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 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便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 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 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 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画笔慢 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 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 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 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 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 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 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 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 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 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 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摘自《怀念二叔》（1992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 445 页。

信中话书摘抄十二则①

一


　　《雷雨》，这本感动了千万善良心灵的戏，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腊西 克”一样的东西，甚至在远僻的市镇里我们也会遇到它的读者和观众用赞叹 的声音提起它。可是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 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 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 掉了泪。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 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 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记得从 前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时，我也有过同样的激动。第二年在东京，我便看 到《雷雨》的上演。那时我住在神田青年会楼上一间小屋里。我还记得很清 楚，你们贴了布告征求刊载这剧本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你们在楼下 大礼堂中排演它。我默默地注意着这事情的发展。每夜我伏在书案上听见你 们在楼下背台词，听见你们的各种响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一本好的 作品已经渐渐地被人认识了，我知道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别人喜欢了。我 当时的快乐正像我在那陌生的国土里忽然遇到一个谈得来的熟朋友似的。
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你的名字，你是《雷雨》的导演者中的一人。
靠了你们的努力，《雷雨》在东京上演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剧本的上演。 你想不到我那时的喜悦。我接连看了三天戏，我没有感到些微的疲倦。我不 说你们的演出是如何完美，但我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困难情形中，种种物质 条件的限制下从事了这工作的，你们的认真和苦干使我钦佩，使我感动。为 了这，我就想认识你们。不久我居然有机会和你见面了，而且很快地我们就 成了熟朋友。这有几个原因，然而说《雷雨》使我们接近，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五年我们在东京过的那些日子（H 兄①的名字是应该在 这里提起的，我和他好久不通信了），虽然我们当时常常带着愤慨讲话，虽 然我进过半天的拘留所，但是因了我们这群朋友的温暖的情谊，那些日子还 是值得怀念的。不知你和 H 兄还想到这些事情么？你的信更使我记起五年前
的旧事了。
　　可惜路隔了这么远，我不能飞过山，飞过海来看你的戏。不过我想，我 的心可以越过空间的限制来到你们的身边。??
　摘自 1940 年 11 月 19 日致吴天信。 选自《巴金书信集》第 420—421 页。
　　　　　　　　　　　　　　二 健吾兄：
我不懂戏，我不配谈戏。不过几年前我读过你半部《草莽》，到现在还
能记忆那些琐细情节。你那雄伟的气魄曾经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佩服你那支



① 此组文章，由选编者选自作者的书信之中。
① 即漫画家黄鼎。

能运用自如的笔。我在桂林、在重庆都写信告诉你，我盼望《草莽》后半部 早日完成，似乎你说过等到抗战胜利后你会在安静的环境中从容写完你那本 戏。现在已是胜利后的第十七个月了，可是你仍然在为生活奔波。你没有安 静，你也没有续写《草莽》的心境。你写了《女人与和平》（我不大喜欢这 个题目）。你不是个爱热闹的人，在你过去那些戏里我找不出一个热闹场面。 这次在你应该说是“破例”。或许有人不赞成你改变作风，但我想你是被“逼 上梁山”。这一年半来你看的受的，一定够多了。你为什么不该把那些牛鬼 蛇神一齐请上舞台，打得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在你那照妖镜下面一一现出原 形。让我们这些闷得要死的人痛快地吐一口气；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确 你有一支能运用自如的笔。
摘自 1947 年 1 月致李健吾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221 页。
　　　　　　　　　　　　　　三 沙汀兄：
五月廿九日来信由上海转来，给朗西信也转去了。我本月九日来京开会，
大约要住到下月初回去。版税事据说会计部已有回信给您了。《还乡记》初 版册数多少我也记不起了，但文生社印书册数通常是二千或一千五百（偶尔 也有印二千五或三千册的，但极少），这次两书再版还是我催他们印的。书 店各部分的负责人都有点本位主义的作风，许多事都不肯在事先大家商量一 下。我要不去，什么事我都不会知道了。今年我就没有去过一次，有事情我 跟一个兼管编辑的同事通电话联络，朗西我一直没有见过。你那两本长篇实 在写得不错，尤其是《还乡记》，我认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杰作。要是找缺点， 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在叙述和描写的句子里面也有些太僻的土话。好些没有 耐心的读者是不会懂的（我们四川人读到却觉得更合口味）。你的短篇集， 我当为它找个出版处。不过您要不要修改呢？怎样编辑呢？有空请你告诉 我。来信仍请寄在上海。
摘自 1950 年 6 月 16 日致沙汀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55 页。
　　　　　　　　　　　　　　四 关于平明我没有别的计划，我的意见已在临走前谈过了。我远在朝鲜也
管不了事情。西禾可以贡献点意见。你代约稿，是很好的事。望多约古典的 译稿。见到王道乾，则请他多译新的作品。他要参考的法文社会主义辞典放 在留声机改的书柜盖子底下，不要忘了。见到西禾请催他早交译稿并拉稿。 在北京听见说杨必事不成功（郑振铎讲），那么她的译稿可以给平明了。还 有一件事，请费神办理：请济生、采臣或你去国际书店看看，苏联小说除《金 星英雄》、《青年近卫军》外，请尽量替我买下（尤其是《静静的顿河》）。 旧俄古典作品新版插图本也请替我买下。（还有奥涅金歌剧的全套唱片。） 因为明年可能涨价，反正要买，还是早买的好。又请打电话给赵家璧，请他 留意如国际有英波或波英、英罗或罗英、英匈或匈英字典请他替我买下。我 在北京时听说国际到过已卖完了，我只买到英保和保英的。英捷和捷英的赵

家璧曾买过送给我了。总之请你们留意，有好字典都替我买下。搞翻译工作， 字典越多越好。见到你们照片很高兴，好像又回到你们身边。我入朝后照过 好些次相，但自己连一张也没有看见，倘使有一张寄给你们看，那多好。
　　　摘自 1953 年 10 月 6 日致肖珊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344 页。
　　　　　　　　　　　　　　五 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
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
“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 “何塞”。你的文字有一种好处，就是清新气息。但你容易犯生硬晦涩的毛 病，这应当避免。我介绍你读点白居易的诗，赵树理的文章，李季的诗。这 些文字平易明白，生动，读读这类文字可以治你生硬晦涩的毛病。家宝的戏 也可以再念念。你不会去摹仿别人，因此也不会失掉自己好的风格。多读别 人作品只有好处。你译《初恋》多花点功夫，初稿写清楚一点，以便自己随 时修改，将来出版一定要比《阿西亚》更好。
摘自 1953 年 11 月 5 日致肖珊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349 页。
　　　　　　　　　　　　　　六 河清兄：
　　八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祝鸿生已于二日返杭，你约他十五日吃中饭， 我叫小林写信通知他，他能在你家见到瑜清更好，他也可以对瑜清谈谈我的 近况。
你问起《俄罗斯童话》的广告最先在什么地方刊出。我手边没有文生①
版的《草原故事》，但是我有文生版的《俄罗斯童话》初版本，广告最先就 刊印在这本书的版权页的背面。《草原故事》是在第二年初才出版的，因此
《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你提到“是否有在别的杂志上刊
登义务广告”的可能，我回想了一下，当时《作家》和新《译文》都未创刊， 旧《译文》快要“终刊”了，不见得会刊登这个广告。文生社九月中在《申 报》上刊过一次大幅广告（大约占半版），可能也把这个广告刊出了，但那 是该书出版后的事，因此说那个广告最先刊在译本初版版权页的背面是不会 错的。（书中共有五本书的广告，每本书占一面，次序如下：《俄罗斯童话》，
《狱中记》，《战争》（茅公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田园交响乐》。） 摘自 1974 年 9 月 4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345 页。

七




①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
② 指茅盾。

　　一日信收到，瑞霟同志寄来的书也到了，今天又收到他寄给小棠的资料 增刊，小棠昨天晚上刚从明光回来，我们都谢谢他。小林也要我代她向你道 谢，她说不上研究《红楼梦》，只是她对旧社会和古典作品的知识太差了， 找到一些资料，她可以得到许多便利。《鲁迅选集》也是很可贵的。第三卷 中那首题《芥子园画谱》的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968 年在北京发表， 我在靠边，完全不知道。）读到许先生的说明，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眼睛也不容易保护，几十年来喜欢翻看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 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不过现在看书，效果也不大，容易忘记，记忆力衰 退是件可悲的事情。眼睛虽然不舒服，但视力并未减退。我总想能在活着期 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译完，即不印，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 作者是个文体家，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 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它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享受，有时是在受折磨， 但总的说来，是学习。
　　关于孩子们看书的问题，你说得对，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的，有时表面 上听了，实际上忘了。其实我也是常常不正确的。自己也还在学习，还在摸 索。
摘自 1975 年 2 月 6 日致杨静如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510 页。
　　　　　　　　　　　　　　八 河清兄：
又有好久不见面了，很想念。我前些时候患感冒，有半个多月一直不舒
服，连翻译也停了下来，最近才重搞赫尔岑，因此感到更加吃力。你来，当 然很欢迎，但想到车子上的拥挤，也颇感到抱歉。
你谈到注释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的三位同志想来找我，我刚刚翻了
一下《南腔北调集》的篇目，觉得我并不比你多知道什么，你谈过了，我不 会有什么补充。我担心的是我谈不出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来也罢。倘使 他们一定要继续调查访问，就请他们到旧作协（仍在巨鹿路 675 号）联系， 单位门口没有挂牌子，但机关还不曾正式取消。我每周星期二、三、六上午 在单位学习，他们通过单位找我谈话比较好。只是我知道的并不多，而且已 经记不太清楚。
摘自 1975 年 3 月 14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349 页。
　　　　　　　　　　　　　　九 河清兄：
　　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我这里一切如常，感冒也好了。只是眼睛有时不 大舒服，也不要紧。翻译工作进行得很慢，《回忆录》还谈不上“定稿”， 不过抄了五万字光景，以后还要修改。
　　鲁迅先生致增田信，我已买到。你说有彩色版的，我奇怪彩色在这里有 什么用处？
我今天买了一本《中山大学学报》，准备你来时送给你。这期《学报》

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 在广州写的，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 上面，从未收在集子里，全集里也没有。文中四次提到列宁，并引用了列宁 的一段语录。的确是篇重要的好文章。
　　　摘自 1975 年 6 月 28 日致黄源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350 页。
一○ 德明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文章还是想写，但没有时间。
最近准备写几篇后记，要看看书。 您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书”①的封面的事，分别答
复如下： “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
“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 其实所谓设计也很简单。我们有两本苏联早期和旧俄书籍装帧设计的书，书 上有不少封面设计图样。《少读丛刊》的图样就是从那书上挑选的。我编的 两本丛刊的封面图样也是从那书上挑出来制版的。“烽火小丛书”是我设计 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①上用过的图。 听说明年要开书籍装帧展览会，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的作用。
摘自 1978 年 9 月 8 日致姜德明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257 页。
一一 德明同志：
　　信收到。《烽火》七期纪念鲁迅先生的短文②是我写的，那几期杂志是我 编的。《烽火》复刊词也是我写的，当时茅公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在广 州排印），他有时来广州看校样，我请他作《烽火》的发行人，还拉他去照 了一张登记照。
《呐喊》是茅公编的，《呐喊》出到二期，被工部局查禁，但改名《烽
火》。我还到巡捕房去办理登记手续后，他们才让《烽火》在租界里发行。 我在《火》第一部第七章中描写的冯文淑的活动就借用了我这个经验。
　　摘自 1980 年 11 月 1 日致姜德明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261 页。




① 从 1935 年 11 月到 1949 年 6 月，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十集，每集十六册。“文学小丛刊”从
1939 年 4 月到 1948 年 6 月，由巴金主编，共出三集，共十七册。“文季丛书”从 1939 年 4 月到 1949 年 1
月，由巴金主编，共出二十六册。以上各书都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① 《烽火》杂志由茅盾、巴金主编，1937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原名《呐喊》。1938 年 10 月在广州停刊。
《烽火》和“烽火小丛书”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指 1937 年 10 月 17 日出版的《烽火》第七期，巴老以“同人”名义发表的《纪念鲁迅先生》。

一二


　　陀氏书可以介绍，此人在西欧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对现代世界文学都 有影响。不过在我国会有人不满意。但韦译《罪与罚》最近重版已大半年， 并未受到注意。您一本一本慢慢地编译选集，也不会有人注意。可是对后代 的读者它们会有益处。
　　从文的房子解决了，我替他高兴。您的房子未退回，我没有能帮忙解决， 很不安。但我只要活着，我还是要讲下去，为您、为许严①的住房说话。
下旬我要赴京，但不一定能见面。这次退热后在医院小住几天，倒是真 的休息。不写了。
摘自 1980 年 6 月 8 日致汝龙信。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377 页。


















































① 即散文家丽尼夫人。

第二辑

《巴金自传》①小序


　　这是我的自传的一部分。在这五个片断里我故意地用了不同的笔调和不 同的纪年。我希望读者甚至能够从这上面也看出我的生活的进展来。
因了篇幅的限制，我只能够写出过去生活的一个这样简单的轮廓。 巴金 1934 年 2 月底，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8 页。























































① 《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

昭明版《巴金选集》①后记


　　昭明出版社要我为我的“选集”写一篇序，当时我正准备出国，便说： 序不想写了，等我回来再写一篇后记吧。现在是践诺的时候了。
　　本来我是不想讲话的。我连编选、出版自己旧作的事情也感到厌倦。两 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编辑两卷本的《巴金选集》，我勉强地照办了， 但是我写了一篇类似“自我批评”的《后记》，即使不彻底吧，我总算解剖 了自己。一个人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至于做得怎样，当然以他的言行为根据。 我的《后记》是为读者写的。我向读者打开门，让他们看见我的房间里有什 么陈设，给他们时间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以后有机会，我还要作这一类的 自我批评，因为我认为自我批评比自我吹嘘好，对自己、对读者都是这样。 但有时我觉得“彻底”解剖自己很难办到，与其反复地自我批评，不如让人 完全忘记痛快，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种“自行消亡”的把戏吧。说实话， 有时候我也真想“自行消亡”，为了安静，为了听不见那些吱吱喳喳。今年 我为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编了《选集》，都是违心之举，却不过朋友的情面。 既然做了，就得等待后果。我常常说我这一生挨的骂可谓多矣，多少次的围 攻、甚至“四人帮”时代无数次的批斗都不曾把我骂死，那么我还要活下去 听没完没了的诅咒，编印两三本选集有何不可！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重视谦虚。谁当面对我说
读过我的小说，我总回答：自己乱写一通。但是我读到黄河先生的文章，我 才发现世界上真有“乱写一通”的人。黄河先生说我“通过杜大心得出一条 荒谬的逻辑：‘凡是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 他的文章印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三卷《小说 二集》的前面，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写于斗室”的。我在一九五八年 三月写的、后来收在《文集》第十四卷中的《谈<灭亡>》里就说过：“书名 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来的。??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 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 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 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 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这不是讲得清 清楚楚了吗？古往今来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的先烈何止千千万万。请问三十 一岁就结束他的创作生活的大诗人雷列叶夫的诗句究竟是什么样的“荒谬的 逻辑”！可能有些成天关在“斗室”里的人认为革命是“冒一次险、捞一把”， 因此把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看作“荒谬的逻辑”。但我想，《新 文学大系续编》的编者的头脑总是清醒的吧。究竟谁“荒谬”，我希望听听 他们的意见。
　　一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者有权利为自己的作品辩 护。对打棍子的人我只提出一个要求：你们下棍子之前，请先把作品看懂。 我的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我看不出“荒谬的逻辑”在什么地方。我虽 然重视谦虚，也不愿在棍子下面低头。我还能保护自己，用不着在这里饶舌
了。
巴金 1980 年 8 月 19 日，上海。



① 昭明版《巴金选集》，一九八○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42—44 页。

《巴金选集》（十卷本）①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
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 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 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 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 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 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 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 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 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 “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
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 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 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 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 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 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
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
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 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 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 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 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
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 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 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 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



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一九八二年七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
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 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 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 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 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 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 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 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 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 六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 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 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 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 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 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 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 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 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 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 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 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 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
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 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 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 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 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
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 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 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 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 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 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 他自己。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45—49 页。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一九三六年米兰版。

《巴金六十年文选》①代跋——致李济生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
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 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 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 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 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 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 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 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 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 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 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 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 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 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 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 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
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 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 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
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 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 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 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 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 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 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 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 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 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 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 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 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 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



① 《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篇用于该书时题作《给李济生的信（代
跋）》。李济生，作者的小弟。

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 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 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 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 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 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 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 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巴金 1986 年 12 月 5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55—57 页。

《巴金书信集》①序——致刘麟同志


　　我没有能按时交出序文，由于我意外地摔倒，不能起床，三个月内无法 工作，我并不为这件事着急。当初我主动地提出自己编辑书信集的时候，我 的打算倒是推迟书信集出版的日子。
　　多少年前我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上次写那封信的时候， 我还在心里跟自己打架。一方面我赞成发表作家信件让读者有充分研究的资 料，理解作家的心灵。另一方面私人信件可以随意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 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 过不少批判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写给朋友的信件会变为“毒 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
这以后谁还敢写一封信？ 现在我们应当采取保护自己的行动了。大家都不放弃权利，即使为了研
究我们的作品需要多少资料，多少文字，要发表任何信函都必须得到原作者 的许可。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作为这本书信集的主编我就只做了这件工作。其余全靠您帮忙了。 巴金 1989 年 5 月 11 日病院中。
致刘麟同志（二） 一、书信虽是一种文体，但我的信函却缺乏文彩，至多只能作为一点供
研究用的资料而已。
二、书信集的编辑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请您写一篇编辑说明。
　　　　　　　　　　　　　　　　　　　巴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60—61 页。




























① 《巴金书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这 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 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 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的写得顺利，几 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次序写下去的。例如 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 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 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 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 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 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 死》刚出版，我就引用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 话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 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 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 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 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分析
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研究这“忧 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 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 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 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 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 “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 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 的一条路：报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 命家”，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 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 容易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 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 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为孤独，因 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 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导他，在支持他，他决 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 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者和 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号的《文艺月报》。

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 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 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 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 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 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 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 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 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 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 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 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 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 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 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 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 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 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 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 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 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 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 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 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 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 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 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 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 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 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 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
《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 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的哥 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 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 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像王秉钧那样的国 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 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



① 科茹霍夫，C.M.CTeИHЯК-КpaЧeHck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AHДpeЙЛoЖyxoB”中的
男主人公。

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 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 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 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 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 不知道怎样，有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 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 来过一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 家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张 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并未 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了。两三 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张《申报》， 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了。孙传芳退出上 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 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 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的外 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 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位年纪较大的 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段话，就是根据他 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物谈
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 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 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 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 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 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
《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 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 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 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 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 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 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 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 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 年 3 月 20 日。



① 雷列叶夫（K.Φ.РЬIЛeeB，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HaЙЛИBa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 388 页。

谈《家》①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自己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 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 者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者《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 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 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 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 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 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 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 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在努力工作。然而觉新不 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光和热，却是一个使我 非常痛心的事，因为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 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就 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
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 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 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 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 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在我还是 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 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 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 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在一九三 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 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 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 I 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 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 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
《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 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 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 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封建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一种家 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 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小规模战争时 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 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 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七月《收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和读者谈谈〈家〉》。

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 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 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 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是我的祖 父，也是我们一些亲戚朋友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 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整整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 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 连佃户们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 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 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 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 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 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 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家庭， 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 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 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
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 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 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 “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 又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 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家》中很少写到：他面貌清秀， 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 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为《憩 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
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 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 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 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 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 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 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 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 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的文章。我不能 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始终不忘记这个原则：“不顾忌，不害怕， 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 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 的新天地；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却把一个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 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 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
　　
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 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 那样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 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 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因此这一对有情人 不能成为眷属。三四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 她生了一大群儿女，而且胖得成了一个完全可笑的女人。我们有过一个叫做 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 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却严辞拒绝了，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 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 “寄饭”的丫头。所谓“寄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 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 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找归宿。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 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 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 房里找到了一本《列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小孩子喜欢 图画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但是她们总带着愁容。 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浮沉，有的拿剪刀 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 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们 说这是《列女传》，年轻姑娘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 说这是女人的榜样。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 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这是一个 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便 甘心烧死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 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 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 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 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列女传》被我翻 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 带血腥味的空气。甚至在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两 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 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 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
《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 我大哥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当时还打算送一副对联去： “临死无言，在生可想。”灵柩停在古庙里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 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 的痛史。
　　然而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照亮了我们家庭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 只能说是琴的影子。这是我的一个堂姐。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
　　
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 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 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着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 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我的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 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那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 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助她像淑英 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 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 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那一点点锋芒终于被“家庭 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后来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 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
　　我用这许多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 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 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56 年 10 月作，
1957 年 6 月改写。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 414—421 页。

谈《寒夜》①


　　我前不久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 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 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 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 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 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 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 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 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像这样的人 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 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 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 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 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 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 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 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 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 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 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 “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 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 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 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 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
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 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 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 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 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 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 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 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 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 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 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作品》新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 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 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 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 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 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 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 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 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 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 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 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 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 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 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 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 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 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 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 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 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 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 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不值得惋惜。
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 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 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 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 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 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 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
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 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 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 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像这样的“大 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 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 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 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 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 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 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

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 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 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 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 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 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 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 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 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 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 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 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 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 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 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 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 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 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 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 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 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 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 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 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 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 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 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 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 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 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 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 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 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 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 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 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 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 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 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 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 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
　　
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 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 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 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 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 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 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 受，像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 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 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 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 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 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 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 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 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 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 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
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 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 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 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 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 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 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 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 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 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 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 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 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 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钟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 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 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 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 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 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 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 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 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
　　
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 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 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 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 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 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 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 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 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 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 “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 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 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 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 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 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 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 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 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 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可能在陈经理 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 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 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 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 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 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 好像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 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 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 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 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 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 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 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 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 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 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 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 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 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
　　
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①。国民党反动派宣传 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 胜利的时候。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 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 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 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 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 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一年 多以后，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
（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样的 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 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 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 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 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 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 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 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 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 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 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 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 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 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 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 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 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 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他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 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 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 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 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 “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 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 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 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 我为他们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