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文丛》内容简介


　　　　　　　　　　　风雨故人情 夏衍著 风风雨雨一生，交往名人如云。夏公写故人最多的当然是文坛中人。据
亲历而写，即使是写田汉、郭沫若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也都有鲜为人知的内 容。至于写几乎被人遗忘的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这样的人物，更非夏公莫 属。长期在白区工作，接触过很多隐蔽战线的人，他写杨度、潘汉年，石破 天惊，真相大白。这简直是一部人物志！夏公写人的文字，这是第一次结集， 由夏公女儿沈宁编。
　　　　　　　　　　瞎操心 陈四益文 丁聪画 画坛上有一位永远长不大、不会老的大师，他就是丁聪。“小丁”自称，
人称“小丁”，或许正表明大师艺术青春永驻。四益文采风流，笔锋犀利， 久有佳评。诗文绘画，两相辉映。是匕首，是投枪；有人叫好，有人神伤。 他俩都是劳碌命，管不到的事也要去操心，所以自嘲为“瞎操心”，发而为 文为图，世上就有了这部瞎操心的书。本书收文一百余篇，收图一百余幅。 在你叫绝一百余次后，还有一篇后记令你思索。
边缘有光 刘心武著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小说家写读书随笔，自有他的不同凡响。古
今中外，博览群书，对名著的赏析，发人所未发，甚至指出败笔所在，有胆
有识。由读书而引发，评析某些文化现象，思想敏锐，议论纵横，耐人回味。 难免不破门而出，涉及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及其他文艺作品，在细致 的艺术品评中，常有会心的创作谈。至于他读《红楼梦》、《金瓶梅》的札 记，读来饶有趣味，早已拥有广大的读者。
书生意气 陈平原著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学者，著述累累。辑入本书的是：对自己的青少 年和老师们（王瑶、唐弢等等）的“往事如烟”的札记；系统的本人著作的 序跋，这些短小而隽永的文字，依稀可见作者学术跋涉的足迹；对于书界文 化界的“道听途说”的随笔，却留下了并非“道听途说”的见解；身穿牛仔 衣脚踏旅游鞋在南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日子里，给守家的夫人频频寄呈的书 简。家信怎么也收了进来？这里虽也有卿卿我我，但书卷气扑鼻，实在是游 记形式的读书小品，自有一番情趣。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
　　作者长期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文界朋友济济。他又擅长散文。 他写人的散文集曾得过大奖。作者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中掌握了许多 文艺史料和掌故。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给人 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这是正宗书话的必要条件。作者是写正宗书话的 高手。本书各篇选自近年所写的怀人散文和书话随笔，都是首次编集。
　　
自序


　　很多人都说，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中，非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分 子，特别是所谓纯粹的“文人”，是越来越边缘化了。这个描述，我以为是 准确的。但对于有的人因之痛心疾首，我理解而并不赞同。依我看来，在一 个正常的社会结构中，非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分子，他是没有必 要一定去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有人会说：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社会 科学知识分子尤应担此重任。但社会良心也并不一定要居中而存。人体的心 脏那么重要，它也并不居中，而是偏在一侧的嘛！知识分子以其独立思考和 精神品格，制衡社会，影响中心，或启蒙民众，或代民吐声，或特立独行， 或议政议经，我以为都还是略为边缘一点为好。当然，太边缘，以至出局， 那也太令人遗憾。我冷静对待转型期中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因为我觉得站 位较为边缘方能产生“旁观者清”的效应，而并不是主张出局隐遁。我在欣 然接受边缘化的同时，又主张知识分子直面俗世，也就是说，人在边缘，但 不是背对俗世，而是直面相待。这也便是我将这个集子命名为《边缘有光》 的原因。
　　这个集子的第一部分，是读书随笔。所谓“书”，我将其推广为所有的 文化产品，因之这里面也有谈及电影的文章。这些文章并非一般的影评，它 们大都发表在读书类杂志上，想来本书读者们读了，都会理解它们为什么也 构成一种“书评”。
集子的第二部分则是泛读书随笔，也就是，不一定专文品专书，而是阅
读了一类书或一种文化现象后的心得体会、联想意见。因为我是一个主要从 事小说创作的人，所以其中涉及文学现象的文字最多。
集子的第三部分，虽是谈我自己创作状况的，但不是一般的“创作谈”，
其中也渗透出我对“书”的理解与追求。 集子的第四部分，是我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收获。 我祈盼和我一样在边缘站位的朋友们，能喜欢这本书，给我以批评教益，
并能一起在边缘，看到那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临。
1996 岁初绿叶居

总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 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 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 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 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
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
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 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 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 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 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 接近于创作谈，乃至于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 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 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 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
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 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 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 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 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胖，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
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
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编
1996 年夏于沪西



边缘有光

边缘有光——再读《白夜》


　　大约 30 年前，一个才 20 郎当岁的青年人，从北京西四附近的红楼电影 院出来，天已黑，路灯暗，行人稀，北风寒，他竖起衣领，双手揣袖，踽踽 独行，回味着刚看完的苏联电影《白夜》，心中不禁喟叹：我，便是电影里 面的那个男主人公啊??
　　在那个时代，他有机会看到那部电影；并且，他看了好几遍，在红楼电 影院所看的那一场，片子已经“下雨”，声带嘶哑，夜场演这部片子，观众 寥寥，他可以尽情地热泪盈眶，而不必顾忌旁边有人发觉??当然，他不能 将心中的感受向旁人倾吐，那其实已是滑向“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那个年轻人，便是我。 我是在看过《白夜》这部电影以后，才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
夜》来读的。我惊奇于电影导演对原作的精确“转换”，把文字的东西转换 为声像的东西，要么尽失文字的底蕴，要么化平庸为奇诡，很难让人感到“恰 可好”。而我所看到的文字与电影，却交融于我心中，浓酽的韵味，如醇酒 般久久地令我陶醉。那是我青春期所得到的宝贵文化滋养之一。
陀氏的《白夜》多次被搬上银幕，我所看到的是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
厂 60 年代投拍的，导演是培利耶夫，饰演男主人公的是当时正走红的影星斯 特里仁诺夫，饰女主角娜斯简卡的是当年的一位新手，但她在这部影片里的 出色表演使她一炮打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著作丰富，中篇小说《白夜》是他并不重要的作品，
换句话说，不处于他创作丰碑的中心，是一部“边缘”性质的作品。 我所看到的那部电影《白夜》，其导演培利耶夫一度曾是前苏联最红火
的大导演，长期置身于前苏联的文化中心。他的妻子是一位处于同样状态的
演员。他们“夫妻店”拍出了一大串不仅获得前苏联官方赏识，也深得当时 观众欢迎的影片，主要是喜剧风格，如《拖拉机手》、《养猪女与牧羊郎》、
《未婚妻》等等，当然最突出的还是那部鲜艳十三彩的《幸福的生活》，中
国及时译制，广泛放映，其中的插曲，如《红莓花开》，在中国不仅风靡一 时，直到今天，仍不时地被安排在广播、电视乃至舞台演出的现场演唱。
1953 年，斯大林逝世。1956 年，前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刚当上第一
把手，便发表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里，他 点了电影《幸福的生活》与培利耶夫的名，指控这部影片是“粉饰生活”的 坏典型，而培利耶夫拍这样的影片，是向斯大林谄媚，是助长“个人崇拜” 的可耻行为。从此培利耶夫从前苏联政治文化的中心被抛向了边缘，有好几 年的时间，他简直销声匿迹了。
　　但到 60 年代初，培利耶夫又拍起电影来，当然不是回到中心，不再拍“主 旋律”，并且告别了他本是驾轻驭熟的现实题材与喜剧风格，他自觉地“靠 边站”，拍“边缘性”的电影。
　　如果说现实题材是前苏联电影创作的中心，那么改编古典小说，便是边 缘题材。
　　如果说改编普希金、契诃夫等的小说是改编古典名著的中心任务，那么， 改编陀氏的小说，便是一种边缘任务，因为，众所周知，前苏联的革命文艺 理论，其很大一部分资源来自旧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 波夫的美学见解，而他们三人，后来都对陀氏创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晚出
　　
的高尔基，说起陀氏来更有点深恶痛绝，认为他的著作是“拌蜜糖的毒药”。 培利耶夫一连改编了陀氏的好几部作品，有《白痴》、《卡拉马佐夫兄 弟》等等，他真是意驰神迷，呕心沥血，《卡拉马佐夫兄弟》未最后拍竣便 嗒然而逝，也许并不能算“以身殉职”（谁非要他拍这种题材？），但可以 说他是“以身殉志”，从中心被抛到边缘的培利耶夫，一定是有了“顿悟”， 在边缘处找到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感觉。确实，我们现在如果连看《幸福的生 活》与《白痴》两部影片，那么，我们虽不一定会同意赫鲁晓夫打在培利耶 夫头上的棍子，可是，我们会说，《幸福的生活》充其量是一部拍得很好看 的宣传品，而《白痴》却肯定是一件艺术精品，在培利耶夫所改编的陀氏作 品系列中，《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又是他改编的中心，《白夜》又
成了他改编系列中的“边缘之作”。 可是我却最喜欢《白夜》，从陀氏的小说到培氏的电影。 现在我才来说到《白夜》的文本，我指的是《白夜》的译文。我现在翻
开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的陀氏中短篇小说第二册中荣如德 的译文。
　　说实在的，《白夜》的情节是幼稚的，甚至，仔细推敲起来，那情节中 是有漏洞的。
叙述的角度，与陀氏的开山作《穷人》类似，《穷人》是书信体，《白
夜》类似日记，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都有点絮絮叨叨，卑微，敏感，腼腆， 忧郁，而且，他们所遭逢的，都是一个清丽、纯洁、坦率、稚弱的姑娘，最 后的结局，是一样的悲惨，男主人公在失爱的怅惘中，苟活人世，喘息残生。
那么，《白夜》的特殊价值何在？魅力何在？
　　我以为，《白夜》最难得的，是把圣彼得堡的白夜氛围，融进了主人公 的魂魄中。
地处北极圈，这便是一种离开了“中心”的“边缘”位置；非规范的夜，
该黑不黑而呈“白色”的夜，这也是一种“边缘”状态；而小说中的“我”， 最锥心的感觉，便是“大家都把我孤零零地撇下，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个 白夜来临的夏季，仿佛整个圣彼得堡的人，“他们都离开我滑脚到乡下去了！” 被忘记被忽略不计比被侮辱被损害更可怕，在“第一夜”中“我”的自言自 语里，读者可以获得相通的生命体验，因为，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 内心丰富一点的人，哪怕基本上是个“成功人士”，也总会至少在某时某刻 忽然有一种被冷落被欺瞒被叛离被抛弃的惶悚感，忧郁与苦闷，会涌上心尖。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从“中心”滑落到了“边缘”，或者总是滞留在边缘、 接近不了所向往的中心，那么样的一种灵魂悸动，这灵魂于是挣扎，小说中 的我是通过在布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抽着烟斗，胡思乱想，以粗陋的、廉价 的罗曼蒂克幻境，为灵魂注射麻醉剂，来消解这无可奈何的人生的。
　　在“第一夜”里，“我”巧遇了娜斯简卡，这是一个在白夜的河岸边等 候归来的恋人的纯情姑娘。“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姑娘究竟为什么会一个人 出现在清冷的白夜中，但这于他来说相当罗曼蒂克的邂逅，是他那枯涸的“边 缘”状态中的一泓甘泉，他确实并无非分之想，但他感到很大慰藉，我以为 陀氏此作由此已开始挖掘到“边缘人”的焦虑心理，及其渴望从被遗忘被忽 略的状态中自救出来的灵魂挣扎。
　　“第二夜”里，“我”与娜斯简卡互诉身世，娜斯简卡与失明的奶奶住 在一起，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细节，便是奶奶为了管住娜斯简卡，每天用一只
　　
大别针，将他们祖孙的裙子别在一起。这只大别针不消说是一大象征，一定 会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祖母的大别针”的刺心苦 味，被别上这样的别针的人，当然不仅不能离开最边缘的一隅，而且，简直 连对“中心”的想象力也会丧失，然而娜斯简卡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来自“中 心”，并且还要回到更其“中心”的年轻男子，他的一大壮举，就是把娜斯 简卡，顺便也把奶奶，从封闭的边缘，带到了剧院，观看轻歌剧《塞维尔的 理发师》，剧院和这出意大利戏，是一种通向社会“中心”的象征性纽带， 从此娜斯简卡的眼界心境都开始展拓，终于，她默默地爱上了那年轻的房客， 以至于，在那房客要离去的前夜，她竟提着一个包袱，去到房客所住的顶楼， 要与房客一起私奔！房客大吃一惊，开始拒绝，末后，为娜斯简卡的真情所 感动，便与她约定，一年过后，再回圣彼得堡接娶她，而相会的地点，便是 这河岸边。“第二夜”以“我”答应替娜斯简卡送一封代转信结束，之所以 要送这封信，是因为娜斯简卡已经知道，那青年男子已回到圣彼得堡三天， 却并未露面，这里便明显有情节设计上的漏洞，至少令人感到矫情，不过这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因此处在了尴尬不堪的情境中，这倒还并不是爱 情什么的，而是，他本以为娜斯简卡比他还要“边缘”，因此不仅可以同病 相怜，更可以慷慨慰恤，可是那青年房客的出现，却一下子使娜斯简卡处在 了极有希望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轨道上，而“我”却又一次要被抛 向更其边缘的冷角！宁不悲乎！
在“第四夜”里，正当娜斯简卡在左等不来人、右等不见影的绝望中，
下决心与“我”共守“边缘”，在角落里度过余生时，那来自广阔世界的青 年人忽然戏剧性地出现，并且一阵风般地卷走了娜斯简卡，于是，“我”彻 底地沉入了边缘的黑暗与孤独中。
最后一节是“早晨”，娜斯简卡来了一封信，企求“我”的理解与宽恕，
而“我”也果然宽恕了她，并喃喃地为她祝福：“愿你的天空万里无云；愿 你那动人的笑容欢快明朗、无忧无虑??”
“我”失去的不仅是梦一般美丽的爱情，而且也是重整“边缘生活”的
契机与活力，当然更无望向中心转移。 但是，掩卷以后，我们却又为“我”庆幸，因为，他没有丧失对一个人
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便是无私的善意；在白夜中，极光给人以希望；在边
缘处，仍有人性的闪光：“我”没有以恶为代价，去谋求向“中心”的移动， 也没有破坏他人的“移向中心”，这毕竟保持着为人的基本尊严。
30 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煌煌都会中，处在很边缘、很卑微、很软弱
的地位，曾迷恋过《白夜》这样一部并不怎么伟大的作品的青年人，他后来 居然神使鬼差地，一度比较地“中心”，但没有多久他又“边缘化”了。他 懂得，一个社会，是需要中心的，当然也就需要“中心人物”，或说是“风 流人物”，“领风骚的人物”，“明星”，“大腕”，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于呆在中心的，更何况，风会刮过去云会散掉，只能是“各领风骚若 干时”而不可能“独领风骚”、“永领风骚”，星会殒落，腕无长力??每 一个人，到头来还是尽早地归位于最合适的立脚点才好，在那站立得最坚实 的地方，不管是怎样地“边缘”，以良善之心，独创之艺，是一定会耕而有 获的，他觉得自己在比较边缘的地方，就反能更从容地抒发性灵。
　　这就说明，他的喜爱《白夜》，有很私秘的因素，与任何一种批评模式， 与文学史的角度，都基本无关，现在他公布出这一份私秘，企盼着人们理解，
　　
这，毕竟也属于解读作品的一种方法，是吗？


1994.9.24 绿叶居

在爱的船舶中


　　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冰心全集》，本想放在书架上，留着慢慢 读，谁知一翻之后，不禁从站姿变为坐姿，又从坐姿变为倚枕半卧——这是 我与书之间的最亲密的姿势——直到从第一卷翻至第八卷，除细看照片外， 又隔三岔五地选读了若干原已熟悉的美文，以及许多原来无从得见——应是 第一次面世——的书简，掩卷之后，思绪缱绻，竟不觉傍晚已至，家人唤起 来吃饭，这才将八卷全集放入书架。
　　冰心的文章虽然贯穿于整个世纪，浸润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但是在这 个波澜壮阔，或者说波诡云谲的时代里，始终并未处于中心地带，有些时候， 真是被漾远于相当边缘的位置，但事物的久远价值，并不能以一时的煊赫来 判定，冰心著述的伟大，恰在于其美轮美奂的平常。
　　记得几年前去拜望冰心老前辈，她蔼然地问及我的家庭，我便细细地讲 给她听，她听完，很认真地跟我说：“家是一只船，这只船很小，但是很重 要。这只船里应该有爱：有的人在受到来自社会的打击时，他支撑不下去， 甚至毁灭了，那跟他回到家里，得不到小船上的爱，心灵没有了最后的支点， 有关系??所以你要爱你的家，关心你的家人，让这只爱的小船，能在风雨 波浪里，继续驶往光明，驶往幸福！”当时，我虽很感激老前辈对我以及家 人的关怀祝福，却并没有产生出多么浓酽厚重的感想。那时候，我正血气方 刚，总爱听一些不凡之论，自己说起话来写起文章，也总是“语不惊人死不 休”；冰心老前辈的话，似乎太平常，属于常情常理，也就是年轻人往往觉 得不过瘾，不深奥，更缺乏强刺激，显得未免平实直白的所谓“浅显的道理”。 经受过近 10 年的时代风雨，我也算是滚过几个筋斗，越过了几个跨栏， 吃了几堑长了几智，至今仍在文学跑道上奔驰未息，回头凝望，静夜细思， 冰心老前辈说给我的那些话，便至为宝贵，并且在应验中，使我懂得，有些
最平常的事物，最平实的话语，其实是最值得珍惜的。
　　当然，冰心只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民族伟人之一，而且在涉及方方面面的 众多伟人之中，她也只在文学这一隅，并且即使在这一隅中，她也只是多元 的壮丽文学花园里的一种香花罢了。比较起来，有的人或许更高扬理想的大 旗，有的人或许更壮怀激烈，有的人或许更庞然硕大，有的人或许更深奥繁 复??但她在一个世纪之中，越过那么多的风云际会，那么多的惊涛骇浪， 始终坚持在民族的心灵中注入爱的涓流，孜孜不倦地诲人以最基本的关爱： 爱生我养我的父母，爱长辈，爱老师，爱兄弟姊妹，爱子女，爱家庭??并 由家庭这只小小的爱舟辐射出去，将淳朴的爱，及于同窗、同行、邻居、友 人、旅伴??再及于山海、草木、故乡、民族、祖国、世界、人类，以至于 整个宇宙。
　　冰心的爱，可能有时超越阶级，并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但仍是有原则 的爱，她在抗日战争期间鲜明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立场，将她的创作明白 无误地划定在了属于进步人类的一边。现在我们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冰心关于以家庭为 本位的爱的诉求，便具有了常读常新的现实意义，翻阅着刚刚到手的八卷全 集，我不禁这样想：倘若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首先能爱自己的亲人，大多 数家庭都能充盈着互爱互励的气氛，并且每一个社区的邻里间都能够建立起 互谅互助的人际关系，大多数单位里都能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氛围，那么，我
　　
们的社会便能更加稳定，经济便能更加繁荣，而一些新的道德观念，新的伦 理关系，也可望早日萌芽，健康发育??
　　冰心所倡导的关爱里，也不是没有必要的恨，必要的讽刺乃至于相当强 硬的据理力争，我们不要忘记，在本世纪初白话文学中，冰心是“问题小说” 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自那半个多世纪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等充满激昂情怀的小说，其实都承继着冰心早期小说的血脉，只不过，后来 冰心的创作更多地转向散文随笔，并更多地吁求最素朴最本原的人间之爱罢 了，而这爱也是有骨之爱，我们在她以八、九十高龄所写出的关于教育现状 的充满焦虑的文字中，可见到她愈加刚硬的脊骨。
　　忽然又想到八十年代初，在新桥饭店文学界一次座谈会上，包括我在内 的一些中青年作家真有点欲推进民主进步舍我其谁，并大有振臂一呼便毕其 功于一役的狂傲气概，最后会议主持者请冰心发言，她心平气和地说：“以
我 80 年的经历，我想说，实现民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是一桩复杂的社会 工程??”当时我浑身的血正沸，听见她这话如何不觉是兜头一盆冷水？心 中很是悻悻。但她那充满了理解与关爱，却又以 80 年的人生体验所竭诚提供 的忠告，却于我，也不仅是我，后来我与另外几位当时在座的朋友谈起，都 痛感这平直的“老人言”里，有很深刻的内涵。现在 15 年过去，那音容宛在， 而其营养，还有消化的余地。
翻动着八卷全集，看到其中许多头一回面世的书信，信笔草出的短短文
字中，竟漾溢着如许醇厚的人性善美，是爱的旋律，也是爱的实践。冰心的 人格力量，甚至于更集中地凝聚在了其中。于是觉得这次出的并不算全集， 因为冰心老前辈给我的许多封信，便并不在其中。编辑也曾向我征集过，先 是因为搬家，东西一片混乱，无从检出，后来是我自己未能积极响应，现在 见到这书，才后悔不迭。冰心晚年的信函，大都片纸简言，单看一两封，或 单看给同一收信者的，似琐碎平淡，合观则竟呈现出瑰丽的精神景观，如不 褪的彩虹。不过，我想，这全集定有增订之时，冰心老前辈给我的信，还有 与大家分享的机会。
《冰心全集》是爱的船舶。于我将在这爱的船舶中获得更多生的智慧与
进的勇气！
1995.8.26 于参加《冰心全集》出版座谈会后

娓娓道清贫


　　有一本书，已经连续三年蝉联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中野孝次的《清 贫生活》。
　　日本是一个早已经历过市场经济大繁荣的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和高度 发展，使大多数日本人分享到了不少好处和乐趣，比如市面货架子上总堆满 丰丰盈盈的商品，只要你有钱，什么都买得到；而要维持一种小康而体面的 生活，一般人只要努力工作，也都能挣到相应的工资；休假时到国外旅游， 已是很多人的“家常便饭”；而在世界各地，只要亮出日本人的身份，总不 至于遇到经济歧视的眼光。当然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充满着问题。且不 说日本人被外国人普遍视为“经济动物”，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磨擦越演 越烈，日本人在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心目中还是难以唤起发自内心的 好感；单是日本社会生活的内部，就存在着许多令人焦虑的因素，特别是与 物质极大丰富形成鲜明对比的精神匮乏现象，真是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最 近日本东京所发生的地铁放毒事件，更显示出这个从上到下普遍追逐经济成 就的国家，所潜伏着的精神危机，已有多么严重。
　　现已初步查明，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涉嫌放毒。据报道，一位得过博 士学位的医生，奉“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指令，把装有沙林毒气的 包裹提上了地铁列车。当他将那包裹放在车厢地板上以后，下一步应做的， 便是用伞尖戳破包裹，以使剧毒的沙林气漏逸出来，但他临阵手软了。他毕 竟是学过医的，本是懂得生命之可贵，而且本应以救治生命为天职的，更知 道沙林毒气是法西斯使用过的灭绝性气体。可是他后来终于还是戳破了那包 裹，并赶快逃离了现场。他和他的同志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五千多人中毒， 并有几十人死亡。
一个医学博士，本应具有理性，并且在日本社会中是不难找到体面的工
作，过富裕生活的。然而他却去皈依了邪教。为什么？就因为精神苦闷，而 社会又未能提供他更具魅力的思想。麻原其实是一个没受过很多教育的人， 并且双目失明，自称有特异功能，从被拘捕以来的表现看，其实也并没有什 么特异功能。然而麻原的宗教却吸引了若干像这位医学博士一样的富人和高 级知识分子。他宣称世俗社会已然堕落，芸芸众生罪孽深重，世界末日已然 来到。他甚至多次预言“世界末日”的“准确时间”。这种“崇高”（据说 日文里“奥姆”有崇高之意）的“真理”，对内心空虚又充斥焦虑的人，往 往具有魑魅的蛊惑力。倘若麻原的传教活动仅至于“愿者上钩”，倒也罢了。 我们都知道七十年代美国曾有过“人民圣殿教”，其教主最后是组织了全体 教徒的集体自杀。那已够令人毛发悚然的了，但毕竟还没杀到教外。这回可 好，麻原看到他的预言未能兑现，“世界末日”居然逾期未至，芸芸众生居 然还在那么样地过小日子，依然“堕落”，他便指使他的教徒，出动到闹市 之中，来大批量地实行屠杀，以完成他的理想信念。这样的以完成自我“理 想”为目的的滥杀无辜，已构成反人类暴行，不仅广大日本民众对之愤慨， 全世界的善良人都应同声谴责。
　　我为什么要扯到这件事上？因为我感觉，面对日本人的精神空间，固然 麻原那是一种予之填塞的路数，并且酿成了大祸，可是，另外也有不少专注 于精神世界的日本人，他们朝另外的方向作出了努力，比如大江健三郎那样 的严肃作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特别研究一下的中野孝次的《清贫生活》。
　　
　　我无法知道那位奉麻原之命到东京地铁里施放沙林毒气的医学博士，是 否读过中野孝次的《清贫生活》。如果读过，他何以会弃中野的诱导，而去 皈依麻原的反人类谬论？
　　中野孝次本人，并不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针对日本现社会的物质繁荣 与精神贫困这种鲜明落差而著的。他只是说，他建议人们追求一种内心丰盈 而美好的生活。这就要采取清贫的生活方式。清贫并不等于贫穷。贫穷意味 着温饱堪虞，那样内心不能进入平和安详的境界。清贫是在温饱之后，不再 将物质财富的积累，看成重要的事，而将内心的修炼，当作最大的快乐。这 也就是富心重于富身的意思。他也并不是主张走火入魔地去搞什么神经兮兮 的宗教式修炼，他所提倡的生活理想，简单易行，朴实自然。也就是说，一 个人不要热衷于钱财名利，他应过一种与大自然亲和的恬淡生活。他可能乐 于读书，听音乐，看白云，默对江河，动手进行必要的生活劳作，写诗自娱， 引吭高歌，善意地与亲友交往，珍惜生活中那些平凡而有趣的事物。
　　中野孝次的这本书，主要是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去撷取理想的资源。 他在书中引述了本阿弥光悦及其母亲妙秀，还有鸭长明、良宽、池大雅、芜 村、橘曙览、芭蕉、西行??等的语录、杂记、和歌、俳句，娓娓地讲述他 们的故事，心平气和、循循善诱地劝谕读者进入那“古已有之”的清贫境界。 比如他从十四世纪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一书中，引述“受名利驱使，内 心不得平和，一生痛苦不堪，实在愚昧”的话，加以阐释，使读者意识到， 拚命挣钱，追求豪宅名车，又在人际中角逐名气、地位、座次、荣誉，甚至 夸耀自己的学问，企盼掌声、采声、青睐、颂歌??都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生 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应体现在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内心。简言之，人的 物质生活简约朴实，而人的精神生活，却应广阔无边，深邃无际。
中野的这本《清贫生活》一版再版，畅销不辍，说明在日本民众里，已
有很大的影响，那影响当然大大超过麻原彰晃的“世界末日”邪说。 台湾的日本文学专家李永炽，已经将此书翻成了中文，在台湾出版。出
版后也成为一本流行读物。台湾的所谓“经济起飞”，已有相当历程，现在
也处在经济发展问题丛生，社会精神萎靡不振，而且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 诸般怪相赫然纷呈，令有识之士扼腕长叹的状况之中，中野的这本书对台湾 的读者也不啻一帖对症的清凉剂。
我建议大陆也出版《清贫生活》的中译本。
　　大陆的情况，与日本和台湾都有很大区别。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 仍在继续中。温饱的问题，在若干地区还没有完全解决。先富起来的那些人， 其中有不少还沉浸在成功感中，或者并未产生自我能意识到的精神危机，或 者也并不是在良性地追逐财富的积累与显现的名声，而是在大肆挥霍并不愿 “露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尚未完善，而且对市场经济走向的全盘 性否定不仅来自极“左”也来自了极右。因此，中国大陆所最需要的精神食 粮，还并不一定是对“清贫”的追求。但中野孝次的这本《清贫生活》还是 很有参考价值。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富裕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目 前还并不适用于全体中国人，却已显现于不少中国人面前。
　　对于中国文化人特别是中国作家，这本书的参考价值主要可能还并不是 其内容。说实在的这本书学术味与诗意都嫌不足。而且，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中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恐怕比日本要多得多，如果有一位中国作家乐于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写一本关于清贫的书，管保能写得更充实，光是引
　　
文也便更丰富更具光彩。仅仅一个陶渊明，我们便可从他那里引伸出多少“清 贫生活”的诗意美来啊！
　　但是中野孝次的那个文本，实在最值得借鉴。他以清贫生活为理想，但 他并不是端出一副架子，仿佛他精神上多么崇高，多么了不起，他多么鄙夷、 藐视万丈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于是从自己的理想高度，来俯瞰他人，对不符 他的理想规范者，予以严厉批判、无情打击，把文章写得像战斗檄文，甚至 于像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字报那样；他的立论前提，是世人可以 各有理想，他与其他的人，他的理想与其他人的理想，容或不同，甚或分歧 不小，乃至大相径庭，但大家是平等的，他乐于讨论，更乐于自说自话，任 其如云舒卷，如花自绽，赏者自迎，忌者自避。他建议人们过清贫的生活， 但绝无把俗世之人都轰到一条路上去的企图。他面对俗世，蔼然可亲，坚持 自己理想，却又极愿与他人亲和。他的书里充满祥和，而不是乖戾之气。他 的从容与平和，与麻原的狂躁与极端，恰成鲜明对比。
　　在转型期社会中，往往难免有急躁乃至极端情绪的中国文化人，可以从 中野孝次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文本启示。以“革命”的方式、战争的方式， 暴力的方式，“大批判”的方式，“群众运动”的方式，“大跃进”的方式， “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棍子打死”或 “一盆水浇活”的方式，恐怖主义的方式，当然还包括麻原的方式，在当今 世界上，都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提升，并且往往有害，甚至有大害。 读中野孝次的这本《清贫生活》，我们不一定照他所建议的那样去过，但我 们至少可以学会娓娓动听地宣谕我们的理念与信仰，以感召力而不是杀伤 力，来凝聚出真理与崇高。
1995.5.31 绿叶居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在北京故宫现存档案里，有慈禧的大量相片，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九
○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在颐和园所拍的“标准照”，尤其是一张《宫中档 簿·圣容帐》记载为“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的照片，现存一百零三 张，每幅高七十五公分、宽六十公分，衬裱在硬纸板上，镶在雕花金漆大镜 框中，并分别放在紫檀木盒内，外裹明黄色丝绣锦袱；估计这些照片并非留 作自我欣赏，也非意在留藏宫中，是准备用于外交礼仪，作为尊贵赠品的， 当初晒印时，不会取一百零三之数，可见已送出了若干，但所送出的，又不 是太多，查记载，一九○四年德国皇储来华，慈禧接见，曾取出一幅，托其 转与德国皇后，“用黄亭抬至外部??加车随德储君赴津，送至柏林，藉代 游历”；还送给过什么“外宾”，至目前尚无人细作统计。
　　这张“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的照片，我们可从紫禁城出版社编 印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里看到，与这张拍摄在差不多同时的，还有 很多张“圣容”，格局大体相同，但布景、服装、饰物与所摆姿势各有变化， 从布景上看，宝座与翣扇基本不变，宝座后的屏风，则有孔雀、寿松、丛菊 等多种变化，宝座两侧的摆设也往往各不相同，或瓶荷安泰，或百果献寿?? 地面所铺的地毯也时有改换，但变化最大的则是慈禧本人。仅所换的服装而 言，便有团寿字、竹叶青、缠枝莲、蝶花、寿蝶等多种纹饰；而她的装饰品， 就更是不断地增添组合，有戴护指照、佛珠照、东珠照??有几种是戴明珠 披肩拍的，那披肩系用三千五百粒大如黄雀之卵、俱精圆纯净的天然珍珠联 缀而成；更有趣的是慈禧从端坐的姿态渐渐演变为各种比较随便的坐姿，以 至最后干脆站起来拍，甚至于拍出了一手簪花、一手揽镜自照的“表演照”。 一九○三年慈禧六十八周岁，她的七十华诞的庆典已在紧锣密鼓地筹 划，大量地拍照，据说也是有关的节目之一，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 她的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拍的，那位宫廷摄影师便是勋龄，勋龄是一 度担任清廷驻法、德等国大使的贵族裕庚的儿子，他和另外一弟二妹从小随 父母到西欧生活，他在法国入陆军学校学习，在那里学会了摄影，并具备相 当的水平；一九○三年裕庚全家从欧洲返国，勋龄和弟妹都被召进宫中，因 为当时慈禧大量时间是呆在颐和园里，所以他们也就大量时间在颐和园里为 慈禧服务，勋龄管理颐和园的全部电灯，他弟弟则管外国运来的小火轮，因 为他们是男的，所以能挨近慈禧的时候不多，而且每晚必须出园回家去睡； 可是他的两个妹妹就幸运多了，大妹妹德龄和二妹妹容龄（也有写作德菱、 容菱的，因系满语译音）都成了慈禧所宠爱的御前侍从官，因为她们都通英 语和法语，所以实际上主要充任慈禧接见洋人时的翻译。慈禧对外洋的了解，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两姐妹来完成的。慈禧欲把德龄指嫁给权倾一时的荣 禄的儿子，可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德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恩典”。 她借到上海探视父亲之机，再没返回宫廷，并终于自主地嫁了一个美国人， 后并用英文写成颇有影响的回忆录，前一部分是关于童年的回忆，后一部分 则是关于在慈禧身边担任御前女官的回忆，她的回忆录，特别是后一部分， 颇具价值，很早便有文言与白话两种译本，那里面，对她哥哥勋龄给慈禧拍
照，以及美国女画家卡尔给慈禧画像，都有很生动详尽的记述。 据德龄记述，一九○三年在颐和园中的拍照，是慈禧初次照相，此说尚
可讨论，因为徐珂的《清稗类钞》里，有关于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应诏为

慈禧在颐和园中拍“簪花小照”的记载，并称照完后当天便于庆王邸消夏园 中冲洗，慈禧不仅“许以千金之赏”，并“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一张照 片获如此厚酬，惜乎当年尚无《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否则定当入选。日 本人为慈禧拍照事，当在庚子（一九○○年）前，那时宫中一定已有拍照之 举，因为在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旧照片里，虽无慈禧和光绪的，却有一张珍 妃的，珍妃于八国联军逼近京畿，慈禧挟光绪“西狩”，临行前被推于井中 了，所以她的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宫中即有照相事的不争之证。但不管怎么 说，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勋龄为慈禧的拍照，才使慈禧终于迷恋上了西 方这一“奇技淫巧”。
　　照相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一般史家都认为成型的照 相术，是由法国人路易·达盖尔与英国人塔尔博特在互不相通的情况下，分 别发明出来的。前者的成像方法就被称为“达盖尔法”（Daguerreotype）， 后者的则被称为“卡罗法”（Colotype），时间约在一八三九年，很快风靡 欧美，并传进中国。一八四四年八月，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到澳门 同法国史臣拉厄尼谈判签约，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国官员向他索 取照片，他毫不为难，立即拿出一式四份分赠，并将此事奏予朝廷：“（洋 人）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便是当年中国人对照片的称呼，我 一九八八年在法京巴黎的摄影博物馆中，见到过耆英的“小照”，署名朱利·埃 及尔（Jules Etier）摄，此摄影者系当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到一八六○年 左右，在上海、广州出现了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并出现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摄 影家；北方虽此风晚到，但到一八七五年时，天津也出现了若干家照相馆， 其中最著名的有梁时泰照相馆、恒昌照相馆等。至于京城，直到一八九二年 才有泰丰照相馆开张，虽后来，却居上。这家照相馆拍摄了大量京剧剧照， 并在中国最早拍摄了“活动照相”（即电影）。就这样，照相术这个“泰西 怪物”，从洋而中，由南而北，从官场到民间，一步步向宫廷围渗，并终于 在一九○三年，获得中国当时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青睐。
慈禧个人的奋斗史，恰重叠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她个人而
言，那真是极大的成功——竟打破了清朝列祖列宗的几层禁忌，在同治、光 绪两朝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在临死前还钦定了小皇帝宣统；在半个 世纪里，她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她那至高无 上的权力进行挑战的政敌，又始终过着随心所欲的相当富有审美情趣的帝王 生活，正是在她的亲自培植下，一个至今仍令全世界惊叹不置的艺术瑰宝—
—“北京歌剧”即京剧，正式形成；但在当代史家笔下，慈禧却是一个几无
争议的反动人物，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她 的确都扮演着可耻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屠夫角色，她的穷奢极欲、武断乖戾、 反复无常，更令人厌恶唾弃。中国近代史的那五十年里，也许无论谁占据那 最高的决策地位，也无法绾逃于整个中国的悲剧性命运，因为在人类历史进 程中，某些深处的机制是难以抗拒的，但慈禧个人的擅权、保守、狭隘、顽 固，有时甚至表现为一时震怒、一刹错念，而以她个人的那点绝对无法适应 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见识和无人可以驭制的乖戾性格，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具 体进程，并波及到几乎每一个那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也为她死亡以后的中国 埋伏下了无数的玄机。
　　据德龄回忆录的第二部《清宫禁二年记》，慈禧在颐和园中，心情好时， “极形仁慈”，“如慈母焉”，她在德龄的住房中看见了德龄在法国拍的照
　　
片，惊而言曰：“噫！此皆尔之影片乎？较之画像佳甚，且益逼真，曷为不 早示余？”后得知管电灯的勋龄即擅摄影后，立即召见，并迫不及待地就要 他给自己拍照，命曰：“余拟先摄一乘舆视朝之状，然后再摄他影数种。” 第二天天气晴好，勋龄携摄影器数具，候于宫院内，慈禧步入院，一一视之， 听勋龄详解摄影之法后，即命太监一人立于器前，她则由聚光镜片中，望其 形状，旋忽惊问曰：“尔首曷为颠倒？！”听了德龄一旁的解释，转疑为喜， 于是登御舆，命舆夫舁之行，将过摄影器时，勋龄已拍一影，慈禧过摄影器 后，问是否已摄取其影，得知已摄，很不高兴，曰：“曷不先告余？！?? 后再摄时，须先语余，俾令面容和悦也。”这天临朝，她竟不管事之缓急， 只匆匆坐谕了二十分钟，便宣布退朝。各大臣既去，她即步入朝堂之院内， 命舁御座入院，后置屏，下置足凳??又命宫眷取长袍数袭，俾其选择，然 后便大拍特拍起来，拍讫，她便要勋龄展示照片，勋龄解释还需在暗室中冲 印，她竟说：“此无妨，余愿一往视之，固不问室之如何也！”于是将近七 十岁的慈禧又兴致勃勃地与勋龄、德龄同入暗室，在红光中观看冲印过程， 刚冲出负片，她马上取到手中观看，又惊疑为何相上脸、手皆黑？待给她解 释还需再印正片的道理后，她感叹说：“原来如此，诚可谓到老学不尽矣！ 此事以余视之，洵属新颖，今余摄影，心中甚慰！”时已中午，她去休息， 下午三点半钟，午睡甫醒，她便匆匆著衣，迥异恒时，衣毕，即赴勋龄处， 亲观晒印，当时是用天然日光晒印，慈禧竟不辞辛苦，坐视勋龄操作，足有 两个小时之久，既得第一张，手持弗释，更阅其他数张，及复视手中者，讵 已变黑，于是再次惊呼：“胡为变黑？！抑晦气乎？！”这时，勋龄的前程， 在几秒钟里，恐怕真是悬于发丝了！德龄一旁忙予解释，这时的解释一定要： 一，言简意赅；二，使用慈禧易懂的语汇；三，又不能有丝毫令慈禧尴尬的 副作用；四，营造出欢愉的气氛。果然，德龄在以上四个前提下，把显影后 如不及时用药水定影，相片还是不算最后完成的道理，让慈禧终于明白，于 是这位最难伺候的老佛爷方转怒为喜曰：“是诚有趣。”从此她拍照兴趣大 发，竟很有点“不爱江山爱照相”的味道。
拍腻了“标准照”，慈禧又大拍“生活照”，并简直允许勋龄用抓拍法
随时随地拍摄起来，这都还不过瘾，于是又搞了大量的“化装摄影”，其中 最多的是在颐和园与宫禁内中海荷花丛中所拍的观音照，慈禧自扮观音，她 的爱侍李莲英扮韦陀或善财童子，庆王的女儿四格格伴龙女，等等。现故宫 博物院所藏清内务府档案中，保留了不少有关慈禧照相的口谕笔录，如光绪 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为准备十六日（阴历）的拍照，提前多日便 有如下口谕：“海里照像，乘平船，不要蓬，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 下屋绷，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 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要桨两个，着花园 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见《紫禁城》 杂志一九八○年总第四期所引）所以万不要以为在那“多事之秋”里，这位 中国独裁者脑子里所装的，皆为军国大策，或只是醉心于与“维新派”的政 敌进行“路线斗争”，她实在是用了很不老少的时间，开动脑筋，花样翻新， 色色精细，奇想迭出地大照其像，也就是痛享了一番这由西方“蛮夷”那边 传来的“奇技淫巧”。以至她人虽早化腐灰，而“圣容”却遗留得未免有点 “供大于求”了。
从德龄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对西方，实在是很有好奇心的，

在维持其自尊心的前提下，她是很愿与西方事物接触，更愿听取种种形容介 绍的。她对西方文化，并没有一个绝然要抵御的前提。那时的慈禧，已多少 具备了一些关于西方的地理、历史知识，不再以为法国、西班牙等无非都是 英咭利的狡狯“化名”，以便多向中国索要赔额；她并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甚表钦佩，有时还以彼自比，当她宣谕要甫归国的裕庚夫人带领德龄、容龄 两姊妹到颐和园觐见她时，裕庚夫人未免惶恐，因为她们母女都来不及制作 满族服装，慈禧却让她们马上穿着西洋裙装入见，她们遵旨去了，慈禧对她 们的洋装虽觉奇诡，却又甚感美丽，竟因此命令她们就那么洋装打扮地随侍 身边。有一回，听德龄说到西洋人开舞会的事，她竟让德龄、容龄两姐妹在 西洋留声机放送的西洋舞曲中，向她演示西洋人的舞姿（该姐妹在法京巴黎 曾向后来名声大噪的依莎多拉·邓肯学过舞蹈，还公开表演过芭蕾舞，因此 在慈禧前的表演不过是小示其技），慈禧虽甚感惊诧，却又兴味盎然；直到 几个月后，德龄她们感到西洋装扮实在不能适应中国宫廷的生活方式，并且 慈禧也终于感到看腻，这才命她们改换满装，在各地高官纷纷向慈禧敬献各 种贵重的寿礼时，慈禧难得有看上眼的，但德龄母女从法国巴黎给慈禧订购 的化妆品和洋靶镜，却令慈禧喜不自禁、爱不释手；慈禧很乐于接受西方外 交使节夫人的觐见，并很注意给对方留下“文明印象”，比如说，在颐和园 中，宫眷们，包括光绪名义上的妻子、后来的隆裕太后，当然更包括德龄、 容龄等女官，都是绝对不能坐下来吃饭的，即使不在慈禧视野之内也不能坐， 可是在颐和园里招待外国使节夫人时，所有与宴的宫眷都有了座位，并且布 置得就仿佛从来如此一样——这并非是“维新派”的建议所导致，而完全是 慈禧自己的决定。在《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张 慈禧与几位洋使节夫人的合影，照片上甚至有一个才几岁的洋女童，俨然站 立在慈禧的宝座一侧。面对这种与西洋人亲和的“圣容”，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这个慈禧，曾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企盼并支持端王（载 漪）等率领“拳民”，将北京的使馆区夷为平地，并将所有洋人从中国土地 上予以肉体消灭或扫地出门，毕“攘外”之功于一役。虽然她的“迷乱”只 有不长的时间，并付出了扮作农妇，仓促挟光绪出逃西安的惨重而丢脸的代 价，可是到勋龄给她大照其相的这一年，她似乎终于悟出，对于西洋人，不 管怎么说，你到头来已无法回避，不让他们进来，或把已进来的统统轰走， 都已全然没有可能，你只能与他们耐心地打交道。在一九○三年所拍的与泰 西妇人的合影中，我们可以从慈禧的脸上读到这种既无奈、又理智的表情。 德龄回忆录称，在美国画家卡尔终于画完了慈禧的油画像后，慈禧问她， 卡尔女士可曾问及庚子年的“拳乱”？并由此向德龄痛吐心曲，承认听信端 王、澜公（载澜），放纵他们让“拳民”去攻使馆、杀洋人，是铸成了一生 中的大错，后悔不迭。德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有人指为不可尽信，其实， 从《景善日记》等其他史料可知，慈禧在庚子年之所以终于决心与洋人誓不 两立、决以死战，是因为听说洋人下了正式照会，要她把权力交给光绪，也 就是要她下台，这是她万万不能的，即使有人说洋人的这一对中国政治权力 的公然外交干预，是端王他们放出的谣言，但来自洋人的这种干预性压力， 客观上至少是以不那么正式的方式表达过的，并非子虚乌有，所以，这就启 示了我们，到头来，慈禧的所有政治决策，并非一定是她刻意保守，而是她 遇事必权衡其对她无上权力是否构成了威胁。在一九○一年八月自西安回銮 北京以后，通过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屈辱苛酷的条约，她感到洋人们似乎

并不怎么干预她的权力行使，她的“灭洋”情结反得化解，于是，自那以后， 屡有颇具革新意义的诏令经她首肯颁布，如一九○一年八月銮驾刚歇便命各 省于省城及所属府州县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又命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 十二月，许宗室子弟出洋留学，命满汉通婚，劝谕女子勿缠足；一九○二年 七月，颁行学堂章程，大体采用日本制度；十二月，派员参加美国圣路易城 博览会；一九○三年二月，命保护出洋回国华商，又派员赴日本考察金本位 制；七月，设商部；九月，命各地方大小文武官员振兴商业，公布商会、铁 路简要章程；十一月，派京师大学堂学生三十一人赴日、十六人赴西洋各国 留学，该月十七日，北京译学馆开学；十二月，颁《钦定大清商法》??而 至一九○五年七月，爽性宣布结束科举，“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十一 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时的慈禧，是只要你不去撼动她的 权力，一切都好商量。她的权力概念，是以她个人为中心的，比如我们说： “‘辛丑条约’是丧权辱国”，我们这话语里的“权”，是抽象的“国权”， 可是慈禧却只看重是否还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最后还是由她“定 盘子”，那就哪怕定的是个向列强割地赔款的“盘子”，或定的是个简直与 “革命党”要求并无二异的结束科举的“盘子”，她都觉得并未“丧权”。 反之，哪怕你行起权来比她更守旧，或对“革命党”弹压得更严厉，或竟真 将“外夷”攘于疆外了，她竟不能“定盘子”，那她也是不能甘心的，在她 来说，那才是“丧权”，是暗无天日，是绝不能容忍、接受的，更明快地说， 要卖国也得由她卖，要维新也得由她行，要杀洋人也得由她杀，要优待洋人 也得由她待。慈禧专制中国半个世纪，她的心眼儿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权力 观念，她对亲儿子同治皇帝都不放权，同治死后把妹妹的儿子光绪抱来充当 傀儡，光绪死了，她眼看也活不成了，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分钟，她仍想着不 能“大权旁落”，一定要再抱一个亲妹妹的孙子（虽为侧室所生）当傀儡， 并要她的亲侄女儿隆裕皇后替她再搞“垂帘听政”那一套??
且说慈禧在一九○一年后虽首肯颁布了一系列似乎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命
令，可是她的这一切“开明态度”都来之晚矣，革命党不能饶过她，只承认 光绪权威的“保皇党”也不原谅她，帝国主义列强也只是利用她的昏庸一而 再、再而三地从她那里榨取中国油水，既然她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 分中国的一个工具，派几个洋太太在她面前承欢，送她一些洋玩意儿解闷， 让美国女画家给她画像??直到接受她那大幅的“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 容”，又何乐而不为呢？
翻看着《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里慈禧太后那一幅幅相片，我把相片
里的她仔细端详，忽然有一种麻脊刺心的惊悚，我意识到，在那些相片里， 埋藏着一种超越历史评价、道德裁决的更悠远深邃的东西，一种人性的东西， 个性的东西，命运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却又能让我们刻骨意会的东西?? 是的，那是真的——人，实在是一定时空所捕获的人质，不仅是慈禧， 任何一张旧照片里的人物，彼时彼处彼人所凝现的那一瞬，从这个意义上去
观察，都能让我们思绪悠悠升腾??
1994 年 8 月 29 日于绿叶居

付出代价


　　在世为人，我们总得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并无某种作为，而竟因此 被迫付出惨痛代价，是为冤屈。有某种作为，而竟被一笔抹杀，化有为无， 逼其消匿，则是不应付出的诡异代价。
　　读蓝翎的《龙卷风》，掩卷不禁喟叹：此兄的命运中，既有被化无为有 的冤屈一面，亦有被化有为无的一面，并因此而被迫付出过既惨痛而诡异的 代价；这不仅构成了其个体生命岁月的蹉跎，才华的掩没，感情的重创，心 灵的煎熬，更折射出了一个政治龙卷风接着再一个政治龙卷风的那个历史阶 段里，世道人心的扭曲，特别是某些人的人性中那些令我们惊悸的东西。
　　蓝翎原名杨建中，我甚至是在读到他这本书时才知道的。蓝翎这个符号 很有价值，因为 1955 年时，我虽还只有 13 岁，却因为爱好文艺，并且，夸 张一点说，算是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吧，又因为受文化气氛很浓的家庭熏陶， 已半明不白地读过《红楼梦》，因此，当时报刊上热热闹闹地批判起俞平伯 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注意过的；当时哪里知道什么大背景，也不懂得这 类事会有什么大背景；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频频出现的名字，是不仅记得 住，而且印象深刻的，倒也不仅是因为从当时报刊的导向上，知道他们两人 是正确观点的代表者，而是，虽不一定读懂了他们的文章，但读时确实觉得 有一股子冲劲与新意，因此非常地佩服，甚至于相当地崇拜。
可是，等我长到十七八岁时，蓝翎这个名字，便已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消
失。当事人对自己的“消失”过程，自然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龙卷风》 中告诉我们，那篇最初引起轰动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文章，首发时 明明署着李希凡、蓝翎的名字，可是，到 1957 年之后，其作者却先变为“李 希凡等同志”，再变为“李希凡同志等”，最后干脆演变为“李希凡同志” 一人。
“文革”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重要论著《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信中提及“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并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全文 中多次使用了“他们”来称呼“这两个青年”，在在肯定着引起他重视的两 篇文章都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人写的；但七十年代江青却在同美国的 一位大学女教师谈话时一口咬定说：“only one！”这样，蓝翎便不仅成了 一个“死魂灵”，简直形同一个“谣言符号”了！
“文革”中我在一所中学当教师，记得一回下乡劳动时，歇工的时候不
知怎么就提到了《红楼梦》、俞平伯、李希凡什么的，有位同事便说：“到 底有没有蓝翎这么个人？”另一位五十年代上过北京的工农速成中学，便证 实说确有其人，教过他语文，很随合，常跟学生一起打篮球，那时候确实跟 李希凡一起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既然确有其人，那么，“后来怎么 没听说了呢？”也有人猜“可能五七年打成右派了”，但在可资引用的给人 印象深刻的“右派”符号系列里，大家似乎都不记得有“蓝翎”这个符号； 于是有一位同事便从逻辑上推导说：“兴许当初李希凡写那篇文章时，没预 料到后来会被毛主席表扬，成为那么重要的文献，所以，他就很随便地，让 他的同学蓝翎也署上名了??”既然如此，嗣后将附骥者删却，便无足奇怪 了。这是当年我们一些最普通的社会成员对蓝翎这样一个符号的消失的绝无 恶意的诠释。我们虽无恶意，但导致我们如此去推想的种种导向与暗示，却

不能说全无恶意吧？ 事情到了今天，我虽然已经认识蓝翎好多年了，如果我不读《龙卷风》，
我还是很可能弄不清这一桩公案：因为一，我以为蓝翎已是当今中国最出色 的杂文家之一，其文学地位仅此一端便足以鼎立，四十年前他是否写过批评 俞平伯的文章，已并非其“安身立命”的唯一基石；二，我读到过 1993 年第 四期的《红楼梦学刊》，上面有李希凡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忆及当年时说： “无论我怎样富于幻想，也从没有幻想过因为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 视。”这是很新的文章，用语十分地肯定，没有说“我们”，而明明白白地 说“我??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视”；我无论怎样富于幻想，也幻 想不到这种印在白纸黑字上的文章中的这种宣布，还会有悖于事实；三，事 情过去这么多年，大多数人都已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对 俞平伯，后来更波及到胡适的大批判，有过火的地方，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埋下了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以至导致“文革”浩劫的种籽，因此， 当年那首先为毛主席所重视的批俞文章，究竟谁为头功，似已不会有人强占， 李某既然公开申明系他一人所写，我们也就毋庸再疑。
　　但是读毕《龙卷风》，我愕然了。所惊愕的，当然不是蓝翎所缕叙的由 无数真实的细节所组合而成的难以挑剔的总体真实——那引起毛主席重视的 文章明明白白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确确凿凿是两个人合写的；问题是， 如果说 1957 年以后蓝翎这个活生生的文章起草者及参与修改、定稿全过程的 “两个‘小人物’”之一的突然消失，还是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到了 1993 年，还有人站出来说，那引起毛主席重视的文章，并无蓝翎的份儿，而且这 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应该最知情的人，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从《龙卷 风》里得知，该人同年还有与采访者的谈话，公开印行流布，他不否认与蓝 翎合写过文章（这当然是无论如何也实在无从否认的），甚至乐得承认他们 联名出版的那本书里，蓝翎写得甚或还多一些，但那头一篇引起毛主席重视 的文章，却“是我写的”。
蓝翎的这本书，有着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文本，或说是叙述策略，他重
视细节的真实，凡亲身经历的，亲耳听到的，确在现场的，便尽可能详尽； 凡他未亲历亲见的，便绝不臆测：有的说起来其实很能“讨巧”的事情，因 为非他当时所知，尽管现在有他人材料可引，也宁愿付之厥如。比如当年《人 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忽然半夜找他，面谈拟转载他们两人文章的情形，便 叙得丝丝入扣，而邓拓为什么会那样急迫地接见他，以及为什么后来《人民 日报》竟并没有转载他们的那篇文章，而是改在《文艺报》转载了，他就都 不妄作描述。
蓝翎应当写出这件事的真相。因为这是 1949 年后，继 1951 年批判电影
《武训传》，以文化为发端，所引发的第二场政治龙卷风。对这场龙卷风的 诠释与评价是一回事，那确实还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学理性认知与探讨，但 对其基本事实，比如说那两篇引起毛主席重视的批俞文章，究竟是一个人还 是两个人写的，具体怎么写出来的？却不应有含糊的记录，更不可能是“两 人说”与“一人说”的“二说并存”。
　　蓝翎写出这些真相，你可以认为他是对多年来，甚至于直到 1993 年，被 不公正地予以抹杀的遭遇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抗争，是他为大半生所不应付出 而竟然付出了的“化有为无”的荒谬代价的一次诉诸公众的补偿。但细读他 的文本，你便会感受到，其实他已超越了一己的恩怨得失，他是通过这样的
　　
陈述，引发出我们一连串的思索，从为什么会发生“化有为无”的事情，到 为什么至今那一位作者还要贪两人之“功”为己有？难道是除了这一价值载 体，那一位作者便再找不到另外可在公众中确立其价值的基石了么？
　　蓝翎的这些关于两个人合写出引出毛主席重视的文章，并引发出一场政 治龙卷风的回忆文字，当然也是在让那些过去和现在抹杀他的作为的人，付 出他们应付出的代价来。面对着这样厚厚的一本书，说当年那篇引发龙卷风 的文章只是他一个人写的那位人士，无论如何都是在付出代价：或者向公众 改正他的错误说法，并说明之所以要错说的原因；或者拿出他的过硬材料证 明是蓝翎说谎；或者保持沉默，任蓝翎的这本书流布——那其实是更惨痛的 代价。蓝翎在书中说，他写出这些来，甚至作好了打一场官司的思想准备， 他是既有作为，便愿付出代价的；对方是否愿付出到法院去起诉，告蓝翎“歪 曲事实”，伤害了他的名誉，侵吞了他一个人的学术成果，从而引发出一场 热闹官司来呢？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起码我不愿看到这样一场热闹。我 所希望的，是在言论自由大大展拓了今天，还是各自以自己的文字，公诸报 刊专著，来面对公众，这样地付出代价，才最值得，也最恰宜。
　　或许会有人读了《龙卷风》这本书以后，会觉得蓝翎的写法，未免太“纠 缠于个人恩怨”。单纯的个人恩怨，写成文章，诉诸公众，自然不足为训。 然而深嵌于大背景中的恶意打击，罗织诬陷，乃至于化无为有，推人落井还 要继之下石，这样的个人行为，所构成的起码是道义上的罪衍，在事过境迁 之后，竟一概推诿为大背景所至，甚至于装聋作哑，被很客气地问及时，还 要矢口否认，我以为深受其害者，是完全可以，并且应当，通过实事求是的 描绘分析，将其不光彩的言行，公诸于众，令其付出应有之代价的。该书回 忆“反右”中竟因一篇根本没有发表，并且内容上也并没有被所强加的那些 罪名的文章草稿，被错划为“右派”的遭遇，便涉及到大背景下的个人因素， 并且对那给他造成不仅是自己，而且株连到家庭的突来困境的某人，画下了 一幅在我读来是颇具典型意义的素描像。八十年代蓝翎重回报社工作，邂逅 此人，有一次开玩笑似地对他说：“你老兄还在《文艺报》上批判过我呢？” 那人却说：“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给《文艺报》写过文章。你记错了吧？” 现在蓝翎将其当年的批判文章全文引在了他的书中，这篇批判稿，是该人利 用职权，在蓝翎尚未被组织定为“右派”时，从应该只存于蓝翎档案中的一 份“思想检查”里摘出一些句子，作为“靶子”，罗织而成、“抢滩”发表 的，联系蓝翎前后的叙述文字，读来真不禁毛骨悚然；似此等行径，怎能用 “当时大背景是那样嘛”来“一了百了”呢？现在蓝翎写下这些，也并不是 “追究个人责任”，纵使想追究，也无从座实那应付的责任；但蓝翎这样做， 我很赞成，就是，这样的角色，你或许确算不得有什么应付的政治责任、法 律责任，但在道义上，你却必须为你做过的这种事付出代价，这代价便是， 在一个言论自由空间大大展拓了的新的历史时期里，你必须面对蓝翎的这本 书里的这些有关你的文字！这再不是只有你可以胡批乱判蓝翎，而被批判者 却绝无还嘴余地的那种世道了！当然，你现在也完全可以驳斥蓝翎，坚持你 当年的立场；你也可以沉默；或者你真是经过反思，愿意表达另一种心得?? 无论如何，你必须受一受这个刺激，并付出相关代价！你认为蓝翎的这种作 法，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你还想因之推及于对现实状况的总评价， 作总较量么？你因而勇气百倍么？缺乏胆量么？公开大闹么？关在屋子里生 闷气么？??唉，反正，你得付出心灵上的代价，不管怎么个付法，你得付，
　　
并且已经在付！ 是的，蓝翎这本书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凡藉着所谓的大背景，以私
心谋取权位实利者，你既作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就不要幻想一旦大背景转 换，可以行若无事地过你那安稳日子，你必须付出代价！或许从组织角度、 法律角度无法把你怎么样，但你要以为被你害过的封过嘴无法申辩还嘴的善 良人，就此算了，甚至于祭起诸如“不要纠缠个人恩怨”一类的法宝，企图 继续封住人家的嘴巴，那就错了！你至少得付出人家也终于有了发言权，将 事实真相与你的卑鄙行径公诸于众的代价！
　　我喜欢《龙卷风》这本书，便在于蓝翎写得如此坦诚，他无官无职一身 轻，面对事实无所虑，他已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乃至于未作未为，付出了那么 多该付的和不该付的代价，他现在腰杆挺得直直的，依然愿为自己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并且，最可贵的是，在道义问题上他不向虚伪、丑恶的人与事妥 协，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这些文字，让那些人无可逭逃于“必须付出代价” 的处境。我不把这仅看作是蓝翎个人的心灵补偿，我认为这构成着对社会道 义中那属于知识分子自身责任部份的一种必要压力；倘若我们真是企盼维护 一种合理的社会稳定，那么，方略之一，便是一定要进一步展拓民间的话语 空间，让过去只许挨批不能还嘴、只能默受抹杀不能说出真相的被侮辱被损 害者，在这一话语空间中发出他们的声音，从而造成一种道义张力，以使虚 伪者与施虐者在公众中曝光，付出他们应付的代价——而对这些人的追光逼 照与言行抑制，实在是社会的大福。
《龙卷风》能这样任由蓝翎以自由的心灵飘逸的笔触写出，能以顺利地
出版发行（首版便发行万册），并给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平等地 答辩驳难的机会，更留给读者们非常开阔的思考与回应的空间（我的思考与 回应当然只是一种而已，相信还会有许多与我有所不同乃至与我全然逆向的 感受），这本身便意味着我们人文环境的非凡进步。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 很显然，著者还要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风格，继续回顾他的人生跋涉，他 将继续付出心灵的代价，并继续逼使该付出代价者付出。作为读者，我企盼 着他不仅不要在叙述文本上有所变更，而且，下面的篇章将愈加风骨凛然。
1995.10.30 绿叶居

　　　请读《死水微澜》


“《死水微澜》？看过！”一位大学生这样回答我的询问。 可是他看的是电视连续剧，还有那部改名叫《狂》的电影。 我说的是小说原作。《死水微澜》，李劼人著，他后来还写有《暴风雨
前》、《大波》，试图构成内含相呼的三部曲，但《暴风雨前》已不如《死 水微澜》圆熟，《大波》则根本没有写完；看他的书，看一部《死水微澜》 足矣。
　　《死水微澜》确是一本难得的好小说，尤其是它那“本文”或说“文本”， 也就是它那符码系统，眼过脑筛，极舒服——至少于我是如此。我觉得它那 叙述语言有下列几个特点：潜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字美；这跟作者古文即 文言文的功底，以及对中国特有的诗、词、赋、曲的消化融通是分不开的。 但呈现于表面的白话文，又是流畅圆润，毫不显夹生滞涩。作者曾旅法多年， 谙法语，对法国文学有所钻研，从法兰西文化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如小说中 对人物“前史”的交代，就大有雨果的风骨，但又绝非因袭。最难得的是作 者后来在四川搞实业（写小说对他来说是业余爱好），不仅斡旋于上层，也 相当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中下层，因此对溶解在四川人斑驳陆离的市井生活 中的俗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符码系统，特别是俗言俚语，心理逻辑，都有 较深的领悟把握，融汇到小说中，由俗见雅，因雅透俗，读起来如餐正宗的 麻婆豆腐，妙不可言。
《死水微澜》，其思想内含论家一般都极力肯定，认为是表现了辛亥革
命前夕，四川两大社会势力——“袍哥”和“教民”的相激相荡，从中折射 出本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及社会大变革的无可避免；像凌子风改编 的那部电影《狂》，则强调了男女主人公为争取个人的狂恋自由，在封建壁 垒前付出的惨重代价。读《死水微澜》这部小说，自然可以从这些政治的、 社会的、伦理的角度去获得某些认识价值，但我个人上大学时初读这部小说， 主要的感受，却是人物——尤其蔡大嫂、罗歪嘴、傻子、刘三金这四个角色
——的活灵活现，令我产生出一种惊奇：怎么凭借“第二信号系统”的文字，
将其排列组合一番，便可在阅读者脑海中，“还原”出有血有肉有灵性有情 感的活人来呢？我的决心自己也试试写小说，那愿望虽不是从读《死水微澜》 开始的，却一定是从读了它才铁铸般无可挪移的。后来我真的写起小说，因 为我打八岁起就定居北京，所以写的大都是北京的人和事，因此有论家将我 归入“京味小说”一流，而且断言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作家是老舍。其实， 我觉得自己倒并非在热衷于追逐一个单纯的什么味儿，老舍固然是我很热爱 的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我自己能明确意识到受其影响的， 应该说还是李劼人，是这本《死水微澜》。
　　据说由于视听文化的发达，九十年代的大学生，除了文科生作为学业范 围的东西不得不读些正儿八经的小说外，一般很少或根本不读这样的书，要 读也只读消遣消闲的通俗小说，我不知这说法是否太夸张；但我坚信，就算 目前真是个“严肃文学”的背时的低谷吧，像《死水微澜》这样的小说，还 是不会湮灭的，新的严肃的创新之作，还是可望陆续出版，并找到知音的。 我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四牌楼》，其中便融注了我许多的苦心
——特别是符码系统的选择和变通上，我也希望能全靠“第二信号系统”的 功能，唤起读者“还原”生灵的快感。

大学生们如果问：你到底是让我们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还是读你的
《四牌楼》啊？那我立刻爽快地回答：希望都读，谢谢！
1994.10.8

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学——邱华栋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序


　　1994 年快终结时，暴红的小说家王朔宣告“金盆洗手”——不再写小说 了。我相信他的这一宣告来自内心的驱动，是真实而郑重的，因而深感遗憾。 我并不是一个“王朔小说迷”，然而我愿读他的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王 朔的小说给我打开了好几扇窗户，使我增加了许多有益的知识，这些知识往 往是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从纯粹的审美角度，他那把一切化为笑谈的独特 文本，那直接从最贴近的生活时空中撷取的新俚语，还有凭藉他那鬼聪明“虚 构”出的“俗话”，都常常令我忍俊不住，享受到一种怪异的愉悦。
　　王朔的小说，大体而言，都取材自他本人，或同代人，又尤其是他那一 阶层的人，所经历，所体验，所认同或所排拒，所掳获或所失落的生命感悟， 这与苏童、叶兆言等与他共享红运的同代作家有所不同。苏童往往写出些他 个人生命开始之前的故事，他落生后哪儿还有姨太太之间的争风吃醋、妓女 嫖客之间的情感纠葛呢？但他却把那样一些与他个人生命“非共时空”的故 事叙述得那么娓娓动听，真令人羡慕他的才能。
　　正当王朔宣布他不再写小说，而苏童等的大作越来越“不与时空同步”， 像我这样偏爱阅读“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的人，便开始注意有没有那样一 种新作家的新作品出现：他的写作，以他个体生命的“现在时”进行，所写 的，与我们大体上处于同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与生命共时空的 文字”，并且是“最当前”、“现社会”。在这样一种阅读需求的驱使下， 我发现了邱华栋和他的小说。
严格而言，邱华栋并不是一个“文学新人”，他虽然到 1995 年才二十
六岁，却早在二十岁左右便出版过诗集和小说集，近两年他的小说创作突如 泉涌，而且所刊发的园地，由较“边缘”的杂志，向就影响而言在文坛上颇 居“中心”的杂志挺进，在 1995 年年初的几家“大杂志”上，他的小说都被 重点推出，比如 1995 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封面提要，用二号字开列了 四位作家的名字，依次是王蒙、邱华栋、韩少功、白桦；因此，我说我发现 了邱华栋，多少有点“偷功”，其实是邱华栋凭藉着他的写作实力，首先为 编辑们的慧眼瞄中，我只是作为一个“看客”，“坐享其成”罢了。
邱华栋比王朔、苏童他们又小了差不多有十岁，这是最新一茬的作家。
王朔的小说，最逼近生活的，大体上也是八十年代的事儿，邱华栋的小说却 表现的是九十年代的小青年在九十年代的大都会（基本上是北京）的新状态、 新体验、新浮沉与新歌哭，因此，至少对我来说，犹如刚从土里面拔出的小 萝卜，碧翠的缨子，鲜亮的皮儿，撕开皮，雪白结实的肉儿立刻冲出一股子 虎生生的气息。这小萝卜咬一口真脆嫩，确是“新菜”，自己吃着顺口，少 不得帮着吆喝：快来尝新！
　　邱华栋笔下的九十年代青年，大都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有根基有仗恃 的，而是从小地方进入到这个瞬息万变的大都会，并立刻在滚滚升腾的万丈 红尘里迷失的“马群”。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北京城，究竟都有了些什么样的 奇诡景观与新潮生态？我想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也未必清楚，邱华栋的小 说可让我们大开眼界，那些像钻石山一样的星级大饭店里，自助餐厅的各色 菜肴，迪斯科舞厅里的霹雳震响，假面舞会中的奇形怪状；还有玻璃幕墙的 巍峨写字楼里的白领，郊区豪华别墅室内泳池中的暴富者与揩油者，各种牌 号的小轿车在急驶中的秘密??还有穿着英国“死者”摇滚乐队的“褴褛”
　　
队服的青年，和怀揣英吉莎匕首的女士，他们的爱与恨，生与死，这些都搅 成一团，以浓烈的色彩，喧嚣的音响，诡异的氛围，快速的节奏，朝我们扑 面而来。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我们共时空中的真实，当然只是部分的真实， 往往又是我们模模糊糊知道，却不得其详的真实，邱华栋以他不怯阵的笔， 将那声光色电活灵活现地灌进我们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说，他有如王朔—— 给读者打开了几扇窗户，窗外风光你未必以为旖旎动人，但至少是望望也好。 九十年代的都市风光，王朔不写了；苏童他们的走向是愈远而不是靠近； 还有些青年作家结构着基本上是非写实的寓言化小说；也有些青年作家对语 言本身、小说结构本身的兴趣大大超过了语言与结构究竟承载什么的兴趣； 当然，于是就有了最新一茬的某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兴趣复归于写实，但却 并不是要复归“旧路”，皈依“古典”。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一， 转型期的中国，急剧地变化、变换乃至变幻着其人文面貌，个体生命如何与 从计划经济朝市场经济转化的大潮相处？特别是在似乎人人都在找钱、都向 往发财的市俗浪潮中，年轻的生命如何把握自己的灵肉？这样的“时空”， 为新写实流派的小说提供了空前丰富与生猛的写作资源；二，他们自身，多 半都还处于“功不成，名不就”的状态，在生活里，往往以巴尔扎克《高老 头》里的那个穷愁但绝不潦倒的拉斯蒂涅自喻，他们要和所身处的这个大都 会，拼一拼自己的机遇，闯一闯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生命体验流泄到文 字中，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大真实，小虚构”的文本，邱华栋是这一茬写实
派小说家的一个样本。
　　如果邱华栋的小说仅仅是展览了大都会里市场经济大潮中色块线条的跃 动，只具有社会学的认识价值，那我未必会加以称道。邱华栋说，他写这些 小说，是由一股生命的激情驱使。其实，如今更受到文坛尊崇的叙述文本， 是冷静，是不动声色，是保持距离，是注重“间离效果”，是“不置可否”， 是将一切都归于“复杂难解”。我对上述的叙述策略也是很看重的，并正尽 可能融汇在自己的创作里，但我这人不走极端，主张美学前提包括小说叙述 策略的文本多元，因此，看到邱华栋这样的出自内心的激情文本，还是很高 兴的。其实贯穿在邱华栋小说中的叙述气韵，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焦虑。 对于他这样一位年轻的小说家来说，这种焦虑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邱华栋 笔下的“城市马群”，特别是第一人称的那个“我”（多半是作者的化身）， 在滚滚而来的大都会物质诱惑，以及主要是外来文化的魑魅引力面前，一方 面往往身不由己地迎上前拼命抓甚至沉溺乃至沉沦，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警 策自我忏悔自我拯救，于是，那良知的挣扎，灵魂的煎熬，便对读者有了一 种深沉的启示，不仅是一段历史时空中的生命见证，也是通向人性深处的挖 掘尝试。
　　邱华栋毕竟还不成熟，他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叙述风格的个性化很不够， 有些篇什，其依托性（如往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的叙述风格上靠）未免太 露。另外，从他若干篇什看，他总体构思能力颇强，确是一位早慧的作家， 但一到下笔，限于生命体验与艺术修养的不足，在具体展开时往往开篇气壮 如牛，中途回荡勉为其难，再往后如何收束似乎就没辙了，因此结尾时已气 若悬丝，这该是他今后写作中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茬又一茬的新作家，尤其是二十多岁的新作家，不断地涌现于文坛， 各色各样的千奇百诡的新作品，频频出现在各个文学杂志，而“与生命共时 空的文字”依然生机勃勃，我在此情此景中，真禁不住“遥吟俯畅，逸兴遄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