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 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原著出版
于 1856 年，135 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是即使 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 1835 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 版于 1840 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岁。此后 15 年他没有发表 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 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鄱七月王朝；1839 年起任 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 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 任外交部长（1849 年 6──10 月）。路易·波拿巴的 1851 年 12 月政变和第 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 度 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 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了等文 人政客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这些著作对这场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 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叙述史。托克维尔不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与他们不同
（他几乎从不援引这些历史家），而且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凿：他把 1789
年以后的 60 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国革命。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 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 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 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 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 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 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 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 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夫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 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①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 像《罗马盛衰原因论》②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 参政者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3)
同盂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
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 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 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床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 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 过阿尔及利亚，发表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 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



① (3)托克维尔致唇斯塔夫·德·博蒙信（1850 年 12 月 26 日），见《全集》vIII，2，343 页。
② 《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

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 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 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 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①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 年前后法国 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见附录）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 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 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 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 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
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清绪特别敏
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 年 1 月
29 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 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 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 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干线上 隐现。”①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 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 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伯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 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② 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 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 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③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 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 “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 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 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 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 18 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同孟德斯鸠一 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 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 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 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过阿尔及利亚，发表 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
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
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



① 参阅《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① 托克维尔，《回忆录》，《全集》XII，37—38 页。
② 托克维尔，《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巴黎，1977 年，21 页。
③ 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旧制度与大革命》。

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 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 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①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 年前后法国 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见附录）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 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 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 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 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
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人民更彼此
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 18 世纪法国农 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 13 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 18 世纪法国文人成为 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 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 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 19 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 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 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 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 议记录和 1789 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 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 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 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1789 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 “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 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 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 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
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 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 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 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 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 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 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 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 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 新出现。法国 1789 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 1848 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



① 参阅《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托克维尔看 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
而 18 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 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 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 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 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 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 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 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他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 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 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 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 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 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 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主命的 规律。”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
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 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 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 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 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 此有精辟的论述。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为了帮助理解
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 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 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 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德国（除莱 茵地区外）的衣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甚至 还批评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 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 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 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 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追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 系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 1856 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 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 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
　　
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 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捐可数。”①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
了 4 版，共 9000 册，到 1934 年已印 16 版，共计 25000 册；在英国、美国、 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 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一旧制度 末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 部仅 200 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 18 世纪，特别 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托克维尔的著作 1870 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 走运，这不是偶然的。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 点重新受到了重视。人们越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和特点，越感到有进一 步研究旧制度的必要，特别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进行探索。①托克维尔的《旧 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这方面开辟了道路。当年鉴历史学派在法 国盛行时，托克维尔注重分析政治结构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赞赏和推崇。《托 克维尔全集》在 1952 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 年在美国 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至今已 12 年。这些恐怕都不 是托克维尔本人所能奢望的。
中译文根据的是 J.-P.迈耶主编的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 1967年出版的该
书单行本，并参照《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迈耶主编，加利马尔 出版社，1981 年第三版）第二卷第一册第 67—250 页的原文。原注有一些过 于专门，不得不割爱，只留下一些必要的注释。附录两篇都是比较重要的论 文：一篇是“1789 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篇是“论三级会议各省， 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别译自《托克维尔全集》第二卷第一册第 31—66 页和
第 251—261 页。译者对有关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欢迎读者对译文不妥之处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 特此致谢。

张芝联 1991 年 8—9 月北京—北卡罗来纳




















① A，沙尔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84 年，477 页。
① 参阅 K.B.贝葛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兴起》，第一卷，《旧制度的政治文化》，英国培格 曼出版社，1987 年。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 1997 年出版
至 3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 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 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 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 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 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 年 3 月

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

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1850 年 12 月 26 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搏 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 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 15 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 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 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依我看，这就 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 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想到我好像 要重复去写前人已写过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却步。然而这次，主题以崭新的 看来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 法说明和使人明自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 点、意义。这样，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可以说事实只是我头脑中 的全部思想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 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 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因此这 书可能很短，也许一卷或两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我在这新范 围上绞尽脑汁，带几分兴奋地发现许多开始时没引起我注意的各种看法，这 一切还只是在我脑际飘动的云影。你对这主题意见如何？”①
托克维尔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另一封信同样发自索伦托，日期
为 1850 年 12 月 15 日，它比前边引用的话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我们 在这封信中读到，“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 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 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 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 对人事的真知的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井来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 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因而我自认为比起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更能 处理好一个政治学专著的重大主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机会一半以 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题，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 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 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 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因此几年来我经常在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使 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 乱），就是说，在寻求我可以着手哪个主题，但是一无所获，没有能使我满 心欢喜或着实使我动心的主题。然而，青春逝去，光阴茬甫，人届成年，人 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百般思绪，也可说所有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处的 孤独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地再度寻求一部书的主题 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 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大 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



① 现见：《托克维尔全集》（J.-P.迈耶主编），第 8 卷，第 2 册，343 及随后儿页，巴黎，1967 年。

的社会对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 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 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但是当我去找同类 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结的一点时，我却没有找到。 我看到这样一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我抓住了经纱，但是 没抓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我必须找到某个部分，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 续的事实基础。我只有写历史才能碰到它，潜心研究一个时代，对它的叙述 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时代的人与物，使我能把所有这些零散的画构成一副画 面。只有法国大革命这出长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时代。很久以来我便有此想 法，这点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 1789 年至今这个大时段（grandeétenduede temps）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从中挑选出帝国的十年，论述这惊天动地的事 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过程。我越思考越认为要描述的时代必须选择 好。至于时代本身，则不仅要伟大，而且要独特，甚至独一无二；可是时至 今日，至少依我所见，它的再现都带有虚假庸俗的色彩。此外，它要把强烈 的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这肯定是对全剧作了最好的评价，最 能使人对整出戏仁看见仁智者见智的法国大革命的一幕。我的疑虑不在选择 主题，而在论述方式。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尔先生的著作①重写，就写 帝国的功业，只是避开军事部分不写；相反，梯也尔先生再现了帝国的战争， 写得春风得意，充满才华。但是，我对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主题仍然犹豫不定。 著书立说是需要漫长努力的事业。历史学家的拿手戏是善于组织史实，我不 知道自己能否掌握这种本领。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 实；就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这种能力除非越出体裁并使 叙述变得累赘，只应偶或以附带方式运用。最后，这有步梯也尔先生后尘之 嫌。公众很少会因这类试图而感谢你，两位作家写同一主题，人们当然认为 后者是老调重弹。这些便是我的疑虑，向你合盘端出，听听你的意见。
“在上述考虑主题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种方式，即：不再写长篇巨著，
而写相当短的也许就一卷的著作。确切他说，我不想再去写帝国史，而是写 对这段历史的全部思考与评价。无疑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 我主要的事不是讲述史实。特别是我要使人们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们看到 由此产生的种种原因；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 中间建立起来，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缔造帝国的那位人物的真实本质是 什么，看到导致他成功的因素，导致他败北的因素，他对世界命运尤其是法 国的命运所起的暂时影响与长期影响。我觉得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的题村就 在这里。但是困难重重。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 我还没看出怎样使二者结合（可是它们必须结合，因为人们会说前者是画布， 后者是颜料，必须二者具备才能作画）。我担心一个损害另一个，担心自己 缺乏那种要选择好支持思想的史实就必须具备的极大本领，叙述史实要充 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对叙述的兴趣把读者从一种思考引导到另一种思 考，又不能赘述过头，以便使著作的特点始终清晰可见。这一类著作中无与 伦比的典范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盛衰的著作①。可以说透过罗马历史会不断 看到其盛衰兴亡；然而罗马历史有相当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释才能理解。



① 指梯也尔的著作《执政府与帝国史》（20 卷本，1845—1863 年出版）。该书对军事涉及较多。——译者
① 即《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 年）。——译者

但是孟德斯鸠抛开那些一向奉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了在 我所谈论的著作中尚不具备的才能。孟德斯鸠研究一个极其广大极其遥远的 时代，他只能相隔很远挑选最大事件，而对这些事件，他只说最普遍的东西。 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这段时间内，穿过大量细致精确的事件来探索路径，这 著作的难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过前面这番话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刚才我对你吐露的所有想 法苦恼着我，但是现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仅仅是主 题重大，但并不清楚这广阔空间的种种事物。我多想让你帮我看得更清楚些。 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伟大的思想自由带进这样的主题，对人物和 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因为对于人物，尽管他们曾在我们这 个时代生活，我可以保证既无爱也无恨；至于名为宪法、法律、王朝、阶级 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谈论其价值，只论我亲眼见到的它们的存在，避而 不谈它们产生的效果。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 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就这种工作而言，这类倾向与天性是有用 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评说而是介入人类事务时它们常常有害一 样??”
　　没有谁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过地界定《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目的 与方法了。也许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两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头疼的难 题：“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相结合”。实际上，赋予他的著作独一无二特征 的就是这“结合”。托克维尔之前或之后写的所有大革命史，人们都可以推 定其产生时代，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维尔的著作永葆青春，因为这 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论是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法的 精神》，还是布克哈特的《普遍历史论见》，都没有陈旧过时，哪怕我们的 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 书必须列入这一类经典著作。
1856 年 6 月，经过 5 年深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了。几乎与
此同时，这部著作也在英国出版，译者是托克维尔的朋友、已经翻译过《论 美国的民主》的亨利·里夫；他的堂妹妹达夫·戈登夫人帮助进行了这一工 作。“她干这行尽善尽美”，里夫写信给托克维尔道。在 1856 年 4 月 27 日 同一封信中，里夫对他的朋友说道：“我越是钻研已收到的你的著作的各章， 就越是为之感染和欣喜若狂。就像一件所有人都为之打动的艺术作品，在这 里我重又见到希腊雕塑的痕迹与真面目。”里夫是托克维尔著作的第一位读 者。他把托克维尔著作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孟德斯鸠著作中的《法的 精神》置于同等地位。（1856 年 5 月 20 日里夫致托克维尔的信。）
　　从 1856 年到 1859 年——托克维尔早逝那年——这部著作在法国印刷了 四版；1856 年印了两版，1857 年印了一版，1859 年印了最后一版，该版本 构成本版的基础，但它在 1858 年 12 月即已出版。是为第四版；另一个版本 印行于 1860 年，也称为第四版。被误称为第七版的新版本于 1866 年由居斯 塔夫·德·博蒙出版，作为他编订的《托克维尔全集》第四卷。我曾找到继
1866 年以后的各版本：1878 年，1887 年，1900 年，1902 年，1906 年，1911 年，1919 年，1924 年，1928 年，1934 年。本书在法国共印行了 16 版 25000 册。在英国，里夫的版本 1873 年发行第二版，增加了取自《托克维尔全集》
（博蒙编订）第八卷的 7 章；里夫第三版 1888 年发行。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文版，附有 G.w.黑德勒姆的导言与注释；这个版

本于 1916 年、1921 年、1923 年、1933 年及 1949 年曾经重印。此外，在 M.w. 帕特森的关心下，巴兹尔·布荣克韦尔 1933 年出版了一个《旧制度与大革命》 新英译本，可惜不带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上所加的重要注释，这个版本在 1947 年和 1949 年曾经重印。可见迄今为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英国已有 13 个版本，它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事并不难解释。20 世纪开始以来， 牛津大学校方即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程。在美国，托克维尔 的著作同样在 1856 年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名出版，由约翰·邦纳翻译， 出版者为哈珀兄弟出版社。德文版本在阿诺德·博斯考维茨的关心下，于 1856
年出版，出版者是莱比锡赫尔曼·门德尔松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渗透到同时代读者当中，对此情况很容易写 成一本书。我们仅仅指出些来龙去脉。夏尔·德·雷米扎在前述关于他朋友 著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必须回顾他第一部著作中的深刻思想。20 多年前， 他把这思想运用到欧洲，他用如下结论作为他论述美国的著作的结语：‘这 些人竞以为重新找到了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我觉得他们简直是 瞎子。至于我，当我考察好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达到的状况和所有其他欧洲国 家的趋向时，我确信，过不多久在欧洲国家中除了民主自由①或独裁者的专 制，再没有其他的位置。’很久以来他就怀有上述思想，从那时起，他便能 用这一思想研究事物中的强与弱，缩小笼统性，划定使用界限或验证精确性； 但是民主不断地使他觉得是当代世界的主流，是在不久的将来现时社会的危 险或希望，伟大或渺小。在新著的前言里，他以主动感人的形式概括了当民 主原则开始主宰社会时这些社会的特点。这幅图画是坚定稳健的手勾画的， 毫无夸张，毫无省略，画图的精确性与着色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可见这位画 家充满才华，保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改变体系、方式或思想。无论是 20 年的沧桑经历，还是致力于著作而进行研究与思考的 4 年，都没有使他的信 念改变。感谢他，他的信念始终不渝。”我们可以在上述一席话之外再引证 托克维尔的另一位朋友让-雅克·昂佩尔：“今天，德·托克维尔先生在议会 和宦海浮沉之后，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他特有的权 威性，他得以利用目前形势给他的闲暇来思考比美国的民主更广阔的事件， 思考法国大革命。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 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试图重新发现与重建法国旧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在 以前从未有人间津。这是一部真正博学的著作，取自原始资料，依据好几个 省的手抄档案：置于卷未的注释旁征博引，足以为证。归功于他个人的这项 工作固然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但是在这位有魄力着手此项工作并把它继续 下去的人的思想里，这只是达到对法国大革命作历史解释、理解这场大革命 并使它被人们理解的手段而已??”
我们从昂佩尔殊为详尽的分析中，只记下这些话：“从德·托克维尔先 生的著作中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 利品的一切，在何等程度上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行政的中央集权制、管理 监督、行政风尚、针对公民的官吏保障、职位繁多和酷爱职位、征兵本身、 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过分分割，所有这些在 1789 年之前都已存在。从那时 起，真正的地方生活没有了；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对周围事务不再起任



① 雷米扎在注释中又说：“不必认为透过这一番活，作者就专门是指共和形式之下的自由。他在同一章明
确说道，他相信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有君主制、民主和自由联合的可能。”

何影响，御前会议、总督或总督代理主宰了一切：我们倒不如说参政院、省 长和专区区长主宰一切。市镇要翻修本堂神甫住宅或修建钟楼，得花足足一 年时间来获取中央政府的批准。这种情况为世所仅见。如果领主不再能有作 为，除非在为数不多的三级会议省，市政府也无用武之地，在德·托克维尔 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精彩的附录①专门对此加以论述。自从路易十四把市政 府纳入营业所，亦即标价出售官爵，真正的城市代议制到处均已绝迹：这是 一场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赚钱而完成的伟大革命，德·托克维尔先生说 得对，这事为历史所不齿。中世纪的英雄市镇移到美国，变为美国的‘乡镇’
（township），实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国却不理不治。官吏为所欲为，为使 他们成为更得心应手的专制政府，国家精心保护他们，对付受他们损害者的 力量。读到这些事实，人们就会思忖大革命改变了什么，大革命为什么发生。 但是其他几章出色地解释了它为什么发生，它如何转变成这样??”
　　关于托克维尔著作的风格，杰出的比较文学历史家这样表示：“我简直 不敢在如此严肃的著作中评价纯文学的素质，可是我不能不说这位作家的风 格高人一筹。这种风格更雄浑同时也更柔和。在他的作品中，严肃并不排斥 精巧，在进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时，读者会遇到描述性的奇闻轶事或化义愤为 讥讽的辛辣笔触。内心的火焰在这些如此新颖、如此智慧的理性的篇章始终 燃烧，慷慨灵魂的激清永远使这些篇章生气蓬勃；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 真诚而无虚幻，恳切而无狂暴，它使人为作者感到荣耀，同时唤起同情与尊 敬。”（J.-J.昂佩尔，前引书）
甚至那个时代的私人通信中，也可看到托克维尔著作的反响。因此，居
维利埃—弗勒里致函奥马尔公爵道：“你是否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 革命》？我觉得，这部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华（孟德斯鸠式 的才华）；不过该书结论有点含混，尽管充满对专制暴政最意味深长的憎恶， 但像在指责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无论如何，书中得出的结论—
—不管作者本人见解怎样——都是说法国革命是由最合情理的原因引发的，
上层阶级的性清使它必然发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则使这场革命愤怒与 理性井重。对我来说，这已足矣。从文学观点看，这部著作的过错在于作者 竟以创始人的口气揭示众所周知并早就彼人阐述过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 萨尼亚克所著 《法国大革命原因史》①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阐述了若干真 理。??”奥马尔公爵回信写道：“??我想和你谈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 著作，我刚刚读完。我以最大兴趣读它，对它也最为重视，尽管我并不完全 同意作者的见解，也没有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视为新说。读后留下的印象可概 括如下：
“德·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 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说，解放农民。 他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所有这些在 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宽恕曾摧毁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 量：大革命以前它们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责大革命直至此时为止，尚不能 创设任何制衡力量，当时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这种制衡力量的地位在旧君 主制下早已标明。他指责大革命恢复了旧制度的全套政府机器，并建立起这



① 即“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译者
① 卡萨尼亚克（1806—1880），法国记者与政治家。他的这部著作发表于 1850 年，——译者

样一种局面，乃至过了 60 年，我们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长时间——被投 到专制制度下，它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 “这部著作的不足是没有作出结论；这是有几分使人失望，没有把好的 东西充分烘托出来，也没有指出诊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讲真理是好事，但 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
自由：这使压迫者、奴隶和利己主义者感到痛快。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好书，我赞赏它，我认为其内容与形式也值得人
们称赞。因为正如你所说，人们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专制暴政的可怖，而这 正是敌人之所在。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 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 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 者。”（《奥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通信集》，4 卷本，巴黎，1910
—1914 年，第 2 卷，333 及随后几页）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们就应提一提它在英国
受到的欢迎。我们已经谈过了亨利·里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 丁堡评论》的总编，加以《泰晤士报》主笔的身份，他对此书的热情见解便 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的朋友 G.W. 格雷格在这家像今天一样给舆论定基调 的大报上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让我们引证一下这文章的话：“因为形势变 幻莫测，冒险作预言是难得谨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他 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光荣将与日俱增，后人还将扩大他同时代人的评 价??”格雷格接着对这部著作作了长篇分析，这长篇分析终有一天要辑入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研究文集。在这篇深入的研究论文末尾，格雷格写 道：“我们相信已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极端重要 的著作，一部几乎整个充满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著作，从这些史实产生了堪称 为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的各种史学观点。然而，这本书还只是他 允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将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因为目前这卷和以 前论述美国的备卷只不过是，如果我们理解得对，同一作品——他一生的文 学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社会的前途进行评 价。”
托克维尔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学者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勋爵
感谢他寄来《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在 1856 年 7 月 30 日的信中给他写道： “这是我平生读过的使我精神得到满足的唯一著作，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 原因与特点提出了既真实又合理的观点。??”我们还能举出托克维尔著作 在英国受欢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现在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后来几代人发挥影响的例证。
（在其出色的小书《法国大革命 150 周年史学史概述》，巴黎，1939 年，
24 页，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然而必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维尔的 著作??1856 年，托克维尔发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将起非常 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以后再谈论它。”现在，我想谈的正是这种影响。）
在给《论美国的民主》所加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 389 页）中 我们已经指出，制定 1875 年宪法的那一代人深为托克维尔、布罗伊①和普雷



① 布罗伊（1821—1901），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4 世纪教会与罗马帝国》（1856—1866 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玛丽亚-特雷萨》（1882 年）以及《塔列朗回忆录》（1891 年）等。——译者

沃一白拉多尔②的著作所浸透。布罗伊公爵的著作《法国政府之我见》（巴黎，
1870 年）恢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气氛，就像许多参考注释所表明的那 样。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 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 年，99 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 命，而是君主制。”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 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 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 泰纳，生平与通信》
（第 3 卷，巴黎，1905 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 300、
319 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 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 年）只给我 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 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 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 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 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片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 彼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 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 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 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 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 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 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 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 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 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 第二卷，巴黎，1904 年，263 及随后几页）。 1862 年 10 月泰纳写道：“我 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 只能有一种思辨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①时期或 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 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 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 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 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 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追的伟大思想， 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 荣著，巴黎，1932 年；F.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 年，亦见 A， 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 年，奥古斯坦·科尚： “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 年。亦见亨



② 普雷沃-帕拉多尔（1829—1870），法国记者、政治家和外交家，著有《政治与文学论文集》（1859—1863
年）等。——译者
① 施莱艾尔马赫尔（1768—1834），德国新教神学家，著有《论宗教》（1799 年）等。——译者

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 特，1880 年，229 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 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 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 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
10 卷本，斯图加特，1897 年。）西贝尔于 1853 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 1871 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
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 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 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
　　1864 年，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古代城市》问世。这部著作带有《旧 制度与大革命》的深深烙印。C.朱利昂在其宝贵的教材《19 世纪法国历史学 家文选》（第一版，巴黎，1896 年；我们根据 1913 年巴黎第七版重校本引 用）中写道：“人们推测，菲斯泰尔·德·库朗日所受到的历史影响首先是 孟德斯鸠的（政体的研究），可能还有米什勒的，而更多的是托克维尔的影 响（社会生活中宗教情感的作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菲斯泰尔的才华 有决定性影响不足为奇：在《古代城市》中，我们将会找到同样的叙述方式， 同样的归纳步骤，和同样的把书归并成两三个指导思想的愿望”（91 和随后 几页）。在更后边的好几页，朱利昂重又回到这个主题上：“在《古代城市》 中，托克维尔的影响比米什勒明显得多。《导言》的标题本身：‘论研究古 代人最古老的信仰对于了解其典章制度的必要性’，简直就是《论美国的民 主》一书开头的翻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一大功绩是证明了 1789 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 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在其著 作中证明传统与宗教习俗具有长期持久性；这个延续法则在《古代城市》下 述话里阐述得再精彩不过了：‘对人来说，过去绝对不会彻底死亡。
（3）最后，可以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是，国家改善社会的活动内容同我
在这里称之为与国家行动相对应的社会活动实际上存在的普遍关系。正如我 在另一处更加详细指出的，①也正如最遗关于增加国家活动的最极端的建议所 承认和坚持的，②为了公共 xxxviii 利益进行的立法和行政工作的内容，即发 明、试验、创造性因素，几乎完全是由并非国家发起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 会活动所提供的。这种关系基本上就像由树木加工成木材或由肌体产生骨骼 的关系。国家的工作实际上大部分是“认可”或“接管”——对由伸缩性较 大的活动或单纯的生活进步通过长期大胆试验或悄悄发展而形成的东西予以 批准，这就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不依赖国家力量的真正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发 明的实验室。国家接管社会发明有些像有限公司接管个人经营的商店，结果



① 《论文与演说集》（EssaysandAddresses ），索南沙因，1891 年。论文《个人与社会改革》。（用我现在
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来讲，这篇论文中所说的个人的等于纯社会的，“社会的”等于带有强制性的社会的。） 参看另一篇文章：《1909 年济贫法委员会多数派的报告》，载《社会问题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
1909 年 4 月。
② 《1909 年济贫法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xii，5。社会工作表明这种关系的例证多得不可胜数。如儿童福 利委员会的专题论文（我在《社会问题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说明过这个例子的历史及其意义），健 康检查，友好访问，弱智者之家，儿童假日学校，工人住所，工人聚居区等。这些例子都有其长久而有意 义的由纯社会努力和发明创造构成的历史，很值得另写一本比现在更专门的著作来记述。

是好是坏也与之类似。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将会出现这样的大规模接管。我 们现在并不想从总体上讨论这种大规模接管的利弊。我们只想指出这一点： 细说起来，正常的改进过程是从纯社会发明开始的，如果转为国家采用，那 也是以后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的代表没有发明和适应的能力，但是， 有大量经验可以证明这个简单的推论：由于 xxxix 独特的和正常的国家活动 不能直接强制推行美好的生活，所以在促进这种美好生活方面，国家的活动 也就主要不是发明、改良和进行细致调节的力量。
　　（4）这并不是否认国家机关能够学会并借用那种间接的自我服从于精神 目的的方法。我们整个论点的要旨是：就其超出“法治国家”——仅仅按用 法律维持一种社会秩序——的性质的范围而言，这些方法正是国家必须学会 和依靠的。这种必要性是由作为其存在的理由的同一特点所赋予的，这个特 点就是既要以精神方式又要用强制力来表明生活的目的，而且，国家越是难 以在它现今所承担的大量任务中辨明这一点，它就越是会在辨明这一点时遭 到惨痛的失败。我们要再次指出，国家的目的无疑是美好的生活或精神的完 美；但是，对主要用强制手段安排物质生活的当权者来说，对我们大家所能 控制的可以影响别人的物质条件的力量的程度来说，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 径在于十分细致的调节，这种橱节是为了收到它们在理论假设上所不能收到 的效果。①
（三）这种国家理论被认为过于强调了理性的作用。哲学上反对“理性
主义”的运动不宜作为另一个论题的附带问题来处理，但是，它无疑在影响 着有关国家的理论，因此，我们必须表明对它的态度。
1.我们可以简要地提示一点：任何大运动似乎总是与大谬论融为一体
的。当今欧洲到处充满着在人类的实际利益和情感引导下为了真正的进步而 提出的伦理的和民主的要求；这也是为了由人类给自己创造一个未来而提出 的。①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多方面的、并得到外国同盟者支持的对高度理性认识 的怀疑。这种怀疑我们在叔本华的著作中看到过——是从东方输入的，在约 翰·亨利·纽曼和基德先生的著作中也看到过，而且不比在威廉·詹姆斯教 授和柏格森先生的著作中看到的少。②像这样的运动当然不是以纯粹的幻想为 依据的。它的依据是，而且自以为是，人类自我认识上的某种至关紧要的思 想和某种比如说自卢梭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的思想。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 是要以世俗的力量反抗理性的天国，是一场维克托·雨果描写过的革命，在 这场革命中朱庇特要向潘神③下跪。④但这种思想的理论价值要依其解释者而



① 在初等教育的重要例证方面，我也许会遭到非议。在这一点上，当然可能有人坚持认为国家已创造了一
种广泛而积极的精神产品，并用强制手段恰当地加以普及。我很不愿显得对我们的公共教育有任何甚至极 少一点轻视的意思。但我认为，它确已按照一种非常普通的标准，开始实行“由一些学者为一个劳动者国 家设计的一种教育”，并正在公众抗议、社会实验以及无疑还有最优秀官员的奋力推动下，非常缓慢地走 上正轨。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新型（或者旧式）城市的促进者正在试图补救我们早期的公共卫生事 业犯下的严重错误。
① 推动这个运动的力量无论是好是坏，只要多看几眼在欧洲大陆某个城镇出售的有关图书资料，任何人都 会对此一清二楚的。
② 必须记住，F.H.布雷德利先生曾在《逻辑学原理》（Principles ofLogic）一书中说明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怀 疑。
③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为一切神和人类的主宰。潘神是希腊神话中的畜

xli 定。而在关键性的一点上——技术性的但在非常重要的一点上——一些 最杰出的解释者却把它引进了死胡同，造成了我所说的大谬论。⑤
2.我在本书的初版中就已提出要注意模仿论者对同一与差异的特殊看法
①；这种看法至少有一种显著的倾向，即把同一和差异、重复和新颖、模仿和 创造都割裂开了；结果便在正常的理性活动同进步和创造这类活动之间设置 了障碍。从此，这种倾向变得更为显著，并广泛接受了一种以下述假定为依 据的哲学，即假定理性的领域已完全为那种把同一看作同义反复的原则所占 领了；②xlii 认为生命、新颖、创造与理性的性质不相容，因而理性并无力



牧神，为丰收的象征。——译者
④ 可与康德对卢梭所持态度相比较，见本书第 9 章第 2 节，并参看维克托。雨果的作品，我相信在《历代 的传说》（Legende des Siecles）中有这句话：“我是潘神，朱庇特给我跪下！”
① 这显然是柏格森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点。的确，在他看来，哲学可逐兔科学的狭隘性，但是在这样做并 寻求其直觉时，它也会避开理性的基本原则。见《论意识的直接论据，（Donnees ）第 158 页：“同一的原 则是我们的知觉的绝对规律。”《创造进化论》（Evolution Creatice）第 218 页：“理智的主要作用是把相 同的事物连接到一起，而且只有重复的现象才完全适合我们的理智的范围。”这里显然是在重复塔尔德先 生的话（见《模仿的规律》〔Les Loisde l'imitation〕第 14 页），而且很明显，柏格森先生至少是只在他称 为“绵延”的直接感受的差异中寻找同一。威廉·詹姆斯教授在《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 一书中实际上采用了柏格森的措词和观点，而且竟然认为在有争论的同义反复这个意义上说的同一逻辑是 布雷德利先生提出的（同上书，第 211 页），虽然他清楚地知道黑格尔惯用的说法（同上书，第 3 章）， 而布雷德利先生分明是同意黑格尔的说法的。把柏格森一再重申的已达到其顶点的这个观点同关于同一的 一种有机概念的成果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创造进化论》中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理智的特点是 天生没有能力理解生命。”（第 179 页）。可以和凯尔德的《康德的哲学》第 2 卷第 530 页的说法比较一 下：“说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不正确的，说我们不能理解别的什么倒比较接近真实。”
（参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Encyclope-dia〕，216 页）按照这篇《导言》的全部议题引证黑格尔的一般 判断也许是很有意思的。“所谓狭隘、难以理解、没有意义之类的指责——往往都是针对由知觉与直觉产 生的思想的——依据的是这个荒谬的假定：思想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起作用。”（《哲学全书》
第 115 节，华莱士的泽文。）
② 这显然是柏格森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点。的确，在他看来，哲学可逐兔科学的狭隘性，但是在这样做并 寻求其直觉时，它也会避开理性的基本原则。见《论意识的直接论据，（Donnees ）第 158 页：“同一的原 则是我们的知觉的绝对规律。”《创造进化论》（Evolution Creatice）第 218 页：“理智的主要作用是把相 同的事物连接到一起，而且只有重复的现象才完全适合我们的理智的范围。”这里显然是在重复塔尔德先 生的话（见《模仿的规律》〔Les Loisde l'imitation〕第 14 页），而且很明显，柏格森先生至少是只在他称 为“绵延”的直接感受的差异中寻找同一。威廉·詹姆斯教授在《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 一书中实际上采用了柏格森的措词和观点，而且竟然认为在有争论的同义反复这个意义上说的同一逻辑是 布雷德利先生提出的（同上书，第 211 页），虽然他清楚地知道黑格尔惯用的说法（同上书，第 3 章）， 而布雷德利先生分明是同意黑格尔的说法的。把柏格森一再重申的已达到其顶点的这个观点同关于同一的 一种有机概念的成果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创造进化论》中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理智的特点是 天生没有能力理解生命。”（第 179 页）。可以和凯尔德的《康德的哲学》第 2 卷第 530 页的说法比较一 下：“说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不正确的，说我们不能理解别的什么倒比较接近真实。”
（参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Encyclope-dia〕，216 页）按照这篇《导言》的全部议题引证黑格尔的一般 判断也许是很有意思的。“所谓狭隘、难以理解、没有意义之类的指责——往往都是针对由知觉与直觉产 生的思想的——依据的是这个荒谬的假定：思想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起作用。”（《哲学全书》
第 115 节，华莱士的泽文。）

量使自己等同于自由或创造性发展。
　　3.这样就使我们陷入了一种荒谬的不可知论。生命、意志作用、直接经 验似乎都变成了康德的物自体。因为，其论点是：一旦精神找到清晰的言辞 或表达方式，它就脱离了自身的完整和实际的存在。而且，像所有的不可知 论一样，这很容易变成悲观主义。因为一旦我们被引导相信决定的因素是衍 生的和第二位的，并认为最好的经验和生命的真正本质都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便立即陷入了悲观主义。
　　这样的一种看法对国家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可以把它 和黑格尔的言论对比一下。“思想本身就是自由；否定思想而谈论自由的人 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①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思想正意味着在差异 中实现同一；即障碍的拆除，内部与外部、新与旧、自己与他人的融合。但 是，如果把直接经验确定 xliii 为物自体，而认为理性是它的从属现象，那 么，任何明确的组织都会受到怀疑和贬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把社会的利益 和感情追溯到生物学史上早有记载的种种本能以扩大社会分析的范围。柏拉 图是不会反对这样做的，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做得很多。可是，在这种分析中，
②社会生活的——还有更多的超社会生活的——内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 的只是一个没有上层建筑的基础。
所有这种不幸的选择，不是指对本能和情感的分析，而是指为析社会精
神时忽视了有组织的观念，这从技术上说是由于假定同一是理性的原则，并 将同一视为同义反复或视为具有重复中显示相似性的现象。这种说法不是使 我们相信“观念是能动的”，而是要我们将观念设想为静止的体系，是只有 通过类似影片迅速连续移动的方式才能表现其活动的东西。凡是不能重复的 东西都假定是不合理的。
4.如果我们摈弃那个必不可少的假定，那就无法在理性和真正的内心生
活之间作出选择。正如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所认为的，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 说是最认真和最具体的，就因为它处于非常有组织的精神集中状态；这种集 中状态把由这种观念的内容所 xliv 引起的兴趣和情感保持在它的内部。一种 观念的实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的实质；因此，对我们来说，国家既是一种 最后的调节力量，又是一种持久的意志。
我认为这里提出的这些观点不仅对各种社会力量和进程作出了最确切的
解释，而且近来业已被证明是社会进步最有效的指南和鼓舞力量。我希望以 后再写一本书，更加全面地确立这一点：不过，看来最好是趁此机会提醒人 们注意威廉·詹姆斯教授的一句话①：“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确实可以自称 是严谨的，但它却完全没有明确地涉及具体事实和生活的甘苦。”我认为， 任何一个曾经思考过社会工作的性质，并思考过过去半个世纪在讲英语的国 家中曾激励过这项工作的种种影响力量的人，都不会写出包括这句话的这一 章书。②
因此我深信大量的现代经验只会使古代的国家理论得以加强 xlv 与充



① 参看下文第 9 章第 2 节。
② 如麦克杜格尔先生的《社会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就充满趣味，它对从某种 意义上说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多种类型的情感和活动的起源做了探索。但对社会的实际结构却不置一
词。
① 《实用主义》（Pragmatism），第 1 讲。他在这里提到了 T. H. 格林。

实。虽然本书对国家各方面的新近发展和活动涉及得很少，但我相信，它依 据由一些对文明生活素有研究的最明智和造诣最深的学者所确立的传统，可 以对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提供有用的线索。

1919 年国家理论的情况


1.“那时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这是过去五年中发生的事情给我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就事实可能证
明观念而言，我们在年轻时习得的一切简单的道理今天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 前。所以，只有精神的利益才是真实的和稳定的；世俗的和物质的目的都是 虚妄而危险的，也是引起冲突的根源。这是对迄今发生的事情的简单明白的 说明。我们讲的精神利益是指可以于己无损地同别人分享的东西，而物质利 益则与之相反。根据我们的老师们的教导，一个巨大的文明组织如果骄傲自 大，并采取以物质繁荣为主的方针，就会招致灾难，其严重程度与该组织的 大小成正比。要详尽而确切地预言将发生什么，一般来说是很荒谬的。过去 和今天一样，也有对抗的势力。而且灾难可能只限于采取为我们所经常遇到 的比较微妙而持续的形式。但是，事实上，这种危险大体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在我看来，当灾难突然降临时，谁也不会真正感到惊讶。如果说基督 教徒和异教徒都曾表示相信的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中有什么真理的话，那 么，我们就是依靠虚妄的想像过日子了。①我要再说一遍，给我留下的极为深 刻的印象是：“啊，所有古老的简单事物都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是惊人地、 令人难以置信地真实可靠。
因此，过去和现在似乎还没有什么比事态的发展在许多人心目中引起的
惊异和愤慨更令人吃惊的了。“嗨，难道你不知道事情总会以某种方式发生 的吗？”如果不是可笑地自诩预见能力特别高超，这样问似乎是自然的。因 此，如果像一个非洲的巫医在发生瘟疫时凭嗅觉来断定祸害应由什么人的巫 术负责那样来开始工作，那就不仅会表现为一种理论错误，而且是道德上的 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大家身上都有巫术在作祟。
“上帝知道，悲惨的生活，
并不需要坏人！激情就会编织阴谋， 内心的妄念会使我们走上邪道。”
坏人无疑是很多的，有些国家好像还曾经特别彻底地欺骗自己。但是，
“坏”人或“坏”国家还没有多到足以成为不幸的原因。更确切地说，不幸 是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为了达到平常的目的而合作时缺乏才智所造成 的简单而自然的后果。说缺乏才智是因为这些目的有合理的和必要的一面； 但是，危害来自我们在实践中把它们变成了这样的目的：在实现它们时我们 的得便是别人的失。我们的物质利益和天生的爱国心会自行把我们引入歧 途。它们需要某种激励与训练以使这个世界对人类是安全的。发动战争的并



① 著者曾在多处根据 1914 年以来发生的事件讨论过与国家有关的种种问题，参看《国际危机》（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中的《理想国家中的爱国主义》一文，米尔福德公司 1915 年版；《社会理想与国际理 想》（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Ide- als ）中的几篇论文，特别是《论国家在促进全人类团结方面的作用》和《内 尔曼的仆人们的智慧》，麦克米伦公司 1917 年版；《对伦理学的一些看法》（Some Suggestions inEthics ）， 麦克米伦公司 1918 年版。参看索引的“战争”条目。

不是国家，也不是主权，既不是德国的百姓，也不是德国的皇帝。那都是我 们大家只顾追求自己的各种目的而引起的，这些目的全然不考虑别人，并且 不择手段，从而必然使我们发生冲突。
　　在物质目的的影响下，人们会滥用和曲解国家，正如人们会滥用或曲解 家庭或工场那样。但是，滥用不能成为反对正确使用的理由。
2.国家与战争。 国家论①，按我的理解，主要是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并且已在英、
美两国的经验中找到了非常适宜的生存土壤。②的确，德国的一个伟大天才已 在我们之前正确评价过希腊的政治观念，并预见到英国人的生活注定要加强 的那些观念。不过，这些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应归功于那些精通英国人的自治 或受意大利复兴运动鼓舞的思想家。
　　我将简短而明确他说明我对这一点的理解，不在争论上浪费笔墨，因为 重要的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实际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理论首先明确告知我们的是：③国家是人类精神的形形色色的 化身，是历经历史的磨难和失败后在各自领土上形成的集团。每个国家都是 一个伦理的国际大家庭的成员——至少是柏拉图和黑格尔所断言的、当然是 符合他们所持观点的欧洲大家庭的成员。按照马志尼的著名的学说，国家的 特点在于，每个国家都有其浊特的使命①或作用，借以对人类生活作出具有特 色的贡献。
所以，每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都有由历史赋予的类似的任务，这正是
T·H·格林所坚持的；②而且，每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达到其使所有人的才能 得以充分发挥的正当目标方面做得越好，其它的国家这样做也就越容易。显 然，每个国家都是一个世界性合作组织的构成单位。认为国家必须如此的理 论，其精髓就在这里。
主权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的固有特征。它是不能赐予或剥夺的。“一个
人只要他能把组成其本性的各种要素统一起来，他就是自己的主权者。两个 人只要能做到完全一致，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主权者。一个集体只要能团结 一致，它也就是它自己的主权者。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能使全体国民团结一致时，它才是主权者。主权是由
一种逐渐变得自觉的、完全相互依存的关系所形成的权 xlii 力。”③它是一 种集体生活的现象，不可能通过别的经验去理解它。
有了这些前提，如果再要问主权和国家是否有利于战争，那是很可笑的。
柏拉图业已指出，战争是由国家的那些导致扩张政策的弊端所引起的。为了 支援别国的权利组织，每一个国家必须从事的主要事务是完善自己的权利组



① 这个用语一直有人反对，认为它指的是一种唯国家论。我觉得这种解释纯系语法上的误解。这个习语表
明它是一个严格按照其内涵使用的习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这个用语的人把一些与其内涵相反的特 征归之于国家。
② 福莱特小姐的《新国家》（The New State）一书对证实这一点贡献很大，我在下文中还要大量引用这部 书。
③ 这段话几乎完全是根据《社会理想与国际理想》弟 275 页复述的。
① 我也曾用这个词来说明一个民族国家道德上的一致，参看下文第 298 页。
② 《政治义务的原则》（Principlesof Political Obligation），第 170 页。
③ 《新国家》，第 271 页。

织。国内的不满因素是向外扩张的主要动力。①
　　在国家与战争的基本关系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思想矛盾。 这种思想一方面想贬抑国家的个性和影响，一方面又想加强它的道德责任。 但是，二者是分不开的，而且必然同时变化。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理论 既强调国家的意志和个性，又强调它的道德责任。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 应对其职责和关系负责，而且就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或后果相一致而言，当然 有谋求并确保和平的义务。但是，在把国家和守法的个人作比较时，我觉得 有一点令人奇怪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当一个国家出于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而 反对战争时它可能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这种比较还不适用。毫 无疑问，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法，一直不得不靠武力来维护正义。但是姑且 承认这种比较是有根据的，结果又如何呢？
　　个人基本上总是依据自己的良心行事的，国家若要在道德上负责，则必 须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它是道德利益的捍卫者，必须忠于自己的职责。只要 这样想像一下：由一个强大的自封的国际联盟一致同意推行或纵容按某种道 德标准进行的贩奴贸易——在某种巧妙的托辞，即某种短暂的阴谋的掩饰 下，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一个爱好自由的国家不是显然会为 了抵制它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吗？总之，单纯的生存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 总是有可能同生活得更好的要求发生矛盾，尽管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正在消失 的可能性。这样，凡是真正有人性的人和机构，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就都 知道该做什么了。我相信国际联盟是人类的希望和庇护者：但是，我并不相 信哪一个有道德的人会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或对履行这种责任的最后手段加 以限制。
不过，就一种国家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家的道德义务与个人的道
德义务区别开来。我认为，本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最重要的方面①，因 为它使得有人认为我是在否认国家的道义责任。但是实际上我是赞成明确承 认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有按其地位与能力应负的责任，而反对一位高级权威 人士提出的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似乎不重视这一区别，因而忽略了这个问题 的本质。②
事实是因为常常有人无疑是出于恶意地把一个同国家或国际政治无特殊
关系的普遍原则夸大地应用于国家理论，使它特别受到强烈的指责。这就是 义务互相冲突的原则，它毫无例外地适用于各种生活方式，但特别强调适用 于所有大组织和大规模的活动。
说国家的利益可以为任何背离现行个人道德的行为辩护，那当然纯粹是
胡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作为一切事物的辩护理由，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 忘记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某件事物的辩护理由，那也同样是荒谬的。一个怀 孕妇女可以享有她以前没有的权利。
一个煤矿工人可能会因为我是他的邻居并且在受冻而把自己的煤分一半 给我，但他却会支持他的组织让全国受冻。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