准出国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
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人近千人，多数是工程师、医生。可惜他们的专业资
格未受到国际承认。因此，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报考美国的医 学士学位，然后在该地发展。他认为这里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不但修读英 文，也学会不少简单的方言。
　　新加坡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洁公正。比较起来，这里的人 民非常幸运，他不明白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牢骚？他认为这么好的
政府，这么有条理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我们是生 长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如温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人们都会 觉得不寻常而作出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或批评都是 出自内心的关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态度太过情绪化，
却未必有恶意的动机。人们提意见，特别是书面形式，都应当成有诚意的关
心和交流，让人们把心中的疑虑，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讨论，使政府部门或首

长有机会了解有关课题在民间的反响。这方面，报章等大众媒体扮演着沟通 桥梁的角色。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层更能听取和容纳不同的意见，报 章和媒体的过滤也显得更有伸缩性，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有机会读到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
（见《联合早报》1994 年 10 月 14 日《言论》版）。 龙应台的论调，使我想起最近一位来访的留日本选修社会学的台湾学
生所作的谈话。针对新加坡的生活，她认为生活费高、物价贵，令她觉得负 担重之外，她还是很羡慕我们。虽然新加坡是那么一个蕞尔小岛，物资都靠
外来供应，但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社会的和谐，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 日本留学生，她的同学，当被询及国籍时，都能大声地说我是新加坡人。台 湾的学生却常遇上尴尬的局面，许多时候她报上的台湾籍都被改为中国籍， 使她觉得难堪。不知尊严何在！她的一席话，使我倍觉我们所拥有的主权，
是得之不易，是应该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在电视荧光屏、报章上看到有关台湾境内政治斗 争，在国会中或公开集会上大演铁公鸡，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的报道，不知那 些是否龙应台所谓“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国度所常发生的事？我很庆幸 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小叶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 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 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 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
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 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
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 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 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 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
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 7 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 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 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
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
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 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
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义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 内涵！也十分赞叹这家公司的选择！
但是，当我看到《联合早报》10 月 14 日转载了台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标题时，倒吸一口冷气，细细看下去，觉得这个 龙应台的话缺乏正常的逻辑。我始终想不出来“新加坡在 9 月吊死一个贩毒

的荷兰人”和“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连。我不知 道龙应台指责新加坡政府“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这句话所指的新加 坡政府何时何地要去代表这个台湾人去说话！
　　恕我直言，龙应台的话实在不能让人服气！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文 才确是不凡，我周围欣赏过这篇佳作的同事，都异口同声让我写文章建议龙 应台再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或许是本土本乡本情写出来更能感人！ 当然，龙应台也想不到她这篇文章被新加坡报纸转载了，更想不到新 加坡人立即进行了反驳！连中国人也要来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 龙应台肯定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新加坡！但我还是要告诉她：我爱
新加坡！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一得远适欧 洲的台湾女人龙应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却选择在台北报章对新 加坡大放厥词。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这个以舞文弄墨为专业的女人，首先对新加坡领袖冷嘲热讽一番，指 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亚洲人（包括她这个道地亚洲人在内）发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评得一文不值，声言：“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
自由与尊严。”最后，她还以挖苦的口吻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
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尽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写了这么一篇 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去把她抓来五花大绑拍照或打屁股， 道地的新加坡人却不会轻易放过她，如乐子与梅子两位青年写作者便对她作 出了强烈反应，连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陈敏明也站出来说公道话。
自称“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的龙女子，庆幸自
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亚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 感庆幸。
理由很简单：她既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欢迎这么一个极端个人
自由主义者。 如果她不幸生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终老于斯的话，她显然只有两
条路可走：要嘛忍气吞声，挨受连嚼口香糖都没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 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无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几时便会活活闷死。
要嘛积极从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新政党，或加入现成的反对党，
或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竞选。一旦进入国会，便可声嘶力竭地为全体新加坡 人争取自由。必要时还可脱下高跟鞋当武器，以期打出一个自由天地来。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林义明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北《中国时报》
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 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
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
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阉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 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
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

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 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 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 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 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 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 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 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 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把声音 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 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 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 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现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 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 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 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 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 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 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 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 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 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 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 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分说话的权 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 价值现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 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 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 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 “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 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 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 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 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 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
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