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大尉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和唐生明挥泪告别，唐这时又以过去 没有用过的口吻同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他的，他只表示愿意早一点能回日本 去，因为他是长崎人，一家人在长崎被美军原子弹炸光了。唐因为松井为他 干过不少的事，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他，所以胜利后第一批遣送日本人回国 时，他就特意请军统大特务、上海港口司令谢灏龄把松井安排进去。动身那 天，松井专门到唐家，依依不舍地和他及他全家告别，带着沮丧的神情走了。



七




　　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大汉奸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 系。
　　蒋介石要不是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能早就公开与日 寇进行谈判了。
唐生明之奉令投敌的任务之一，便是替蒋介石去拉拢这些汉奸。 唐在上海、南京等地几年当中，亲手拉过不少的人，也了解到蒋介石
除派他担任这项任务外，还另外派了许多人从多方面入手来做这项工作。唐 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从来没停止过。以拉拢汪伪中第三号巨奸周佛海为例，便 可看出一些。唐到上海不久，周曾向唐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 中唐才知道周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均还
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这情况后马上向重庆报
告，并建议要拉周，最好的办法可以从他母亲、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处找到他母亲、
岳父等人，把他们一起接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只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
的照顾。
　　约在 1941 年夏天，周接到湖南亲友的信，知道这些人已被扣捕，不知 解往什么地方去了。不料这一情况被许多记者知道了，专门去采访他，他明 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出来的，但在答复记者时措词却异常婉转，只说：“我 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 险。”从这几句话可看出他内心矛盾，也可看出他对重庆政府藕断丝连的留
恋之情。唐一面把这一情况向重庆汇报，一面跑去安慰他，当他向唐谈到这
个问题时，非常伤心。他对自己累及老母、岳父等安危，内疚很深。他老婆 告诉唐，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连日苦闷极了。唐一了解到这一 情况，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庆作了报告，要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他进 行拉拢。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他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
不要作孝子而要作“忠臣”，要他忠于蒋家王朝，不要给周家祖先和子孙丢
脸。后来戴笠很得意地告诉唐，说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通过周的母亲、岳父，戴笠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最初周很慎重，他 看唐整天只讲吃讲玩，嘻嘻哈哈，还不敢和唐谈已与重庆发生往来，因为戴 没有告诉他唐去的作用，唐虽知道也不便先和他去谈。戴一方面不愿彼此发
生横的关系。怕出事彼此牵累；同时，也为了唐的安全，怕这些人靠不住出
尔反尔，所以双方都不通知，各人直接和重庆联系。

　　直到那年冬天，周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他们才彼此把真实情况露了出 来。这件事经过如下：
唐生明在未投敌之前，便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早就预留下
几个可以代表他和日本接洽的人在那里，他的确一开始就无心抗日，从他种 种措施可以证明。
　　蒋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当中，有几个唐一向熟识，如胜利后立即公 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从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沪办事处主任吴绍
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被送回重庆的原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唐去上海
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他们见唐由重庆到了上海，也猜到 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去联系。
　　有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说蒋伯诚、吴绍 澍想和他谈谈，问唐愿不愿意，唐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张陪唐去白赛仲
路某号八层楼上与蒋、吴见了面。除谈了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和重庆两方面
的许多事以外，他们便问听到什么重要消息没有？希望告诉他们一点。唐便 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听到一点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 目的是去扰乱，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点粮食，不会作长久占领。
这消息唐早已向重庆汇报了。 蒋伯诚、吴绍澍却如获至宝，分别向重庆去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
电被李士群的特务侦破出来。其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李士群一研究， 唐生明投敌时，唐生智在重庆登的脱离兄弟关系的报上是称“四弟生明”， 知道唐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它特务组织也有往来，所以便找唐去问。唐回 答很巧妙，说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怎么知道谁是重庆特务呢，以后说话
注意点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谈这件事，并暗示他也与重庆拉上了关系。并 劝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一听，知道 一定是通过扣押他母亲等之后，才与重庆勾结上的。后来他便告诉唐，戴笠 对他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他岳父常有信来，渐渐发展到戴笠和他称兄
道弟直接书信往来，并介绍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务程克祥、彭寿负责和周
联系，还在周领导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立一与重庆直通的秘密电台，由 周在财政部给他们名义掩护。
1943 年戴笠把彭寿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利用周佛海的问题。
因估计快要接近胜利了，蒋介石便暗中作了抢占上海、南方等地的部署，要 所有与重庆有勾结的汉奸们，一定要很好地运用日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先 进入这些地区。但又不能让汉奸们拿到文字上的证据，以便将来好处理他们， 便要求特务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彭寿回来后，曾把蒋介石这些指示都告诉
了周，周听了很高兴，认为以后不管那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 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周曾 把戴寄给他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 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的甘愿听从戴笠 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没有经费， 周一次便拨了三百亿元交与唐生明转发他们。当时三百亿可以值几千两黄 金，唐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买了三千两黄金交与戴笠，可 见周当时是如何全心全意在支持军统的工作了。
　　
　　当时重庆对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日寇长期统治，特务不 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点办法，周便利用机会去过一次伪满访问，除了 解到—些情况回来，还为军统在伪满作了一点布置。
　　周佛海自与戴笠发生关系后，也把他的一些亲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 的助手罗君强、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胡泽吾，以及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经 过他介绍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 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
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蒋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把日 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时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 果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 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使他弄得到处碰壁，最近才决定宁可
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
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 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 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还有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拉过来的。唐身 份公开后，在与陈秘密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他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不要
再闹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七七事 变”以前的形势。他曾表示一定忠于蒋，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也 很体谅他，像一般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让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 他自己的打算，不会完全肯听他的话。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由陈公博代理南京伪主席期间，陈看出日本已成
强弩之末，迫切希望重庆与南方公开宣布“统一”，但蒋介石却不肯干了。 陈曾要求去重庆当面见蒋请示“统一”步骤，遭到了蒋的拒绝。他知道蒋不 会再利用他，因为眼看便宜的胜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国人民面前来闹这 个丑剧，便下决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刚宣布投降，他与伪政府高级
顾问影佐帧昭，一同逃到日本，他还希望蒋介石能放过他。
　　由于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喊出了严惩汉奸、快办汉奸的呼声，蒋介石才 不得不向美军驻日统帅部把陈要了回来。在公开审讯中，陈在法庭上还曾提 出他早与重庆有联系，是准许他“戴罪图功”，曾负责维持了京沪等地治安， 等待重庆接收而没有让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当他把这些搬出来，蒋介石不
但不承认，而且很快就把他明正典刑给枪决了。
　　当时许多不了解这些内幕的人，看到蒋介石杀了陈公博等大汉奸，还 真以为他真是忠奸不两立。蒋也认为这些过去与他暗中勾勾搭搭的人、杀的 杀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人能了解他过去干的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丑 事，他万万没料到还有一个他亲身派去搞所谓“曲线救国”的唐生明这个活
生生的见证人，会揭露出他这些丑恶的材料。




八

　　伪社会部部长丁默 tun，原为 CC 系中统特务。投敌后，又很快与重庆 勾搭上了，戴笠派了军统特务周镐、濮齐伟、毕高奎和他联系，也派去了一 部电台。日本投降后，他勾结日军利用伪军维持过京沪一带治安，对阻止新 四军进入出过不少气力。所以胜利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严惩汉奸时，戴笠还 把他和周佛海一同送去重庆庇护起来。戴笠死后，蒋介石也不肯认帐，把他 和周佛海等一同交了出来，当法院判处丁的死刑时，丁妻赵敏很不服气，到 处发牢骚，埋怨蒋介石翻脸无情。再闹又有什么用呢？
　　胜利后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缪斌，为汪伪政府中的考试院副院长， 他也是很早就与重庆勾结上了。军统派顾敦吉和一个姓金的特务和他联系， 他认为最得意而对汪蒋两方面都立过大功的一件事，是由他把蒋介石派在江 南打游击的“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一个军的部队变成了伪军。这一 作法是非常之恶毒，当初李长江和新四军经常在一道，人枪还不少。但重庆
方面对他的弹药接济不上，蒋介石便指示可通过缪斌出面和李长江谈判，将
所部改编为伪军后，由汪精卫供给他几十万发子弹和其它装备后，立即掉过 枪口去攻击新四军。这样做，重庆方面可以把攻击新四军的责任推到汪精卫 身上。
　　汪也乐得这样做，他不像蒋介石要经常公开反共还有点顾忌，他是公 开标出“反共建国”的。最妙的是蒋介石指示缪斌去和李长江谈判时，还派
了李的顶头上司也去参加谈判。 江精卫给了李长江一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伪职后，他马上进攻新四军，
一下成为汪伪政府的红人，大受汪、日的称赞。
　　胜利后，缪斌以为自己立过这样一件大功，不但自己无问题，还以为 可以保障一批汉奸。他常向一些去南京、上海接收的重庆军政人员公开吹嘘 自己这一“功绩”。戴笠一到上海，就把他逮捕起来，而且很快就枪决了。 当时该杀与应杀的汉奸那么多，他却以“有功”而成了第一个被杀的，这中
间的秘密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伪浙江省长傅式说，在任多年，作恶不少，胜利后却能逍遥法外，主
要是他任浙江省长几年内，坚持做了一件事，即把蒋介石母亲的坟墓，保持
完整，没有遭到破坏，渐江不仅是蒋介石家乡，也是戴笠的家乡，他们都迷 信风水。特别是蒋介石，总认为他爬上中国的统治地位，与他母亲埋葬的地 方很有关系，平日他母亲坟地上一草一木都不准许别人轻易动一下，生怕破 坏了风水，影响他的前程。所以傅一当上浙江省长，戴笠就千方百计派他的
江山县小同乡毛 hun 和他联系上了。傅式说遇到许多事常向南京和重庆两方
面汇报、请示。南京汪伪政府一些反蒋的大汉奸与日军中一些中国通，都多 次打算去挖掉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傅式说便想尽方法去说服这些人。而且让 军统特务每隔不久，便站在“蒋母之墓”前面照张相送去重庆，让蒋介石看 了放心。每次更换奉化伪县长时，傅式说总要亲自暗中交代一番，把保护这
座坟当成伪县长满不在乎，两人表面尽管似乎很亲热，骨子里却仇恨很深。
发展到后来，彼此都有心以杀掉对方为快。的特殊重要任务。所以许多人说， 这种人是懂得做官之道的。
至于像汪伪南京宪兵司令陈臬，文化大汉奸周作人，山东伪省长杨毓 xun
等一类部、省长级的许多大汉奸，先后通过军统特务戴觉生、金城银行经理 周作民以及一些纱厂、烟厂老板去和他们进行勾结拉拢，就太多太多，不再 一一例举了。

　　唐生明在沦陷区几年中，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他联络日本特务与 周佛海等一同筹谋划策假手日寇杀掉了汪伪特工头于李士群。这是一幕非常 油折离奇的事，不仅轰动一时，还有种种不同传说，现就唐生阴所说的经过 叙述如下：
　　李士群在汪伪组织中，最初是在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中 当丁默顿的副手，后因日本人对他特别喜爱，不久，便把丁挤走，由他负责 领导特工总部。后来这个特务机关几经改组，由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总部， 再仿照重庆戴笠一个样改为调查统计局，一直归他负责。即使在 1943 年兼 任了伪江苏省长后，他也不肯放弃这个职务。
　　在那几年中，他在沦陷区横行不法，任意捕人杀人，谁也比不过他。 当时沦陷区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沦陷区的戴笠，因此戴笠也特别重视他，一直 要唐生明没去拉扰他，好利用他在沦陷区的特权，配合军统去进行反共活动。 李士群在汪逆手下可称得起一员反共大将。在反共方面他是竭尽全力， 除主持所谓清乡工作外，平日对共产党人的捕杀，几年中数以千计。他常以 此而自豪，不仅受到日伪的称赞，连蒋介石、戴笠也都很赏识他。虽然他不 愿和重庆发生关系，但重庆仍想有天把他拉过去。军统在上海暗杀过伪市长 傅筱庵这样一类大汉奸，要暗杀李士群，只要唐生明暗中相助，是完全可以
成功的，但戴笠只是要唐设法拉他合作，并很有耐心等待他。 李之所以不愿与重庆发生关系，唐生明从多方面了解到，原来他在国
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地位很低，远不如陈公博、周佛海、丁默汀等人，人事
关系也很少。他投敌后才一下子爬起来，当到部长、省长地位，同时他也杀 过不少军统、中统等特务，结的仇很深，所以他一直认为只有死心塌地依靠 日本人才是唯一出路。由于日汪对他的倚重，他的野心越来越大，并且日渐 骄横。特别是他和伪江苏省长高冠吾闹意见时，日汪都全力支持他，将高调
走，由他兼任省长后，更认为自己了不起。原来他就和周佛海在经济上争权 夺利闹得很凶，后来对周也更加不敬了。
　　唐生明和他俩关系都不错，周与重庆有了关系后对唐自然更深一层， 他们两人闹意气便常与唐谈，唐两面敷衍又两面挑拨，以加深他们之间的矛
盾。不过他得知李的部下要对付周的时候，他便让周特别警惕，而知道周和 罗君强、熊剑东等准备对付李的时候，他却不去告诉李。如果李知道了抢先 把周佛海等杀掉，这对唐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李始终 是保密，不敢吐露半点风声。
重庆由于争取李多年无结果，特别是听说新四军方面也左派人争取李，
到 1943 年夏季，下决心要除掉他。唐生明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再三，便 向戴笠提出建议杀李可采取上、中、下三策，下策立即可以实行由唐向军统 特务提供李的日常行动情况，随时狙击。因李对唐从不防范，甚至李在上海 愚园路 749 弄 68 号家中，唐可以在那里请客吃饭，唐的身份暴露后，李还
很坦率地向其表示：“你是渝方派来的代表，我有责任保护你，两国相争，
尚不斩来使，何况我们交情这么深，你放心吧，我保证我的部下没有任何人 会敢来对付你。”事实上也是这样，唐和李士群往来也和与戴笠往来一样， 因为这两个特务头子都是爱吃喝玩乐的人，唐生明对这门道是样样精明，特 务头子由于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与人去玩，唐生明的地位和为人大大咧咧，
正符合作为他们的朋友，所以唐在这两人中间都得到信任。他要让军统暗杀
李的话，那太方便了，不过杀了以后，李的部下肯定要报道，唐也不能幸免，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马上做到的下策。 唐提出的“中策”是利用他和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
开唐卷入，而且可以挑起他们之间一场仇杀。在沦陷区，不但周佛海这一派
的人对李早有不满，就连许多伪军头子中，因清乡期间彼此争权夺利，仇恨 也很深，只要花点功夫，挑起这些人去对付李，是很有把握的。
　　唐的“上策”是利用日寇和李的矛盾去杀掉他。这是一点不会露出痕 迹，也没有人敢借此找麻烦，而且可以给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走的汉奸一
个最生动现实的教训，一举数得。对以后拉拢汉奸也就更容易了。不过这个
上策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办得到的。 戴笠接到唐生明这一建议，认为“上策”是最好的一策，但为了考虑
他的环境，却把这一任务交与周佛海去执行。开始他没有告诉唐让周去干， 而是周暗中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唐。



九




　　周佛海接到这一任务，心情万分紧张。他认为万一稍一不慎，走漏点 风声，不仅自己马上会被李士群杀掉，全家性命都将不保。有一天，周找唐 生明去他家，在抽鸦片烟的那间小房内，还叮嘱他老婆杨淑慧坐在楼梯口不 让人上楼去。他刚一躺下去，烟还没有抽，就有点吞吞吐吐想说又止，唐便 单刀直人：“是不是为了木子的事？”（他们背后叫李士群为木子）他一听当 时就吃了一惊，话犹未言，唐又补上一句：“上中下之策，上策为佳。”周一 下把身子一纵坐了起来，显得非常惊慌，他当时认为这是最机密的大事，决 不会有人知道，更想不到唐会建议这样的三策。周怕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生 命危险，唐才说出这三策是他献的，他自己怎敢泄漏半点。周便将蒋介石命 令他准备如何去进行的情况告诉了唐。他当时非常担心，要让他这个手无缚 鸡之力的人去杀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杀人魔王，是不能不十分顾虑 的。
　　自那次揭开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两人关系就更不同了，因为这件事 周开始连老婆都不敢告诉，怕她万一不慎走漏风声，所以便常找唐密商。周 也同意采用“上策”。并决定设法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中佐去 搞，周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他手下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去勾结冈 村。熊原为军统特务，1940 年在上海被日宪兵队逮捕后与日宪兵队发生了 关系，甘心为敌寇工作，以后周请示将熊调为税警总团副总闭长，目的也是 为了对付李士群。因李早看上税警总团，熊有宪兵队作靠山，李在工作上又 一向与日宪兵有矛盾，熊调到税警总闭，李就不敢随便去吞掉熊，这就更增 加了周的实力。不久，冈村升任了上海日宪兵队特高科长，周常指使熊剑东 在冈村前面去说李的坏话，冈村早就对李不满。李自兼江苏省长后，态度比 前更傲慢，对冈村也不如过去恭顺，由于这些因素，所以周便决心要通过冈 村之手去杀掉李士群，办法是周要熊剑东用种种方法去挑拨冈村，说李对宪 兵队如何不满，工作上如何想方设计要与宪兵队争权力，尤其是说李越来越 瞧不起冈村。这个性情暴戾、一惯爱独断专行、而又头脑简单的日本恶魔，
　　
听了这些便咬牙切齿发誓要除掉李，熊又故意劝他不能这样做，因李负责特 工工作多年，很得日军总部的信任，劝他要忍让一点，这更使冈村冒火，决 心不顾一切要把李除掉。这时熊才建议，只有找机会毒死他，以避免公开去 干的后果。冈村认为这是一条妙计，可以做到不会被别人发觉。熊与冈村商 量好之后，但一时找不到最好最猛烈的毒药，因使用一般毒药容易抢救过来， 一次不成就无法再下手。就在那时，正好周派到重庆去见戴笠的彭寿回来了， 他刚从戴笠手上要到一些最可靠的烈性毒药，有的只要服下一点，便马上死 去，有的服后几小时才发作，能使全身水份挥发完而致死，有的潜入心脏等 处几天后发作便无法抢救。这些经军统局研制多年的毒药，都是无味、无臭、 无色的剧烈毒品，只需用少量即可致命。周便选了一种当天不会致命的毒药 给熊剑东转交给冈村。冈村一听说这种毒药吃下一点点即可在一两天毙命， 十分高兴，便迫不及待想马上动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他便不顾一切，决 定自己出面，请李去他住的百老汇大厦家中吃饭。
　　李士群因和冈村一向处得不好，对之防范甚严，但又不敢公然得罪他， 总是耐心强笑和他敷衍。李本来一向住在苏州，那天正有事去上海，冈村得 知便正式下请帖请他，他本不想去，明知去了没有好处，但也只好硬着头皮 去，因他依靠的晴气大佐正好调走了，他不得不去巴结冈村。
在准备进行的头一天，周佛海把熊剑东和熊的老婆唐逸君、自己的老
婆杨淑慧找去研究，决定由熊、周两人老婆去帮助下毒的工作，因为失败成 功在此一举。周部署完毕，自己便回南京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这天，李士群带着他的亲信夏仲明充当翻译，一同准时前去赴宴。杨
淑慧这位伪行政院代院长的夫人和唐逸君都不顾自己当时的身份，早就躲在 冈村家中等待下手。那天是用吃西餐方式，菜预先分好端过去，每次给李吃 的东西，都由她俩先拌上毒药，交日本下女送给李。由于李平日作恶太多， 对自己最亲信的部下要杀掉时，也不采用公开方式杀害，总是借请客吃饭时
暗下毒药，他手下一个杀人恶魔吴世宝，因杀人多又随意抓人，日本宪兵队 把他找去问他为什么随便杀人抓人，他说这是李士群授意的。日本人向李提 出，要注意：把中国人都杀掉了，谁来给我们干事？李恨吴说出了自己，便 下毒药将其毒死了。所以他对冈村请他吃饭，而且客人只有他和夏仲明，他 怕冈村也用毒药对付他，每次下女端给他吃的东西，他一口也不吃，推说身 体不好，正在闹肚子，不能吃东西，冈村一看这情况很着急，躲在厨房下毒 的人更急，最后冈村自己走进厨房，亲自端出份牛排，把剩下的毒药一小点 都倒在生菜上面，冈村很殷勤劝他多少吃一点赏赏面子，李士群只好勉强吃 下牛排旁边放的一点生菜，当场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舒服，他很庆幸自己躲 过子一场灾难，稍坐一会儿就想辞行。冈村怕他回去用灌肠胃办法把吃下去 的东西冲洗掉，便提出几件平日他们之间最感棘手的事来和李商谈，李不得 不应付，直谈到很晚才让他离开。
　　冈村请李吃饭是 1943 年 9 月 7 日，李当晚回家果然叫医生为他清洗了 肠胃，只稍微有一点点感到不舒服，还不完全在意，如果是一般毒药，经过 清洗便可排出，他没有想到冈村会用军统局配制的毒药来对付他。第二天他 回苏州，在车上李还没有感到异样，一回到苏州家中，就满身水汗不止。用 输液、喝水等办法进行急救也不中用，8 日整晚都是汗流不停，到了 9 日上
午便全身水份排完，萎缩如同小孩一样，这个在沦陷区杀人无数的汉奸恶魔，
就此一命呜呼了。

　　周佛海得到李暴毙的消息，于 10 日赶到上海，听杨淑慧等谈下毒时提 心吊胆，最后剩的一小点被李吃下去等情况，无不兴高彩烈。而汪伪政府中 的大小汉奸，对李的突然暴毙无不感到异常惊慌，当知道此事是出自日本人 之手，又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乱说，都怕惹祸上身。
　　伪政府发布李死去的公报时，只含含糊糊地说，李是患吐泻症不治身 死，并说是在苏州得病在苏州死去。对他两天前去过上海应冈村宴请，一字 都不敢提。
汪精卫平日对部长、省长级的大汉奸死去总是亲自前往或派院长级的
人代表他去致祭。这次对李的死，只派了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代表他去了 一趟，发五万元治丧费，不敢大肆铺张。其它的人一看都怕惹事，很多人都 不敢去吊唁，多半是派一代表或送点祭礼之类敷衍一下。
　　唐生明本不想去，因徐来说不去不好意思，唐去了灵堂站在棺材边， 据他说，他当时有两种矛盾心理与别人完全不同。他说：作为朋友，看到李
这样惨死很难过；作为工作，则感到无比高兴，因为他的这一“上策”，顺 利实现了。
　　李士群这样死去，使得当时许多忠心耿耿为日寇充当鹰犬的大小汉奸， 都存在兔死狐悲之感。
胜利后，唐生明见到戴笠，向他详细谈毒死李士群的情况，因过去只
在电报中简单提了一下。戴听后，把大拇指一翘，连声称赞：“格件事干得 真漂亮！”


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派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重新返任时 发表过一次很长的谈话，大意是说：在抗战期间，他奉命留在上海做敌后抗 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招认出自己所领导的组织 和有关人员，他还曾经吞针自杀，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他， 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是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 历尽万苦千辛，终于逃回重庆??同时重庆方面也曾大肆宣传，把他这一行 为，吹成为典型的敌后抗日英雄人物。
　　国民党大官吴开先真是这样的硬骨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会 在重新返任局长的第二天，专程跑到唐生明家去向唐道谢了。原来他那一幕 丑事唐最清楚，并真心诚意帮助过他。
　　吴开先被捕后能返回重庆，当时是负有日寇招降蒋介石的重大使命的。 这件事具体经过如下：
1943 年夏天，唐的身份已公开为蒋介石派在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联络
人，有天李士群告诉他，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长吴开先已被捕多日， 业已去过南京，见过汪精卫和注的日本顾问，他们原来准备让吴担任南京的 社会部长或伪中央党部其它重要职务，吴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等又考虑到另 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又把他送回上海，要他和唐共同研
究，并让吴暂住在唐家不要对外露面，将来如何安置，再慢慢谈，唐同意了。
第二天，李士群派人把吴送交给唐，唐一面向蒋介石报告；一面与吴

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当时吴也拿不定主意，既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 和日本还想要他干什么。
唐便向各方去打听，了解到，原来是 1943 年 1 月 9 日南京伪政府奉日
寇之命，向美英宣战后，日本最高当局的决策是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对 蒋介石愿作出更多的让步，日本愿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形势，把大部分 侵华军队撤走好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绝和美英关系，并公开继续进 行反共军事活动。
在如何进行反共问题上，当时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几个人几乎是
异口同声这样告诉唐：“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一天天 在壮大，已成燎原之势??如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更强大， 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好机会??”他们还认为蒋介 石听信谗言，所以必须找一个能直接和蒋介石当面分析利害的人去恳切谈
谈，他们认为吴开先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所以正在考虑。他们一面谈如何
运用吴开先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唐示意他也应当这样去说服蒋介石。唐了解 到这一内幕后，便向蒋介石报告，答复只是让其继续注意。
　　隔了好久，蒋介石的指示又传来，他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不要 去南京任伪职，并说明，吴到重庆后会妥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从这一回
电中，也可看出蒋也是寄希望于吴开先，想看带回去的和谈具体条件。
　　有天，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来到上海，他是一度离开汪去担任 部队工作，汪的最高军事顾问换过柴山和松井两人，日本政府认为这两人都 不如影佐，所以又把他调回原职。他重新回任后权力比过去更大，日本政府 很相信他，许多重大问题都可由他作出决定。唐在上海见到他，便找他谈吴
开先回重庆的问题，他当时即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回重庆去说服蒋介石，应当
早日停止抗战。他很慎重地向唐表示：为了蒋介石着想，应当立即接受日本 人这番诚意，下定决心，才是出路。他还说：重庆方面如果有什么顾虑，日 本方面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尽可能多作出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 唐把重庆同意吴回去的话告诉他，他更兴奋，马上向唐说了一些对蒋介石很
尊敬的话。临走，他还希望唐多利用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早日促成这件大事，
对大家都有好处。 唐回家便把和影佐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吴开先，吴听了高兴异常。 又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约在 1944 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下，吴乘
机离开上海经广州湾回到了重庆。不知吴回重庆见了蒋介石怎样谈的，因直 到抗战胜利，吴唐两人才晤面，彼此都不愿再去揭那一幕暗地里准备进行的
和谈丑剧了。
　　1944 年以后，由于同盟国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与美帝又勾结得很 好，他这时对准备投降日寇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变，对勾结日伪的兴趣不像 以前那么浓厚；这个时候，军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是着重在替美帝作 情报和气象等方面的工作。
　　唐生明在上海，曾于无意中为美帝得到过一件他们认为价值很高的军 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使美帝海军在全歼日本舰队中起过重大作用。当时 军统在沦陷区搜集日军的情报，大都是通过一些与日军有勾结的汉奸去进行 这项活动，得到的东西都比较可靠。
唐在上海经常往来的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职务）古川，
这人原不认识唐，是他自己去找唐的，因为 1928 年唐生智反蒋失败，从汉

口坐日本兵舰在上海换船去日本时，古川有个兄弟原在汉口日本海军方面工 作，汉语很流利，唐生智请他当翻译；以后又陪同其去日本。因唐生智对这 人很好，古川便一直记得这件事。唐生明由重庆到了上海后，古川听说这人 是唐生智的弟弟，经须贺海军少将的介绍（须贺抗战前在武汉日本领事馆工 作时，便与唐生智，唐生明兄弟相识），便找到唐生明联络叙旧，在那个环 境里，都是以能结交日本朋友，特别是以结交日本高级军官为荣，所以唐生 明也乐得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唐和他往来中，渐渐 由一般性问题而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古川不止一次地向唐谈到中日亲 善问题，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能与日本合作反共的，而汪精卫的力量却很有 限，只能在口头上高喊反共，实际上成不了大器。当时他这种看法，几乎是 唐在沦陷区所见到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普遍都有的一种论调。
约在 1944 年下半年中，有天古川邀唐去他家吃便饭，古川饮酒不少，
在与唐谈到日本海军作战的问题时，他带着几分醉意向唐夸口说：“日本海 军在这次战争中虽有些损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袭美国海军 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当前战局。”唐便故意用怀疑口吻进一步去 追问他：“有几分把握？”他又连干了几杯之后，便不知不觉中流露了他刚
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消息，说日本正在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
中整编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其不意，给美国舰队以 突然的一次袭击，可以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像在珍珠港一样。唐听到这 些后马上给重庆发了急电，戴笠立即将其送给中美合作所转给了美海军方 面。据说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寻日本舰队的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的情
报，他们也估计到日本一定会把剩余的力量集中来一次突袭，所以对唐的这
一情报十分重视，经查对属实后，便趁日本舰队尚未完全准备妥当，集中海 空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动攻势，结果在雷伊泰湾附近那次激烈的 海战中，一下击沉和击伤日舰近百艘之多，使日海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溃 不成军。由于这一胜利，中美合作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由准将晋升为少将，
美国海军部并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
　　抗战胜利后，梅乐斯到上海，专程去见唐致谢，并说这一情报是中美 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
抗战进入末期，自苏联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后，南京伪政府的大小
汉奸们，莫不惊恐万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主子日本军阀寿命也不会长了。 一些过去与重庆有关系的，都庆幸自己早留有退路，将来蒋介石回来问题还 不会太大，可能依旧官复原职。少数过去与重庆没有一点关系，而对日寇忠 心耿耿的，则终日惶惶，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去钻门路、找关系。不少
人向唐生明送厚礼，拉交情。另一些则作逃往外国打算，尽力捞一把，沦陷 区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压榨，比过去更厉害得多了。
戴笠于 1945 年夏天就赶赴东南，等候胜利。他亲自在作抢先接收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种种部署，每天都与唐生明有电报往来，随时要唐告诉他京 沪方面情况。他在建瓯、淳安等处等了好久，满以为日本马上要投降；但是 当时日本对美国的逐岛进攻，一直是极其顽强地在抵抗。看样子一下还不能 结束这场战争。戴笠等得不耐烦，正打算先回重庆去，这时，新的消息传来，
苏联已在东北向日军发动进攻，日本三面受击，才提前宣布投降。戴笠便急
急忙忙发出大批委任和委派汉奸的命令。指示他们应如何勾结日军利用伪军

来维持各大城市治安，尽力阻止新四军就近进入京沪杭等大城市。



十一




　　一切刚布置好，戴笠便飞到了上海，唐生明、周佛海和军统许多大特 务都去机场迎接他。他刚一下飞机就兴奋得把唐生明抱了起来，才和周佛海 等其他人见面。当时军统特务为他早布置了几处华丽的公馆，他都不去，而 要住在唐生明家中。虽然他答应唐生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不久又提出要 他帮助整编忠义救国军。他告诉唐，美帝海军方面已决定支持他搞海军方面 工作，要把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部队都改编成为海军陆战队，并请唐出任 海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所以他当时便以未来的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自居， 把上海日本海军的房屋财产设备等一起抢先接收了。
　　10 月 12 日，重庆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飞到上海，戴笠带唐生明去中国 银行见他，他一见到唐，就说“这些年你辛苦了！”唐心里好笑，这些年他 比在重庆一些大官舒服多了，宋还用这句话来安慰他，真是天晓得！
　　1946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也飞到上海，戴笠当天就在唐家当着唐的面 写了一个亲笔报告请求蒋接见唐，送上后，马上得到批准。第二天晚上，戴 笠陪唐去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九号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见他。蒋笑容满面接 见了唐，连说几句“你很好！你很好！”之后才叫唐坐下，又连连称赞他与 戴笠配合得很好，很能听他的话，做得很有成绩。还希望他以后要多多帮助 戴笠做些更重要的工作。唐听完想起身告辞，蒋又以亲切口吻问：“这几年 过得怎样？”“住的地方好不好？”“与你大哥通信没有？”唐一一答复后， 再次起身告辞，蒋立即拿起红铅笔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唐：“发唐生明特别费 二百万元。”
　　唐对这笔奖赏，有点啼笑皆非，那笔钱看来数量比他在重庆发给的一 万，增加了二百倍，却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发给上海市警察局 犒赏一百万元看来，还是很大方的。
唐谢过他之后，起身告辞，蒋和唐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一句：“还都以
后，再到南京去见我。”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
“通缉令”。 大致上是说：过去派唐生明去到沦陷区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时，为了掩
敌人耳目，曾由唐生明大哥唐生智呈传通缉在案，现对日战争已取得最后胜 利，任务业已完成，前项假通缉应予取消。
这时抗战刚胜利，可说是百端待举中，一向爱拖拉的国民党的办事机
构，这次出乎意料，主要原因是负责主持在沦陷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特务 头子戴笠，一到上海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如果不早日取消这个通缉令，一个 负责拘捕汉奸的头子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作交代呢？ 我在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
都热情欢迎我，唐领着我，从前面看到后面，从楼下看到楼上，显示他这几
年住的是这样一座花园洋房，生活舒服多了。不过徐来和张素贞都争着告诉

我许多惊险万分差点被日寇杀掉的事，后来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才安全一 些，徐来说她和张素贞在刚去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而唐生明却只晓得享福， 我说这正是唐生明高明的地方。张素贞则认为唐的长处是遇到很严重的问 题，表面上仍装成满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真正是“大 智若愚”。那天随便我们怎样说，唐生明总是一支接一支抽烟，听了我们说 他的好话也好，坏话也好，只是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戴笠之死，唐生明、徐来、张素贞都非常悲痛，我去南京为戴笠主办 后事时，专门去上海安慰过他们。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通缉令取消了， 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的事，很有意 见，连他自己也说，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好的事，但替汪伪政府做过的坏 事却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他这种口直心快的话，给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员拿
了作攻击他的口实。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所以直拖到 1946
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蒋介石才找局长郑介民、 副局长毛人凤去研究唐的工作，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那么多单位、那 么大的地方，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连抗战前他担任过的警备司令都不给他，
这的确出他的意料。所以他接到这个设计委员的任命后，连设计委员会都没
有去过一次，工资也不去领。我代他把每月工资和毛人凤特别批给他的特别 费领了交给他的时候，他接过看也不看一下，便向桌子上一丢，还是徐来向 我说了一声“谢谢”。
　　1948 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 当我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又牢
骚满腹地说蒋介石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 我劝他少说这些，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1949 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尤暗中勾结，准 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 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 我？”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
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 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 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 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 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 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 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 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 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找不到机会。要杀随 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 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 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

那就会趁程潜没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 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 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 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关系，为 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派人去打过 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 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 年他从 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 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 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 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 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坦直地表示： 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 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 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 心。所以 1958 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 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 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的。



十二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 年我 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 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五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 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除了 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 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 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 我感到意外。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 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
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院，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
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 nai 宪是黄埔 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 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 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
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

不要有自卑感。 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
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
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 而和共产党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包准会反驳你，毫 不留情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 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
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 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 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 “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
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
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 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 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 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
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
“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 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 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 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
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 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 年 11 月 8 日 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四人帮”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 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去
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
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还是被折腾死于狱中。 唐生明于 1974 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屋内。伙食是东吃 一顿西吃一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又过 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文革”开始后，
全国政协的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 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 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
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扣发你们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以
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 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 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 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
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

扣去的还要补发。”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 理对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说实在 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而还补发，也只有那么多， 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心情， 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 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 民党因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折磨，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 暗示他应当把“文革”吃的苦头归到“四人帮”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 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 他们（指国民党）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 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
　　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 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面对 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口直心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 年 10 月 24 日，82 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
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 400 多人。11
月 4 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 举行”，并发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 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后， 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 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
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
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 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
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 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