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华人，中国大陆出去的作家，也开始了这一抛弃华文母语，直接用西方 语言写作的“一步到位”的策略，并频频告捷，先是在法国的亚丁差一点以 他的那本法语写成的《高粱红了》获得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后来又有 在英国的张戎以她的那本直接用英文写成的《鸿》夺取了英国的一个文学大 奖，并畅销于西方世界。这样的例子，正逐步增多。我们遥望西天，一方面 为这些华人血统的作家的成功高兴，一方面也不禁喃喃发问：他们还能算是 “中国作家”吗？他们的成功，还能算是“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吗？急切 地要“走向世界”，如果都弄得抛弃华文这一母语，绕过“翻译关”，而直 接用西方文字去“一步到位”，那等于什么了呢？
　　好在也还没有都这样地去弄，《大家》就还在执著地提倡华文的“严雅 纯”之作，并对世界文坛的肯定（其实主要还是期盼于西方，期盼于由马悦 然参与评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光顾）抱有乐观的展望，《大家》的努力，令 我感动。
　　但思绪仍不能不大起大伏，并不是受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和“后 殖民主义”的影响，而是自发地产生出这样的想法，天地何不仁，分为东与 西！尤其是，西仿佛为天，东竟似乎为地，这局面何时方能扭转？
1994.4.23 写 1994.6.29 增改

读王《西厢》观孙《红娘》


　　中国古典戏曲剧本，只有两部我百读不厌，一部是王实甫的《西厢记》， 一部是孔尚任的《桃花扇》。闷了，可以拿出它们来，一口气，从头读到尾， 就如好久没吃烤鸭和火锅，一旦重尝，仍觉满颊生香、心满意畅。别的，都 不行，如名气大得不得了的《荆钗记》和《牡丹亭》，我都很难再有从头读 到尾的兴致，这当然与我这个审美主体的脾性有关。
　　喜欢《西厢记》，首先当然是因为它的文本极具可读性，唱词之美，不 在玲珑剔透、艳丽香溢上，而是充满生命的活力，有时甚至表现为粗犷勃动， 给人的心灵以冲破桎梏的极大快慰。第一本第一折，莺莺引红娘捻花枝上， 张生一见，立即“呀”了一声，然后唱道：“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孽冤！颠 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缭乱口难言，灵 魂儿飞在半天！她那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只见她宫样眉 儿新月偃，斜侵入云边??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 方言，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 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把男性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我以为是具有超时代超民族超地域的经典文本，值得普天下的痴情男子，同 来一吟！
想想真令人惊讶，王实甫的这些文句，写在差不多六百多年前，比莎士
比亚写《罗米欧与朱丽叶》，要早二百多年，他下笔是如何地大胆，如何地 理直气壮，如何地美而不伪、俗而不鄙、细而不琐、坦而不亵啊！
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不争的事实：男女，特别是青年男女，又特
别是未婚的、未曾有过恋爱经历的纯洁生命，会在某一天某一地某一刻，忽 然对一个邂逅的异性一见钟情，“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孽冤！”“只教 人眼花缭乱口难言，灵魂儿飞在半天！”虽然由于种种有时单纯而多半是复 杂的原因，这一见钟情并不能开花结果，甚至最后竟酿成大悲剧，但那仿佛 有神秘力量将两个异性紧紧吸引的感情经历，哪怕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 间，一瞬，一刹那，却不仅对当事人是美妙的，凡无坏心的他人看来，也应 觉得是宇宙的花蕾，在春风中摇曳。
《西厢记》便是一出宇宙花蕾在春风中摇曳的颂歌。我爱《西厢记》，
因为它令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生而为人，有感情，有欲望，有追求，有神 秘经验，有一见钟情，有因之派生出的痛苦、思念、失落，并且更有因之而 磨砺出的奋取、克制、超脱，当然也很可能竟有如愿以偿与皆大欢喜，都是 令我们自豪的事。
　　不知道在元代和明代，戏台上是怎样的演法，比如第一本第四折，在法 堂拈香作佛事时，有“众僧见旦发科”的演出提示，“发科”便是作出种种 因莺莺的美貌而不禁心动神摇的可笑情状，现在的舞台上是看不到这种处理 了，也许是觉得未免“低级趣味”，也许是为了场面简洁的技术性考虑，我 却总想，如果我有机会作一次导演，我偏要遵照这一原作的提示，用一批坚 信“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好演员，至少八位，用极夸张，然而又极 有灵性的舞台造型，把男性对女性美的崇拜，淋漓尽致地凸现出来，这实在 是美的情愫，而绝非肮脏的心态啊！
　　清代徽班进京，早期的京剧中，《西厢记》是怎么演的，也缺乏资料，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主要是由“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所编创演出并大体定
　　
型下来的《红娘》，古本《西厢记》里，主角是张生与莺莺，荀派京剧却将 红娘作为了“一号角色”。这是很成功的改编，不仅红娘的性格被浓化为毫 爽活泼、无私无畏，有许多精彩的唱段与身段，而且“红娘”进一步成为了 社会上老少妇孺皆知的一个符码，意味着善意地担当中介服务，促成着互为 寻觅的双方的邂逅与结合，所以如今电视节目里不仅有婚姻介绍性质的“电 视红娘”，还有求职招聘的“人才红娘”，这恐怕是王实甫当年写作《西厢 记》时所万没想到的。当然，现在京剧中也还有张（君秋）派的《西厢记》， 那是以莺莺为主角的演法，有许多很甜美的唱腔，不过，我个人认为比之于 荀派的《红娘》，似较沉闷，如不是京剧迷，一般恐怕是难有耐心听那抱着 肚子的大段吟唱的。
　　这天晚上，与晓歌同往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看孙毓敏的全本《红娘》， 票是她寄赠的。我们去前，来不及买鲜花，因中秋即至，故买了一大盒“七 星伴月”的稻香村月饼，进到剧场，先到后台，向她祝贺，并献上月饼，问 候她全家。我家和她家，曾是一栋楼里的邻居，不仅她，她爱人老洪，婆婆， 还有女儿蕾蕾，我们都熟。孙毓敏的艺术道路一度坎坷至极，她从戏校毕业 后，分到剧团，因家境窘迫、入不敷用，经常去血站卖血，“文革”中，母 亲自尽，她也不堪无辜地被批斗，一跺脚，从楼窗跳下，未死成，却落得下 肢瘫痪、双脚脚骨粉碎。可是，后来她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文革” 结束后，通过坚韧地锻炼，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又进一步恢复了技艺，重 登红氍毹，由此，竟开启了她艺术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并渐臻炉火纯青，俨 然大家风范。到最近，她出任北京戏校校长，多次出国讲学，收徒传艺，著 书立说，可以说，已达于颠峰状态，我和晓歌，真是为她高兴！
孙毓敏的《红娘》由荀慧生生前亲授，自是荀派真传，但她在近十多年
内不断地将其锤炼改进。我与她为邻时，有一次就听她跟我说，正在学习译 制电影的配音宿将向隽珠的发音方法，把字吐得又清晰又柔和，以便将红娘 的娇憨口齿表现得更有灵气。我以为，这天所看到的由她四位徒弟与她分扮 的这出《红娘》，实在已可称之为孙派《红娘》，洋溢着饱满的青春气息， 充满了善良助人的感化张力，并且，那一刻也不静止，如同彩蝶不停地飞来 舞去，尤其是水袖如溪如瀑又似虹似翅的飘飞翻卷的舞台造型，使红娘成为 了一种世上有真有美有善的象征。曲终人散后，闭眼后仍觉有活泼坚实的跃 动，心灵获得极大的快慰。几位徒弟的演唱深得孙的韵味，有时行腔使气却 未免有过火之嫌。记得我十年前也曾对孙毓敏冒昧地提过意见，认为她的戏， 绝无瘟弊，却颇有失之于过火之处，比如行花腔，应将刻划人物作为目的， 而不能心想着“非逼出观众掌声绝不罢休”。今天听她唱“拷红”一段中的 西皮摇板，就恰到好处，所有宛转之处，或气断神凝，或长腔九曲，或忽收 声弱，或大放悲声，直到坦坦荡荡地唱出“老夫人你得放手来且放手，得罢 休来你且罢休”，都落在刻划红娘这一可敬可爱人物的目的上，但那优美的 唱腔与表演，赢得了满堂彩声，其形式美，因承载了丰富的内涵，而具饱盈 的魅力！
　　读《西厢》，观《红娘》，感谢古今艺术家，使我的生活，浸润在美感 之中，并使我疲惫的身心，得到至为宝贵的慰藉鼓舞??
1994.9.6 绿叶居

垂花无语忆沧桑


　　一位女摄影家拿了一张黑白艺术照给我看，说：“这是北京一个四合院 的大门，你看，它多么独特啊！”
　　我拿过来一看，对她说：“不对，这不是四合院的大门，这是四合院的 二门，即称作垂花门的通向内院的那个门。我知道你为什么把它当作大门了
——你会对我说：这就是在街上照的，不是进到一个四合院里照的呀！—— 是的，我相信这是你在街上对着如今的街门照下它的，但它确实不是四合院 的大门，而是垂花门；我都能猜出来你是在哪儿拍的这张照，这是在现在的 东四十条大街上照的，东四十条原是一个胡同，后来展宽为大马路，那个四 合院在这过程中被拆去了前院，所以里面的二门就成为了现在的临街门。你 仔细地看吧，这是一个垂花门，为什么叫垂花门？你看它有一个凸出的门罩， 仿佛旧时轿子的轿顶，又像旧时床帐的帐顶，轿顶和帐顶上面，常垂下粗大 的流苏，底端坠着标志吉祥的荷包，既给人以华美感，也给人以稳定感，我 以为四合院的二门造型，便与此相通，在构造复杂雕刻精美彩绘鲜艳的大门 罩下垂的木料底端，刻出倒垂的莲花或西番莲花朵的形状；你拿来的这张照 片上的门，已然旧朽，油漆剥落，门罩破损，但其上的垂花，却依然默默地 开放，引出我无限的遐思??”
女士告辞后，我玩赏那张垂花门的照片良久。我觉得这张照片浓缩着北
京胡同四合院文化的盛衰沧桑。 以居民楼和绿地为主体的“小区生态”，正蚕食着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
生态，人们可能更多地把这当作一种社会生态，其实，这也是一种环境生态。
昔日的北京胡同，大多数尽管与闹市相衔，却成为闹中取静的区域，喧阗的 市声在胡同口即被阻断，长长的胡同里，或许会有“磨剪子磨刀”的吆喝， 以及收旧货先生的打击小鼓的韵律，却在古槐的浓荫中愈加深了悠长的宁静 感。那主要由灰黑色墙体组成的胡同院落外观，也许会给不知底里的人一种 单调的窒闷，其实，推开每一个院门，特别是四合院的院门，绕过或大或小 的影壁，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若干与屋宇回廊相得益彰的植物和宠物，如果你 跨进了总是与大门错开的二门即垂花门，那么，照得你眼明的，很可能首先 并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那些融汇着中华数千年琴棋书画文化精华的环境生 态所营造出的情调韵味。
??你多半会看到四株对称的西府海棠或垂丝海棠，在仲春烂漫地开放
着浅粉或绛红的花朵；当海棠花变为海棠果时，也许屋阶下盆栽的石榴花已 展开了一种只好命名为石榴红的火一般的苞蕾；或许还有养在阔口黑陶盆中 的白莲或红荷，又或是根根直蹿天宇葱绿宜人的石蒜??有的人家则是搭架 养攀援植物，或紫藤，或葡萄，或茑萝，或蔷薇，或金银花，或竟只不过是 牵牛、丝瓜，在这些主要的植被左近，必还有许多的盆花、盆景，或直接裁 培在檐下墙根的草花，如一串红、荷包花、江西腊、西番莲、夜来香、美人 蕉、玉簪棒??等等；特别讲究的人家，或许还种芍药、牡丹、太平花、芭 蕉树；有的在书房前栽下一片翠竹，有的在屋后栽下梨、桐、枣、椿??至 于槐、榆、柳、桑、杏、桃、柿、以及合欢、文冠果、迎春、榆叶梅等等更 是四合院里的常客，与这些姹紫嫣红的植物共娱于主人的，一定还有若干的 宠物，如波斯猫、狸猫、银猫，板凳狗、卷毛狗、看家犬，以及养在大陶盆 中的龙睛、珍珠、七彩等肥胖的散尾大金鱼，还有挂在回廊上的各种鹦鹉、

八哥、文鸟、蓝靛颏、红靛颏??也有养在瓦罐、葫芦中的小小昆虫：蛐蛐、 油胡芦、蝈蝈??四合院的生态是一种私人自享的性质，因而朝精致化、个 性化、风格化、静谧化乃至神秘化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是将生活的空间 诗化，“庭院深深深几许”，“梨花满地不开门”，“庭树不知人去尽”， “密雨斜侵薜荔墙”??胡同四合院是与这些古诗的传统一脉相连的，其音 韵宜用古琴筝琶相配，其气息宜用檀香百合香徐徐地氤氲，书房里该有线装 书，客厅里应放红木明式座椅??
　　然而时代严厉地淘汰着胡同四合院文化，北京现在出现着越来越多的“小 区文化”，这些以方块楼为特征的居民区不仅构成着与胡同四合院全然不同 的景观，也改造着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重组着人际关系，刮去北京人眼中 旧的审美趣味，往北京人眼里填塞着西方传来的趣味和情调；即以新居民小 区的绿地花圃而论，那生态环境应该说是比四合院的气派大多了，有的确实 非常壮观、绚丽，但那是公众共享的性质，因而是朝着铺张化、一体化、范 式化、意识形态化、交响乐化的趋势发展、总体而言，是将生活空间叙事化， 这样的格调，是与大群的人早炼、成双成对的恋人旁若无人的当众示爱、卡
拉 OK 与交谊舞的响亮音波，以及用水泥、石头、不锈钢等材料制作的硕大的 雕塑相协调的。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传统的社会
生态，包括环境生态，不可避免地要被瓦解乃至淘汰，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命 运，便是如此。凝视着女摄影家拿来的垂花门照片，真不禁百感交集，是的， 北京现在还残存着一些保留着旧时情调的小胡同，但严格意义上的四合院， 已达到屈指可数的地步，能全面传达出我上述描绘的那种诗境的北京四合 院，似乎已近乎绝唱。如今北京四十岁以下的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 会把从狭隘胡同里早已沦为“杂院”的旧四合院里迁出，搬进新建“小区” 的居民楼当作一桩美事，只有少数乃至是极少数徐勇式的人物，才对即将消 逝的胡同四合院产生了一种难得的审美兴趣；可是就我看到的这类摄影家所 拍的胡同四合院的照片而言，我总觉得他们的兴趣，与对父母以至祖父母脸 上皱纹的欣赏相近，四川画家罗中立的“超级现实主义”绘画《父亲》是这 种趣味的第一次强有力的显现，徐勇等的北京胡同四合院摄影是另一次冲击 波，这种艺术现象本身，便宣告着胡同四合院文化的不可避免的衰老与走进 死亡，我在一张旧垂花门的照片上，看出了昔日之美，也听见了挽歌高唱。 那垂花门默然无语，然而我相信它也有一个灵魂，它的灵魂，一定在忆 念着无数的往事，那烟云般的往事，有几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有阳 光下的欢笑，也有月影中的阴谋，有无辜的陨灭，也有罪有应得的下场，有 平凡得令人起腻的苍白人生，也有惊心动魄的灵肉搏击??是的，它都知道， 它记得，它默然无语，不负评价之责，不讴怨颂之曲??它会在哪一天，被
什么人拆除掉？拆它的人，想必并不会有我这般的情思！ 当然，一直有一些重视传统的人士，特别是建筑界、文物界、文学艺术
界的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有见地的官员，他们一再发出在发展北京市政建设的 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呼吁，这种呼吁也不是全无回应， 并且北京也作了一些有关的尝试，比如在东城菊儿胡同中，拆了原有的已不 堪其居的四合杂院，修建起低层楼宇式的“新型四合院”，企图在私享空间 的诗意美与共享空间的叙事风格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平衡感，这一由著名建 筑家吴良镛主持的设计显然是有创意的，不仅得到国内许多人士的首肯，也

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赞扬与表彰，北京许多有待拆建的胡同 里的危房改造工程，都拟以菊儿胡同的吴氏设计为样板；不过，这一模式也 引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如有的批评家认为，这种折衷的设计方案并没有保 留住原四合院的生态美感，相反，却使杂居的人家之间有了更逼近的隐私被 窥感，反不如干脆住进西式的居民楼区心里来得踏实；所以，胡同及四合院 文化的保留与“移步”，看来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探讨，同时也应允许与吴 氏不同的设计付诸实验，在多样化的实践中摸索出更好的路数。
　　岁月悠悠，人事迭换，文明的演进，既从传统中生发，亦破传统之茧而 飞升，一百年后，北京人恐怕只能到作为文物保留区的一小块地方去领略胡 同四合院的原汁风味了。
面对垂花门照片，我喟叹，却并不悲伤。
1994.9.23

初春的草芽

二十多年前，我有个邻居，是位——现在时兴叫女士，那时候得说是—
—女同志，她二十七、八岁了——如今该说是堕入爱河、营建爱巢，那时候 得说是——找对象、成家的年龄，可是她却怎么也不敢爱。当时我已结婚成 家，我爱人跟她还合得来，有时两个人聚一处说说知心话。据我爱人告诉我， 这位女邻居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戒惧，在该女邻居心目中，本身有这样那样问 题的男人固然绝不能爱，本人无问题但出身“黑五类”的也不能爱；她那单 位里有位戴眼镜的男同志，对她挺有表示，她也不是绝不动心，但该男士出 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又是“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鼻梁上 的那副眼镜更是个应当“接受再教育”的“罪符”，所以，她也还是不能爱?? 那时，她一心想嫁个党员、现役军官、英雄模范，但她所置身的世界中还是 凡人居多，结果她捱到三十岁还没体验到爱，也没能成家??
　　这位老邻居个人感情生活的空阙蹉跎，显然是受到当时那种“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大人文环境的影响制约。那个历史时期中，许许多多的凡人尽管 和她一样也不免多多少少受到那个“纲”的影响制约，但总还能以心底的本 欲良知来为个体生命的爱欲寻觅出一条小径，她是太死心眼儿了，灭了自己 合理的人欲，而到八十年代以后，又才知道自己当年那这也不敢爱、那也不 能爱的自我约束，所殉的也并非是什么“天理”。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新
走向，牵一发动全身，特别是九十年代进一步加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社会生活几乎是全方位的变化——以良性的变化为主——使得人们的 正常爱心得以畅快释放，不仅是个人情爱不再充满不必要的戒惧，而且，人 际之间，乃至由对外开放政策所引发出的与全人类亲和的普世之爱的情怀， 也得以淋漓地抒发。
《让世界充满爱》便是在这样的转型期里，应运在中国大陆传唱开来的
一首流行歌曲。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便不禁感慨系之。有时我便不由得忆念 起当年的那位女邻居。在这越来越充溢着合理爱意的世界上，作为人类的一 员，她难道还是那么样地“畏爱”吗？
但也许是各个精神生产领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在这已是九十年代中
期的中国，固然音乐界的朋友已以《让世界充满爱》作为了无需争论的“永 恒主题”，文学界的某些人士，却认为这类命题不仅“肤浅”，而且他们中 有的质问道：“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丑恶与污浊，那么多的虚伪与腐败， 怎么能只是鼓吹爱而不提恨？即使爱作为人的感情之一种，也属必要，但能 爱杀人犯，爱毒品爱滋病，爱苍蝇蚊子，爱垃圾秽物??么？”什么“充满 爱”，都让爱充满了，恨往哪里摆？而没有恨，怎么跟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 斗争？！他们反对“抽象的爱”、“无原则的爱”、“滥爱”与“乱爱”， 有的人更认为，恨比爱更坚实、更高尚、也更是如今现实所急需的一种缺门 感情！
　　我置身于文学界中，对文学界一些人士的上述见解，理解而不赞同。理 解，是因为我深知，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基本是倾向于抽象思维，其创 造过程可以大而泛之、宠而统之、含而浑之，意而会之、单而纯之，文学、 诗歌与音乐接近，除此外，却往往需要具体、精确、复杂、深入??因此， 文学家，尤其是以揭示人性底蕴的小说家，在涉及爱时，必不能单说一面，
　　
不仅必得伴随以恨，还往往要在爱恨之间剖析出无数复杂的过渡性、交织性 及无可理喻的感情状态。我不赞同一些文学界人士的“抑爱扬恨”，则是因 为，我自己的美学信念，更接近于乐思中的爱韵，我以为，不是能恨才能爱， 恰恰相反则能爱才能恨。并且，我很不赞同未爱之前，先设置无数的“恨篱”。 比如，当我爱抚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时，我没必要先在心中戒惕：“他长大 后会不会成为希特勒？”或“几十年后她会不会是另一个江青？”当我在公 共汽车上给一位老大爷或老大妈让座时，我也没必要先在心里嘀咕：“他会 不会是个贪污犯？”或“她在家是不是虐待媳妇？”??因之，当我哼唱《让 世界充满爱》时，我心中只洋溢着普世关爱的美好情怀，我把自己自觉地融 汇于整个人类对世界和平、人际亲合与大同未来的企盼之中，此时我的爱意， 当然不施之于丑恶与腐败、反动与堕落。
　　说来也巧，今年早春，我和爱人去电影院看那部得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奖的《钢琴课》，我们是在所谓“梦幻小厅”，坐在颇昂贵的“情侣座”上 看的，本来，我们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毕竟都已年过半百了??但 当影片在优美的、充满诗情爱意的乐声中结束，灯亮以后，我才发现我们后 面“情侣座”上有一对似乎比我们更老的“情侣”，我正想告诉爱人，没想 到爱人先招呼起那位胖胖的女士来。呀，原来，该女士便是我在文章开头提 及的那一位！该女士大大方方地把她身边的那位虽已谢顶却还健硕的男士介 绍给我们：“我爱人！”她把那“爱”字，说得很响亮。
出了电影院，爱人看他们已走远，才跟我说：“你没认出来吗？”她那
爱人，就是当年‘文革’里头，街道上总拉到台去斗得死去活来的老马呀， 当时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的大红人??其实，我当时就知道，那 是个挺本份的中学老师，教数学的，教得可好了??”
我和爱人都为那女士和老马走出了历史的阴影，而终于享受到人世间合
理而平凡的爱，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和爱人走着走着，走到了街心花园里， 落叶树虽然还都仍是一派枯枝，树下的篱中却已蹿出了初春的草芽，那如针 的点点翠绿，令我们的爱心荡起一环比一环更柔美也更神圣的涟漪??
这世界实在需要更多的爱，愿人类心中的爱，如初春的草芽般，能蓬勃
生长，永葆鲜翠！
1995.8.13

是多大就多大——姜明散文集序


　　老乡姜明让我给他的随笔集写序，我读了他的一些随笔，感到颇有情趣， 也恰好有些关于随笔的话要说，因此，便应允下来。
　　这几年，随着报纸副刊以及容纳随笔的刊物的增多与活跃，写随笔的人 多起来了；写的人多，读的人也不少；这说明在文化走向多元的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随笔市场；与报刊随笔繁荣同步，各路出版社也颇为热 心地推出随笔集，销路看好，煞是热闹。
　　面对着随笔的走俏与热销，也有人产生了忧心。他们对随笔热的批评中，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便是认为出现了大量的“小男人随笔”；所谓“小男人 随笔”，就是作者虽是男人，却并非崇高的伟人，所写的，并不是重大的政 治、社会、道德话题，往往只是从自己那平凡的生活经历里，撷取些小浪花、 小感悟，写成些零碎文字；他们对这样的随笔很不以为然，十分鄙夷，甚至 怀疑其有否继续存在的权利。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是一个包容性尽可能大的社会，一个既拥有伟大人 物更拥有小人物的社会，一个既有伟人发出的黄钟大吕的时代强音，也有无 数次伟大、不太伟大、算不上伟大但颇优秀??乃至于只能算是平凡的、普 通的小人物所发出的不同层次不同强弱不同韵律不同诉求的丰富多彩的声 音。“大男人”固然令人佩服，“大男人随笔”可能确是“沉甸甸”的传世 之作，但“中男人”、“小男人”，只要是这社会中的守法公民，他们既然 有生存权、工作权、表达权，当然也就可以写随笔，只要有地方能发表，发 表后有人共鸣，也便可以结集出书；倘认为他们的文章未免“轻飘飘”，只 不过是些转瞬即逝的“泡沫”，你可以轻视，可以不看，却也无权禁绝。俄 罗斯大作家安东·契呵夫说过，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他的意思就是说， 写长篇巨制的伟大作家可以创作他的伟著，写短东西的作家也可以心安理得 地写他的“小作品”。契呵夫一生写了不少小说，但一部长篇也没有；他的 一些很短的小说，如《小公务员之死》等，当年都是首发在被文化精英嗤之 以鼻的消遣消闲的幽默杂志上的。当然历史对契呵夫不薄，并未因他一生无 长篇，尽写些“小东西”而忽视他的价值，应当说，他得算是那个时代俄罗 斯乃至全世界的堪称伟大的作家之一。我国的学术界老前辈周谷城在六十年 代初曾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大意是说一个时代的总精神，是各种各样 的乃至互相激荡的不同思想与诉求汇合而成的，那里面既有英雄伟人的声 音，也有凡夫俗子的声音；他的这一论点在“文革”中曾被口诛笔伐，但现 在看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也应承认他那确也是自成一说，可备后 人仔细检验。
　　姜明现在才二十岁出头，光从年龄上算，我也不敢恭维他已是一位“大 男人”、“伟丈夫”，而且，他的若干篇什，确也只在在叙说、抒发他个人 有限的平凡的生活阅历中的一些感悟；但我从他的这些篇什中，看到了真诚， 读出了情趣，感受到了一派温馨关爱，因此，我鼓励他写下去，并以为他结 集出版自己的随笔，于我这样的读者，于社会，于他自己，都至少是有如在 大花园中增添了一花一叶，这花虽嫩这叶虽小，却绝不应受到“你为什么不 伟大”的责难。
　　姜明的写作生涯刚刚开始。他是有希望壮大的。他这集子里有一篇《死 亡功课》，涉及到生与死这样的大话题，这确是“大男人”的可以提升到无
　　
限哲理高度的“大随笔”的题材；当然我以为他还没能把这么一个非常难得 话题展开得丰沛深刻，但这说明，只要确实有来自生命体验的真实感受，他 是完全可以超越“小男人”境界的。
　　我以为，我们是多大的人，就实是求是地抒写我们“这一个”的情怀。 是“大男人”有大胸怀再好不过，确实还没那么大，也不必硬装“伟壮”， 倘个人气质确实只够得上“小男人”，那么，只要所抒写的是健康的小情趣， 则无妨“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些话，仅供姜明参考，并期待着方家指正。
1995.10.15 绿叶居

　　　　　　　　　　　　“读青”与“观冷”


消闲阅读和消遣观览，当然各随己便。 有人在阅读文学作品上给自己限定为：不读“时文”，不读“生文”，
不读“青文”，也就是说对时下流行的、署名生疏的、青年人的作品，都不 读。他们愿在经典的、熟悉的、老辣的手笔中去获得有把握的享受，这种阅 读习惯并不坏，甚至于，应说是一种颇为高雅的阅读习惯。
　　我呢，也许是因为当过教师，当过编辑，现在又还热衷于写新作品，所 以，在阅读上，便不但不拒绝“时文”、“生文”、“青文”，而且，有时 候还会生出很高的兴致来，的确，时髦的东西往往徒有其名、徒有其表，不 坚实，不耐久，甚至难免假冒伪劣，“时文”也不例外，有的当时读着还算 有味，有的不等卒读便大感败兴，有时掷下后不禁痛感“瞎耽误功夫”，但 是，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论，阅读“时文”，特别是其中偶尔遇到的生疏 署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我们常说“时代的脉博”， “读青”就常能使我们鲜活地感受到这个脉博，更准确地说，也许那还不是 能代表整个时代的脉博，或并非主脉博，有的甚至是病脉，却都是有益于我 们感受、认知我们所身处的大人文环境的，就从文学的发展来说，经典文本 固然是永可激励我们的参天大树，不过我们不能总从回望中去获得启示，我 们既然身处当代文学的森林之中，那么，即便林中尚无巍峨巨树，或虽有而 无多，我们也无妨赏一赏新苗青芽，并从相互的鼓励呵护中，去促使我们这 个时代的文学群落的一天天蓊翳滋润。
因为有很多报刊编辑将他们的刊物报纸寄赠给我，所以我读“时文”、
“生文”、“青文”的机会格外多，比如说，最近我就连读了邱华栋的两篇 小说，邱华栋才二十多岁，虽已发表过不少作品，也出了不止一本书，却似 乎还没有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在读者中似乎也还没有名气；当然，因为他 替所先后供职的刊物与报纸副刊跟我约稿，我们认识，稿件上有来往，因此 他于我算不上“生人”，可是读他的作品，于我来说确实是“读青”，因为 按市俗的逻辑，我虽给他所工作的报纸副刊撰稿，可是我读不读他写的东西， 读了说不说好话，都不会进入我与他们报纸的功利性考虑之中，然而我在毫 无功利意识的松弛状态中读了他的作品，比如发表在《北京文学》今年第十 期上的那篇《眼睛的盛宴》，却觉得颇为有趣，并且有话可说——而且首先 是好话，我以为，从他的小说里，可以窥见某些九十年代大都会青年的生存 状态与内心的挣扎，他们在物欲的狂潮中沉沦，却又在良知的浮力中上蹿， 这倒也不算多么新颖深刻的内涵，难得的是他的文本中充满了真实而细腻的 拼贴式细节与当代青年俚语的杂碎，这对大体上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的中、老 年人来说，读一读是实在不无俾益的。当然，同许多“青文”一样，这篇小 说也显示出，其文本依托，或说叙述策略的因袭，过于露骨，我是一边读便 感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让我马上便想到了美国那位塞林格， 更具体地来说，是中国已故翻译家施咸荣所译的《麦田守卫者》的译文风格； 既然有自己真实浓稠的生命体验，那何必借用那个叙述策略到那种摹拟的地 步呢？这也许便是不成熟吧？我想，哪一天邱华栋在坚持从自己真实的生命 体验出发的前提下，从多方借鉴中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叙述策略，那他就更 可能“成事儿”了。在这样的“读青”过程中，因为有对小说叙述策略的思 考，不消说，那就对我自己写小说，也带来了推动力。

　　再说“观冷”，以看电视为例，多数的人，是“观热”，或习惯于守候 在“黄金时间”，或热衷于观看众口相传、宣传火爆的节目，我呢，因为每 日作息时间与大多数人相仵，我看电视的“黄金时间”，往往竟是晚上二十 三点至零点左右，这正是我写作中“打歇”的空档，这时播放的热门节目不 多，有的电视剧，偶然遭遇，既未听别人提起过，其它传媒亦对之鼓吹乏力， 我本着自己的审美情趣，有时却颇有小径惊艳之喜，比如前些天在深夜中看 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没看到最开头，却一下子被抓住了，后来 几天一路跟这剧“黄昏”下去，依我私心评价，相当不错。这部戏的总架构， 立足于人性探索，涉及到情欲、性欲、占有欲与同情心，蒙昧与良知、个体 生存与群体依存的双重困境，虽然毛病不少，例如落点的游移（又想摆脱社 会剧的陈套、又不禁时落窠臼），节奏的失谐（有时太拖，有时又“毋乃太 匆匆”），细节的失真，氛围渲染的薄弱，等等，但因为提供了好几个新颖 的荧屏形象，并有相当多的精彩片段，所以，我认为其审美价值，可能超过 了不少的热门连续剧，难得的是演员们的表演都很到位，不仅岳红和孙飞虎 这样的大牌明星塑造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别的演员，包括一些配角， 也都把人物扮演得面目清晰可信，我特别想提出赵小锐的表演，这个演员， 我在《一个和八个》等电影中看到过，恕我直言，以往他似乎只是个“大只” 道具——所谓“大只”，是香港人对史泰龙、施莱辛格等类型演员的俗称—
—而在这部戏里，他很细腻准确地塑造出了一个在特殊境域中，徒有强壮的
肉体，其感情却被强暴的男人的悲剧，这一角色与《骆驼祥子》中的“祥子” 很容易混淆，并且不容易演出深度，可是我以为赵小锐却把他所饰演的“傻 哥”与“祥子”严格地区别了开来，他演得很有层次，也多少具有一些深度
——揭橥出个体生存中，强迫性的爱有时比恨更具压迫性，而所谓阴柔与阳
刚，是多么地容易错位：灵与肉的错位，两性间的错位，为避免这种错位人 们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导演注意到这位至今仍不 大知名的演员身上所存在的表演潜力，不是有“如今是丑星走红的时代”一 说吗？他也够“丑”的，也许，这正是他能以跃入红星行列的“本钱”，不 过，得抓紧时机，因为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一个时期的审美时尚更是如此。 我的“读青”与“观冷”，自然纯属个人的习惯，上面所举的例于，恐 怕更是个人在当代文化海洋中管窥蠡测生出的偏爱与奇想，不过，我期盼遇 到同好者，并且，我以为，报刊上登登我们这种对热点扫描不到的创作之即
兴式漫评，对繁荣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也许倒是一种“良性的填充物”。
1994.10.17

话说“严雅纯”


　　“严肃文学”、“雅文学”、“纯文学”，这些“符码”，目前大体是 一个意思。
这样的文学，或者干脆叫它“严雅纯”算了。 “严雅纯”在沉沦，尤其是在商业浪潮中，作家们纷纷失贞，很令一些
批评家痛心，痛心的批评家们，提出了一些箴规，希望“严雅纯”的作家们 能不仅超越于意识形态，还要超然于最一般的社会时尚，要坦然乃至欣悦地 忍受寂寞、孤独、误解、排拒、贫困、潦倒，写作时不但不要考虑一切方面 的需求，甚至应当根本不去考虑出版的事，只从至为严肃至为高雅至为纯粹 的自我“文学追求”出发，去呕心沥血、死而后已，据说唯有这样，才能产 生出真正够得上称之为“严雅纯”的伟大作品。
所举出的例子，几乎都是《红楼梦》。 “如果曹雪芹总想着发表，他能写出《红楼梦》来吗？”这样的话，常
见于时下的报刊。 但是，你现在拿不出绝对的、无可驳辩的材料，来证明曹雪芹写《红楼
梦》，就没有使之面世的目的。面世也就是发表，提供书稿给书商出版，挣 稿费、版税或其它形式的报酬，是发表；自费印制分送各方，也是发表；没 条件印，抄出很多部，赠与亲友，也是发表。从《红楼梦》的版本史上，不 难寻出一条曹雪芹，还有那位跟他极其亲密的脂砚斋，想方设法争取读者的 心路轨迹，他们甚至一开笔就设想到，或许会有很不友好乃至对他们来说是 很敌对很险恶的眼睛，来读这部书，所以一再申明：“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 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在整理书稿时，所进 行的删改，亦非统统出于艺术性的考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的“大 手术”（一气删掉四、五页），便显然是出于使之更易面世的目的。而《风 月宝鉴》、《情僧录》、《石头记》和《红楼梦》起码达于四种的“符码” 选择，也未始没有适应更多读者口味的命名心理。在《红楼梦》的“本文”
（“文本”？）中，甚至有明显的段落，是作家针对批评家可能提出的批评
而进行提前辩护的，如元妃省亲一回，写到匾灯上明现着“蓼汀花溆”四个 字这一情节时，写作情绪马上便不纯净起来，嵌入一段这样的话：“按此四 字??系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之课艺才情耳，何今日认真用此匾联？况贾 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撰，竟用 小儿一戏之辞苟且搪塞？真似暴发新荣之家??岂??宁荣贾府所为哉！据 此论之，竟大相矛盾了。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所辩 护的，是“合理性问题”。倘曹雪芹根本不考虑面世，不考虑读者和评家的 意见，他也就不怕别人说他“自相矛盾”，无须费笔墨来，“将原委说明” 了。曹雪芹的友人，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可见他对艺术行为的商品化， 本是坦然的，如果绳之以必须“严雅纯”到底的标准，那他的每一幅画，也 应是抱着宗教般的虔诚来绘，宁愿饿死，也不能去适应酒家的需求，他应该 在诗、书、画、小说的各种精神劳作中，都甘当“烈士”才是。
　　曹雪芹的遭遇，其实比“烈士”更惨，《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基本完 成而未能留存，他死后《红楼梦》终于出版，而且是皇家武英殿修书处用木 活字排印的，却是经过粗暴的删改，又硬配上与他原意不符的别人伪作的“后 四十回”，他若地下有知，不知会如何喟叹！更何况究竟他是不是这部书的
　　
作者，因信史的缺乏和一时难以捋清的新材料的出现，都还有人悬疑。即使 曹雪芹那甘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状态，竟真是他写出这部伟大著作 的因素之一，我们作为后人，难道就应该奉为“严雅纯”作家的“标准生态” 吗？二百多年来中国为什么再无可望其项背的伟大文学作品产生，我们不从 改善作家所处的环境上多作研究，多加努力，却一再地责备中国作家不能承 受寂寞、孤独、贫困、潦倒，甚至于要他们根本不要考虑发表，为当“文学 烈士”而“埋头写作”，这太残酷，也太奇怪了！
　　哪位作家是绝对的“严雅纯”？谁能达到“痛心于作家们沉沦”的批评 家所提出的那些个“甘于”的苛刻标准？
　　在我看来，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跟其它的社会职业，并无本质区 别。不错，有严肃追求的作家，品味趋雅的作家，热爱写作因而功利心不那 么强烈也就是说比较“纯粹”的作家，他写作时，要体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充溢创造性发挥的“文本”、新奇诡异的个人风格，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安全 问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当然他应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一个最大 也最优的生存系数，他如向社会规范和市井俗尚过分尊媚，当然有碍他的突 破创新，但是他完全不顾所在的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者地“严 雅纯”到底，以至全然不考虑出版面世，那么，他不是傻子必是疯子，失败 湮灭的他，也未必真会被“痛心于作家沉沦”的批评家封为可尊敬的“烈士”。 眼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真到了“严雅纯”的文学无处容身地步？商品经 济的大潮，是否必定敲响“严雅纯”文学的丧钟？我以为时下一些报刊上的 言论，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如细细统计，大体属于“严雅纯”的文学 刊物和报纸副刊，不仅相比于港、台是很不老少，就是在全球范围，也颇壮 观；大体上忠于“严雅纯”的美学要求的作家，也并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 至于在其出版业务中，以“哪怕赔钱也出”的态度支持“严雅纯”的出版机 构，也还很明显地存在；1993 年全国所出的长篇小说，作家自认是“严雅纯” 的数量很不少，即使被批评家斥退一些、读者嘘掉一些，比之于 1953 年、1963 年、1973 年和 1983 年，数量和质量都不仅未必羞于启齿，倒很可能堪称丰 收。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忠于“严雅纯”的作家所推出的新作，市场效益 也还不错，他们不至于“泪尽而逝”、徒留残作，当然还没有《红楼梦》那 样的巨著出世，不过其它各界既然一时也还没有很伟大的业绩和人物出现， 容俟将来，那么，偏要作家们自责、苦行和“埋头”，绳之以许多的“甘于”，
也就毋乃太偏颇！
　　是的，社会在转型，商潮在汹涌，文化已失范，文学有危机，作家处窘 境，出版趋市俗，“大众”挤“小众”，伟著无踪影，智者寻夹缝，无人甘 “节烈”，读者难解渴，评者无适从，“话语”太杂芜，“语境”难把握， “东”“西”频碰撞，晕头又转向??我们面临着不止一个斯芬克斯不止一 个答不出来就会被吞噬的问题，我们苦恼，我们求索，我们奋斗，我们企盼， 但是，我们没有道理要作家为“严雅纯”而“甘于牺牲”，恰恰相反，批评 家和社会上其他的贤达人物，应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使中国当代作家能正 正常常地写他们的作品，并在出版上获得最大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 起讨论人生坎坷与心灵痛苦在创作中那不可或缺的乃至了不起的作用，才有 基本的学术意义，也才有可能催生出新时代的《红楼梦》。
1994.3.10 绿叶居

十首足矣


　　报载香港一家文化机构不久前举办了一项“最受欢迎唐诗选举”，结果 投票者从成千上万首唐诗中票数相当集中地选出十首来。
　　列在榜首的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 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想不用解说，大家都懂得这是一首歌颂母爱的诗。但这首语言质朴的 诗歌为什么在历经了千年的传诵后，至今仍具有最强烈的感染力？要理解这 一奥秘，我们就必须体会到，人生在世，广义而言，无人不在羁旅之中，旅 途中人固然着眼于前程，特别是实利，却不能不有所眷念，不能不保留一段 热肠一片温情，不能见利而忘义，不能丧失良知人道，因而那“慈母”所构 成的意象便超越了狭义的生母，而象征着孕育抚养调教指引了我们个体生命 的所有外在因素，使我的对个体与他人与群体的和谐，产生出一种向往，引 发出切实的努力。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些令人难堪令人恶心乃至令人发指的报道，例如 子女虐待生母生父致死，以及后母虐待前妻生下的可爱的男孩其生父竟无动 于衷终致殴毙，还有一位想发横财的运动队教练，在工作不负责任被解聘后， 将幼小的学员绑票，妄图索取巨额赎金——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位丧尽天 良的绑票者连究竟什么是“绑票”和“人质”的概念也弄不清，他是先将那 男孩弄死再递送出索取巨款的通知书的，他居然不知道先“撕票”后索款是 决计不可能得逞并且违反自古以来绑票者的起码常识的！哀哉！也许是我这 人分析事物的角度太古怪，我总觉得，倘若这些人读过一点唐诗，不用多读， 哪怕只读过这回香港人选出的十首，哪怕只体味出其不足一半的诗意，引发 出哪怕些微的感动与审美愉悦，那么他们也许仍是糟糕的人物，却总不至于 那么样地没有人性和那么样地颟顸！
香港人这回选出的十首唐诗都是最常见于各类选本和最易读懂字面意思
的短诗，除《游子吟》外，其余九首依次是： 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为什么荣列亚军？难道仅仅是因为如画如乐、
明丽清新？我以为其中也蕴含着一种温馨的人性，在“行人”与“牧童”的 亲合之中，体现出一种对人生乐趣的健康追求。能进入这个诗境的人，他忍 心将那牧童绑票以谋求一己的纵欲么？
第三首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乡土之恋，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情，乡土往往决定了自己的人 种属性，民族血缘，家庭谱系，乡恋之情会使我们意识到个体血脉与他人与 群体的承继关系，“父老乡亲”构成了一个固定的语汇，很难想象对李白这 首千古绝唱的怀乡诗有所感悟的人，会自己居华屋食佳肴而将老父老母驱入 猪圈掷以残羹！
　　第四首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生的境界，原应如此宏廓。第五首是李商隐的《乐 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体味 到人生有层楼可上的同时，又深知人生的有限，以一种彻悟的心态维系一种 进退的度数，吃透了这两首诗精髓的人，又有哪位会短视到谋取近利而不顾 廉耻、妄想永葆荣华而贪得无厌呢？
　　
　　第六首是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第七首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 去，萋萋满别情。”第八首是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想一个多少能从这些诗句中感受到对落花这 种最低级的生物的怜惜、对野草这种最卑微事物枯荣的关切以及对最普通的 劳动者汗珠的珍惜的美好情愫的人，他是决计不可能对活泼泼的儿童的生命 粗暴戕害的！
　　最后两首是李白的《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是 把我们引到大自然的奇瑰怀抱中，一是将我们导入人世间最朴素的人情中。 反复咏诵这样一些明白如话而又美不胜收的诗句，我们灵魂上纵有厚尘积 垢，总也能涤出一甬真善美来吧？
　　我想许多读者当会讶怪我何以如此常见的唐诗也要首首俱录，但这十首 唐诗实在是常诵常新，即使过录一遍，灵魂也总有一种难言的欣悦！倘有的 读者连这十首唐诗也不能逐一背诵或简直有的还是头一回读到，那么我恳求 他们一定要把这十首唐诗背诵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十首唐诗凝聚着我 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值得珍惜和承袭的精华，并且也体现着我们中华民 族对美的追求所达到的一种全人类必须仰望的高度。工作太忙吗？事情太多 吗？赚钱必须抓紧吗？唱卡拉 OK 搓麻将“抓黑叉”跳迪斯科练气功求算命遛 鸟养鱼喂猫饲狗再没有闲空吗？当然！谁能强求谁呢？人们各自安排着属于 自己的生活，但我仍要近乎痴憨地吁请人们在纷忙的生活中读一点唐诗，背 一点唐诗，品一点唐诗，悟一点唐诗——不必太多，以上十首足矣！
1993.春

我们自己的批评语境


　　年初在台湾参加中国时报举办的“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会上， 我发言时说：听台湾小说家的发言，感到都很独特，但是听了若干台湾评论 家的发言，却感到颇为耳熟——与某些大陆评论家的批评文章，在尊从西方 “新批评理论”这一点上，何其相似乃尔！我只是发了个感慨，并没有展开 论述，可是，却惹得一位台湾留美博士、现台湾某大学教授光火，他激动地 站起来抨击我说：“大陆知识分子里，近年来有一种反西方情绪，刘先生的 发言，便是生动的一例；其实，像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 恐怕是很有限的??”说着，他便用几种西方语言列举了一大串西方最新潮 的理论家和他们代表著作的名字，然后问：“读过吗？”又气呼呼地说：“刘 先生的言论，使我感到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马克思也是西 方人，讲马克思主义，也是宣扬西方理论嘛！”
　　他的发言如此动肝火，使得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主持人问我是否使 用三分钟答辩权，我当然不放弃。
　　我说，我首先承认，我对西方的了解确实有限，我是很愿提升自己的了 解度的；但是，我是一个用华文写小说，写华人的生活、心态、情感，写出 来主要是给读华文的人看的，因此，我不必一定要掌握西方语言，更不必一 定要读那些西方新潮理论家的大作；现在的问题是，在大陆和台湾，都有若 干文学评论家，当他们用华文写评论和用华语作评论发言时，特别是涉及到 华文小说乃至我个人作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却是西方新潮文论，举凡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直到最新近 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亨廷顿的“未来世纪是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 和儒教文化三大文明的冲突”的论断，等等，这种评论，我看到听到的，常 有生吞活剥、简单挪用之感，所以，我不是反对借鉴西方的新批评理论和方 法，我只是不同意把西方的新潮文论奉为圭臬，我寄希望于两岸谙熟西方新 文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学说与华文创作的实际，能更自然有机地契合，特别 欢迎能把我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融汇贯通地架构出一种（或很多种）我们 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理论；大陆知识界近来有否“反西方思潮”，待研究，但 我本人是并无反西方情绪，恰恰相反，我对西方的兴趣甚浓，说我是“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在不敢当。我觉得自己连一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也 够不上，当然，我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过，我们大 陆民众受这种教育，都是通过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华文著作来完 成的，那“文本”里一般绝不嵌入外文（而这次台北研讨会上，若干评论家 的发言，几乎每涉及一个概念，都必嵌入一个英文词儿），用“马克思主义 也是西方理论”的逻辑，来为现在把西方新潮文论当作“真理标准”确立合 理性，是一种诡辩。
　　我的发言直到限时铃声响起，才停下来，会场上许多人为我鼓掌，我注 意观察，台湾的小说家们都很支持我，我身旁的一位作家还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对的！”
　　我也未必一定对，但我很高兴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积蓄已久的看法，尤其 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当天晚上，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与我碰撞的那位台湾青年教授主动拿 着酒杯来找我敬酒，他笑着说：会上的争论很有意思，不过，乍听了我的话，
　　
觉得自尊心有些受损，因为我开头有一句话是：恐怕大陆和台湾有的年轻学 者是在同一些西方大学，由同一些西方学者调教出来的吧??他说，现在冷 静下来一想，大陆某些年轻学者，跟他们确实是同窗，他们学的，就是那么 一套，他还是希望我这样的作家，对西方文化有更浓厚的兴趣。我与他碰杯 言欢，并说，如果我的发言伤及他的自尊心，我很抱歉，但我仍希望两岸的 年轻学者能架构出属于我们华人和华文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来！
　　现在回忆起两个多月前台北研讨会上的这段故事，我要补充说，我真是 很支持年轻的大陆学者把西方的种种文论介绍给我这样的作家，比如说，我 现在就在自己的文章里运用由他们引进的这一类概念：文本（或“本文”）， 意指，能指，话语，语境，消解，平面化，语言的颠覆，同一空间中不同时 间的并列??等等；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客观介绍西方文论的文章，有的评论 家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方法分析我的创作，我觉得他们很下功夫，读 了颇受启发，我所不喜欢的，是某些大陆的评论家，他们并未通读过西方新 潮批评家的著作，有的不但未读过原文，连译本也没读（许多这样的西方论 著也尚无译本），只是读了一点别人的介绍文字，便凭自己的悟性和勇气， 用来评论当代作家的创作，这样的文字——有时连文字都不是，而是作品讨 论会上的发言——确实令人有并不真懂时髦，而冒然投入时髦的感觉。
一定的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把我们引入一定的语境之中，我这里所说
的，也是依据美国的那位“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肇始者赛义德的 逻辑：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强势文化，把它的概念，侵入到我们中国的新潮 文化中，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形成了新的语境，就连我在这里反对全盘 西化或全盘美化，也不禁使用了美国人提出的美国理论作为叙述策略，想起 来真有点滑稽。（赛义德虽是巴勒斯坦血统，可是他早已归化美国，用英文 著书，在美国大学用流利的英语讲课，他的“反西方”，是西方人反己方的 一种“左翼”行为）。
不怕重复地再申明一下我的想法：在继承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积
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可借鉴处，并很好地契合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转型期社 会的特点，我们当代作家的创作实际，由一个生气勃勃的批评家群体，来造 就我们自己的一种新批评语境！
1994.4.28.

“五岁小孩”


　　1978 年公费留学英国的张戎不仅早在 1981 年便定居英国，而且在前两 年便用英文写出了纪实性作品《鸿》，成为一位在西方颇露头角的女作家， 她那本《鸿》一度成为畅销书，并使她获得了英国的 NCR 文学奖。这本以作 者的外祖母、母亲和自己的经历串联成的非虚构性作品，为什么会大得某些 西方人青睐呢？除了别的因素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起了他们的惊 奇。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马丁·艾密斯的感慨是颇为典型的：“《鸿》 使我成为一个 5 岁小孩。”就是说，书里所讲述的那些事，是他闻所未闻的。 读这本书。对他来说，无异于英国的 5 岁小孩初识 ABC。
　　《鸿》里讲了些什么呢？据《读书》杂志 1993 年第 11 期所载读迄这本 书的冯亦代文章，我们可知，首先是写外祖母如何从小失去天足、被缠成了 “三寸金莲”，后又成为军阀姨太太??等经历；又写父母如何参加革命， 成为共产党的干部，而到“文革”时大受冲击，父疯母忧，等等；她自己则 是从狂热的“红卫兵”，终于幻灭而梦醒，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即使充 满了特异的细节，我想任何一个中国成年人，读了或许会浮想联翩、感动以 至泪下，却绝对不会目瞪口呆，“成为一个五岁小孩”。
可见许许多多的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低于 ABC 的程度。
　　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一离开当地的华人圈子和汉学家圈子，就往往碰 到使我十分尴尬的局面。我在一篇文章里已经写过，在法国西部城乡南特， 同郊区一些人士交谈时，我让他们随便说出 10 个中国人的名字——古今不 限。他们十分友好，极愿满足我的要求，可是却怎么也凑不足 10 个，他们说 出的几个依次是：孔夫子、李小龙、毛（他们一般不说毛泽东，就像中国人 一般不说卡尔只说马克思一样）、老子、陈查理??最可气的是那个陈查理， 因为那只是 40 年代好莱坞电影里虚构的一个“中国侦探”！我还在另一篇文 章里写到，我在该城的儒勒·凡尔纳博物馆对那位文质彬彬的馆长说，我们 中国早有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如鲁迅在凡尔纳仍在世时就译过《月界旅 行》??那馆长听完微笑着问我：“鲁迅——他是谁？”我再补充一个例子： 在法国港口城市圣·拉撒尔图书馆，我和许多自愿而来的法国人见面，在自 由提问时，一个老太太问我：“中国也有报纸吗？”当时我忍不住瞪了她一 眼，后来，我始终不愿写到这个经历。
张戎要西方读者注意她这本书，也费尽了力气。她在随着书商同一些西
方作家作巡回推销时，往往一到她上场，下面的听众就站起来要离开，于是 她赶紧打开一个红布包，露出一样东西来，高高举起，大声对听众说：“这 是我外祖母穿过的??叫作三寸金莲！”于是本想离开的人便又坐了下来， 听她讲些闻所未闻的事，大约其中便有人感到自己成了“5 岁小孩”。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中国大陆作家不是写了好些有这类内容的书吗？但 第一，西方人没几个能直接阅读中文书；第二，即使有少数被译成了西方文 字，但在西方书海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一般西方读者也不大爱看从中 文译过去的书——他们更欢迎直接用西方文字写出来的关于中国的书。所 以，或许张戎的书并不一定有中国大陆作家写的同类书那么精采，她却有她 明显的优势。果然，像艾密斯那样的西方人看了张戎的书，就由衷地觉得自 己“成为一个 5 岁小孩”。5 岁小孩感到惊奇时总不免会连连地问：怎么会 这样？怎么可以这样？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
　　
　　忽然又想到我 1987 年在美国旧金山遇到一位已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题 材小说的中国女士。她那本书出版后也颇得好评，于是她再接再厉，继续写 一本新的。她告诉我，是写 1950 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中的故事。她说，小说 里写到领导农民斗地主的“工作队队员”，可是那个英文词儿连编辑也不能 接受，于是，她便一律改为“红卫兵”。她说尽管 1950 年还没有“红卫兵”， 可是她这样写，一般美国人总算能大体上明白，反正是那么样的一种人，她 是把美国读者当“5 岁小孩”哄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倒不在那位女作家 的荒唐，而是使我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我们中国作家用中文写的中国故事， 离一般美国人的接受程度是多么多么地遥远。
　　西方人对我们的认知程度竟如此低下，我们对他们呢？总的来说，我们，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西方是充满兴趣乃至向往的。两相比较，我们在吸收 信息方面是处于超前的状态。不过，有时在西方人看来，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那也真是滞后得很。上星期在北京的三味书屋，有一个美国使馆文化处组织 的美国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汤婷婷）同中国作家与读者的见面 会，在金斯顿朗诵了她新作的片断后，她接受了中国听众的提问。一位不仅 穿着极新潮，而且显然自我感觉上也是颇知西方的中国年轻女士起立问她： “美国在‘垮掉的一代’以后，又有新的艺术浪潮吗？”金斯顿听了，大有 我听了“中国也有报纸吗”那样的问题的表情。因为所谓“垮掉的一代”， 是本世纪中叶的文学潮流了，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后，早已成为“古迹”，其 代表人物要么已经作古，要么已垂垂老矣，而在提问的中国摩登女士心目中， 却仿佛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金斯顿显然感到“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她愣了一下，也就没有把几十年来美国风起云涌的无数文学潮流一一道来， 用了几句笑话，把那话题引开去了。
什么时候，我们和西方人之间，才不会像“5 岁小孩”那样互相惊奇呢？
交流，交流，交流?? 交流应该更多更宽更广更深更频更密！
1993.12.17 绿叶居

固执的气象台


　　从昨天起，电视里的气象预报就频频宣布北京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 有暴雨，而且说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到明天，可是，昨天虽然天灰地窒，也掉 了些雨点，却并未成雨，也并不是我所居住的安定门地区如是，给东边和西 边相距十多里的朋友打电话，都埋怨气象台预报不准，到今天晚上，虽气闷 难熬，雨仍未至，电视里的气象报告员，还在用珠圆玉润的嗓音，坚定地宣 告着京津两地“大到暴雨”的“现实”，我现在用电脑敲文章，汗流浃背， 窥窗外，算是在“未雨绸缪”吧，“大到暴”的那个“雨”，依然令我“望 穿秋水”。
　　气象台为何固执如此？据说，他们是只相信科学，而不循俗见的，所依 据的，有最新的卫星云图，有繁多的数据，什么多少多少高空的“百帕”之 类，还有什么等压线，当然更有电脑上的图象分析，综合各方面参数，他们 断言了北京必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他们为何不简单地朝窗 外望望，拿话来说？这是许多人所难以理解的。
　　我觉得文学界的观察家、批评家，其固执，堪与气象台媲美，许多人埋 怨他们，为什么不从“文学现实”出发，不是有了“雨”说“雨”，而是“无 中生雨”，“呼风唤雨”，“任是无雨也动人”。一会儿说有了什么“新写 实主义”，一会儿又说已转换为“新感觉”，有的又说是进入了“新状态”， 有的呼吁“文化关怀”，有的召唤“大家”，更有坚持认为已入“后现代” 的，据他们说在整个儿“文学气候”描述与预测中，文学界和出版界“闻风 而动”、“闻雨觅伞”“风雨同舟”、“抗洪抢险”??一时间百象杂陈、 憨态可掬，或占据“专栏”，或热衷“系列”，或赶制“布老虎”，或换上 “国际大开本”??虽然那所预报的“大到暴雨”，似乎要来，而并未呈现， 倒也热热闹闹，未爽肌肤而先爽心臆。
气象台大概也还不否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等俗谚，但他们当
然更尊重卫星云图；文学界的若干观察家、批评家，如今大多不依照《文心 雕龙》、《诗品》、《昭昧詹言》等“国粹”来“观察预言”，而大体是言 必及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苏珊·朗格、布特里齐、福柯??特别是德瑞达、 詹明信、赛义德、亨廷顿，等等；西方的“新批评”“新文论”是否具有卫 星云图般的客观性、科学性？这同问你“西方科技工业文明与人类共同文明 是否为一个概念”一样，答起来不那么容易，可能还要更困难一些。
电脑敲到此刻，仍未见雨，我虽对气象台的固执颇悻悻，却并不会改变
一再听看气象台预报的习惯；同样，我虽对文学观察家、批评家的种种归纳、 预测、召唤、鼓动颇觉“未必”“何必”，却也并不会改变偶尔听闻他们“聒 噪”、“呐喊”、“沉吟”、“叹息”的兴趣；毕竟，他们所从事的也是一 种值得尊重的社会职业，气象台当然更是极重要的一个机构，他们自有他们 的道理，哪怕是说了“有雨”而迟迟未见“雨滴”。
现在外面的确开始下雨了，我的文章赶紧打住。
1994.10.1

林大哥的三句话


　　今天细翻《随笔》第四期。封二上是陈振国画的林斤澜像，说实在的， 不怎么像；画像下有林大哥的话：“这山望着那山高，望山跑死马，山不转 路转，我以为都是人生格言。”这话我读着如闻其声。
　　1978 年，那时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今北京出版社）参加《十月》的编 辑工作，如今《十月》是个知名度很高的文艺刊物，有人封了四种大型文艺 刊物“四大名旦”的称谓，《十月》列于其中（另三种是《收获》、《当代》、
《花城》；这话茬大约出在十多年前，其实后来居上者很多，如《钟山》、
《小说界》，这些年势头甚健，新创办的又有《大家》等），记得《十月》 创办于 1978 年十月，当时正值“文革”后的荒芜期，全国尚无大型的文学刊 物恢复出版或新创刊，《十月》的赫然出现，令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无比兴奋； 但由于当时尚无刊号，头几期都是作为“十月丛书”出的，各辑厚薄不一， 创刊号的《十月》封面十分漂亮，我以为就是搁在今天，与任何刊物的封面 装帧相比，都不会逊色。它在乳白的底子上，凸印出银白色的盛开梅枝，“十 月”两个字用鲜红叠印，显得既华贵又雅致：“十月”这两个字墨笔书法最 难处理，而所采用的书法，非政要手笔，出自很有修养，却无爆响盛名的行 家，写得间架得宜，丰腴厚重，至今这题名，仍在刊用；发刊辞把为何以“十 月”命名阐述得很通透，出自当时我们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之手，他后来 去中国新闻社搞行政工作，此事遂渐不为人所知??
《十月》办起来了，稿源便需丰富，我当时分工管小说稿，于是除了向
当时颇活跃的一些作者约稿，也产生了“寻觅老手”的想法。当时我也算是 青年编辑，思想比较解放，作法也比较大胆，虽然那时王蒙、从维熙等五七 年的错划都还未予改正，编辑部内外也都有人劝我采取“一慢二看三通过” 的态度，“不要急着找他们”，我却认定“是公民就可以去跟他们约稿”。 因此力主要把这些多年不露的小说能手都发动起来，拿到他们在崭新的历史 时期的崭新作品，以光《十月》版面，以飨《十月》读者；编辑部中与我共 鸣者甚众，领导也同意，于是我便去找了刚从新疆回来暂住招待所的王蒙， 刚从山西回来与母亲儿子共睡一床的从维熙（头一回去他恰好折回山西办手 续去了）??和别的几位；我“文革”前就很注意林斤澜的小说，因此也提 出来一定要找到他，拿到他的稿子，当时北京市文联也还没有给他落实完政 策，那我们不管，我们希望立刻拿到他的小说，立刻发表；头一回找他，是 我的同事，一位比我更年轻的女士去的，她回来后很是兴奋。兴奋的原因之 一，是她发现林斤澜正在写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用一把旧木椅当桌子。 林斤澜听说约稿，答应写完给我们看看；之二，是她发现林斤澜“远看像赵 丹，近看像孙道临”，也就是说，居然是个美男子；听她这么一说，我很快 就自己跑到林斤澜家去，一为取稿，一为亲睹风采，谁知这一去，迤迤逦逦 十六年过来了，我对林斤澜，大哥相称，不敢说算得他的一位好友（好友需 全方位地交往），忝列于他的文友之列，庶几不至被他所否认吧！
　　在我心目中，林斤澜与俄国的契诃夫很相似。他不写长东西，专擅短篇 小说的创造，林大哥最长的一篇小说，大概是《满城飞花》，算是个中篇吧。 那是以他爱女林布谷大学毕业，自主地走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调子很明朗， 不怎么“怪”，因而也就似乎并不怎么能代表他的风格；他另外的较长作品， 如早期的《台湾姑娘》，七八年“复出”的《竹》，字数大概也都两万多而
　　
已。所以刊物发表时，也都还列在短篇之列，另外，知之者可能不多，林大 哥发表过若干剧本，好像他出的头一本书，就并非小说集而是剧本集，他的 剧本风格也很怪，所以至今未有被搬演于舞台过，契诃夫也是除了小说，擅 写剧本，而且其剧本也一度被人所不理解，要不是遇上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丹钦柯，恐怕也永难搬上舞台，我在 1980 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林大哥的小 说是“怪味小说”，我满以为我的这一“恶谥”会流布开来，却不曾想反响 寥寥。
　　我知道我把林大哥比之于契诃夫，很多人心里会不服（嘴里大概不好说 什么），可我确实是个林氏“怪味小说”的偏爱者，依我想来，整体的契诃 夫固然高不可攀，单篇而言，林大哥的造诣，确不怕与契氏的某些篇什相提 并论，如“矮凳桥风情系列”中的《溪鳗》。
　　但林大哥攻短篇凡四十余年，红是红过，却总未大红过，更未紫过。对 他的误解、误读乃至于误会，从未间断过，说他“默默”，过头了，说他“埋 头攻艺，锲而不舍”，应属恰切。
　　林大哥眼高，从他近两年在《读书》上所发出文章，能看出他对非艺术 因素介入、干扰艺术的深恶痛绝，他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总在那儿 盯着“艺术高峰”，此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也；但真达到“登峰”（且 遑论“造极”），谈何容易！只有拼命地奋斗，故又曰“望山跑死马”，但 到头来林大哥还是乐观的，艺术家忠于艺术，忠于艺术的本性、本质、本色， 到头来，艺术这条路，通向高峰的路，还是可以走通的——所以最后又说“山 不转路转”。
林大哥的“怪味”，其实恰是艺术“正宗韵味”之一种，他的为人，经
我这些年身受心领，更没得说，我是由衷地钦佩、膺服。 我与林大哥，相异之处实在太多，我写出的东西，与他写出的东西，风
格尤其大相径庭，可是这些年来我从他那里，真学到不少的东西，这是真话。
林大哥最值得我学习的，是他的艺术骨气。 因为各自都忙，离得都远，还有种种其他因素，好久没去拜望林大哥了，
前些天倒是还通过电话，林大嫂在电话里热情地说：“你来玩呀！”
　　这些年我把人情看淡了，很懒得去别人家“玩”，但林大哥那里，还真 想去，是的，我们在一起，会很好玩的。
　　
朴素的阅读感情


　　上中学时，每到开学领到新课本，回到家里，我总要忍不住摩挲翻阅良 久，特别是那一学期的语文课本。当我在那种情况下读语文课本里的文学作 品时，常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惊喜、惊奇或疑惑、失望的情绪来，那， 便是一种朴素的阅读感情。这种阅读状态的优点，首先是具有非功利性，因 而比较容易进入纯粹的审美境界，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便是很受自身所 达到的认知感应水平的局限，往往把浅近视为绝妙，而将深刻当作了乏味。 有的文章，后来在课堂上经老师讲解、启发，这才茅塞顿开，如眼前散去了 灰雾，终于看到了明丽的美景，于是痛感光凭一己的朴素阅读感情，实在会 永远地蒙昧下去。当然，也有的文章，任凭老师掰开揉碎地条分缕析，又或 层层剥笋、探骨入髓，理智上是懂得那是名家经典，并且因为考试时入题的 可能性极大，为不丢分计，也能把那些个中心意思、段落大意、写作特点背 得溜熟，但私心里却还被朴素的阅读感情所左右，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直到 永久。
　　现在年过半百，因为经历过太多的非自愿与非自选的阅读过程，一度险 些失去了朴素的阅读感情，所以当进入无职一身轻，并且可充分地自选阅读 对象，以非功利之心，松松弛弛地翻翻看看时，竟又往往由朴素的阅读感情 占了上风，或边读边颔首赞叹，或抛书仰笑欢乐开怀，或摇头撇嘴心想不过 尔尔，或竟愤然罢读誓不再沾??倒也悠哉游哉，我行我素，颇称自得。
但仔细想来，朴素的阅读感情不可无，却也不可任其淹没了理性的认知，
因为感情这东西，很容易挟带偏见，用简单化的“真棒”、“喜欢”、“没 劲”、“讨厌”??来代替客观的科学标准，如是个人在家里自言自语，或 顶多是与一二亲朋随便聊聊，倒也罢了，如是写成文章，作为文学评论，则 就未免是感情用事，起不到应有的良性作用了！
所以，如今我把自己的阅读与评议分作两档。一档是完全听任朴素的阅
读感情当家的“私人阅评”，一档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阅读评议。比如说， 我个人的朴素阅读感情，是极钟爱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的，认为在我所读 过的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同一历史时期的长篇创作里，不是一般的好，而是超 水平的妙；再如，有位四十年代的作家，叫欧阳凡海，他写了部长篇叫《无 辜者》，我以为也极好，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竟没有出版社给他重印；但我一 般都只是在私下场合与人交谈时，任凭朴素的感情汹涌澎湃，甚至于使用一 些极端化的谥语，如某某的什么什么，文学史上评价那么高，但倘若拿来跟 这个比一比，哼，简直是盘死板地照着菜谱炒的菜！如果写文章提到这两部 著作，我就会比较冷静，因为，不是我不可以发表独到的见解，而是，文章 面对广大读者，介入社会文化生活，我就不能光凭一己的偏爱或偏厌立论。 我必得超越朴素的阅读感情，先占有更充分的材料，作好案头的对比分析工 作，形成有学术价值的命意，再选取起码是自成逻辑的批评方法，认真地当 然也应该是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确属标新立异的见解来。从朴素的阅读感情直 接跳跃到一个耸听的结论上，我以为那不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写文章表达自 己肯定什么需要如此，写文章表达自己否定什么更应如此，而且，总是在那 里肯定或否定什么，恐怕也不是什么高明的文学批评，我以为，真正有价值 的文学批评，不仅应超越朴素的阅读感情，也应超越肯定/否定以及开单子、 排座次、贴标签、封大师??等批评模式，应是或从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