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收在本书的 80 余篇文字，大都是我不值称说的专业研究的副产品，或许 还可以说，是我读书、教书、写书生活中精神调节的产物。写作之初，多是 偶有兴发，随意立题，信手走笔成文，并无整理成集的打算。现在姑且釐为 六卷。把“学人剪影”放在最前面，是表示对引领、示导自己走上治学道路 的几位师长的怀念和敬意，虽然我能记述的只是他们的一些侧影，不足以言 全面评价和整体风貌。“文史断想”、“考论杂谭”、“字词天地”三卷均 属半学术性的札记，本难严格分类。桐城派有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 说，参酌变化，大致或以抒感为主，或重在考辨（几篇书评也附入“考论杂 谭”之后），或以品评一字一句一段为内容，但共同的要求是实话实说，力 求每篇都有一些新意和见解。其中不少文章在《新民晚报》作为专栏登载过， 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序跋集萃”是为朋友或自己的论著所写的前言和后 记，个别篇章学术性较强，篇幅也稍长了些。近几年我访问过日本和我国台 湾、香港等地，随手记录一些印象和观感，聊作他日雪泥鸿爪之券。但所记 很少自然风光，仍不离人文话题，因以“人文记游”裒为一卷，与本书的整 体格调颇为一致。
东方出版中心策划这套学者笔记丛书，规定以斋名、室名为书名。这一
创意很好，但取名是件相当烦难的事情。在商潮汹涌中，听说有的地方为开 发知识分子“财”（才？）源，开设了“取名公司”，但似乎并未大展鸿图。 我只记得还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时，开初倒战天斗地一番，到后期却生 产不“促”了，革命不“抓”了，也不放我们回北京原单位，闲住在一所军 营里打发日子。照例晚饭后同事们聚在一起，听钱钟书先生“开讲”。有次 他突然对我们年轻一辈的子女的名字，大开玩笑，谑而不虐，最后点题说： “孩子好生取名难。”细细想来，也是“虽戏语，颇有理”的。比如贱名在 南方水网地区实乃司空见惯，平庸凡俗，用不着硬拉上唐人吕温《鉴止水赋》 的“物我兼进兮，水无不照”，以表示另有深意存焉，他在赋中还借“水无 不照”发挥“廉士以之洗心，至人以之观妙”，“君鉴之以平心，临下必简； 臣鉴之以励节，在邦必闻”的大道理，都与我了无关涉。我这次随便取了个 “半肖居”，意在像与不像之间，用以对自身多年来教学与研究工作“半吊 子”现状的自讽与自警。有朋友问我：你与你素所景仰的一位前辈学者生肖 相同，同生戌年，“半肖”云云，有此含意否？则谨对曰：唯唯，否否！
是为序。

王水照
1997 年 8 月

编 者 前 言


　　这是一套由我国现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笔记丛书，可供学界、 知识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学习、阅读欣赏，以丰富学养，增广见闻。
　　笔记是我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学术笔记层出不穷， 代表作如汉应劭《风俗通义》、宋沈括《梦溪笔谈》、清赵翼《陔馀丛考》， 皆极具考据、辨证价值。笔记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语辞、述史事、 写情景等。其特点是，偶有心得，随笔记录，虽零星琐碎而不忌，题材广泛， 上天入地，虽散漫驳杂亦不厌。由于文章短小，却多新意，内容不拘，而涉 猎广阔，自古以来，颇受世人重视。然而多年来，学界已养成好发宏论的风 气，一个论点，一个新题，不动笔则已，动笔则万言十万言，似乎不成论文、 专著，不足以讲清道理，以致鸿篇巨制满眼，遂有灾梨祸枣之讥。为纠此偏， 今特编纂一套“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以发扬笔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 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积极作用。
　　学人笔记，多累积经年，小玑片玉，埋没可惜，能摭拾汇为一札，公之 于世，诚学界之幸事。至于有的已作为单篇发表者，贵其能独出机杼，别具 手眼，亦酌情周纳，以增本丛书光彩。
本丛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作者大力支持合作，谨在此深致谢忱。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 8 月



半肖居笔记

卷一 学人剪影

1.《对话》的余思
——记钱钟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同学去年（1988）来沪留学时，在给我的《进 修计划表》上，就要求给予访问钱钟书先生的机会。但他深知钱先生倦于应 接，我也一向遵守“不干扰即尊敬”的原则，所以彼此就不再议及。我和他
《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发表后，他终于委婉地说：“我想到北京去一 次。”于是我不得不向钱先生提出请求。很快就收到先生的来函：“内山先 生惠过，当遵命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诗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 一笑。”他还说已看过我们的《对话》，“奖借过量，益增惭悔”。内山同 学获悉后，11 月 1 日即匆匆飞往北京。
　　11 月 7 日晚，窗外大雨如注，宿舍区阒然无声，内山同学竟来叩门。在 门口，他就急切地告诉我：“我已见到了钱先生，这次对我太有意义啦！” 我让座后，才知他刚从京返沪，要把会见的情况尽快让我知道。他说：“这 次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是静静地聆听。先生思路敏捷， 幽默风趣，时时夹着英语、法语，对目前国外情况也了如指掌，仍在经常阅 读外文的报章杂志，完全看不出已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了。他谈了一个半小时， 我却全然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他还告诉我：“钱先生一直杜门谢客，已 有两年不在家里接待外国朋友了。我作为少有的例外，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 的愿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唯一的遗憾是我的汉语水平还差，不能把他的 每句话都吃进去。”
内山同学的兴奋和激动，不禁使我自己想起以前聆听钱先生谈话时所感
到的惊服和震撼。从 1960 年到 1978 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 代文学组工作，又具体分在唐宋段，即受钱先生的亲切指导。在编写《中国 文学史》和《唐诗选》的两项集体工作中，更多次获得耳提面命的机会。编 写《唐诗选》时，有个“疑难杂症”的“会诊”会，由我先把大家在注释中 遇到的一些难点，整理印发，大约每两周讨论一次，这时钱先生谈辩锋出， 纵横无碍。也在这个时期，我在他的干面胡同寓所有过多次长谈。他喜欢在 房间里边走边高声谈话，有时为自己的善譬妙喻爽朗大笑；有时逼近我的面 前，提个问题考考，如果我偶而能答上一二句，他就不无揶揄地夸说几句； 有时取出他的读书笔记本说上一番。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 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每次谈话，总 是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不能不告辞的时候。这些讨论和谈话，我在当时都有 记录或事后的追记，我还查核过他在谈话中提及的典籍，可惜在浩劫中被我 自己销毁了。具体内容尚待追索，但可以说，从他的这些日常谈话中，我才 稍稍窥探到中国学术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 钱先生谈艺衡文，活而不空，融而不玄，常能得到一般课堂教学中所得 不到的启迪。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判”，着重于对艺术审美的真正把 握。60 年代初，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一位北大同学打算报考，托我问 他应该阅读哪些参考书。他回答说：“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 后来我们在帮他评卷时，才发现这样一些试题：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

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 代表作，要求指出其中有否败笔，为什么是败笔，等等。这些题目的难度或 许偏高，却是对考生艺术分析能力的真正测验。答卷中居然有人大谈白居易 那首诗的思想特点一二三、艺术成就甲乙丙的，很可能紧张之中没有看清题 目，就按流行的试题套式作答了。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 摩的东西。比如我曾研究过韦庄《秦妇吟》，他就说，此诗长达 1666 字，为 现存唐诗之最，结尾仅说：“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是不是 缺乏与全诗相称的艺术力量？中国长篇叙事诗的结尾似乎好的不多。崔颢的 名作《黄鹤楼》，既说“晴川历历”，又说“烟波江上”，如何理解？韩愈 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这 些篇章，常习不察，突被点醒，够我好好思索钻研一番的了。从他的闲聊中， 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宋诗选注》等著 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杨绛先生 说：“《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也可以帮助 理解《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 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 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 的启发比照资料。我于 1984 年至 1986 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 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 年秋钱 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 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 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惟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我 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 不敢来献丑了。”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用笺，二 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謦欬， 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倥偬、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 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先生们 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 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洋人说：‘A spectator 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 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 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 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 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 19 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 评家 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 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 是有 ignorance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 的所知一无所知??”亦庄亦谐，而又一股英迈凌厉之势。在这之前不久， 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也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已收入《七缀集》）， 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 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 趣横生，新颖生动。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 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

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 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 的搞的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或许可以说， 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 妙笔加以精辟的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 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 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 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钱先生平生不藏书。他的旧寓中只有一只书柜，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 都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遗留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却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 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方志舆地，无不采择。他似不专攻古典 小说，但在访美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研究生以论《平妖传》的毕业论文请 教，他便与之讨论书中的几个人物形象的评价；他读《西游记》竟至十多遍。 他读“破”过几部英文辞典；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用的是德文 原著。“文革”前，他常去文学所书库找书、借书，新分配来所的大学生如 在书库中碰上他，往往能听到他的现场介绍，历历如数家珍。文学所藏书颇 丰，他可能是书后借书卡上签名最多的一位。他读书速度之快，掌握要点之 准，实为罕见。有次他对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 一遍，又发现好些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发现”。读得快正 由于读得熟、读得精。
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间流行过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
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现在仔细想来，这话对两位都是一种误解。对钱 先生的误解是双重的。他博览群书，却又看“透”资料，绝不迷信书籍。他 给我的信中说：“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 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他 在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 公均唧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 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 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他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对资 料的真正“占有”。更重要的，钱先生不屑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去建构庞 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 面地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有次陈子展先生对我说：老一辈学者中只有两 位美学家，其一即是钱先生。在研究方法上，他也融汇百家而自成一家。在 上述爱知大学的演讲中，他就提倡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他在随口介 绍德国、意大利、荷兰三种论述研究方法的著作（他们都重视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方法）以后说：“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研究里也会出现这 些派别，造成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 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他还指出，人文科学和自 然科学有一点不同：自然科学里，一种新学说的成立和流行，旧学说往往被 取而代之，只保存历史上的价值；在人文科学里，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 作品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有了杜甫，并不意 味着屈原的过时；有了巴尔扎克，并不意味着塞万提斯的丧失价值；甚至有 了反小说，并不表示过去的小说已经反掉。易卜生不是莎士比亚的替人，只

是他的新伴侣，正像欧内斯库（按，法国荒诞派戏剧家）不是易卜生的篡夺 者，而也是他的新伴侣，也就是莎士比亚的新伴侣。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是 这样，法国的‘新批评派’并不能淘汰掉美国的‘新批评派’，有了什克洛 夫斯基（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消灭。正好像 家里新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娃娃，他的诞生并不同时等于老爷爷老奶奶的寿 终。”他认为各种有价值的流派，“完全可以同时共存，和平竞赛”。他还 指出外国的“古老的时新货物”（这是迪斯瑞尔利小说中一家旧货铺子的招 牌中的句子），在中国变成了“时新的古老货物”的现象，但又精辟地指出 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必然经过的阶段”。这些话是在 1980 年秋天说的，他 的文学思考是与我们时代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因此，尽管《宋诗选注》 是部“普及性读本”，《谈艺录》、《管锥编》更是采取我国传统“诗话”、 “札记”的著述体裁，文字典雅朴奥，却完全是现代人对整个学术文化、特 别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思考。
　　一位熟悉钱先生的学者说过，钱先生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孤独感”， 因为很少有人能与他处于同一水平、可以相互酣畅地对谈，很多场合下是单 向的施受而不是双向的交流。杨绛先生也说过，她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 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 笑乐。我觉得这些观察都很深刻，颇堪玩索。当然，钱先生的日常谈话风格 也是多样的，因人而异；但咳唾珠玉，都映射出钱先生整个学识、人格的光 彩。功夫在“书”外，联系钱先生的学识、人格来读《宋诗选注》等著作，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读法”（我在《对话》一文中提到过《宋诗选注》的 四种读法），但我无能做到。

附：



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1


　　《文史知识》编者按：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博士研究生内山精也君几 年前曾组织宋诗研究班（属早大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从事钱钟书先生的
《宋诗选注》的日译工作，第一部分译稿已在他们所办的《橄榄》杂志上刊
载。1988 年夏，他又作为高级进修生来上海复旦大学，从中文系王水照教授 研究宋诗和苏轼。以下是他们关于《宋诗选注》翻译和研读的对话。


　　王 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它虽然属 于普及性读本，入选两宋诗人 80 家（初版 81 家），诗约 380 首，共 300 多 页，却又是一部独具慧眼特识、别有学术风采的诗学专著。你们的日译工作 审慎细致，不仅对原书作了忠实的翻译，而且介绍了原书中全部引用书籍， 还从日本读者的需要出发，增加了补注和备考。经过踏实而有成果的劳动， 你们必定会对此书加深体会吧？
内山 是的。随着翻译过程的深入，我们对此书的评价越来越高了。首 先使我们感佩的是钱先生引用资料的严格和他的闻名于世的渊博。有关宋诗



1 ①原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9 年第 5 期。

的资料，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整理。钱先生却从基本文献直至个 别生僻的零星材料，差不多囊括无遗。他凡有引用，必定是第一手材料，并 详注卷次。我们因翻译所需，一一作了查对，几乎没有什么误脱的地方。资 料准确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像钱先生这种经得起查核的著作是 并不多见的。
　　王 我可以补充他在评注范成大田园诗时的两个小例子。一是在注释 “少住侬家漱井香”的“井香”时，他原先引用佛书中称清净水为“华水”、 “水华”的说法，后认为用道书更好，改引《云笈七签》等书；一是讲司汤 达《红与黑》中那个文艺中搀入政治的比喻，即音乐合奏时的一响手枪声， 原来引称出该书第五十二章，后据善本改为第二部第二十二章。这种一丝不 苟的治学态度，令人叹服。
　　内山 钱先生引用材料的广泛也是惊人的。其中有不少稀见的书籍，在 日本无法找到，这部分工作打算在中国补做。
　　王 广征博引，自由骋游于中外文化典籍的海洋，这已构成钱先生一切 学术著作的鲜明风格，有人名之为“钱钟书风格”。钱先生曾说，“我有兴 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他正是从苦心搜集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加 以别择、排比、综合、分析，也就是说，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 出发，来进行经验的描述、一般的概括和理论的推演，从具体上升到抽象， 来把握古今中外相同和相通的“文心”或人类一般的艺术思维。这一严肃的 科学方法既不同于文抄公式的材料罗列，也不同于逞才炫博。例如徐俯的一 联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此书指出曾为南宋陆游、 楼钥、敖陶孙、钱厚等人所摹仿，又为金人张公药所沿袭，连类引证，充分 反映了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的时代风尚和影响。
内山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日译工作在查核材料上花了不少精力（现
在还无法精确统计此书引用书目的种数和次数），但我深深感到，这是对自 己一次很好的材料训练，为今后的宋诗研究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王 日本学术界对此书有些什么评价？
　　内山 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一直很高。被誉为 日本汉学“泰斗”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本人也是宋诗研究专家，有《宋诗 概说》名著。他生前十分重视此书，嘱咐他的门生山本和义先生进行翻译， 以介绍给日本读书界。山本先生在 1988 年出版的《宋代诗词》的《序》中， 深情而又不无遗憾地回忆这桩往事。另一位汉学权威小川环树先生早在 1957 年，当此书的部分诗人评论和《序》在《文学研究》上选载时，就密切注意， 并期待全书的出版；1958 年此书初版发行后，他随即在《中国文学报》（第 十册）上发表书评，给以热情的高度赞扬。他说：我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此 书，我又以其完全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而感到喜悦。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例 已足以说明此书在日本的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在今日日本，当编辑宋诗的 选本或研究宋诗之际，首先研读此书已成为一个无一例外的必需过程。说此 书在日本的有识之士中间，已经公认为宋诗的最有价值的注本、宋诗的一种 有权威性的参考文献，我想不算夸大。
　　面对中国第一流学者的著作，我们深感翻译的不易。尽管我们慎之又慎， 但必然仍有缺失。王老师曾亲身受到过钱先生的指导，我很想听到您研读此 书的体会。
王 以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手笔来编写这本普及性读物，竟两历寒

暑，印行六次而每次都有修订。全书丰富的内蕴，恢宏的气度，犀利的眼力 和敏锐的艺术感觉等，我不能也不敢妄谈“体会”。我只能谈谈个人阅读此 书的四种“读法”。第一是从宋代诗歌演变史的角度读“评”。此书 80 篇作 家评论，篇篇有新意，字字有分量。我曾使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一 口气专读评论，不啻是一部宋诗发展史的纲要，处处表现出钱先生对宋诗宏 观把握的独特见解。如论西昆体“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论北宋中 后期诗坛可分“苏门”与“江西诗派”对峙的两派，以及超出两派之外的贺 铸、唐庚等人；论两宋之交诗风以学黄为主，学苏者仅为苏过、孙觌、叶梦 得、汪藻等个别作者；论南宋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一般诗人又都有力求摆脱江西体的倾向；论“四灵”开创“江湖派”等。这 些论点，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力辟旧说，为宋诗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西昆 体的影响，其范围和时间，一般估计较大、较长。石介《怪说》云“今天下 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其《祥符诏书记》又说杨亿“为文章宗主二十年”， 具体时间虽有差异，但历时皆甚久。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杨刘风采，耸 动天下”，又说“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则范围甚广，后世史家遂 据以立论。但钱先生则从文彦博、张咏等人现存文集面貌上作出“极局限、 极短促”的判断，看来，石介等人似是为了反对对手而故意夸大“敌情”。 又如对江湖派，旧说强调它跟“四灵”的异，并认为此派得名之由是因为杭 州书商陈起刊行《江湖诗集》，钱先生却突出它跟“四灵”的同，并认为江 湖诗人之称，早在《江湖诗集》之前，名叫“江湖派”是因为这一体的作者 一般都是布衣或不得意的小官之故。
这 80 篇评论还包括一些宋诗重大问题的专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
杨万里等条论用典问题，刘子翚条论道学和诗歌的微妙关系等，都为宋诗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观察点。对各该诗人特点的分析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论 苏轼诗的“博喻”、论范成大田园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三个系统的结合，都 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赏和称引。
内山 小川先生在书评中也说：由于《宋诗选注》的出现，宋代文学史
的很多部分恐怕应该重写。
　　王 第二，从比较鉴赏学的角度读“注”。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 选本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解、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和鉴赏、评 判结合起来。他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比较的项目有题材、境界、风格、 意象、句式、用语等，比较的类型有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而涉及的学科有 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正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 上展开以鉴赏评判为目的的多种比较，使此书在诗歌鉴赏学上达到一个崭新 的高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鉴赏。它的最 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 的认识。如此书分析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句说：“按逻辑说 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 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但王禹偁此句却“仿佛表 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如改用正面说法，则 意味顿减。注文中又引证李白、司空图、徐夤、龚自珍的相似用例，证成此 说。这种把逻辑、心理、语言融会贯通、充满艺术辩证法的分析，在个别用 语的分析中也是如此。如对洪咨夔《泥溪》中“塞明”的相反相成，文同《织 妇怨》“停”字的一字而具相反两义等分析，都不停留在语句浅层次上的阐
　　
释上。
　　宋诗中的一些名句，前人评赏已成千累万，钱先生更能别出新意，困难 而尤见工力。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在唐诗中 早见亦屡见，由此而提出“一连串”五个问题（5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下同）。钱先生不予回答却妙在不言中。这里提示我们在作影响比较 研究时，应注意作者种种复杂的创作心理状态，切忌简单化。陆游“此身合 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联，注文中引述两方面的材料：一是有关李、 杜等诗人“入蜀道中”，一是有关诗人骑驴，综合这两方面，“于是入蜀道 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这里对诗人 心态的惟妙惟肖的揣摹，是依赖于对历史文化背景的充分揭示而实现的，因 而加强了说服力。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联，注文 引了五个用例，更可看作这一意象的演化小史：唐人的不及叶氏的“醒豁”， 陆游的不及其“新警”，张良臣的不及其“具体”。这里有来龙去脉的爬梳， 有优劣长短的评赏。一个意象的产生总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对意象作出历 史的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中是大量的，也最使人心折。
　　总之，“注”和“评”是此书最见精彩的两个部分。正如你们刊物的名 称“橄榄”那样，需要细细咀嚼回味。
内山 钱先生在描述某一意象演变过程时，往往涉及诗文以外的材料，
如从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方面取材，这不仅使描述更全面丰富， 也为诗歌提供了新的鉴赏角度。
王 第三，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修改”。钱先生此书已重印六次，每
次都有增订，因此有个特殊的“版本”问题。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的著作， 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例如郑文宝《柳枝词》“载 将离恨过江南”一句，初版引证了苏轼等六个相似的用例，但再版时全部删 去，改用周邦彦等四例：周邦彦例是把郑诗改写为词，说明其影响颇广；石 孝友词把船变为马，王实甫戏曲把船变成车，这从运载工具一面着眼。陆娟 诗却把愁、恨变为“春色”，这又从所载之物一面落笔。原来苏轼等六个用 例，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不易的，但他们沿袭多，创新少；修改后更能 看出一个艺术意象嬗递演化的轨迹，把作家们的创作构思抉剔入微。
内山 我们的日译本原有新旧版本校勘的项目，但有位日本前辈学者善
意地提出，这样做对作者是否合适？
　　王 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 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 “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
《管锥编》有专册《增订》本，《谈艺录》（补订本）更是新旧合璧，“订 益”几达全书之半。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 发展和完善论点，表现了他潜心琢磨、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一位大 学者坦荡的学术性格。这也应是“钱钟书风格”的独特表现之一。他因此获 得读书界的更大崇敬。
　　第四，从贯通互参的角度读全书。由于体例的限制或当时学术环境的影 响，此书的有些部分如能跟钱先生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合读，可以加深理解。
《谈艺录》、《管锥编》中对宋诗的直接论述尤应辑录、对读。例如《宋诗 选注》中对江西诗派以至宋诗的用典之风都持严峻的批评态度，就可参看《管 锥编》第四册“《诗品》之特识”条（1447 页），该条称赞钟嵘对用典之病

的批评，并戏称为“钟嵘症”，如果再读《谈艺录》中举王安石“每遇他人 佳句，必巧取豪夺”的 20 多例（243 页），论黄庭坚“钩章摘句”条（22 页），论陆游的“蹈袭之病”（118 页）等，对钱先生的严峻态度就能豁然 开朗。《谈艺录》“山水通于理趣”条（237 页）论邵雍、周敦颐、程颢、 朱熹等人“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的“玩物为道”的观点，与其“玩 物丧志”说相反相成，也与本书中论道学与诗歌的微妙关系一脉相承。有时
《宋诗选注》中的片言只语，如能互参综观，收获必多。如论张耒“有一小 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 息”，《谈艺录》“七律杜样”条（173 页）对此有较详的说明。最有意思 的是陆游《醉歌》一诗。此诗写作者对当年从戎时杀虎豪情的追忆，但一个 长注撮述了陆游对此事的前后自述，却发现此事有疑：“或说箭射，或说剑 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点明武器、情 景、时间的破绽。如果读《谈艺录》中关于陆游“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 等议论（132 页、457 页），对此处的言外之意也能心领神会了。总之，钱先 生对宋诗的见解自成体系、前后一贯，他的著作实互为经纬，可以彼此发明
的。
　　内山 提一个可能不恰当的问题：有些历久传诵的作品似未选入此书， 这能否适应初学者借以了解宋诗概貌的要求？
王 钱先生去年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宋诗选注》，新写一篇前
言：《模糊的铜镜》（又载《人民日报》1988 年 3 月 24 日），回答了这个 问题。他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 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这部书作为文学研究所编校的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读本丛书的第五种，它的选目必须经过所内集体讨论 才能决定。由于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编者本人反而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 意愿。这种情况对你来说，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尽管如此，钱先生在《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六不选”原则，其主旨就
是把诗当作诗，坚持艺术审美的标准，这在当时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为 不选文天祥《正气歌》而付出过代价。选目中还发掘了有价值的作家作品， 在宋诗比较缺乏浪漫主义精神的情况下，王令这位“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 人”，却一度遭遇冷落，就是经过此书的表彰而为学术界重新重视，就是著 例。

2.深切的怀念
——何其芳先生印象


　　1977 年 7 月 24 日，这是一个酷热窒人的星期天。那天下午，我去首都 医院探视其芳同志。他从 12 日早晨大吐血入院以来，已 13 天了。前两次去 看他，精神还不错，胃部动了手术，他苦笑着说：我的胃里发生了一场“政 变”，现在平定了。但这次一进病房，立刻被紧张的气氛惊呆了。医生们进 进出出，忙着给他注射各种针剂。他的夫人牟决鸣同志布满血丝的双眼（这
13 天她一直没好好合过眼），充溢着泪水，不时抚摸着他的双脚，脚上的体 温已开始变冷。其芳同志却显得少见的平静，连连说：“这个针我不需要了。” 听到这话，我和周围的人一样，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医生们进行最后的抢救。 他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向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不少，可是我怎么也听不清他 的意思，连忙叫他的孩子，但也没有听懂。而决鸣同志因悲伤过度，却已昏 厥过去，可能她是唯一能听懂的人。下午 6 时 10 分，这颗真诚、执著、以祖 国文学事业为第一生命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我眼睁睁地看着素洁的白布覆 盖了他的全身，被车子缓缓地推出病房，我又一次忍不住哭了。
其芳同志走了，走得那么匆促，踏着我们平常熟悉的那种急速的碎步走
了。
　　我第一次见到其芳同志，还是在北京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当时，我正倾 心于他的《画梦录》，那深婉的哀愁，热切的追求，那精美的语言，惨淡经 营的形式，深深地吸引着我。因此，当我知道他为“北大诗社”讲演时，便 早早地坐在教室的前排等候着。门外一阵急速的碎步声，他急匆匆地进来了。 大概是中年以后发福吧，我第一眼的直感有点不相信他就是《画梦录》的作 者，那应该是一副清瘦飘逸的神态才是。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那 次他主要讲他《欢乐》一诗的构思过程。他说，这诗写于 1932 年，那时他
21 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然后他谈起他当时一段被人爱而不知其爱的
爱情经历，谈起他事后领悟却又已失去的怅惘。他在北大红楼、故宫后街一 带踯躅徘徊，思索着什么是爱情的欢乐？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意象：“告 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于是，思绪的闸门打开，文思奔腾而出：“像白 鸽的羽翘？鹦鹉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籁籁的 松声到潺潺的流水？??”他说，诗人有了生活激情和感受以后，还必须找 到一个优美的诗歌意象和适当结构来表达。光有激情不一定就能写出好诗。 他娓娓地谈着，话说得很快，但语句既清晰又亲切，条理既井然有序又自然 活泼。我顿时发现，这正是《画梦录》的作者，那么真诚坦率，对着素昧平 生的青年学生，毫无保留地打开自己的心扉。要知道，他是闻名于世的文艺 界的“首长”啊！真诚，这正是文学的生命，也是亲近、了解和研究文学的 第一要素。
　　1960 年我分配到文学所后，才有了直接交谈请益的机会。其芳同志有一 种魅力，他能够使交往不深的年轻人一下子摆脱拘谨和他开怀深谈。其奥秘 就是他真诚待人，平易近人。他常说，文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而在培养年轻研究员上，他更是费尽了心力。每年秋季，当新的一批大学生 分配来所时，他总要讲一次研究方法、治学之道，这已成为常例。这样的报 告会我听过多次。因为他每次讲的精神虽然一致，总是强调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但具体的发挥和 论证却不雷同，一次有一次的启发和收获。每次讲话，他手里总是拿着一叠 厚厚的讲稿，讲时却不受其束缚，随处生发，精义层见。我觉得，在培养年 轻人问题上，他在不断地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传授后辈，并系统地积累培养、 指导的方法。他是个有心人。这历年的讲稿就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我的旧笔 记本中还保留他在 1961 年 10 月 26 日的一次讲话。这篇我自己取题为《关于 培养实习研究员问题》的讲话，一开始便说：“正确的经验和非正确的经验 的结合，便是完全的经验。”他从文学研究所的工作规律谈起，强调边干边 学，把工作和学习统一起来，把集体编书和个人研究结合起来。但对实习研 究员来说，不要单纯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作为“补课” 学习。要有工作计划和培养计划两套计划，定期检查，解决随时遇到的问题。 他又逐一地讲了研究方法、读书方法、写论文方法。他说，学术论文是研究 的成果，要讲究如何表达。论文也要有自己的风格，讲究一定的节奏。它应 该是“精制品”。把论点、思想变成论文语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力戒 粗率、马虎的语言。写作时必须精力高度集中，毫不懈怠，有时就有“神来 之笔”。由于结合着具体事例，特别是他个人的丰富写作实践，这些朴素的 道理讲得生动细致，鞭辟入里。最后他说：“又红又专，边干边学。个人努 力，集体帮助。发展学术，贡献祖国。”殷切期望之忱，溢于言表！
有次交谈工作之余，我向他诉说自己写的文章苦于不能提高，尤其是艺
术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不知从何培养、锻炼。交谈结束时，我表示一个意愿， 希望他能解剖一下他的《论红楼梦》一文的写作全过程。谈过以后我自己也 淡忘了。不料在下年对新同志讲话时，他谦虚地提起，有位同志要他谈谈《论 红楼梦》的具体写作过程，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好谈。然后他从素材的搜集、 论点的组织到论文的结构安排，作了详尽的介绍。他说，他的具体工作方式 主要是在原著上作眉批。他十分重视研读原著，重视把从原著中获得的直接 感受和体会，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概括和连贯起来的思索。 他不是把原著作为冷漠的解剖对象，而是去体验和认知其中活生生的形象世 界。《论红楼梦》是他准备时间最久、篇幅最长的古典文学论文的力作。我 自己写文章，常在开笔之前或文思苦涩、难乎为继时，要读读几篇自选的典 范性文学论文，有时似乎还能开点窍，《论红楼梦》便是其中的一篇。所以 向他表示了那个意愿，真没想到他那么认真听取，这次我如愿以偿了。如果 没有培养文学接班人的事业感，像他那样每天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的人，是 很容易遗忘的。
　　其芳同志胸襟坦然，他经常把自己写作中的甘苦向周围同志谈论，有时 给人极大的启示。有次所务会议前的空暇，他进来后一坐下，就开口说：昨 晚开始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一连开了五六个头，都写不下 去，卡住了。后来索性只写“我们的讨论会从几月几日开到几月几日，历时 多少天??”居然很顺利地写下去了。这个开头大概因为平常，因而比较自 然，反而有助文思。接着他感慨地说：有同志说，在这次少数民族文学史讨 论会上，我已作了总结发言，事先又有讲稿，大家反映又不错，“我手写我 口”，把发言写成文章，不是很容易吗？这位同志哪晓得还有“文章之道” 啊！这次他是讲论文的开头，另一次讲论文的结尾。也是在所务会议前的空 暇，他进来后，有同志问他：《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的序言写完没有？他 笑笑说：刚刚写完。这是我为自己集子所写的最长的一篇序，大约有二三万
　　
字。序言的正文这么长，要有一个有分量的结尾，才能跟正文相称。这费了 不少心思。后来想到了曹植给杨修的信，讲朋友间文章的评改，很有感情， 很动人，用作结尾，稍作点染，还不错。
　　这只是我偶然听到的两个例子，但多少年来一直牢记不忘。这里包含着 深刻的道理：一个人能想到的，不一定能全都说出；能说出的，不一定能全 都写出。思维和语言之间，语言和文章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讲究“文章之 道”就在于克服和缩小这个差异。仅从写作表达这一点来说，文学研究和评 论工作就是一种严肃艰苦的精神劳动。平常读其芳同志论著，总钦羡他那种 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文风，猜想他写作时左右逢源的快感，殊不知他的流畅自 然却是刻苦锤炼的结果。古人云：“成如容易却艰辛”，确为名言。一生“认 真”作文，从不马虎草率，这是其芳同志崇高的文德。
　　他的宽容厚道是有口皆碑的，但对年轻人文章的评改却是严格甚至严厉 的。我来文学所之初，参加古代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这是全所科 研计划的重点项目。其芳同志从指导思想、全书体例到组织安排等进行全面 领导。当时规定，书里的重点章节由编写组全体会议评审通过，实际上主要 是听取他的评审意见。但我在编写组写出的头一个章节就被他“否”了。那 次会议上，他明确地说：这一章我不满意。和已出版的文学史相较，面貌雷 同，应该力争有“一寸之长”；立论的角度陈旧；文章的结构松散。然后他 说，要推倒重写。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批评，当然不好受。但不知什么缘故， 心里却热乎乎的，感受到他恨铁不成钢的灼人的热忱。
他的批评不但没有使我畏惧气馁而与他保持距离，反而使我更渴望亲聆
他的教诲。当写第二个章节苏轼时，我先把写作提纲寄给他（编写组住在城 外），请他指点。他很快约我去他家面谈。他桌上放着各种苏诗版本，对我 说，为了对我提纲提意见，正在赶读苏诗，还没有读完；最近恐无时间读完， 只好先约来谈谈，以免影响写作进度。他要我务必看全集，然后多与同时代 和前后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他说，他不大爱读苏诗，其中不少诗并不是有了 创作冲动以后写的。对作家的复杂性要充分估计，既看优点，也要看缺点。 能把缺点及其原因说清楚也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把文章写出来了，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听取他的评审意见。在那次会上，他对其他同志写的章节提了 详细的意见，最后简单地说：苏轼一章还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从他那 柔和的目光中，我领受了他的鼓励和赞许。
把稿子取回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作了改动。我原稿上说，“苏轼的诗、
词和散文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改成“在北宋文学中都是成就很高 的”。这个唯一的改动我想不通。年轻逞性，心浮气躁，我擅自又改了回来。 过了许久，他审看这部书的校样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最高成就” 问我：这个地方我好像替你改动过？我只好支支吾吾地承认了。他的“认真” 是早出名的，但从这部 70 多万字的著作中不放过一句话，这样的“认真”还 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听了我的申述后，他沉吟一下 说：你讲得也有一些道理，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保留。但这是部集体著作， 力求准确、稳妥。比如论散文成就，苏轼与欧阳修恐怕不宜强分高下。还是 说“成就很高”吧，你觉得怎样？他没有批评我私自“篡改”，反而耐心地 听取一个文学晚辈的意见，互相平等讨论，这不是学术民主的生动示范吗？
　　1977 年 6 月 13 日晚上，我因撰写《唐诗选·前言》又去他寓所请教。 他已知道我将调往上海复旦大学工作。我也想到这是我在文学所的最后一项
　　
工作，以后这样耳提面命的机会不多了。我说，本来基础就差，十年不写学 术文章，感到手重，没有把握。他说，这部书读者主要是看所选注的唐诗，
《前言》只要把唐诗发展的基本面貌叙述清楚就可以了。但介绍的知识力求 准确。另外，篇幅不宜过长，万把字以内吧。那次夜谈，他大概带有惜别之 意，关于《前言》的写作他说得不多，却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我顺便问起， 听说不久前他曾写了两首“戏效玉谿生体”七律，假冒“元人诗”，发函请 所内一些同志来解释诗旨，这又引起了他的话头。他说，是啊。我还故意留 了个破绽，信是 3 月底以前发出的，但我署了 4 月 1 日，因为这个日子在西 方是愚人节，但没有一位同志识破我开的玩笑。说着，他开怀大笑起来。然 后他收敛笑容说，我是想做个试验：当我们对一首诗的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 无所了解或了解很少时，对诗旨的理解，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次试验 的结果，有的说是悼亡，有的说是悼友，有的说是自悼，众说纷纭。这些对 我国古典诗歌很有修养的同志，他们对我写作此诗的主旨的推测，大概只能 达到 50% 左右，可见解诗之难（他的诗见《何其芳文集》第三卷《锦瑟二首
——戏效玉谿生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机智的“玩笑”！我凝视着他那 宽广的前额暗忖：人们都说他最近进入写作欲的又一个旺盛时期，写诗、译 诗、长篇小说、回忆录，齐头并进，思维活跃敏锐，干校时期常患的思路中 断的毛病已无踪影了。他最近的诗说，“假我光阴二十年”，“敢惜蹒跚千 里足”，在他的心中，还有什么比完成自己预定的写作计划、看到文学艺术 的新的春天更大的快乐呢？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却赍志而逝了。 我没有听清其芳同志的临终遗言，已是不可弥补的憾事。记得 1964 年力 扬同志去世时，他曾亲自书写挽联，上联开头说：“文章报祖国”，这五个 简明有力的字，可以看作他的自挽之词，也可以当作他对文学后辈最后的勉
励和期待吧？

3.精神·风格·境界
——缅怀朱东润先生


　　今天我们来纪念朱东润先生，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朱老一生事业 的缅怀，对他品德和学问的仰慕，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宏扬，对中国 知识分子优秀人格的尊奉。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 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老和复旦大 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在这封信中，钱先生对朱老作了崇高的 评价。他推重朱老是“当代耆硕”，其“笃实”之学在北京学者中也是很少 见的。钱先生不太轻易称许别人，他对朱老的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们先从朱老的学术精神谈起。
　　朱老在他长达 90 多年的生活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 产，这是他一生永不停歇、辛勤耕耘的结果。朱老生前常爱说两句话：一句 是梁启超的“战士死于疆场，教师死于讲席”；一句是“我们必须前进，永 远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我觉得， 朱老身上这种永不满足、充满生命活力的进取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从他早 年登上学术之坛起，直至晚年，除了因外力所迫搁笔以外，他几乎一天也没 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特别是 90 多高龄犹能撰写几十万言的《元好问传》， 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罕见的。记得 1987 年夏天，朱老病重住长海医院 时，我和另一位先生去看他，他谈起正在写作的《元好问传》，谈起元好问 的时代，谈起对北宋九帝、南宋九帝的评议，谈着谈着，他突然说：“我真 不想死！”我至今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神情和炯炯目光。这是把生命 献给祖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庄严誓言。这种热爱学术乃至到了近乎痴心的境 地，深深地感动着我。
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常受到外力的牵制却又很难摆脱这种牵制。建国
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就经受过多次冲击，从建国初期的纷纷改行、1958 年的 所谓“拔白旗”、革文化的命的十年，直至目前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所承 受的新的挑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看来仍不会减弱。而朱老始终 保持旺盛的学术进取精神，永远求索，永不停步，在今天尤其难能可贵。我 们应追随朱老之后，在目前学术暂受困扰的情况下，甘于寂寞，甘于清苦， 坚持长期的艰巨的精神劳动，为民族文化的振兴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朱老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数十年一贯的学术热情和进取精神，取决于他对 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十分深刻的历史感，又有十分清醒的时代意识。他把认真 吸取、勇于借鉴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勇于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读他的著作，总为他广阔的历史视野所折服，同时又能感受到现实的生活气 息。两者水乳交融，而非生搬乱套。他写了近十部传记著作，如他的成名作
《张居正大传》从 1943 年问世以来，为中国的新型的传记文学的建立和发 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此书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爱 读名人传记，而此书是他评价最高、常读不辍的两部传记之一。朱老在写张 居正传以后，还写了杜甫、梅尧臣、陆游、陈子龙、王阳明等古代人物的传 记。这些传主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是对国家、民族作出各种不同贡献的

人物，特别是表彰他们的气节、风骨以及济世救时的淑世热忱。他还写过他 夫人的《李方舟传》，在文革中他还曾想替一位女生产队长立传，目的则是 从普通平凡的人物中发掘品德之美和人性之美。他的传记文学的另一特点， 总是从时代、历史的大背景中来展示传主的事功建树和内心世界，如他写陈 子龙传径以《陈子龙及其时代》为书名；但同时又具强烈的现实性，处处显 示出作为一个现代人对历史的思考和眼力。他在回忆张居正传的写作动机时 说：“我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 振作的道路。我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就使他的著作呈现 出气度恢宏、高屋建瓴、用笔雄放的风格，绝非斤斤于一事一隅者所能望其 项背的。他虽年高而无迂腐气，思想敏锐，充满朝气。此外，与他的传记创 作相表里，他的传记理论研究，如《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 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也为有中国特色 的中国传记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常常遵循“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 朽”的古训，也就是说，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 造的建树融为一体。朱老的一生，是这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美统一的模 范。朱老是位有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大家：前面已经谈过他是我国现代传记文 学的开拓者之一，善于从中西传记文学的比较、交融中另辟新径。他以《中 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名著，与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一起，成为开创当今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华岳三峰”。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自成体系，独具一格：一是不以时代、流派为纲，而以人为目，并将各家对 于各种文体的批评论述归于一篇，以见批评家主张之全貌；二是“远略近详”， 对宋以后的论述尤为充分；三是重视对小说、戏曲方面的批评史材料的发掘 与阐发，更具有开拓之功。凡此都是饶有新意的。最近，复旦大学语言文学 研究所经过十年的努力，出齐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受到了国内 外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可以说，这是继续朱老以及郭绍虞两位前辈老师业绩 的结果。朱老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上古史籍研究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这里 尤应提及他的两个“三”，即在陆游的研究中，他有《陆游传》、《陆游研 究》、《陆游选集》三书；在梅尧臣研究方面，他有《梅尧臣传》、《梅尧 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诗选》三书。这种研究的整体性和系列化，把作 家传记、作品解读与整理、理论分析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出所谓“多 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总之，朱老在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了主体的内 在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地实现了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这是异常 令人神往钦羡的境界。
高山仰止，宗师长在，朱老将继续培育、激励我们！

4.科学美学的不倦追求
——追思蔡仪先生


　　早就想写点追思蔡仪先生的文字，虽然在他的门生故旧中，我并不算亲 炙频仍、相知甚深者之列。但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要接受师长亲友的 各种影响，有的长期浸润时雨之化，有的交往不多却孳乳沾丐，一生难忘。 蔡仪先生就是我素所敬仰的一位前辈学者，他在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初认识他还在我 50 年代北京大学求学时期。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在教学 条件和环境上可称是鼎盛时代，真如 30 年后林庚先生为我们年级同学聚会 而题词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当时不仅系内名家荟萃，课 程内容丰厚，“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期待；而且课外社 团活动活跃，随时可以听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讲演，还常请校外专家来开设 专题课，如王季思先生的“戏曲研究”，郑奠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 等。大概在我大二时，系里就请蔡仪先生来讲授美学课。开讲第一天，在一 间可容 200 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全是听众，连走道上、窗户外、座 位最后都挤满了人，黑压压地一大片。这种“轰动效应”固然由于主讲者的 学术声望，也与当时正在兴起和展开的建国后第一场美学大论战直接有关。
从 1956 年开始并绵延长达七、八年之久的这场讨论，现在看来，虽然讨论的
环境较为封闭，很少吸取其时国外美学研究的新成果，但基本上未受政治的 干扰，各方言辞不免尖锐却坚持以理服人，吸引了 40 多位学人著文参与，也 吸引了更广泛的年轻学子。论战是围绕“美是什么”而展开，主要有三大家， 即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位。蔡仪先生在 40 年代以《新美学》等论著批评 朱先生，现在却首先受到朱、李两位从不同角度的批评，于是成了这场争论 中引人注目的聚焦点。他受到北大同学的关注也就十分自然的了。
第二次讲课不得不从教室移到了大礼堂，但后来听众慢慢少了起来。本
来嘛，凡事热得快也冷得快，听讲同学中不免有赶浪潮的，更何况蔡先生讲 课题目是“美学概论”，目的在于传授系统的美学知识和理论，并非对阵论 战而富有刺激性；他的讲课风格又是朴实无华的，既无粲花之舌以逞口辩， 也无花里胡哨的噱头调料，有的只是论证，切切实实的论证。或许是秉性之 故吧，我却越听越有味，从未缺过一堂课。从他平缓语脉中呈露的是环环相 扣的逻辑严整，条分缕析的论理明澈。他表达过自己的学术祈向：“要求美 学有助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美化，也要求美学作为科学能更快地健康成长。” 真诚朴实的愿望和他讲课的内容和风格是统一的。
　　他的讲课培养起了我对美学和一般理论的兴趣。随后我还去西语系听过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也听过由学生社团举办的李泽厚先生的讲座。 当年编辑发行的六册《美学问题讨论集》都一一找来阅读。我因参加编写《中 国文学史》而拿到的第一次稿费，也用来觅购他的《新艺术论》以及朱著《文 艺心理学》等原版本，连同当年的听课笔记，如今倒成了寒斋的“镇斋之宝” 了。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美学研究，但我珍惜这一次美学启蒙。
　　1960 年我毕业分配到了文学研究所，想不到和蔡仪先生成了同事。见面 机会倒不少，但他忙于主持理论组工作，交谈请益并不太多。只感到他严肃 认真，一丝不苟，处事审慎，事事都有一定之规，颇近古儒中的耿直狷介之 士。对后辈，则在沉静谦和中充满热情，这在理论组年轻人中有口皆碑（到
　　
了“文革”时，他们都成了“保蔡派”）。我的第一篇习作论柳永在《文学 遗产》发表时，他是负责终审的编委，认为分析考论还算细致平允，给予了 鼓励。当时刚进所，我迫切需要熟悉治学门径，乃至学写论文的具体方法， 便对所内几位前辈如何其芳、钱钟书、唐弢等先生的近著下过一点揣摹工夫。 蔡仪先生的论著也是读得颇为认真的。他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系列论文、关于 艺术典型的阐述乃至晚年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几篇长文，我 都把它当作训练科学思维的良好读物。他对论点的提炼和概括，对论证周密 和完美的追求，层层推进的论证结构所产生的理论说服力，在学步者的心中， 曾引起过不小震愕的。
　　如果说，对讲堂上和论著中的先生，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仰视和远视的态 度，到了“四清”、干校时期，则是亲切平视的视角了。对于建国后这段不 平常的历史，这里不打算评价什么，只是想记录下蔡仪先生作为一位严肃学 者献身社会、献身农村、献身劳动的热忱。1964 年秋“四清”时，他是公社 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要到生产队“蹲点”实行“三同”，我有幸和他两人 同住一间荒村茅屋达数月之久。他已年近花甲，领导上安排我跟他在一起， 可能含有从生活上照顾他的用意，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这个生产队有四五 个自然村，相距不近，田间小路，坑坑凹凹，沟渠纵横。我一怕走夜路，恶 犬吠人，二怕雨天走泥路，当地土质又粘又滑，摔过几次斤斗，只好求助拐 棍。而他却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还时时回头照顾我。刚下去时，心里还惦 记未完的研究工作，他就说：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没有完稿，被十月革命 风暴所打断。列宁却“高兴”地认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 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事实上，他自己更有急待完成的写作计划， 却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其认真严细到了忘我的程度。那时要对社员宣讲“双 十条”，上面传话必须“原原本本”，而其中的前言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 从哪里来的？》一文。对几乎全是文盲的农民讲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 质”的哲学道理，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反认识论的笑话。不少同志对此均 采取虚晃一枪的模糊处理，而他却毫不含糊地写了一大叠讲稿。但面对劳累 一天的社员，加上他浓重的湖南口音，那次宣讲不能算是成功的。但听得出 来，他在通俗化上费尽了心思，有些解释和发挥颇有启迪，如果换一个接受 层面必定效果不错的。
虽说要丢开业务，但每当工作之余，一灯如豆，对床闲聊时，话题又不
免转到学术。我曾问起他的治学经历。他说，他 1925 年考入北大预科，来到 新文学发源地北平，原是从事小说创作的。他的处女作《夜渔》就发表在冯 至先生主编的《沉钟》半月刊上。后愤于奉系军阀的黑暗腐败的统治，折返 湖南老家，旋东渡日本。社会环境的煎逼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使他“精神上 的贫困更难忍受”，也曾向鲁迅先生去信求教，并获答复，但未能解除这种 精神困境。这时，日本正出版马恩论文艺的文献，他如饥似渴地加以悉心研 读，使他在迷离摸索中看到一线光明，从此才转向了艺术理论和美学的研究。 这次夜谈我才恍然大悟：我以前对美学三派的争论，多注意其论点的平面比 较，说实在的，对蔡仪先生的论点也有某些疑虑之处，但没有从书外去了解 他的美学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原来他是从解决切身的思想和创 作困境而转向美学探讨的，而早年对于马列原典的沉潜熟稔，并在服膺马列 基础上对于文学和美学的深刻思考，就像铁铸火烙般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成为一种执著的学术信念，甚至岁月的淘洗也无法改变它的基本样态和光

泽。当然他的美学思想也是与时俱进、日趋精密的。平心而论，坚持以唯物 主义为基础，对美学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他无愧为第一人。
　　夜谈是无拘无束而又充满温馨的。他知道我家在上海就说，上海人的心 思不大好捉摸。抗战胜利后，他曾到上海去办一种名叫《青年知识》的杂志， 用的是郭老主编的名义，但只出了几期，因为不能掌握上海知识青年的兴趣 爱好和心理需求，销路始终打不开，他便去大学当教授了。说话间，对上海 首次文学活动的挫折，他似乎还在思考。那年他招收研究生，有个考题是辨 析意识、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三者的区别，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他详细 地回答了我的质疑，并说：学术概念和术语的明晰，是一个学科走向科学的 前提，来不得半点马虎。这确是他学术风格的突出特点。他在论著中对“美 学”一词的正本清源，对“审美”说的不惮辞费的考辨，处处显示出对科学 的尊重。《论语》上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于他 庶几近之。
　　蔡仪先生平日严于律己，不苟言笑，似乎很少有什么逸事可传。我只知 道他的业余爱好一是喜做木工，还自备一套锯、刨等工具；二是长时间散步， 特别是新到一地，总要走遍大街小巷。但在河南干校时却意外地发生一起“辫 子风波”。那时他在伙房负责烧火，附近村子有个幼孩，经常找他玩乐。这 孩子健壮敦实，惹人喜爱，就是后脑勺留着一根小辫。蔡仪先生跟他商议， 用一些花花绿绿的瓶子、盒子为代价，赚他把小辫给剪了。这下引起轩然大 波。这孩子是几代单传的独苗，他的小辫犹如贾宝玉的命根子，于是他的一 大帮亲属气势汹汹地前来评理问罪，不依不饶，幸亏所里的年轻人把他及时 地转移了。大家都说：想不到调皮大王小年青才会干的事，被他老先生干了。 确乎出人意料。但转而一想，熟悉他一贯是非分明的狷介性格，对庸俗落后 的丑事丑物的不能容忍，这件趣事在他未必不是认真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科学的美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他的确认真地践偿了这一诺言。能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奋斗终身、坚持独立的 学术人格并垂范后学的人，我想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5.红氍毹上的加藤君


　　申城深秋的夜晚，凉意中颇蕴温馨。走出兰心大戏院的大门，熙熙攘攘 的观众仍在议论刚才日本京剧爱好者访华团的演出。这台折子戏别开生面， 日本票友们用汉语、日语或日汉语上演了《盗仙草》、《拾玉镯》、《秋江》 和《霸王别姬》。他们认真而略显稚拙的模仿，显示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挚 爱和倾倒，使中国观众倍感亲切而又谐趣横生。而萦回我脑际久久不已的， 却是扮演项羽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博士生加藤彻君在谢幕时用上海话说的一句 话：“上海朋友，谢谢侬！”浓墨重彩的脸谱，掩盖不住他真诚的眼光。六 年前（1986 年），我从东大完成教学任务返国，他恰有事不能随车相送；直 到我临上飞机，他才从 100 公里以外的市中心匆匆赶到成田机场，握手告别 时，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眼光。
　　说实在的，作为老师，我为他今夜的粉墨登场捏了一把汗。《霸王别姬》 是梅兰芳的经典性名剧，千锤百炼，享誉宇内。跟梅配演项羽一角的，从早 年的武生杨小楼到后期的名净袁世海，均为菊坛名宿。大师在前，学步为难， 更何况今天饰演虞姬的波多野真矢小姐，乃日本著名中国戏曲研究家波多野 乾一的裔孙，现正留学于中央戏剧学院专攻青衣，从剧本、唱腔、身段、台 步，都严守梅剧规范，训练有素，整个表演堪称圆熟。给加藤君的项羽一角 自然增加了压力和难度。但见他出得台来，一张口就是高调门亮嗓子，声如 裂帛，威猛有力。坐在我近座的一位著名滑稽演员脱口喊道：“好！迭只小 赤佬嗓子呱呱叫！”微嫌不足的，他平日虽也动作迟缓，但在舞台上举手投 足之间，似更滞拙。然而，从整体水平而言，这出压台戏还是达到了较为理 想的水平。沪上有记者评论说：“较好地把握住京剧艺术的精髓”，我读了 也为他们高兴。
两天后我去宾馆看望他，话题自然是这场演出。他拍拍自己脑袋说：“我
的头太大了。上海京剧团只有两副霸王的头盔可借用，我都嫌小，硬是绑在 头上。我生怕掉下来不敢动弹了。”我安慰他唱念不错，获得不少喝彩声。 我还告诉他：我坐在第一排替他拍了几张剧照，你在台上发现么？他说：“在 台上我什么都不敢看、不敢想，聚精会神??呃，这个成语还是老师在东京 时教我们的。”
这又一次引起我的惊讶，毕竟六年了。东京大学大学部学制四年，一二
年级在驹场教养学部，三四年级在本乡本部。我去东大的第二年，加藤君刚 从驹场来本部，有一门汉语基础写作的课程，以帮助他们巩固和提高汉语的 一般写作能力。有次我布置一个小作业：用“不厌其烦”、“聚精会神”、 “栩栩如生”三个成语造句。他却交来一段“数来宝”：


（甲）叫黄胄的拿画纸，“不厌其烦”动毛笔。 整天蹲在黄河岸，“聚精会神”对什么看？
（乙）您看那老毛驴，我爱它们尾腿蹄， 匹匹脊背驮着水，个个身段长得美。
（甲指乙）他人样子像粗壮，其实苦练打基础。 这样到底得功夫，“栩栩如生”画驴图。 我劝你们学黄胄，学习中文要奋斗。
（乙对甲）特别是加藤你戏迷，你得打基础别着急。


我曾经向他们介绍过一篇讲画家黄胄画驴的散文，加藤君即信手拈来，涉笔
成趣，巧妙地完成了“造句”作业，也使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位京剧“戏迷”。 后来，在欢送北京语言学院一位汉语老师返华的晚会上，他又献上一段〔西 皮快三眼〕：“适逢秋天气爽朗，替同学祝愿您一路平安。李老师教我们辛 苦驹场，师母她两年来家务繁忙。似这样大恩义无法报偿，我拉胡琴乱拉乱 唱见笑大方。”引起了全场串串笑声。
　　他是位一见面就能无所不谈的人。胖胖乎乎的脸，乍看有些木讷；一双 大眼睛，却透出灵气和聪慧；而一开口，往往妙语连珠，一本正经地讲些令 人发噱的笑料。一次他来我寓所访谈，那天正巧下雨。他浑身湿透，却挎着 一把月琴，进门后连连道歉，口称失礼。原来是为护琴而自己被雨水浇个透。 我取出自己衣服叫他换上，他也不像一般日本学生那样谦辞。他家在千叶县， 离东大很远，我问何以随身携琴？他说：“我弟弟今年考大学，要安心迎考， 我整天在家拉拉唱唱，挨了母亲的数落：‘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他名落 孙山你脸上有光？’于是只好携琴到校内三四郎池畔过过戏瘾。”那年他刚 刚业余学戏，参加了华侨组织的京剧票友社。我要他唱几句，他狡黠地眨巴 眼睛说：“嗨，今天嗓子不在家！”
遨游于菊坛之余，他又沉醉于诗词曲赋的写作，这我也早有所闻，正如
他自己所云：“加藤彻，在驹场，尽人皆知”，“唱皮黄，学中文，莫把心 欺”。但当他把亲手装订的《骏台杂诗》、《本乡赋》、《汉文习作抄》（包 括《乙丑集稿》、《丙寅乐府稿》、《丁卯集稿》）等送我“叱正”时，又 引起我对这位年方 24 岁的异邦学子的词章才华的惊异，也仿佛窥探到他单纯 而不简单的内心世界。《骏台杂诗》是他 1983 年考进东大以前的诗集，首篇 为《丁巳夏游升仙峡》七律，作于初中二年级，时年 14 岁，这首写景诗末以 “若使东坡来望见，犹疑赤壁在吾州”作结。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逐年编 集。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样式，几乎对他都具有吸引力：辞赋体、古近体诗、 词、散曲、骈文、古文乃至快板、对口词等，他都要尝试一下，且都能成个 气候。他说：“愿吾师笑其稚愍其拙，复启我蒙蔽。”实际上似乎无师自通， 来源于刻苦勤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心灵沟通。他尊重中国文化 但又有自己的追求和创新。他用“板腔体”唱词代替跋文，甚或用作书信（写 给中国京剧三团的演员），还不无幽默地自称：“日本的汉诗滥觞于大友皇 子，词起源于嵯峨天皇，而‘板腔体’创作则始于加藤本人。”他根据日本 狂言戏《清水》，改编为京剧《泉水》，故事与《苏三起解》接轨，以崇公 道戏弄调侃县官为主线。他也自豪地声称：“京剧《泉水》是京剧史上第一 部外国人用汉语写的京剧剧本。”其中写到崇公道对县官说，讨好上司要讲 究“因材沏茶”的献茶之道：一看其籍贯：“福建人应该泡乌龙茶，云南人 给他喝普洱茶，苏州人喝碧螺春，口外人该泡砖茶，西藏人喝酥油茶??” 二看其职务：“明天要是来的高官是管户口的，咱们给他喝‘人口普茶（查）’； 如果是管法律的，给他喝‘有案可茶（查）’；如果此公贪图贿赂的话，给 他喝‘习焉不茶（察）’??”，这些科诨对白，一实一虚，也反映他对中 国情况的熟稔和对汉语掌握的程度。
　　不妨一提的是他的《本乡赋》。30 多年前，东京大学学生宅见晴海，愤 其所作论文未被赏识，竟自缢于御岳山中，年仅二十二。加藤君偶然发现他 的遗文，“忽思尚友”，作此悼念之赋。全文达 1315 字，取径《楚辞·渔父》、
　　
苏轼《赤壁赋》，写得词情并茂，笔墨酣畅。诚如他在《后序》所说：“昔 青莲居士，空寄高吟于谢尚（见李白《夜泊牛渚怀古》诗）；延陵季子，怅 留宝剑于徐君（季扎悬剑事，见《左传》）。仆亦恨人，长怀宅见，故作一 章文赋以伤寂寞卅年。”围绕着“吾惊天地之须臾，叹人文之无穷”的主旨， 充满着对文士命运的困惑、迷茫和希冀。俯仰古今，纵论中外，其中说到中 国“文革”一段云：“君（指宅见同学）知彼文革否？十年夫何久！国几破， 人多毙。吴晗新编清官戏，袁震死而流泪；萧珊守家先逝，巴金追思有志； 荀慧生冰风弃荒地，张伟君热泪识后记；沈知白‘何’字终长拽，姜椿芳序 文足泣涕。如此冤枉，不可胜纪??”憾慨遥深，我又惊异于他的人生思考 的早熟，真有“少年哀乐过于人”之叹。我在略作修改后，情不自禁地为他 写了“奇情壮采，亦文亦骚。万斛泉源，汩汩滔滔。切磋琢磨，瑜存瑕消。 百尺竿头，步步争高”几个字。
　　我赴日之前，曾听一位旅居海外的著名词学专家讲过，她之所以近年来 频频应邀到国内讲学，原因之一是给洋学生讲中国古典诗词，缺乏相互间的 思想感情的交流。我带着这个担心到了东大，因为我的专业也是唐诗宋词。 我要说，加藤彻给了我一个满意的否定回答。我讲柳永《雨霖铃》和苏轼《念 奴娇》，介绍俞文豹记载的“关西大汉”铁板铜琶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 牙拍板的比喻，他说：“要说比较柳、苏这两首词的区别，我想恐怕怎样努 力到底不能超过这个比喻。我们日本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里也有一个 比喻：‘简单地说来，柳词宜于四叠半式（指榻榻咪，窄屋）的浅斟低唱， 苏词好似在本乡座里听云右卫门的浪花节（日本传统艺能）。’如果我也来 想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柳词只好越剧女演员演唱，苏词须京剧大花脸跟着 锣鼓和胡琴演唱。”然后他从意境、音境、画境三方面谈了体会，不乏独有 会心之处。如说“杨柳岸，晓风残月”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两个“岸”， 情景大不一样，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乱石穿空”和“暮蔼沉沉楚天 阔”的天空，也是别有境界的天空。这样的评赏意见，即便在国内的科班出 身的中文系学生中，也是并不常见的。
作为日本京剧研究会副会长，他学习京剧投入了很大精力；但作为专攻
中国戏曲的博士生，他并没有不务正业。这次访华演出期间，他送我一篇研 究江南地方戏剧传播途径的论文。论文发表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学 术集刊上，层次颇高。论文以《白蛇传·断桥》为例，探讨昆曲如何通过徽 剧拨子影响到北京京剧，再及河南、山西、陕西梆子系统，然后又由梆子系 统影响到后期北京京剧。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在去年夏天冒着酷暑， 专程到复旦大学研读赵景深先生的丰富典藏。读着这篇论证缜密的论文，他 当时汗流浃背、行色匆匆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而研究和创作实践的 结合并重，正是我国前辈学者的风范，却保留在这位东瀛学子身上。
　　加藤彻君似乎是为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而生的。他涉足菊坛，游 弋诗苑，徜徉学林，寖馈日深，心契神通。而反观今日中土高等学府，呼唤 这种沉浸和陶醉，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然而这恰是促使我写这篇文字的 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