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美国历史评论》，1913 年 10 月号，书评。
② 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此书的重要评论，参见 F.Eyck：《G.P.Gooch，HistoryandHistorians》（MacMillan，
1982）第 219—223 页。
③ Fred.L.Hadsel：《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载 S.W.Halperin 主编：
《EssaysinModernEuropeanHistoriography 》（TheUniv.ofchicago Press，1970）第 74 页。

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沃尔夫把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古史研究，提出史料必须 通过内容和外形的验证的原则。博克搜集希腊铭文，用古代语言来考察希腊 文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奥·缪勒第一次用神话学来恢复早期 希腊罗马历史。格林的童话研究创立了关于条顿族起源的科学，他的语言研 究则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法，以上几人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历史研究。对 德国史学一度发生过影响的法理学的历史学派，把民族生活和国家历史，法 律的兴革和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萌芽于反拿 破仑斗争时期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这一首创的巨型史料丛刊，不仅推动了 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而且为以批判精神与考订方法整理史料树立了典范。 兰克第一次将尼布尔的原则用于研究近代历史，并在其《拉丁和条顿民 族史》中提出了后来成为“客观”、批判史学旗帜的口号——“说明事情的 真实情况”。他的代表作《教皇史》，把教皇制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 肯定它在中世纪作为欧洲文明的伟大统一因素的作用。此书以其态度“公 正”，和批判地处理史料，赢得好评，并为这一学派史学树立了基础。古奇 总结兰克在史学上的成就为：他尽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感情区别 开来，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论述历史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的原 则；通过对权威性资料之分析、鉴别、订正，开创了考证的科学；阐明了欧 洲的统一性，描绘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使近代欧洲历史更加为人了解。 对于兰克史学的缺失，也提出了评议，但认为那些缺失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 兰克之所以蔚为一代宗师，除了他在学术上的吸引力外，还得力于长期 举行学术讨论班，使其影响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学术地位也 是经受了与他对立的学派和学者的抨击而成长起来的。第七章介绍了兰克的 论敌利奥、罗特克、施洛塞尔与格维纳。在门人中介绍了恪遵师教继承衣钵
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等人。
　　一反兰克学派的最高信条，公然声言要以史学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是 “普鲁士学派”。达尔曼被称为这一学派的“精神之父”，而实际上使这个 学派扬名世界，并影响了普鲁士政策的是德罗伊曾。背离了兰克学派的聚贝 尔是这一学派的另一名主将。古奇称他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 完成于 1870 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第八章）的学派的领导人。这个学 派的殿军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了德国由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 1870 年的光 荣地位的过程”（第八章）。古奇对他们为政治目的而抛弃“客观、公正” 原则的政治态度与方法进行了冷隽而严肃的批评。
以《蒙森和罗马史研究》为题的第二十四章高度赞扬了蒙森的史学成就，
认为他对古意大利方言的研究是对历史学、人种学，以及前罗马时代意大利 语言的划时代贡献。他的《罗马史》为近代世界提供了第一部关于罗马共和 国的全面概述。蒙森不仅由于记述历史，而且由于解释制度，编纂铭刻和文 献博得了声誉，与兰克并列为 19 世纪第一流史学家。
　　关于法国史学的介绍，采用了划分学派和专题两种方式。以 1789 年大革 命为起点，按时间顺序，首述“浪漫主义学派”。列举了夏多勃里昂、梯叶 里、米什莱等五人。认为夏多勃里昂的《基督教真髓》对于解放思想，扩大 历史想象力，激发历史感起了重大作用。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开 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编纂方法，是法国第一部高度文艺性的历史，但不同 意其论点。说米什莱的著作把庄严雄壮、诗情画意同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 取得了艺术和历史的统一。他的书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但由于心
　　
情太激动，感情太强烈，他对生活的看法不稳定，不全面，缺少精确性。第 十章记述以基佐为首，包括米涅、梯也尔的“政治学派”。他们是以历史为 武器，反对复辟王朝的战士，他们研究和编纂历史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 是教导而非描绘。他们既反对绝对专制，肯定大革命的必然性，又反对雅各 宾主义，谴责恐怖政治及其引起的后果。
　　以下三章是有关法国中世纪和旧制度，大革命，拿破仑三个专题的史学。 第一个专题着重介绍了古朗治在其《古代城邦》和《古代法国制度史》中所 表述的罗马学派观点。作者认为入侵的法兰克人没有带来新事物，入侵不是 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本章还评述了古朗治在史学方法 论上的主要观点。第十二章为法国革命专章，所收史学家按其对革命的态度， 可分为基本肯定或否定，以及毁誉参半的三类。第八章介绍的聚贝尔《法国 大革命时期史》即属于第二种类型。在本章中，古奇认为路易·勃朗《法国 革命史》的价值，在于他第一个利用克罗克文献，为革命史研究开辟了一个 丰富的资料来源，以及首先对旺代叛乱进行全面记述，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先 导。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革命是旧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延 续，只是加速了它的发展趋势。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争取平等，但为平等而牺 牲了自由。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以其全面否定大革命而知名。作者认 为自 1789 年以来，法国人所想的和所作的“一半像疯子，一半像儿童”（第 十二章），大革命乃是一次瓦解，生命财产的保障已随中央政权的倾覆而荡 然无存了。古奇对索勒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评价甚高，指出作者支持 1789 年原则，但谴责恐怖统治；把企图颠覆祖国的逃亡者与逃避迫害的流亡者加 以区别；认为对外作战是为了保卫边境，防止旧制度复辟，但作得过分了。 奥拉尔的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以大革命的人民主权与平等的原则为主题， 指出君主政体不是由共和派而是由自己的阴谋推翻的，恐怖政策乃是出于抵 御外侮和保卫革命成果的需要，1793 年的领导人拯救了法国。古奇认为他的
最大贡献在于对革命文献的整理和编订。
　　在拿破仑研究方面，梯也尔的《执政府与帝国史》实为先驱。此书是形 成拿破仑传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给拿破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第 十章）。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普法战争使一些史学家对第二帝国的看法发 生了巨大变化。梯也尔是其中之一；泰纳从对混乱和专制主义的仇恨出发， 把拿破仑写得一无是处，说他生非其时，生非其地，实际上是一个文艺复兴 时代的雇佣兵队长。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崇拜者乌松，从家庭和妇女等侧面 研究这位伟人，认为皇帝代表了革命的崇高与祖国的神圣。法国民族只有在 对皇帝的信仰中才能获得慰藉，达到心目中的复兴。旺达尔研究拿破仑家族， 断言雾月政变不是摧毁自由，而是恢复秩序与繁荣；拿破仑不是窃权者，而 是人民痛苦的平息者，民族团结的恢复者。
　　在论述英国史学的六章中，自由主义的辉格派史学所占的比重最大。哈 兰是此派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国内国际 意义的英国近代史，开创了一代辉格派史学。作者认为英国自古以来存在着 一部明确的宪法，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破坏了宪法，但他谴责处死国王， 他不满共和国和护国政府，赞扬 1688 年革命。他的关于这一政变的评述成了 辉格派政治理论的经典解释。继他而起的麦考莱早岁即以历史论文见称于 时。古奇称其论文对 17 世纪 18 世纪的贡献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对 15 世纪的 贡献（第十四章，下同）。但也指出他知识面狭，具有偏见，文风粗放等缺
　　
点，说他“不过是一个通晓人情的，有文化的庸人”，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文 笔。称他的代表作《英国史》是对 1688 年革命及其发动者的一篇颂歌，也是 “自吉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使麦考莱成为使人们对 历史发生兴趣的第一位英国作家。第十五章介绍了辉格派第三位大史学家格 罗脱及其名著《希腊史》，认为此书以雅典民主政治及人民主权观念为核心， 虽有偏重雅典，忽视其他城邦和忽视经济因素等缺点，仍不失为“世界上最 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
　　辉格党人用历史来论证政见，而卡莱尔则用它来进行道德说教。他的《法 国革命史》既表述了作者的伦理宗教观念，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但作者误解了革命的性质。古奇指出，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出现 的不成熟的价值学说影响和损害了他的后期著作。他的门生夫鲁德在《英国 史》中发展了英雄崇拜观点，把亨利八世也当作了民族英雄。
　　在英国，用严密的方法进行历史考订，自牛津学派的魁首斯塔布斯始。 他是引进德国史学方法用力最勤的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关于英国民族 生活的第一部权威性记述，是探索英国宪法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教学、 研究工作以及参加《卷帙丛书》编纂的模范行动，使牛津形成了系统研究史 学的中心。弗里曼则是与斯塔布斯在政治和学术上大相径庭的这一学派的另 一大师。他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其史学观点的核心，认为从古希腊直至近代， 欧洲的历史没有中断，这是一大贡献。被古奇列入牛津学派的格林，异军突 起，以其《英国人民简史》而驰誉史坛。他不是人民史的首倡者，而是第一 个用具体的历史来阐明这一观点的人。此书打破王朝体系，以各时代的主要 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注意。作者同情人 民的疾苦与理想，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此书的出版是“史学界划时代的 大事”（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介绍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而以加第纳居首位。他第
一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的一系列英国革命史巨著，“以同等深刻的见解， 说明王党与议会各自的立场”，不同意辉格派史家对詹姆士一世的评价和对 王朝专制、背叛国教的指摘，论证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个人统治已不能继续； 对克伦威尔有赞扬也有谴责。他的著作被认为是 19 世纪后期英国史学界最坚 实而持久的成就。对于莱基，古奇称许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认为其价 值可与加第纳的著作媲美。西莱的代表作《英国的扩张》是第一部研究这一 课题的专著，后来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圣经”。
英国史学部分以阿克顿与麦特兰终篇，然而着力介绍的是前者。阿克顿
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虏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互相渗透， 他宣扬宗教与科学的结合。阿克顿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在于揭示自由的过程。 他反对新教，也反对“教皇无谬论”和“教皇极权主义”，肯定中世纪教会 在同世俗权力斗争中使个人获得自由的作用。他谴责宗教改革导致了王权神 授的理论与实践，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解放所作的贡献，但认为其结果使 议会专制取代了君主专制。阿克顿深受兰克史学方法的薰陶，强调研究工作 的科学性，客观性；但又主张历史家不仅是事实的解释者，而且是伦理和公 道的捍卫者，直到弥留之际他的关于历史的伦理观点才有所改变。

Ⅱ

　　古奇出生于伦敦商人家庭，受教育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赴柏林、巴黎 留学。回国后，投身政治活动，但未放弃学术工作。1898 年以《十七世纪英 国民主思想》一文获提华尔征文奖。他是一位学者而兼政治活动家，在政治 上属自由党的温和派。1906，1913 年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自 1911 年开始 主编有名的自由主义月刊《当代评论》，历四十九年之久。1922—1925 年当 选为英国历史协会主席，1933—1936 年任英国和平理事会主席，1935 年牛津 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学位。古奇在史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除 史学史外，于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以及德、法、俄等国近代史多所涉 猎，撰有大量专著，其所主编的《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 1783—1919》，《有 关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 1898—1914》，选材精审，内容详瞻，富有史料价值， 名重一时；但在他所有著作中最受史坛推重的是《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 家》这部著作。
　　古奇毕生生活于英国社会的上层，是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培育出来的学 者。他在青年时代即服膺约翰·穆勒的哲学和政治历史学说。在柏林的进修， 亲炙了兰克史学的流风余韵，对之深为向往。1896 年结识了著名的自由思想 家阿克顿，受其启发，他的上述获奖论文便是在后者的指点下写成的。阿克 顿又是一位由德国史学训练成长的史学家，并且是在英国大力介绍这种史学 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的结交，加深了古奇对兰克史学的景慕。英国自由主义 哲学与兰克史学方法，在尊重理性，不迷信权威，强调知识必须以经验为基 础这些方面原有相通之处。古奇在长期的治学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将二者融会 贯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体系：在政治历史观上，坚持温和的自由主义，在 史学方法上，遵循兰克的道路。几十年来，不管英国和世界的形势如何风云 变幻，他的史学体系没有重大变化。
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哲学的传统是，以个人和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中
心，强调个人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 对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矛盾，可以调和、妥协，找出公私兼顾的中间道路。 自由主义史学家坚信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的逐渐进步过程，个人、思想观念 和偶然事件对历史发展能起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历史是可以认识和解 释的，但社会历史运动没有什么类型或模式，没有什么必然性，对之不能作 出概括和预定的结论。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具有重大意 义，有的人甚至认为史学就是文学或艺术。兰克学派史学则以真实性、“客 观性”为治史的最高准则，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和对史料进行从外形到内容， 从文字到作者的考核、鉴定，是编写历史的基本要求。他们认为研究和编写 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政治、道德或宗教的教导，而是为了了解过去的真 相。《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便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写 成的。
在本书初版序言中，作者揭示的写作宗旨是：“总结并估计近百年历史 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溯述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著名著作的政 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生活和思想上所产生的效果”。 我们知道，历史乃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作为意识形 态的历史学又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 的改变而改变”①的。要总结史学成就和衡量其社会背景与社会效果，就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0 页。

脱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斗争形势和思想文化状况，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古奇昧于此理，拒不承认历史现象中客观存 在的、内在的联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项推测的工作”
（第二十七章）“探索历史的目的及其规律（如果有这种规律的话）仍在继 续中”（导论），现在“还不可能制定出足以满意地解释人类演化的规律”
（第二十七章）。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其矛头首先针对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历史 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体系”，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在《导论》中，一则曰：在俄国，“马克 思主义的障碍已使公正无私的历史研究变为瘫痪”；再则曰：“在铁幕后面， 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历史研究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十分明显，他 所非难的并非苏联的史学，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书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 促进西方史学发展上的影响，绝口不谈历史唯物论使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伟 大意义，充分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抵制的态度。
　　诚然，古奇也标榜“科学”的史学，历史的“科学研究”，但他使用的 “科学”一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书中赞扬尼布尔使 史学变成了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兰克“创立了考证的科学”（第二章、 第六章）；把由尼布尔、兰克所开创的近代德国史学这段历史称为“第二次 文艺复兴时代”（第一章）。他往往以史料的价值与数量来衡量历史著作的 高下，注意区分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史学家和业余史学家的界限等，可见古 奇所宣扬的“科学”不过是兰克学派鼓吹的“科学方法”的翻版。古奇对于 这位开宗创派的大师衷心仰慕，颂扬备致，甚至在兰克史学的神圣光环在其 祖国已失去光辉的 50 年代，还在本书修订本中写道：“正是这位史学界中的 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 所有人的师表”（第六章）。其崇敬之心竟是这样老而弥笃的。兰克史学奉 史料可信、记事翔实为治史的最高准则，奉经验主义的方法为科学体系，实 质上是把历史研究的手段和技术当作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当代西方史学家所 通称的“对事实的崇拜”。遵循这种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就必然导致失 去客观标准，不能认识历史本质，无法选择和表述事实。
步客观主义史学的后尘，古奇在比根版序言中要求历史学家，不要“忘
记对读者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大书特书道：“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 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 然而，事实证明，任何标榜“客观”、“公正”的史学家既不是没有，也不 可能完全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对待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 古奇就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样，也是心怀疑惧的。他竟把雅各宾专政目 为“社会主义的开端”（第十八章），还同意德意志帝国宪法“能抗拒掠夺 性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导论）。从全书的布局谋篇，选材立论上更无一不 可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在起着支配作用。书中涉及史学家五百多人，除当代 英国的 C.希尔外，没有介绍其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受过马克思主 义影响的史学家，如法国的饶勒斯、英国的哈孟德夫妇和韦伯夫妇，以及经 济史观创始人之一的罗哲斯等，记述极为简略，更未涉及他们的思想渊源。 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著名史学家也多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历史观 点作出选择的。如德国部分，摒除了《伟大德国农民战争史》的作者戚美尔 曼，讲英国史学，提到高德温的名字，而不介绍其民主性的史学观点；对另

一民主治史学家——威廉·柯贝特则连名字也未曾提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称向俾斯麦屈膝投降，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为“老资格的爱 国者”（第十三章）；说斯塔布斯这个保守成性，偏见强烈的人能对历史“作 出公正的判断”（第十八章）。书中记尼布尔的青年时代，《荷马导论》问 世的经过，兰克门人对其先师的回忆，麦考莱的早慧，蒙森的一生经历等等， 写来历历如数家珍，不厌其繁，作者的偏爱偏好，任情取舍是跃然纸上的。 作为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一般地既肯定历 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又宣扬尊重历史传统和合法权威；既歌颂启蒙运动的 反专制主义精神，又鼓吹妥协改良的道路；既承认联合民众以争取民主和自 由的必要，又畏惧下层人民的激烈行动，特别是以他们为主力进行的暴力革 命。他们习惯于把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治的发展道路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楷 模，①用英国的政治历史经验为尺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著作，本书作者所 持的便是这样的政治历史观点。古奇对历史变革时期人民大众的高昂激情和 火热的行动，既缺乏理解也不能接受；对历史上的暴力行动和专政措施，不 能明辨是非，划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因而在书中对英国革命者处死查理 一世，威廉一世在格伦科的杀戮，雅各宾专政，拿破仑处决甘当公爵等事件， 不加辨析地一概予以谴责。本书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把保守的夏妥布里安与 富有民主精神的米什莱等量齐观。书中高度称誉米什莱在史学和文学的成 就，但一再指出，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凡是好事，都是人民干的， 凡是坏事，都是别人干的。至于暴民的凶残激情，和伴随大骚动而来的仇恨 与嫉怨，他几乎不曾提到”。书中还断言他“缺乏历史家所应有的某些品质”
（第九章）。这里大概指的是兰克的“客观、公正”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宽
容精神”吧。古奇称奥拉尔对君主制、封建主义和国家教会的憎恶，为“明 显的偏见”；因他为恐怖政策辩解，而斥之为“好战的恐怖主义者”。书中 特别推崇保守派索勒尔，认为他“既不象泰纳那样痛恨革命，也不象米什莱 和路易·勃朗那样，对革命怀着奔放的激情”。他的革命史“是把大革命当 作国际事件第一次完备的研究，也是以大革命作为法国历史一个插曲的最公 正的论断之一”（第十二章）。对于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古奇借他人 之口写道：“他的同情看来不是寄予秩序方面，而是寄予动乱方面”；说他 “在历史课本外衣掩盖下，在政治与宗教方面散播了不少十分过激的见解”
（第十七章）。西方史学研究者众所周知，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史学家梯叶里·基
佐等人对史学理论所作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把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争夺统治 权的斗争，看作是理解中世纪以来的历史的钥匙，从而促进了史学思想的发 展。古奇对这一史观不仅未予以全面系统的介绍，反而非难梯叶里，企图“以 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几百年的历史”“是错误的”（第九章）。梯叶里的 “征服论”诚然有误，但古奇却看不见或不愿承认，这一派史家的阶级斗争 学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作者害怕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 命的思想的反映。
在古奇轻视理论，反对历史概括的思想支配下，历史哲学和兰克学派以 外的史学方法没有在本书占到应有的地位。书中虽也介绍了德罗伊曾、古朗 治、泰纳、阿克顿等人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但对其意义更为重要或至少



① 古奇在书中多次借他国著名史学家，如尼布尔、泰纳等之口来赞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经验，参见第
二、第十二章。

不次于上述诸人的直接影响梯叶里等人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的圣西门的社会历 史观点，影响遍及欧美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以至朗格诺瓦、伯恩海等人有名 的史学方法著作，竟未给予介绍。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为法国浪漫主义 史学辟了专章，而在近代西方史学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独付阙 如。本书虽收入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多人，却未将他们和实证主义联系起来， 更未能集中而系统地介绍这派史学的由来、共同特征和影响，这是本书不同 于其它史学名著的独特之处。①书中对泰纳和兰普雷希特着墨虽多，但未体现 实证主义史学体系的本质；对英国的巴克尔，记事简略，一掠而过；对受实 证主义观点方法影响较深，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罗哲斯、坎宁安和阿什利， 毫未涉及他们研究工作的重大贡献及其意义。关于莱基，着重写的是他的 18 世纪英国以及爱尔兰史，勒南则是作为犹太史和教会史家来介绍的。在英国 自由主义史家中，不少人对实证主义史学抱着强烈的偏见，①古奇的这一冷漠 和轻视的态度看来是踵伍前人，渊源有自的。
　　此外，本书不仅在叙事上如上文所述有取舍失当之处，在结构上亦有畸 重畸轻的弊病，通检全书，德、法、英三国共占十七章，而包括史学素称昌 盛的俄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余欧洲国家，则揉为一章，名之曰《诸小国》。 在专题方面，古希腊罗马的研究既散见各章，又分别为专题，而地域远为辽 阔，历史更为悠久的古代东方亦仅占一章，对于自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业已研 究有素的中国和日本，几乎不着一字（仅开了一部书名）。综上所述，我们 认为，根源于指导思想和方法的误差，此书既未能保持真正客观公正的态度， 也没有提供有关 19 世纪西方史学全面而准确的图景和规律性的知识。

Ⅲ


　　本书对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认识，虽有偏颇，但由于作者尊重思想 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恪守经验主义方法的传统，褒贬人物和评论事理， 不从概念出发，而以事实为依归，加上他的深厚的史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 因而使得本书无论从思想观点、编纂方法和史料的考订与处理诸方面，较之 前人都有所突破。书中不乏富有新意的深刻的思想，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 借鉴的史学史资料。其主要优点有三；
第一、比较重视史学流派与史学家的继承、嬗递关系及各自的特色，在
一定程度上勾绘出了一些重要学派发展变化的轮廓。
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 18 世纪史学结束了那个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把 史学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并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 法引入史学领域；同时也指出启蒙运动精神不利于历史主义的形成，这个时 代所有的崇尚抽象与绝对的准则，满足于轻率的概括性论断，以及对史料缺 乏批判能力等缺陷，从而揭示了 19 世纪史学所据以发展的基础，并预示了新



① 先于本书的傅埃特的名著《近代历史编纂史》有《在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学说影响下的历史编纂学》一
章（第六章）介绍实证主义史学；后出的汤普逊《历史编纂史》有《实证主义史学家》一章（第五十五章）。
① 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名家自麦考莱至阿克顿对实证主义史学无不力肆诋毁。阿克顿甚至称整个实证主义哲 学体系为“无教养或缺乏教养的创造”，说“巴克尔的荒谬与虚伪，不是他个人，而是他那个学派的特点”。 参见 J.M.Robertson：Buckleandhis Critics ，1895，第 26—28 页；Acton：Historical EssaysandStudies ，1905，
第 322—323，342 页。

的世纪所取得的成就的方面。以下几章介绍批判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在德国 的兴起，二者之间的异同与联系，批判主义史学如何衍化为兰克史学，民族 主义史学如何蜕变为沙文主义史学的过程，脉胳通贯，层次分明。写兰克史 学，突出其“客观、公正”的态度与方法。刻画他以新教徒之身，而用崇敬 与宽容的笔法来评述天主教和教会的分裂；《普鲁士史》中毫未流露敌视奥 地利的情绪，不触及西里西亚的主权问题；写《法国史》严词谴责圣巴托罗 缪节的屠杀，而不非难亨利四世的政宗；谴责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而不湮 没其奖掖文艺的丰功。对“普鲁士学派”则侧重其运用历史为普鲁士王室效 劳的特点。引聚贝尔的自我评价，说他“七分之四是政治家，七分之三是教 授”；称特赖齐克为“德意志最主观的史学家”，“最雄辩的教师，最热情 的使徒，最强烈的党徒”，寥寥数语，勾勒出了这两位政客而兼史学家的基 本形象，与“超然物外”的兰克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史学部分，流派众多， 头绪纷繁，政治上有民主与保守的分野，史学方法论上有强调考证与强调艺 术性的不同，乃至个人心理气质、研究方向上千差万别，但从史学体系来看， 除自成一家的卡莱尔及其门人弗鲁德外，大多属于自由主义史学的范畴，古 奇写来生动具体，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无一般化之弊，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
象。
　　对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观点、方法的形成与演变，本书也力图探原溯流， 加以分析。比如在介绍聚贝尔时，就把他的史学分作两个阶段（分见两章）。 早期的聚贝尔谨遵师教，但已显示出与兰克异趣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见解，1848 年欧洲革命促成了他与师门决裂。对于特赖齐克，古奇指出，在 1870 年以前 他鼓吹以普鲁士为中心，尚未越出民族主义史学范围。德国统一后，日益倒 退，捍卫绝对主义，宣扬弱肉强食的法则，仇视议会政治、和平主义与社会 主义，煽动大日耳曼主义和对外扩张；与那位铁血宰相，声应气求，博得了 “讲坛上的俾斯麦”的称号。梯也尔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也是几经变化的。在 其早期著作中歌颂他拯救了法国。经历了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梯也尔把 对侄儿的仇恨迁怒于其伯父，在他笔下，拿破仑成了暴君；但是，当写到联 军入侵法国时，作者再次改变态度，称自厄尔巴岛逃出来的拿破仑是和平爱 好者和立宪主义者。关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思想，本书指出这位哲人是由早 年写卑微的芸芸众生逐渐转向专为英雄伟人树碑立传的。古奇对他所师事的 阿克顿的思想变化，更是烂熟于心，写来线索分明。自 1868 年发表有关巴托 罗缪节惨案的论文开始，阿克顿由是而从旧教的辩护人转变为史学家。自
1870 年梵蒂冈会议和 1874 年关于宗教问题的论战后，“信条主义”便从他
著作中消失，自由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增长。本书对以上学派和史家的记述 与分析有理有据，要言不繁，语多精当，对研究西方史学的人，富有启发意 义。
　　作者对西欧诸大国史学源流、演变也多成竹在胸，注意到了各国史学思 想之间的纵横联系，对研究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一些代表人 物，常常提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各自的特色，对于全面考镜史学源流不 乏参考价值。
　　第二、继承和维护了上升时期英国自由主义史学的一些积极的思想因 素，能对某些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断或批判。
　　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古奇旗帜鲜明地拥护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 歌颂它们的成就和历史意义，捍卫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胜利成果。在分析被马
　　
克思称为“（旧制度的）德国理论”时，①指出这一学派的优点在于重视历史 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其危害则在于阻碍现实的创造力。这种观点只要前进一 步，“就达到了拥护积弊的境界，在正统主义外衣下掩盖了古老的僭窃行为”， 他称之为“顽固的保守主义”（第四章）。他的评议虽没有和德国封建势力 的根深蒂固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联系起来，但寥寥数语，仍然击中了要害。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因人而异。古奇在肯定卡莱尔
《法国革命史》的成就时指出，此书的最大缺陷是误解了革命的性质，把它 看成是纯粹破坏性的，“不知道法国革命乃是 19 世纪的直接根据，在它的恐 怖背后，还滋育着一种更宽广的生活种子，它作出过带有永久性的、建设性 的工作，它汲取过旧制度里面的不少观念与倾向”（第十六章）。这段含义 深刻的文字基本上道出了法国大革命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意义。对聚贝尔和 泰纳诬蔑诽谤大革命的著作，古奇作了义正词严的谴责。他说聚贝尔“没有 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激昂情感，没有看到他们任务的极端艰难，没有看到宫廷 无休止的阴谋”；他的书出于民族的和王朝的偏见，“不仅贬低这幕戏的演 员，同样也贬低了法国革命本身”（第八章）。对于泰纳的《现代法国的未 来》），古奇在分析它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之后引用哈诺托的话说：“这本书 以它笼罩在绝望的气氛中的篇幅，延长了和重新发出了被征服者的哀音”（第 十二章），点出了这种观点所反映的阶级实质。
古奇倾向于把 1789 年大革命的本质和革命中的出现的恐怖现象加以区
别的观点。他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但不认为这种情况根源于某些领导 人的变态心理或某种思想影响。泰纳谴责雅各宾党人闭眼不见周围事实的罪 行。古奇却指出泰纳本人“闭眼不见那些指导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力量”， 说他忘却了一个历史家在作出批判时“必须了解这些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性 质”（第十二章，下同），并明确指出这些革命领导人被人逼得发狂，“不 是由于卢梭，而是由于害怕失掉革命的成果”，一语破的，并显示了他与那 些恶意攻击恐怖政策者的观点上的分歧。
卡莱尔社会历史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批评资本主义，憎恨民主，号召把
现代的经济活动加以封建主义化”。①憎恨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说是他的英雄崇 拜和实力崇拜的出发点。古奇对这一思想体系，一针见血的指出，他“虽能 以无比清晰的目光详察个别人物，却竟闭眼看不见群众的根本存在”。说他 的全部哲学是“普通凡人只能交由他们的主子管教、惩治”（第十六章）。 古奇对他一向尊敬的兰克也不免微词，认为这位大师“过多地从会议窗口来 瞭望事件，而忽略了群众”（第六章）。这些评议并不能说明作者对人民群 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已具备了科学的认识，而是反映了他对英雄史观和 极权主义的反感，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坚定的信念，而这种观点较之超 人哲学和法西斯主义是高下有别的。
上节分析了古奇史学的经验主义方法的缺点。但也应看到，尊重事实， 言必有据，是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这种方法注意到了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在克服从先验的原则出发，对历史进行抽象推理的弊病上，在纠正 历史研究的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上，以及在解决具体问题和积累有用的知 识方面，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古奇从经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原则出发评论



①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101 页。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592 页。

普鲁士学派，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如果历史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 行动，那么，这一派史学家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史学家的行列。如果历史基本 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 第一流的史学家”（第八章）。对于泰纳，古奇称他“特别喜欢公式和定义， 为了公式和定义，他常“牺牲真实性”（第十二章）。说他对法国大革命的 判断，是在研究有关资料之前即已形成，然后才搜集资料，因而往往不惜割 裂和歪曲文献，断章取义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古奇批评卡莱尔“所关心的主 要是如何使他的主角生动起来”（第十六章），为此而不惜任意篡改原文， 并把一些古人的演说词加以现代化。还批评夫鲁德史学的特色是“持论不 公”，“个人好恶十分强烈”（第十六章）。对自由主义史学的前辈大师麦 考莱，作者也不稍宽假，说他的历史论文“主要目的在于传播某种主张”（第 十四章），指的是辉格党的政见。应当说，这样一些分析批判，大体上抓着 了上述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失，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也是可引以为 戒的。
　　古奇此书问世迄今半个多世纪了。自本世纪初，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以来， 西方的自由主义史学传统频频受到冲击，倒退、反动的思潮甚嚣尘上。有的 人力图把史学引入神学；有人主张历史是史学家心灵活动的记录，不能得到 证实和进行解释；有人把历史归结为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实业家活动的记 录，散播唯意志论；有人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并非向前进步的过程，而是无目 的的起伏或重复，对人类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 提出批判，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反封建性，甚至把它说成是一个神话。①面对当 前这种混乱状态，对古奇史学观点中的积极因素，予以历史地肯定想来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第三、提供了较为丰富而信实的事实材料和思想材料。
　　古奇博闻强记，治学勤奋，穷数十年之力，积累了丰富的史学史资料。 本书征引和采择了有关史学名家的专著、论文、札记、日记、书牍、自传、 回忆录、全集、选集、文集；同代人或后人所写的传记、回忆录、专著，权 威性的论文，考古发掘报告等等，范围至为广泛，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有的还是今已绝版的稀有文献。古奇著史，多采寓论于史的手法，记 述多而评议少，征引的史实大多出于史家的原著和时人的载述，通过这样一 些方式，保存和介绍了不经见的原始资料。
此书自初版至五十年代的修订，阅世四十余载。作者在修订中增补了在
这段时间内，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新档案文献的公布和发现，相关学科的 发达，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所获得的新成果和新资料。这种长时期锲 而不舍，孜孜以求，注意知识更新的努力，使本书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本书在资料方面的另一优点在于它的注释。各章各节的附注实际上是本 章节所涉及的学派和史家的参考文献指南。注释中所介绍的都是经过抉择， 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与史著，少而精审。古奇对他推崇的史学大家，所开 目录，尤为详瞻。如在兰克一章即列出了他的兄弟所撰写关于兰克青年时代 的回忆录；在阿克顿一节提到了他的未刊文稿。还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附注



① 1954 年 5 月伦敦大学法国史教授科班（A.Cobba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讲演。1978 年他
出版了《法国大革命》一书，此书的末章的标题是《大革命——历史和神话》。在法、美等国亦不乏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

中常常介绍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或最佳版本，有时也就学术界有争议的问 题，发抒己见，有助于初学者扩大知识领域和掌握进行研究的线索。
　　总之，本书在介绍 19 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衍变，史学方法的改 进，重大研究成果，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知识的积累与普及诸多方面， 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只要我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用批判吸收的 态度进行阅读，无疑是可以从中获得较大的启发和助益的。

谭英华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上册）

第一章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在中世纪曾经出过一些成绩卓著的编年史家，如弗赖辛的鄂图①和马 泰·帕里斯、②儒安微尔③和弗·鲁瓦萨尔。④这些人就他们那个时代留下的史 料是相当可靠的，但当时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⑤。印刷术还无人知 道，因而书籍稀少。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评价还没有开始，人们也未认识到有 这种需要。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 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 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典章之风很盛，但揭穿膺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 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 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最后一点，中世纪的空气弥漫着浓厚的神学味道。 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一千年之中几乎像是一种物质力量，压在欧洲人的心头
①，使他们无法注意世俗历史及其问题。由于一切都被归之于神意，因此对自 然因果关系的探索也就被看作完全不必要，如果不算是僭越的话。这样，历 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 和解释文明的进程。
对人类的展望，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起了很大变化，这种转变有利于客 观的方法和历史的发生学概念之兴起。古典世界被揭示为光彩夺目的实体而 不是矇眬不明的传说，这样就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深思。而人们的探究精 神又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同东方建立进一步密切关系而得到更大的鼓舞。 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空间的范围与知识的眼界都加倍地扩大了。随着知 识疆界的向前扩展，在学术气氛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变化。 教会的日益腐朽、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大本已开始对神学精神起 着溶解的作用，而异教文化——它是又崇高又那么坦率地合乎人情——的引



① 弗赖辛的鄂图（约公元 1114—1158 年），弗赖辛的主教，中世纪德意志著名史学家，著有《编年史》、
《腓特烈皇帝本纪》传世。——谭注
② 马泰·帕里斯（约 1200—1259 年），英国史学家，著有《大编年史》。——谭注
③ 儒安微尔（1224—1319 年），法国史学家，著有以第七次十字军为背景的《圣路易传》。——谭注
④ 弗·鲁瓦萨尔（约公元 1337— 约 1410 年）法国史学家，曾任英国宫廷史官，著有《法国、英国、苏格 兰、西班牙编年史》记其当代之事。采遗闻佚事及文笔优美见长。——谭注
⑤ 评述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的最佳作品有：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1911 年），第三版，（1936 年）； 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卷Ⅱ，（1942 年）（纽约）；莫里茨·里特尔，《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 年）；和弗里茨·瓦格纳，《历史科学》，（1951 年）。在研究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史学方面，韦格勒著《德 国史学史》（1883 年），迈涅克著《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 年）和斯尔比克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 到今日的思想与史学》（1950 年），是必读之物。为了研究文艺复兴以来的法国史学，弗林特，《法国与 比利时的历史哲学》（1893 年）和莫诺，《法国历史研究的进步》，载〔法国〕《历史评论》，卷Ⅰ，是 有用的资料。在近代史方面，集体创作的《五十年来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876—1926 年》，二卷，（1928 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小国家方面。——原注
① 奥古斯丁（354—430 年），基督教神学家，神学历史观的代表人物。在其所著《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 一切活动无不出于上帝的安排，体现上帝的计划。他把世界历史说成是“上帝的城”，即上帝的信徒与“人 世之城”即撒旦的信徒之间斗争的过程，认定后者注定要毁灭，前者则将永生。并指出教会是上帝的代表， 因此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主宰。这部书创立了关于社会历史的神学理论体系。—
—谭注

诱又加速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对权威的 有意识的反抗，不如说它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运动。对于人，对于人的智力 和人体美的引以自豪的喜悦心理，取代了中世纪理想中的忧郁的禁欲主义。 对人类在世间的成就的研究，取代了对人的精神特质和死后情景的臆测。以 奥古斯丁作为开端的中世纪时代，随着马基雅维里与拉伯雷①，哥伦布与哥白 尼的出现而告终了。
　　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也获得了反映。这门新学科的最早的大 师，佩脱拉克与薄伽丘，是近代历史学之父。然而，他们仅仅是业余研究者， 而佛罗伦萨人布鲁尼②才是史学家的完美典范；他是在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 第一个历史家。为了达到尽量摹拟古典作品的目标，布鲁尼和他的人文主义 朋友不得不做死板的摹仿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也就不 可能取得以自然因果关系代替超自然因果关系的进步。当马基雅维里和圭恰 迪尼③使历史学超脱文学的领域，并把它同国家生活联系起来以后，历史学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传统不再像是向人们发布命令，而像是在进行 挑战了。洛伦佐·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④是伪造的；而人文主 义的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⑤，也从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精神来对待奇迹 和神话。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迅速传遍欧洲①。学者们像群星一样照耀着马克西 米利安皇帝②（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家）的宫廷，激起了人们对条顿族的英雄 和成就的兴趣。凯尔蒂斯③讲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库斯比尼安编辑 乔丹斯和弗赖辛的鄂图的著作④。波伊廷格尔⑤与勒纳努斯⑥潜心于德意志古文 化的研究。这些学者给中欧引进了研究世俗学识的理想与方法和公平正直的 学术风气。
歌特在宣称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文化倒退了一百年的时候，心里想到的
正是这批人，因为德国人文主义的短暂历程是由于路德的出现而被粗暴地截 断的。于是，神学再度占据统治地位，而世俗研究也就被淹没在教派斗争的 漩涡里。但是，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中世纪的争论者们



① 拉伯雷，F.（约 1494—1553 年），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谭注
② 布鲁尼（1359—1444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首先恢复了古希腊罗 马史学的优良传统，用理性来分析和考察历史。——谭注
③ 圭恰迪尼（1483—1540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谭注
④ “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一个教会文件，文中说教皇的领土系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与。意大利学者瓦 拉（1406—1457 年）著文，用缜密的考证方法，作出了这一文件纯属伪造的结论。——谭注
⑤ 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1405—1464 年）德意志人，史学家，著有《欧洲通史》、《巴塞尔会议评 注》等。——谭注
① 参阅约阿希姆森（Joachimsen），《德国在人文主义影响下的历史概念》，1910 年。——原注
②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483—1540 年），爱好学术，奖掖文艺，在宫廷内罗致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学术 文化极一时之盛。——谭注
③ 凯尔蒂斯，C.（1459—1508 年），德意志史学家，恢复和出版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谭注
④ 库斯比尼安（1473—1529），德意志学者，对鄂图的著作及乔丹斯（6 世纪修士）所作的卡西奥多罗斯
（约 480—575 年）《哥特史提要》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谭注
⑤ 波伊廷格尔，C.（1465—1547 年），德意志史学家，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德意志中世纪史原始资料。—— 谭注
⑥ 勒纳努斯，B.（1486—1547 年），德意志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德意志事务史》。——谭注

都诉诸原则，而他们的后继者则诉诸史实。新教教徒力图证明美第奇族教皇 的教会已不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并设法说明教会是怎样地日趋堕落。另一 方面，天主教徒则企图用揭示新教徒所不知道的事实，使他们惊惶失措。在 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双方追求的目的都是胜利，而不是真理，但是，珍贵的 文献却因此而见了天日。当弗拉希和他的合作者们在路德派王公的支持下， 以《马德堡世纪》①作为武器来攻击敌人时，罗马教廷命令巴罗尼准备一部详 尽的答辩，并以梵蒂冈档案供他随意使用。虽然巴罗尼的这座“大厦”，象 卡佐邦②后来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虽然这 部驳复的作者不懂希腊文，天真地轻信了伪品和传说，但他所使用的大量新 资料和他的答辩的表面完整性使得这部《编年史》③的发表成为反宗教改革运 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④。
虽然到了 13 世纪教派斗争的毒害逐渐消退，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 然是宗教性的。属于英国国教派的卓越神学家，从厄谢尔到宾厄姆⑤所编写的 关于早期教会的著作，是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处于罗马和日内 瓦两着之间的地位，能够对争论的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论断。比利时的耶稣 会徒在巴兰与帕珀布罗赫⑥的领导下，开始编辑《圣徒传》，规模如此宏大， 以致迄今还在进行①。法国所做的贡献更加伟大。高卢神学家②对教皇极权派 所肯定的东西进行了细致而严格的研究；詹森教派③的蒂尔蒙④搜集资料，编 写了关于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具有无限价值的著作；巴吕兹⑤探索了（被囚于） 亚威农的教皇的历史。最重要的，圣穆尔的本尼迪特教派⑥开始出版大部头的 丛书，阐明了有关宗教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这些学者生活在一个仍由抽 象的笛卡儿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对历史不闻不问，公众对历史也 还不感兴趣，因此，在整个学术史中没有一页能比记载着这些伟大学者辛勤



① 弗拉希（Flacius，1520—1575 年），为德国新教教派学者，马丁·路德的学生。《马德堡世纪》，1559—1574
年出版，是由几个作者合写的，其中以弗拉希为主，是第一部从新教观点编写的教会史。——译者
② 卡佐邦（1559—1614 年），法国人文主义者，温和的胡格诺派，曾著文驳斥巴罗尼书。——谭注
③ 《编年史》（Annals ），全名为《从基督诞生到 1198 年的宗教编年史》（Annalsecclesiastici a Christo nato
ad annum 1198 年），1580—1593 年出版。系巴罗尼（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538—1607 年）对《马德堡 世纪》所作的答辩。——译者
④ 参阅帕蒂森（Mark Pattison），《艾萨克·卡佐邦传》第六章，1875 年。——原注
⑤ 厄谢尔，J.（1581—1658 年），英国大主教、神学家，以研究《圣经》年代学及英国教会史知名。宾厄 姆，J.（1668—1723 年），英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基督教古迹》十卷。——谭注
⑥ 帕珀布罗赫，是协助巴兰编辑《圣徒传》的神学家。——谭注
① 参阅德勒海伊（Delehaye），《巴兰派的工作；1615—1915 年》，1922 年。——原注
② 高卢教派，系起于 17 世纪后期法国天主教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维护本国教会一定独立性的教派。—— 谭注
③ 荷兰人詹森（CorneliusJansen，1585—1638 年）所创立的天主教会内的改革派。——谭注
④ 蒂尔蒙（1613—1698 年），撰有《公元最初六世纪教史札记》，共四卷，《罗马皇帝和统治教会的其它 君主最初六世纪历史》共十六卷，以资料丰富见长。——谭注
⑤ 巴吕兹，E.（1630—1718 年）编著有《亚威农教皇史》、《法兰克诸王诏令集》。——谭注
⑥ 受麦尼厄尔在其有关马比荣与蒙福孔的著作（1888 年和 1891 年）中对本尼迪特派学者作了极佳的叙述。
——原注本尼迪特派修道院保存有大量中世纪文献，并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的工作。此派于 1619
年创立圣穆尔僧团。这个僧团以圣泽曼修道院为中心，以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谭注

劳动的篇章更为辉煌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摘那个从巴罗尼开始，以马比 荣⑦达到高峰的一世纪为停滞不前的时期。
虽然 16 和 17 世纪历史学家的题材主要是基督教，但世俗性的题目也吸 引着个别研究者的注意，这些人大多数是俗人。皮图①与帕基埃②探索法国制 度的起源；杜孔日③绘制拜占庭帝国的很少为人知道的版图；戴尔贝洛④概述 当时所积累的有关东方的知识；而梅泽雷⑤则以宪政主义者的批判精神编写了 法国的历史。马利安那⑥为他的同胞撰述西班牙民族史，而苏里塔⑦则编写了 阿拉贡的编年史。在意大利，西戈尼在努力弄清罗马的机构和制度方面，作 出了独特的成绩⑧。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编写亨利七世的传记，赫伯 特勋爵⑨撰述亨利八世的生平；卡姆登⑩研究英国的古迹，而塞尔登（11）则 溯述法律的历史。在德国，康林（12）指导关于德意志法律起源的深入探究。 但在荷兰，世俗性研究涉及的范围却是最广泛的。斯卡利吉尔①在发表他那为 科学编年史奠基的不朽论述之前，已在荷兰定居很久了。格吕特尔②的铭文集 是在他的督导下编成的；莱顿大学教授们所编关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系列著 作也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
在确定历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的少数尝试中，博丹③的论述是一个大胆而



⑦ 让·马比荣（1632—1707 年），本尼迪特派修士，法国博学派的杰出代表，治学严谨，具有批判精神。
著有《本尼迪特圣徒传》、《本尼迪特年鉴》等。其《论古文书学》一书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基础。——谭
注
① 皮图，P.（1539—1596 年），法国博学派史学家，著有《法兰克年代记》，并整理和校订了许多历史资 料和著作。——谭注
② 帕基埃，E.（1529—1615 年），法国律师，著有《法兰西研究》。——谭注
③ 杜孔日（1610—1688 年），编有《中世纪拉丁词汇》、《拜占庭历史家著作汇编》等，被认为是中世纪 拉丁语言学和拜占庭学的奠基人。——谭注
④ 戴尔贝洛，B.（1625—1695 年），法国东方学家。——谭注
⑤ 梅泽雷（1610—1683 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写成《法国史》三卷。——谭注
⑥ 马利安那，J.（1535—1625 年），西班牙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西班牙史》。——谭注
⑦ 苏里塔，J.（1512—1580 年），阿拉贡王国史官，撰有《阿拉贡王国编年史》。——谭注
⑧ 西戈尼（1524—1548 年），以用批判态度研究古罗马历史、制度及文献而知名。——谭注
⑨ 赫伯特勋爵，E.（1583—1648 年），政治家，哲学家，著有《亨利八世的生平及其统治》一书。——谭
注
⑩ 卡姆登，W.（1551—1623 年），著有《大不列颠志》、《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格兰、爱尔兰史》。—
—谭注（11）塞尔登，J.（1584—1645 年），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研究英国的法律和政府，写有 多种专著。——谭注（12）康林，H.（1606—1681 年），所著《德意志法律起源之史的探讨》被认为是有 关这一问题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谭注
① 斯卡利吉尔，J.J.（1540—1609 年），定居荷兰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学者，致力于古史和《圣经》年代的研 究，对当时已知的纪年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使年代学摆脱宗教史家的体系，为近代的年代学奠定 了基础。——谭注
② 格吕特尔，Jan.（1560—1627 年），古典学家，辑有《古罗马古文物铭文集》。——谭注
③ 博丹，J.J.（1530—1596 年），法国卓越的历史哲学家，第一个用哲学观点来考察历史。著有《理解历史 的简易方法》。他认为历史是一有秩序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他将人类史，按照其中心地区分为东方、地中 海沿岸及北欧三个阶段，强调地理条件对历史运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观点对后代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
——谭注

又辉煌的成就。这位法国政论家，在宗教战争最炽烈的时期把历史看作是一 个世俗性的课题，并以科学精神来研究它。
　　博丹在孟德斯鸠之前指出了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命 运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位作家的个人地位、爱国的和宗教 的倾向性以及求知机会对他的见解和成就的影响。在他以前，没有一位思想 家对于环境所起的作用有过这样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以后的二百年中也没 有人添加什么新的东西。此外，在历史评论的领域里，人们也获得了一些成 绩，不过，这些成绩还只是一种开端，而不能算是确定的成就。斯宾诺莎④ 宣称，对待《旧约全书》必须象对待任何其他历史著作那样。当西门神父⑤
开始运用批判方法来对待犹太教的经文时，曾惹起博絮埃的暴怒。劳诺瓦① 由于无情地处理殉道者的记录而招来“圣徒的捣巢人”的称号。佩里佐尼厄 斯②提出，早期罗马史近似传奇。尤其重要的，马比荣以其《古文书学》（1681 年出版）奠定了拉丁古文书科学的基础。
　　到了 18 世纪，历史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了。研究者们不断地进行搜集资 料的工作；研究者对权威与传统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最早的用文学体裁 叙述的历史编写出来了；而对于文明现象，也第一次认真地企图作出解释。 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 18 世纪的作品吧。
在学识的积累方面，法国本尼迪特教派保持了他们在 17 世纪所建立的优
越地位。鲁伊那尔③仔细审查了早期殉道者的记录；蒙福孔④奠定了希腊古文 学与古典考古学的基础；布凯⑤汇集了有关法国历史家的作品；克莱芒⑥在其
《年代考证法》里，编辑了最早的收罗广泛的历史编年表；圣马尔泰⑦撰述了
基督教高卢诸省的历史；韦塞特和德维克编辑了朗格多克编年史①；里韦特开 始了那部至今仍在继续编写的巨著：《法国文学史》②。这批学者，当他们四 周的一切正在变化的时候，还在安静地进行研究，自得其乐，直到法国大革 命把他们扫除为止。穆拉托里③以搜集意大利历史资料、编辑意大利编年史和



④ 斯宾诺莎，B.（1632—1677 年），杰出的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圣经·旧约》进行
过批判性研究，认为《创世记》非一人一时之作，《摩西五经》非摩西所作。——谭注
① 劳诺瓦，L.J.（1603—1678 年），法国神学家，教会史家。——谭注
② 佩里佐尼厄斯，真名 Voorbroek，J.（1651—1751 年），荷兰古典语言学家，考据学家，批判地研究早期 罗马史料，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谭注
③ 鲁伊那尔，D.T.（1657—1709 年），穆尔僧团教士，编有有关殉道者的原始资料集。——谭注
④ 蒙福孔，B.（1655—1741 年），穆尔僧团教士，有名的博学派学者，编著有《希腊古文字学》、《古迹 图解》（十五册）等。——谭注
⑤ 布凯，D.M.（1685—1749 年），主编《高卢及法兰西历史家选集》，一卷。后人续编至大革命前完成， 共十四卷。——谭注
⑥ 克莱芒，F.（1714—1793 年），法国年代学家。——谭注
⑦ 圣马尔泰（1572—1650 年），法国年代学家、历史学家。——谭注
① 朗格多克，在法国南部有本尼迪特派修道院，所修之《朗格多克通史》五卷，1730—1745 年出版。后代 学者续事增修，自 1843 年开始至 1905 年出齐，共十六卷。——谭注
② 由里韦特开始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系一多卷本集体著作。自 1733 年开始出版至 1949 年出齐共三十八 卷，此书不仅是文学史而且是史料集。——谭注
③ 穆拉托里，L.A.（1672—1751 年），意大利杰出的博学派史学家，编著有《500—1500 年的意大利历史 家》共二十五卷，《意大利中世纪文物》，《意大利编年史》等。——谭注

论述意大利古文物的艰巨工作而获得了同马比荣并列的地位。至于蒂拉博斯 基④所编的意大利文学史，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而且也没有能 与之接近的。在德国，莱布尼茨⑤搜集布伦斯威克家族的早期记录并开始撰写
《圭尔夫派的起源》，这部书在其死后很久才告完成。奥地利耶稣会徒埃克 尔⑥毕生致力于古币的搜集和分类工作。在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初期的英 国，沃顿和斯特赖普、赫恩和马多克斯、希克斯、赖默和威尔金斯⑦继承了坦 纳与达格代尔①的传统，使得人们有可能搞清楚中世纪的历史。②这些人的渊 博学识从来没有人能够超越，而他们的著作也依然是严肃的研究者必须经常 向之求教的学问宝库。
　　虽然这些大搜集家们很少使用批判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资料，可是学者 们却开始更自由地鉴别史料与传统了。在 18 世纪的前夕，本特利已揭穿《法 勒里斯的书信》③的伪造性。而在 18 世纪里，阿斯特律克④已发现《创世记》 的混合性；赖马鲁斯与塞姆勒⑤始创了对《福音书》的评论性讨论，而维科⑥ 则对荷马诗篇的协调性提出了怀疑。法国铭文与文学学院成员撰稿编成的《论 文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辩论⑦，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关于罗马早期记录的 可靠程度的长期讨论，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项讨论是 1722 年由普伊利
①首倡的。他大胆宣布，在皮洛士②的著述出现前的罗马史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④ 蒂拉博斯基，G.（1731—1794 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博学派学者。——谭注
⑤ 莱布尼茨（1646—1716 年），有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兼治历史。他的历史著作《布伦斯威克家族史》原 拟叙述这一家族的始末，后来扩大范围，写成了帝国西部，特别是巴伐利亚和萨克逊的圭尔夫派史，只完 成了第一卷。——谭注
⑥ 埃克尔（1737—1798 年），奥古币学家，近代古币学的创立者，著有《古币论》，共八卷。——谭注
⑦ 沃顿，H.（1664—1694 年），英国教会史史学家；斯特赖普，J.（1643—1737 年），撰有《英国宗教改 革编年史》；赫恩，T.（1678—1735 年），文献学家；马多克斯，T.（1666—1727 年），撰有《国库的历 史与文物》；希克斯，G.（1612—1715 年），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学、历史学奠基人之一；赖 默，T.（1641—1713 年），曾任王家史官，编辑出版了多种古文献；威尔金斯，D.（1685—1745 年），英 国中世纪史学家。——谭注

① 坦纳，T（.

1674—1735 年），英国主教，以搜集史料，编撰历史家词典而知名。达格代尔，W（.

1625—1685

年），英国贵族，长期致力于历史考古与史料搜集工作。——谭注
② 道格拉斯的出色著作：《英国学者》，1939 年，描写了从 1660 年到 1730 年的伟大资料搜集家。——原
注
③ 法勒里斯（约公元前 570—554 年），西西里岛上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城的暴君，以极端残暴著名。 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R.（1662—1742 年）在他的《法勒里斯的书信》中揭出，有一百四十八封有他署名 的书信是伪制的。——译者
④ 阿斯特律克，J.（1684—1766 年），法国医生，圣经学家。——谭注
⑤ 赖马鲁斯，H.S.（1694—1766 年），德意志古典学家；塞姆勒，J.S.（1725—1791 年），德意志神学家。
——谭注
⑥ 维科，G.B.（1668—1744 年），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是西方第一个把人类历史看作有规律的过程，并 予以系统论证的历史哲学家。对民俗、宗教、神话、语言、文学等均有深刻的研究，认为《荷马史诗》非 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古希腊人长时期的集体的创作。所著《新科学》为传世名篇。——谭注
⑦ 参阅穆利著《古老的铭文与文学学院》，1864 年。——原注
① 普伊利，L.（1691—1750 年），法国史学家，首先怀疑早期罗马史学家的作品，认为恢复共和以前的罗 马史真相是不可能的。——谭注

修道院长萨利埃觉察到这种看法对宗教的危险性，因而诽谤普伊利，说他是 一个无神论者。弗雷雷③出来充当调人，他提出，真情往往是与神话混合在一 起的。对于这个问题，博福尔作了一番独立的探讨；他关于早期罗马史之不 确实性的著作，证实了普伊利的结论④，并预示了后来尼布尔的论点。铭文与 文学学院对形成批判方法的贡献，决不仅限于这些辩论。学院的杰出的秘书 弗雷雷把一切古文化包括于其研究领域内，因此他的编年表超出了斯卡利吉 尔和佩塔微⑤的研究范围，而分析了希腊神话的来源。同时，他对东方语言的 研究也值得他怀疑印欧系诸种族间的血缘关系。梯叶里宣称：“如果他能享 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由，关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起源的科学一定会早在一个 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在 18 世纪的后半期，由于赫鸠雷尼阿古城⑥的部分的 发掘的推动，学院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考古学方面，因而德布罗斯与巴泰勒 尔密在温克尔曼⑦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即已从意大利带回了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
　　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由于那种使 18 世纪获得“理性主义时代”称号的学 术风气大转变而得到助益。17 世纪曾偶尔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但由于担心受 到当世的惩罚而没有发展起来。在 18 世纪初叶，曾经有一股冷风刮过欧洲， 而在它的中期，启蒙运动却又是旭日当空了。在丰特内尔在世的时期内①，法 国即已从博絮埃的天下转移到伏尔泰的时代，从波特—罗雅尔派得势转变为 百科全书派盛行了。于是，对现行制度和对传统信仰的批判互相影响着。培 尔②始倡了以怀疑眼光看待史料和传统的风尚，然而对过去的一切采取崭新态 度的，则主要是伏尔泰。培尔是怀疑主义者，而伏尔泰是理性主义者。认为 只有真心维护理性的威力和尊严的人才能推翻权威的沉重压力。所以尽管伏 尔泰在学问和道德方面有其缺欠，他在那些为历史科学铺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中仍应亨有崇高的地位。伏尔泰以其犀利的智慧，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 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而打击盲目轻信之风，仅 凭博学是无能为力的。
在 17 世纪出现了一些有高度价值的著作，它们或者涉及到作者亲身经历



② 皮洛士（公元前 319—272 年），伊皮罗斯王，曾与意大利希腊殖民地联合对抗罗马，最后为罗马人击败。
——谭注
③ 弗雷雷，N.（1688—1749 年），法国古典学家、年代学家。——谭注
④ 博福尔，L.（死于 1795 年），法国史学家。他从有关早期罗马史诸记载的歧异，推论公元前 3 世纪以前 的罗马史是以传说资料为依据，因而是不可信从的。——谭注
⑤ 佩塔微，D.（1583—1652 年），法国神学家、年代学家。——谭注
⑥ 赫鸠雷尼阿，在那不勒斯湾附近，公元 79 年威苏维火山爆发与庞培城同时被埋没。1738 年以来，法国 古典学家德布罗斯，巴泰勒尔密等，先后进行发掘，发现希腊古庙及珍贵文物甚多。——谭注
⑦ 温克尔曼，J.J.（1717—1768 年），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所著《古代艺术史》二卷（1764
年）对古典世界研究及文化史有很大的影响。1758 年温克尔曼由德意志前往意大利进行考古调查。——谭
注
① 丰特内尔（Fontenelle，1657—1757 年），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以理性作为反对宗教权威和封建统治的 武器，提倡科学实验精神，肯定人类社会运动的进步性，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之一。——谭注
② 培尔，P.（1647—1706 年），法国史学家，持怀疑主义历史观点，认为史学家当时的观点与所记的事实 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对从《李维罗马史》到教会历史提出了批判。所著《历史批判词典》对西方史学颇有 影响。——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