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
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 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睹，也根据范予病中的来信，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 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 不应当早死，也不应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 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 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 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 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 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 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 年 11 月 20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 500—514 页。
　　　　　　　　　　
谈我的短篇小说①


　　我写过将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可是到现在我还讲不清楚短篇小说的定 义。我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短篇全不满意。我读过不少好的短篇作品，普希金 的，莫泊桑的，契诃夫的，高尔基的??作者的名字太多了，用不着我在这 里一一地举出来。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当时更 习惯用“弱小民族”这个不大适当的字眼）的作家们写的短篇小说：它们字 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那些作家把笔当作武器， 替他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控诉，攻击敌人。那些生活里 充满了苦难、仇恨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的苦难和仇恨，而且是全体人民的， 或者整个民族的。那些作家有苦要倾吐，有冤要控诉，他们应当成为人民或 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应当慷慨激昂地发言，可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机会和权 利，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不让他们讲得太多。所以他们必须讲得简单， 同时又要讲得深，使读到他们作品的人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话，而且还 要长久记住他们的话。这些短篇中国过去介绍了一些，对中国的读者和作家 都有一点点影响。我感觉到它们跟我们很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内 外的压迫，我们人口虽然众多，却被人当作“弱小民族”“宰割”。不论是 在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人 不敢抬起头。我们受到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受到外国殖民主 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敬的话就要 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吃官司。二十三年前我在日本 住过几个月。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我实 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回敬几句（题目是《日本的报纸》）。谁知文章寄 到国内，已经排好，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终于看不顺眼把它抽去。在那一年四 月溥仪到东京的前一两天，神田区警察署的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闯进我的房 间，搜查了一阵，就把我带到拘留所去关了十几个钟头。我出来写过一篇《东 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的《文学》月刊。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心平气和 地叙述我十几个钟头的经历，而且我删去了一些带感情的句子。我万想不到 这篇文章仍然过不了检查老爷这一关。他还是用笔一勾，把它从编好的刊物 中抽去。幸好他还不曾没收原稿。我后来在原稿上加了一点虚构的东西，删 去东京和日本这一类的专名词，改成了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没有在刊物上发 表，却收在集子里出版了。这就是《神·鬼·人》里的《人》，我还加了一 个小标题：《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 机构因为《闲话皇帝》的事件①得罪了日本人，已经偷偷地暂时撤销了。倘使 它还存在的话，恐怕我连关在屋子里做噩梦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我本来在讲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讲它们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现在却扯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身上了。为了对付检查老爷，我也学到一点“本 事”。这也许跟那些小说有点关系。要通过检查，要使文章能够跟读者见面， 同时又不写得晦涩难懂，那些小说的确是好的范本。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学习，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人民文学》六月号。
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日本天皇裕仁 的名字，日本外交当局便以侮辱友邦元首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马上查封该刊，并判 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自己也缺少写作的才能，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里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影响。我 想起了我那篇叫做《狗》的小说，它也许有点像那一类的作品。这个短篇的 主人公“我”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希望自己变成一条狗。他“在地上爬”， 他“汪汪地叫”。他向神像祷告说：“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他最 后被人关在“黑暗的洞里”。他说：“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 我的破庙里去。”今天的青年读者也许会疑心我这个主人公有精神病。不然 人怎么会愿意变狗呢？怎么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呢？其实我的主 人公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只是在控诉旧社会。旧社会中，就像在今天的 英、美国家那样，穷人的生活的确比有钱人的狗还不如。几十年前上海租界 公园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 当作“狗”看待。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人 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 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黑 暗的洞”不用说是监牢。主人公最后给捉起来关在牢里去了。不过他仍然要 反抗，要叫，要咬。我在这篇小说里写的是在内外的压迫与剥削下一个普通 中国人的悲惨生活。小说一共不到五千字，是在一个晚上一口气写成的。我 拿起笔，用不着多想，手一直没有停过。那天下午《小说月报》的编者托人 带口信，希望我为他们写一个短篇。我吃过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上走了一阵。 那条马路当时被称为“神秘之街”，人行道上无奇不有。外国水手喝醉了， 歪歪倒倒地撞来撞去，调戏妇女，拿酒瓶打人。有时发了火，他们还骂人为 “狗”。我散步回家就拿起笔写小说。那个晚上我又听到了“狗”字，我自 然很激动。我已经有了小说的题目。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 着像工笔画那样地细致刻画，在五千字里面写出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 只需要写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小说的结尾本来不是“要咬断绳子”的 那一句。我原来的结尾是“我再也不能够跪在供桌前祷告了”。后来这篇小 说翻成英文，英译者把最后这一句改为“我再也不向那个断手的神像祷告 了”。我看到了译文才感觉到我原来那个结尾的确软弱。所以我一九三五年 编辑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便改写了结尾，加上“要咬断绳子”的话。
《狗》自然不是我的第一个短篇，不过它总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不论
是我早期的或后期的短篇，都不是成功之作。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摸索了三十 年，找寻最适当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我走了多少弯路，我的作品中 那些自己的东西也都是很不成熟的。《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 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我在前面说过它有点像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作 家写的小说，也只是就情调而言。我和那些作家有相似的遭遇，也有一种可 以说是共同的感情，所以作品的情调很接近。但是各人用来表现感情的形式 却并不相同。我有我自己的东西。然而哪怕是我的“创作”，它也不是我凭 空想出来的，它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连那个“狗”字也是租界上的高等洋 人和外国水手想出来的，我不过把它写在小说里罢了。
　　严格地说起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过这所谓生活应当 是我所经历的生活和我所了解的生活。生活本身原来极复杂，可能我了解得 很简单；生活本身原来极丰富，可能我却只见到一些表面。一个作家了解生 活跟他的世界观和立场都有极大的关系。我的生活知识本来就很有限，我的 思想的局限性又妨碍我深刻地了解生活。所以我的作品有很多的缺点。这些 缺点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是一眼就看得到的。我常常想到爱伦堡的话：“一个
　　
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业作家，这是很危险的。他不可能做好作家，因为他 不知道生活。”我觉得我充分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倘使拿我的短篇跟我所尊 敬的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的短篇相比，就可以看出来我在二十几岁就成为专 业作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了。
　　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 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 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我自己说是在申诉“人们失去青春、活动、自由、 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其实也就是在攻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 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在我早期的短篇 里我写的生活面广，但是生活并不多。我后期的短篇跟我早期的作品不同。 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 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 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小人小事》里的《兄与弟》、《猪与鸡》 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但是这样的短篇似乎有一点点晦涩，而且它们在我的作 品中也占少数。我在写作生活的初期也曾写过不倾吐感情、不讲故事的短篇 小说。例如《罪与罚》，它写一个普通珠宝商人所犯的“罪”同他自己和他 一家人所得到的“罚”。这是根据一九二八年巴黎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完 全是真人真事。我把报上几天的记载剪下来拼凑在一起来说明我自己的看 法：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盲目的；“罚”往往大于“罪”。但是在这篇小说里 我却没法指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实：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却可以得到很 轻的“罚”，甚至免于处“罚”。这个缺点倒不是来自我的思想的局限性。 说老实话，我的材料限制了我。我缺乏生活，我也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又扯远了。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件事：我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
归类在早期作品里面。它们中间有的是讲故事，更多的是倾吐感情。可见我 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写小说不论 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人在年轻的时候感情丰富， 不知节制，一拿起笔要说尽才肯放下。所以我不断地声明我不是艺术家，也 不想做艺术家。自然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我在前面谈到《狗》的时候，我说过这个短篇是我的“创作”。但是我
那许多讲故事、倾吐感情的短篇小说也并非无师自通、关起门凭空编造出来 的。虽然小说里面生活不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道多少写多少，这是我 向老师学来的一样“本领”（？）。三年前一位法国作家到我家里来闲谈。 他跟我谈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又转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问题，他问我，如 果写自己不大熟悉的人和事情，用第一人称写，是不是更方便些。我回答： “是”。我还说，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 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 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 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 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 一位老师，许多欧美的，甚至日本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鲁迅 先生的《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然 而我所谓“学”，并不是说我写小说之前先找出一些外国的优秀作品仔细地 研究分析，看他们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结尾又怎么写，还有写景

怎样，写人物怎样??于是做好笔记，记在心头，然后如法炮制。我并没有 这样“学”过，因为我在写小说之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我 以前不过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小就爱读小说，长篇也读，短篇也读， 先读中国的，然后读外国的。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也要写这样 的东西，就像小孩喜欢听故事那样，小孩见到人就拉着请讲故事，并不是为 了自己要做说故事的人。但是故事听得多了，听得熟了，小孩自己也可能编 造起故事来。我读了不少的小说，也就懂得所谓“小说”、所谓“短篇小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读的时候，从来不管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或 者第一章应当写什么，第二章应当写什么。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人物的命 运。我喜欢（或厌恶）一篇作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 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 高矮、肥瘦以及他的服装打扮等等，那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我向那许多位 老师学到的也就是这一点。小说读多了，那些自己喜欢的过了好久都不会忘 记。脑子里储蓄了几百篇小说，只要有话想说，有生活可写，动起笔来，总 不会写出不像小说的东西。至于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拿我自己来说， 没有人讲过我那些短篇不像小说，但是它们中间坏的多，好的少，不用别人 讲，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生活不够，因为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虽 然“请”了好多很高明的老师，但是老师只能给我启发，因为作家进行“创 作”，不能摹仿，更不能抄袭，他必须写自己的作品。常常有好心的读者过 分地信任我，寄作品来要我修改。我不熟悉他所写的人物同生活，简直不知 道应当从哪里改起。读者们错误地相信我掌握了什么技巧，懂得了一种窍门， 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充实的生活同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却不是能够从百篇小说和几位作家老师那里学得到的。只 有一直参加革命斗争、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的人才可以说是懂得了窍门。但是连他也不能代替别人创作。创作是艰苦的 劳动。我写了三十年，到现在还只能说是一个学生。
我常常向人谈到启发。我们读任何好作品，哪怕只是浏览，也都可以得
到启发。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发写成 的。屠格涅夫写过好些中短篇小说，有的开头写大家在一起聊天讲故事，轮 到某某，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那篇《初恋》就是这一类的小说）；有 的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主人公的遭遇或者借主人公的嘴写出另一个人的悲 剧。作为青年的读者，我喜欢他这种写法，我觉得容易懂，容易记住，不像 有些作家的作品要读两三遍才懂得。所以我后来写短篇小说，就自然而然地 采用了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亲切、痛快。所以三十年来我常 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我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 像《初恋》、《复仇》、《不幸的人》都是这样。讲故事便于倾吐感情，这 就是说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倾吐自己的感情；讲故事用不着多少生活，所以我 可以写欧洲人和欧洲事，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我的第一 本小说集《复仇》里收的十几个短篇全是写外国人的，而且除了《丁香花下》 一篇以外，全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不过小说里的“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我自己，也有别人。我自己看看，觉得也不能说 是完全不像外国人。我在法国住了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念好。但是我每天都 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过一点外国人的生活。我知道的不用说只是一点 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用第一人称写小说

可以掩盖“生活不够”的缺点，我只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可是现在想来那倒 是近乎取巧的办法了。
　　屠格涅夫写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可能是他知道得太多，所以喜欢这种 简单朴素的写法。普希金一定也是这样。鲁迅先生更不用说了。他那篇《孔 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还有《故乡》和《祝福》，都是用第 一人称写的。然而我学会用这种写法，恰恰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我没法写出 我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我把我知道的那一点东西全讲出来，有何不可，不 过这种写法也是无意地“学”到的。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 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写小说， 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还有一点点感 情，而又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写法。例如《初恋》 是根据一位留法同学的几封信改写的；非战小说《房东太太》是根据一位留 法勤工俭学的朋友的初稿改写的，我还增加了后半篇，姑然太太痴等战死的 儿子回来的故事；第三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的背景就是我住过一年的玛伦 河畔的某小城。关于这篇小说，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一九三○年七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 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 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了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我记得很清楚： 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 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
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说。然而这种写法其实是
“不足为训”的。但我早期的十几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我事先并没有想 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 倾吐我的感情。所以我的好些短篇小说都只讲了故事，没有写出人物。《洛 伯尔先生》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小城住过一年，就住在小说里提到的中学校 里面。学校后面有桥，有小河，有麦田。音乐家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员。卖花 店里的确有一个可爱的少女。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在节日里总要到那里去买 花送给中学校校长的夫人。校长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名字就叫“玛丽-波 尔”。我把这些全写在小说里面了。又如《不幸的人》写了贫富恋爱的悲剧， 这是极其平常的故事和写旧了的题材。我偶然在一张外国报上读到关于一九 二七年八月在波士顿监狱里受电刑的樊塞蒂的文章，说他从意大利去美国之 前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这不过是传闻，也可能是写稿的人故意捏造，樊塞 蒂在他的自传里也没有谈到这样的事情。我后来为樊塞蒂一共写过两个短 篇：《我的眼泪》和《电椅》。但是我却利用这个捏造的故事写了一个意大 利流浪人的悲剧。我的确在法国马赛海滨街的小小广场上见过一个拉小提琴 的音乐家，不 过我并没有把他请到美景旅馆①来，虽然我曾经在美景旅馆五层 楼上住过十二天，也曾经在那里见过日落的壮观，像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 样。我把那个捏造的恋爱故事跟我在马赛的见闻拼在一起，写成了那篇《不 幸的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底我在马赛等船回国，一共住了十二天，每天到 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去吃三顿饭。这家饭店在贫民区，老板还兼做别 的生意，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一些古怪的小事情。我那篇《马赛的夜》（一九 三二）就是根据那十二天的见闻写的。再如《亡命》，这篇小说写出了政治



① 小说里改为“美观旅馆”，我当时住的是“美景旅馆”。

亡命者的痛苦。在当时的巴黎我见过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亡命来的 革命者，也听到别人讲过他们的故事，还常常在报上读到他们的文章。意大 利的革命者特别怀念充满阳光的意大利。我虽然跟他们不熟，但是我也能了 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去法国以前在中国就常有机会见到从日本或朝鲜亡命 到中国来的革命者，也了解一点他们的生活。再说我们中国穷学生在巴黎的 生活也跟亡命者的生活有点相似，国内反动势力占上风，一片乌烟瘴气。法 国警察可以随便检查我们的居留证，法国的警察厅可以随时驱逐我们出境。 我一个朋友就是被驱逐回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可以回国，那些意大利 人、那些西班牙人却没法回到他们的阳光明媚的国土。我的脑子里常常有那 种人的影子，所以我在小说里也写出了一个影子。
　　我没法在这篇短文里谈到我所有的短篇小说，在这里把它们一一地详加 分析。其实我这样做对读者也不会有好处。我在前面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说 明一切。我讲了我所走过的弯路，我讲了我的一些缺点。我说明我为什么会 写出那样的东西。我手边放着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我把那些要我告诉创作 经验的信放在一起。我没有回答那些热心的读者，因为我回答不出来。我不 相信我的失败的经验会使青年朋友得到写作的窍门。倘使他们真有学习写作 的决心和毅力，请他们投身到斗争的生活里面去学。要是他们在“生活”以 外还想找一个老师，那么请他们多读作品，读反映今天新生活的作品；倘使 还有多的时候，不妨再读些过去优秀作家的作品。任何作家都可以从好的作 品那里得到启发。
我在这篇短文里不断地提到“启发”。可能还有人不了解我的意思，希
望我讲得更具体些。那么让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所说的“启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八七三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列夫·托尔斯泰走进他大儿子谢尔盖的屋
子里。谢尔盖正在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给他的老姑母听。托尔斯泰 拿起这本书，随便翻了一下，他翻到后面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 客人们开始到了。”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别的人开头一定 要描写客人如何，屋子如何，可是他马上就跳到动作上面去。”托尔斯泰立 刻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奥布浪斯基家里 一切都乱了。”（我们读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却是以另外的一句开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者后来加上 去的。）托尔斯泰在前一年就想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一位叫做“安娜”的 太太，因为跟她同居的男人爱上了他们的保姆，就躺在铁轨上自杀了。托尔 斯泰当时了解了详细情形，也看到了验尸的情况。他想好了小说的情节，却 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写过了《战争与和平》的大作家要写第二部长篇小说， 居然会不知道怎样开头！人们常常谈到托尔斯泰的这个小故事。一九五五年 逝世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有一次也提到“这个极动人的小故事”，他这 样地解释道：“他不停地在屋子里徘徊，找寻向导，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头。 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
　　这个故事把“启发”的意义解释得非常清楚。托尔斯泰受到了普希金的 “启发”，才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要是他那个晚上没有翻到普 希金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很可能推迟一些时候，而且他也很 可能用另外的句子开始他这部不朽的作品。托尔斯泰不是在抄袭，也不是在 摹仿，他是在进行创作，但是他也需要“启发”。二十几年前我听见人讲起，
　　
有一个中国青年作家喜欢向人宣传，他不读任何作品，免得受别人的影响。 这个人很可能始终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他至今没有写出一本好书。连 托尔斯泰也要“找寻向导”，何况我们！虚心对从事创作的人总有好处。人 的脑子又不是万能的机器，怎么离得开启发？
　　我刚才引用了托马斯·曼的话：“普希金教会了他，传统教会了他。” 说到“传统”，我想起了我们的短篇小说。我们也有同样的优秀的传统：朴 素、简单、亲切、生动、明白、干净、不拖沓、不啰嗦。可惜我没有学到这 些。我过去读“话本”和“三言二拍”之类的短篇不多，笔记小说我倒读过 一些，但总觉得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太远。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 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例 子，川戏的《周仁耍路》就跟我写的那些短篇相似，却比我写得好。一个人 的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 刻，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心，颇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 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可见我们的传统深厚。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宝山， 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
至于其他，我没有在这里饶舌的必要了。
1958 年 5—6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 515—529 页。

谈我的“散文”①


　　有些读者写信来，要我告诉他们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 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有两三位杂志编辑出题目要我谈谈关于散文的 一些问题。我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前些时候有一位 远方的读者来信骂我，一定要我讲出来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我只好硬着头皮 挨骂，因为我实在懂得太少，我不是一部字典或其他辞书。我并非故意在这 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我的第 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②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 写类似散文的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 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 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 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 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 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 式和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 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 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
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 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 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 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 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 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 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 容易给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散文”。例如我的
《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二三百字，写作者走过
一座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园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刚 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 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但是怎样“接 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 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 更不像小说。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找到它。我的一位苏联 朋友彼得罗夫同志翻译过我好几个短篇，其中也有《废园外》。我去年十一 月在莫斯科见到他。他说他特别喜欢《废园外》。这说明也有人承认它是小 说了。又如我一九五二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 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 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萌芽》第九期。
②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足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 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 大当。

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 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 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 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 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我过去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第二集里面有一篇《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些， 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 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 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 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 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 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是在教我在题 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目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 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 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 如《颍考叔纯孝论》、《师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例 如《郊游》、《儿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谈罢，我 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 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乐》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 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 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 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个 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 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 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 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得什么叫“红袖添香”了。 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 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 岳传》的残本，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 因为书是用白话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 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在《读书乐》 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 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 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 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当时我 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 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 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 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
《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 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不用说，这只能说是 似懂非懂。然而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

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 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 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 胡话，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子打石 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 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 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 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 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 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 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却没有机会把 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 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 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一篇好 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 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 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 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 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 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 “塔”字。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横滨写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 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当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 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 到“启发”以后拿起笔写的。我在前面所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 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 苏（东坡）的古文，或者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 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文字精炼，不啰嗦，没有多馀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 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 前写文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 文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控 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
《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 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这几百 字中仍然有多馀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写得不多。 我自己刚才说过，教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但是 我并没有学到中国散文的特点，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国 的味道。然而我说句老实话，外国的“散文”不论是 essay（散文）或者 sketch
（随笔），我都读得很少。在成都学英文，念过半本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 的《随笔集》，后来隔了好多年才读到英国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 作家厨川白村的 essay 等等，也不过数得出的几本。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东 西，而且都是从从容容地在明窗净几的条件下写出来的，对于只要面前有一

尺见方的木板就可以执笔的我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倘使有人因为我的散文不 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国的影响，那么我想提醒他：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 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 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也学到一点东西，例如 散文里不应有押韵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 害，我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 中国字写外国文。幸好我还有个不断地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会 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欧化的 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但是有几个欧化的小说题目（例如《爱 的摧残》、《爱的十字架》等）却没法改动，就只好让它们留下来了。我过 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抠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想译得活一点， 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只好完全照外国人 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这就是我 另一个毛病的由来了。
　　我的两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和几篇在朝鲜写的通讯报导被译做 英文印成小书以后，有位英国读者来信说这种热情的文章英国人不喜欢。也 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太多。这种说 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个句子里包含许多 意思，让读者茶馀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 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 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 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 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 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 臭味。我只是通过“我”写别人，写别人的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 上岂止千千万万！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 写起来、读起来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 子不让“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 的，连用“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 两本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 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 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时候我特 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写了这个主 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会和各种各样的 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 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 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 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 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 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 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 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 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
　　
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 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 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决不！这 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 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 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 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 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 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 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 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 连座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 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有 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 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分住 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弹。所以 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 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像火车的车厢。山 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 政”的欢迎晚会。我在二十日的日记里写着：“十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 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 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 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确是好不容易啊！
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
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 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来。我二 十五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志们要我 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二十六日）我又有 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半钟点的讲 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再听彭总讲话的 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 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便把文章交给新华 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他这样说：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 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 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场面和我们大 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的确有一种跟 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切。他把自己看得 “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 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

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 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好像那天回到 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 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 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 无力了。那一天（二十二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 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 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 “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 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任和宋时轮副司令 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最后 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 的。”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 三点吃饭，共三桌，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 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 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 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接我们。山 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 表不过九点五十分。
??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朴实 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回宿 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 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一 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讲话，印象更深。所 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 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 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 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 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 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 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 删节：虚点取消，“晚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 绿江”，连彭总戒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 早晚”下面，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 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 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至 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仔细 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不过 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一点点 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作者用他们有力的
　　
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 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1958 年 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 530—543 页。

第三辑

说几句开场话①（《自由月刊》）


　　一个刊物出版的时候照例篇首总有几句开场话，即所谓“发刊词”是也。 话自然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以后能否照样做去，就是问题了。我们也未能免 俗，想学学时髦来玩这一套把戏，不过我们究竟小家子气太重，不会吹牛， 所以我们的“开场白”就太不冠冕堂皇了。
　　第一，我们声明：这刊物是模仿的，不是独创的。老实说一句，我们是 看了开明书店的《开明月刊》后，才起了出版这个刊物的心思。
　　第二，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广告，不是宣传。老实说，我们是为了替自 由书店的书籍发广告的缘故，才要出版这个刊物。不过登广告，就并不是一 定要替自由书店的书籍吹牛，骗人去买；我们只是想把这刊物弄得有趣味一 点，使得大家愿意读，然后由此引起大家去买自由书店的书。所以这只是一 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而已，并无其他的野心。
　　第三，我们声明：这刊物是公开的，不是私有的，是书店和主顾（读者） 的通讯机关，读者对于本店有什么意见和批评，我们当尽量的发表。就是骂， 只要不是谩骂，我们也很欢迎的。
总之，有了这小小的刊物后，自由书店的主顾们大概不致于大呼“上当”
了。
在退场之前，我们还要向主顾们说一句话：请诸君多多投稿。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72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编者的话①（《自由月刊》）


　　老了十年 本刊第一期出版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算到如 今恰恰满十年了。然而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稿子是由我在今年一月初编好送 到印局去的，怎么会倒退在十年前出版呢？十年前不要说这个“编者”还是 黄口孺子，不要说自由书店没有开张，连替我们印刷的印局也不曾出世咧。 一个孩儿纵然能够如童话里所说“见风长”，但总不能先母亲而出世的，自 由书店好比《自由月刊》的母亲，没有母亲当然没有孩子。这样一说，《自 由月刊》无论如何决不能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可见第一期封面底所印 的出版期是错的。更正罢，自然写上“手民排误”几字就可以把我的责任卸 掉了。然而如果印局的经理先生拿出初校、二校的样子来看呢？我自己看了 一遍，二遍，都没有把“一”字之差看出来，这又好怪谁呢？只得叹了一口 气说道：“老了十年”。
　　一个与其他一个 马拉与巴金当然是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巴”； 一个是本刊的编者，一个是编者的朋友。一个向其他一个索稿，其他一个便 送了几篇译诗来，一个把这些诗在本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一首，又在预告里登 了一首的题目出来，不幸署的名字错了，乃是一个的而不是其他一个的，其 他一个看见了，自然是不大高兴，觉得一个有冒名之嫌，一个赶快在这期上 声明一句，《普希金??诗》是巴金译的，与马拉无关。
偷得不像《自由月刊》刚刚出版，我便亲自送了一册给《开明月刊》的
“主宰”先生。主宰先生接到了这本书，先用他锋利的眼光从宽边的眼镜把 这本薄薄的小书检查了一遍，然后微笑地用他的纯粹的国语说道：“完全偷 开明的，但偷得不像。”我连忙恭而且敬地答道：“主宰先生哟，你要鉴谅 小子的这点苦衷，如果偷得太像了，岂不是要发生版权问题而吃官司么？唯 其偷得不像，所以被偷者虽明知被偷，而无法证明偷者的偷窃行为，真是苦 在心头，说不出口了。这一点你主宰先生不免上了小子的大当了。”主宰先 生笑而不答。小子亦得意而退，退而草《编者的话》也。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74—75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未署名。

告别的话①（《文学季刊》）


季刊出到这期，刚刚满两周年。自然两年并不是长时期。 但是这两年中间我们也曾遇到一些风波。有几次意外的困难几乎使这刊
物夭折了。然而靠了几个人的苦心和多数投稿者与读者的大量的帮助，它终 于支持到了现在。这其间我们除了看清楚我们这文坛的真面目外，还明白了 人情世故，感到了爱憎，最可宝贵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 心，而跟着他们叫出他们的苦痛与渴望了。
　　单就这两年的短促的存在来说，季刊也并不曾浪费地消耗过它的生命。 然而环境却不许它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里只用了简单的“环境”两个字， 其实要把这详细解说出来，也可以耗费不少的篇页。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 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
—投稿者、读者告别。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会哀悼这刊物的消灭；我们知道 有一部分青年的呼声会因此而被窒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在 这时代，在整个民族的命运陷在泥淖里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 是极其渺小的事情了。
　　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东西。在太平的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 和博士、学者和文豪来粉饰我们这民族的光荣。那时我们也许可以安安稳稳 地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然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种馀裕。我们的眼睛虽然 近视，但我们并不是盲人。我们不必故意作吓人听闻的危言；随便翻开一张 报纸，我们就知道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样可怕的一个深渊的边沿上，一举脚 便会投到无底的黑洞里去。在这时候我们把全部力量用来挽救这危机还嫌不 够，我们更没有多馀的精力和生命来消耗在文字上面。每个向上的青年倘若 能够抛弃他们的笔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对于这民族的绝望的挣扎也许还 更有益处。否则虽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学者和文豪，也决不能够挽回我们 这民族的劫运。
在《发刊词》里面我们曾经发过一番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当时的口号
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举出了下列的五 种艰巨的工作：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现在我们把这八厚册的季刊仔细地翻阅一遍，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在这 方面我们的收获是极其贫弱。但我们并不为这个感到惭愧。我们知道，在跟 着一个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这一点上，我们是尽了不小的责任 了。在这八厚册中有许多篇创作是会跟着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们知道 文学不是没有生命的活骸，离了时代就没有文学。所以当一代青年的渴望应 该用行为来表现的时候，我们也就毅然地牺牲了季刊的两年的可以说是光荣 的存在而毫不顾惜了。
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量的朋友们，这两年来承你们不断地给了我们种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未署名。

种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有勇气挣扎下去。倘使没有你们， 我们连这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力量的结果。这八厚册 刊物摆在我们的眼前，闪耀着，就像一颗光亮的星。星光虽然有时也会隐匿， 但它却决不会消灭。倘使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馀裕重提起笔，那时候这颗星 会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 姿态和你们相见了。我们这次的分别不会是永久的。别了，我们的真挚而大 量的朋友们。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76—78 页。

复刊词①（《文学季刊》）


　　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苦痛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面我们解 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曾痛切地说：
　　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 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 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 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 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 的书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告了别。②
　　然而连这样软弱的话句也遭受了藏在“王道”精神后面的刀斧。当我们 的呼声被窒息的时候别人甚至不许我们发出一声呻吟，申辩一下是非。于是 各种各样的流言就在外面散布了，据说，我们这季刊的休刊，原因是读者的 不需要。我们自然没法替自己辩护，但同时却有不少的读者用了笔和舌给我 们送来安慰和鼓舞。
　　这安慰和鼓舞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后来就离了语言文字而被用行动来表 现了。这一次是真实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 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是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以 新生的姿态复活了。
但我们并不是忘恩的、背信的。我们在《告别的话》中所允许过朋友们
的一些约言，我们要尽力去实践。以前的季刊是我们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今后的月刊也应该是的。
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
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馀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 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 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 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至于我们这一次能否完成这工作，那全靠朋 友们的大量的支持了。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79—80 页。




















① 本篇即《文季月刊》的“创刊词”，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文学季刊社。
② 这一段话在《文学季刊》二卷四期中不见了，《季刊》的另一位主编郑振铎删改了它。我发现这个改动 已经晚了。我记得曾经在新创刊的《作家》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感。（一九八九年注）

复刊献词①（《烽火》）


《烽火》继《呐喊》之后于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创刊，当时我们只有一个 小小的愿望，想贡献个人的微薄的力量为前方的忠勇的将士和后方的义愤的 民众尽一点“呐喊助威”的职责。创刊以来我们曾经遭遇到种种意外的阻挠 和困难，但我们始终不忍使这个小小的刊物夭折。这其间不断地给了我们以 援助和鼓舞的是许多作者和读者的稿件与信函。从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我们 的弟兄们伸了手过来帮助我们擎起我们的“烽火”。在我们的力量上添加了 无数弟兄们的力量。最后胜利的信念把全中国儿女团结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 整体。这事实增加了我们的勇气。甚至在东战场形势改变，国军退出淞沪， 大上海完全沦陷以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 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了，接着来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 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但我 们也不愿让敌人永远窒息了它。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 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我们诚挚地希望那无数与我们暂别了数 月的弟兄们再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个事业，使“烽火”永远燃烧一直到最后 胜利的日子。所以在《烽火》复刊的时候我们再把《呐喊》）（《烽火》的 前身）的《创刊献词》刊登在这里，作为一件信物，读者可以根据它来不时 督责我们忠实地从事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的约言。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81—82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烽火》第十三期。未署名。

写给读者①（《烽火》）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 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 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 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赤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 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北线各战场 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的士兵，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 表情，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
巴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83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烽火》第十八期。

给读者①（《烽火》）


　　《烽火》十九期又和读者见面了。关于这刊物的脱期，作为编辑人的我， 是不能卸除责任的。我不想辩解，我只转载我前一个月写的一篇文章（在香 港《大公报》文艺栏发表），说明我们在轰炸中怎样地过着日子。此外我还 应该叙说一件事实：我最近带了编好的三期《烽火》的稿子走过许多地方， 甚至在汉口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承印处。我们既没有雄厚的资本来付高昂的 印价，又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和印局负责人不断地交涉，在这陌生的环境里 两三个人的有限的努力常常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此《烽火》的脱期便成了 不可免的事情。我很惭愧，竟这样地辜负了许多读者的期望。但我们以后还 是要尽力克服种种困难把这刊物维持下去的。
　　关于“自我救亡”，作者石锋先生后来写信说：“因为那样的东西是这 次我在前方所感到的。的确要是这样的‘自我救亡’，前途实在太危险了。 最近茅盾先生来信说：‘我也愿看一些揭露抗战中种种丑事的报告文学?? 因为他到底看到了一点，而且说出来了。’但好是好的，恐怕能发表出来的
‘揭露丑事’的东西还很少。因为最容易引起误会??悲观主义呀，破坏统 一战线呀。我曾听见‘批评家’这样说过。??”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84—85 页。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烽火》第十九期。署名编者。

写给读者（二）①（《文丛》）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 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 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 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 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 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 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 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 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 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① 被侵略者的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 大半年来的心血。②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 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 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 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
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 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 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 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 塌了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 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
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 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 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 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 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 嘱咐。1939 年 1 月 5 日在桂林。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89—89 页。












① 本篇为《文丛》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卷头语。未署名。
① 指《新生》。
②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

第四辑

《工女马得兰》①译本序


　　在这样一本名著的前面放上一篇序，非但不必要，而且还是多馀的。不 过我既有了机会先一般读者而读此书，它又曾使我异常感动，那么我把我的 感想写下来，也许可以作为读者了解此书的一个帮助，何况我又曾答应译者 岳煐君写一点东西在他的译稿的前面！
　　近来译成中文的西洋文学名著中最使我感动的，有三部书：第一部是阿 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第二部是路卜洵的《灰色马》；第三部便是 此书。前两者是俄国的作品，又是小说，而且在意义上也和这本《工女马得 兰》不相同。《工人绥惠略夫》呢，鲁迅君说是一本“愤激的书”。《灰色 马》呢，它的英雄佐治是一个极端的否定者，对于革命，对于一切，都没有 信仰，虽然他是一个恐怖党人。《工女马得兰》却不是这样。它是一本充满 着希望的书。它的“英雄”，对于革命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不仅最后马得兰 所说的“我的儿子没有死，让的儿子没有死，”这两句话里所暗示的希望是 极其明显的，便是其他的地方也都贯穿着希望，随处可以增加读者的勇气。 译本之所以改名为《工女马得兰》（这是我的意思），这意义也是很容 易明白的。这本戏是以马得兰为贯穿全书的一根线，以她开始，以她结局。 她与让·罗路同为全戏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而她的重要更超过让·罗路，我
们说她是全戏的唯一“英雄”也未始不可。
　　马得兰，据让批评她说，是“有高贵心灵的女人”，是“天地间所生的 精华中的一个”，然而在从前，在罢工以前她“不过是一个多苦多病的穷女 子”，“曾是那样的安静而多愁”。从一个多愁多病的女儿变为一个信仰坚 定的战士，成了罢工群众的“小母亲”，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什么奇迹。假若 我们追蹑马得兰心灵的变化，便很容易明白一方面是困苦的生活，被富人们 虐待，侮辱，遗弃的生活燃起了她的怨恨，一方面是真诚的爱情，以“幻梦， 计画，奋斗”相信托的爱情给了她“如许多的勇气，如许多的信仰”。这样 完成了她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
让·罗路以前的遭遇倒与绥惠略夫相似。他的同伴为了信仰都跑到死里
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他在波那被绞死时才逃出来，到处受人嘲笑，到处被 人告发。他的“苦痛之中，超过于饥饿日子的超过于无被褥的夜里的，却是 感到人们的冷淡不关心，和给他们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费”，这样他便 只停留在一个像烈火般“奔腾的激奋里”，甚至失了信仰。但他与绥惠略夫 不同的，他后来得到了马得兰的爱情竟然得到了崭新的生命力和对于前途强 烈的信仰，终于为工人的利益把生命牺牲了。
罗伯与喇尔江关系的描写，也是这本戏里一个精彩的地方。他们父子间 思想上的冲突到了极点。甚至“彼此相谈，相看，不是像父亲和儿子，却是 像仇敌和仇敌”。然而在感情上他们仍是彼此相爱，仍是父子。喇尔江说： “要是我们彼此不相爱了罢，可怜的孩子，我们还会这样难受么？”这是一 句何等沉痛的话！米尔波对于理智与感情交战时期的心理描写，在艺术上的 价值实在是不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