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原本曾售之镇海李氏，越十载复出于厂市。丁卯（1927）夏间被火，书估收其余 重装。家次公为作合，藏入万松兰亭斋。兹记其目如左??
戊辰春日仁和伯褧邵章


　　邵章定此本为《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并谓从黄丕烈（荛圃） 家所出。文中所言之“家次公”即邵瑞彭（1888～1937），字次公，浙江淳 安人。民国初，曾为众议院议员，以反曹锟贿选著名。此书经他中介由邵章
于 1928 年（戊辰）购藏。所录三十一家，凡五代一家、北宋五家、南宋十四
家、金二家、元九家。北宋五家中，亦有《漱玉词》，是知彭元瑞当时得到
《汲古阁未刻词》原钞本时，曾复钞多份，氓老藏本与贵国藏本当为同一底 本之不同钞本。今氓老已归道山，惜不能两本对勘，再加探究。
此书已有齐燕铭、顾廷龙等前辈学者题记，均鉴定为知圣道斋钞本。今
录齐先生之文如下：


《知圣道斋读书跋·宋未刻词》条云：“于谦牧堂得宋元人词二十二帙，题曰《汲 古阁未刻词》。行款、字数，与已刻六十家词同。”按，谦牧堂乃清宗室揆叙斋名，邵题 谓从黄荛圃所庋毛钞本录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书跋》又云：“余旧藏李西涯辑《南 词》一部，又宋元人小词一部，合此三书，于六十家外又可得六十二种。”邵氏据灵鹣阁、 朱彊村、双照楼、四印斋、涉园所刻，统计得五十二家，较之彭元瑞所得者仅缺十家。氓 老好词敏求，烬余之外，搜其全帙，殆可预卜也。
一九七八年八月，燕铭




① 村上哲见教授，日本著名词学家，曾任教于东北大学、奈良女子大学等。

　　昔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后，续有所辑，其子毛扆（斧季）因“叹床 头金尽，不能继志”，意欲续刻而未成；彭元瑞“于六十家外又可得六十二 种”，亦有“安得好事者续镌为后集”之企望；今齐先生“预卜”氓老必能 “搜其全帙”，而氓老遽尔谢世。几代学人之夙愿，未知有否践偿之日，良 可惋叹。
　　然则《汲古阁未刻词》钞本原共几家，确如尊说，颇难考定。毛扆《汲 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有云：“宋词一百家。未曾装订。已刻者六十家，未刻 者四十家，俱系秘本。细目未及写出，容后续寄。精抄。一百两。”又“元 词二十家。精钞。尚未装订。十两。”据此，则《未刻词》钞本当在六十家 左右（宋四十家，元二十家）。江标《宋元名家词序》云：他于况周颐处借 钞知圣道斋本二十二家，余三十七家因况氏“迟不与借”而未钞，是况氏藏 本共五十九家，与毛扆《书目》所言六十家相近，或即为全帙欤？今检日本 大仓本、氓老本两本细目，日本本中有十三家为氓老本（存三十一家）所无， 两本去其重复，尚得四十四家，洵足珍贵。



专此奉闻，并颂
著祺




　王水照拜启 一九九三年二月
　


［附记］ 此信草就后，偶读吴世昌先生《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
中有《〈知圣道斋烬馀词〉跋》一文（原载香港《大公报》1979 年 11 月 7 日《艺林》副刊），亦题识氓老此本者。吴先生云：氓老本三十一家中，首 卷《阳春集》“眉端旧有彭氏校勘异文”，如吴先生所云确实，则是此本经 由彭元瑞之手的佐证。
今接村上教授覆函（详后），对氓老此本性质提出质疑，读后颇有启发。
周叔弢先生在氓老本跋语中，对氓老本与知圣道斋之一般钞本，在格式，用 纸上的“微异”，有过一种解释。其语云：“彭氏钞本书余所见者，皆用黑 格纸，版心较此书（指氓老本）约高寸许，版心下方有“知圣道斋钞校书籍” 楷书八字，阳面四字，阴面四字，与此钞本用蓝格纸、无版心八字者微异。 或书有多寡，时有先后，因之用纸不能尽同，聊记于此，盖亦不贤者识小之 意也。一九八三年四月周叔弢记，时年九十三。”周先生之说明，亦供参考。 邵章题识云：“知圣道烬馀词卅一家，乃从黄荛圃所庋毛钞本录出者， 均汲古刻词所未有”。诚如齐燕铭先生所云：“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然已 不能起邵氏于地下，冰释疑点。但黄丕烈跋元大德本《稼轩长短句》时云： “余素不解词而所藏宋元诸名家词独富。如《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所载 原稿，皆在焉，然皆精钞旧钞而无宋元椠本”（见《四印斋所刻词》引）是 毛扆书目中一百二十家宋元词之精钞旧钞本，均曾经其庋藏。今陶湘刻印行 世之《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每种皆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和“黄 丕烈印”“荛圃”“平江黄氏图书”等印章，亦是黄氏确曾庋藏毛钞本之证。
邵章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其语当亦有据，容再续考。

附：


　　　　　　　　　　　　　　　　　　　　　　村上哲见教授来函


王水照教授著席： 近辱承手谕，对于小文《日本传存〈漱玉词〉二种》多赐示教，感愧良深，尤其贵
国亦有《汲古阁未刻词》犹存一事，颇足启弟蒙，衷心鸣谢。兹冒昧又志两三件事，更请 赐教。
尊翰云：“氓老藏本与贵国藏本当为同一底本之不同钞本”，但弟窃谓或其不然。 何则？彭文勤（元瑞）卷首识语云：“得宋元人词二十二帙”。此“二十二帙”，应作“二 十二部”解，以其后录二十二家之目可为证。并且卷末识语亦云：“五代一家，宋十五家， 元六家，见前（当指卷首识语尾录二十二家）”，俱与大仓藏本无不符合。闻“氓老藏本” 有三十一家，其内容也与大仓本互有出入，定非出自同一底本者。弟窃疑邵氏得三十一家
《未刻词》时，或以《知圣道斋读书跋》中有《未刻词跋》，遽以彼本为此本欤？ 江建霞（标）云，从况夔笙（周颐）转钞彭氏本《未刻词》时，犹有三十七家未及
钞。弟窃谓此三十七家未必是汲古阁本。建霞先云汲古未刊本共有二十二家，后云“彭钞 旧附一子目，尚录三十七家”，似是有别。或乃汲古未刻词二十二家以外，犹有别本三十 七家也。
总之，弟谓彭氏所得《汲古阁未刻词》原来只有二十二家。彭氏所转钞当然相同， 乃是现大仓藏本。而《汲古阁未刻词》固不止于此。三十一家本应自有其来源。《燕铭题 记》云：“邵题谓从黄荛圃所庋毛钞本录出”，或乃有此事。但目前未得一见氓老藏本， 兹聊述臆见，敬请教正。
专此奉覆，顺颂
文祺
村上哲见顿首 一九九三年五月

29.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泷冈阡表》是宋代杰出散文家欧阳修的名作之一。这篇墓碑碑文通过 对他亡父欧阳观事迹的记叙，抒写作者的哀悼之情和褒扬先人之意。它是在 初稿《先君墓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先君墓表》也收在他的文集中。 将两文进行对照比较，修改的地方很多，处处表现出欧阳修在用字遣句、布 局谋篇及突出题旨等方面的艺术匠心。现仅举两项略加辨析。这两项都跟形 成他的纡徐婉转、唱叹有情的独特艺术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善用虚词。林纾《春觉斋论文·用字四法》中说：“留心古文者， 断不能将虚字略过。须知有用一语助之辞，足使全神灵活者，消息极微，读 者偶反可也。”《泷冈阡表》的改定，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例一：《先君墓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
《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例二：《先君墓表》其心诚厚于仁者也。
《泷冈阡表》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
　　这两例都是添加语气词。第一例讲欧阳观当地方官时，处理“死狱”极 其审慎、谨严，他对要判处死刑的案件总是从另一角度去考虑能否减刑；经 过这番考虑仍然不能减刑，才算对死者和审判者都没有遗恨。初稿只是一般 叙述句，加一“也”字，就更准确地传达出欧阳观说话时的肯定语气。第二 例讲作者母亲郑氏对此事的评论。初稿只是一般判断句，定稿前加“呜呼”， 后改“也”为“耶”，一变而为感叹句式：“啊，他的心是重在仁爱的啊！” 加重了赞颂的感情色彩，与全文强烈的抒情气氛相谐调。
例三：《先君墓表》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也．！
《泷冈阡表》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
例四：《先君墓表》??而其．为如此，是其．发于中者也．。
《泷冈阡表》??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
　　这两例显示出选用语气词的精当。第三例初稿用了两个“也”字，定稿 把后一“也”字改为“尔”，不仅避免了用字犯重，更重要的是表达出欧阳 观在经过再三考虑而仍不能免判死刑时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口吻。第四 例讲母亲赞叹欧阳观的所作所为（指养亲以“孝”，待人以“仁”），是真 正从内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初稿用字重复（两个“其”字），语句平谈， 定稿以咏叹句式出之，饶有一唱三叹的情韵。
例五：《先君墓表》以其尝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
《泷冈阡表》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恨也。
例六：《先君墓表》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叹曰??
《泷冈阡表》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
　　这两例是添加连词和介词。第五例记叙欧阳观的感触：原判死刑的人经 过一番“求生”的考虑后，有能免死而活下来的，那么，明知有这种可能而 不替他寻求，被处死的人是有遗恨的了。第六例讲欧阳观回顾奶娘抱着稚子 欧阳修在旁，因而引发出一段议论。这两例各加连词“则”和介词“因”， 分别表示出上下句之间的顺承关系或因果关系。在这里，虚词的有无，在文
　　
气转接之间确有畅达和板滞的区别。 清人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说：“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
平畅。永叔（欧阳修）情致纡徐，故虚字多”，颇有见地。但多用和善用虚 词是构成欧阳修散文平易流畅风格的一个因素，蒋湘南所说略有因果倒置之 病。
二是善用复笔，即同一字、句、段的反复运用。《先君墓表》记母亲郑
氏对作者说：“吾于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泷冈阡表》
改为：“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这样一改，从母亲对儿子
的期待，变为从母亲口中转述父亲对他的期待。这一点实是《泷冈阡表》行 文脉理的关捩。改“恃”为“待”，既呼应开头“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并为结尾“又载我皇考崇公（欧阳观封崇国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 有待．于修（欧阳修）者，并揭于阡（立碑揭示在墓道上）”伏笔，三个“待” 字隐然贯穿全文，成为行文的中心线索。而这首尾都是新加的：开头一句是 解释欧阳观死后 60 年才立墓碑、写成本文的原因：不是有心拖延，而是有所 “待”；结尾处即历数欧阳修一家所受皇恩封赏，表示“待”果然有了着落， 没有成为空待，用以进一步赞美亡父的仁德。这虽是一般墓表的题中应有之 义，其观点不能为今人所认同，但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这类复笔，既能保 持文气浩瀚如行云流水，又能在节骨点上作呼应或小顿，使文气凝聚不散， 这在长篇散文中尤见功效。顺便说明，初稿和定稿的主要文字都是借母亲之 口述说亡父事迹，但定稿更突出父对子的“待”，其他几处的修改也服从于
这点。如记父亲说：“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在戌年将死去），使其言然， 吾不及见儿之立也。”这段话初稿原是：“岁行在戌，我将死，不及见儿之 立也。”初稿把话说得太实，又没提及这是根据算命人的推测，使人感到突 兀；定稿语意合情合理，态度委婉沉痛，更流露出对儿子期待的殷切。又如 在母亲述说父亲事迹以后，母亲总结式地说道：“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这两句也是初稿所没有的。加上这两句，一方面使母亲的长篇讲述有 个相应的收束，也与紧接的下文“修泣而志之（记住它），不敢忘”，绾合 密切，语气一贯；另一方面也为了把这长篇讲述归结为“汝父之志”，强调 这是父亲生前对他的教诲和期待。
三个“待”字的前后反复是为了突出题意，句和段的重复也是如此。在
上引“吾于汝父”那段话以后，定稿添加了一大段文字：“自吾为汝家妇， 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将有后也。”讲他母亲嫁到欧阳家，婆母已死，不及侍奉，但知道欧 阳观奉养其母至孝；欧阳修虽然年幼丧父，日后不一定有所成就，但欧阳观 行事如此，一定会有好后代的。母亲的这段话进一步表达“待”意，并引出 下面欧阳观每逢祭祀或有时进用酒食总是流泪怀念亡母的事迹，最后结束 道：“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这句话初稿仅仅说：“此 吾知汝父之能养也。”定稿有意与上文重复一遍（字句稍有不同，“然知” 变为“而以此知”，更符合结束语的口气）。遥相照应，造成回环往复的艺 术效果。
　　初稿和定稿都着重写欧阳观的两个事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从父亲 追怀祖母的几个片断，来表彰他的“孝”；又从尽力开脱“死狱”事，来表 彰他的“仁”。在叙述这两个事例后，初稿写道：“其心诚厚于仁者也。??
　　
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这里只 是说，一个人的或好或坏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但为仁为孝却决定于自己。 定稿改成：“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 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这就贴切、有力地收束前述两大事例，呼应上 文而又推进论点：养亲不必定要丰盛，重要的在于孝；施利虽不能普及到万 事万物，重要的是他的心重在仁爱。“要其心之厚于仁”一句，又是上文“其 心厚于仁者耶”的反复申说，表示对这个意思的特别强调。
　　这里的“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一句中的“呜呼”是新加的，我们 在讲善用虚词时已说过。其实，定稿加了三处“呜呼”：全文即以“呜呼” 两字开头，结尾又有“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这 也是一种以重复字句来求呼应并加强咏叹语调的写法。这类例子还有，如“然 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与“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的前呼后应：前一句 是新加的；后一句初稿作“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后也”，定稿将“得有后” 改为“必将有后”，以求与前面一句的用语完全一致。这都说明欧阳修是自 觉地运用“反复”这种修辞手段来加强文章的表现力的。
　　欧阳修以善于修改文章闻名于世。有个故事说，他晚年改定自己文章， “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他笑着回 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见沈作喆《寓简》卷八）这个笑话 包含着一条深刻的艺术经验：文章不厌千回改，名篇佳作离不开锤炼工夫！
　　
30.国色天香说花王
——牡丹诗话


　　牡丹，素有“百花王”之称，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吟咏它的 作品也浩如烟海。
　　不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牡丹的花魁地位是与生俱来的。据现存文学作 品来看，当芙蓉、菊花等名花早已出入先秦两汉六朝文人墨客的笔端时，当 牡丹的“同族”姐妹芍药也早在《诗经》中亮相、在晋宋已获专题吟咏而有
《芍药花颂》、《芍药花赋》等作品时，牡丹却踪影难觅。但是，“天生丽 质难自弃”，隋唐之际，牡丹花时来运转，社会上掀起一股崇尚牡丹的热潮。 整个唐代以及唐诗都与牡丹结下不解之缘。
　　李肇《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 以不耽玩为耻”，寥寥数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长安城内万人哄观、倾城而 出的赏牡丹场面。诗史互证，我们在刘禹锡诗中也能看到同样的描绘：



庭中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赏牡丹》



一派花团锦簇、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如在眼前。刘禹锡不但描绘了花会之
盛，也点及了牡丹备受推崇的某些原因。芍药虽妩媚但缺乏端庄品格，芙蓉 净洁却寡情少欲。作为“国色”的牡丹，不但艳丽端庄，而且富有人情味。 所谓人情味，就是牡丹的世俗色彩。在花品中，牡丹从来不像空谷幽兰、出 水芙蓉、霜天傲菊、雪里梅花那样标高孤洁、落落寡合，她开在百花盛放的 春季，不避花季的繁华；她开得热烈尽情，花苞硕大、颜色鲜艳、花香浓馥， 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富丽型花卉。富丽的形象，与当时那种崇尚丰满、健美的 审美观是相合拍的；富丽形象所散发出的世俗色彩，也是唐代审美意趣中的 基本特征。牡丹赢得社会上下广泛的经久不衰的赏爱，也尽在情理之中了。 唐人对牡丹的推崇，是牡丹从百花中脱颖而出的基础；牡丹“百花王” 地位的确立则不得不归功于唐代诗人的名章隽句了。爱赏牡丹的唐代诗人， 也咏写了大量的牡丹诗，心悦诚服地把牡丹请上了百花谱中的首位：“雅称 花中为首冠，年年长占断春光”（殷文圭《赵侍郎看红白牡丹因寄杨状头赞 图》）、“独立人间第一春”（传皮日休《牡丹》。按，此诗不见于《全唐 诗》皮日休卷和《皮子文薮》，而收入清《渊鉴类函》卷四○五等，是否皮 氏佚诗，待考）。李正封诗云：“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于是乎，“国
色天香”成了牡丹的专评。 唐人咏牡丹时，有一很突出的写法，就是把杨贵妃与牡丹花相提并论。
本来，牡丹既是百花王，杨贵妃为佳丽之冠，两者地位相同；同时，杨妃的 丰满和牡丹的富丽，又属同一审美类型，两者品位相类。因此两者相提并论， 理所当然。
　　把杨贵妃与牡丹联系而论的始作俑者恐怕要算是唐玄宗。据载，他看着 沉香亭畔的牡丹，赞叹沉香亭上的妃子为“解语花”。把世界上两种性质不 同的美丽事物（或人）联系起来，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开拓诗人的构思角
　　
度。果然，诗人们在咏贵妃、咏牡丹时，往往以花喻人、以人喻花、人花互 喻，而使诗章别具风采。
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即以花喻人，以牡丹衬写杨贵妃之美：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其一） 一枝红艳露凝香。（其二） 名花倾国两相欢。（其三）

名花佳姝，相得益彰。而罗隐则反用之。他的两首《牡丹》，以人喻花：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




——《牡丹花》



——《牡丹》



前一首运用了唐玄宗的典故，作者在以人喻花时，借助两者的不同来突
出两者的一致：无声无情的花和能言多情的人一样美丽动人。后一首把带雨 牡丹形容成凭栏贵妃，显系李白“一枝红艳露凝香”的翻用，而“太真无力” 一语传递出雨后牡丹的娇弱妩媚。前者构思之巧，后者形容之妙，都是人花 相喻的结果。
唐代诗人不但关注盛时之牡丹，也把目光投向衰败的牡丹。“如梦如仙
忽零落”（韩琮《牡丹》），“占断春光”、“独立人间”的牡丹也难逃凋 零之劫，此时诗人们那种“一年生意属流尘”（李商隐《牡丹为雨所败》） 的伤春惜花之情也会油然而起。白居易《惜牡丹花》这样写道：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落，夜惜衰红把火看。


手持火烛，夜看衰红，把作者怜花惜花之情，宛然托出。 降至赵宋，社会对牡丹的喜爱比起唐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洛阳牡
丹品种既多且佳，牡丹花会由唐代长安改在西京洛阳举行。欧阳修的《洛阳
牡丹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牡丹的长篇专文。文中记录了几十种名贵品 种，解释了花名的由来，介绍了栽培技术，还记载了洛阳赏花的风俗：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 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 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
——《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


由此可见洛阳花会并不逊于唐长安，而且更加平民化。洛阳人爱重牡丹，把 它径称为“花”，意思是天下真花只有牡丹，不必再冠上“牡丹”之名。赏 花活动已成为洛阳民俗。

　　牡丹花与洛阳人民的生活融成一片，前来洛阳的文人对此必定是印象深 刻。比如欧阳修，年轻时在洛阳做过官，离开洛阳后，念念不忘洛阳牡丹， 在其诗文中一再提及，并亲切地称为“洛阳花”。《送张屯田归洛歌》追忆 了他少年时在洛阳杜家一次醉伴牡丹的经历：“杜家花虽非绝品，犹可开颜 为之饮。少年意气易成欢，醉不还家伴花寝。”接着便引发出现时的感叹： “一来京国两伤春，憔悴穷愁九陌尘。红房紫■处处有，骑马欲寻无故人。” 洛阳花是他青春岁月的象征，凝聚着他韶华易逝不复、世事盛衰变幻的人生 体验。可以说，回忆洛阳赏花就是追念他生命中最为美好的人生阶段，因此， 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洛阳花”成为一种固定意象：代表了充满欢乐、青春、 活力、理想的洛中生活。这时，牡丹就成了洛阳的象征之物：“常忆洛阳风 景媚，??关心只为牡丹红”（欧阳修《玉楼春》）。
　　牡丹与洛阳，牢固地合而为一，这丰富和扩展了牡丹这一诗歌意象的内 涵。如以后洛阳人陈与义在历经靖康之难、流落江南时，以《牡丹》为题， 抒发其深沉的故国之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 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正是牡丹贯通了故乡洛阳昔日的繁华与今日异地 的孤寂，强烈的反差映射出感情巨大的起伏跌宕，使之成为一首有关洛阳牡 丹的名作。陈与义在前辈吟咏洛花的基础上开掘出新的意蕴。
但是，如此美好的牡丹也曾蒙上“恶谥”：“富贵花”。牡丹的形象属
于富丽堂皇型，本来与富贵的象征只一箭之遥，更兼北宋周敦颐《爱莲说》 的一锤定音：“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从此牡丹又获“富贵花”诨名。她 可以被人赏爱，却不入隐者高士、仁人君子法眼，难在花的品第上博得魁首 之位。后来潘韵写了一首《咏白牡丹》似为之翻案：“千红万紫斗芳春，羌 独生成洁白身。似厌繁华存太素，甘抛富贵作清贫。琼葩到底羞色艳，国色 原来不染尘。昨夜月明深似水，只疑瑶岛集仙真。”牡丹不是什么“富贵闲 人”，而是“世外仙姝”，有“太素”的资质、“不染尘”的品格，但翻案 本身也说明了“富贵”之评影响深远。
无论是“太真花”、“洛阳花”、“富贵花”，颠簸沉浮于评价中的牡
丹终究是“国色天香”的花王，它为万人所喜爱是不变的事实，洛阳至今年 年举行的五月牡丹花会，正是一个佳证。

31.说“止酒诗体”与“同字相犯”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的立春节，贬于海南岛儋耳（今海南儋县）的 苏轼，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词云：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 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 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 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我国词史中，这是对海 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 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他当时所作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 觉四黎之舍》诗中也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写溪风习习， 顿忘身处天涯。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 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此词表现的也是这种旷达的胸襟，对 我国旧时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作者高出常人的地方。
《减字木兰花》上、下片句式全同。此词上、下片首句，都从立春的习
俗发端。古时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即百姓）”
（《后汉书·礼仪志上》）。春牛即泥牛。春杖指耕夫持犁杖侍立；后亦有 “打春”之俗，由人扮“勾芒神”，鞭打土牛。春幡，即“青幡”，指旗帜。 春胜，一种剪纸，剪成图案或文字，又称剪胜、彩胜，也是表示迎春之意。 上、下片首句交代立春日习俗后，第二句都是写“春风”：一则曰：“无限 春风来海上。”作者《儋耳》诗也说：“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风从海上来，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而且境界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 二则曰：“一阵春风吹酒醒。”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 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两处写“春风”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 以后都出以景语：上片写桃花，下片写杨花，红白相衬，分外妖娆。写桃花 句，大意是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得如同血肉之色一般。丐，乞求。这里 把春神人格化，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写杨花句，是全词点 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 方回《瀛奎律髓》评云：“海南人日，燕已来巢，亦异事。”盖在中原，燕 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 并早春可见。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不 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么！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实在是全词 的主旨所在。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 用，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类字”（同一个字接连使用称“叠字”，如李清 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清人许昂霄《词 综偶评》云：“《玉台新咏》载梁元帝《春日》诗用二十三‘春’字，鲍泉 奉和用三十‘新’字，??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止酒》诗，当名之曰‘止 酒诗体’。”本来，诗人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 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 是，有的作者偏偏利用“同字”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音调更加动听，主
　　
旨得到强调和渲染。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仍有高下之别。陶渊明的《止酒》 诗：“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每句用“止” 字，共二十个，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毕竟是游戏之作，带有俳谐体诗 的味道。梁元帝《春日》诗（一作简文帝诗）说：“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 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 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讵能申？欲道春园 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 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春”字，再加上“日日”、“处处”、“不见”等 重用两次，字法稠叠，颇嫌堆垛。再如五代时欧阳炯《清平乐》：“春来阶 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 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这首词也写立春，为突出伤春之 情，一连用了十个“春”字，句句用“春”，有两句用了两个“春”字，也 稍有平板堆砌之感。
　　苏轼此词却不然。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 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错落有致； 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 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其实，苏轼在写作此词时，并非有意 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他只是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 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 此法的，南宋周紫芝的《蝶恋花》下片：“春去可堪人也去，枝上残红，不 忍抬头觑。假使留春春肯住，唤谁相伴春同处？”前后用四个“春”字，强 调“春去人也去”的孤寂。蔡伸的《踏莎行》下片：“百计留君，留君不住， 留君不住君须去。望君频向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共用五个“君”字， 突出留君之难。这都是佳例。
　　
　　　　　　　　　　　　　32.说“吞吐诗体”

谢翱诗《九日集葆山寺得载字》云：


贫居懒出门，未到辄复悔。偶寻秋夕英，顾见石璀璀。 手斲松根苓，下有坟千载。青山如葆羽，无人禁樵采。 狂歌呼曲生，悲往兴故在。未卜遇浮丘，犹堪居畏垒。


谢翱是宋末爱国志士，曾为文天祥部属，宋亡后仍秘密进行抗元活动。此诗 写宋亡后重阳节他与友人采菊饮酒、诗歌酬唱。在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中， 凝聚着作者对人生、现实的苦苦思索，集中地反映他盘结于怀的悲愤心情， 从中可以窥见他当时思想的另一个侧面。
　　此诗在写法上有个特点，即每联上下句之间都构成一个转折、对立或矛 盾的意象。第一联说，因贫居而懒于出门，但如不赴节日聚会则必后悔。这 是开篇，讲赴会不赴会的心理矛盾。第二联说，重阳例需采撷菊花，但山石 垒垒所采无多。这写重阳节“本地风光”，过节而并不顺遂如意。第三联说， 欲采松根之茯苓，以求延年益寿，但人生大限难逃，松树下布遍千年老坟， 即是证明。从采菊到采茯苓，从重阳节想到人生短暂，这本来是古代诗人常 有的感慨，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
（牛山，齐景公登牛山北望齐国，感叹说：“美哉国乎！使古而无死者，则
寡人将去此而何之？”）第四联说，葆山树木葱茏，犹如车盖，但无人禁伐， 难免好景不常。这里以葆山树木易尽比喻人寿有限，又从眼前景物取喻，也 是“本地风光”。第五联说，我狂歌痛饮（曲生，指酒），悲哀暂时离去， 幽兴却仍存在。意欲借酒去悲，毕竟难以排遣。结尾两句说，盼遇道士浮丘 公，但机缘难以预卜，那就安居家乡吧。浮丘公是有名道士，《列仙传》云： “王子乔者，??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畏垒，典出《庄子·庚桑楚》： “居三年，畏垒大壤（穰）”，后泛指乡居。前五联像五个一起一伏的感情 浪头，一气奔腾而下，直逼终篇；而结尾的感慨又用转折的语调来表达—— 表面上说安于乡居，骨子里对浮丘公的向往仍未泯灭，毋宁说更执著。这时 期谢翱的诗文中，常有此类对道家思想的追求，应是当时复杂险恶的政治现 实的曲折反映。
前人评谢翱诗风为“奇奥”、“奇气兀傲”，这种通篇用矛盾方式结撰，
层层推进的写法，极得起伏吞吐之致，有助于造成奇崛精策的艺术效果。这 种写法在其他诗中较少见，特为拈出，以备一格，并姑妄称之为“吞吐诗体。”

33.“杨花覆?”何堪疑
——读《杜甫研究》


　　杜甫《丽人行》结尾时有“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两句， 旧注大都解释为隐语，暗中讽刺杨国忠和虢国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萧涤非 先生的《杜甫研究》（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的注释里也采用了 这一说法。其中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是：“《广雅》：‘杨花入水化为萍。’
《尔雅翼》：‘萍之大者曰?。’是杨花、萍和?虽为三物，实出一体，故 以杨花覆?，影射兄妹苟且。”（见第 19 页）
　　读过《广雅》的人对这条引文发生怀疑是很自然的，因为《广雅》的句 式大都是简单的“甲，乙也”，很少其他的句型。我于是查对《广雅》原书， 始终没有发现上述引文。这个说法的出处究竟在哪里呢？苏轼有过“柳花著 水万浮萍，荔实周天两岁星”的诗句（《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三十七《再次 韵曾仲锡荔支》），并且自注云：“柳至易成，飞絮落水中，经宿即为浮萍； 荔支至难长，二十四五年乃实。”又陆佃《埤雅》卷十六《释草》“萍”下 云：“世说杨花入水化为浮萍。”在这两位宋人的文字中没有提供更早的出 处，我们也没有找到在他们以前的类似材料。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卷十
（上）中，从科学的观点对此说详加批驳，但与我们关系不大；然而他有这
样一段话：“俗谓杨花落水，经宿为萍，其说始于陆佃《埤雅》及苏轼《再 次韵曾仲锡荔支》诗。”如果王念孙的判断不错，那就说明杜甫时代还没有 流行“杨花化萍”的传说，我们现在也无法正面证实唐代曾经有过。马茂元 先生没有引用原文，仅仅说“古人认为水里的浮萍是杨花的化身”（《唐诗 选》〔上册〕第 293 页），也似未加深考。
《丽人行》的这两句诗究竟有无寓意，这里姑置不论；我想提出的是另
一个问题：注本的引文。几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如何进一步提高选本的质量，是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适当地引用 经过核实的原始材料，我以为是加强科学性的一个方面。萧先生在《写在〈下 卷〉之前》里说：“这些补充（按，指对旧注引文的补充），我大部分引用 了原书，未加翻译，这是因为我多转了一个念头：想借此让青年读者多一次 接触原始材料的机会。”这个用意是很好的。但引用材料，是件十分细致、 艰苦、踏实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不免发生错误。
一种是引文失实。引文应该忠于原著，经得起查对，这是最低的要求。
而引文时漏字、增字乃至随意增删句子，这在《杜甫研究》（下卷）中也没 有完全避免。如第 4 页注③引《齐民要术》、第 64 页注(63)引《新唐书·玄 宗纪》等，文字上或衍或失，与原文颇有出入；又如第 17 页注①、(11)引《通 鉴》、同页注⑩引《通典》、第 19 页注⑨引《旧唐书·杨贵妃传》、第 21 页注(13)引《三秦记》、第 63 页注(51)引《通鉴》、第 80 页注⑧引《汉书·李 陵传》等，其中有不少删改的地方；第 38 页注(29)引《明皇杂录》又增加了 “赐从臣浴”一句等。此外，引文注明卷数、篇名，便于读者查阅，也是应 该注意的。
　　另一种是引文不够完整，或简而不明。萧先生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 在所三首》之二“司隶章初睹”句，引《后汉书·光武纪》：“光武行司隶 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一如旧章。三辅吏士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
　　
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第 54 页注⑧）查《后汉书》卷 一（上）《光武纪纪》的原文是：“更．始．（按，更始帝刘玄）将．北．都．洛．阳．， 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 旧章。??（三．辅．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 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萧先生的引文因删节过多过碎，语意就不大明畅。 “光武行司隶校尉”是更始帝的任命，删了就有些不明不白了。
　　还有一种是引文不是第一手或最原始的材料。如第 81 页《垂老别》注④ 中关于周亚夫“介胄之士不拜”的故事，萧先生引《汉书·周亚夫传》（按： 周亚夫没有单独立传，《汉书》是附在《张（良）陈（平）王（陵）周（勃） 传》中，见《汉书》卷四十），实应引《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
第 39 页注(42)关于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的故事，照理应引《淮南子·天文训》 而不是比它后出的假托的《列子》。至于前已提到的《尔雅翼》（宋·罗愿 著）中关于?是萍的一种的说明，其实在《尔雅·释草》中早已有“萍，蓱， 其大者?”的记载，罗愿不过照抄罢了。而且引宋证唐也不合注释的通例。
　　《杜甫研究》是一部化了辛勤劳动的书，肖先生对杜诗诗义和意境方面 的阐述，尤有不少新见，读后很有启发；上面所举的例子，大都由于沿用旧 注而未一一复按的缘故。但转引旧注，没有注明，而且又加了引号，这就有 个文责问题了。我只是从注释工作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希望能引起选注者 和出版方面的重视而已。
　　
34.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家世旧闻》是陆游的一部重要笔记，但最早仅著录于明代《文渊阁书 目》，而原书久佚。明中期长洲袁袠曾藏有此书钞本，今亦不见。现孔凡礼 先生据北京图书馆收藏邓邦述穴砚斋写本，校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萃闵 堂钞本，整理出版（与《西溪丛语》合刊，中华书局 1993 年 12 月版），使 这一尘封冷藏多年的珍籍重见于大陆学林，诚有功之举；且孔先生句读审慎、 校勘亦称精细，整理质量颇高。
　　然而，此书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尚藏有钞本一部，上、下两卷，共 62 页，每半页 9 行，每行 18 字，无界栏及中缝字，楷体工录。此本最后亦有何 焯跋语云：“乃六俊袁氏故物”，知同是袁袠藏本的另一过录本。又据首尾 各有一“吴兴张氏珍藏”、“希逸藏书”长方印，知曾为吴兴人张珩（字葱 玉，号希逸）所藏。
　　此张珩藏本（简称张本）虽与穴砚斋本等均自袁袠藏本所出，但因抄写 工整，保存完好，实比穴砚斋本优胜，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可供参酌之处 甚多。
一、穴本残缺或文义疑异者，可据此本补全或校理。暂举十例。
　　①中华版第 181 页，卷上 13 条：“楚公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孔先 生校云：“疑应作‘无意’。”按，张本作“竟无屋庐”，“意”、“竟” 乃形近而误，作“竟”于义始通。
②第 182 页，16 条：“楚公精于《礼》学，每摅经以破后世之妄。”按，
“摅”为发抒、舒展等义，“摅经”似不词，张本作“据经”，是。
　　③第 187 页，32 条：“‘??必是出□在此。’既检，果出此句注中。” “出□”，张本作“出处”，是。
④第 190 页，43 条：“忽见右□数十人列侍”。张本“右□”作“左右”，
不缺亦不误乙。
　　⑤第 194 页，53 条：“朝循之治为先，诵楚公回师朴《谢入馆启》云”。 孔校云：“此句文意难明，疑有讹脱。”按，张本作“胡循之治为先君诵楚 公回师朴《谢入馆启》云”。此当作一句，谓胡治（字循之）为先君（陆宰） 诵读楚公（陆佃）之文（《谢入馆启》）。师朴，指韩师朴，见本书前第 50
条。
　　又，本条《谢入馆启》云“而有寒唆之风”。“唆”字误，张本作“畯”， 是。
　　⑥第 213 页，卷下 30 条：“当时阿谀之士，翕然称其□□得《尚书》《春 秋》之法。”按，据张本，此两脱字为“工”、“云”，应分为上、下两句。
　　⑦第 214 页，34 条：“初，安时妻与弟宽不相得，安时妻早死。”此谓 黄宽叔嫂不和而致使嫂氏早死，似属少见；而据张本，“弟宽”下有一“妻” 字，则指妯娌勃谿，较合情理。同条“安时不拘世俗如此”句，张本作“安 时卓然不徇世俗如此”，义亦较优。
　　⑧第 216 页，38 条：记陆宰临终梦见陆佃：“楚公愿，又曰：‘汝在此 日，??’。”孔校：“‘愿’疑为‘顾’之误。”张本此句作“楚公顾叹 曰：‘汝在此日，??’”，则“顾”误作“愿”，“叹”又误作“又”， 两字并误。
⑨第 217 页，39 条：“泰州徐神翁，能知前来物。”“前来物”三字费

解，孔校仅云：“《说郛》‘前来’作‘未来’，”“未来物”于义亦欠妥； 张本作“能前知未来事”，则语意明白通畅。
　　⑩第 221 页，43 条：“范忠宣叹曰：‘□唐士宪、程伯淳不遽死，元祐 之政，可以无憾，亦当□□今日之祸。’”据张本，所缺三字，分别为“使”、 “能弭”，文义即周全矣。
　　二、凡孔先生校改之误字、脱字，此本大都不误、不脱。如此者颇夥， 略举五则以示例。
　　①第 177 页，卷上 6 条：“太尉锁斤试两浙漕司。”孔校：“宋制，凡 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疑‘斤’字有误”。按，张本正作“厅”。
　　②第 183 页，21 条：“色极不乐。”孔校：“‘乐’后疑脱去一‘曰’ 字。”按，张本即有此“曰”字。
　　③第 185 页，27 条：“私念秦陵终无嗣。”孔校：“秦”当作“泰”， “泰陵”乃谓哲宗。按，张本即作“泰”，不误。
④第 192 页，46 条：“妻刑，亦追封燕国夫人。”孔校：“‘刑’疑为
‘邢’之误。”按，张本正作“邢”。
　　⑤第 194 页，54 条：“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孔校：“‘能’后当 脱去一字，其所脱之字或为‘记’字。”按，张本正有“记”字，孔校所言 极确。
三、其他异文可供参考者。
　　①第 182 页，卷上 19 条：记苏轼守钱塘时商议筑堤西湖，陆游六叔祖陆 傅以“工役甚大”、“费财动众”加以反对。苏轼怒斥其“小■辄呶呶不已！” “小■”当为骂人口语，“■”即“丐”字，义亦可通；而张本作“小勾”， 或指其时陆傅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之“勾”，可供再酌。顺便提及， 孔先生认为此条说明“苏轼实有点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毛病。这， 十分有助于对苏轼的全面了解”（见《〈家世旧闻〉是宋代史料笔记珍品》，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85 期）。则似不确。因该条下文陆傅即自云：
“‘小■’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徙者颇众。臣 所争亦未得为尽是。”苏轼整治西湖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正确方法，兼收 治湖、赈济之利。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云：“艰食之岁，使数千人 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归于赈济也。”《奏户部拘收度牒状》又云：“将前 来度牒变转赈济外，所馀钱米，召募艰食之民，兴功开淘。今来才及一月， 渐以见功。吏民踊跃从事，农工父老，无不感悦。”故此则若说成“记录下” 苏辙的“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性格中的这一方面”，毋宁说是 表现他的“决断精敏”（苏辙语）以及陆傅的知错改过。
　　②第 184 页，23 条：楚公“与诸公不合者实多”。张本在“诸公”下多 出“议论”两字，似可增补。
　　③第 185 页，28 条：“元丰中，庚申冬”。张本作“元丰庚申冬”。“庚 申”为元丰三年。“中”字当系衍文。
　　④第 190 页，41 条：“至崇宁后，群阉用事，遂改都知为知内侍省事、 同知内侍省事。”按，“都知”改为“知内侍省事”，但不能同时又改为“同 知内侍省事”；改为“同知内侍省事”的当是原“副都知”。张本在“同知 内侍省事”前正有“副都知为”四字。
　　⑤第 192 页，48 条：“一鼎之内，以貔一脔投之，旋即糜烂。”张本作 “一鼎之肉，以此物一脔投鼎中，旋即糜烂。”按，此句言陆佃从辽国所得
　　
“貔狸”，有“糜肉”之神奇性能。“貔狸”当系一兽，不能省称为“貔”， 却可用“此物”代称。“一鼎之肉”亦比“一鼎之内”于义为长。
　　⑥第 195 页，58 条：记陆佃为傅氏师，“傅氏孙兴祖，字仲修，实受业。 为仲修不第，自号且翁”。按，“为仲修不第”，“为”字甚突兀；据张本， “为”乃“焉”之误，应属上句为“实受业焉”，然后再述其不第之事。
　　⑦第 195 页，60 条：“九月杜知婆”，又“先世以来，庶母皆称知婆”。 按，此两“知婆”，据张本批语均应作“支婆”，即“支庶”、“支孽”之 “支”。“知”恐是音近而讹。
　　⑧第 205 页，卷下 13 条：“先君言：问贯、师成事用之由。”此句谓陆 宰问邵成章：童贯、梁师成“用事”之原由，作“事用”不妥，张本正作“用 事”。同条言梁师成“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儿，生己子外□者”，下一句殆不 可解。张本作“生己于外舍者”，即谓梁师成冒充文彦博之子，语意始明。
　　⑨第 209 页，19 条：记蜀人魏汉津“自言年九十五，得法于仙人李艮， 艮盖年八百岁，谓之李八百者是也”。按，张本“岁”作“世”，当属下句： “世谓之李八百者是也。”上文记魏汉津“年九十五”，亦无“岁”字。
　　⑩第 221 页，41 条，记唐介被贬，朝士作送行诗，“李诚之作《山字韵》 一篇”，“先夫人尝言李诚之诗本云‘未死奸谀骨已寒’，盖畏祸者避斥潞 公也，然不知如此则句乃不工”。据张本，“盖畏祸者”前，尚有“世所传 本乃曰‘已死奸谀骨尚寒’”一句，则上下句因果关系始显。按，李师中， 字诚之，时唐介因弹劾外戚张尧佐、宰相文彦博而被贬英州，李师中作《赠 御史唐介贬英州别驾》诗，中有“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一联， 据《东轩笔录》卷七，时谏官吴奎先助唐介同劾张尧佐，及至弹劾文彦博时， 吴奎“畏缩不前”，故“厚颜之句，为（吴）奎发也”；而据本书，我们才 知“未死”之句乃指文彦博。此为仁宗朝政争与诗歌之一大关涉，《家世旧 闻》张本所载，对解读李诗很有帮助。又，今存此诗除《东轩笔录》外，尚 见《宋朝事实类苑》卷 36，“未死”句恰作“已死奸谀骨尚寒”，与“世所 传本”相同。对此异文，亦赖张本可得辨明渊源本末，乃是“畏祸者”所改。 张珩本虽也有个别舛误之处，但总体而言，远胜穴砚斋本。其 原因之一， 恐在于袁袠藏本之本身缮写颇劣。张本所附何焯跋语云：“陆放翁《家世旧 闻》二卷，乃六俊袁氏故物，恨笔生太拙于书耳。”（此跋与中华版《家世 旧闻》所附录之何焯跋语文字出入颇大，“恨笔生”句即无）抄手书写拙劣， 以致辨认为难；而张本之缮写者却甚细心严谨，错误较少；且遇宋帝必空格
（穴本不空格），自称“游”时必作小字，似比穴本更多地保留了初钞本的
原貌。胡适于 1948 年 12 月 18 日曾寓目此本，“敬记”有“此书似宜钞一本 付影印流传”一语，继毛扆、缪荃孙、傅增湘之后，表达了出版此书的愿望， 但当时亦未实现。
　　此书有九条正文之末注有入《笔记》等语，其中六条且作“入《笔记》 讫”字样。此《笔记》即《老学庵笔记》。孔先生认为，这些都是“陆游自 己加的”，并说，“陆游原来有意把前者（《家世旧闻》）的一些条陆续经 过考虑后收入后者（《老学庵笔记》）”，得出了“前者大约是后者的初稿” 的推断。此点尚可再酌。第一，此九条注文中，有的注云：“已入《笔记》，
‘天人五衰’《记》所无。”（卷上，44 条）玩其语气，不类陆游本人，显 是抄者所加。又如“《菊》诗入《笔记》”（卷上，46 条），亦疑抄校者之 语。第二，卷上第 54 条，记楚公尤爱《毛诗》及王安石熟读《诗正义》事，

亦见《老学庵笔记》卷一，但文末无注，殆系抄校者失校；如此类注文为陆 游自注，恐不致遗漏。第三，陆游于庆元四年春作有《戊午元日读书至夜分 有感》一律云：“七十年来又四年，雨声灯影故依然。未收浮世风沤梦，尚 了前生蠹简缘。《老学》辛勤那有补，《旧闻》零落恐无传。先师钵袋终当 付，叹息谁能共著鞭？”此诗把《老学庵笔记》和《家世旧闻》两者对举， 说明这是两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是一书之“初稿”和“定稿”的关系。两书 虽有部分条目交叉，但不影响各自作为专书的性质，正如欧阳修的《六一诗 话》和《归田录》亦有互见条目而仍各自成书一样。

35.跨越海洋的纪念
——喜读《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


　　赶在鲁迅先生 50 周年忌日之前，日本《红楼梦》研究的著名学者伊藤漱 平先生寄来了他和中岛利郎先生合编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汲古 书院出版）。这半个世纪以前手迹的影印本，这 80 封书信 103 页的珍贵资料
（除 6 页外，均为首次发表），生动地展示出这对异国师生的拳拳情谊，字 里行间跳跃着一位诚挚长者对后辈的诲人不倦之心。
　　师弟，即现代汉语的师生之意。鲁迅有位日本老师藤野先生，鲁迅说过：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曾给鲁 迅的笔记作过精批细改，我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看到过展品，《藤野先生》中 的有关描写和实物展品都使我激动不已。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他和学生增田 的答问信函，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那图文并茂的耐心解说，处处显示出 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说来有缘，这部书的两位编者又是增田涉的学生。伊 藤漱平先生原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主任教授（中文系主任），今年（1986 年）
4 月 1 日，他从东大退休（现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我也于同一天在东大 任教期满返国。在此以前，他曾告诉我整理、编辑此书的计划。他是以鲁迅 “再传弟子”和增田涉门生的双重身分来从事这一工作的，作为“鲁迅逝世 五十周年，增田涉逝世十周年纪念”而出版，向老师们谨献一束深切的悼念 之花。此书装帧的精美、印刷的讲究自是意料之中了。
增田涉（1903～1977）也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学生。他在听著名汉学家
盐谷温讲授“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课时，首次接触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立即为之倾倒，“那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1931 年春他来 上海，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鲁迅，如他后来回忆所说，这真是“千载难 逢的好机会，我下决心要从他那里学习一切，吸收一切”。一位 51 岁，一位
27 岁，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师生之谊。由于自己的学术爱好和内山的
建议，他决心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他每天下午去鲁迅寓所，由鲁迅指导 他先学习《呐喊》、《彷徨》，直至同年冬返日，整整十个月。从鲁迅日记 来看，他俩经常共进晚餐、同看电影、会见友人，亲密无间。增田回国时， 鲁迅赠诗有句云“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深情地回忆自己早 年的留日生活，抒发了对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依恋。增田回国后，师生鸿雁 来往不绝（有时每月通信达四、五次之多），直至鲁迅逝世前几天为止。其 中有不少是增田请教疑难、鲁迅给予解答的信件，这就是本书的来由。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质疑答问。共 35 封，58 页。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其中不仅有关于词义训诂的解释，名物典 章制度的说明，有的还径为日译。鲁迅的认真感人至深。如增田涉曾向他询 问《大业拾遗记》中关于宇文化及弑炀帝时“焚草之变”的含义，鲁迅因手 头无《隋书》，一时难于解答，特于 11 月 10 日致函曹聚仁，托其查找，13 日得曹覆函，当晚即写信答复增田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因此，1936 年
6 月当此书将以《支那小说史》书名由赛棱社（汽笛社）正式出版时，增田 涉曾要求鲁迅用“合译”的名义，鲁迅复信说：“‘合译’没有意思，还是 单用你的名字好”，但答应为日译本专写一篇序文；增田涉在《译者的话》 中说：“假如这本翻译多少有可取之处的话，这完全是著者（指鲁迅）恳笃

的指教所赐。”这既反映了两人尊师爱生的高尚情操，也反映了鲁迅对日译 本确实化了非凡的心力，书信手迹就是明证。
二是关于《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中国篇》的质疑答问。共 41 封，
41 页。此书后于 1933 年 3 月由改造社出版，佐藤春夫主编。收有鲁迅《阿 Q 正传》、郁达夫《二诗人》、张天翼《皮带》以及《今古奇观》、《儒林外 史》等个别章节。信件即涉及有关翻译上的各类问题。
三是关于《鲁迅选集》和《小品文的危机》的质疑答问。共 4 封，4 页。
《鲁迅选集》是由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后于 1935 年 6 月岩波书店出版， 列为《岩波文库》之一。信件涉及《风波》，《肥皂》等的翻译问题（这部 选集在选题时，鲁迅曾特别建议应收入《藤野先生》）。《小品文的危机》 后译载于 1935 年 8 月的《中国文学月报》第 6 号。
　　这三批书信，本书全部原件影印。大都是鲁迅在增田提出疑问的原信上 加以批答，也有鲁迅另页解答的。编者又每页排印译文对照，黑字为增田原 信，红字为鲁迅批答，眉目清楚；还有详尽的“解说”和“跋”。这部书体 现了鲁迅的诲人不倦，增田涉的认真不苟，编者的精细严谨，可说是师生三 代人的心血结晶。
　　鲁迅的伟大和对日本友好人士的深情厚意，赢得了日本人民的衷心爱 戴。增田说过：“我要一辈子做鲁迅先生的学生，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让 鲁迅精神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来，日本朋友对鲁迅先生在日本的遗物和 手迹一直加以细心的发掘和精心的保存。鲁迅 1935 年 10 月 25 日致增田涉的 信，原先缺了两行，1977 年在增田涉的知友松枝茂夫先生处意外发现时，日 本朋友立即告诉我国有关方面。内山嘉吉先生说：“鲁迅的珍贵文物必须让 它完整无缺。”因此，这次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日本舆论界的高度重视。《每 日新闻》于 4 月 6 日以头条位置发布这一消息，导语是：“在已故增田涉氏 宅的新发现”，“跟鲁迅来往书简 80 通”，“围绕巨著《中国小说史略》质 疑的详细应答”等。该报 5 月 4 日又刊载了伊藤漱平先生关于鲁迅笔名“关 道清”的专文。原来鲁迅因增田信中问及《西游记》“火燎三关道不清”一 诗，涉笔成趣，在信封上自署“关道清”，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鲁迅别名， 已被收入今年 3 月出版的藤田正典的《现代中国人物别称总览》。这批信件 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中外鲁迅研究家们去探索和认识。
1935 年《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的时候，鲁迅愉快地函告增田涉说：
“《中国小说史》装帧的豪华，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 我喜欢豪华版。”面对着两位再传弟子隔海奉献来的这部新的豪华版，我仿 佛看到他燃烟颔首的欣慰。

36.钱钟书世界的文化阐释
——读《钱钟书传》有感


　　尽管钱钟书先生“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对于“传记”， 他早年更调侃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要知道一个 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戏谑中确有真理存焉。然而，据我所 知见，有关他的传记著作至少已有四种，或许可以看作对传主本人意愿的“合 理冲撞”吧？在本世纪初，钱先生从无锡钱家大院开始人生之旅，走向世界。 数十年孜孜矻矻、坚持不懈的文化创造，已造就了自己的独特世界。这个世 界，融通中西，贯注古今，以其并世罕见其匹的淹博和睿智，吸引和震撼着 中国的整个学术界和读书界，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中的一位坐标式的人物。 研究当今民族文化及其走向，已经不可能绕过他；撰作评传也自然地成为一 种研究方式了。
　　张文江同志的这部《钱钟书传》，应该说是有特色的研究性传记。此书 在写法上虽与一般学人传记相类，以传主生活经历的先后为序，又以传主的 主要著作（《围城》、《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作为全书 架构，但其着重点放在描述和阐释传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及其人格精神上。 作者始终联系整个现代史的时代背景来展开对传主的述评，突出在动荡和战 乱频繁的历史环境中，一位正直知识分子如何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努 力。作者认为，读钱氏著作，如果没有感受到其中的时代气氛和时代精神， 则不能识其大体，这是很中肯的。不妨偶拈一例：我有幸与钱先生同在河南 干校，那时单位正在抓什么“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揭批惨烈，自 杀者、打死者均有之。有次钱先生私下说：那些被斗对象，“强者不吐实， 弱者吐不实”，他意在下句，立即点明了逼供信的真相，在当时真够大胆和 敏锐的；后来读到《管锥编》论《史记·李斯列传》条，却赫然在目。（书 中论及古罗马词学书引语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 吐不实。”）他对自然、社会、人生和文化的思考总是充满现代感和现实性 的。钱先生并不真的是“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不过在载沉载浮的政治变 动中，借此以守身如玉，坚持中国士人的人格精神。这部传记对此不乏细致 的描述和介绍，对我们理解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业绩的文化意义 是有启发的。
尽管钱先生劝诫人们不要汲汲于建立什么“理论体系”，一再声称“我
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认为“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小 东西”往往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这自然是十分深刻的；然而这 部传记却力图寻找钱先生的“著作系统”，探索这个系统的主要内容、核心 以及变化状况，其中如论《管锥编》的四种文献结构等，都是作者用工甚勤 的成果。读者对他的结论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力图在钱先生多种著作中 寻找一种贯串起来的东西，作者的这种努力是应予重视的，或许昭示着“钱 学”研究今后的一个重要走向。钱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大都采用诗话（《谈 艺录》）、选本（《宋诗选注》）、读书札记（《管锥编》）等传统著述体 裁，然而我们又确实感到其间存在着统一的理论、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 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生气的体系。平心而论，仅从文学研 究而言，目前对钱先生的学术成果，尚未深入领会和充分利用，这与“钱学”

研究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是密切有关的。

37.《全唐文》有了“传世藏书”本


　　由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的大型丛书《传世藏书》，选择、整理和 汇集的对象是积累达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其创意却颇有现代意 识，能在我国已有的同类大型丛书编纂的基础上别出新意，具有适合于当代 的传播特点。以前商务版的“四部丛刊”以其影印宋元旧刻、明清精刻、钞 本、校本和手稿本而饮誉学林，中华版的“四部备要”则注目于古籍中的常 备著作，又以统一的字体、行款所形成的整体感而备受欢迎，都对我国学术 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部“传世藏书”首先以收书 1000 种、字数 27600 万的卷帙，在规模上远逾上述两种（“四部丛刊”共三编计
504 种，“四部备要”336 种），显示出向新世纪的文化界、读书界呈献学术 基本典藏的气魄；编者所持的“精品”选择标准，即对书目突出什么、淡化 什么，实际上也吸取和反映了近数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其整体框架又采取传 统的经、史、子、集和现代学科分类相结合的原则，强化了百科综合的性质。 现已问世的医部在体现现代学科上更为充分。此外，丛书采取统一版式，印 刷精美，书品甚高，横排简体容或尚可讨论，但就其易于接纳更为广泛的读 者面，使这些文化精品既走向学术界也走进普通家庭，此用意也是值得肯定
的。
　　我被约担任集库唐集类的整理工作，其中《全唐文》的点校订补最为艰 巨繁重。《全唐文》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的文章总集，全书达 1000 卷， 共收唐五代作者 3 035 人，文 20 025 篇，于清嘉庆十三年至十九年修撰完成， 历时五年半。此书成于乾嘉朴学鼎盛时期，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 法式善等著名学者文士实际贡献尤多，在网罗放佚、真伪考辨、正文校录、 作者小传等方面，用力甚劬，均有创获，其整体质量比《全唐诗》为优，使 “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俞樾《唐文拾遗序》）。这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唐文总集，其文献意义和历史价值，无庸赘述；即使今后有新编本问 世，此书仍应独立传世。
此书于嘉庆二十三年由两淮盐政刊印，称为扬州官刻本。又有光绪时广
雅书局本，系同一版本，但刊刻较逊。我们即以扬州官刻本为底本加以新式 标点。遇有原书中明显错失或重要异文时，则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 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及别集善本等予以校勘，作出校记，但均不改动正 文，以求保存底本原貌。
我们工作的另一重点是增设附录部分。《全唐文》问世后，由于其卷帙
浩繁，规模宏大，又兼成于众人之手，其遗佚漏收、正文讹夺、作者舛误之 处，所在多有，亦属难免，因而即有学者进行辑佚、纠谬、订补工作。陆心 源《唐文拾遗》72 卷、《唐文续拾》16 卷，补辑遗文达 3 000 篇，作者近
310 人，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我特约请对《全唐文》研究有年、《全唐文补 编》的编者陈尚君教授从事对陆氏两书的订补，对其所收唐文，逐篇一一校 理，并在陆氏原注出处以外，补充其他出处。如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 即据善拓或他书录文校补，有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才使原文完整可诵，实 有起死回生之效。另外，劳格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岑仲勉有
《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纠谬、正误、质疑共达 400 余条，陈尚君教授追 继劳、岑两氏之后，撰有《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续有发明，我们一并 收入附录，对使用《全唐文》甚有助益。我们还作了总目编制等，以便读者

检索。
　　对于这部千万言以上的大书，整理难度极大，限于时间和水平，我们的 工作必然存在缺失，但就初步整理情况而言，此书的质量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作为一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在我国是第一部，实开后世断代全文 总辑的先河，如严可均即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传世藏 书”已收入严辑，又闻知四川大学近年所辑《全宋文》亦将由“传世藏书” 工作委员会近期内一次推出，这样，三大文章总集，成一严整系列，元以前
之文“毕萃于兹”，确是出版界一大盛事。

38.《赵志集》研究的新进展


　　清康熙时编纂的《全唐诗》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唐五代诗歌的总汇，对研 究唐代乃至我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具有无容置辩的重要价值。但这样一部 九百卷的巨型总集，仅以十人之力，在不足两年内编成，其错、漏实属必然。 因而当时印行不久，日本的市川世宁即据彼邦所存文献，编辑《全唐诗逸》 三卷以补其缺失。然而离完善之境，尚有不小差距。目前，作为国家教委古 籍整理的重点项目，新编《全唐五代诗》的工作已在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为 尽可能充分地利用遗存在日本的唐诗文献资料，特约请大阪市立大学斋藤茂 教授等，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赵志集》 的注释、索引和考论的完成，就是其中的一项可喜的成果。
　　古抄本《赵志集》原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卷首注有“十七张”字样，但 现仅存六张，共录诗十首（五言七首，四言三首），均不见今本《全唐诗》， 当是唐诗佚篇。此抄本的背面抄有部分《唯识章》，并有跋语云：“长元三 年十月四日申刻书写了”，则知抄于日本平安时代的长元三年（1030，即我 国宋仁宗天圣八年）；但《赵志集》的抄写年代比此更早，一般认为在唐初
（即日本的奈良时代）。斋藤茂氏等又举出抄本前的“山阶传法供”的注文 和“兴福传法”的印记，从有此类注文或印记的其他抄本的时代作旁证，进 一步证成唐初之说。（“兴福”，指奈良兴福寺，建有传法院。“山阶”系 兴福寺旧称。）
1980 年，《赵志集》作为《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之一，由日本八木书
店影印于世，遂流传中土，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浓厚兴趣。斋藤茂氏的“《赵 志集》研究班”又作了深入探讨，现已印行《赵志集注释稿》、《赵志集汉 字索引》及有关专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
一、关于《赵志集》诸诗产生的时代。学术界一般从官名（“司户”）、
避讳（避李世民讳）数项来论定《赵志集》作于唐代。斋藤氏等又从诗中“终 期掩半千”句，认为“半千”乃是运用今典（高宗、睿宗时有“才俊之士” 名“员半千”者），进而推测诸诗作年在高宗、中宗时期。
二、关于诸诗作者。斋藤氏等对十首作品（均系唱酬诗）作了分组的细
致梳理，指出其中三首（第 4、7、9）为赵志所作，其他七首的作者分别为 张皓、刘长史、郑司马、裴草然、张结、徐长史、萨照。（这些作者的生平 资料均告阙如，当不是其时著名人物）因此，此诗卷应是将赵志的赠答诗及 他人之作一并抄录的诗集。
　　三、关于正文校录。此诗卷的抄手文化素养较低，因而错残缺漏之处甚 多，斋藤氏等对此一一作了校理。如“□送衔芦雁，风催翳叶蝉”句，注释 稿据上官仪“云飞送断雁”句及此诗卷该诗前一首“风气清幽谷，云阴淡浅 流”以“风”“云”对仗的用例，对首字所缺者校补为“云”字，不为无据。 他们在校勘上用力甚勤，共得 80 余条，对阅读原诗，助益颇多。
　　除了古抄本《赵志集》以外，斋藤氏等近年来又对《唐人送别诗》（两 卷，唐末日本僧圆珍来华，此两卷收录赠给圆珍诗 18 首，书信 7 封）、《佚 名唐诗集残卷》（抄录苏味道等 13 人诗 26 首）、《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 抄本等进行研究，其中不乏唐代佚诗，即使是已见之唐诗，也保存了重要的 异文，可供校勘之用。
斋藤茂氏等的这项课题，获得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的资助。

卷四 字词天地

39.沈佺期《独不见》之“独”

唐代诗人沈佺期名篇《独不见》云：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此诗原为拟古乐府之作，故题为：“古意”（一题作《独不见》），却是一 首典型的七律，明何景明等人甚至推为唐人七律之冠。《升庵诗话》卷十“黄 鹤楼诗”条云：“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 默、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又见王世贞《艺 苑卮言》卷四）
　　今细按平仄，此为平起首句入韵式，全首平仄协调，确为七律典式，但 只第七句“谁为含愁独不见”作“平仄平平仄仄仄”，以三仄结尾，“独” 字似不谐。无“独”有偶，宋之间《陆浑山庄》“归来物外情”一首五律， 亦为平起首句入韵式。全首平仄协调，但也是只有第七句“去去独事乐”作 “仄仄仄平仄”，为孤平之句，“独”字亦似违律。
1980 年春，我曾因这两个“独”字向张世禄先生请教。他在复信中说：
“关于‘独’字，认为并无异读现象，沈、宋诗中用此字，有不尽合律之处， 我想只能依据‘一、三、五不论’的例来解说。避忌‘孤平’之说，似乎尚 待查究。窃意‘近体诗’的产生，是从‘古诗’的律化而来，而当‘近体诗’ 形成之际，便有反律化的‘古体诗’产生；同时‘近体诗’与‘古体诗’又 发生交互的影响。”
张先生关于“近体”、“古体”交互影响的论述甚为精辟，给我很大启
示；但认为“独”字无“异读”，沈、宋诗“不尽合律”的意见，我仍有疑 问。后来我读到温庭筠的十四首《菩萨蛮》（见《花间集》卷一），每首上 下片的结句都为五言句，共二十八句，其中二十七句末三字都是“平仄平”
（如“梳洗迟”、“金鹧鸪”、“残月天”、“头上风”等），只有“独倚
门”一处作“仄仄平”。看来，“独”字是以入作平的现象较为普遍，大抵 因作者口音的关系（三人皆河南、山西人），反映出当时实际语言中“入派 三声”的演化倾向已经发生（“独”为全浊变阳平）。沈、宋此二诗应属平 仄全合的律诗。张先生已归道山，我不能再向他请教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评介《才调集》时，谓沈佺期此诗原系 乐府诗，被高棅窜改成律诗，而《才调集》“独存其旧”（又见同书卷一八 九评介《唐诗品汇》条）。《二冯评阅才调集》卷三亦持此说，恐均不确。 今《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一的《搜玉小集》收此诗，文字与前面我们所引全 同，足证非高棅所改。《才调集》所录其他作品，一般异文甚多，今可知并 非皆为原作。其实，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七律凡例》中已指 出：“七言律诗出于乐府，故以沈云卿《龙池》、《古意》冠篇，初唐之作， 皆当以是求之。张燕公《舞马千秋万岁词》，崔司勋《雁门胡人歌》尤显然 乐府也。”可知因沈佺期此诗为拟乐府而疑其为律诗，是没有根据的。
　　
40.《师说》“圣人无常师”段辨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