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约翰·摩尔（1761—1809 年），在葡萄牙对法作战的英国统帅。——谭注
② 1810 年 5 月英军击败法苏尔特军于亚尔布拉。——谭注
③ 金拉克著有：《入侵克里米亚》（InvasionofCrimea）共八卷，1863—1867 年。——谭注
④ 参阅贝因《詹姆士·穆勒》，1882 年与李思廉·斯提芬《英国功利主义者》，卷 II。——原注
① 琼斯勋爵（Jones ，SirWilliam1746—1794 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第一个娴熟梵文的英国学者。 曾将一些著名的印度典籍译成英语。1784 年创建“孟买亚细亚学会”。——谭注
② 见《印度所能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第二讲，1882 年。——原注
③ 亨利·柏兰（1695？—1754 年）是 1743—1754 年间的英国首相。——谭注
④ 第一部书名《奥地利王室史，1218—1792 年》（HistoryoftheHouseAustria，1218—1792 年），共四卷，
1893—1895。——谭注<

本领，但他却是一个勤恳的编辑者；他的著作构成了才隽之士从中汲取 资料的仓库。更为通俗的则有斯特里克兰的《英国女王传记》与泰特勒 的《苏格兰史》，虽然它们也是根据手稿资料的广泛研究写成的，而后 者则是在华尔脱·斯各脱的怂恿下编写的。还有一部富有思想性的综合 著作——《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史》，这是由马蒂诺写成的；此书迄今 仍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是由一位渊博多闻的当代人编写的著作。

第十五章 提尔华尔、格罗特和亚诺尔
I 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著作的一般性研究，在英国比在任何其它
国家更为普遍，因而古典时代第一部多少带有几分学术性质的历史遂出
自一个英人的手笔。当吉本发现他友人密特福①是一位希腊文学的爱好者 时，曾建议他编写一部希腊历史。这部著作在开始编写时并未涉及到当 代的问题；其第一卷出版于 1874 年。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历史 家却利用过他的著作来打击辉格党人与雅各宾党人。对于那些艳羡希腊 共和国的自由，并强调它们的制度是最适合于培育幸福的人们，他的回 答是，那种认为这些制度在它们起源的国家里曾经确保过繁荣康乐的假 设，及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在那里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是谈不到的，统治 者间的关系主要是争权夺利，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其 中最好的城邦斯巴达则干脆不去标榜什么民主。在密特福看来，民主实 即专制；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宪法便是世间出现过的最好宪法。他对波 斯人、迦太基人与马其顿人的好感是甚于希腊人的。他对僭主们备致颂 扬，但对于民主派与民主活动家的任何不利的流言，则欣然接受。他天 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方，而指斥狄摩西尼是懦夫与无赖。弗里曼写道， “密特福是一个不高明的学者、一个不高明的历史家和一个不高明的英 文作家！虽然如此，我们觉得对他还是有些眷念的。因为他毕竟是第一 位揭示出希腊社会的生动现实及其所具实际意义的极有声望的作家。” 麦考莱①则声称，几乎所有近代的希腊历史学家都剥夺了希腊人的个性特 点，使之成为单纯的类型，但这一严重缺点密特福倒能避免。但他的唯 一优点也就在这里；而就连这个优点也多少是他那漫无节制的党派心理 所带来的结果。这部书的成功主要由于他的政治偏见。当时的托利党人 引用它，正象在三十年后他们引用爱里逊那样。1824 年时麦考莱写道， “密特福享有着巨大并且与日俱增的声望。他在历史家中间达到了一个 极高的地位，几乎无可动摇。他本该在他第一卷出版时就受到攻击。但 现在要来拦阻他声誉的发展已属一种近乎绝望的作法。”这篇攻击性的 文章颇使辉格党人称快；但对于一个业已确立的声誉则很少影响，于是 那经过作者修订的再版便又在 1829 年刊出。但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已不远 了。“改革法案”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与这个历史家观点全然异趣的新时 期，而同时另外两部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宽容精神的希腊史的问 世，迅速变成了有力替代。
在攻击密特福的同时，麦考莱表达了他所想望的真正的希腊史的出 现；它不仅包括希腊的政治，而且包括它的社会、艺术与文学，以便使 近代世界能认识到它从希腊所承袭到的遗产。数年之后，在各国语言中 第一部堪称具有学术价值的希腊历史著述遂由提尔华尔发表。他在获得



① 参阅他的兄弟勒兹达尔爵士的回忆录，见 1837 年版，卷 I。在马哈斐为度律伊的《希腊史》英译本所作
的导论里，可以看到马对密特福及其他后继者的若干有趣评论。——原注
① 《密特福的希腊史》，见《杂文》。——原注

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资格之后，曾经担任大法院的律师①多年。
1827 年时他被授圣职，复回三一学院，在那里他参加朱里安·哈尔翻译 尼布尔著作的工作。他接受约克郡一笔王室领地圣俸，并于 1840 年擢升 圣大卫主教。当他受邀为拉德纳《百科全书》编写一部希腊史时，他欣 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书的第一卷于 1835 年出版，第八卷 1844 年出版。 修订与扩大版出于 1845 至 1852 年间。书的作者表示他对该书所受到的 欢迎感到十分满意，认为他的原意不过是“使希腊史的著作在某些方面 比原来的情形稍胜一筹。”由于他在发表意见上的拘谨，兼之风格与热 情不足，他比较缺乏吸引人心的艺术，但他那精粹的学术水平与稳健的 识见，曾使他成为那些悉心研究希腊历史者们的良友。
著作的开篇包括，希腊世界的地理概述，它的早期种族情况，以及 关于它的英雄时代文化的描写，等等。与相信荷马史诗中人物具有真实 性的密特福不同，这位尼布尔的门生则仔细地对传说与历史加以区别。 他的雅典黄金时代的概述部份，具有冷静、清晰与就事论事的特点，但 缺少风格与应有的气氛。他从没有考察过希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愿 望。马拉松战役的描写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伯里克利时代的艺 术与文学所占的篇幅则嫌过少。叙拉古的斗争描写缺少了它应有的某种 悲剧情调；而亚尔西巴德①也失掉了他的不少光辉。在提尔华尔眼光中， 除了苏格拉底之外再无别的英雄。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战后 雅典内部局势的一章乃是一篇四平八稳的总结。“他们浮薄、狂热并且 常常是不公平，但他们同时也能慈悲为怀和对人怜悯。”腓力与狄摩西 尼之间的斗争则描写得详尽而又公允。后者在他看来，是“善良而又伟 大的”——比福西昂要伟大得多，因为福西昂虽然在个人方面具有高尚 的品格，但却成了征服者的奴隶。而腓力虽然肆无忌惮而又好搞阴谋， 但并非完全没有宽大胸襟。从来很少有历史家对于亚历山大的目的与事 业采取过这样宽厚的看法。“他的雄心，在那些颇足以使之变为高贵与 纯洁的次要目的中几乎已长成为一种为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他的征服是大大有利于被征服者的。但是亚洲从他的功绩所感受到的赐 福，在希腊却几乎不为人知。“在许多重大方面，它的状况已变得每况 愈下。”书的结尾为大事述略，直至希腊由于科林斯的毁灭而变为罗马 行省为止。提尔华尔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他博采众长，吸取了博赫奥 弗里·穆勒、韦尔克尔、德罗伊曾、克累散与洛贝克的研究成果，而这 些人都是在将古希腊的文明揭示给近代人方面著有成绩的。他的见解也 与他的学力相称。豪吞爵士是一个交游很广的人，但当他被问起谁是他 所熟识人中最杰出人才时，他竟毫不踌躇地回答说是“提尔华尔”。书 的缺点是在消极方面而非在积极方面。剧中人物显得象影模糊，另外也 给人以陈旧剧目的感觉。至于要使那种雅典民主起死回生，并把世人的



① 参阅他的《通讯》，1881 年，和提尔华尔（J.C.Thiriwall），《康诺普·提尔华尔》，1963 年。关于评
传，参阅《爱丁堡评论》，1876 年 4 月号（由普兰普脱所作）和克拉克，《在剑桥与别处的老朋友》，1900 年。他在黎德的《豪吞勋爵传》，1890 年，常被提及。关于德国对英国古典学者的影响，参阅杜克洪，《德 意志历史主义在英国》，1950 年。——原注
① 亚尔西巴德（公元前 451—404 年），雅典将军，以雄材博学见称于时。415 年率舰远征西西里。在围攻 叙拉古城之时，雅典政府命其回国受审，于是投奔斯巴达。——谭注

注意力集注在它的辉煌成绩上面，这项工作就有待于一个才能更为出众 的同代人了。
早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格罗特①便已开始了希腊史的系统研究，
1826 年他在论述密特福的一篇文章里已经拿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 在承认希腊民主政体中种种缺点的同时，他提出，我们必须对这些作出 公正论断。“我们只须把它们和任何其它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 踌躇地宣称它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
　　它们为良好行政所提供的安全保证远远不够这一点，我们完全承 认，但是寡头政治与君主政治则是对此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安全保证。” 他对密特福的下述论点一一提出反驳，诸如：希腊的议会是反复无常的， 民主政治是不够稳定的，富人的赋税过重等等，并严厉批评了他学术研 究上的种种重大谬误。格罗特的结论是，“十分明显，一个历史家如果 在转述具体史实上尚且如此脱离根据，那么他在任何一般性的论断方面 便更加不会有多大信实可凭。如果希腊历史将来被人以认真信实的态度 重写之后，我们敢于断言，这位作者的声誉必将一落千丈。”这个年轻 银行家此时早已熟悉边沁与老穆勒，并被认为是那个为数不多然而颇有 影响力量的哲学急进派中的一个很有前途的新兵。当 1830 年辉格党在长 期失势后重掌政权的时候，他决定参加议会；并于 1833 至 1841 年间充 任伦敦议员。他与洛巴克与摩尔兹威司一道，努力引导格雷①与墨尔本② 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更前进几步。这是一桩既饶趣味又有价值的生活经 验，不过他并无意于长此继续下去；因而到 1841 年辉格党失势时，他就 又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年后，他甚至脱离了银行；从此专心致志干他的
《希腊史》的编写，书的第一卷出版于 1846 年，第十二卷于 1856 年。
他的学问本有基础，又得益于“德国学术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帮助。”他 事先精详地研究过其它文明的早期历史。他是一个修养有素的哲学大 家，因而古希腊思辨哲学中的种种玄妙之处在他丝毫不是困难。另外他 又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坚决信奉者，热烈地同情希腊各城邦为实现民主所 作的努力。最后，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经验还有助于使他自己以及他的 读者体会到希腊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所企图解决的种种问题的真实性。
这部著作从探讨早期希腊的传说开始，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其在关
于希腊传说与早期历史的一篇文章里已经作过说明。任何想使传说合理 化的企图都不可能获得鉴别真伪的结果：它们不过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 民族的幻想的创造物。这个态度支配了《希腊史》的开始两卷。“据我 所知，再也没有比把这些模糊时代及其人物的一些所谓证据掂来掂去更 加今人丧气和更无益处的了。如果读者责备我没有帮助他，如果他问我




① 参阅格罗特夫人《乔治·格罗特的个人生活》，1873 年，和贝因的格罗脱《次要著作》（MinorWorks）
导论，1873 年。关于专家的评价参阅白尔曼《论古代与现代》，1895 年；勒尔斯《通俗论文》，1875 年； 龚佩士《论文与回忆》，1905 年；弗里曼《历史论文》，第二辑，1873 年。——原注
① 格雷（Grey ，CharlesEartof1764—1845 年），辉格党改革家，1830—1834 年任首相，在其任内通过了第 一次议会改革法。——谭注
② 墨尔本，一译梅尔波恩（Melbourne，WilliamLamb1779—1848 年），辉格党政治家，1834，1835—1841
年两任首相。——谭注

为什么不揭开幕布展出图画，那么我将引用画家宙克息斯③的话回答他 说，幕布即是图画。”如果格罗特不是看到神话在显示人类的萌芽思想 方面具有相当意义，他是不可能以那么多的篇幅来叙述传说的。随着科 学的宇宙观的发展，许多神话逐渐被当作寓言看待。他对于古代传说与 神话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并利用了最近德国的研究成果。书中关于史 前期希腊的论述是以荷马诗篇的分析作为结束的。他在荷马撰著说与沃 尔夫和拉赫曼的民谣说之间，采取了折衷说法，宣称《奥德赛》很有可 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另方面《伊利亚德》原系关于阿喀硫斯的纪事诗， 后来其它次要情节也都连缀上去。这些诗产生于公元前 9 世纪，约有二 百来年系靠人们的记忆流传下来直至庇士特拉图时代才形成了我们今天 看到的这种式样。
书中的“历史期希腊”（HistoricalGreece）部分，开篇时首先对 地理情况作了扼要介绍。接着作者叙述了斯巴达的政体；不久又接触到 了索伦，他已经是历史家们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了。行文到此，亦 即到了希腊开始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的时候，作者通过对小亚细亚、腓尼 基人、亚述人与埃及人各章的叙述，综观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在这样地 描绘了一幅政治地图之后，他略述了地中海区希腊殖民地的建立。书的 核心是以克来斯特尼的改革为开始的雅典民主政治。他宣称，改革运动 在人民中间迅速兴起。“它的积极原因则是人民主权的这个伟大新观念， 即是主权属于自由平等的公民全体的观念。这个观念产生了电流一般的 迅速效果，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思想、情绪、动机与才干”。这种 兴奋鼓舞的状态一直维持喀罗尼亚战役之前五十年左右，这时雅典人已 降至其它希腊城邦的一般水平。“主要因为民主政治不大适合于大多近 代读者的胃口，于是他们总习惯于从这种思想的最乏光采的表现方面去 观察问题，正如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我们却须要， 按伯里克利的讲法那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波斯战争表明，雅典人不仅 能说而且能做。但他们对于胜利的将军则小心提防。格罗特很惋惜米太 雅第在马拉松战役后的失意①，但却认为他的耻辱是咎由自取。反复无常 并非是雅典人的一般属性，他们对尼细阿②与福西昂的态度便曾始终不 渝。只要他们的首领忠心于雅典的时候，他们也是忠心于首领的。波斯 战争之后，雅典宪法达到了它的异常完备的形式。克来特尼斯扫除了出 身所造成的差别，并减少了以财产为基础的等差。至于其余法律上各种 没有资格现在也已消失。雅典这时已由一个主权的会议来进行治理；这 会议由全体公民所组成，并从中选出一切国家官吏。这个政府第一次以 法律代替暴力，是世界上所曾出现过的最好政府。它的理想性质（即使 不是它的真正实践，）曾在伯里克利的不朽演说中得到了光辉的表述。 这是合乎理性的自由的黄金时代。“我们从这里所读到的这种宽厚容忍 精神是目前各个国家中都见不到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伯里克利本人，而一旦他不在之后，衰落便立即呈现。“他的清



③ 宙克息斯（Zeuxis 约公元前 464—393 年）——希腊画家，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译者
① 米太雅第以在战争中未能占领派各斯岛受到惩罚不久病死。——谭注
② 尼细阿，雅典保守派领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力持和议。公元前 421 年主持与斯巴达签订了“尼细阿 和约”。——谭注

廉公正的政治品德、他的谨慎与坚定在整个希腊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在那里这些品质本来是难得的，而它们集于一身就更属罕见。”
　　格罗特并非看不到雅典人的缺点。他非难了那些给他们的战争带来 玷污的残暴行为；他谴责说他们在阿吉纽萨海战后处决一些将领是违法 行为①，虽然他相信这些将领是有罪的。在称颂尼细阿的清廉时，他补充 说，这种品质在希腊政治活动家中间是罕见的。他严厉指斥了西西里远 征。但另方面，他却认为雅典人在不止一个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责备。 他对贝壳流放制作了解释辩护，认为这是一种替代弹劾与死刑的温和办 法。他拥护克利温②，反对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与修昔底德的恶意。关于诡 辩派与苏格拉底诸章可为书中最具创见的部分。正像“律法师”③与“法 利赛人”④那样，人们对诡辩派的印象是他们的反对者替他们而留下来 的。“据我所知，历史上很少有人遭到这样苛刻的对待。他们横遭了他 们这个恶名的惩罚。”他们的任务曾经是教导青年如何思维讲话与行动， 训练他们如何执行公民的义务与责任。他们乃是道德家而非哲学家，他 们属于一种行业而非属于一个教派。我们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证明他们 产生了坏的影响，或者他们流行的时期就是一个道德衰败的时期。他痛 斥那种认为雅典品质堕落的说法为纯属无稽之谈。“我认为，雅典人不 论在政治上在道德上均已较过去大有进步，他们的民主政治在这件事上 是颇著成效的。苏格拉底自己也是一个诡辩家或大众的教师；他与其余 诡辩家的不同仅在于，他公开讲授，拒不收费与具有传道士般的热情。 说他是一个好人不等于说他们便是坏人，或者说他的教诲便比他们的教 诲更为有益。他的同时代人是不曾像我们那样地透过柏拉图雄辩滔滔的 金色雾霭来看待他的宗教革新者无论在异教时代或基督教时代都从来不 曾得到过仁厚对待的，只有雅典人才可能那么长时期地容忍了苏格拉 底。
公元前 4 世纪时雅典已经不复是这出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但希腊文
明之灯却依然如往日那样光辉灿烂。格罗特对伊巴密嫩达①的景仰是说不 尽的。他认为，这位著名的底庇斯人政治才干虽然逊于伯里克利，但军 事才干则有过之；他是唯一堪与之比拟的重大人物。这位历史家对亚吉 西劳②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而他对于提摩利温③——那个古代的华盛顿
——的经历行事则不胜低徊留恋。雅典本身不乏高贵的公民，但他们却
无力避免其自身的覆灭。她曾受到暴力征服一点决不应成为我们应当拜



① 公元前 406 年，雅典海军于阿吉纽萨群岛大败斯巴达舰队。战后有八名将军以不关怀遇难水兵之罪受审，
六人被处决。——谭注
② 克利温，雅典民主派领袖，继伯里克利之后执政，主张对斯巴达作战，在安菲波利斯之役（公元前 422
年）中战死。——谭注
③ “律法师”（Scribes）——古代犹太神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保护旧礼教者。——译者
④ “法利赛人”（Pharisees ）——古代犹太的一个宗派，以严格遵守法律与圣法生活为特征。——译者
① 伊巴密嫩达，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之一。公元前 371 年，以新的战术在留克特拉城附近大败斯巴达军，予 伯罗奔尼撒同盟以重大的打击。——谭注
② 亚吉西劳，斯巴达国王，于公元前 396 年多次大败波斯军，但未能巩固其战果。——谭注
③ 提摩利温，科林斯的执政者。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末迦太基入侵西西里。提摩利温率军赴援，击退迦太 基人并在该岛宣布民主宪法建立了温和的寡头政治，然后撤军。——谭注

倒在其征服者面前的理由。他承认她的复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公元前 360 年时的雅典人似乎是已经衰老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平和安 稳、安土重迁的文雅公民。”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福西昂的影响确实是 一个致命伤。如果不是他，雅典完全足以挫败腓力，而不致使之变得那 样强大无敌。格罗特虽惋惜福西昂的政策，却承认他的个人方面的巨大 优点。但他在狄摩尼西身上则深激赏那种道德与智慧的结合。正如伯里 克利体现了雅典全盛时代的精神代表，同样，狄摩尼西则是希腊世界衰 落时期的主要光荣。希腊民主政治正是由于忽略了他的忠告，才使自己 在喀罗尼亚的战场上遭到暴亡。
　　格罗特对腓力的描写是具有敌意的，但在根本上却无不公道之处。 腓力是一个良将，不过他也幸而没有遇到过能力卓越的希腊将领的对 抗。他并非没有文化修养，但他缺少稳健节制，对于妇女保持着东方人 的看法，并常因嗜酒而失了体统。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则远远比他恶劣得 多。这个曾经受到特洛伊曾的歌颂与提尔华尔赞美的国君，在格罗特看 来，正像在尼布尔的眼中那样，不过是个有些才具的野蛮人，他的能力 只是在于破坏。他那不可控制的强烈冲动是从他野蛮的伊庇鲁斯族
（Epirot）的母亲遗传来的。他把底比斯夷为平地的作法即使在那个残 暴的时代也是一件没有先例的残暴行为。他对菲洛达斯与帕米尼奥的杀 害①显出了他的无情无义，而杀死克来图斯②又表明了他的难驾驭的激 情。战争与征伐不仅成了他生活中的正事，而且成了他的乐趣。他的侵 袭亚洲正像阿提拉的进攻欧洲那样。在大流士死后，他也摆出了那套豪 华的架子，一切采用了波斯王的习惯。“他不是要希腊化亚洲，而是要 亚洲化马其顿与希腊。”他所建造的“城市”仅仅是设了防的前哨站， 借以保持占领地的服从。在他一切的建设中，只有亚历山大城尚处繁荣 状态。如果说希腊曾经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 药地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发展、商业的 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如果这个征服者寿命再长的话，他也许会要征 服掉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包括罗马在内。但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干尽了 坏事。“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 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 用。”狄摩西尼因避免死于马其顿人手下而饮毒自尽。而亚加亚同盟—
—那个“从希腊自由的枯树上所发出的柔条”，从来没有达到枝繁叶茂
的地步。在一切构成希腊伟大的事物中，唯有各种哲学派别算是幸存了 下来。
《希腊史》这部著作获得了异口同声的赞颂。他的老同学提尔华尔 有一次曾说过，“格罗特正是一位编写希腊史的最好人选”。他在阅毕 第一卷后写道，尽管他所设想的目标颇高，但它还是大大超过了他的这 个标准。“它提供了一种真实保证，这是在这个题目上我们的或任何其 它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的。它使我感到相当满意的是，他的见 解除了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一般与我自己的见解没有多大分歧的。”在 起首四卷出版后，提尔华尔承认他自己的成绩“差得很多”。“我已很



① 菲洛达斯系腓力手下的大将帕米尼奥之子。父子二人以涉及所谓阴谋案为亚历山大杀害。——谭注
② 公元前 328 年，亚历山大在一次宴会上将其密友，救命恩人克来图斯杀死。——谭注

满足于我著作所获得的暂时性的成功与作用，并能为了一切最崇高的目 的而毫不虚假地甘愿它被替代。”他们两人也能相互佩服，因为格罗特 也曾宣称，如果提尔华尔的书能够早出几年，他很可能根本不去动笔了。 格罗特的《希腊史》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它的笔调虽缺少 色采与优美，但很少著作能够给人以这样一种坚实的思想力量。他表明， 在希腊史经过密特福的介绍而渐为人知的时候，他已开始计划撰写这部 著作，其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较公正的解释。在他看来，“希腊人乃是第 一次在我们的天性中潜伏的智力上点燃起火花的民族”。而他的著作正 是一种对他们感激与景仰的热烈颂辞。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一个作家 在使世人认识到希腊对政治家与公民的重要性方面，做过这样重大成 绩。弗里曼也完全会作出这类说法，即阅读格罗特的著作在人的一生中 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正当其他作家在宣扬这个哲学与科学、文学与 艺术之母的时候，格罗特则遗憾地说，她在文学上的光荣未免掩盖了她 在政治上的伟大。她的最高的成就，她对人类的最宝贵的贡献，乃是政 治自由。以这种角度观之，希腊的历史，尤其是雅典的历史，开始以一 种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勒尔斯写道“他是第一个给了我们一幅希 腊图景的政治家。”穆勒也宣称，几乎没有一个重要事实，在他重新对 之检视之前，曾经为人们所透彻了解。
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讨，迈锡尼文明的出土，以及《政治学》①的发
现，已经推翻或部分改变了格罗特的许多结论，但是不管我们如何需要 阅读别的著作，至少格罗特的部分著作总是必需读的。他的序言表明， 他已察觉到了历史家所可能碰到的陷阱之一。“尽管整个希腊世界显然 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都不得不根据为数有限的文件来作论断，而这些 文件却是太偏于雅典方面的了。”虽然抱着这种警惕，他的书还是关于 雅典的太多而关于希腊的太少。由于这个缘故，希腊早期与后期的历史 的叙述也都受到影响，而其中一些小的城邦并未得到应有的篇幅。他对 僭主的仇恨，使他昧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僭主的统治并非单纯出于个人 的野心而是为了适应某种需要的结果。他也忽视了雅典城邦的若干缺 点。瑟曼①写道，“格罗特驳斥了那些加在雅典民主身上的不少指责，缩 小了其他指责的分量，解释了并删减了那些无可称颂的事情。但是，我 们虽然乐于同意他关于雅典人所说的一切优点，这并不能使我们对于他 们的民主所作的论断有所改变。甚至雅典人民也渐渐体会到它的种种不 良后果”。不过他的偏见究属为害有限一类的。弗里曼宣称，“他的著 作使人觉得他的道德品质甚至比他的智慧品质更可尊敬，因为他所提出 一些事实往往恰好反驳了自己的结论。当我们阅读他的种种议论时，我 们感到他的话不像一个法官的判词，而像一个律师的辩词，但是能够得 到这样的一位律师来作辩护也自是一大佳事”。另一个明显的缺点则是 他对经济影响的忽视。他没有看到在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所逐渐扩大了 的鸿沟。由于他把自己的叙述在公元前 4 世纪时作结，这样便可免于对 自己歌颂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考究，而这种结果当时已呈现得非常



① 《政治学》（Politicia）——亚理斯多德的名著；1890 年在纸草文献背面发现，1891 年出版英译本。《雅
典政制》是此书的最重要部分。——译者
① 《格罗脱所述雅典宪法史》，博山奎的英译本，1878 年。——原注

明显。最后，麦考莱对于亚历山大的事业所形成的概念则是根本错误的。 把他看作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人，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乃是一 个严重的错误。马其顿王朝与希腊血统原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马其顿宫廷上渗透着希腊的影响，而亚历山大，这个亚理斯多德的门生， 曾是一个希腊文学的热烈爱好者。希腊文明通过他的征伐而传至近代世 界，其作用之大殊不下于通过罗马。梅里韦尔讽刺地指出说，格罗特恰 恰是在他的故事开始有趣的时候，突然中断了他叙述。弗里曼也编写了 一部关于希腊联盟的历史①，其书证明，希腊人的政治本能曾怎样适应了 那个业已改变了的环境。
　　　　　　　　　　　　　Ⅱ 英国关于罗马史的批判研究是从翻译尼布尔的著作开始的，他的享
名主要有赖于托玛斯·亚诺尔②。没有一位英国学者曾以他那样大的愉快
来欢迎尼布尔的修订本各卷；也没有人以更深厚的尊敬来看待这著作； 她还亲去波恩访问了书的作者。他写道，“这是一部以非凡的天才与学 识所著成的作品，对我来说可谓广扩视野，顿开茅塞”。他之所以计划 要编写一部罗马史，并非因为他存心要和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赌 赛，而是因为那部书在英国不易受人欢迎。尼布尔死后，他比以前更加 积极于重述尼氏的某些结论和续成他的著作。亚诺尔的雄心便是模仿尼 布尔的研究方法，“去亲自实践一下他的那个正确怀疑与正确相信的卓 绝技艺”。他曾以适度的谦逊态度处理了他的工作。他写信给哈尔说， “至于说任何人可以作为尼布尔的一个适合的后继者，那是荒谬的；但 我至少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即我对他的一切成就有着不可限量的崇敬， 并愿试图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种种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亚诺尔的《罗 马史》第一卷于 1838 年出版，内容包括罗马侵入高卢前的时期。其中的 传说部分系用古语写成，以示其仅属稗史类型。在罗马国王的故事里， 他只找到了很少材料属于历史事实。在他著作的这一部分里，文笔是亚 诺尔的但精神则是尼布尔的：甚至连后者对于歌谣的大胆假设①也都被他 接受了过来。第二卷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第三卷所述内容接近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末期，但于 1841 年书接近完成时，著者突然去世。亚 诺尔的书的运气，正象他老师的书那样，仅以残编遗世。
他的早逝注定使他这部史书的价值不超过尼布尔的改编：如果他能
活得更长一些，他必将表明他有能力独立进行一番事业。他具体描绘一 个国家的生活的能力远比他重新构制出一个早期文明的模糊轮廓更要适 合的多。他的才力随着工作的前进而日益增长；因而他的第三卷便已优 于第二卷，正如那第二卷曾优于第一卷那样。他的朋友哈尔在文章中说， 他最杰出的才干便是他对地理的独特眼光，因此他在看到一幅地图时所 感到的愉快正象一个绘图爱好者在看到一幅拉斐尔的作品时所感到的那 样。由于这项才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兴趣，他遂能够解释汉尼拔的军



① 书名《希腊、意大利联盟政府史》（HistoryofFederalGovernmentinGreeceandItaly ）1863 年。——谭注
② 参阅史坦莱，《托玛斯·亚诺尔的传记与通讯》，1844 年。——原注
① 参阅上文第二章。——译者

事行动。他那出色的文体轻快、流利、而又富于色彩，在第二次布匿战 争这类题材里找到了再适合不过的表现机会。但可惜的是这位描绘迦太 基伟人形象的非凡妙手，竟尔天不假年，未能得以叙述革拉古弟兄的命 运乃至罗马共和国末期一段历史，这实在是文学上的一大损失。他关于 罗马史的一个早期草稿的后半部曾作为续编刊出，多少作为那未成诸卷 的一种弥补。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表出了作者对凯撒的公平谴责。“就 道德性质而言，通观全部历史也几乎找不出一幅更加畸形的图景。从来 未曾见过任何人这样无缘无故地搞出这样大量的人间灾难。”他关于奥 古斯都的描写也几乎是同样严峻的，因而这部著作构成了一篇对凯撒主 义的激烈控诉。亚诺尔历史概念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乃是一个神定的过 程，而人则是一个道德动物，他对自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他对那种 认为支配私人关系的道德律不适用于统治者的行为的辩解，是嗤之以鼻 的。在他看来，罪人的地位愈高，则他的罪过也就愈大。目的永远也不 能成为辩护手段的理由。这一道德标准他在罗马史的各卷中从来没有放 弃过，其后 1841 年当他以钦定讲座教授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授课的过程中 则更加强调了它。在这些一度曾享盛名的演讲里，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位 历史家而是一位神学家。历史那是通过完成上帝的使命，借以说明他的 光荣。“我们已是生存在世界史的末季之世。我们即是世界的最末一批 后备兵员——世界的命运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不能勇于承 担，上帝的事业甚至有不能完成之虞。”尼布尔的时代统治了一个世代 之久，而亚诺尔便是他的最后一名使徒。1855 年，出版了康华尔·留伊 斯的一部著作①，这书指斥了尼布尔的推测方法，也否定了他关于早期罗 马史的重新阐释。留伊斯的怀疑主义不免有些超过限度，但他倒底也揭 露了尼布尔基础的不坚实性。几年之后，尼布尔的时代遂告一终结，而 被蒙森取而代之。
当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在尼布尔与亚诺尔的著作中被认真研究的时
候，罗马帝国的探讨则迟至这个世纪的中叶之前几乎完全受到忽略。1840 年梅里韦尔①为“实用知识传播协会”撰写了一本关于帝国的篇幅不大的 书，但该学会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前已经瓦解。1845 年他对这座“永恒 之城”的访问增加了他的兴趣，因而 1850 年时他的《帝国时代的罗马人 史》开始出版。书的序言特别提到，“在我们近代著作里，特别缺少关 于罗马史上最有兴味的一段时期的任何完整的叙述”。他补充说，他之 所以编写这书，主要因为亚诺尔未编写过。虽然他自称是亚诺尔的“崇 拜者与朋友”，但他的政治立场则是与亚诺尔根本不同。开首两卷从第 一次三头政治叙起至凯撒之死为止，凯撒的事业被视作以后四个世纪历 史的前奏。“这个帝国政治的继承人沿袭共和国这位最贤明政治家所规 划的路线而发展至伟大而稳定的局面。”他在书的后一版序言里曾写道， 他原应该从革拉古兄弟叙起。“这会表明，罗马社会有在君主制基础上 完全重建的必要。罗马寡头政治确为文明世界所曾经历过的最糜费不赀 的虐政。只是为了使百余户家族得以肆无忌惮地互相攻击，互相残杀， 便让大多数人呻吟于愁苦与屈辱之中。寡头政治必须消灭，而破坏它的



① 书名《早期罗马史之可靠性的探讨》（InquiryintotheCredibilityoftheEarlyRomanHistory ）。——谭注
① 参阅《自传与通讯》，1898 年。——原注

正是他们本族的恩人。”梅里韦尔是强权政府的崇拜者；当拿破仑三世
在 1851 年发动政变时，他曾指出，他也会采取同样作法。他承认凯撒私 人生活是腐化的，但他的公共事务上则是做了有益的工作。书的下两卷 专写奥古斯都这个“天才”。他不认为早期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坏皇 帝是确实有的，但大体上他们还是受着元老院的约束，而他们的联合统 治曾给罗马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幸福。“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个政府在 恪守法律这件事上，比得上奥古斯都至珀蒂纳克斯①时期的帝国政府。” 不过他虽然对于那些罗马皇帝并不过苛要求，他却并没有想要为提庇留② 加以粉饰，或把罗马社会加以理想化。他承认罗马存在着一个日趋专制 的发展倾向，不过他提出罗马人对此倒也容易忍受，理由是他们自己便 也是专制者。在朱里亚王朝倾覆以后，叙述渐趋草略。全书终止于马卡 斯·奥理略③，一方面为了避免与吉本出现争赛，另方面也是因为罗马帝 政的立宪时期至此已告结束。
　　梅里韦尔的著作是在一个没有其竞争者的时期中写成的。它的学术 性是很强的，叙述也清楚而有力。他是一个坚决而热情的帝国拥护者。 他揭露了塔西陀、斯韦托尼④和狄翁⑤，书中缺乏公允的地方，并向读者 提出：他们也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很久才动笔的。他把克劳第⑥从冤枉的 轻蔑中挽救了出来，并认为吉本所给予安托尼朝⑦的崇敬实则应当归于法 雷维朝时期⑧。另外，杜密善①本人在开始统治时期曾是一个改革家。如 果说亚诺尔常以过高的标准来论断统治者，那么梅里韦尔对人类本性的 要求则不免过低。他对于帝国外表的煊赫功绩印象过佳，以致他对其内 部的腐朽糜烂注意不足。他把凯撒与奥古斯都说成仿佛是人民党派的首 领；而殊不知他们不过是在腐败的寡头政治的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统 治，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波拿巴家族之类所建立的那种假民主的专制政 权。这部著作之失掉权威，并非因为它被后来同一题材的著作所取代， 而是因为它根据单纯局限于文献方面资料。就在他编书的时候，蒙森及
其 门 生 们 已 在 他 们 的 《 拉 丁 碑 铭 集 》
（‘CorpusInscriptionumLatinarum’）里打下了关于帝国的更深一层 的知识基础。






① 珀蒂纳克斯（Pertinax，PubliusHelvius）公元 193 年为元老院所立，同年被军团暗杀。——谭注
② 提庇留皇帝，公元 14—34 年在位期间帝国发生过两次军团大暴动及意大利奴隶起义，旧贵族所代表的共 和派残余势力也图谋推翻现政权。为维护君权，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派遣耳目，刺探情报，严刑峻法， 锄除异己。——谭注
③ 马卡斯·奥理略，公元 161—180 年在位。——谭注
④ 斯韦托尼（公元 75—160 年），罗马帝政时期的大史学家，有《罗马十二帝本纪》流传至今。——谭注
⑤ 狄翁（Dion，Cassius 约 155—240 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历史家，著有《罗马史》80 卷，记建城至公
元 229 年之事，今存十九卷。——谭注
⑥ 克劳第皇帝，公元 41—54 年在位时期进一步巩固君权，完善官僚政治，扩大帝国版图。——谭注
⑦ 安托尼朝，自公元 138 年安托尼·庇护即位至 193 年孔茂德之死，凡四帝五十五年。——谭注
⑧ 法雷维朝时期为公元 69 至 96 年，凡三帝，27 年。——谭注
① 杜密善，法雷维朝末帝，公元 81—96 年在位。——谭注

第十六章 卡莱尔与弗劳德

Ⅰ


　　在整个 19 世纪前半个世纪中，英国作家中除麦考莱外，再没人象卡 莱尔①那样给过历史研究以重大的推动。那位英格兰辉格党人曾利用历史 来辩解他的政治信仰，而这位苏格兰喀尔文教徒则利用它来说明他的道 德教诲。他早年悉心于德国文学的研究，直到中年初期，才开始了范围 更加广阔的活动。他的论文《论历史》出版于 1830 年，代表了他的初期 思想。他宣称历史乃是无数传记的精英，强调了卑贱者在创造文明上所 作出的贡献。“在那赢得坎尼与特拉息米战役②的人与那第一个为自己铸 成一把铁铲的无名穷人之间，究竟谁对人类的恩惠更大呢？所有战役与 战争骚动，不过象旅馆的喧嚣那样，转瞬即逝。法律与政治宪法本身， 并非我们的生命，而不过是暂供我们栖宿的屋舍而已。甚至只有过是屋 舍内的光秃墙壁而已；而屋内的一切主要家俱却件件是一批久被遗忘了 的艺师工匠的成绩；他们自一开始起就共同教导着我们如何思维如何行 事。”新的更高尚的事物正开始期待于这位历史家。“自古以来，经常 有人指出，史家每每过于偏爱论述元老院、战场，甚至国王厅室而忘记 了远离这些场所之外的思想与行动的滚滚洪流正在滔滔奔腾不止，就在 那成百成千个流域里面一个蓬蓬勃勃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盛衰荣枯，与某 次战役的胜负全然无干。”这个时期，他日记中对司各脱《历史》的批 评意见，也表露过同类主张。“奇怪的是，一个人记录了一个淫荡少妇 与乖戾蠢才私奔被炸的故事，竟自以为他便是在编写民族历史。”两年 以后，在一篇题为《传记》的论文里，曾这样地提出问题即，历史的全 部目的是否即在传记；并在带有见解的第二篇文章《再论历史》中，更 加强调了历史的道德价值。“历史不仅是最切要的学问；它简直是唯一 的学问，其它一切尽在其内。它是真正的纪事史诗，是普遍的神圣经典。” 但在卡莱尔真正写起历史时，历史却成了伟人的传记而并非芸芸众生与 无名氏们的记录；他中年与晚年时期潜心写成种种的论著，恰恰是他在
1830 年时要别人提防的那种东西。
待到卡莱尔提出他的《补衣裁缝》①的论点时，他业已与 18 世纪的 理性主义思潮很少联系，但他的兴趣所在却始终是朝向那时代。他关于 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论著代表了他对这些“哲学家”/PGN0525.TXT/PGN>的



① 弗劳德的四卷集传记、阿勒克·威尔逊（DavidAlecWilson）的六卷集传记，卡莱尔的《回忆录》与通讯
以及卡菜尔夫人的《通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迦涅特（1887 年）与尼科尔（1892 年）还编写了他的略 传。最好的评传为：摩莱，《杂文》，卷Ⅰ；昆威，《卡莱尔》，1881 年；马松，《卡莱尔》，1885 年； 李思廉·斯提芬，《图书馆内札记》，卷Ⅲ。罗伯特森（J.M.Robertson）的《近代人文主义者》中一篇有 关文章，1895 年，也是一篇有力的论战文字。——原注
② 特拉息米战役，公元前 217 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于意大利北部之特拉息米湖。——谭注
① 《补衣裁缝》（SartorResartus）——此书以谈论服装为题泛论宇宙和社会，暗示虚浮的风俗与习惯，官 场仪节无异于陈旧的服装，不仅掩盖了社会的本来面目而且窒息了社会有机体的呼吸，发表于 1833—1834 年的《弗拉散杂志》（FrasersMagazi－ne）。——译者

评价；他关于卡略斯特洛①与“钻石项鍊”②的论文阐明了旧制度的黑暗 角落，而他关于米拉波的描写则跨进了新时代的门限。这一批出色的论 文，是他对历史的初步贡献，也是他日后杰作的前导部分。1837 年他的
《法国革命史》③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全国声誉；这是 19 世纪上半期英文 历史著作中（麦考莱《史论》除外），至今还为人广泛阅读的一部书。 它的优点是独特的。首先，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一个读惯了哈 兰的冗长论文、爱里逊的夸大笔调与麦考莱铿锵有力的文章的世代里， 一部洋溢着热情与诗味的著作的问世实在是一件启人心智的事。通过一 种高度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量，他竟使读者对他书中景象的感受和他本人 同样真实。他说过，“这事④在我头脑中已经一清二楚，我也不想对它再 多作什么调查研究，现在主要的是如何把我所了解的种种以大量的各种 彩色绘饰出来，这样远远望去，简直如声势煊赫的巨焰烈火一般。”这 书是英国历史著作中最带史诗性的一篇纪事。它在作者的心目中决不仅 仅是一部事件实录，此书体现了他最深刻的道德与宗教信念。读者所听 的乃是一位先知召唤罪人进行忏悔的激越呼号。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 曾对他的妻子说过，“我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有多大价值，也不知道世人 如何对待它；但是像这样从一个活人心底直接涌现出来的火热作品，百 余年来，实为仅见。”他写给约翰·斯脱林的信中说这是一部粗犷强悍 的书。“这是一部从我灵魂深处倾泻出来的书，它产生于黑暗、疾风与 痛楚。”读者对他的一些伟大场景的描写将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袭击巴斯底狱，向凡尔赛进军，联盟节庆典，向瓦伦逃亡，法王的审讯 与处死，吉伦特派与丹敦，夏洛特·科代的短暂一生的悲剧，罗伯斯庇 尔的倾覆——这些景象都是我们毕生难忘的。在描写恐怖与希望、炽烈 热情与兽性狂暴等气氛的渲染力量方面，米什莱而外，再没有任何作家 比得上卡莱尔。他对于书中主要人物品格的洞察力，也是同样惊人的。 洛威尔曾说，许多历史家所描绘的形象不过像塞满着砻糠的布娃娃，但 卡莱尔的人物则异常真实，用针来刺要流血的。虽然他象当时的其它历 史家一样，对吉伦特派颇有误解，但他笔下的法王与王后，米拉波与拉 斐特，以至丹敦、罗伯斯庇尔、马拉的形象，却不需要修改。“材料虽 欠充分，但态度异常公正”——这是屈维廉博士①对该书的评语。那时， 卡莱尔还没有尊崇那种有损于他后期著作的英雄崇拜主义。他既不同情 于旧秩序也不同情于新秩序；他往往站在党争的呐喊之外来注视人类灵 魂中的剧烈斗争。
卡莱尔为英语世界阐明了法国革命，他绘出了一幅迄今仍不褪色的 鲜艳图景；但这书也有它的严重缺点，其中一些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另一些则由其他的洞察力不够，他关于这时期的知识太有限了。他放弃



① 卡略斯特洛（Cagliostro，1743—1795 年）——意大利眼科医生与骗子手。——译者
② ”钻石项鍊”（TheDiamondNecklace），指法国史上牵涉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的钻石项鍊事件（1783—1785
年）。——译者
③ 参阅夫勒契与洛兹版本，附导论与注释，1902 年。见阿尔杰的卡莱尔的错误附录一文，见《巴黎，1789—1794
年》，1902 年。——原注
④ 指法国革命。——译者
① 《历史上的偏见》，见《自传与其他论文》，第 74 页。——原注

了对克罗克所收藏的大量书册的探索，原因是他不能在书架上自由查 阅。关于档案的研究也未开始，而他从未曾想到过该这么做。他的主要 资料不外：《箴言报》、布舍与鲁的《议会史》、拉克勒德尔与梯也尔 的记载以及几本回忆录。书籍所由建立的根基如此单薄，大量错误的潜 入也就毫不足奇了。在一篇关于《革命史》的论文里，他曾尖锐地攻击 过梯也尔缺少正确性，但他自己的正确性也不无可以指责之处。他竟把 下面这类传说，信以为真，例如索布勒叶尔女士饮过一杯血（1800 年后 的传说）①，“复仇号”的沉没（巴勒尔的虚构）②，卡佐特的预言③（实 系事后所编）以及吉伦特派的最后晚餐④（诺第安的捏造）。再如巴巴鲁
（不是布佐）倒成了罗兰夫人精神上的情人⑤。但是他最严重的错误还是 在向瓦伦逃亡的那一节。由于他把一百五十英里的距离搞成了六十五英 里，同时使逃亡者所乘坐的车又大又笨，一件精心预谋的冒险简直成了 一桩注定要失败的儿戏。其次，他的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 画册。导论诸章对于此后即将发生的种种灾难既根本无意于说明，而全 书以 1795 年葡萄弹的爆炸事件⑥作结，也收得过于突然。法国与欧洲的 关系没有重视，而地方情况则全被遗忘。一些无足轻重的情况，如南锡 兵变①，叙述得极详细，但是宪法与经济上的重大问题却反被略去。他在 终卷之前早已厌倦，所以靠近结尾部分便写得比较草率。读者往往弄不 清这场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并也不了解一个阶段怎么过渡到另一阶段。 抬高戏剧性成了降低历史性。
第三个缺点则更带基本性质。卡莱尔对他所叙述的事件的性质，并
不能正确理解。他把这整个民族写成由于痛苦与压迫而走向疯狂，而且 从一开始起便认为这场巨变必不可免。因此，他把这个革命看成是纯属 破坏性的，是“对恶魔及其所作所为的一次卓越反抗”，是将古老法国 的腐朽封建制度付之一炬的熊熊烈焰。他对弗劳德说过，“如其不是借 助于法国大革命，我将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这个误解还不 单因为他把法国革命从 18 世纪欧洲各种运动割裂开来。正如他的朋友玛 志尼在一篇深刻的书评中所指出，他缺乏人群的概念②。“他看不到一个 民族里面的任何集体生活或集体目标。他所看到的只是个别人物。所以



① 索布勒叶尔，革命前为残废军人宫总管。1792 年 8 月被捕。据说其女为挽救父亲，声称：他们不但不是
贵族而且仇恨贵族，并饮了一杯贵族的血水以表明态度。——谭注
② 卡莱尔书记述了“复仇号”在 1794 年 6 月 1 日海战中被击沉，船员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英勇赴死 的情节。——谭注
③ 卡佐特，侯爵。1792 年 8 月被捕，其女陪同入狱，不肯离去，感动了看守，暂获释。十天后，法庭判以 谋反罪处死。——谭注
④ 1793 年 10 月 30 日夜，在狱中的吉伦特派首领二十二人得知已被判决后，有一人自杀，一人服毒，余众 歌唱叫嚣，通宵达旦。——谭注
⑤ 巴巴鲁，大革命初期为马赛区议员；布佐，山岳党，国民公会议员。罗兰夫人，是吉伦特党核心人物罗 兰（曾任议员、内政部长等职）之妻，1793 年 11 月被处决。——谭注
⑥ 1795 年 4 月 1 日（萌芽月十二日），巴黎市民走上街头，要求面包和 1793 年宪法，遭到政府军的开枪
镇压。——谭注
① 1790 年 8 月，驻南锡的瑞士卫队及法军二团叛乱，同年为布依耶侯爵平定。——谭注
② 《约瑟夫·玛志尼的生活著作》，卷Ⅳ，第 110—144 页，1891 年。——原注

在他看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因果联系。”法国革命乃
是 19 世纪的直接根源，在它的恐怖的背后还滋育着一种更加宽广的生活 种子，它作出过带有永久性的建设性的工作，它汲取过旧制度里面的不 少观念与倾向——这一切他都是不理解的。卡莱尔要我们观看的是“神 的曚光”③而米什莱欢呼的则是民主分娩阵痛。没有人能够理解法国大革 命，直到他认识了它的双重性质。卡莱尔是最伟大的演出家，但也是最 渺小的解说人。他称自己的著作是“几个世纪以来一部最狂暴的书，一 部狂人所写的书”。人们对这书的态度可说是毁誉不一。华兹华斯扬言 苏格兰人是写不了英文的。哈兰声称，此书的文体令人生厌，使他不能 卒读。普雷斯科特写道，整个这部书，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十足可鄙的； 他这样极力去渲染那自然已经过事渲染过的东西，实在是很错误的。但 是另一方面，对这书赞颂之声却更响。穆勒誉之为那种自成规律的天才 作品之一；金斯利称之为近代独一无二的纪事史诗。不少完全不是一派 的批评家们，如杰弗雷与阿诺德、斯特林与萨克雷等人也都一律承认书 中的天才。骚塞曾把这书读过六次。作为一部散文的纪事史诗，它的地 位是无可攻击的，但它的权威性却早已失掉。
　　在“法国大革命”一时在社会上还不够出名的期间，他的友人马铁 努等人曾帮助卡莱尔举行公开演讲，以增加他的收入。卡莱尔作过四个 专题演讲，其中最后一讲，也是最好的一讲即《英雄与英雄崇拜》获得 了出版机会。他关于穆罕默德、但丁、莎士比亚、路德、克伦威尔与诺 克斯①的人物研究，激起了听众很大热情。每篇演讲都是一场布道。他写 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在我听众中间，从主教到各种各类的人们都有。 我老实告诉他们，这个可怜的阿拉伯人②身上也自有他的种种优点，大大 值得他们学习；或许他们比他还更好自作聪明。”他已经习惯于对一般 常人的德才加以轻视了。弗劳德也证明这点说，“世上的芸芸众生在他 看来尽是一批可怜虫，感情上可怜，智慧上也可怜”。正像加尔文派神 学家们那样，他认为优秀者人数很少。一旦离去了牧羊狗，羊群就要走 入迷途。这时他所尊崇的已不复是民族的无名恩人，而是那种能够推翻 社会制度，为后人开辟道路的能力非凡的英雄人物。英雄的创业行事要 按照事实，而承认这种永恒真实便是敬奉上帝。正义的事业必然获胜—
—从这个论点出发，势必要得出获胜利的事业亦必是正义的事业的结
论。康威曾为他求情说，卡莱尔所崇拜的并非武力而是功业，亦即是拨 乱反正。这话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对为达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如何却 是太不关心了。他 1832 年时把自己宣称为“一个急进分子与一个绝对主 义者”，但这个绝对主义者却很快吞噬了这个急进分子。出现在《英雄》 一书中的未成熟价值学说，不仅影响了而且也损害了他不少后期著作。




③ “神的曚光”（theduskofthegods）意即世界的最后毁灭。据北欧神话，洛基（Loki）是不断制造纠纷与祸
害之，最后他被十条铁链系于岩石上面；据说，他将继续被系着，直到神的曚光出现时止，那时，他将挣 断他的铁链，天空将消逝不见，地面也将被海水淹没。——译者
① 诺克斯（Knox，John1505？—1572 年）苏格兰新教教士，卡尔文派宗教改革家，与玛丽·斯图亚特的宗 教迫害作过坚决的斗争。——谭注
② 指穆罕默德。——译者

在《过去与现在》①里，领导权的概念在住持参孙身上带着它很动人的外 表，但在关于巴拉圭独裁者法兰西亚博士②的论文里，这个概念却显露出 了它最可憎的面目。所谓“诚实”的人，便是对横在他权力道路上的一 切障碍坚决铲除，毫不留情的人。卡莱尔对独裁一事，对于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双方究竟效验如何，从来也没想到过应当调查调查。尼采的这位 先驱者忘记了穆勒的一句言论所包含的至理名言：老师如果代替学生做 了一切功课，学生便永远也没进步。
　　在《英雄》里，克伦威尔被描写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人”。当 1822 年卡莱尔阅读克拉伦敦的著作时，他已计划研究英国内战，并写了一批 人物札记，这些作品曾在他死后出版。《法国革命》出版后，他再度拾 起了清教时代的研究。他对那必须跋涉的“无边无岸的污水湖沼”满腹 抱怨。1840 年他在日记簿中写道，“我已看出，关于那个不可以言语形 容的混乱时期——那块葬满死狗的墓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好编 写的。可是我对自己说，一个伟大人物确曾埋葬在这块荒芜的瓦砾堆之 下。”他同亚诺尔博士一起参观过纳斯卑战场，并亲临过当年曾经发布 过历史性命令：“抛弃你的无聊事，出来吧，先生”的伊利大教堂。最 后他决定范围不超过收集克伦威尔的通讯与演说①，这样范围小了，计划 也就迅速实现。的确护国主义从来未曾有过一个知心朋友。对于王党， 他是一个嗜血的人；对于共和派，他是一个背教者；对于休谟一类怀疑 派，他则是一个“狂热者”。麦考莱崇拜他，但却不了解他。
卡莱尔有志为他作品中的主角的性格与政策作点剖白。关于前一
点，他的成功是无可争论的。克伦威尔在大约两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全 部曲解与诽谤至此在卡莱尔的手下得到了洗刷，允许了他为他自己申辩 作证。詹姆士·摩兹雷与邱契曾宣称他们完全未能信服；但他们在这点 上则几乎是孤立的②。福斯脱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了改变，而现在一个头脑 清楚的人再也不会相信护国主曾是什么伪君子或狂热者了。这位历史家 一生中最可骄傲的成绩便是给英国的一大伟人恢复了名誉。但另一方 面，他关于克伦威尔政策的解释，则说服力不大。他首先认识到宗教因 素在这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但他却未能对那个在政治上要求 自治的力量进行正确衡量。由于他本人对代议制度便毫不重视，他对这 种制度何以会成为热烈追求的对象一点也就始终未能理解。这样，他不 去追溯克伦威尔在种种局势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变化，而把他自己的专 制信仰归到克伦威尔头上。后来的《克拉克文件》表明，这个超人之走 向最高权力绝非出于自愿，他曾怎样诚恳地企图与议会合作；他怎样深



① 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1843 年）一书中，描绘了 12 世纪英国一修道院在住持参孙管理下安定繁荣
的生活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社会的混乱劳动者的贫困进行对照，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自己的 历史与道德观点。——谭注
② 法兰西亚（1756—1840 年），神学家、律师，曾领导巴拉圭独立运动。1814 年起建立独裁政权。对外锁 国，对内致力于破除宗教迷信，扶植农业和教育。——谭注
① 参阅斐司（Firth）为洛马斯版本（Lomasedition）所作的导论，1904 年。威尔勃·阿波特的巨型版包括有 新资料，出版于 1937—1947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共四卷。——原注
② 参阅摩兹雷（J.B.Mozley ）《论文》，卷Ⅰ，1878 年；和丘契，《偶谈》（Church，OccasionalPapers）， 卷Ⅰ，1897 年。——原注

信不疑慈善的专制政体的脆弱性。卡莱尔从来未曾认识到，以刀剑维持 的政府，即使是好政府，也是不如没有的。他认为时代已失去了它的常 态，遂有英雄出而匡正。他肆意讥笑拉德罗与凡纳，正象蒙森肆意讥笑 西塞罗与庞培那样。他认为：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人民议会没有统治的 能力。实际上，这只说明了个人政府在近代英国已不可能存在。
　　在编辑的技术性工作方面，卡莱尔是完全不胜任的。他把《乡绅文 件》——这本是他的书出版后作为恶作剧而伪造的一部文件——信以为 真，并不去查究其根据，也未曾看出这里面充满着多少现代词语。他很 少费力去寻找最好版本，往往任意篡改原文，并把一些演说词的用语弄 得太近代化了。这作法对于一位专业学者的声誉是会很不利的，但卡莱 尔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使他主角生动活跃起来，至于技术问题则很少注 意。如果按照格林的恭维说法，这部著作显示了古董专家的渊博与诗人 的才华等特征，那么它同样也露出了剧场中人的全般表演本领。谁也不 能否认，他帮助了读者去想见他所描写的那个人物，并且也不时地使一 些隐晦不明的段落变得具有意义。尽管批评家们把它骂得体无完肤，这 部克伦威尔大著仍不失为一部神奇之作。其中丹巴之役①与这位英雄之死 等段落都是文学上的杰作。《通讯与演说》也不愧为一部经典作品，罕 有其匹，堪称两个同属伟大甚至并非完全不同的人物的一座合碑。
长期沉浸于克伦威尔研究的结果加强了卡莱尔的一个信念即，实际
行动家是构成历史的骨干。他对英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暗淡。他同 时代人所宣称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是退步。他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 科学。“改革法”乃是一个失败。议会正是国家的弱点，而不是它的长 处，是工作的障碍而非它的工具。随着他对议会政府的信仰的日益减退， 对仁慈专政者的崇拜也逐渐抬头。《论近世》一书的作者对于过去的 18 世纪往往不胜其怀念之情，因为那个世纪虽说是一个宗教的怀疑时代， 却不失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统治的时代。1852 年他曾参观了腓特烈大 王的战场，这事标志着他最后的也是最可惊的历史工作的正式开始。在 他《英雄》的演讲里，老佛里慈②尚未曾出场；而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 他曾指出，“我对于他从来未曾看得过重”。但是他却宣称大王是历史 上的最后一个君王。如果说大王缺少参孙修道院院长或克伦威尔式的信 仰，他至少信任事实和接受工作的福音。如果说他欺骗过别人，他却从 来没有欺骗过自己。
当卡莱尔的巨著①问世的时候，腓特烈的事迹在英国还属比较陌生：
麦考莱的第二篇论文对他来说非但不是帮助，反而成了障碍。另外他也 未曾从他的德国先行者们那里获得多大帮助，这些人，他曾粗暴地斥之 为“愚昧糊涂的蠢物”②。普罗伊斯曾收集过关于大王的大量资料，兰克



① 1650 年 6 月，查理二世在苏格兰登陆，同年 9 月 3 日克伦威尔大败勒士利统帅的苏格兰军于丹巴。——
谭注
② 老佛里慈（OldFritz）为对普王腓特烈大王晚年的昵称。——译者
① 指《腓特烈二世传》，1858—1865 年出版。——译者
② 关于早期作传者，参阅辛策，《历史与政治论文》（Hintze，Historischeu.PoliticheAufs■tze），卷Ⅱ。 至于德人的权威作品，参阅克劳斯克（Krauske）的《麦考莱与卡莱尔》，《历史杂志》，卷 CⅡ。——原
注

也曾简述过他的政策与行政；但却从没有人重新构制过他的人格。而这 个正是卡莱尔给他自己规定的工作。关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全部描写， 也许恰是他全书中最成功部分。这位仰尊上帝、俯事庶民宵旰辛勤的缄 默行动家，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史家。吸烟议会③上的种种喧闹的取乐，对 于这个卑夷宫廷虚矫的历史家非但不觉厌恶反而成了具有吸引力的事 情。年轻的腓特烈似不如他那粗鲁的父亲更合他心意。卡莱尔对于作诗 吹笛等事的兴趣并不比威廉更大，但是当这位主人公以一个实行家的面 貌出现时，他则开始对他敬意有加。他对于普鲁士索求西利西亚的理由 之正确与否虽然兴趣不大，但他对这个决定的果敢与行动的疾迅却赞不 绝口。他在《克伦威尔》里已充分显出他作为一位军事历史家的本领。
1858 年时他的再次访德，更把那里战场上的每一细节深深铭刻在他的顽 强的记忆之中；他对这些战役记叙得如此精详准确，简直成了德国军官 们的教科书，直到普鲁士总参谋部编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为止。但另方 面，对于介于两次大冲突中间之十年改革与复兴这一段成效卓著的整个 时期①，他所提供的却不过是简略纲要。1763 年当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 烈的统治仅仅不过一半时期，以后的二十三年期间他仅用了半卷书的篇 幅便草草叙过，而且主要限于叙述他的外交政策。至于在财政改革、土 地资源的开发、新工业的计划以及法律的合理化等方面所作的不绝努 力，卡莱尔很少谈到，甚至略而不提。曾经帮他编写这部著作的助手亨 利.拉金②曾说：卡莱尔原拟编写一部关于腓特烈重建其王国的相当完备 的著作，因为他认为这是腓特烈事业中最关重要而又最富教育意义的教 训；但这书的篇幅已超出他所预计的范围，另外他已经筋疲力竭了。再 有，他认为，生动的图景是不可能根据官方报告与统计数字而构制出来 的。
《腓特烈》一书对知识的增添不多，但其间却不乏绚丽的段落，曾
被比之为历史著作中的最称规模巨大而又花样繁多的展览箱。卡莱尔夫 人是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但她也说这是她丈夫的最好著作。它无论在布 局、幽默和刻划人物方面都显示了一种迄未减退的气势。爱默生也宣称 这是前所未有的警辟之作。书中关于伏尔泰在波茨坦的种种妙语逸事的 记载最是他的精采段落，而他关于欧洲统治者们的描写也都属于他的最 佳文笔。书出之后，不胫而走，甚至超过《法国革命》或《克伦威尔》 并被立即译成为德文。当他开始他的著作时，很少人曾梦想到德意志未 来的戏剧式的变化；当他结束它时，俾士麦的铁鎚已经第一次敲下了①。 一个新兴强国的惊人的崛起，激起了人们对于造成普鲁士之伟大的创造 者的兴趣；卡莱尔作为一位历史家与作为 1870 年德意志立场的拥护者的 双重功绩使他荣获了连腓特烈自己也垂涎不置的“功绩勋章”（Order “PourleMérite”），但是这部书对于读者是太长了，正如对书的作者



③ 吸烟议会（TobaccoParliament ）——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朋友集团之绰号。他们和他常在晚间集合，
一边吸烟，一边讨论国事。——译者
① 指自 1745 年第二次西利西亚战争结束到 1756 年七年战争爆发之间的十年。——谭注
② 《卡莱尔》，1886 年。——原注
① 此书最后一卷（第六卷）于 1865 年出版，前一年 2 月普鲁士对丹麦开战，次年 6 月，普奥战争爆发。—
—谭注

太长那样。书的主角似乎远没有他所想像的那般气概非凡。他在写给凡 哈根的信中说，他在这书里只能找到辛苦与悲哀，并说，“我与你们的 腓特烈鬼知道有半点相干？”但事实上，老佛里慈在某些方面却是一位 比他所想像的更加伟大的君王，因而科塞的杰作②反而留下了某种为这位 英雄崇拜专家所未能表达出的印象。
　　卡莱尔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不愧为最伟大的英国历史肖像画作者。迦 凡·达菲③讲过，卡莱尔的习惯是把他所要进行描绘的人物的图像一张一 张挂在帷幕之上。这位“圣人”讲道，这能使人物的形象经常呈现眼前； 我们必须在心中先对一个人物有了清楚印象，才有可能使读者也能看清 他。但是作家虽能以无比清晰的目光详察个别人物，却竟闭眼不见群众 的根本存在。他晚年时甚至对贫苦无知的人们流露出某种迹近轻蔑的言 论。他的《射击尼亚加拉》④相当粗暴地表达了他对 1867 年时工人阶级 的看法⑤。他曾颇带几分正经地对武尔兹力说过，他真希望他能把议会的 大门锁闭，把议员们都赶出去。在美国解放黑奴的问题上，他站到了南 方一边，并和州长爱尔一起反对西印度黑人。他的全部哲学便是：普通 凡人只能交由他们的主子去管教惩治。当一般英人已经变得更加乐观和 民主的时候，他却变得更加反动和消沉了。
　　　　　　　　　　　　　Ⅱ 卡莱尔的主要门生与作者弗劳德①是按他老师的精神来研究历史
的；在他完成的著作里辉煌的优点与刺目的缺点不可分地糅杂在了一
起。一位曾把弗劳德称之为民族历史家的著名比利时批评家指出过，他 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无人知道，他的书也没有一本被翻译过。“他是十足 英国式的，充满着激情、狂热与排外主义。”他的研究是在牛津运动②的 赞助之下开始的。当纽曼着手编写圣徒传记丛书的时候，曾拉过赫勒 尔·弗劳德③的幼弟作自己的助手，并对他发过如下的进军令：“证据不 足时，则应以说理代之；而当证据有力时则易于取信”。弗劳德的选题 是关于艾尔弗雷德的一个同时代人圣尼奥特④，并曾以下述话语作结：“这 便是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不止一切”。他在圣徒传记 这个朦胧领域的跋涉终于使他成了几分怀疑主义者，因而 1845 年他虽然



② 德国史学家 R.科塞写的《腓特烈大王传》（共二卷，1893—1903 年）是一部名著。——谭注
③ 《与卡莱尔谈话》，（ConversationwithCarlyle），1892 年。——原注
④ 尼亚加拉（Niagara）美国大瀑布名，书名意味着危险。——译者
⑤ 指对 1867 年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扩大选举权斗争的看法。——谭注
① 参阅赫伯特·保罗的精采著作：《弗考德传》，1905 年；萨罗利亚，《论文，第一集》，1905 年；斯基 尔顿的《瑟力的席间闲谈》。腓特烈·哈里逊《坦尼森、拉斯金、穆勒等》，1899 年；阿尔杰农·塞西尔
《六个牛津思想家》，1909 年。——原注
② 牛津运动是英国国教内部反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倾向的运动，因其在 1833—1841 年间发端于牛津大 学，故名。——谭注
③ 赫勒尔·弗劳德（HurrellFroude，1803—1836 年），“牛津运动”的首领之一。赫勒尔是史学家安托尼·弗 劳德（JamesAntonyFroude1818—1894 年）的长兄。——译者
④ 圣尼奥特（？—877 年），相传曾为国王亚勒弗烈德的顾问，后隐居虔修，徒众甚多。——谭注

被授圣职，他的信仰却逐渐动摇。1849 年他所著《信仰的天罚》一书的 公开焚毁，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研究员职位受到撤消后，他离 开牛津去了伦敦。正是在这个倒运时刻，他遇到了卡莱尔；这使他转入 了一个新的信仰。他的史学与文学论文使他迅速成名，而他关于伊丽莎 白时代海员的一篇文章鼓舞了《向西去啊？》的精神①。
　　凡是亲身经历过牛津运动的人不可能不联想到宗教改革。在纽曼的 所有门生中，以异常强烈的轻蔑口吻来谈论宗教改革者的，再无过于赫 勒尔·弗劳德其人，但是当他的幼弟开始亲自研究 16 世纪时，他吃惊地 察觉到原来亨利八世当年在世时曾经深得民心。当他准备编写一部关于 英国反对罗马的斗争详史的计划在他心中初步定型时，他获得了卡莱尔 的热情鼓励；后者不久之前在一本《论近世》的小册子里已严谴过耶稣 会徒，并把罗马教会视作天宇第一号的大骗局。弗劳德的《英国史，自
1529 年至伊丽莎白逝世止》一书的前四卷所引起的震动之大，仅次于麦 考莱的著作。“高教会”运动②曾使宗教改革家很失人望；辉格党人如哈 兰与麦考莱等便曾抨击他们的谄媚态度。弗劳德为亨利与宗教改革所作 的辩护是建立在最阔大的基础之上的。基于他的罗马教会当时和历来都 是人们心智的奴役者这一深刻认识，他对那些曾经动摇过其权势影响的 人们是充满着由衷的感谢的。他认为休谟的下述论点都是不正确的，例 如说，英国的民众曾像东方奴隶那样，或者，英国议会除了它同意英王 的政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理由来支持他。从这个角度观之，则所谓专 制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英王既然陷入在这场生死斗争之中，他势不 能不动用一切可以进攻与防御的武器，而人民也赞赏他的行动。宗教改 革乃是我们历史上的最重大不过的事件。这不是敌对教条之间的冲突， 而是要解决英国应自己统治还是被僧侣统治这个问题的斗争。英国与罗 马的决裂是英国日臻伟大的开端，是它为人类自由与思想真诚而进行的 斗争。他毫不踌躇地承认，有很多好人站在错误的一方，但是那些相信 正确一方获得胜利的人们，则应当感激他们的拯救者。
弗劳德并不满足仅仅表明亨利八世的胜利是对我们民族的拯救。他
深信，这位英王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他相当真诚，而并非那 么残忍、自私和淫乱。他坚持认为，英王的离婚乃是出于真诚的顾虑， 即是，安妮·博林①与凯瑟琳·霍华德②确曾犯有通奸罪，而他的臣民正 和他同样盼望能有嫡出的男继承人。在处死安妮的翌日即与简·西摩③结 婚一事及是“当时出于职责需要的一种官方行为”。他并不爱她，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