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西施的公案


　　电视银屏上在演绎西施和范蠡的故事，新编《西施归越》的剧本也搬上 了京戏舞台，前几年，萧山曾跟诸暨争论过西施的出生地（两地均有苎萝山）， 看来西施到今天还有其历史魅力，甚至蕴有尚待开发的应用价值。说起来， 苏东坡倒是最有资格向杭州市申请“专利”，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为杭州和西湖提高了多少知名度，堪称是古今第一条 优秀“广告语”了。
　　说西施在吴亡后，肚子里怀着夫差的孩子回归故里，这纯属剧作家艺术 想象“翅膀”自由翱翔的结果，与史实了不相关；至于说到范蠡帮助越王勾 践灭吴、最后携带西施泛舟五湖，这一结局却是有些来历可查的。因其风流 潇洒，脱略名缰利锁，最合一般士人的心理要求，故颇为他们所咏诵。杜牧
《杜秋娘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大概是首次见于诗什者。 苏东坡更在诗词中反复抒写，乐此不疲。《次韵代留别》诗：“他年一舸鸱 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范蠡》诗：“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 施。”《菩萨蛮》词：“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水龙吟》词：“五 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减字木兰花》词：“一舸姑苏，便逐鸱 夷去得无！”这里隐含着苏轼本人在进退出处问题上的一种理想选择：激流 勇退、功成而后隐又有知己相伴，确是“人生一大美事”了。这一传说流传 不衰，其原因似主要在此。
然而，从史书等典籍认真考查起来，范携西施的结局也属子虚乌有之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仅谓范蠡在吴亡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 子皮”，并无与西施相随相游之艳事。鸱夷是皮制口袋，他取这个怪名字， 据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以吴王（夫差）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范） 蠡自以有罪，故为号也。”谓取此名号与伍子胥有关，这是对的；至于范“自 以有罪”，一时有些费解。或许是当年越国处境困难时，他作为勾践的主要 助手，两人地位相距不远，相处时不免有些冒犯勾践之处；如今勾践功成之 后，就变成一种罪责了。
真正透露一点西施结局消息的是《墨子》一书。《墨子·亲士》说：“比
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 也。”这里把西施与比干、孟贲、吴起并论，各以其优长（抗直、勇力、美 貌、事功）而致死，“死其所长”。也就是说，西施因天生丽质，被物色为 实施美人计的人选，最终得到“沉江”的结果。今本《墨子》虽已非其旧， 但总是先秦时代之作，似可据信。那么是谁把她沉江的呢？《吴越春秋·逸 篇》（见《墨子闲诂》注引苏时学之语，又见《升庵全集》卷六十八引）云： “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原来竟是美人计的决策者越王 勾践！这则记载实在太出人意外了，然而正如《红楼梦》开篇所言：“说来 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第一，伍子胥之被谗而死，据说西施起了一定 的离间作用，而伍氏是被盛以鸱夷而投入江河的；因而灭吴后为表扬他的忠 贞而将西施也“随鸱夷以终”，以示报应不爽。伍氏盛入“鸱夷”而死，与 范蠡自号“鸱夷子皮”，这或许是引起误传的原因。“随鸱夷以终”，从上 下文看，明指西施被越王下令盛入皮囊而沉江，而不是跟随鸱夷子皮（范蠡） 而泛舟终生。第二，这又十分符合越王勾践阴狠残毒的本性和刻忌寡恩、擅 杀有功之人的一贯作风。在他看来，西施乃至世间万物，都不过是他手中的

工具，有用则取，无用则弃，犁然分明。为灭吴之需，他可以厚待西施；事 成之后，又把她沉江以祀伍员。皮日休写过，“越王自有堪羞处，只把西施 赚得吴”（《馆娃宫怀古五首》其一），此乃皮日休替古人害羞，在勾践本 人心中，何羞之有？从这里也益发钦佩范蠡的远见卓识。灭吴后，他敏锐地 觉察到自己“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决定离 越；他还劝说文种跟他一起退隐：“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 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这里凝结着多少血的教训 和深刻的政治智慧，可惜文种没有醒悟，没有看透旧时君主统制权术的底蕴， 没有识别勾践这位“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一代霸主，其 内在性格的残忍，仍然留在越国，结果被赐剑自尽。勾践还对他说了这样惊 心动魄的“理由”：“子（文种）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 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原来“良弓”“走狗”不只因对象消失而失 去使用价值，应“藏”应“烹”；而且还转而可能威胁主人本身，诛杀不贷， 岂非必然。看来勾践的思考比范蠡还深一层，这也是唐人孟迟所感叹的“勾 践岂能容范蠡”（《寄浙右旧幕僚》）的真正原因。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在
《鄮西竹枝词》中说：“霸越平吴范与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鸱夷 浪，千古忠臣自属鄞！”他比较范、文二人的进退抉择，推崇文种激流勇进 而成为“千古忠臣”，因此值得故乡骄傲。这位黄宗羲的弟子在当时提倡忠 节，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但要求人臣心甘情愿地忍受宰割，却难完全使人 信服。而据《吴越春秋》卷六的记叙，文种临终时“自笑曰：‘后百世之末， 忠臣必以吾为喻矣！’遂伏剑而死”。最后的醒悟颇合情理，也使人玩味、 思索。
编织西施故事，以泛舟五湖、参差烟树为结，固然逍遥忘机，风流旖旎；
但若取“沉江”之说，当作政治悲剧来写，虽然可能沉重了点，却似更能挖 掘出历史人物复杂心理的内蕴，更多一些史实根据和历史训示与启迪，剧作 家们不妨一试。

16.杨贵妃之死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透出男子汉勇于负责的气概，但实际上战 争离不开女人的支撑。且不说庞大战争机器需要以女性为主的救护医疗乃至 通讯联络等后勤配合，就是作为战士家属的精神支持更是无穷的鼓舞士气之 源。但这句话总使我们的古人惭愧，中国历史上盛传的却是“惩尤物，窒乱 阶”的女色祸国论。妹喜亡夏，妲己亡殷，褒姒亡周，就是此论的最早依据； 流传更广的恐怕要数李隆基、杨贵妃的“长恨”故事了。
　　杨贵妃之死，传说纷纭，正史难免讳饰，野史失之诬妄，今日实难探明 千年前的事实真相。但清理故事传闻的发展嬗衍过程，却真实地烙印着不同 时期人们的认识、态度、心理的变化，反映出在时间距离效应下，人们从现 实政治心态向人性复归的自然要求。
　　最早也是最普遍的说法是马嵬缢杀说。此为新旧《唐书》、《资治通鉴》 以及唐宋众多笔记野史所采纳，如《唐国史补》（李肇）、《开天传信记》
（郑棨）、《明皇杂录》（郑处诲）、《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杨 太真外传》（乐史）等。刘禹锡《马嵬行》“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暮”， 则谓吞金而死，这是当时“里中儿”告诉他的别一传闻。总之，杨妃未得善 终。
与杨妃同时的唐代士人，对她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批判，几乎未见对其爱
情悲剧的同情。连诗圣杜甫亦不例外。既有《丽人行》斥责于前，又有《北 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 仗■奋忠烈”。认为诛杨是中兴之兆，陈玄礼是再造唐室的功臣。
被缢说以后是“尸解说”。陈寅恪先生考察此故事的演变后，认为“在
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灵界，其畅述人天 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元白诗笺证 稿》）他指出故事从人间向灵界的转化，确具慧眼。但早在白居易以前的笔 记小说中，已出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情况。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
835 页即揭出《太平广记》卷二十《杨通幽》条，记载道士杨通幽为玄宗在
“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遍寻杨妃的故事，甚为曲折生动。“后 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 也。”太真还对杨道士说：“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 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原 来李、杨二人均是仙人下凡，天谴有数，偿还孽债。她于委死人间后，复又 尸解蝉蜕返回仙界。此则记载，《太平广记》注出《仙传拾遗》，书前“引 用书目”，把《仙传拾遗》列于《白居易集》之前。此故事又见《青城山录》， 北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一曾引，董氏还说：“其事在一时已有录，宜为世 所传。而（陈）鸿所书，乃言临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尽哉？” 也认为尸解说早在陈鸿撰《长恨歌传》之前流传于世。后来洪昇《长生殿》 就以“尸解”一折来搬演其事。这个传说，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判 断已让位于人性、情感的判断，士人笔下对杨妃的同情越来越多了。即便是 记载缢杀说的著述，也洋溢着人性的光彩。
　　近年来新披露的、见于《樊川文集夹注》（藏辽宁省图书馆）的一条长 达千余字的注文，尤可珍视。注引《翰府名谈》《玄宗遗录》云，玄宗被迫 赐死杨妃，“贵妃泣曰：‘吾一门富贵倾天下，今以死谢又何恨也’”。她
　　
似乎自称服罪；但她整整齐齐地穿好朝服去见玄宗，一连提出三个问题：“夫 上帝之尊，其势岂不能庇一妇人使之生乎？”问得在理却又未识大势。“一 门俱族而及臣妾，得无甚乎？”言之哀哀实亦无助。“且妾居处深宫，事陛 下未尝有过失，外家事妾则不知也！”自辩亦非无据，径向“女祸论”挑战。 玄宗满腔无奈，只甩下一句“子死以塞天下之谤”！杨妃最后要求：“愿得 帝送妾数步，妾死无憾矣”，情意绵绵，不忍遽别，“如不可步，而九反顾”， 真是一步一回首，衷肠百折了。《翰府名谈》为北宋刘斧所撰，《玄宗遗录》 不详作者，这些细节描写虽无法辨明历史真伪，但从杨妃性格而言，她对玄 宗既怀怨望不平又含无尽情愫，应是入情入理的。
　　杨妃这三问，实开晚唐诗人吟咏的新思路。李商隐《马嵬》“如何四纪 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张?《青冢》“太真虽是承恩死，只作飞尘向 马嵬”，贵为天子而不能保护心爱女子，无能亦复可耻。罗隐《西施》“西 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也可认作为杨妃辨诬，雪洗女祸论的污 水。至于清人赵翼在《古来咏杨妃者多矣，多失其平，戏为一绝》，则代拟 杨妃口吻：“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把“女祸”“戏”翻为 “拒贼”立功，则从前人的由批判而同情，进而为热情赞颂了。
　　杨妃结局的第三说是潜逃未死。这是 20 年代由俞平伯先生提出的。他分 析《长恨歌》及《传》的种种疑象，认为杨妃并未罹难，而被军士劫掠后流 落倡家，当日另有“蛾眉”作替死鬼，陈玄礼则“装聋作哑”（见《长恨歌 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后有人增事踵华，证成信史，认为杨妃在忠于玄宗 的陈玄礼、高力士帮助下，“换装隐逃”南去（《谈谈〈长恨歌〉与〈长恨 歌传〉》，《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对此我不敢苟同。
马嵬之变，事出仓促，实其来有自，有个逐渐酝酿的过程。仅从《旧唐
书》取证。先是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谋反，陈玄礼即欲在长安城中诛 杀杨国忠，然不果（《王毛仲传》附《陈玄礼传》）；及至马嵬，一则云陈 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杨贵妃传》），一则云玄礼与飞龙马家 李护国（即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韦见素传》）， 故知马嵬事变实是在太子李亨（唐肃宗）的预谋下由陈玄礼出面执行而已。 因而才会有安禄山乱起初时，玄宗原拟以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 事”，却被诸杨哭谏而止（《杨贵妃传》）；也才会有事变后，“马嵬涂地， 太子不敢西行”（《后妃传序》）的结果。明乎此，那种陈玄礼掩护杨妃潜 逃的推测，恐离事实颇远。再就当日情势来判断。六军既先围驿杀死杨国忠， 其子杨暄和韩国、秦国两夫人同时被诛，杨家其他成员随后也均被诛杀，无 一漏网。事态发展至此，岂能放过杨妃？六军口口声声称杨妃为“贼（杨氏 集团）本”，确是抓住了根本。时玄宗对整个局势已完全失控，诸军诛杀杨 妃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举。不少笔记有杨妃死后陈尸让诸军目验的记 述，倒是合乎情理的。杨妃不死，留下隐患，难保日后不发生反复的可能。 潜逃说固不合理，却在邻邦日本有了回应。据说杨妃逃出故土，飘洋过 海到了扶桑，渡过余生。今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的二尊院中尚有杨贵妃 墓，与陕西兴平杨墓东西遥望。据该郡郡志说：唐朝获知杨贵妃漂落此地， 特送来二尊佛像，寺院亦因此而得名。其实在东瀛，杨贵妃还有不少“终焉 之地”，如纪州熊野、武州浅草寺等地都曾有杨贵妃之墓。更有意思的是在 名古屋的热田神宫，这里不但有安葬杨妃的五轮塔，还流传更离奇的故事： 杨妃竟是热田明神的化身，这位神祗变成美女，西赴中土以姿色迷惑玄宗，

目的乃是制止玄宗进攻日本的计划，事成后又脱身逃回日本。据日本学者考 证，这个传说大概成立于镰仓末期，反映出日本对蒙古来犯的恐惧。虚幻的 传说常常隐含着真实的历史，再一次得到证明。
　　无论潜逃说有着怎样的历史的投影，在我看来，杨妃之所以为东人所熟 悉和喜爱，以致附会出种种传说故事，其最大原因乃是《长恨歌》在日本的 广泛流传和深入人心。热田旧有蓬莱宫之称，又有太真殿，神社的门额题为 “春敲门”（最初记载为“春叩门”）意谓此即受玄宗之命寻访而来的方士 所叩之门。这些题名显然是受《长恨歌》“中有一人字太真”、“金阙西厢 叩玉扃”等诗句的暗示。从艺术作品来接受杨妃，这或许是造成东瀛善待杨 妃而与中士有异的一个因素。在中土仍纠缠在对杨妃褒与贬、哀怜与斥责之 际，日本却普遍地认同和喜爱杨妃，乃至进而出现了“杨贵妃信仰”。比如 京都泉涌寺内竟有杨贵妃观音堂，供奉着杨贵妃观音像。据该寺有关文书记 载，此像是唐玄宗因思念死去的杨妃而命人塑造的等身坐像。建长七年
（1255）由日僧湛海携往京都，因像设堂，每百年开示一次，郑重如此。泉 涌寺之像与潜逃说无关，但对杨妃的推崇和喜爱，可以说与潜逃说是同一倾 向的不同反映。
　　杨妃从尤物、祸水，到爱情悲剧的牺牲者，再到作为善与美的化身观音 菩萨，其间有着时空迁移而造成的嬗变，也有着民族性的差异。
　　
17.宋太祖“不用南人作相”辨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云：“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 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 刻不存矣。呜呼，以艺祖（赵匡胤）之明，其前知也。”（《云麓漫钞》卷 四等亦有类似记载）赵匡胤是否“刻石禁中”，史载不一；但他有“无用南 士作相”之策，恐是事实。他虽是武将出身，却颇富政治智慧。陈桥兵变“黄 袍加身”，登基称帝，他深知其统治根基仍是周世宗以来所奠定的人力、物 力基础，南方诸国用尽武力或和平手段收入版图，一时难成心腹。比如宋初 蜀士有“不乐仕宦”的惯例，直至苏轼的伯父苏涣于仁宗时中第，竟轰动全 蜀，实是平蜀时杀戮过甚、蜀地士人对新政权保持一定距离之故。宋太祖最 早任命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均为北周旧臣，“祖宗开国所用将相 皆北人”，其缘由即此。
　　但是，这一政策是不能持久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我国的经济、 文化重心至少从安史之乱后，已开始南移，至宋代，这一趋势更显突出。随 着南方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必然引起南方士人对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渴 求和努力。真宗朝开始打破这条赵宋“祖宗家法”，起用了第一位南人宰相 王钦若。（在此以前，太宗曾用江西人陈恕为参知政事，乃副相；王钦若亦 江西人。）这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河北大名人王旦就 以“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的“家法”为由竭力反对；王旦退休后，王 钦若终于当了宰相，他恨恨不平地说：因王旦之阻，“迟我十年作宰相！”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他这句恨话却含意深长：南人必得为相，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历史必然，任何个人的有力干预也不过推迟几年而已。邵 伯温对“艺祖之明”的追怀感慨，适足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哀叹了。真宗这样 做是理直气壮的。据《曲洧旧闻》卷一称，真宗曾质问王旦：“祖宗时有秘 谶云：‘南人不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立贤无方”是《孟 子·离娄下》中语：“汤执中，立贤无方”，商汤执行公正的原则，举伊尹 为相而不管他来自何方。真宗借以表达唯贤是举，量才录用，而不受地域拘 限的用人政策，比之寇准“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江邻幾杂志》）的 偏见来，颇显出“五湖四海”的气度。
宋真宗以后，南人为相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约已超过宰相的半数。
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扎子》（《渭南文集》卷三）有段概括叙述：“伏 闻天圣（宋仁宗年号）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 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 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他于庆历 四年拜相），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 崇宁间，取南人更多。”再往后，到了宋孝宗时代，则如陈亮所说，“公卿 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反而要朝廷注意对 北人的识拔与任用了。
　　造成这一趋势的具体动因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宋代是科举取 士的黄金时代。仅北宋百余年间共取士 6 万多人，每年平均 360 人（唐代每 次取士仅二三十人），他们就是官吏的后备队伍。欧阳修曾说，“今东南州 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而“西北州军 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论逐路取人
　　
劄子》）。这里讲各地考试举人，合格者“解”送中央礼部的情况。从解额 比率来说，东南士人要吃亏十倍；但其总人数仍超过西北士人二、三倍，反 映出东南文化发达程度之高和举子人数之众。取得贡举资格的人数越多，意 味着中进士和入仕者的人数越多，宋代文官政府中南人的比例也就越来越大 了。“南人为相”应运而生，宋太祖的“家法”终于被冲破，这就应了一句 老话：历史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18.雍正帝的硃批谕旨


　　《随笔》1993 年第 6 期有则《年大将军》的补白，提到年羹尧因奏折内 将“朝乾夕惕”，误倒作“夕惕朝乾”，被雍正帝严加“诘责”，由此失宠， 直至勒令“自裁”。该文问道：“不知这‘夕惕朝乾’与‘朝乾夕惕’，意 义上究有何区别，而使年大将军死于当年？”这个历史疑窦，我也想来猜一
猜。
　　从词源上讲，“朝乾夕惕”典出《易经·乾卦》。乾，自强不息；惕， 小心谨慎，句谓从早到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说成“夕惕朝乾”，意义 上出入不大。再从语法结构上讲，“朝乾夕惕”是并列结构。“朝乾”、“夕 惕”这两个词组，前后互换，也有例可援，正如“暮去朝来”可说成“朝来 暮去”，“朝参暮礼”写成“暮礼朝参”也是可通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这 不过是雍正帝的借题发挥，寻衅发难，是他对年氏从视作“千古君臣知遇榜 样”到“显露不臣之迹”的爆发点；然而我总疑心雍正的借“题”寻“衅” 是否应该更高明巧妙一些？须知他的这些硃批谕旨，嗣后都予公开刊行，目 的是为身后树立一位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在位 13 年，今存密折达 2 万余件） 的勤政皇帝形象，一位谆谆教诲、整饬臣工、以理服人的有道君主形象；他 又与乃父康熙帝一样，熟读古代典籍，不乏文史才华，当能自觉到这样的寻 疵索垢，对他来说，不免过于拙劣，何以臣服天下舆论，或许反将授人以柄 么？后经查阅《清世宗实录》《上谕内阁》等书，才知年氏此句不止是“有 意倒置”，而是写成“夕陽朝乾”。年氏奏章本来“字体潦草”，误“惕” 为“陽”，是很可能的，这样，把雍正帝喻为“夕陽”，引起“诘责”，于 道理上就圆通多了。
圆通是圆通一些了，但并不改变借“题”发难的实质。证据呢？就在他
的硃批之中。原来君臣交恶，由来有自。雍正帝早就密令与年氏有关的重臣 要员，一要与其疏远，保持距离；二要奏报年氏动向，搜集劣迹。如“近日 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尔等当疏远之”。“近日年羹尧 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若畏势比昵附和，则恐为伊连累也。”磨 刀霍霍之声，似已倾耳可闻，只是年羹尧尚蒙在鼓里，还对理藩院大臣“口 传（雍正帝）密旨，训臣以改过自全之道”而感激涕零呢。
蒙在鼓里的还有他的一位门客汪景祺。这位浙江狂士偏偏把一部《西征
随笔》的手稿献给年氏。他以插科打诨表示才华横溢，以摇唇鼓舌自诩智慧 出众。其结果却是使年羹尧的“大逆之罪”由四条变成五条（大小罪状共达
92 条之多），也使这位狂士自己命归黄泉。其中要命的罪证主要有两篇。一 篇是《诙谐之语》，记的是康熙帝南巡，无锡诸生杜诏献诗，龙颜大喜，“赐 御书绫字”一轴，写的却是《千家诗》开篇即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 轻近午天”。贵为九五之尊，竟从童蒙课本取资，郑重赏赉，迹近滑稽。于 是有人作诗云：“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 淡风轻近午天。”这一“诙谐”不打紧，“讥讪圣祖”的弥天大罪是铁打铜 铸的了。
　　我想议论一番的是一篇《功臣不可为》论。此文写于年羹尧已贬杭州大 将军、失去兵权以后，显然为年氏的由得宠而失势总结经验教训。所取的视 角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鸟尽弓藏，古今同慨。”他在探究原因时，认为 责任不在功臣的不会“韬晦”，而在于君主的“猜忌”。他进一步揭出“猜
　　
忌之主”的四种心理及其逻辑发展：疑心→畏心→怒心→厌心。然后说：“以 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这对仍然“恃功骄横”、保持“大 将军气象”的幕主年氏，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提醒了。
　　汪景祺指出年羹尧有杀身之祸，这是他的清醒之处；但他隐指雍正帝为 “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于是而生“疑、畏、怒、厌”四心， 这实在低估了“一世雄主”的雍正帝，应了鲁迅先生论及清代文字狱成因时 所拈出的两个字：“隔膜”。——汪景祺如果当时能看到硃批谕旨，或许会 另作估计吧。
　　雍正帝这个人，历来口碑不佳。不少旧史家指其为弑父、逼母、杀兄、 屠弟等宫闱秽事的导演者，“血滴子”之类的遗闻逸事又将其侠化乃至神化。 说他专横独断、雄猜阴鸷、刻薄寡恩等等，自然也可以，但似未能揭其真正 底蕴。作为皇权的高度自觉的代表，其一生实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殚精竭虑， 死而后已。史称康熙宽仁，乾隆疏阔，而雍正的峻急整饬，对奠定康乾之治 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康熙在位日久，吏治的弊端日趋严重，因而雍正的施 政大计不得不集中在整顿吏治上。他即位之初，连发十一道谕旨，对督抚提 镇府道州县各级官员逐一训饬，严肃官箴，即可见出其祈向所在。他与年羹 尧有郎舅之雅，但主要是赏识他在平定西藏、青海叛乱中所表现出来的卓异 才干。他曾感叹“朕福薄不能得尔之十来人也”，甚至希望“我二人做个千 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由年氏这类能臣十数人组 成朝廷的中枢集团，应该说是他的真实愿望，由识才进而爱才也就可以理解 的了。看早期君臣间的文字，可谓亲昵戏谑，契密无间，有时竟作小儿女口 吻。如年羹尧上奏折说：“臣伏睹琺瑯翎官，制作精致，颜色秀丽，不胜爱 羡。??如有新制琺瑯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撒娇般地索 讨赏物。雍正批道：“琺瑯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 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 君臣间调侃如此，真是闻所未闻。字里行间未必无情，“笼络”有之，“欺 骗”则未必。但真正体现雍正政治能力的是他驾驭监控人才的手腕。他曾亲 书一方“青天白日”的匾额赐给年羹尧，这自是无尚荣耀，但同时也是一个 紧箍咒，即要求年氏纯洁无瑕，清廉无私，绝对忠贞，若有一丝一毫差池， 立即翻脸，严惩不贷。因而当年氏居功自傲，市恩植党，贪赃枉法，僭越礼 制，特别是收买雍正派到他那里的亲信、破坏雍正的情报网时，他就震怒了， 或直斥：“你实在昏愦了！”“年羹尧可谓第一负恩人也！”或威胁：“图 理琛（新任布政使）是在广东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这与当 年“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彼一时，此一时，相差何啻天壤！作为万民之主的雍正帝，当然也有常人的 喜怒哀乐，但他的性格、感情大都已被政治化，连自己的亲生长子，一旦有 小过也被照样赐死。雍正帝实已“异化”成皇权的工具。心狠手辣，整人有 术；整肃法度，治臣有方，这就是一代雄主的雍正帝吧。汪景祺评他是“庸 才”，又未从年羹尧方面找其杀身之因（旧说年氏参与雍正改诏篡位，因而 被杀灭口，近日史家多辩其妄），似均未恰当。
　　
19.“落苏”与避讳


　　避讳之风，翻检史籍，远在周朝就已开始了，如《左传·桓公六年》就 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的记载。以后越演越烈。从避讳死人之 名到避讳生者之名，从避讳帝王、尊长之名到避讳某些特定的犯忌或憎恶的 字眼，涉及范围极广，以致形成一门专门学问“避讳学”。清代周广业的《经 史避名汇考》、近人陈垣的《史讳举例》等均称名著。单从避名而言，有所 谓避本字和避嫌名（声音相近的字）等花样，讳法日趋加严。我们马上能记 起的是冯道和李贺的两个例子。五代时冯道历仕五姓，在后唐、后晋、契丹、 后汉、后周等朝均为宰相等高官，自号“长乐老”，算是个地地道道的“代 代红”。有次他的门客讲解老子《道德经》，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一下子遇到三个“道”字，撞上这位长乐老的名讳，于是这位门客竟念出这 样的文句：“‘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读来开颜解颐， 成了笑林中的故事（见宋曾慥《类说》卷四十九引《籍川笑林》）。韩愈的
《讳辩》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 音，因而李贺不得举进士，还引起一场争论。韩愈便写此文为之辩护申援， 他发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这个反诘很有说服力，但李贺仍“卒不就举”，无济于事，表明避讳习俗的 顽强。
避讳习俗所反映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最早可能源自蛮荒时代人们的原始
思维对名物的崇拜，后或为维护等级尊卑制度的需要，或为迷信愚昧所致， 或由于祈福祛祸的善良愿望，不一而足。此风又渗透到人们的各个生活领域， 有的因时久而不易觉察。时下正值盛夏季节，茄子是当令蔬菜，说说茄子别 名“落苏”的文化内涵，权作消夏谈助。
茄子在今天吴语区有个别名叫“落苏”，据记载也与避讳有关。北宋王
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云：“钱镠之据钱塘也，子跛，镠钟爱之。谚谓‘跛’ 为‘瘸’，杭人为讳之，乃称‘茄’为‘落苏’。”此说明人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馀》卷二十四、清人周昂为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补的《拾遗·吴越》 中均予采取。但南宋大诗人陆游却表示怀疑。他写道：“《酉阳杂俎》云：
‘茄子一名落苏。’今吴人正谓之落苏。或云：钱王有子跛足，以声相近，
故恶人言茄子，亦未必然。”（《老学庵笔记》卷二）陆游所说的“或云”， 当包括王辟之一类的记述。
怎样看待陆游的意见呢？第一，“落苏”之名确非始于五代吴越王钱镠
之时。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草篇》云：“茄子，茄字本莲茎 名，革遐反。（按，莲茎即荷梗。见《尔雅·释草》：‘荷，芙蕖，其茎茄。’） 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节下食伽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伽子 故事，张云：‘一名落苏。’”段成式是唐德宗至懿宗时人，在钱镠之前。 告诉他“落苏”别名的张周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曾著录他 有“《华阳风俗录》一卷，字子望，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从事，试协律郎”。 看来是位对民俗风情等颇有兴趣的杂家，因而段成式才向他请教。
　　第二，“落苏”之名也非始见于《酉阳杂俎》，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武则 天时的孟诜和玄宗时陈藏器的药物学著作。宋神宗时唐慎微所编《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卷二十九“茄子”条，先引孟诜语云：“落苏，平，主寒。”又 引陈藏器语云：“茄子味甘平无毒，今人种而食者名落苏。”据《新唐书》
　　
卷五十九《艺文志三》，孟诜在则天时曾任同州刺史，著有《食疗本草》三 卷；陈藏器是开元时京兆府三原县县尉，著有《本草拾遗》十卷（包括《序 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这是两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 唐慎微所引，即分别出自此两书。这也说明在唐朝前期早有“落苏”之名了。 第三，对“落苏”之名源于讳言钱镠跛子的说法，陆游认为“未必然”， 当然不错，因为此名早在五代以前已有；但我以为也不能完全排除“未必不 然”的可能。就是说，此名虽早存在，但讳言钱镠跛子之说，在吴越地区广 为流传，且从北宋王辟之直到南宋陆游，至少历时近 200 年之久，恐亦非了 不相涉。钱镠为吴越国建立者，算得上是位有为国君。他扩建杭城，修筑“钱 氏捍海塘”，治理太湖水系，造成“今其民幸富足安乐”的治绩（欧阳修《有 美堂记》语）。至今西湖的保俶塔，也是因其孙钱镠降宋去汴京而为他祈福 而建的。出于对钱镠的尊敬与对其跛子的同情，“杭人为讳之”，也是可以 理解的。又，为什么改称“落苏”呢？陈藏器云：“茄一名落苏，名义未详；
按《五代贻子录》作酪酥，盖其味如酪酥也，于义似通。”（见《本草纲目·菜 之三》引）酪酥是用牛、羊、马之乳汁制成的，一般是北方草原地区的食物， 把“茄泥”比拟为“酪酥”，倒很像北方人的思维习惯。正如福建人讳言茄 子，将其改称紫菜（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六篇），也与其滨海的地域 特点有关。说来也巧，段成式和王辟之都是山东临淄人，他们当作异闻记录 此事，表明唐宋时期山东地区并无“落苏”的说法。茄子虽“处处皆有”， “落苏”之名却并不是全国性的名词。
如此推测起来，吴越民众为尊敬、同情钱镠父子，吸取、采用外来“落
苏”之名，以讳言“跛”、“瘸”，也是“未必不然”的。但推测不等于科 学结论，谨述此以求教于高明。

20.“鲁迅型”与“鸥外型”

——研究方法谈片


　　1984 年我到日本去教书。我问过一位研究唐诗的日本学者：据你看，近 年来中国研究唐代文学哪部书最好？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傅璇琮先生的《唐代 诗人丛考》，足见他对传统实证方法的肯定。当时国内是方法论热，讨论和 探索的文章很多。直到现在（1987 年），新方法与传统方法有争论，宏观与 微观有争论，问题仍没完全解决。1986 年年底我参加全国词学讨论会，发现 一个现象，人们对新方法的热情跟年龄成反比，颇堪玩味。日本研究鲁迅有 个著名学者叫竹内好，人称为“竹内鲁迅学”。他认为鲁迅把外国的东西介 绍到中国，是选择那些本国最需要的东西来介绍，如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等。 而日本的著名作家森鸥外（东京大学毕业生）却是选择他认为最先进最流行 的外国理论介绍到本国来。竹内好分别称之为“鲁迅型”引进法和“鸥外型” 引进法。这对我们今天引进国外理论，也很有启发。关于方法问题，似乎可 以从两条途径去探讨：一是从理论上去讨论，文学研究有哪些方法？这些方 法的各自特长，有无优劣之分，等等。二是从一些研究名著中找方法。任何 一本论著或一篇论文，本身都兼有两个内容：一是具体告诉你论点和材料； 二是告诉你取得材料、组织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方法论， 固然有其长处；但好像从名著中找方法更切实具体一些。比如从梁启超、王 国维、陈寅恪等近代文史大家的名篇着手，系统而踏实地探讨一下他们新知 旧学融贯整合的方法，具体梳理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我想一定是 大有裨益的。关于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我觉得十七年、近十年的古典文 学研究有成绩也有不足。不满足是好现象，可以从各方面弥补不足。“五四” 以后古典文学研究有了新的飞跃，当时的新方法现在有的已被认为是旧方法 了。除此以外，还应当有一个反思，即对中国台湾、香港的学者近年来运用 新方法进行研究的反思。大陆引进新方法比台湾、香港慢了半步。他们的外 语一般来说比我们好，因此他们对外国论述新方法的原著理解比我们准确， 我们大多用译本，隔了一层。在日本看港台的书比较方便，我发觉，他们的 成果中，包含的经验教训也很值得反思。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是吉川 幸次郎的高足。他到中国访问后，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认为对古典文 学作品不能以有无趣味来评价，应把作品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人情、 心理习惯等环境中去理解。对作品本身理解了，然后再作结论。美国的魏伯·司 各特在《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一书中，提出了文艺研究的五个流派， 即道德批评派、心理批评派、社会批评派、形式主义批评派、原型批评派等。 他对社会批评派讲了一段话，我感到很有启迪作用。他说：只要文学保持着 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 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小南和司各特都是研究过新方法的外国学 者，似乎对社会批评法评价甚高。我自己觉得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切实一些。 当然，社会学的方法也要发展，更要跟庸俗社会学划清界限。我们研究的目 的是为了加深对研究对象即文学现象的理解，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增加些 问题，使本来已经搞清楚的东西也产生了问题。当然，方法本身应是多元的， 宏观、微观都是必需的，旧学新知应该结合，各种方法应该互补。此外，每 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气质、秉赋和知识结构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不
　　
宜轻率改变。

卷三 考论杂谭

21.《花间集》命名之由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的总集。它由五代时后蜀赵崇祚编纂， 欧阳炯作序，共收入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诗客曲子词”500 首，共十卷。 词史上的“花间派”即因此集而得名，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为什么取名“花 间”，现今学者间解释纷纭。较早提出解说的是施蛰存先生。他在《历代词 选集叙录》中（《词学》第一辑，署名舍之）指出：“集名‘花间’，（欧 阳）炯《序》中所释，其取义殊不明晓”，施老遂广举古今中外之例，认为 乃是“以花喻诗”；“花间集”者，指明其为诗歌之集而已。其他学者的论 著则另提出新说：或谓命名“花间”，是指该集词作以描写女性为中心，以 花比喻女性之例，指不胜屈；或谓是体现该集选词的主要地域乃在繁花似锦 的锦城成都；或谓比拟该集词作的工丽精美，欧阳炯《序》中已说得明白： “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等等。这些解说，都有各自的证据，且颇能 活跃人们的思路，读来很有兴味。
　　但我以为欧阳炯以“花间”两字命名，就其字面本义而言，并无深意， 即是花丛之谓。之所以发生“殊不明晓”的疑惑，恐与未推究这篇序文的最 初文本有关。今存最早的《花间集》刻本，是宋绍兴十八年晁谦之所刊本（现 藏北京图书馆，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已影印），其中的欧阳炯《序》最后 写道：


（赵崇祚）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 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以“阳春”之甲，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 休唱莲舟之引。


这是欧阳炯自释取名之由的原文。嗣后的刻本，如南宋淳熙鄂州本，其刊刻 者大概觉得“庶以‘阳春’之甲”六字费解，遽然予以删却，又改下句的“将 使”为“庶使”，此段成为：


（赵崇祚）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 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此删改本反而成了通行文本而广为流传（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即据鄂州 本影刻）。这样，“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变得突兀而无下 落，“乃命之为《花间集》”之“乃”，也显得因果不明。《全唐文》编者 或许也认为原文有误，在著录此序时进一步把“昔郢人”以下二句也统统删 除，而在“仍为序引”下径接“乃命曰《花间集》”一句（见《全唐文》卷 八九一），武断地割断了《花间集》命名与《阳春》的关系。其实，这正是 欧《序》所要表达的词学思想的关键之点。在欧阳炯看来，《花间集》所收 词作，上承楚国古曲《阳春》传统，一是合乐歌唱，二是高雅精深，因而才 可供像曹氏邺中名士胜流的游宴之需（“西园英哲”“羽盖之欢”，见曹丕
《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 曹植《公燕》：“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而《采莲曲》一类的梁

陈绮靡歌辞，南方歌女也可以“休唱”了。《花间集》编纂的直接目的是为 当时歌女演唱提供与《阳春》一样的格调高雅的新歌辞。陆游用“简古可爱” 四字评花间词（《花间集跋》），可视作对欧《序》的正确解读（虽然此集 内也不乏轻艳之作，那是另一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阳春之甲’于义未安”。我觉得此句虽欠醒豁，但 也未必不能解通（有的径改作“阳春之曲”，则颇嫌无据，且与上文复沓）。 “‘阳春’之甲”的“甲”字，据《说文·甲部》云：“甲，东方之孟，阳 气萌动，以木戴孚甲之象。”段玉裁注引“《月令注》曰：‘日之行，春东 从青道发生，月为之佐，时万物皆解孚甲。’《月令》曰：‘孟春之月，天 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甲，指莩甲，原义为草木萌 芽时之外皮，也用以指花，如李绅《新昌宅书堂前有药树一株》：“白榆星 底开红甲，珠树宫中长紫霄。”“开红甲”义近“开红花”。此处“阳春之 甲”云云，意谓先有阳春温煦，后有万花萌发，春阳致使花卉盛开。因而，
《花间集》取名的本义，即指花卉；而在上下文中是指该集词作深受《阳春》 古曲之孳乳沾溉，得以保持能歌和雅化的特点。但这层含义，并非“花间” 一语的本义，也不是它本身固有的引申义或比喻义。
　　“花间”的本义即指花卉或花丛，还可从此集所收欧阳炯自己的词作来 作旁证。据日本学者青山宏《花间集索引》，欧阳炯词中用“花间”一语者 有两例：《贺明朝》其一：“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其 二：“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所言“花间”，均指花丛 之间，并无特殊寓意。他的《南乡子》有“豆蔻花间趖（徘徊之意）晚日” 句，更是坐实为“豆蔻花”了。
　　
22.《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


　　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近年来得以重建，全赖王勃之序的深 远影响力，可谓楼以文存；而此序的隆盛声名，除其本身高度的艺术成就外， 还跟一个动人的文学故事相关。据《唐摭言》、《新唐书》、《唐才子传》 的记载，“阎公”在重阳节大宴宾客，原属意其婿写序，使其扬名，不料“时 年十四”的王勃不期而至，公然操觚而“不辞让”。阎公初未许其才，至“落 霞”一联，才“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终于“极欢而罢”。 这个故事以其戏剧性、趣味性而家喻户晓，极大地提高了此序的声誉，但也 导致了对此序的不少误读，甚至影响到对主旨的正确把握。一是王勃作序时， 据史料年已二十五、六岁，序中亦明言“等终军之弱冠”（二十岁左右为弱 冠）。十四岁云云，大概是附会杨炯《王子安集序》说王勃“年十有四，时 誉斯归”而来，或是曲解序中“童子何知”一句以增加传奇色彩（童子是后 生小辈的谦称，此处不作孩童讲）。如出孩童之手，就不能真切了解序中深 刻的人生不偶之感。二是此次聚会虽在“九月”，却绝非重阳。序中明言“十 旬休暇”，当在九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旬休之日，且文中无一笔涉及节 事，亦未见孟嘉落帽、王弘送酒、佩茱萸、饮菊酒以及龙山、戏马台等常用 的重阳事典语典，这对满纸典故铺排的此序而言，真是不可思议了。
从文本的版本系统上也可以证明本篇乃“饯别序”而非重阳宴集序。今
存王勃文集，此篇题目或作《滕王阁诗序》（明张燮辑《王子安集》本）， 或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本），实应以 后者为准确。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是一座保存稀世珍品的宝库，尤以入藏日本 遣唐僧、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文物而闻名于世。其所收旧抄本中，有王勃诗 序卷子，计 41 篇，本篇题目正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我藏有此诗 卷之精影本）。此抄本的独异之处是用了唐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制定的“则 天文字”，如天作而，地作埊，日作■，月作■，星作○，当是依初唐抄件 为底本者。卷末云抄于日本庆云四年（707，即唐中宗神龙三年）七月二十六 日，上距王勃之死（675）约 30 多年，而其所据底本则时代更早，因而也最 接近原貌。认作原题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序，原是著作或一篇诗文前的说明性文字，即序跋之序；后发展有宴集
序、赠序等类。古人宴集时，常同赋诗，诗成后推在场一人作序；是为宴集 序（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后虽无聚会，亦作文相赠，以表示惜别、祝 愿、劝勉之意，是为赠序（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本篇当是作者为自己 所作饯别诗而写的序文。
　　确定本篇的性质是饯别序后，必然产生一个问题：被饯别者是谁？这在 文中是有迹可寻的：宴会的主人当然是洪州都督阎公；陪客是孟学士和王将 军，一文一武；被饯别者就是那位路经洪州、前往新州（今广东新兴）赴刺 史任的宇文大人；从身分和文中描写来看，作者本人也可算作一位次要的客 人。明确了这次宴会的主、客情况，特别是重视主要客人宇文新州的存在， 才能对全文脉理和主旨得到正确的理解。
　　全文共七段，第四段中间“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是全文结构转折 的关捩；而两位被饯送者宇文新州和作者则是体现本篇主题的中心人物。作 为饯别序，本篇不可避免地带有应酬目的：首先是对主人阎公及其文武陪客 孟学士、王将军等人，作者倍致颂美仰望之忱；其次是对洪州地势、高阁景
　　
观和“胜饯”、“伟饯”的赞扬夸说，也是对主人的另一形式的称颂。—— 这就是前半幅所写的“兴”。从“望长安于日下”以下的后半幅，则主要写 “失路之人”“他乡之客”宇文新州和作者之“悲”。不少注家把这半段和 第四段文字仅仅看作作者一人的自悲和自勉，这是不准确的。至少是兼指两 人，或者毋宁说主要是指宇文新州（细玩冯唐、李广诸典和“老当益壮”、 “桑榆非晚”等语，似与作者年龄不切）。只有到第六段“勃三尺微命”以 下，才单指作者自述了。仕途多舛的共同遭遇，客中送客的特殊感受，使王 勃在寄情抒怀时显得更为投入，尽情地发泄了怀才不遇的人生悲慨，表达了 济世的渴望和志节自守的坚贞。失落、追求、怨恨、勉励，种种矛盾复杂的 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本篇超越了应景酬世的目的，而成为表现主体情性的真 正文学作品。
　　前几年黄任轲先生亦撰文阐述此旨，惜未引起人们注意，近又见不少误 解此序者，特再写短文补证黄说，并为其鼓噪助阵。
　　
23.《辨奸论》真伪之争


　　《辨奸论》的作者为苏洵，自宋迄明，原无异议。到了清初，李绂作《书 辨奸论后》，始认为此篇乃邵伯温伪作；其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又 予补证。经过这两位王安石江西同乡的努力，伪作说几成定谳。近年来又有 学者提出疑问。其中章培恒教授的《〈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见《献疑 集》）一文，力证非伪；最近邓广铭教授又有《〈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 与再判》（载《国学研究》第三卷）与章氏商榷，确认此篇著作权“非邵伯 温莫属”。两文均是各为 5 万、2 万以上的长文，广征博引，论述酣畅，为 近年少见之考据力作。
　　考据之学，一重材料，二重对材料的准确解释，而归根结底，基础仍在 材料。我这里提供两条他们未及论述的材料，并主要向邓老求教。
　　一是宋刻孤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此书目录载八卷，残存 四卷，原为清瞿镛“铁琴铜剑楼”旧藏，今存北京图书馆。据《铁琴铜剑楼 藏宋元本书目》考证，此书“殷、徵、匡字缺笔，而桓字不改作威，亦不缺 笔，疑是北宋麻沙本也”。经复核，书中《管仲论》《春秋论》中多处“桓” 字均不讳，瞿氏的考证似可信从，应定为北宋末年宋钦宗赵桓以前的刊本。 而此书第三卷却收有《辨奸论》全文。李绂之所以提出此篇乃“邵氏（伯 温）赝作”而“非老泉作”，其主要论据即是苏洵文集“原本不可见”，“其 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1132）”。李绂所 说的“绍兴二年”，据《闻见录》的《自序》及其子邵博《序》，实为邵氏 开始写作之时，成书还在其后。今知麻沙本苏洵集刊于宋钦宗以前，则《辨 奸论》早在 1126 年以前已流行于世，远比《闻见录》为早。这与章先生论及
《泊宅编》（成书于 1125 年）已有《辨奸论》的记事，在时间上倒是相衔一
致的。邓先生说，在《闻见录》全书未印之前，“并不排除有某些条目先已 采用了传抄或刻印的办法而流行于世。”意指邵氏伪造《辨奸论》后，先单 篇流传，此说惜无证据；退一步说，麻沙本也绝无可能采用设想中的单篇邵 氏伪作，因为两本的文字出入颇多，显系不同来源。有此麻沙本的存在，邵 伯温“伪作说”很难成立了。
二是另一宋刻孤本《东坡集》。此书四十卷，现存三个残本，分藏于北
图及日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三本卷次互有存佚，合而为一方成完帙。 此书避讳至“慎”字，当为宋孝宗时所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称，苏轼集在南宋时有杭本、蜀本，又有苏峤（苏轼曾孙）所刻建安本等。 从刻工姓名及其所在地区来考察，内阁本实属杭本范围，而宫内本和北图本 乃同一版本，或说江西地区官版，或说建安刻本，尚无定论。但从编次体例 和版刻款式来看，与杭本均属同一版本系统。陈振孙说，“盖杭本当坡公无 恙时已行于世矣”，而胡仔更论定这部《东坡集》是苏轼亲自编定的。他在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中云：“世传《前集》（即《东坡集》）乃 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如《御史府》诸诗，不 欲传之于世，《老人行》《题申王画马图》非其所作，故皆无之。”今验此 本，均确如此。而此书卷二十九即收有《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一文。我 们知道，《辨奸论》先被全文收入张方平所撰《文安先生墓表》之中，苏轼 遂作此《谢书》对张方平表示谢意。李级等为证成《辨奸论》是伪作，势必 要连带证明上述两文也是邵氏一并“赝作”，否则伪作说不攻自破。今知苏

轼《谢书》收入宋刊《东坡集》，而《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者”，“最 为善本”（胡仔语），至今无人能指出其中有任何一篇伪作羼入。此本的权 威版本地位表明：若无确证，就不能断定苏轼此篇《谢书》为伪。此文不伪，
《辨奸论》当亦不伪，否则何用谢人？

24.“老泉”非苏洵之号补证


　　幼读《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知“老泉” 乃苏洵之号，先入为主，深信不疑；后章太炎增修《三字经》改为“苏明允， 二十七”，亦未探改笔底细。及长，阅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说：“苏子 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 老翁泉，故云。”叶梦得离苏轼时代不远，且与苏轼幼子苏过交往颇密，其 言之凿凿，似可信从。
　　其后辨误之文层出不穷。其证据大略有二：一是发现苏轼书画中自钤“老 泉山人”、“老泉居士”之印章。如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 “老泉为子瞻号”条在引述《石林燕语》后云：“尝闻有东坡居士、老泉山 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则 老泉又是子瞻号矣，然岂有子犯父号之理？”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 二“老泉”条、张燧《千百年眼》卷十“老泉是子瞻号”条所述与郎瑛大致 相同，但改作“坡尝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见于卷册间，其所 画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后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八、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等，均把此段引作《石林燕语》语，殆误。明人黄 灿、黄炜《重编嘉祐集纪事》谓亲见苏轼《阳羡帖》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 之图记。戚牧《牧牛庵笔记》亦谓“原版《晚香堂帖》尾有‘东坡、老泉’ 之印，钤苏轼名下，此其明证”。此外，今存清人师亮采所刻拓《秦邮帖》 卷一，收苏轼所书《挑耳图题后》正用“东坡居士、老泉山人”之印。这是 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二是从苏轼诗中用“老泉”语来作反证。如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二
“老泉非苏洵号”条云：“东坡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云：‘宝公骨冷唤不闻， 却有老泉来唤人。’（按见《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 谢》一诗，作于元祐八年）果老苏号老泉，敢作尔语乎？惜不令焦文端（焦 竑）闻之也。”宋时避讳甚严，苏轼因祖父名苏序，凡作诗文集序时均改称 “叙”，未敢稍违，阮葵生问得有理。
我在 1984 年秋参观大阪市立美术馆时，曾观赏该馆所珍藏之苏轼所书
《李白仙诗卷》墨迹。该件后有金人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衎、蔡珪五 人的题跋。其中高衎（金世宗时吏部尚书）于正隆己卯（四年，即宋高宗绍 兴二十九年，1159）的跋文云：“太白清奇出尘之诗，老泉飘逸绝伦之字”， 这说明早在南宋初年，金国士人已称苏轼为“老泉”了。当时，“程学行于 南，苏学行于北”，金人对苏轼是颇为熟稔和景仰的。此例可为“苏轼号老 泉”助证。
　　但是，从南宋以还，人们又常以老泉称苏洵（有人认为北宋曾公亮有《老 泉先生挽词》、蒲孟宗有《祭苏老泉先生文》，实有出入）。如宋光宗时郎 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称苏轼为“老泉仲子也”，《三字经》的作者王应 麟、《文献通考》的撰者马端临，学识淹博，亦是如此。今存南宋刻本《东 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绍熙四年刊，1193）、《老泉文集》十一卷
（见《三苏先生文粹》所收，南宋婺州王宅桂堂刊本），与题名《嘉祐集》 者同时并行。
　　把“老泉”加之于苏洵，亦非空穴来风，恐事出有因。一种推测是由于 梅尧臣作“老泉诗”故。如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卷下“苏老泉”条云：
　　
“老泉者，眉山苏氏茔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号，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 之山，归骨其旁。’而今人多指为其父明允之称，盖误于梅都官有《老泉诗》 故也。”按，梅尧臣于嘉祐三年（1058）有《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只是 记述苏洵家乡有关“老翁泉”的传说：“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苏 洵）居其间，饮水乐未央”，与误以老泉号苏洵者，实无必然关系。
　　我想作另一种推测。宋神宗熙宁末年，朝廷郊祀，广施封赠，苏洵被追 赠为“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苏轼于元丰元年“谨遣人赍告黄二轴”， “择日焚纳”祭奠乃父。这篇祭文题名为《祭老泉焚黄文》。此处“老泉” 原指先茔墓地，与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老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 旁，自昔有言”之“老泉”，其义相类，但也可能被误解为指称苏洵了。


　　[附记] 此文作于 1984 年冬，曾发表问世。近年（1993）上海古籍出 版社出版《嘉祐集笺注》，于书末设有“苏老泉非苏洵号”专题，备列有关 资料，颇称周全。惟未收拙文所引用之《订讹类编续补》、《茶馀客话》等 条，不知何故？而其所列《随园诗话》条实抄自《订讹类编续补》，文字全 同。袁枚比杭世骏年幼 20 岁，其书初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而杭书成 于十一年（1746），袁书晚出 40 多年。又，《嘉祐集笺注》所列《蛾术编》 条亦大致沿袭《茶馀客话》，《蛾术编》为王鸣盛晚年所作，其书初刊于道 光二十三年（1843），而《茶馀客话》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其
12 卷本初刊于五十八年（1793），比《蛾术编》问世早整整半个世纪。

25.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略与本世纪同龄，至今整整 100 年了。我国 传统学术中固然也有不少关于文学发展的“史”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一种著 作体裁的“文学史”观念，则是从国外传入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 国人自己所编，一般认为是英人赫伯特·贾尔斯（Giles Herbert，1845～
1935）。此人曾任宁波英国领事馆领事，在华 20 多年；返英后任教于剑桥大 学。他在 1901 年于伦敦出版 《中国文学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全书八章，从公元前 6 世纪叙起，直至 1900 年，共 448 页。 此书嗣后在纽约、东京、台北一再重版。朱东润先生 30 年代发表的《司空图 诗论综述》中，已引用他论《廿四诗品》渊源于道家思想的观点，大概是此 书最早为中国学者称引的记录。但此书还算不上“第一部”。有资料表明， 俄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那是 1880 年出版的，虽仅只 163 页，但实有首创之功。另一部 1902 年出版于莱比锡的德人葛鲁贝（Grube） 的《中国文学史》，467 页，也是应予提及的早期著作。
　　国外汉学最发达的国家当推日本，自然不会让西欧人独着先鞭。他们早 在贾尔斯以前出版过不少文学史著作，如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 年， 东京，经济杂志社，734 页）、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1898 年，东京， 博文馆，316 页）、中根淑《支那文学史要》（1900 年，东京，金港堂）， 这几部都是 1901 年以前问世的。至于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东京，人 文社，438 页）出版于 1903 年，晚于贾尔斯之书二年，也勉强可看作同时成 书的。
中国人自己开始编写文学史，倒是直接受到日本的大学体制改革和同行
著作的启发。本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学习日本的大学课程建制，开始讲授文 学史一课。主其席者为福建闽县人林传甲（1877～1921）。他从 1904 年 5 月起，经四个月的时间，编出《中国文学史》讲义 16 篇，即于同年印行（署 名林归云）。1910 年 4 月起在《广益丛报》连载，同年 6 月由武林谋新室出 版，共 210 页。他在卷首题记中自称：“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 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但“斯编”与笹川氏之作尚有很大差异。笹川 氏之作，主要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来展开叙述，体现了“史”的观念； 而林氏之编，从文字、音韵讲起，又偏重于文体之辨，在吸纳新观念中，表 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模式和特点。
与林著差不多同时着手编写、而问世时间稍后的《中国文学史》，则为
黄人（1866～1913，号摩西、摹庵）所撰。他在 1904 年东吴大学任教时，开 始撰写此书；后成书 29 册（另有增补本 1 册），由国学扶轮社出版。复旦大 学藏有此书，但无出版年月，据萧蜕《摩西遗稿序》说，此书约于 1909 年以 后完成，则印行更在其后（故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 文学史大纲》均推林传甲书为最早文学史）。此书长达 2000 多页，篇幅远比 林书为巨，但作品的选录几占全书十分之六、七。
　　国人自撰文学史的发轫期，以北林南黄两种为例，难免存在草创阶段的 幼稚粗率，但比较而言，黄著已具有可贵的“史”的自觉观念，从单纯的文 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转化，注目于文学的“源流、种类、正变、沿革”。 两书的共同特点尤堪玩味。一是科研与大学的教学改革、课程更替紧密联系， 此点似一直沿承至今。二是新知与旧学的结合。我国学者在吸取外来文学观
　　
念时，总是习惯性地以我国传统学术为背景来加以改造与消融。冯友兰先生 说过，他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时的主要方法，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绪论》）。 林传甲这样做了而没有明说，黄人就直说我国传统“学问”中的文学家列传
（如《文苑传》）、目录（如《艺文志》）、选本（如以时、地、流派合选 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等）是他取材的来源。这种 外国新观念和本国旧“学问”相接轨或嫁接的编写方法，既对写出有民族特 色的《中国文学史》是一种重要的保证，也容易在更新研究观念、扩大研究 视野上产生束缚和局限。以后的文学史编写工作正是在不断解决这个难点的 过程中得到提高的。

26.《历代词人考略》今存何方？


　　龙榆生先生《唐宋名家词选》原是大学教材，因而在普及性以外又颇具 学术性，援据丰赡，尤重原始资料。其中引及《历代词人考略》一书者达 17 条之多，以其见解的精警久为词学爱好者所瞩目。但对此书的作者、作年、 卷数、内容乃至存佚情况，至今仍疑异莫明，引起人们求索的兴趣。
　　从龙先生所引该书 17 条来看，此书作者大都注明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 况周颐，但有一处（第 30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却作“刘承幹《历 代词人考略》卷五”，则作者有况、刘二说。所引卷数则从卷二、卷四到卷 十八不等，最大的卷数是卷十八，也不知全书凡几？内容大致有两类：一是 词人生平的记述，大都并无新见；二是词人词作的笺订和评论，则颇多鞭辟 入里、体悟有得之言，学者间关心此书者即在于此。如论韦庄“尤能运密入 疏，寓浓于淡，花间群贤，殆少其匹”，与王国维“骨秀”之评可以相互阐 发，抓准了韦庄词的特点；又论冯延巳“《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晏殊） 所宗，愈瑰丽，愈醇朴”，也与王国维评冯词“开北宋一代风气”相呼应； 论贺铸更以“厚”字称许：“《东山词》亦极厚”，“填词以厚为要旨”， “厚之一字，关系性情。‘解道江南断肠句’，方回（贺铸之字）之深于情 也”，则常为研究者所引用。这都表明该书作者的独具只眼，确非凡手。
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赵尊岳辑《明词汇刊》，其附录的赵氏两文，
对《历代词人考略》的情况透露了一些重要消息。赵氏曾师从况周颐学词， 他在《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中（原刊《大公报》1936 年 8 月 13 日），叙 述汇刊明词的缘起说：“癸亥间，蕙风先生（况周颐之号）所辑《历代词人 考鉴》已至元季，将欲赓续，亦苦于明词之不多，则督余搜箧以应之。”原 来此书一名《历代词人考鉴》，实乃况周颐所撰，在癸亥年（1923）已编写 到元代，因缺乏明词资料而暂告中辍。既是况氏所撰，因何又有“刘承幹所 作”一说呢？赵尊岳在另一篇《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中（原载《词学季刊》 第三卷第四号）中又说：“蕙师又应吴兴刘氏之请，为撰《历代词人考鉴》， 上溯隋唐，至于金元，凡数百家。甄采笺订，掇拾旧闻，论断风令，已逾百 卷。亦付尊岳，盥手读之。”况周颐撰写此书，乃是应吴兴著名藏书家、嘉 业堂主人刘承幹之“请”；此一“请”字，即刘氏出资、况氏为之撰作之谓
也。
　　王国维在 1917 年 8 月 27 日致罗振玉一信中，也提及此事。他说到“近 来哈园又因做寿大热闹七夕”，座中即有况周颐，并云：“夔笙在沪颇不理 于人口，然其人尚有志节，议论亦平。??近为翰怡（刘承幹之号）编《历 代词人征略》，仅可自了耳。”（见《学林漫录》八集陈鸿祥文所引）夔笙 即况氏之字，他在辛亥革命后，流寓上海，卖文为生。时英籍犹太人哈同在 哈同花园内（旧址即今上海展览馆）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及其他学术刊物，罗 致名士，王国维应聘任事，况周颐亦经常出入该园，有词作《霜花腴》《紫 萸花慢》等记其事。时刘承幹亦寓居沪上，况氏曾帮助刘刻印《嘉业堂丛书》、
《吴兴丛书》等，代撰《考略》亦属情理中事，均为料理生计耳。 综上所述，可知《历代词人考略》（一名《考鉴》、《征略》），乃况
周颐为刘承干所作，至少在 1917 年以前已动手，到 1923 年已撰成一百余卷， 内容涉及从隋唐到金元的数百家词人。
这部出自词学名家之手的百余卷大书，其“甄采笺订，掇拾旧闻，论断

风令”的丰富内容，对研究我国词学和况氏的词学思想，都具有重大的学术 价值。据我所知，不少词学同好均在寻访此书下落。我自己曾函今已去世的 唐圭璋先生请教（他所编《全宋词》将此书列为“引用书目”），他指示我 去北京图书馆一访，经查仍无踪影。
　　近闻浙江图书馆藏有词话钞本一种共七册，题为况周颐《宋人词话》， 莫非就是《历代词人考略》？但经研究，该书内容仅限于对宋代两浙词人的 评述（作者假托某一湖州人氏口吻，可能又是况周颐替刘承幹捉刀之作）。 寻访《考略》的这一线索也告中断了。茫茫天壤之间，不知此书尚存否？
　　
27.欣托燕翼递学讯


　　承蒙《新民晚报·夜光杯》编者的雅意，慨允设立专栏刊登我的一些半 学术性笔记。当初我颇为犹豫：《新民晚报》面向广大读者群，素有“飞入 寻常百姓家”的“燕子”美誉，我的这些笔意滞重的短文会有多少人阅读？ 出乎意料，竟在一定读者圈内引起相当的反响，鼓励者有之，商榷者有之， 更有不少朋友提供重要的学术信息，释疑解惑，受益良多。我要说，读者需 要本刊，本刊也适应了作者的需要。
　　5 月 3 日刊出《〈历代词人考略〉今存何方？》一文，我在结尾处问道： “茫茫天壤之间，不知此书尚存否？”意在借晚报一角作寻书启事，因为此 书的当事人况周颐、刘承幹当年均在上海。现已有可喜的回应：南京图书馆 藏有此书残本，这是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提供的重要信息。承他面告， 该书署名刘承幹，存 37 卷，据书前目录知为残本，但龙榆生先生《唐宋名家 词选》引及此书的十七条文字，均在此残本之中。词学爱好者获知此事后， 想必和我一样高兴。另外，我近日翻阅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内 记他 1934 年 11 月 30 日访苏州，吴梅邀宴于松鹤楼，席间听吴氏谈“蕙风（况 周颐）遗事”，谓“蕙风晚年，尝倩疆村（朱孝臧）介于刘翰怡（刘承幹） 编《词人征略》（按，即《历代词人考略》），恐其懒于属笔，乃仿商务书 馆例，以千字五元计酬金。所抄泛滥，遂极详。瞿安（吴梅）谓可名《词人 征详》，蕙风贫不得已也。”况周颐的“卖文为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 的换取稿酬，连署名权、著作权一并卖掉了。
2 月 2 日刊出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一文中，我提出国内第一部
《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当推林传甲，这也是有的学者的看法。最近，苏州大 学王永健教授惠寄他早在 1995 年 6 月发表在台湾《书目季刊》（29 卷 1 期） 的大作《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黄摩西所著中国首部〈中国文学史〉》， 对黄人（号摩西）该书作了详尽精到的评述，尤其是披露了一些稀见的资料， 有助于对黄氏著书过程的具体了解。但对黄氏此书是否为“首部”，我仍有 怀疑。
永健先生大作揭载了徐允修《东吴六志·志琐言》中的一段记事，文稍
长却极重要：


光绪三十年，西历一九○四年，孙校长（东吴大学外籍校长孙乐文）以本校仪式上 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 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者。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承编辑 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安两先生分任其事。一面将国学择要编著；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 随编随课，故编辑之外，又招写手四、五人，逐日写印。如是者三年，约计所费已达银元 五、六千，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孙校长 以此事着手业经三年，理应择要付印。因由黄先生将《文学史》整理一过。??书虽出版， 不合校课之用。正欲修重印，先生遽归道山，遂致延阁多年。今春（1926）有王均卿先生
（王文濡）愿负修改之责，完成合式之本，付诸铅印，不日即可出版矣。

交代著书原委甚详。另据萧蜕《摩西遗稿序》（《南社丛刻》第一集，又见
《南社丛选》文选卷七），他于 1909 年访问黄人，黄“出《中国文学史》相 示，牛腰钜挺，未曾脱稿”。据此，对黄氏著书全过程条列于次：①1904 年

起，着手著述，“逐日写印”；②过了三年，即 1907 年，拟付印，黄氏需“整 理一过”；③1909 年，萧蜕访黄，书“未曾脱稿”（钱仲联先生有“摩西性 极懒”之记述）；④某时（约 1911 年后，详下），“书虽出版”，但不合教 学之用（引录示范作品过于“繁泛”）；⑤1926 年，王文濡拟修改重印。这 就是说，黄氏自 1904 年开始撰著，“逐日写印”，当年已陆续印出油印本讲 义；至 1907 年，初稿已基本完成（今苏州大学图书馆尚存此种讲义本一册， 弥足珍贵），但是否已形成正式著作稿，尚不一定，还待黄氏“整理一过”。 因而所谓“书虽出版，不合校课之用”者，此“出版”之书，即是今日所见 国学扶轮社印行之书（国学扶轮社创于 1911 年，此书当在其后出版），因而 下接“正欲修重印，先生遽归道山（1913）”，时间上颇为衔接，“正欲” 才有下落。永健先生认为 1907 年已有初稿本出版，似尚待进一步查证。（徐 文仅云：“理应择要付印。”）
　　再看林传甲著书情况。据复旦大学所藏林氏《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 文学史》，前有江绍铨（即江亢虎）序，谓“甲辰夏五月”林氏任职京师大 学堂，即奋笔著书，“日率千数百字”，四个月后成《中国文学史》16 篇， 业已“杀青”。甲辰，即 1904 年。此本林氏自署“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 月朔，侯官林传甲记”，已成正式著作形式。1906 年再次印行。至 1910 年 6 月出版“武林谋新室”排行本。此书内容沿承“国学”传统过重，“每篇自 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林氏 自述）在文学观念和框架结构上，黄著确比林著为优；但若论“第一部”， 则无论是讲义本（林著 1904，黄著 1907）或排印行（林著 1910，黄著 1911 以后），均应推林著。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自己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永健先生今执教于苏州大
学，“北林南黄”的“第一部”之争，恰成替各自母校争光之局面，实非初 衷，仅供一噱。我真诚地感谢王先生，更感谢晚报，只是让其担当传递学术 信息的“燕子”，翅膀过于负重了。

28.关于《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的通信

村上哲见教授砚席：①
　　顷阅大作《日本传存〈漱玉词〉二种》（载《词学》第九辑），介绍贵 国庋藏之《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和《漱玉词汇钞》劳权手校本，于 版本源流、性质，梳理明晰，考辨缜密，深为感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绍介 贵国所存词籍善本于中土，“以资于日中学术交流”，诚为有功学林之良举。 前承以此两种复印件相赠，亦时时摩挲研读。
　　惟《汲古阁未刻词》彭元瑞知圣道斋钞本，敝国仍有遗存，非如王仲闻、 王璠两先生所言“今不知何在”。李一氓先生即收藏此一丛钞，虽为烬余之 物，然犹存 16 册，计三十一家（比贵国大仓文化财团藏本二十二家，总数上 多出九家）。
　　1986 年 12 月，华东师范大学等主办全国第二次词学讨论会期间，北京 友人受李一氓先生之托，携此书首册来沪，邀请同好题识，仆亦承命，因得 有幸寓目，并抄录书中诸家题跋。此本题“知圣道斋烬馀词。戊辰（1928） 春万松兰亭斋邵氏藏”。邵氏，即邵章（1871～1953），字伯褧、伯絅，号 倬盦，浙江仁和人。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著有《云淙琴趣》四卷。其祖父 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有《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章为之整理 并作续录印行于世，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书中有其亲笔题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