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 12 月

［附记］ 此文在《随笔》1993 年第 4 期发表后，即以复印本寄赠东京

大学平山久雄教授哂正。平山先生于 12 月 4 日赐函中指出，宅见晴海同学（比 平山先生高一班）自杀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论文“未被赏识”，如拙文中所述； 而是“他没能写好他所理想的毕业论文，因而对自己绝望了”。平山先生还 说：“我们那时候有一种理想主义，宅见同学对文学研究的要求过高过纯。 加藤君所撰《本乡赋》我未敢看，因为那事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悲伤了。” 这不仅纠正拙文记事的失实之处，且颇具深意：死因全系自责，反映当时一 代学子追求卓越的心态。——虽然自杀之法绝不足取。谨作迻录，并致谢忱。

卷二 文史断想

6.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几年前，我去江西铅山参观鹅湖书院。站在书院大门前，放眼四围，只 见一片阡陌纵横的农田，相传有仙鹅憩息过的“鹅湖”早已荡然无存，所谓 “长松夹道摇苍烟，十里绝如灵隐前”（喻良能《鹅湖寺诗》），这寺前十 里长松也一无踪影，但辛弃疾吟咏鹅湖风光的诗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 耕雨后落群鸦，”犹能依稀仿佛。然而，吸引我们专程来访的并不是自然景 色，而是历史情怀、文化意蕴——800 多年前，一场著名的哲学讨论会在这 里举行。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五月，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从福建建阳亲自 陪同闽学大师朱熹及其门生共八人，浩浩荡荡来到鹅湖，与抚州心学领袖陆 九渊、陆九龄及其弟子多人会合。吕祖谦的直接目的是企图通过当面论辩， 促成朱、陆达于“会归于一”。朱熹论学标举“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 读书穷理；陆氏兄弟崇奉“尊德性”，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主张发明 本心，反身自求。他在会上向朱熹诵读了自己的一首诗，其中有名的两句是：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挑明了两家学说的矛盾所在，以及 势不两立、无法调和的阵势。会议开了十天，逞辩好胜的朱夫子终于不能使 陆氏兄弟就范，使之归入朱子学派的麾下；陆氏兄弟执著于自家学理，顺带 把对手调侃讥讽一番，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这次会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却产生了原未预期的历史影响，一项
积极成果就是创造了后来鹅湖书院的全部辉煌。朱陆会后，此地成为浙赣闽 士子朝拜的理学圣地，声名鹊起。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 视察信州，专程踏勘“鹅湖之会”的旧址鹅湖寺，并在寺侧建立书院，由理 宗赐名“文宗书院”，并在院内设置“四贤堂”，祭祀朱、吕、二陆。唇枪 舌剑的朱、陆双方，想不到在 75 年后同居一堂，安享供奉，若再要争辩，也 是有口难言了。造成这一历史喜剧的缘由，自然是理宗的崇尚“理学”，庆 元时的“伪学”一连翻身又加拔高，抬到官方统治哲学的高度，朱陆两氏开 始鸿运高照，身价日隆。以后明清两代，对书院更作大规模修葺，建有泮池、 仪门、玉带桥、洗笔池、书院正殿、两庑碑亭、御书楼、文昌阁、藏经楼、 明辨堂等，建筑面积达 6000 多平方米，左右两廊的读书房即达 96 间之多， 一跃而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
　　然而，这次朱陆之会的历史“轰动效应”却掩盖了另一次南宋“鹅湖之 会”的光辉。
　　这另一次鹅湖之会的主角是辛弃疾、陈亮，还有一位爽约未到的朱熹。 由于当时辛陈之间互相酬唱的五首《贺新郎》幸被保存下来，这次会见在中 国词史上也算一桩盛事，但比之朱陆之会，不仅文献资料缺乏，许多关键性 情节模糊莫明，颇启疑窦，而其历史反响更显得冷落寂寞多了。今存直接记 载这次会见经过的一段文字，就是辛弃疾的《贺新郎》词序：


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 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 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

以见意。


　　细读这段声情并茂、回肠宕气的短文，却有不少疑点：陈亮此冬远道来 访，目的何在？朱熹因何违约未到紫溪？十日之游，为时已不算少，陈亮“飘 然东归”后，有病之身的辛弃疾（辛有“我病君来高歌饮”句）因何在次日 急忙去追陈回来？辛氏为何“殊恋恋”，进而“怅然久之”，又进而至于“悲 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此“意”究竟何所指？种种迹象表明， 这次会见具有更重大的背景和原委，不能仅仅局限在“词坛唱酬”之内，而 是一次有可能影响南宋王朝历史进程的会见，其现实重要性是超过朱陆之会 的。辛弃疾后来在《祭陈同父文》中特意点明：“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 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已透露出这次会见讨论抗金复国大计 的政治性质。
　　辛陈之会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一般认为在淳熙十五年，也有学者主 张在十四年，总之是在“太上皇”赵构驾崩后、时局一度转机之时。一生志 在恢复、时时极想采取行动的陈亮自然格外活跃起来：他又是去金陵、京口 等处实地考察军事地形，又是向孝宗上书献策。他说：“今者高宗皇帝既已 袝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瞻陛下之举动。”他提出“有非常之人， 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具体而言，应移都建业，而以荆襄为战略要地，“精 择一人之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这是武将方面的“非常 之人”；同时应坚持“本朝以儒立国”，“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 这就是需要文臣方面的“非常之人”了。朱熹以其学术声望自是儒臣翘楚， 而在岳飞、韩世忠、张浚等名将之后，满朝武臣中“沉鸷有谋、开豁无他”、 能领兵打仗的“帅材”，也就非辛弃疾莫属了。辛氏后有《论荆襄上流为东 南重地》的登对札子，与陈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龙川集》中，仅 有三篇画赞，即是赞辛、赞朱、赞自己：
赞辛氏：“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戴四国之
重。” 赞朱氏：“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 赞自己：“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在陈亮看来，孝宗独立主政，摆脱掉畏金如虎的赵构，实是千载难逢的
大好时机。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南宋的九位皇帝，大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只 有孝宗还有些才略识见。而辛、朱、陈的联盟又无疑是当时在野主战派的最 佳组合，如能争取孝宗的全力支持，他们是有条件采取行动的，能为孱弱的 国势、危殆的政局带来些亮色。陈亮在当时给辛弃疾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


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不相入！甚思无个伯 恭在中间撋就也。


　　“子师”即韩彦古，时任兵部侍郎，为名将韩世忠之子；“东序”、“西 序”，即指文武两班朝列；“戛戛然不相入”云云，说明朱辛之间存有矛盾， 希望有第二个吕祖谦出来居间斡旋调停，以期共襄救国大业。这里，第二次 “鹅湖之会”不是呼之欲出吗？“吕祖谦第二”的角色岂不就由陈亮自己担 当吗？
陈亮兴冲冲地从东阳赶到江西，与辛弃疾一拍即合。辛氏本来选择上饶

为暂时退栖之地，就是为了能随时出山。他们憩鹅湖，酌瓢泉，等了又等， 未见住在福建崇安的朱熹到来；赶到紫溪，这闽赣官道上的有名古镇，南望 闽赣交界的分水关，始终不见朱熹如约越岭驾临，满伫的期望和谋划一下子 化为泡影，这对两位亢奋型的铮铮铁汉是个多么大的打击：这正是深入理解 五首《贺新郎》词及其词序的一把钥匙。
　　辛陈多姿多态的爱国词，其内容却相对稳定而集中，不外是声讨金兵， 斥责主和，同情罹难民众，表达恢复决心诸端，但这五首《贺新郎》却有别 于此，突出的是知音难遇的主旨：辛氏问：“问谁使、君来愁绝？”陈氏答：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 除了你、我和月亮，别无知己！“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 话外有音，月亮之外，理该有别的相谈手！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 到死心如铁’”，不就是陈亮当时的“硬语”的实录吗？“斩新换出旗髦别， 把当时一桩大义，折开收合”，这不啻是陈亮政治谋划的具体方案，盼望由 辛帅重整旗鼓，再建伟业，然而，“这话把只成痴绝！”
　　陈亮最后一首《贺新郎》发端说：“话杀浑闲说”。这句宋时口语，译 成今天大白话，正是“说了也白说”。我隐隐觉得，其中对友人的怨怅似多 于对社会时局的愤懑。这也难怪，这几年陈朱之间过从密切，会晤频繁，颇 称情投意合。仅从淳熙十年起，每年九月朱熹生日，陈亮必备寿礼、寿词派 专使送至福建，“薄致祝赞之诚”，岁以为常。他此次精心策划三方会晤， 却因朱熹爽约而流产，自然引起他超乎寻常的惆怅和失望，无法尽言的内心 隐痛。辛氏说他“飘然东归”，“重约轻别”，这“飘”字，这“轻”字， 细细品味，却有多少沉重啊！
今存朱熹、陈亮间书翰往来甚多，却无一字直接提及朱熹此次爽约之由，
这正好反证出爽约必有隐情，不便也不愿明言。问题当然出在朱辛之间的“戛 戛然不相入”。但就辛氏一方而言，他其时不乏对朱熹的尊敬。早在淳熙八 年辛氏所写的《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说：“朱（熹）、张（张栻，张浚之子）、 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然而“南轩（张栻）亡而公
（吕祖谦）病废”，如今天下只剩朱熹巍然独存，领袖群彦了。那么，朱熹
因何不愿与辛氏交盟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人抗金复国策略的不同。朱熹 早年力主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到晚年，则强调“蓄锐待 时”，“用兵当在数十年后”，反对盲目用兵。他当时向孝宗提出的“急务” 却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庶政” 六件大事，绝口不言军事恢复之事，甚至认为“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 何恢复之可图乎？”（《戊申封事》）则几乎滑到了反战派的边缘。辛弃疾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将帅，自然也不主张盲目用兵，但在实际行动上要积 极得多，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嘉泰年间力陈“用兵之利”，助成韩侂胄“开 禧北伐”了。朱熹比辛弃疾年长十岁，对朝政时局阅历更深，因而举措审慎， 对辛陈的急功求成保有距离，也是情理中事。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朱辛二人文化性格类型的巨大差异。辛弃疾是位事 功型的人物，豁达大度而又刚强果毅；而朱熹则坚持道学理想人格的追求， “圣贤气象”的涵养。在此次辛陈之会前，朱辛交往不多，但仅有的两次接 触肯定给朱熹留下不好的印象。一是辛氏营建带湖别墅，“作室甚宏丽”， 朱熹“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这话是朱氏亲口说与陈亮，陈亮又 亲笔写给辛氏的（《与辛幼安殿撰》）。朱之“去看”辛氏别墅，是“潜入”，
　　
像是暗中察访，别有用意；陈之转告辛，却对朱之主观评价留了一手。作为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师，其好恶褒贬是不言而喻的。他的好友刘珙 也曾“创第规模宏丽”，朱熹也予“劝止”而不惜开罪友人（《朱子语类》 卷一三二）。二是辛氏帅湖南时，曾派客舟载牛皮过南康军境，恰为军守朱 熹搜检拘没，辛致函朱，才得发还。但朱熹在给友人信中叙述此事说：“见 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后因辛氏修书说情，“势不为已甚，当给还 之，然亦殊不便也”。虽徇情“给还”，仍不能释然。时人对辛氏的这类訾 议，如“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之类，所在多有，连陆九渊也有专函给 辛，深致不满。这些对于“气吞万里如虎”的军事强人辛老夫子来说，似属 小事一桩，大可略而不计，但在崇奉内省修身以达于道德自我完善之境的朱 熹眼中，却是人格评价的根本原则问题了。
　　果其不然，即在辛陈“鹅湖之会”后不久，辛陈友人杜叔高往访辛氏， 辛又依《贺新郎》韵作词一首送杜；杜将会见情况告朱熹，朱氏在《答杜叔 高》中说：“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 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什么叫“向里来 有用心处”？这其实是朱子哲学的重要命题。他论学主旨即以自我心性修养 为主，一再反复强调“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朱 子语类》卷一一九）把道学的理想人格归结为道德的自我完善。朱熹还对门 人说：“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 要求朝廷“明赏罚”，对辛氏的“短”处、“过当为害”处，严加约束，监 控使用（同上卷一二四）。这番师生间的悄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朱熹终究 不视辛氏为同道者，理学理想人格与实践性事功型人物之间确乎存在“戛戛 然不相入”的一段差距，朱熹的爽约拒会，是否应从这里找到原因呢？
南宋的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失败的哲学会议，却名噪当时，声播
后代；一次是流产的政治性聚会，其本来面目则长期湮没，仅仅被当作词坛 酬唱留给后人些许追忆，而在通常情况下，一次单纯的词人聚会不免遭受社 会的冷落。这种一冷一热的历史效应还伴随着辛陈与朱之间的冷热反差：辛 陈热情来会，而朱熹漠然谢却。历史的不公蕴藏着历史的深邃和复杂，这里 隐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理学精神的历史影响力和对社会心理的 渗透力。当我将离鹅湖书院时，禁不住在大门口一座青石牌坊前徘徊。这座 清初遗物，上刻雁塔图案，三层翘檐，翼然欲飞，颇显精工和气派。迎面镌 有“斯文宗主”四字，背面则刻着“继往开来”，我顿时才明白鹅湖书院是 冲着朱熹和朱子学而建立、繁荣起来的，朱、陆之争不过是个触发的契机。 康熙帝“御书”的楹联写道：“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发挥 的正是朱熹“理一分殊”即千差万别的事事物物只是最高“理”的体现这一 理学精髓，使用的也正是朱熹一再使用过的“月印万川”禅宗话头。朱熹这 套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学说，最终要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穷天穷地穷人， 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这就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方 式，以达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美妙境界。这套学说，完全适应宋末以 来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统治的需要，并成为民族文化的 重要传统精神，其受到社会的普遍崇奉自是必然的了。
　　但在南宋风雨飘摇的偏安时局下，朱子学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救亡图存的 学说，律己有余而救国不足。陈亮上书中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 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岳珂等认为即指朱熹，固不尽然；但
　　
朱之与时局保持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答覆陈亮时写过：“奉告老兄， 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韫经纶事业作 不得、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顾此腐儒，又何足为轻重！”这比之“夜半狂歌 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的辛氏，“据地一呼吾往 矣，万里摇肢动骨”的陈亮，从对当务之急的关注来说，两者所表现的社会 责任感似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后世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完全对应。
　　岁月悠悠，要想在当地寻觅一点辛陈之会的印痕，实在颇为渺茫。期思 村瓢泉有座“斩马桥”旧址，来源于南宋人赵?《养疴漫笔》的一则记载。 据传陈亮此次骑马往访辛氏，“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挥马 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这自然未可据信，但反映出人们心目中陈亮的 豪健躁急、时时准备行动的性格，倒甚传神，这就稍许减轻我一些尚友古人 的某种寂寞之感。但这份心理平衡很快又被另一桩事所打消。紫溪有座叫“西 山”的小村，居民大都为辛姓，传是辛氏后裔。我在一部书中看到他们所出 藏的一幅辛弃疾画像的复印件，正冠朝服，拱笏肃立，慈眉善目，丰颊广颡， 不像“眼光有棱”、“背胛有负”的“一世之豪”，大有“以醇儒自律”、 冲融平和的道学家风度。这也颇堪玩味。辛弃疾后在福建为官，朱熹与他交 往才日见亲密起来。原因呢，朱氏说：“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即认为 李氏接受了他“早向里来有用心处”的告诫，他又热情地为辛氏斋室题写了 “克己复礼”的匾额。这就为后人用道学家的形象改铸辛氏提供了根据，也 折射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中理学积淀的深固有力。
我后来从鹅湖赴武夷山，也途经紫溪，望着一旁蜿蜒起伏、时存时断的
鹅卵石古官道，顿觉历史的道路也是这样曲折复杂，从古代一直延伸到今天。

7.《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


　　相当于我国清代嘉庆年间，日本人林衡辑刻了《佚存丛书》，专门收录 中国已佚而日本尚存的中国古籍，共 6 函 17 种。该书序中说：以“佚存”为 名，是取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中“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句意。可见此诗在当时的日本颇为人知晓，而它系欧阳修所作，则无论中外 均无疑义。然而，此诗却又见于司马光的文集，仅个别字句稍有出入。那么 作者究竟是谁？笔者私意倾向于司马光。
　　现存司马光的几种诗文集中均收有此诗，但题名稍异，有两种：《君倚 日本刀歌》及《和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诗云：


昆吾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 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祆凶。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 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丱老。百工五种与之俱，至今器用皆精巧。前朝 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 世无人识古文。嗟予乘桴欲往学，沧波浩荡无通津。（此二句，欧集中为“先王大典藏夷 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叹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也曾作过一首《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朱东润先生把 它系于嘉祐三年），其诗云：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贴欛沙点星，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卖珠入市 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 玩恨不早。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坐中烛明魑魅遁，吕虔不见王祥老。古者 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


此两诗所咏颇有共同之处：刀鞘都是装饰着鱼皮的木质鞘，而刀均由海路经 越州或通过越地商人传入，且两诗用韵大致相同，他们所咏的日本刀实同是 一物，即都是钱公辅（字君倚）所得的日本刀。
再从司马光、梅尧臣和钱公辅三人关系上看，司马光作此诗的可能性远
大于欧阳修。从梅尧臣诗中“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归来天禄 示朋游”等句可知，刀的主人（即钱公辅）携刀从越州调任京官后，他的在 京的朋友们（包括梅尧臣）才得以把玩吟咏此刀。诗中的“天禄”，即天禄 阁，是汉代典藏书籍的殿阁，这里借指钱公辅其时任职的集贤院。据《宋史·钱 公辅传》载，钱氏曾任越州通判，嘉祐初年入京，先后任集贤院校理、判吏 部南曹、开封府推官。集贤院为宋廷藏书校书之地，正与“天禄”相吻合， 可见钱氏的实际经历恰合于梅诗所咏。而嘉祐前期，司马光、梅尧臣也同在 京城做官，两人诗集中均有多首描写他们与钱氏交往的诗篇。如司马光有《同 钱君倚过梅圣俞》诗，梅尧臣有《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
《次韵和钱君倚同司马君实二学士见过》诗，等等，即反映他们三人的交往 情形，这其中钱氏与司马光的关系尤为密切。司马光嘉祐二年任太常博士、 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嘉祐三年迁开封府推官，这即是司马光所称的他与钱 氏“崇文、吏部、开封皆同官”（集贤院、秘阁与史馆合称崇文院）的时期。 加之两人的父亲为同年进士，所以他俩可称是“奕世交朋重，同僚分谊加”

（司马光《钱君倚示诗??》诗）。以这样非同一般的交谊，钱氏在友朋间 传刀共赏，同在一地的司马光是不会不与闻寓目的，而鉴赏过后题写咏物诗， 更是文人之习，司马光当也难免此例。相反，欧阳修当时虽也在京城，而且 一度还曾是司马光、钱公辅在开封府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但欧集中不 见反映他与钱氏有私人交往的诗文，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相当疏远，实不 及司马光与钱氏之间那么情厚意密。
　　另外，从版本上看，此诗是收于欧阳修的《居士外集》的，而《外集》 为旁人辑补之本，已有学者指出其中颇混有伪作；而它收于司马光的多种版 本的文集，其中有司马光“手自编次”的《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版本的可 信度远胜于前者。由此，此诗的基本创作情形大致可推断而出：即嘉祐三年 前后，在京城开封，钱公辅的同朋好友赏玩此刀后，梅尧臣、司马光相继题 咏，而有了这两首“日本刀歌”。钱公辅亦能诗，只可惜他的作品存世极少。 当日他于此有无撰作，今天已无从知晓了。
　　对读司马光、梅尧臣这两首诗，十分耐人寻味。同样面对一把日本刀， 梅尧臣是感叹于本国缺乏强兵利器，对于当世国力的孱弱和武备的松懈深表 不满：“古者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 懊恼”；司马光则由此联想到久藏海东的“逸书百篇”，对它们飘落异乡、 难归中土的现状耿耿于怀，暗寓了企盼与外沟通的心愿：“嗟予乘桴欲往学， 沧波浩荡无通津。”这两诗的主旨一文一武，相反相成，从两个侧面反映了 北宋士大夫对于外邦（尤其是属于汉文化圈内的周边国家）的基本态度：武 备与文通；而且也反映出北宋对外关系的实际情状，即并非仅有军事上的对 抗，事实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着种种或明或暗的交往。然而，由于 北宋长期处于强邻压境的特殊局势下，对外关系中，对抗的一面显得尤为突 出，经济文化的交流并不正常顺畅；而在一般的士大夫心中，防敌御寇的心 理亦占上风，用诗来表达渴求交流（尤其是平等交流）的极为鲜见，即使有， 如苏轼的《送子由使契丹》诗，勉励其弟出使契丹不畏劳苦，要让对方领略 到本朝的声威：“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还是体现了用汉文 化去归化外族的本位文化优越意识，实质上仍是一种单一的输出文化的观 念。虽然，司马光的诗也不过是希望故籍重归，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对等交 流，但其诗中却无汉文化的自大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司马光的诗比梅诗更有历史意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此诗还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他不但殷切盼
望“逸书”重归故土，更甚至于愿意亲身前往访求：“嗟予乘桴欲往学”， 这正反映了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另一面——书籍回流现象——的萌生。中国 自中古以来，对外文化交流大体是一种流向较为单一的形态，即由西域输入 佛教文化，再混糅中土的儒家文化，转向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输出。而到 北宋，出现了交流史上的新趋向，以汉籍回流为突破口，缓慢地启动了一个 双向交流时代的到来。宋太宗时，日本僧人奝然出使中国，便带来了中国已 佚的郑玄注《孝经》等书籍。这无疑会启发中土的士人对海外庋藏乃至一般 文化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司马光“乘桴欲往学”的愿望正代表这种刚刚萌 露的心理。只是当时书籍回流量不大，真正大量的回流始于清代中后期。有 趣的是，这首诗与书籍回流现象的关系也延续到了清代。因这首诗命名的《佚 存丛书》在日本刊行后，中国的阮元就在道光年间于扬州重刻印行了。越几 十年，黎庶昌利用驻日大使之便，请杨守敬广肆搜罗国内散佚、林衡未收的

古籍，共 36 种，裒成一部《古逸丛书》，也算近承林衡、阮元之余绪，而远 绍司马光未竟之志。1911 年，张元济先生有印行《续古逸丛书》之举；近年， 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古逸丛书三编》。古代汉籍的回流连同政治、经济、教 育、文化等各项内容从国门外各个方向的流入，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 个突出现象。司马光这首咏物诗与汉籍回流之间的丝丝缕缕的关系能经历几 百年之久，可谓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

8.寻觅“甲寅字”


　　南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诗注》是宋人注宋诗的佳构，张元济先生之先祖 所刊的清绮斋本和张氏 20 年代影印之“元大德本”（实为明初刻本），久为 士林所习用。我早年研读时，从张氏《影印大德本跋》中，获知其中刘将孙、 母逢辰两序，是由当时在日本的杨守敬从“朝鲜活字本”录出补全的，因对 此朝鲜本颇心向往之。1984 年秋，我应聘去东京大学任教，在自拟的“访书 目录”中即有此书，并携清绮斋本东渡。抵日后，即于是年冬去名古屋市蓬 左文库访得此书，与清绮斋本对读，发现李壁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为刘辰翁 所删），且有“补注”、“庚寅增注”，顿现宋刻原貌，自具无可置疑的学 术价值与文物价值。我喜出望外，遂决意设法影印于国内，以广流布。
　　又是一个意外。由于国内出版业的种种困扰，此书于 1993 年底始蒙上海 古籍出版社印行。虽然迟了十年，我还是舒了口气，总算办了件费神赔钱的 实事。但又有两个未了的问题：一是此“朝鲜活字本”的刊年和背景如何？ 二是所缺四页能否补全？趁着中韩建交后文化交流的新形势，我用心寻觅考 察，不料却寻出一个韩国渴求外来文化的动人故事，一个民族备受屈辱欺凌 的痛苦回忆。
经韩国友人判断，此书所用活字乃是“甲寅字”体，即 1434 年所铸造的
铜活字字体系统。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金属活字的国家。据《朝鲜王朝实 录》之《太宗实录》，其铜活字的历史始于太宗三年（1403，即明成祖永乐 元年），称癸未字。这比欧洲发明铅字还早 50 年。其后续有铸造。《治平要 览》（甲辰字本）中金宗直《新铸字跋》云：“活板之法始于沈括，??然 其字率皆烧土为之，易以残缺而不能耐久。百载之下，诞运神智，范铜为字， 以贻永世者，其权舆于我朝乎？恭维太宗恭定大王作之于始，而世宗庄宪大 王、世祖惠庄大王述之于后，于是乎铸字之精工，殆无以加矣。成于永乐癸 未者，谓之‘癸未字’；成于庚子者，谓之‘庚子字’??，”对韩国铸字 历史的叙述颇明。而甲寅字于世宗十六年（1434，即明宣德九年）七月改铸， 历时两个月而成 20 余万个字。字体乃仿明永乐十八年内府所刻之《孝顺事 实》，具有赵子昂笔意，俗称“卫夫人字”，以其精美尊为“韩国万世之宝”， 被誉为朝鲜铜活字之花，乃其印刷术的顶峰。甲寅字以后被一再仿制，蓬左 文库所藏之李壁注本是用哪一次“甲寅字”来印刷的呢？承庆星大学金致雨 教授见告，从板式、鱼尾和个别字体等来判断，大概印刷于中宗初（1506） 至宣祖六年（1573）或宣祖十三年（1580）之间。
　　然而在此以前，已有王安石诗李壁注本的刊印，那是用“甲辰字”（1484） 印刷的，且以刘辰翁删节本为底本（今韩国奎章阁、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残 本，日本尊经阁文库等则有全本）。围绕甲辰本的刊印，李朝君臣之间还发 生过一场有趣的论争。据《成宗实录》，成宗十六年（1485）正月，“己酉， 传于承政院：‘今以甲辰字将印《唐书》，然先可印《王荆公集》”。成宗 要求率先印王安石集，原议《唐书》的印刷暂缓。但承旨等大臣表示疑虑， 回覆道：“王荆公集有二，一有注，一无注，若印有注册，则甲辰铸字时未 及铸，印出为难。”还提出“《事文类聚》，文士皆欲见之，然卷帙至多， 中国亦未多有，买来少，国藏亦不过一帙，请先印之”。成宗闻之大怒：“若 关系国家事，则尔等言之可也；今予之欲印王荆公集，有何不可？敢尔言之 乎？”还指责臣下“以己所好之书请先印出”以夺君主之所好。结果当然是
　　
成宗说了算，至该年三月就有“赐新印《王荆公诗集》于文臣等”的记载。 这场君臣间关于先印王诗还是先印《事文类聚》等的争执，说明君主的诗歌 审美满足超过了臣下的史鉴需要，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友邦的巨大吸引力。 及至寻访此书在韩国的庋藏，以期补全蓬左本的缺页时，又让我大吃一 惊。遍查各著名图书馆书目，均告阙如，仅奎章阁（原属皇家，现归汉城大 学）残存卷五、六两卷（另据延世大学《古书目录》，该校藏有甲寅本八卷，
9～11，37～39，40～41，则未寓目）。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壬 辰倭乱”。公元 1592 年丰臣秀吉率领 20 万日军侵朝，攻下首都汉城，占领 朝鲜国土达四分之三，并谋进占中国。他在败退归国时，把朝鲜无数珍宝洗 劫一空，其贪婪、残暴程度举世骇然。常人不可思议的是把三万只被杀害朝 鲜人的耳朵和鼻子也当作战利品带回，并在京都建立“耳朵的坟墓”。这其 间，朝鲜的大批公私藏书捆载东流，连同铜活字和印工亦不放过（日本用以 印了第一部铜活字本《古文孝经》），朝鲜高度发达的活字印刷业遭到了毁 灭性的破坏。李壁注本在其印刷原产地今已不见完帙踪影，其故即此。
　　书翰恩怨话古今，书籍也有它曲折坎坷的命运。此书原刊于我国宋朝， 复刻于韩国，均荡然无存，而今仅藏于日本一部，已成世上孤本，现又影印 重返中土。但我想不到这部古籍揭开了如此深刻的岁月伤疤，望着湖蓝色的 封面，似乎有着历史风云的吹动。
　　
9.苏轼“禁书外流”奏札与东北亚文化交流


　　暇日与韩国学子柳君闲谈，话题不觉又转到苏轼身上。他忽然作色说： 苏轼在世时，正当我国高丽一朝，他被高丽士人奉作研习诗文的最高典范， 崇慕备至；但他却力主禁止向高丽赠书、售书，这在目前韩国研究者中间颇 有微词。我后来读到韩国的一些有关论著，果然指从苏轼“视高丽为夷狄， 反对宋朝向其提供书籍，这还影响了宋朝对高丽的外交政策，造成高丽长期 不派使者来华”。这一中韩书籍流通史上的小插曲，不仅反映出当时两国政 治、军事上的种种曲折，而且折射出各该民族文化建构、价值取向的深刻内 涵，考究一番，不无意义。
　　确是一个有趣的对照：高丽朝第一部“新雕”的宋人别集，不是别的， 就是《东坡文集》，这见于李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跋尾》；然而在宋朝 群臣中，反对向高丽输出书籍，态度最坚决、言辞最详尽的，怕要数苏轼了。 他在元祐四年和八年，先后两次向朝廷呈奏六篇劄子，反复阐述禁运书籍的 必要。元祐四年十一月，高丽僧人寿介等五人来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 在《论高丽进奉状》中说：“（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 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元祐八年二月，高丽使臣又至汴京，要 求购买《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等，苏轼时任礼部尚书，又在《论 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文中，指出高丽听命于契丹，“终必为北虏用。何也？ 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苏轼的“终必为北虏用”的推断在当时 情况下，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高丽所得宋朝赐物，“大半归之契丹”，苏轼此言不仅得之于“议
者”，而且还有其他消息来源为根据。《东坡志林》卷三曾记述他亲自听到 淮东提举黄寔的反映：“见奉使高丽人言：所致赠作有假金银锭，夷人皆坼 坏，使露胎素，使者甚不乐。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虏有觇者以为真尔。由 此观之，高丽所得吾赐物，北虏盖分之矣。”这里的“夷”指高丽，“北虏” 指契丹。宋朝使者赠金银于高丽人，他们竟当着宋使之面，砸坏验证真伪， 以便分给契丹人时，不致节外生枝，发生纠纷。苏辙甚至也说：“或言契丹 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几半之奉”（《乞 裁损待高丽事件劄子》），则在高丽使团中竟有契丹心腹暗中监视了。高丽 使臣的有些作为，也确令人滋生疑窦：苏轼说他们所到之处，“图画山川”， 其言外之意，不难体会；而苏辙在上述劄子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高丽 之人所至游玩，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颇有细作嫌疑了。 熙宁时，高丽使者还专意求取王安国《京师题咏》组诗（见《倦游杂录》， 又见《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王安国还甚为自得，有“欲传贾客过鸡林” 之句，但从军事上看，京师禁卫重地，一旦有警，这些题咏的文学性质也就 将起变化了。
　　苏轼的禁书输丽之策，完全是从当时宋、辽、高丽的三角政治、军事的 利害着眼的，是为防止汉籍经过高丽的中介，最终落入辽国之手，而汉籍中 难免保留国家的机密。但他对与高丽的正常友好交往，并无异议。元丰八年， 高丽僧统义天（文宗第四子）使华巡礼，诏令苏轼友人杨杰馆伴，往游钱塘， 苏轼作《送杨杰》相赠，中有“三韩王子西求法，凿齿弥天两勍敌”之句， 以“俊辩有高才”的东晋名僧道安喻义天，与杨杰（以习凿齿为喻）辩才相 当，对他西来“求法”作了热情肯定，并无民族偏见。又据《宋史·高丽传》，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高丽请求宋朝伐辽，不允，从此受制于辽，朝贡中绝， 这是中、韩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仁宗天圣九年起，进而发展为“绝不通中国 者四十三年”，使者来往告断。四十几年后即神宗熙宁四年，又遣使来华， 直至北宋灭亡，始终保持一定的联系。其间的原因很清楚：宋、辽自景德元 年澶渊之盟后，边境大致平静，关系相对缓和；而辽国对高丽控制日紧，高 丽文宗即位后希企解脱，便转向宋廷寻求机遇，部分宋臣亦“谓可结（高丽） 以谋辽”（《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遂恢复邦交。也就是说，中韩关系 受制于宋、辽关系和辽、高丽关系的双重变化，所以从熙宁起，为避免引起 辽国注意，高丽使者改从明州（宁波）诣阙，不走原先由山东登州上岸的路 线了。苏轼兄弟虽对“结高丽以谋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说他元祐上书 因而导致使节中断，则与史实不符，断交远在元祐以前。
　　然而，苏轼的禁书之策，未能在事实上阻止汉籍的传入高丽。最有说服 力的例证还是苏轼自己。他在世时，早已“文章动蛮貊”（苏辙语），为高 丽朝野士子所熟知。其时金富轼、金富辙兄弟，出身高丽名门望族，富轼官 至门下侍中，总揽朝政，又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三国史记》。他 “博学强识，善属文，知今古”，为文坛巨擘。富辙官尚书、礼部侍郎，宣 和时出使来华，能写一手漂亮的四六文：“穆如清风，幸被馀光之照；酌彼 行潦，可形将意之勤。幸被宽裕以有容，敢以菲微而废礼。”这篇“仿中国 体”的献物状，写得不亢不卑，从容得当，切合宾主身分。但苏轼时已谢世
23 年，不及见此妙文。宋朝使者徐兢曾在高丽“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
所慕”（以上均见《游宦纪闻》卷六）。一眼便知，金氏昆仲“所慕”者即 苏氏兄弟。以他俩的地位、声名和才华，追攀附骥，也算没有辱没苏氏了。 苏轼稍后的高丽朝著名作家，都对苏氏作品下过一番认真研习的工夫，足证 其在高丽流布的深广。也许我们只举两位最重要的作家就足够了。一位是李 仁老（1152～1220），这位高丽中期“竹林高会”的盟主，明白宣言自己是 从苏诗中获得“作诗三昧”的：

李学士眉叟（李仁老之字）曰：“杜门读苏黄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铿然，得作诗 三昧。”
——崔滋《补闲集》


另一位大家就是今存《东国李相国集》的李奎报（1168～1241），《补闲集》 是这样评论的：


观文顺公（李奎报谥号）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 坡吻合。


当时盛行对苏诗字模句拟之风，李奎报由于超越此风才达到东坡“豪迈之气， 富赡之体”的真诣，这是对李诗的最高赞许，也是对苏诗艺术的真切把握。 苏轼在高丽赢得了不少诗文知音。
　　可以说，苏轼的禁书建策是未获成功的。像一切“禁运”政策一样，它 可能收效于一时，总不能维持于永久。对于书籍的流通，更是如此。原因只 有两个字：需要。汉籍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集中体现了人类的高度文明和 智慧，在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汉文化圈中，发展程度是最为先进的，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并恰好适应高丽一朝建立以王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文化需 要。据说，高丽文宗王徽做过这样一个颇堪玩味的“华夏梦”：


其国（高丽）与契丹为邻，每因契丹诛求，藉不能堪，国主王徽常诵《华严经》， 祈生中国。一夕，忽梦至京师，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乃为诗以记曰：“恶业因 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移身忽到京华地，可惜中宵漏滴残。”


此段文字见于《石林诗话》卷中（又见《石林燕语》卷二），是宋神宗恢复 邦交时高丽使者告诉宋朝馆伴张诚一的，自然有表示复交诚意的含义；但其 深层的政治心理是对宋朝文明的仰慕，也符合其时日益汉化的发展趋势，契 丹的欺凌不过是一种触媒剂而已。因而，高丽对汉籍的引进和吸取，达到了 如饥似渴的程度。就在苏轼的奏札中，已透露出宋朝赐书的规模：“检会《国 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
《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 理书等”，“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已曾许买《册府元龟》并《北史》”等 等，中国书籍之流入高丽，实已成为一种不可遏止、也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苏轼担心说：如不严禁书籍“流行海外”，那么必将出现“中国书籍山 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的景象。他的担心恰恰变成了现实。他的禁书之 策，不仅未能限制高丽，也未能限制汉籍的间接或直接地流入辽国。原因也 是相同的：需要。对于正在向封建化过渡的辽政权，显然不能依赖其原生态 的部落文化来完成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因而不遗余力地吸取宋朝的典章制 度、声物文明。虽然宋廷明令“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苏轼语）， 辽朝也采取禁书南输的对应政策，但未能遏止汉籍北迁的势头：“访闻虏中 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已可见一 斑。元祐四年，苏辙出使辽国，他在返宋后的述职报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 子》中惊呼：“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无所 不有”，竟已囊括无遗！他还举了苏氏父子三人的事例：一件是他初至燕京， 对方接待人员即询问：“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指苏辙， 亦任翰林学士）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苏辙后寄诗乃兄云：“谁 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此“家集”《眉山集》即王安石所读之 集（见其《读〈眉山集〉次韵雪诗》），可能是苏轼手自校定的《东坡集》
（即《东坡前集》）的基础。另据《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张舜民出使契
丹，在幽州馆中看到苏轼《老人行》一诗被题写壁上，并获知范阳书肆还刻 印《大苏小集》，这也或许是辽国刻印的第一部宋人诗集了。苏辙报告的第 二件事是他到达中京后，陪宴的辽臣与他讨论苏洵文章内容问题，“颇能尽 其委曲”，对老苏文的理解已达一定深度。第三件事更有趣：辽臣向他打听 服用茯苓的秘方，他立即想到这是因他写过《服茯苓赋》所引起的了，由此 推断“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其实，苏轼本人在汴京担任接待辽使的馆 伴时，就遇到“北使屡诵三苏文”的情况（苏轼《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 寄》诗自注）。他在《记虏使诵诗》短文中，还记载辽使刘霄在宴会上劝酒 时，脱口引述苏轼诗：“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风趣机智地 对他说：“公岂不饮者耶？”此可谓善于劝饮，然非熟知苏诗者不办，难怪 引起苏轼的惊愕。他的担心汉籍“云布于契丹”，有当时宋辽对峙、保守机 密的考虑，固然未可厚非，但也应得上一句“可怜无补费精神”，他的禁书

建策连同宋朝的榷场禁令，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书籍流通常常不能完全摆脱书籍以外非文化因素的制约，但它本身却具
有独立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会产生多维的流通方式。既然有汉籍外流，也就 会有“海涛东去待西还”之时。哲宗时，高丽向宋廷献书，“内有《黄帝针 经》九卷”，据《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应有十八卷，而宋朝仅存 九卷，正好配成完帙，珠联璧合。于是朝臣上言：“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 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袟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 宋廷采纳此议，下诏校订版印，一时传为美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 一）。又如《大藏经》，宋朝于 971 年起在成都开印最早的大藏经，通称“宋 藏”（《开宝藏》）。此书传入辽国后，改订重印，称为“（契）丹藏”。 熙宁时，辽国赐高丽丹藏一部，高丽僧慧照又从契丹购办三部；而早在宋太 宗端拱时，高丽僧如可来华，求得宋藏而归。这样，高丽就能在多种版本基 础上，对照校勘，印成新版“丽藏”。宋藏、丹藏、丽藏，一脉相承而后出 转精，都对佛教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书籍的流通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书籍流通史，往往折射出双方政治上的风风雨雨 和外交上的波谲云诡，记录着友好情谊，也可能烙印着磨擦、争斗甚至屈辱 和悲愤。然而，从长远的意义上看，书籍毕竟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本应有 权享用的共同精神财富，“禁运”之类终成历史舞台上一幕短暂的过场戏。
　　
10.苏轼的高丽观


　　研究苏轼与高丽的关系，立即发现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高丽文人对 他推崇备至，如相国李奎报，诗学苏轼，“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 坡吻合”（崔滋《补闲集》）；大臣金富轼、金富辙兄弟，一望其取名便已 说明一切。另一方面，苏轼又有七篇奏议，要求朝廷禁止向高丽输出书籍， 反对密切宋、丽外交关系。这在现今韩国学者中颇有非议，是一个甚为复杂、 也极敏感的话题。其是非曲直牵涉到多方面的判断。
　　从事实真伪来判断。苏轼反对密切宋、丽交往，提出过有名的“五害” 说。其中馆待丽使和赐赠礼物所费甚巨一项，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与高丽 通航的主要城市，如明州—杭州、登州等，苏轼都当过地方官，他比一般士 人对高丽有较多的了解。他在杭州曾接待过丽使，经手财务支出，花费达
24600 贯，是年浙西饥荒，此款可“全活几万人矣”。一次来使的接待费用 约需 10 万贯以上。元丰八年，他从登州返京途中，亲见因建造“高丽亭馆”， 接待丽使，大兴土木，致使“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他写诗抒忧。 但话也说回来，此点不应成为衡量外交利弊的主要根据，更何况高丽贡物之 数量和价值也是十分惊人的。他还推测高丽所得宋朝赐物，“大半归之契丹”， 这也有亲闻的消息来源。当然，“五害”中另有不少推测，如高丽实为契丹 所使，“阴为契丹耳目”之类，是与事实相违的，但也非空穴来风。
从边缘政治、军事来判断。苏轼提出禁书输丽的建言，主要是从当时宋、
辽（契丹）、丽的三角政治、军事的利害着眼的，是为了防止汉籍经进高丽 的中介，最后落入辽国之手，而汉籍中难免保留国家的机密。就当时东北亚 三国犄角鼎峙的形势而言，宋、辽和战相继，互为敌国，澶渊之盟后，虽无 大战，却仍处于“冷战”状态；而高丽于公元 993 年被契丹征服，995 年以 后一直接受辽朝册封，屈居藩国，且地壤相连，与宋却沧海睽隔。苏轼说： 高丽必听命于契丹，“终必为北虏（契丹）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 我不能故也”。但事实上，当时高丽积极要求恢复与宋的邦交，以摆脱契丹 的压榨与欺凌，苏轼对此缺乏正确的判断。然而他“必为北虏用”的担心， 于情于理均不算太过分。
从宋廷内部派别斗争来判断。外交政策是政治的延续和反映。宋神宗支
持王安石变法，力图富国强兵，对外采取了主动、进取的势态。宋神宗主动 谋求改善与高丽的关系，提高接待规格，赐物优厚，目的是为实施联丽伐辽 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受到反变法派的抵制。苏轼早年论兵主张对外强硬，此 时却认为“兵，凶器也”，轻率言兵，“天下殆将不安”（《上神宗皇帝书》）， 还替张方平专门写了《谏用兵书》。因此，对高丽的态度问题成为新旧党争 的一个争议题目。“联丽伐辽”当然不能说毫无策略价值，但历史实际的发 展却已证明只是宋神宗及变法派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而从以后联金灭 辽、联元灭金的史实来看，到头来，最大的受害者竟是宋朝自己。争取联合 外援的策略，必得立足于自身强大的基础之上。
　　从政治伦理观念来判断。苏轼的奏议时时反映出“华夷之辨”的传统观 念，在诗文中也有一些华夏文化优越感的表露，引起韩国学人的反感是可以 理解的。“华夷之辨”是中华传统精神之一，在悠久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 过无法估量的作用，尤当受到外来侵扰、威胁之际，这一精神更随之高扬。 宋人的华夏意识和民族文化优越感恰恰是为了弥补其因军事懦弱、外交妥协
　　
所造成的失意感，苏轼也不例外。乾隆时来华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有 一段“苏钱（谦益）比较论”很可玩味。他说，苏轼“以招徕高丽为失计” 是有原因的，“俱为国家深长之虑”，而钱谦益对朝鲜诗文“尤为抹杀”， 则纯从民族偏见出发，“异于东坡”。这一区分很必要。自然，苏轼也有“胡 孙弄人”的比拟，“夷虏性贪”的恶语，伤害民族感情，也是不必为贤者讳 的。

11.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


　　“苏子文章海外闻”（高丽朝权适诗句，见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 苏轼是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据现存资料推断，早在苏轼在世时，他的 文集已传入高丽。苏颂《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苏魏公文集》卷十） 诗中有“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世带方州”句。带方，汉置带方县，以带 水（今汉江）为名，故治在今平壤西南，此处即指高丽。苏颂在句下自注云： “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苏颂此诗作于元丰二年（己 未，1079）九月与苏轼同系御史台狱之时，自注中所言之“前年”，即熙宁 十年（1077）。此年初苏轼由密州知州改赴徐州任，其时汇辑任杭州通判时
（熙宁四年至七年）作品的《钱塘集》早已刊印，《超然集》（密州）或尚 未行世，《黄楼集》（徐州）更是后话。高丽使者所购之集，似是《钱塘集》。 另据《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谓，“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熙宁） 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九年， 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寖厚，其使来者亦益多”。 则苏颂自注所说的“高丽使者”，大概就是熙宁九年由崔思训所率领的使团。 他们从明州登陆，往返汴京，杭州是必经之路，觅购苏轼作于杭州时的作品 结集《钱塘集》也就十分自然了。
苏集传入韩国后，迅速为彼邦士人所崇奉，至高丽朝中叶，出现了“专
学东坡”的局面。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云：“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 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因而刊印苏集也就应运而生。现 可考知最早的苏集高丽刻本当是“尚州摹本”和“全州新雕本”，均见于李 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一）一文。李 奎报是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门人、全州牧崔君址“新雕”《东坡文集》， 请他作跋。他先追述缘起说：


其摹本旧在尚州，不幸为虏兵所焚灭，了无孑遗矣。完山守礼部郎中崔君址，好学 乐善君子人也，闻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


“摹本”，原指临写、影写或石刻的翻刻本，此处与下文“重刻”及“新雕” 相连而言，当指照原本摹制的刻本。这里的“虏兵”指蒙古兵。根据中韩两 国史书记载，自高丽朝高宗十二年（1225）与蒙古断交后（《高丽史》卷二 十二《高宗世家》），蒙兵曾三次入侵：第一次在高宗十八年（1231）：“蒙 古主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一译撒儿台）率众讨之，取四十余城。”高 丽请降（《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五）。第二次在高宗十九年，蒙古以高丽朝 迁都江华岛为“叛”己，再命撒礼塔入侵，不久即中矢而亡。因而“尚州摹 本”殆毁于高宗十八年蒙古兵占领包括尚州在内的“四十余城”之役，则其 刊刻当在此年（高宗 18 年，即宋理宗绍定四年）以前。
　　至于“全州新雕本”的刊年，李奎报跋文末署“柔兆涒滩皋月”，据《尔 雅·释天》：“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申曰涒滩”，“五月为皋”， 则当在丙申五月，即高丽高宗二十三年（1236，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此 年又与蒙古兵第三次入侵有关了。李奎报在上引跋文后接着说：“时胡骑倏 来忽往，间不容毫，州郡骚然，略无宁岁，则似若未遑于文事。而太守（指 崔君址）以为古之人尚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者，文之不可废如此。”说明
　　
崔君址的新雕本是在“胡骑”不断侵凌的战乱环境中诞生的。据《高丽史》 卷二十三《高宗世家》所载，高宗二十三年，蒙古兵由唐兀台率领第三次入 侵，渡野绿江，“冬十月甲午，全罗道指挥使上将军团甫龟报蒙兵至全州古 阜之境”，蒙古前锋已达全州。在兵荒马乱、强敌即至的形势下，仍保持出 版《苏轼文集》的热情，苏轼地下有知，当会惊与喜并了。

12.蔡襄的“忠惠”与“买宠”


　　北宋名臣蔡襄，死后谥号“忠惠”，确也名实相符。论其忠于国事，有 著名的《四贤一不肖》诗在。那是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范仲淹因弹劾 宰相吕夷简被贬，余靖、尹洙上章论救也遭贬谪；欧阳修致信谏官高若讷， 责备他不能仗义执言，反而非议仲淹，可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竟 将欧信奏闻朝廷，欧又被贬。蔡襄挺身而出作此诗，“四贤”指范、余、尹、 欧，“一不肖”就是高若讷。此诗轰动京城，士人争相传抄，还流传到了辽 国，蔡襄声誉鹊起。据《谥法》，“爱民好与曰惠”，蔡襄在地方官任上也 治绩斐然；但“惠”亦作“慧”讲，则更与他多方面的才能与智慧相符合。 论书法，被认为“本朝第一”，苏轼说：“欧阳文忠（欧阳修）论书云：‘蔡 君谟（蔡襄）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 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论君谟书》）他 精于茶道，有《茶录》一书。他的《荔支谱》、《荔支故事》是最早的有关 荔支的专著，可与欧阳修第一个为牡丹作专著《洛阳牡丹记》相比美。至今 泉州的万安桥，也是他任知州时主持建成的，全长三百六十丈，雄伟壮观， 洵为北宋名桥，而“种蛎于础以为固”的加固桥墩的技术，也不愧为就地取 材的创造。这些荦荦大端，彪炳史册，早有定评。
不料苏轼晚年的一首《荔支叹》，却对他作了颇为严厉的斥责，指为“争
新买宠”。苏轼于宋哲宗绍圣时贬往惠州（今广东）。初至岭外，刚尝荔支， 简直使这位美食家乐不可支：“我生涉世本为口”，“南来万里真良图”（《四 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再唱起“日噉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 荔支》）的赞歌。然而，令他忘掉贬谪痛苦、孤寂、穷困的同一荔支，偏偏 又使他记起“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历史故事。作为贡物的荔支，他视之为带 来民瘼“疮痏”的祸种，其中烙印着“赤子”的血和泪。他的这首《荔支叹》， 即以浓墨重彩描绘出“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的惊心动魄的图 景，怒斥向唐玄宗、杨贵妃谄媚求宠的李林甫，发出“至今欲食林甫肉”的 呐喊。诗原以“荔支”为题，写到末尾，笔锋一转，由贡荔支陡入贡茶、贡 牡丹之事：“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丁谓）后蔡（蔡襄）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洛阳相君（钱惟演）忠孝家，可怜 亦进姚黄花！”借古喻今，此诗的重点实在针对本朝的贡事。清人汪师韩《苏 诗选评笺释》卷六云：“‘君不见’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 本为荔支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我每 读此诗，总觉得东坡作此长篇，其要旨就在这“君不见”一段。因而不看作 咏史诗，而径归入现实政治讽刺诗一类。然而，把蔡襄与“世皆指为奸邪” 的丁谓并列，又搭上一味攀附后妃以求进的钱惟演，这对蔡襄的令名不能不 是严重的损害，引起后人为蔡氏辩护，也是不足奇怪的了。
清初四库馆臣是较早对苏诗提出异议的，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一五
《茶录》提要。他们所举的理由有两点。一点是某些事实有出入。宋人费衮
《梁溪漫志》卷八“陈少阳遗文”条云：“余（陈东，字少阳）闻之先生长 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富弼）闻之叹曰：
‘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馆臣们反驳说：“《群芳谱》 亦载是语，而以为出自欧阳修。观修所作《龙茶录后序》，即述襄造小团茶 事，无一贬词，知其语出于依托；安知富弼之言，不出依托耶？此殆皆因苏

轼诗中有‘前丁后蔡’、‘致养口体’之语，而附会其说，非事实也。”就 是说，欧阳修（或富弼）不满蔡襄的话，乃是好事者附会苏轼诗意而伪造的。 馆臣们的这一看法是不对的，他们大概没有注意到苏轼此诗有条自注云：“大 小龙茶，始于丁晋公（丁谓），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叙闻君谟进小龙团， 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此注可以证明，苏轼的指责蔡襄， 实本欧阳修“惊叹”之意，引申发挥于诗笔而已；而不是另有其人根据他的 诗句伪造“依托”出欧氏之语。至于《梁溪漫志》等说成是富弼之言（又见
《?溪诗话》卷五），是欧是富，尚待考证；但这并不十分重要，他俩均是 同时代政见一致、地位相当的名臣。
　　馆臣们另一点理由是，蔡襄贡茶本是他担任福建路转运使的分内之职 责，未可厚非。他们说，据《北苑贡茶录》，早从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开始， 团茶已是“正供之土贡”，“漕司岁贡为上，则造茶乃转运使之职掌。（蔡） 襄特精其制，是亦修举官政之一端”，认为蔡襄进贡团茶，职责所在，事属 常例。至于“特精其制”，研制小龙团，有人更以蔡襄生性精严来解说。明 何乔远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况乎公之为人为文，凡百森整，岂有供 御品式不致精凿以慁尚方？”（见逊敏斋本《蔡忠惠公集序》。慁，烦劳； 尚方，皇室事务机构——引者）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未能理解苏轼指责蔡襄 的真正意义。
苏轼对蔡襄的指责，当然绝非出于私隙。如前所述，苏轼推崇蔡襄的书
法，且一再坚持自己的“当世第一”的评价：“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 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跋君谟书赋》）“仆论书以君 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跋君谟书》）尤其是 他晚年所写的《记与君谟论书》，提到他曾当面推许蔡襄为书坛盟主，但被 蔡氏婉辞谢却：“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 谦让不肯主盟。??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这则记事写于当年 面谈的“四十余年”以后，应与《荔支叹》作年大致同时。说明直到苏轼晚 年，他对蔡襄仍然保持仰慕和敬意。即使对蔡襄的嗜茶，他在其他诗文中也 是当作文人风雅趣事来看待的。如《书茶墨相反》一文云：“蔡君谟嗜茶， 老病不能饮，但把玩而已”，与吕行甫的好墨而不能书、却磨而啜饮，恰成 有趣的对照，“可以发来者之一笑”。所以他对蔡襄的指责，实有更深的原 因。
关键在于臣子事君的政治原则。在苏轼看来，作为士大夫的立朝大节，
不同于“仆妾”之辈的私爱其主，而应竭力辅助君主养成“勤恤之德”，绝 不能诱导和助长其“穷天下之嗜欲”、“尽天下之玩好”的享乐之风；他自 己正是规劝君主“务从俭约”，防止侵民生怨，“亏损圣德”的（均见苏轼
《谏买浙灯状》文）。他对蔡襄的非难正在于此，这与他对蔡襄的整体评价 不能混为一谈，也与蔡襄开发建州茶叶资源、提高制茶技艺、发展茶叶生产 的贡献，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另一原因是现实事件的激发。《荔支叹》云： “今年斗品充官茶”。苏轼自注：“今年（绍圣二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 许之。”斗品，指参加斗茶的上品佳茗。可见自丁、蔡始作俑以来，贡茶愈 趋精美，且花样百出。事实上，北宋末年整个上层统治集团追求享受之风日 炽，以后造成民怨沸腾的“花石纲”之类，正是恶性发展的结果。苏轼的指 责正当而不徇私情，且富有政治敏锐性。只是以“买宠”两字加诸丁谓、钱 惟演头上，尺寸相当；而对于蔡襄，稍觉言重。

13.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


　　元朝立国不足百年，算不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繁荣时期，出现的诗文 评专著更少，大都是单篇批评文字。元中叶的陈绎曾却是拥有多种论著的批 评家，今存《文章欧冶》（一名《文筌》）、《文说》、《古文矜式》、《诗 谱》四种，另有《静春堂诗集后序》一文，论及影响文学的环境因素，提出 “居”（固定性、长期性之环境）和“遇”（变化性、短期性之环境）两个 新颖概念，颇有见地。此外，他还编选文章总集《诸儒奥论策学统宗》，精 选宋人议论之文。他还是一位书法学家，今存《翰林要诀》一种，惜其他三 种书学论著早已亡佚。
　　然而，在以往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很少介绍陈绎曾的文 论，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见。最近我高兴地看到复旦大学七卷本《中国文学 批评通史》，把他和王沂合为一个子目予以评述，说明他已开始引起当代学 者们的注意。但如何对他作出应有的历史定位，似仍可探讨。
　　造成这种被冷落的直接原因，是陈绎曾最重要的著作《文章欧冶》在国 内传本稀少（据我所知，仅有两部抄本），但在韩国、日本却颇为流行，说 来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早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已有朝鲜光州 刊本，刊行者为全罗道监司南宫淑、大司谏尹春年等。尹春年是位“以声论 诗”的学者，有《学音稿》行世。他在《文筌序》中，特别指出“欲求诗声， 当从《文筌》而入。”他自述十多年来，从中国古诗和诗话《诗人玉屑》、
《诗家一指》中探寻诗歌声律，“然未得要领”。其后幸获《文筌》，反复
参究，积有岁月，恍然有悟，始知此书之精善。他还对《文筌》论诗、文的 声律部分，特加注释予以阐发。到了日本元禄元年（1688），日人伊藤长胤 又将此朝鲜刊本重刻于京都，是为此书传入日本之始。他在《后序》中说： “《文章欧冶》者，作文之规矩准绳也。凡学为文者，不可不本之于《六经》， 而参之于此书”，把此书的地位提到与《六经》并论的高度；还认为吴讷《文 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两书只局限于论述文体，“至于作文之法， 则未若此书之纤悉无遗也。”此书在东瀛流布甚广，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早在 30 年代，日本学者竹友藻风著《文学总论》，他把陈绎曾论文章体 制的起、承、铺、叙、过、结的六节说，与古希腊西西里亚派修辞学创始人 科拉克斯提出的绪言、叙述、论证、补说、结语五段说，详加比勘，辨析异 同，借以说明中西文心之相通，饶有趣味（中译文载《微音月刊》1931 年第
1 卷第 1 期）。晚近著名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氏又把此书收入《和刻本汉籍
随笔集》第 16 辑，更使珍本稀本化身千百成为普及书了。此本共 142 页，包 括《古文谱》七卷，附录有《四六附说》、《楚辞谱》、《汉赋谱》、《唐 赋附说》、《古文矜式》、《诗谱》六种，其中的《古文矜式》、《诗谱》 曾单行别出而被著录于公私书目。在我国宋元以前的诗文评类著作中，除了
《文心雕龙》外，此书内容之丰富、篇幅之巨大，或可称为首屈一指。单凭 此点，也是不应忽视的。
　　陈绎曾被冷落的另一原因，在于他的著作大多属于指导初学入门的普及 性质，以及采取“诗格”类的著述形式。这类书往往有“强立名目”、琐碎 固陋之讥，实不可一概而论。如皎然《诗式》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 四离、六迷、六至、七德、五格，齐己《风骚旨格》的六诗、六义、十体、 十势、二十式、四十门、六断、三格等，陈绎曾也有抱题十四法、用笔九十
　　
法、造句十四法、下字四法、用事十八法、描写七法、叙事十一法、议论七 法、养气八法、起端八法、结尾九法等等，名目繁多，穷竭变化，极尽条列 化之能事。这里有两个评估原则应予注意，一是初学者之阶梯与深造艺术真 谛殿堂的关系，一是有法与无法的关系。入门书中也不乏有精到深微的艺术 见解，示人以创作所应遵从的法度，并不等同于强人入牢的固定套式，两者 不是截然对立的。就陈绎曾而言，从文学门类看，古文、诗、赋、骈文均在 其研究范围之内；从文论思想格局看，文学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鉴赏 论、文体论、风格论悉有论列，视野开阔，框架完整，论述详备细密，多有 体悟有得的看法，不但在元代是位居于领先地位的诗文批评大家（尤在古文 理论方面），即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他的文论思想的 完整体系，这里不能详述，当另撰文阐明。今仅举一二以见一斑。陈氏说：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文筌序》）他与前辈的“以文明道”、“文 以载道”论不同，特意不言“道”而言“理”。他把“理”分成四目：神理、 天理、事理、物理，并分别予以界说。这显与宋儒二程（程颢、程颐）论“理” 不同。二程论“理”主要有两个命题，一是“天下只有一个理”，一是“一 物须有一理”，前者指天理，乃宇宙万物的一个抽象的共源性之根本，后者 的理即指具体事物的规定性。两者综合，即是“理一分殊”的著名论断。但 在陈氏的分类中，赫然把“天理”与其他三理（神、事、物）并列，使“天 理”与万事万物处在同一层次上。其最突出的文学理论上的意义，在于强调 了文学所要表达之“理”的丰富性和宽泛性，突破了把文学作为理学附庸的 束缚。此例略见陈氏在理论思辨上的高水平。他在审美鉴赏上也有不俗的表 现。如论《老子》：“《老子》善议论，精极无言；不得已而言之，言犹无 言也，故妙。老于世故，故高。”论《庄子》：“《庄子》善议论，见识高 妙，机轴圆活，情性滑稽。故肆口安言亦妙，缄口不言亦妙，开口正言亦妙。”
《老》《庄》同属道家，陈氏论两家“议论”之同中之异，可谓抉剔入微。
被称为“元代馆阁巨手”的许有壬有言：“江南陈绎曾，博学能文，怀才抱 艺，挺身自拔乎流俗，立志尚友乎古人。”（《荐吴炳陈绎曾》，见《至正 集》卷七五）陈氏确是“学”、“文”、“才”、“艺”兼擅的文学批评家。 陈绎曾的文论在元明清三代不乏称述者。何人把《文筌》改名为《文章 欧冶》，已不可考，但此人应是明代或明以前之人（明周弘祖所撰《古今书 刻》上编，载各直省所刊书籍，在“江西弋阳王府”下已有《文章欧冶》一 书）。此人在《文章欧冶序》中亟称此书之“奇”：“世之奇者，奇莫奇于 是书尔。所奇者几近道矣。汶阳陈绎曾演先圣之未发，泄英华之秘藏，撰为 是书，名曰《文筌》，可谓奇也；然出乎才学，见乎制作规模，又可谓宏远 矣。”从文学功用论和文术论两端对该书给予崇高评价。尤其指出“不知体 制，不知用字之法，失于文体，去道远也”，“孰不知文章制作五十有一， 各有体制，起承铺叙过结，皆有法度，稍失其真，则不为文”，最后他说， 他之所以重予刊行，是使后学“知夫文章体制有如此法度，庶不失其规矩也。 更其名曰《文章欧冶》。以奇益奇，不亦奇乎？”说明此书从艺术上阐发“蕴 奥精微之旨”，乃是其主要价值所在。明初赵?谦（1352～1395）的《学范》， 共分六门，其第四门《作范》，就引用陈氏《文说》的不少言论。另一明人 高琦在《文章一贯》中也引述《文筌》中论“实体”、“虚体”之别：“实 体：体物之实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叶根实，鸟兽之羽毛骨角，宫室 之门墙栋宇也（惟天文题以声色字为实体）。”“虚体：体物之虚象，如心

意声色、长短、动静之类是也。心意声色，为死虚体；长短高下，为半虚体； 动静飞走，为活虚体。”他的论“虚实”，有自己的思考成果，为艺术理论 的丰富提供思想资料。许学夷（1563～1633）的《诗源辩体》卷三十五，评 论陈氏《诗谱》云：“‘东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卷中惟此论最妙， 前人未尝道破。”也给予称赞。降及清代，陈维崧（1625～1682）的《四六 金针》一书完全是秉承陈绎曾论四六之旨加以发挥而成的。他在导言中即引 陈氏之文：四六之本，“其要有四：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 属辞，务在辞简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规，而苏子瞻之所取则也；后世益 以文华，喜工致而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属对巧的为精妙，变而为法凡六： 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 之新规，而王介甫之所则也”。接着说，“以云《四六金针》，不外是矣”。 其书即按陈氏所云“约事”四要、“熟”“剪”六法逐项加以阐发，可以看 出，这位清初“具龙跳虎卧之奇”（毛先舒语）的骈文高手，是把陈绎曾之 语奉为写作骈文的“金针”的。
　　早在 1400 多年以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置《知音》篇，开端即有 “知音其难哉”的感叹。回视陈绎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显晦浮沉，不禁 怃然惘然。
　　
14.“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考源与探微


　　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他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早 为人们所熟知。在我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是他较早从纷繁的文学现象中， 力图找出贯串性的线索，使个别、分散的作家作品考辩和评论，提升到对文 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但他的这一见解，实非一人突发 奇想所得，而有其深远的形成背景。弄清一个观点形成的来龙去脉，才能更 好地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他在 1912 年所写的《宋元戏曲史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凡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 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他的《宋元戏曲史》是经过四年 多时间长期准备、酝酿后的精心之作，为什么要在这第一部戏曲史中首先强 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呢？
　　原来这一观点的形成，伴随着文学批评界对元曲价值逐渐升格的过程。 我们不妨引述元明清三代戏曲评论家的一些相类的见解：元罗宗信《中原音 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指元曲），诚哉！”明王骥德
《古杂剧序》：“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 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 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一亦言：“历朝文字之盛， 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这些材料有两 个共同点：一是其作者均是热衷或深谙戏曲的曲论家，二是他们着眼点都在 于把元曲提到与历朝历代最突出的文体并驾齐驱的地位，借以把元曲送进中 国古代文学的正统殿堂。这是对轻视、抹杀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传统观念 的重大挑战，也是自宋代以来，文学的重心从诗词文的雅文学转移到小说、 戏曲俗文学的一种理论反馈。类似这类材料尚多，正是王国维概括出“一代 有一代之文学”论点的思想前提。
其实，王国维自己也不否认其说的渊源有自。他提到的是清人焦循。焦
循在《易馀籥录》卷十五中说：“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 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 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氏也是清代著 名曲论家，有《花部农谭》、《剧说》、《曲考》（已佚）等著作；他以极 大的热情为地方戏曲“花部”（与“雅部”相对）护法，其原因之一是“花 部原本于元剧”（《花部农谭序》），对元曲也是推崇备至的。
　　然而，作为近代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并非简单地承袭旧说， 而是在融贯西方美学思想中加以全新的发挥。《宋元戏曲史》既论宋也论元， 但重点在元代；他钟情元曲，“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不满“后世儒硕，皆 鄙弃不复道”的轻忽元曲的现象。但他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不是只 停留在为元曲张目立帜上，而有其独立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 第一，对每个朝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抉择更准。他摒弃了焦循的选取明八 股，也不取李渔的采择宋古文，整理出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 元曲的发展序列，取舍允当，这已为大多数学人所认同。第二，他精细地辨 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内涵。此说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是指“盛”， 二是指“佳”，三是指代表性或独创性。王氏在批评焦循时说：“余谓律诗 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
　　
（《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即对“盛”与“佳”作了区别。比如词 在宋代发展程度最盛最高，是宋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独创性的文体，但其 总体成就是否已超过宋诗宋文，尚难断言。王国维加以辨析，可谓“具眼”。 学术界曾有一种偏向：即因信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影响到对同时代 其他文体的成就评价偏低，或投入的研究力量不足，此实非王氏的过错和初 衷。第三，他较为科学、合理地解释了文体代变的原因：“盖文体通行既久， 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 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他把每 一种文体看作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有发生、发展、鼎盛乃至衰亡的 过程，从而逻辑地得出变革创新乃文学发展一般规律的结论。要之，王国维 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意蕴颇丰，它所可能提供给今人的参考价值尚 待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