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丹尼尔·奥弗迈耶《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教派》（剑桥，1976 年）11、58 页； 阿莱科·利利厄斯《我和中国海盗一起航行》、（伦敦，1930 年）229—233 页；吴沧洲《河 南的两次军事行动》（1961 年）。
（19）奥弗迈耶《民间佛教》3 页。
（20）同⑦何西亚条 2 页；黄中业《论盗贼》，《历史学》1979 年 12 月；满铁调查科《支那动 乱和山东农村》（1930 年）23 页；孟惕《土匪之研究》，《新北方》1931 年 7 月；T.B.格 拉夫顿《土匪活动的发展》，《北华捷报》1923 年 12 月 1 日。
（21）博斯特·史密斯《中国的官僚和传教士》（伦敦，1917 年）185 页 J.C.基特《龙的过去》
（伦敦，1913 年）58 页。
（22）陈志让《袁世凯 1859—1916》（伦敦，1961 年）101 页，渡边龙策《马贼：中日战争史 的侧面》（东京，1964 年）30 页；马里厄斯·詹森《日本与人孙逸仙》（剑桥，1954 年）
63 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斯坦福，1961 年）62 页；《辛亥革命》第七卷（上海，
1957 年）361、366、382 页。（23）参阅《民立报》1912 年 7 月 1 日；《顺天时报》1914 年 6 月 17 日。
（24）奥多里克·沃《现代中国的尚武精神》（堪培拉，1978 年）87 页；李新《民国人物传》
122 页。
（25）同（24）沃条 133—136 页，许金成和许肇基《民国外史》（香港，1955 年）38 页；知 澈《土匪世界之一角》，《中国青年》1926 年 4 月，黛安娜·拉里《军阀士兵：中国普通士
兵 1911—1937》（剑桥，1985 年）59 页。
（26）W.Rsieh《城镇的农匪》，未出版的论文（1969 年）；《顺天时报》1914 年 7 月 18 日； 李新《民国人物传》（1980 年）158 页。
（27）詹姆斯·伯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的故事》（伦敦，1937 年）309 页；《武汉地 区诸省的匪祸》（汉口，1930 年）32 页。
（28）陈荣发《发动革命：华东与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伯克利，1986 年）471 页。
（29）参阅戴玄之《红枪会》；杨庆堃《19 世纪中国大众行为的一些基本统计格式》，收入韦 克曼等编的《中华帝国末期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1975 年）。
（30）《中国日益猖獗的土匪》，《文学摘要》（纽约）1623 年 6 月 2 日。（31）《美国国务 院有关中国国内事务记录 1910—1929》893/4435，893/7963；戴维·马丁《有关过去中国游 击队的说明》，《中国杂志》1938 年 10 月；姚雪垠《长夜》（北京，1981 年）67 页；星北
《六安匪患始末记》，《国闻周报》1924 年 8 月；L.C.阿灵顿《透过龙的眼睛》（伦敦，1931 年）239 页；卓然《冀豫会匪志》，《正风半月刊》1935 年 7 月 1 日、7 月 15 日、7 月 29 日、8 月 12 日。
（32）吴蕤《谈流寇白狼》，《畅流》（台北）1970 年 7 月 16 日。
（33）《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5 期。
（34）黄鹤山人《支那土匪论》164 页；同（31）阿灵顿条 239 页；吴世勋《河南》（上海，1936 年）48 页；长野朗《支那的土匪和军队》（东京，1924 年）；方洪畴《民初河南巨匪白狼、 老洋人实录》，《中原文献》（台北）1974 年 7 月。（35）基林《军阀：山西省的阎锡山 1911
—1949》（普林斯顿，1967 年）103 页。（36）《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2 日；《中国》
（北京）1923 年 6 月 1 日；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上海，1923 年）。
（37）章君穀《杜月笙传》（台北，1967 年）196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同（36） 陈无我条 26 页；蔡东藩和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北京，1680 年）1375—1379 页。
（38）《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8 月 18 日；《有关临城事件的外交声明》，《中国社 会政治科学评论》1923 年 10 月；《中国年鉴》1924 年，同（36）陈无我条 28—31 页；同（34）

长野朗条 258—266 页。外国对危机的反应见《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26 日；土匪的要求见
《中国》1923 年 6 月 1 日和波多野乾一《临城事件的最终解决》，《支那》1925 年 4 月；日 本人的看法见马场明《临城事件与日本的对华政策》，《国学院大学纪要》（东京）1976 年
3 月。

第二章 从“土匪王国”到“土匪世界”：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的发展


事实上中华是中祸，中华民国是中华匪国。
黄鹤山人《支那土匪论》，《台湾时报》1924 年 9 月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 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 豫匪的猖獗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师等军阀领袖充
数，倒不如简直选出土匪头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
《东方杂志》1924 年 2 月 10 日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区域性的土匪活动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他们与所 有镇压他们的企图相对抗。我们与其把那种“难以驾驭的”地方情绪的标志 作为传统，不如考虑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反抗体现了地方农民面对恶劣的生 态条件的生存企图。
　　某些物质的或地理政治的环境容易滋生一种土匪活动的强有力的倾向。 比如那些长期贫穷或周期性地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那些传统的经济模式已 经崩溃的地方，当农事不再可为，其他生计也缺乏时，就会成为骚动漫衍的 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或是在国家、省、县的边缘地带，行政管辖形 同虚设，也会出现为了生存而直接反抗的洪流。最终，在四季往复的某个时 辰，当食物缺乏，又没有什么农事可为时，不法之徒便出现了。总之，土匪 可以由各种因素造成，但共同的特征是严酷的现实使人找不到别的主路。
换句话说，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
之途的强大动力。例如，四川有个土匪当了俘虏，他对审讯者说，如果他们 愿意剖开他的肚子，他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俘虏之 后，真的那样做了；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①就象土匪们常常供认 不讳的：“是死亡使他们逼上梁山，成为土匪的。”
除了环境的因素以外，行政官员的无能或欺诈起到主要的作用。事实上
两者往往是分不开的，昏庸的地方官员对土匪问题视若无睹以保护自己的官 职，难以动用法令的力量。那些土匪活动经久不息的地方，通常在一定程度 上涉及地方权贵，使得行政官员难以把他们对土匪的清剿计划（如果他们有 的话）付诸行动。土匪产生的条件，正是阻碍行政官员去镇压他们的绊脚石。 这样，在涉及土匪的地方，需要和机会总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传统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
随着 1916 年袁世凯的去世，中央控制衰落，军阀崛起。在后一个十年中，中 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深罹战患。经济保障骤然消失，使各地区已有的危机进一 步加深，并把苦难和危机扩展到那些过去尚能维持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准的地 区。在这种条件下，土匪的大量出现实在不可避免，许多省份或省里的部分 地区以前没有或很少有土匪，现在竟也成为前所未闻的“土匪王国”。
土匪活动的场所
　　任何缺乏维持生活必需的物资供应的地区，都可能产生土匪活动。在那 些资源匮乏，消费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地方，土匪洁动也成为社会现实中 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一马平川的广阔平原，洪水时常易于泛滥，结果引起 饥荒，它是那种土匪活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典型区域。华北平原，特 别是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淮北地区，被一位地理学家这样描绘：“在一片巨大
　　
的冲积平原上，黄河象一条巨大的狗尾前后扫荡。”②低洼的淮北地区土地 肥沃，过去人口稠密，但是生态系统很不稳定，常常遭受洪水和旱灾的侵袭。 它向土匪和官方的军队提供平坦的过道，使这个地区成为土匪活动、叛乱和 其他军队行动的必争之地。③平原环境使马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秋天，骑 着马的匪帮可以迅速地行动，经过夏天的阵雨，地面已逐渐变得坚实，一旦 洪水退去，河床也很容易涉水而过。在这些地方，称呼土匪活动所使用的词 语往往反映出马的作用。比如，从明朝中期到 19 世纪晚期，那些骑马驰骋于 大路上的强盗被称为“响马”，他们自由地来往于首府直隶和山东的大部分 地区。在满洲没有道路的平原上，那些不法之徒都被不加区别地称作“马贼”，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骑马。据说他们身手不凡，能够长距离骑马而下感到疲倦， 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他们还可以在马上用两手准确射击，而不失去对僵 绳的控制，既不需要马鞍，也不需要马蹬。虽然经济因素并非缺乏，但是那 些困难的或孤立的环境，也可以提供非法活动的条件，诸如山区或林区，边 疆地区，洪水容易泛滥的河口湾和新开发的地区。在那些可耕地短缺的地方， 土匪活动也常常成为农民的基本副业（他们以农匪而著称）。确实，土匪活 动可以成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论是当积极的土匪，还是当 买卖赃物者（有时愿意，有时不愿意），或是通风报信者，甚至是仆人。例 如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土匪人口据说“很多，多得难以计数??甚至有些 家庭具有土匪的血统??因此，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土匪。整个村庆都知道这 么回事，但没有人去议论它”。④在土匪活动地区，“法规”多被忽视，这 些地方的行政官员的立场似乎已被一笔勾销，除非新上任的部分官员或军队 首领偶尔良心发现。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常常就是以前的土匪，招募这些人是 为了节省清剿的费用；他们和地方官员以及少数留下来的乡绅代表一起，满 足于在敌对的环境下生存，并且让他们生活下去。
很多与世隔绝的家庭终其一生都碰不到一个官员，⑤而土匪则往往来填
补这个空缺。 这些与世隔绝的村社极端保守，组织严密，对外人来说绝对费解，它们
往往赢得“土匪村”的名声，人们尽可能避开那些地方，万不得已才去敷衍。
对于行人来说，这里一切都很正常：大人在田野耕作，小孩做帮手或者做游 戏。不过只要一出现陌生人，信号就会立即发出，在行人还设走到村落之前， 整个村社早就在等待着他了。为了避免被抢夺一空，行人必须支付高额的“保 护费”，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村民的管辖区里一般是安全的，另外支付一 笔钱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护送者到下一个村子去，那里有同样的程序需要重复 一遍。⑥穿过山区或环山而过的商业路线是这些村子的又一个重要的收入来 源。很多村子结伙成帮，以增加实力，从而发展成为抢劫的职业团伙，定期 下山抢掠那些更易于攻击的平原村庄。在广西高山上建造的房屋当地称之为 “匪窟”，因为那里的居民并不生产许多粮食，他们也不依靠烧炭或种植茶 叶来维持生计，他们是通过抢劫来获取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样，云南盂连乡 的世世代代在他们落户成为职业土匪之前都是派往那个地区平定叛乱的士兵 的后代，他们建立的两个村寨以“盗贼”、“土匪”而知名。参阅厄恩斯特·菲 谢尔《中国的绑架》（伦敦，1930 年）61 页和 J·F·罗克《中国西南的古 代纳西王国》第 2 卷（剑桥，1947 年）419 页。
　　于是，对于中国的“下层社会”来说，山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 陕西服役的土匪常说“归回北山”，结果“北归”不仅成为土匪活动的代称，
　　
而且也是涉及土匪出身的军阀的一个标准用词。⑦荒凉的山区形成了一个与 秩序良好的平原隔离开来的世界，这是以同样的方式强调它们与清平世界的 隔膜，土匪的藏身之处以及秘密会社的总部常常被称为“山堂”。⑧然而， 边界地区正是中国土匪活动绵延不绝的传统所在地。由于那些地方的政府管 辖能力要比中心地区弱得多，这类土匪活动也无法摆脱与一些同农耕不相干 的行业的联系，如走私、种植和贩运鸦片。在那些三个或者更多的省或县文 汇的地方，问题特别多；因为政府官员常常觉得，当那些惹事生非者离开了 明确由他们管辖的地区时，他们的责任也就结束了。因此，当土匪受到威胁 时，只要溜过那些交界地区便可以躲避追捕和惩罚；当中央政府命令一个省 的军队进入另一个省剿匪时，两个省的官员都拒绝付钱给他们。⑨交界地区 自古以来便以“三不管”闻名，它为逃亡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也为土匪 提供了长期活动的地盘，同时还经常令人痛苦地提醒政府，它的权威是有限 的。如果那些地区拥有群山或森林，或是兼而有之，那么，这种情况更是常 见，非法活动的范围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⑩省里的政府官员经常利用这些 条件，建立以“招安”的匪兵组成的“边界防卫”支队，主要的目的是把麻 烦转嫁给邻省。
　　边界地带的主要特征是不安全，它往往造就组织严密的团体，形成近亲 相交、因循守旧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具有流动性，比起其他人来更不顺从 于“劳动的专制”。任何对于他们的行动自由的威胁都会招致强烈的反响， 对当局的不情任则不断加深。在那些地方，很难激起人们对土匪的反感，因 为在每个村子里，至少都有土匪活动的倾向。边界地带永远是可以公开发泄 不满的中心，也是许多农民起义的诞生地，包括太平天国，还有 1928 年到
1945 年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大约 20 个农村苏维埃根据地。（11）
　　土匪活动在国界线上也很活跃，有时候还能煽动一个政府为了自己的利 益去反对另一个政府，但这一般是移民的压力和居民的冲突的结果。例如， 沿着蒙古边境的土匪活动在中国移民的边缘地区爆发，那里的蒙古人失去了 自己的牧场或没有足够的牧场。蒙古土匪定期巡逻在内蒙古的边境线上，他 们的目标通常就是并不难对付的中国人社区。中国土匪往往从陕西和山西逃 入蒙古边境躲避追捕，他们为 1916 年的蒙古独立运动提供了兵源。（12） 满洲南部的森林正是中、苏、朝三国的交界地，它是另一个匪区，那里 有一个典型的匪帮，包括三个国家的百姓，甚至偶然还有日本人。（13）19 世纪以来，俄日争夺朝鲜主权又为此增加了新的内容，许多匪帮公开受到两 大强权的地方代言人的操纵。（14）中国和越南的边界线上同样是土匪长期 出没的地带，那些匪帮经常发觉自己作为两个当局中的这个或那个的代理人
而打仗。（15） 土匪同样深深卷入移民的过程。例如在满洲，“开拓者们常常轮流当地
主，流浪汉和歹徒??满洲土匪建立的村庄，可能比世界上任何歹徒建立的 都要多，尽管无法律的状况对正常的定居和开拓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前卫。”
（16）
　　最后，沿海地区、内地水路、湖泊和港湾，任何河流汇聚或分叉的区域 所形成的沼泽都为土匪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巢穴，统治当局将他们划入“水 寇”、“海盗”之列。靠抢劫生活通常要比靠捕鱼或在易患水灾的田地或盐 碱地上耕作糊口更容易，在那里这同样是诱人的。
对大多数生活在灾难边缘的农民而言，气候的变异是火上浇油，尤其在

华北。雨量反复无常，不仅年年不同，而且有时还会集中在一小块地区，造 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县洪水成灾，而邻县却干旱缺水。无论是洪水还是 干旱，其最终结局不外是饥馑，这意味着中国大多数村民不是四出逃难就是 坐以待毙，或者最后成为土匪。正如一句老话所说，“与其饿死，不如造反。” 白朗起义便是明证。
　　到了清朝末年，人口剧增，加上广泛忽视农村问题，导致了华北大部分 地区的“土匪化”。（17）1911 年 3 月河南东南部的当地新闻记者报道说， 由于严重的水灾致使抢劫增加。（18）那年夏天，河南西部数县遭受突然的 冰雹袭击，毁坏了田野里收获在望的庄稼。成千上万饥饿的农民听说官府拒 绝免收捐税，地主拒绝缓交地租的请求，遂啸聚山林抗租抗捐。（19）1912 年底，寒冷的冬季和接踵而至的水灾使春播无望，土匪活动遂在河南蜂拥而 起，甚至在黄河北岸通常较为安宁的区域也出现了土匪。难民们沿着铁路线 移居南方种植双季稻的地区，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又是一个无情的严冬。
（20）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天灾人祸，白朗的那部分人马眨眼的功夫便从混杂 的“笨炮队”发展成约有 3000 人的受人欢迎的队伍。（21）
　　1913 年春季，白朗的队伍由于另一场冬荒而招募了更多的人马。河南西 南部滴雨不下长达 6 个月，通向安徽省的东南方向的道路上挤满了难民，沿 路尽是憔悴的尸首，传染疾病流行起来。到了 6 月，仍然没有适当的雨量， 地里的庄稼无不枯萎。自从 1877 年大灾荒以来，百姓第一次开始吞食死人 肉，瘟疫日益猖獗。（22）而此时的土匪抢劫已成家常便饭，比比皆是。这 场灾荒持续了整个夏天，白朗的数千之众成为从 60 年前的捻军和太平军以来 当地最具声势的叛乱人马。（23）
即使在平常的丰收之年，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强烈地影响着土匪的活动方
式，因为农耕周期常常留下一段农闲期，这对掠夺活动很自然是一种刺激。 例如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能够生长的谷物主要依靠大面积的播种，而不是依 赖农民的精耕细作。而在华南地区，每公顷的土地每年需要 90 多天的人工耕 作，在华北却只需要 30 多天，而且其生长期总体上也要短得多。（24）农活 一般集中在 8 月底到 10 月的秋季，还有 2 月底到 3 月间的早春季节，以及 5 月到 6 月底的夏季。这就留下了相当的空闲时间，特别是长达 4 个月的冬季 几乎无农活可干；4 月和 7 月是转换时节，紧接着分别是收割小麦和高粱。 所有这些时期都是土匪活动显著增加的季节，这绝非巧合。由于在其余 时间内，“劳动的专制”是农业周期的结果，它阻碍农民长时间地抛弃农活。 在农闲期间，被迫的闲散暂时缓和了这种专制，对于男人来说，干上几个月 的土匪是个普遍的手段。虽然厌倦感毫无疑问地在人们决定“上梁山”的过 程中起了作用，但是危险常常使经济需要成为决定性因素。（25）有一个例 子可以说明问题，1932 年底一股匪帮在满洲捕获一名年轻的英国妇女，她看 到当土匪外出时，农活由他们的老婆来照顾。（26）这类土匪最显而易见的 候选人是无地的劳工，他们用完秋天的工钱后便不名一文，但是即使是那些 相对贫困、自己拥有土地的人们，土匪活动也成为一种就业不充分普遍的补 救手段，为的是让“青黄相接”，也就是说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从一次收获过
渡到下一次收获，这是华北大部分地区所塑造的性格。 我们有可能对土匪活动季节性的起伏进行描述，它们往往起于春季，这
里可以再把华北平原作为例子来进行剖析。每年 4 月，大多数人已经吃完了 上一年的存粮，许多人不得不沦为土匪以免挨饿——但这仅属暂时之举，因

为 5 月是收割麦子和播种大豆的季节，所有的人手都必须用在农田里。当这 些劳动结束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例如临城劫车案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发 生的）。仲夏时节，高粱的“青纱帐”长得一望无际，上个季节小心埋藏的 武器又从地下取出擦净。如果可能的话，马匹聚拢起来，探子四出寻找袭击 的目标。最后，各种活动计划便应运而生。
　　高粱在华北极为普及，因为它抗涝抗旱，它不但提供口粮而且能充当燃 料，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它与土匪活动紧密相关，“高粱请来土匪； 土匪请来高粱”，这句著名的悲叹在有钱有势的人当中广为流传。（27）高 粱吸引土匪的时间约从 6 月底到 8 月中旬（在满洲则要到 9 月），当高粱长 到高达 10 英尺或更高时，覆盖在平原上便宛如广袤的绿色森林。它的高度足 以隐藏在马背上的骑手；
　　它的密度足以掩蔽甚至几步以外发生的事情。必要时匪帮们能够在乡镇 之间开辟的小道上迅速转移；当受到袭击时，路边密集的高粱叶可以提供隐 匿藏身之处。于是高粱自然成为土匪向市镇和富乡，以及迷路的行人发起袭 击的天然屏障，土匪也因“显著幽灵、
　　隐若恶魔”的能力而闻名。当高粱被割倒后，土匪通常再次消失，他们 重又回到原来的农村去了。在收获前最后的几个星期内，没有人在外面冒险， 除非有人保护或者装备精良。（28）
到了初秋，土匪活动再次减少到最低限度，大多数土匪忙于回去收割庄
稼，他们预先坐地分赃、掩埋武器，以待来年复出。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农 事繁忙，因为高粱一旦收割完毕就得翻地，为 9 月播种小麦作准备，同时又 得收获大豆。夜晚变得越来越短，村里忙忙碌碌，大多数人都有工作，绝少 饥馑之虞。因此在 10 月底之前，土匪活动便平息了。
然而，从 11 月到第二年的 2 月间，男人们几乎无事可做。夜晚变得越来
越冷，越来越长。地里没有农活，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村里忙碌，外出的 机会增加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钱，既是为了交地租 又是为了在传统的新年结清债务。（29）对对于平原的土匪战略来说，高粱 是如此的至关重要，以致日本关东军在 1931 年 9 月开始进驻满洲时，下令烧 毁南满铁路两侧 1000 英尺范围之内的庄稼，并且永远禁止耕作。这些地方都 是主要的经济生命线。（参阅金丸精哉《满洲的马贼与匪贼》103 页，伯特 兰《中国的危机》227 页，博切尔《中国人、日本人和匪徒》74 页，蜇宁《“麦 秋”和“大秋”》，约翰森《海盗船：与满洲土匪共处五个月》208、218 页， 内山雅生《民国初期的民众运动》214 页）。
　　此，要么是出于厌倦，要么是由于无力还债，要么是想从那些付得起钱 的人那里得到大量赃物，男人们又开始看到抢劫是一条合乎逻辑的出路。于 是土匪活动又一次大量出现，尤其在 12 月和 1 月间，华北平原的乡村居民彼 此告诫：“农历 6 月和 12 月千万不要出门”。（30）到了 3 月，又该耕地播 种一茬新的高粱。武器又被收藏或埋入地下，土匪活动又一次季节性地降到 低潮。
土匪活动和军阀主义
这种季节性的周而复始的土匪活动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好几个世纪，但是
20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地区性的土匪活动是一个新现象。
　　民国之前，由于 19 世纪末期社会经济江河日下，中国许多地区的土匪已 经开始大量增加，但是民国时期绵延不断的战火、权力之争和经济混乱，导
　　
致土匪活动发展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
　　袁世凯在 1912 年窃据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通过一系列及时的军事调动 和政治清洗，他对全中国的控制得到巩固。1916 年袁世凯突然去世以后，中 央的控制让位于几个彼此敌对的军阀的不稳定的统治，他们以中央政府的名 义行使对大小不同地区的控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他们的政治前途更 多地依赖于自己的军事联盟，而不是依赖于政府，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人能够 击败所有的敌手，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联盟能够长期维持。他们不断制 止形成统一的中国，对于保存地区势力来说，稳定中央政府已是次要的了。 军阀以损害中央政府的代价控制着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缺乏实力来 确定自己的控制。因此，军阀在很多方面与“土匪头子”有共同之处，土匪 头子在军阀领地的边远角落里活动，也是得到不情愿的保护人的默许的。他 们都是依靠从或多或少不情愿的平民身上榨取生活资料来生存的，其形式包 括捐税、军事征用，强行勒索，对农民来说，榨取的形式“合法”与否很少 有区别。然而，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那些在官场中垄断合法身份的人给各自 的位置冠以合适的头衔：“将军”、“司令”等等；在官场外的人则被人忘 却，于是成了土匪。民国的特征是持续不断地争夺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哪一 级权力即将丧失推行它的统治的能力，总是存在另一个势力准备并且愿意取 代它。虽然被确认为是军阀的土匪头目的数量远比通常想象的要少，但是他
们与少数“小“军阀之间的互换却是：

表 2-1 中华民国初期（ 1912 — 1930 ）战争分布状况
受战争影响 士兵人数 受战争影响 士兵人数 年份 年份 的省份 （万） 的省份 （万） 1912 1 64.9 1921 7 105.0 1913 6 57.2 1922 10 106.0 1914 — 45.7 1923 6 119.0 1915 — 52.0 1924 8 133.0 1916 9 70.0 1925 13 147.0 1917 5 69.0 1926 15 158.0 1918 9 85.0 1927 14 170.0 1919 2 91.4 1928 16 183.0 1920 7 90.0 1929 14 — 1930 10 —
资料来源：“受影响的省份”取自张有义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卷（北京， 1957
年） 60 ）页；“士兵人数”取自欧内斯特·扬的《袁世凯总统：中华民国初期的自由主义 和专政》（ AnnArbor ， mich ， 1977 年） 164 页。
注：士兵人数是估计数字。

相当经常的。
　　军阀主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战争。1911 年和 1928 年之间，总数超过 1300 个敌对的军事集团进行了约 140 场战争，使中国大部分地区战乱不断。（31）
（见表 2-1）值得注意的是，土匪最多的省份，诸如山东、河南、四川、皖 北、鄂北和广东，也是支持在几个敌对的军阀之间搞一种新的封建主义的权 力平衡的省份。（32）

　　在许多省份，战争往往集中在铁路沿线。对铁路的控制受到谨慎的提防， 不仅因为它决定战争的成败，而且因为商业运输提供有用的税收来源。不能 依靠铁路线活动的部队便在农村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无不鸡犬不宁。在行进 中的和靠土地供养的军队，可以夺取猪、家禽、蔬菜和水果来食用，可以征 集牲口和壮丁运送给养。失去了牲畜，农田就失去了肥料，特别是猪粪。为 了维持以前的肥力水平，种植面积减少，大量减产在所难免。在牲口和壮丁 被征用的地方，给土地施肥、播种、灌溉、除草，以及收获的能力削弱了。 于是，收成减少、耕地面积的下降使很多农民开始只生产家庭消费的用粮。 这对那些以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的地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3）
　　对军阀来说，进行战争需要大批军队，不断的战争，造成经济萧条、社 会混乱，而基本的军事组成部分是常备的贮存。实际上，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一方面指望相对稳定的衣食供应，得到军饷的可能性，偶尔的战利品，使得 从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洋大量吸收农村劳力，进一步恶化了 生活条件，导致更多人入伍。
因此，这种恶性循环越演越烈。 军阀主义的另一些特征也促使农业衰落，导致土匪活动的增多，即使没
有战争时也是如此。在例行的捐税之外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迫使农民在种植 粮食作物的土地上种植更有利可图的鸦片，任意阻断交通也是标准的做法， 例如扣留铁路机车或汽车。由于害怕消耗宝贵的财政资源，救灾工作普遍无 法进行，1928 年至 1929 年的重大灾害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直接受到美国 红十字会的谴责。（34）
因此，对中国来说，军阀统治是一种自身无限延续的悲剧。它破坏经济，
使许多农民沦于难以忍受的贫困，甚至死亡，它把军人推上国家政治舞台的 中心，于是一成不变的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来自上层的暴力煽动 着来自下层的暴力。当军阀以牺牲成千上万的青年农民的生命来维护自己的 权力时，越来越多的穷人也作出了反应，他们组织或加入匪帮的防御性的秘 密社团。由于受到军人勒索和土匪骚扰的双重冲击，乡绅们也组成地方民团 以保护自己；或者买通或恫吓其他地方匪帮和社团的首领使他们保持中立。 这种乡绅人物已成为军阀主义的基本因素，他们代表自己的保护人征收捐税 和镇压肇事者，往往雇用土匪为他们服务。结果，军阀主义导致中国所有阶 层的军事化，从最贫穷的乡村到全国的中心，每个阶层或集团都运用军事力 量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正是贫穷和军事化的密切关系造成了军阀主义 和土匪活动的紧密连接。
　　土匪活动到达这种地步并非是第一次，在政治混乱的任何时期，都可能 破坏农民生存的脆弱基础，比如改朝换代的前夜、遭到侵略或内战的时候， 于是使用直接行动求得生存的人数便日益增多。过去，随着政治稳定的恢复， 这种混乱通常可以消除。然而在 20 世纪，行政控制的衰弱由于外在的因素而 趋于复杂，诸如外国资本的侵入和中国日益卷入国际经济活动。批量生产的 洋货以最低价格进入农村地区，往往把中国的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使他们
依
　　赖于世界市场的波动。（35）同样重要的是，地主和占有土地的军阀为 了尽快获利，广泛引进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使中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者 成为纯粹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功能只是种植牟利的作物，以保证市场的繁荣。 当市场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这些农民就无以为生了。
　　
　　如此看来，不管是自给自足的非商业化生产，还是脆弱地依赖于现金交 易的商业化生产，都可以破坏农民原来的生活。一旦为了防止不满转变为直 接行动的传统机制不再发生作用，对于数百万人来说，土匪活动成为免遭饥 饿死的唯一出路。就象通常所说的：“与其饿死，不如去做土匪。”
　　中国在 20 世纪的经济转变，是以那些最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农民为代价 的，它使土匪活动在数量上和绝望程度上空前绝后。但是同时，指望结束土 匪活动的工作也开始了，最基本的诸如建设必要的公路和铁路，以保证经济 作物迅速运往销售中心。这样不仅消除了土匪收入的最有吸引力的资源之一
——缓慢的陆路和水路货运，而且使运送剿匪武装更快更容易。因此，土匪 活动达到顶峰的同时其丧钟已经敲响。不过由于某些政治因素，延误了这些 经挤变化的作用。
　　土匪活动是躲避饥荒的唯一的生存之路，它的吸引力的增加是因为车阀 和地方保安部队越来越多地从土匪中招募兵员。交通的改善可能开始了消除 某些最适合土匪活动的物质条件的缓慢过程。但是新的战争的可能性又为土 匪作为国家的奴仆或代表参与战争开辟了道路。土匪活动不但没有消失，而 且成为通向权力和扩大影响的惯常的途径。
　　对许多加入军阀队伍的农民来说，一旦尝到军事生活的激动人心的滋味 之后，再回老家务农是不可思议的。看到军事行动的力量以后，那些回到家 乡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遣散的士兵都会再一次把目光盯住军队。其中很多 人都发现实现他们野心的最迅速的方法就是采取传统的土匪活动的打了就跑 的策略。这就是兵匪，他们所组成的成千或上万之众的队伍可以在几天之内 横跨一个省。30 年代的时事评论员哀叹，这种“匪徒的盛行”（36）使中国 陷于不是“匪国”，而是“兵匪国”的困境。（37）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兵匪活动取代了土匪的传统核式，他们破坏了土匪
地方防卫的可能性，把过去土匪的有节制的梦想变为残酷的军事行动甚至政 治野心。然而，从根本上说，兵匪活动是适应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 虽然它与以前的模式有着明显差异，但是其参与者的社会出身和基本动机， 以及他们的战术方法和多数匪帮的内部特征，都显示出它是旧时代土匪活动 的发展，而不是替代。
同时，那些造就兵匪的条件同样把中国的革命推向终绪，土匪们发现自
己被所有的斗争各方的策略所吸收。传统的土匪活动是现代游击战的原型， 但是它的基本的农民特征也造成了弱点：地方主义、短期行为和人员不稳定， 这是所有农民起义的典型欠缺。一个富有魅力的首领利用迷信唤醒的原始冲 动；一个野心勃勃的地方权贵提供的军事声望和经济保障；革命者利用思想 教育创造的组织凝聚力和给予的政治指导，都可以轻易地动员起土匪的力 量。然而从长远来看，土匪毕竟还是农民，那些设法利用他们的人常常会发 觉，这样做要比他们原来指望的更为艰难。
全国土匪活动综观
　　当代学者何西亚曾强调，对于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的程度和分布的可靠判 断是十分因难的。土匪不象士兵那样驻扎在固定的地方，他们总是到处流窜； 去会见一支军队的首领以获得信息要比会见一个土匪首领更为容易。土匪的 生活方式进一步阻碍了调查者，他们一会儿是歹徒，一会儿又是农民；他们 投入正规军的“反正”只是为了再一次开小差；他们时聚时散以躲避清剿。 因此，对于土匪的任何统计都不存在长远的价值，即使是何西亚本人的研究，
　　
也应当被当作一个大致的总结。他罗列了他所能够调查的 10 多个省的大约
113500 个土匪（许多省份因为环境险恶或军阀混战而难以进入），（38）由 于数字只涉及长期性的匪帮，而忽略了我前面所提到的季节性的土匪，其总 数是估计不足的。我自己的粗略计算是以多种当代的信息资源为基础的，见
表 2-2。 东三省的奉天（后改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一起被称作满洲，它们吹
嘘一套军事化的护村队的综合制度。被当局称为“马贼”或

表 2-2 20 年代备省匪帮的人数和规模

省 份 匪帮数 土匪总 数

最大匪帮 的规模

资料来源和估计日期 备 注

吉 林 24 7900 1000 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 究》（ 1924 ）
17 4290 600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的透 视》（ 1924 ）
37 21355 3500 长野朗《支那兵、土匪、红枪 会》（ 1926 ）

只是主要匪帮





剿匪使命评述

48 24270 - 同上长野朗条 代表整个满洲 内蒙古 14 10700 2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山 西 24 19500 2000 同上朱新繁条 只是某些边界匪帮 30 24800 3000 同上长野朗条（ 1923 ） 只是边界地区 山 东 47 18400 1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只是著名的匪帮 47 25760 3000 同上朱新繁条 54 39170 5000 同上长野朗条（ 1924 ） 河 南 52 51100 6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省 份 匪帮数 土匪总数 最大匪帮 的规模

资料来源和估计日期 备 注

40 21850 3000 同上朱新繁条 “只有总数的四 分之一”
42 25280 3000 同上长野朗亲 （ 1923 —
1924 ）
安 徽 8 6500 3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只有 北部县城
13 4310 1200 同上朱新繁条只有北部县城 15 8060 5000 同上长野朗条 （ 1923 —
1924 ）
湖 北 5 4500 2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江 苏 15 4080 8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只有徐州地区 湖 南 6 1300 3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只有西部地区 四 川 8 4300 10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18 55200 10000 同上朱新繁条 只是东南部县城 26 77350 10000 同上长野朗条（ 1923 ） 只是东南部县城
的主要匪帮
广 东 6 2000 800 同上何西亚条（ 1924 ） 不包括海盗 85 102340 10000 谷刚《中国南方海盗和土匪
调查》，《东亚经济研究》
（ 1926 ？）
54 4343 400 同上长野朗年（ 1926 ） — 26100 3600 同上长野朗条（ 1926 ） 只是主要匪帮 10 6700 1300 同上长野朗条（ 1926 ） 省治安处调查
注：“最大匪帮的规模”只是粗略的估计， 300 （ 3000 ）和 500 （ 5000 ）分别是指几百
或几千； 6000 — 7000 的范围是指更大的数字。
　　“红胡子”的土匪给这个地区带来一个混乱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并不准 确，至少在 20 年代末期以前是如此。出于“积极防御”一个主要是敌意的世 界的需要，满洲的土匪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的土匪活动”，在组织上有 别于适合中国本身特有的社会分裂和绝望的土匪活动。（39）
除了边界地区通常具有的暴力气氛以外，满洲还有与苏联和朝鲜交界的
国际边境线以及这个地区的自然特征，绵延的群山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 寒冷的气候使耕作缺乏吸引力，这都强烈地影响了真正的或是所谓的土匪活 动的程度。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有枪，既是为了免遭抢劫的自卫，又是为了在 必要的时候去当“土匪”。特别是在黑龙江的北部地区，土匪活动是生存的 主要手段。据说“那儿所有的村民都有土匪味”，尽管聚集在一起的队伍人 员混杂，几乎使“土匪”的标签毫无意义。总之，在私人手里大约有 200 多 万枪支。（40）
　　由于地方军阀张作霖开始扩展他的军事影响，从士兵手里流出大量武 器，汇集在种植鸦片的边远山谷，张作霖逐渐卷入长城以南的中国政局导致 地方的空虚，这也是满洲土匪活动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东三省中，首要 心脏地区奉天受到影响最少，吉林受到影响最大。和其他地方一样，满洲的
　　
土匪活动频繁侵入邻省，如热河（“匪徒的丛林”）、察哈尔和内蒙古边境 上的绥远。（41）
　　陕西省出现土匪活动的背景是极端的贫穷，用一个救灾官员的话来说， 它象一个“垂死的乞丐”。（42）陕西过去以“土匪产地”而闻名，早在 1911 年，其北部地区就成为“在荒野中迷失的强盗的老巢”。（43）军阀统治时 期，陕西成为各色暴徒的领地，从真正的农民起义者到军阀支持的土匪部队 和地主民团。互相敌对的武装派系的权力之争和长年的反政府暴乱，使许多 地方土匪头目自立为小军阀，期待有朝一日得到官方承认。陕西北部是以前 多次农民起义的诞生地，其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常常受到土匪的骚扰。民国 时期即使在富饶的渭河河谷，也长期存在大批有势力的匪帮。虽然很难获得 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陕西省在 20 年代中期的土匪人数无疑有好几万。陕西 与甘肃、宁夏、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和四川交界，因此也不断遭到外部 匪帮的入侵。（44）
　　陕西变成为“土匪世界”，大大影响它的西部邻省甘肃。几个世纪以来， 那里的穆斯林和汉族居民之间的故意产生了零星的土匪活动。周期性的灾荒 使情况更加严重。但是总的来说，甘肃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在 1925 年受到 军阀冯玉样的控制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掠夺行为。其后，为了冯王祥的军 事冒险，几次强征苛捐杂税，强迫种植罂粟，在一次严重的灾荒中征募大批 不情愿的年轻农民入伍，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广泛的土匪活动以及一 次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冯玉祥败军中逃出的残部和沿着过去东西走向的鸦 片之路活动的陕西匪帮大量涌入，声势浩大，到 1930 年，甘肃土匪已被国内 外的报刊绘常报道。（45）
军阀阎锡山控制下的山西，曾经被捧为中国的“模范省”，但是省界上
的土匪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多。即使对 1924 年山西土匪作保守的估计，人数 也超过 25000 人。（46）阎锡山在当地保持了十三年的统治地位，超然于国 内的战争，直到不再可能时为止。1924 年以后，军税开始增加，引发“红枪 会”护乡社团和劫掠的匪帮的广泛动员。从北部绥远、南部河南、西部陕西 流入的匪帮为非作歹，特别是在兵匪出现以后。阎锡山由于吸收了成千上万 的兵匪加入自己的部队，也给自己增添了麻烦。（47）
直隶省直到 1928 年还包括首都北京。其北部地区在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
发动反对吴佩孚的政变之前，几乎没有土匪。其后，敌对武装的权力之争把 直隶搞得昏天黑地。士兵在农村流窜抢劫，同时军税锐增，迫使许多老百姓 弃良从盗，聊以度日。许多人想创造机会，利用吸收匪帮加入正规军的日益 增长的趋势。如同陕西的情况一样，那些被吴佩孚遣散的大部分部队加速了 土匪化趋势的发展。直隶省南部要比北部穷得多，易于受到来自河南、山东 的匪徒的侵袭，长期以来以匪区闻名，而与满洲、热河接壤的北部各县，在
1920 年被张作霖打败之后开始衰落，许多过去的士兵带着武器逃进当地的山 区。
　　直隶土匪活动的猖撅，其决定因素是 1928 年国民党北伐军的到来，一场 严重的灾荒更是火上浇油。全省的土匪人数不久便剧增到 500 万，差不多是 总人口的 20％。（48）其后，特别是 1930 年国民党政府受到北方军阀联盟 的挑战之后，大的匪帮甚至在北部各县也相当常见。国民党迁都南京以后， 消除了尽力保证安全的需要，几年之中，据说直隶没有一处地方不受到土匪 的影响。（49）
　　
　　华北的土匪活动主要出没于黄河下游：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 和江苏西北部，特别是在四省的交汇之处（见地图 1）。这一地区素以挫败 精心策划的清剿计划而闻名，这至少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李自成利用军事地 方主义来保持他的起义队伍完整无损；捻军曾利用这儿的自然条件在 1865 年包围并杀死了赫赫有名的清军将领僧格林沁。（50）到了 20 世纪，当局不 断建议四省合作，但却徒劳无功。（51）随着临城劫车案的发生，新的“镇 压土匪法令”称这一地区为“剿匪区”。但是这一地区的传教士们仍然谴责 新组建的“四省清剿部队”与土匪有勾结。即使对明智的有良心的指挥官来 说，镇压土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土匪除了可以潜入他省之外，还可以在鲁 南的山区和淮河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沼泽地带，找到藏身之处。（52）
　　作为临城事件后外国压力的直接反应，1923 年 8 月 30 日通过了“镇压 土匪法令”，试图求解决聚集在省界边境的土匪问题，指令四省民政和军事 官员通力协作，对土匪进行严厉惩罚。剿匪部队和武器装备都由土匪流行的 各省当局委派和供应。如果土匪出现在一个省，但与另一省的驻军相近，另 一省就得派出军队，不得延误，如果如此要求的话。详细情况可以参阅长野 朗的《支那的土匪和军队》261—266 页；《东方杂志》1923 年 9 月 10 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内部事务记录》893/5344；《北华捷报》1923 年 9 月
29 日；《泰晤士报》1923 年 9 月 21 日。此外，附加条件“如果要求如此的 话”实际上是承认没有一项具体的剿匪计划可能成功，只要敌对的军阀继续 存在。
这些地方能为中国最出名的土匪提供庇护场所并非偶然，只消想想《水
浒传》中的梁山泊 108 条好汉就可以了。这些边界地区一贫如洗、有好战的 传统（“盗风”），在封建帝王时代基本上不被当局所重视。打道行劫早已 成为一种对付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基本手段。（53）
自古以来，山东就以“鲁国多盗”而恶名昭著。对那些试图遏止省内辛
亥革命的浪潮的人来说，土匪仍然是主要的难题；20 年代中期的土匪人数估 计在 2 万到 3 万之间。（54）总的来说，鲁南诸县（鲁国旧地）受到土匪的 影响最大，与邻近的贫穷的皖北相比，它们相对富裕一些，因此它们成为皖 北匪帮抢劫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土匪出身的军阀张宗昌从 1925 年起统治的三年中，山东匪患达到顶
点。张宗昌鼓励他的土匪亲信自封为地方统治者，并利用他们平息所有的反 抗活动，因此没过多久，甚至连穷人也不敢出门。1928 年北伐军路经此地，
1930 年北方军阀联盟的叛乱都加重了山东的负担。贫困的战争难民捡起撤退
士兵丢下的枪支，当起了土匪；大量逃兵扩充了这支队伍。到了 1930 年，山 东境年的土匪人数超过 20 万，5 年间增加了 10 倍。（55）
　　安徽的土匪活动类似直隶，最初局限在“向来不受管束”的贫穷的皖北 地区。从河南、山东流入的匪帮加上地方军队的派系斗争，逐渐使受到土匪 影响的区域扩展到比较富裕的南方诸县。到 20 年代末，由于地方派系的几次 冲突，以及国民党北伐军路经此地，土匪活动扩及全省；过去分散的地方匪 帮被大股行伍出身的新式匪帮所代替。（56）
　　江苏的情况与安徽相同。虽然东部沿海诸县除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之外一 般比较太平，但是西北部地区深深突入山东、安徽两省，长期以来是逃亡的 “客匪”的避难所。这里的居民也以粗犷的气质闻名，徐州地区受到东部较 为富裕的地区的诱惑，以土匪数目众多而在华北享有名声。同其他地方一样，
　　
全省“土匪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各路军阀的轮番统治以及 20 年代连绵不断的
内 战 。 和 安 徽 一 样 ， 江 苏 的 匪 区 逐 渐 向 南 扩 展 ，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410_0040_1.bmp}影响了已有麻烦但相对以地方化 亚文化为中心的中部和苏南水乡。苏南诸县的匪帮受到北伐军的激励，又被 军阀部队成千上万的逃兵所充实，不久便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侵袭上海、 南京和苏州的郊区。到了 1930 年，政府不得不承认江苏省已经是一触即发的 严重的匪患区。（57）
　　湖北西部受到北部、西部与河南、四川交界诸县的土匪活动的影响，那 里的匪帮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他们利用当地茂密的丛林山脉作为天然屏障以 躲避追踪。鄂南相对比较平静，尤其是重镇武汉地区。如同安徽和江苏，在 军阀混战和北伐军的冲击之下，湖北的匪区也逐渐扩展。到 20 年代末，甚至 汉口地区也有大股匪帮出没，其中许多土匪为当地百姓反对不可靠的驻军提 供保护。
　　湖北土匪活动扩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红军之间的斗 争所造成的破坏和贫穷。红军最初是在南部与湖南、江西交界的地区建立根 据地，1929 年以后又在河南、安徽交界的地区活动。区分一般的土匪活动和 “共匪”的活动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因为当局有意混淆两者的差异，而 且因为早期共产党的部队中有一些被过去的土匪所控制，甚至在扬起革命的 红旗时，他们继续抢劫和绑架。（58）
湖北的南邻湖南其土匪模式由它特有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其中部平原湖
泊星罗棋布，为群山所环抱。全省在 1911 年以后经历了南北军阀难以计数的 大小战争，尤其是通往湖北和北京的中部走廊；大量逃兵转向违法活动，不 仅使绑架成为家境较好的湖南人的日常危害，而且使该省土匪在中国享有残 暴的恶名。
维持，但是与四川、贵州接壤的湘西诸县几个世纪以来就以土匪猖獗而
声名狼藉，而且迄今未变。居住着当地各种少数民族的茂密丛林覆盖的山区， 隐匿着成千上万结帮的土匪，他们可能来自 3 个省中的任何一个匪区。
与广西交界的湖南南部边境给土匪活动提供了另一个场所。有时几万匪
帮联手一起越过省界，遇到紧急情况时便隐入丛林山脉。土匪集中的第三个 场所是湘北洞庭湖地区，当地的匪帮以“湖匪”著称，他们依靠抢劫来往于 湖港或沿湖乡镇的货运交通来谋生。最后，由于北伐军的路经此地，使土匪 活动从匪患区逐渐向较为太平的中心地区和湘东地区扩展，成为全省的祸 害。由于在 1929 年到 1930 年之间湘东南边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又增加 了一种复杂因素。（59）
位于湖南东部和安徽南部的江西和浙江省的土匪化趋势有时被归咎于
20 年代末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但是事实上辛亥革命所伴随的战乱导致了 江西土匪活动的剧增。由于靠近长江，土匪活动的流动性和残暴性逐渐增加， 主要发生在富裕的西南地区，这一地区极易遭受来自横跨湖南边界山林的土 匪的袭击；北伐军的到来和当地军阀的负隅抵抗都刺激了土匪活动。围绕着 中部平原的山区各县大多被声势浩大的职业匪帮所占据。这些匪帮及时地与 新到来的红军形成联盟，到 1930 年，红军和土匪控制了江西边界的大部分地
区。
　　浙江受到匪患的影响比大多数省份要小。在北伐以前，只有一些零星的 小偷小摸和绑架事件，发生在相当有限的区域之内：主要是东北角和跨越江
　　
苏边界的太湖南岸地区，长期以来那里就是海盗或“湖匪”出没的地方。虽 然由于共产党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运动的影响，匪区逐渐从边 缘地区突入内部，但是省内没有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省去了许多麻烦。（60） 江西东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差不多全是山区，它是华南传统的“匪 省”。福建的社会由民族的网络控制，那里的土匪活动往往起源于家族之间 的世仇，失势的一方被迫遁入山中。在频繁的敌对的军事冲突中，双方都利 用丰富的土匪亚文化；年长日久，那些没有被征招服役的土匪，迫不及待地 使用军队的番号，强征公路和水路的通行费，向外国和中国的木材公司出卖 “保护权”等等。他们还以与军队关系密切而闻名。那儿的匪帮一般较大， 很少有不足几百人的，而且装备精良，组织严密。20 年代末期，福建的“盗 风”甚嚣尘上，竟然洗劫县府和大村寨。据说北部边界已经成为庞大的“土 匪根据地”，闽西和江西交界的地区也以同样的方式迅速发展，那里红军曾 数次侵入。许多被土匪俘虏过的人都说，福建土匪的残暴和湖南土匪不相上 下，这或许是受到家族之间剧烈的争斗或失势的复仇者的欲望所唤起的激情 的影响；但是它无疑也受到许多缺乏纪律的军队与连绵不断的地方战争的影 响（有的省较迟参与这种地方战争，如东北诸省，那里的土匪便享有较为温
和的名声）。（61） 在水域中，海盗行为自然成为掠夺的主要模式，清朝初年以来，浙闽粤
海岸一直是海盗出没的区域。海盗帮抢劫渡船，到渔村强征捐税，其中许多
是由妇女领导的，他们不断地与中外炮艇交战，直到进入现代。（62）对海 盗来说，“120 世纪的模式”就是扮成乘客上船，等出了海以后再动手。向 富裕的乘客勒索赎金而不是抢劫，这差不多成为一种准则。对当地官员来说， 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乐得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坐收渔利。1937 年以前， 海盗在华南海岸一直甚为猖獗。英国船只损失最为惨重，总共有 20 名商业海 运官员死于非命。无数被绑架的中国人以后再无下落。（63）
据一位英国官员说，收拾海盗的困难在于商船和渔船在正常的贸易衰退
时，他们更多地卷入其中的事实??一只船参与了海盗活动，可能第二天自 己又成为受害者??廉耻在敌对港口的海盗中间似乎无人知晓。一些海盗团 体允许船主每月支付一笔钱，然后挂上一面旗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64） 虽然四川的叛乱名声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但是在 1911 年以前一直是中 国最平静的省份之一。其后，军阀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川南不时遭到云 南的入侵，使全省变成了战场，以致 1925 年，绥靖专员刘湘宣布：“我们四
川 146 个县没有一个县没有土匪。”战争期间，农民成为土匪（当地称作“帮
客”），土匪成为士兵（老二队伍），而士兵又重新成为土匪，四川与河南、 山东、福建并驾齐驰，成为匪患最严重的省份之一（1931 年估计土匪总数至 少有 150 万）。（65）据说从重庆到湖北边界的整个长江流域都在土匪的控 制之下，其中许多人与军队的关系密切，拥有新式步枪、机枪，甚至大炮。 结果，四川到了兵匪难分的地步。袭击江轮的事情很普遍，一些村民靠伏击 那些较少防备的、行驶缓慢的小船，或者强征通行费来贴补他们微薄的农田 收入，即使有些船开始悬挂外国旗以期保护，也不能幸免。这儿的共产党根 据地也逐渐扩散，对于存在的匪帮是一种刺激，他们建立起几个联盟。（66） 以老匪区著称的云南的情况，可以由 20 年代几个不幸落入土匪手中的传 教士来作证。（67）商人无法运货，盐务专员（一位欧洲人）无法走马上任， 外国人到处遭到绑架，工厂必须给土匪钱财才能继续开工。只有铁路沿线相

对来说不受土匪骚扰，如果用其他任何方式穿越多山的省份，“几乎是一场 军事行动”。在相邻的贵州，土匪曾一度占据省城贵阳，但是有关这个偏僻 多山的省份的详细情况很难获悉。云南和贵州的土匪活动，由于苗家少数民 族的匪帮而带上政治色彩。（68）
　　最后是两个最南边的省份广东和广西，它们与越南和香港相邻。就象俗 话所说的：“广东的海盗、广西的土匪”，两省都以产生不法之徒而闻名久 远，部分是由于国际的政治因素，部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化。广西的土匪 活动如同福建，它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尤为突出：著名的土匪头目可以公开在 城镇昂首阔步，在士兵的众目睽睽之下，谈论土匪的生活，士兵把他们视作 同类，丝毫不想拘捕他。
　　们。到了 20 年代末，大部分土匪都来自以前的士兵，他们被长期的派系 斗争所造就，又被抛入困境。很多人带着枪支开小差上山当土匪，直到形势 有所缓和时才试图“反正”。
　　广东的土匪活动随着 1911 年战争行动的终结而直线上升，后来，被招来 与国民党共同作战的“民军”中有许多人重新或被迫参加土匪活动。孙中山 临时政府在广州设立的几年中，和周围的军阀发生持久的战争，失败的部队 便进了山，土匪数字又一次扶摇直上。一些匪帮规模庞大，组织有序，获取 情报、拦截火车，成为一种长期的危害。富裕地方的权贵往往出钱资助一支 土匪，在匪帮的保护下他们可以自立为地方的统治者，长期的战争甚至使那 些富人感到与土匪在一起要比与正规军在一起更安全，正规军的凶恶是很有 名的。
1927 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共产党开始独立活动，原先集中在广州附近的
中心地区的土匪开始向东、西、北方向扩散。然而，和其他省的情况一样， 最初很难分辨土匪活动和共产党袭击之间的区别。1926 年，一份官方的报告 估计广东的土匪已达 10 万（尽管何西亚强调那里很少有大股的匪帮），报告 中抱怨说，官员的无所作为导致许多地区成为“十足的土匪世界”。（69） 总之，20 世纪的 20 和 30 年代，土匪活动的传统方式，带有经济的动机 并随四季变化而消长——被军阀统治下的无情的军事化和伴随而来的破坏所 掩盖。综观全国的情况，可以揭示一些重要的模式。首先，在土匪活动急剧 发展的背后，是战争的频繁和士兵数目的大幅度增加。缺乏军饷而开小差， 战败而遭遣散，胜利而胡作非为，士兵有时带着武器加入匪帮，有时组成自 己独立的军队，有时仅仅因为经济环境不稳定无法回去当农民而只好去当土 匪。北伐尽管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但也加快了经济的崩溃，北伐所到之处留
下的政治真空，又使土匪活动戏剧性的增加。 其次，军事化过程摧毁了传统的文职和军职之间的区别，使许多官员成
为军事霸主的驯服工具。镇压土匪常常是野心勃勃的地方官员的一个微妙任 务，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这项任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匪穿上正规军的服装而 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第三，经济破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加剧，当农民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而 拼命挣扎时，出现了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矛盾的双重趋势。不管当地情况由 哪种模式支配，最终的结局通常都是落草为寇，因为在这两种趋势的背后是 农民的命运空前脆弱的事实。
　　最后，或许这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土匪 活动从传统上难以管理的边界地区向内部发展，到达向来太平的中心地区。
　　
从贫穷地区的匪帮转而掠夺较为富裕的邻近地区，然后扩展到全省甚至全 国。中国许多地区的传统的“土匪王国”就以这种方式散布和熔合，创造了 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匪世界”。传统上只有在边缘地区生活才会产生的不安 全感，逐渐侵入以前秩序良好的核心地区，随之产生了以暴力解决问题的趋 势，主要就是土匪活动。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的发展不仅反映军阀战争对日常 经济生活的冲击，而且标志边缘地区基本上以暴力支持权力的政治价值观已 经成为整个中国的价值观。与暴力制度紧密联系的土匪活动，把一个孤立的 治安问题变成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中心问题。

注释：
①卢西恩·比昂考《农民与革命》，《农民研究杂志》1975 年 4 月：罗伯特·卡普《民国时期 的四川军阀和中央权力》，耶鲁大学 1970 年的博士论文 300 页；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 海，1936 年）166 页；《陕县志》1/186。②西奥多·沙巴德《中国不断变化的疆界》（纽约，
1972 年）104 页。③佩里《华北的叛乱和革命》（1980 年）。
④利奥波德《盖恩《论土匪》，Belationsdechine1909 年 10 月。⑤吴世勋《河南》（上海，1936 年）118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南京，1934 年）107、113 页。
⑥后藤朝太郎《支那土匪和士兵的一些基本事实》53、55、56 页；《青龙刀》（东京，1928 年）。
⑦马克·塞尔登《通向革命中国的延安之路》（剑桥，1971 年）32 页；李肖庭《樊钟秀传记》，
《中原文献》1969 年 7 月。
⑧参阅切斯尼奥克斯《19 和 20 世纪的中国秘密社团》（伦敦，1971 年）66 页。⑨拉尔夫·鲍 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1895—1912》（普林斯顿，1955 年）111 页。
⑩参阅长野朗《支那兵、土匪、红枪会》（东京，1938 年）198 页；詹姆斯·帕森斯《晚明的 农民起义》（Tucson，1970 年）123、244 页。
（11）切斯尼奥克斯《水浒传的现代关联》18 页；《顺天时报》1913 年 1 月 16 日和 12 月 7 日；
《民立报》1913 年 5 月 26 日。
（12）欧文·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策源地》（纽约，1932 年）230 页：《蒙古旅行》（伦 敦，1941 年）28 页；加文·麦科马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3》（斯坦福，1977 年）119 页；许指严《民国十周纪事本末》（上海，1922 年）41 页。
（13）亚历山大·麦凯《落入中国匪窝：两个外国伐木工在福建遭绑架后幸存的故事》，《亚 洲》1927 年 3 月：马克·曼考尔和乔治·吉德若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1972 年）126 页； 哈维·霍华德《和中国土匪相处的十周》（纽约，1926 年）20、32、41、135 页；《现代史 资料》31 卷（东京，1960 年）587 页。
（14）渡边龙策《马贼》32—40 页；同（12）麦科马克条 17 页；《现代史资料》31 卷 583 页、
32 卷 580 页。
（15）埃拉·拉菲《谋反：刘永福和黑旗军》（1972 年），《太平天国的觉醒：广西地方起义 的几种模式，1850—1875》，《现代亚洲研究》1976 年 2 月；亨利·麦卡利维《在越南的黑 旗军》（纽约，1968 年）94、105-112、167—171 页。（16）同（12）拉铁摩尔条 67、229 页。
（17）野泽丰《辛亥革命》（东京，1972 年）47 页。
（18）《顺天时报》1911 年 5 月 29 日。
（19）《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5 页；王宗虞《试论白朗起义的性质》，《史学月刊》1964 年 12 月。
（20）《民立报》1912 年 6 月 23 日、5 月 28 日、6 月 22 日、7 月 11 日、7 月 13 日、7 月 28 日；《顺天时报》1912 年 4 月 20 日、9 月 18 日、10 月 20 日、10 月 24 日；《政府公报》1912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7 日、12 月 18 日。
（21）《东方杂志》1914 年 9 月 1 日；杜春和《白朗起义》（北京，1980 年）；《白朗起义调 查报告》83—85 页；来新夏《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史学月刊》1957 年 6 月；同（19）王宗虞条。
（22）同（21）来新夏条：《支那》1913 年 4 月 15 日、6 月 1 日；《北华捷报》1913 年 5 月 3 日；《顺天时报》1913 年 4 月 20 日；《民立报》1913 年 3 月 20 日、4 月 8、9、12 日，5
月 1、10、17 日；董克昌《白朗起义性质与作用的研究》，《学术论坛》1958 年 3 月。
（23）《正阳县志》111/476：詹姆斯·哈钦森《中国之手》（波士顿，1936 年）181、214 页； 坂野良吉《白朗起义的历史意义》《历史评论》1970 年 10 月；闲云《白狼始末记》，《近 代史资料》1956 年 7 月；《白狼之真相》，《庸言》1914 年 4 月；《顺天时报》1913 年 6
月 2 日；同（22）董克昌条，同（19）王宗虞条。（24）佩里《华北的叛乱和革命》23 页。
（25）悉尼·甘布尔《华北的村落：1933 年以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伯克利，1963 年）
109—111 页；《北华捷报》1915 年 11 月 13 日。
（26）廷考·波利《我的土匪主人》（伦敦，1935 年）140 页。
（27）金丸精哉《满洲的马贼和匪贼》，《满蒙》1933 年 1 月；《北华捷报》1917 年 8 月 11 日；田中正《满洲马贼及其组织》，《满蒙》1934 年 2 月，弗兰克·赫奇斯《土匪，中国一 个日益严重的威胁》，《现代史》1923 年 7 月。
（28）同⑥后藤朝太郎条 64—66 页：米田祐太郎《华北的生活习惯》，（东京，1941 年）114 页；盖恩《论土匪》。
（29）村松雄治《晚清和民国初期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东方和非洲研究公报》1966
年 10 月；陈富美《18 世纪中国地方对盗贼的控制》（1975 年）；《北华捷报》1915 年 11 月 13 日。
（30）蜇宁《“麦秋”和“大秋”：华北农民生活素描之二》。
（31）陈志让《义和团运动的本质特征》，《东方和非洲研究公报》1960 年 4 月；切斯尼奥克 斯《中国的农民起义 1840—1949》（伦敦，1973 年）78 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 吏》第 3 卷（上海，1930 年）；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卷 609 页、第 3 卷 2 页。
（32）尾崎秀实《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东京，1949 年）16 页。
（33）拉蒙·迈尔斯《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 1890—1949》（剑桥，1970 年）
276 页；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1920 年 5 月 25 日。
（34）桔朴《土匪》（天津，1923 年）65 页；来新夏《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几种方式》，《史 学月刊》1957 年 3 月；詹姆斯·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斯坦福，1966 年）24 页；坚瓠《兵与匪》，《东方杂志》1923 年 4 月 10 日；满铁调查科《支那的动乱和山东农 村》25、60—72 页；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起因》（伯克利，1978 年）32—37、
56—58、231 页。
（35）同（31）张有义条，同（34）谢里登条 29 页；伊罗生《草鞋：中国短篇小说，1918—1933》
（剑桥，1974 年）和 N.J.詹纳《现代中国小说》（牛津，1970 年）。（36）博斯特—史密 斯《陕西内战的场景》（天津，1916 年）；经庵《河南民歌中的匪灾与兵灾》，《民俗》1980
年 4 月 30 日。
（37）同（34）满铁调查科条。
（37）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77—101 页。
（38）同（12）拉铁摩尔条 225 页；有关“红胡子”的起源和这个绰号的原因可参阅（39）何 西亚条 14 页；（14）渡边龙策条 3—12 页；（27）田中正条 153—155 页；李时岳《辛亥革 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历史研究》1959 年 6 月；井上红梅《匪徒》（上海，
1923 年）135—138 页；⑧切斯尼奥克斯条 133 页。（40）久留岛秀三郎《与马贼的谈话》（东

京，1952 年）229 页；同（12）拉铁摩尔条 228 页；同（13）曼考尔和吉德考夫条 126 页。
（41）参阅⑩长野朗条 285—290 页；（12）拉铁摩尔条 187—197 页，（31）张有义条第 2 卷
649 页；（38）何西亚条 78—81 页。
（42）同⑦塞尔登条。
（43）基特《龙的过去：陕西革命和解放运动的故事》（伦敦，1913 年）227 页。（44）参阅
⑩长野朗条 241—244 页；（34）谢里登条 102—104 页。
（45）参阅⑩长野朗条 244—247 页：《武汉方面诸省的匪祸》18 页。
（46）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上海，1931 年）312—319 页。（47）同⑩长 野朗条 247—250 页；基林《军阀》109 页。
（48）《民国日报》1928 年 10 月 20 日。同（31）张有义条第 3 卷 902 页。
（49）同⑩长野朗条 250—256 页；（38）何西亚条 101 页；（46）朱新繁条 299—301 页。
（50）同⑩帕森斯条 45、47、87 页；S.Y.芬《捻军与游击战》（巴黎，1964 年）183 页。
（51）《顺天时报》1913 年 1 月 16 日、11 月 9 日，12 月 9 日，1914 年 2 月 14 日；《东方杂 志》1923 年 9 月 10 日。
（52）《北华捷报》1923 年 9 月 29 日；《东方杂志》1923 年 11 月 25 日。
（53）参阅⑩长野朗条 190—193 页；《北华捷报》1917 年 8 月 13 日；（24）佩里条 58—80 页。
（54）同（38）何西亚条 83 页；（31）张有义条第 2 卷 613 页；内山雅生《民国初期的民众运 动——山东省案例》（1978 年）第 212—219 页。
（55）参参⑩长野朗条 193—213 页；（38）何西亚条 83—88 页；孟惕《土匪之研究》。
（56）参阅⑩长野朗条 225—231 页；何西亚条 96—97 页；比昂考《中国的土匪、军人、税务 宫和公务员——安徽揭发省政府的腐败》（巴黎，1969 年）；《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性质》
338—340 页。
（57）参阅⑩长野朗条 231—236 页；（38）何西亚 94—96 页；同（46）朱新繁条 330 页。
（58）参阅⑩长野朗条 237—240 页；（38）何西亚条 100 页。
（59）参阅⑩长野朗条 235、268—271 页；（38）何西亚条 17、97 页；（34）麦克唐纳条 231 页。另参见：长野朗《中国农民运动观》（东京，1933 年）272 页；后藤朝太郎《青龙刀》
430—433 页、《土匪村行脚》（东京，1937 年）65—105 页：拉里《军阀士兵》16 页。
（60）参阅⑩长野朗条 271—274 页；（46）朱新繁条 334—338 页。
（61）同⑩长野朗条 275—276 页；（46）朱新繁条 337 页。
（62）同⑩长野朗条 291—295 页；（38）何西亚条 17 页，后藤朝太郎《青龙刀》416 页。另见 利利厄斯《我与中国海盗一起航行》（伦敦，1930 年）39、42 页。（63）A·布卢《中国沿 海的海盗》（1965 年）79—8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20 日。另见⑩长野朗条 291 页，
（62）利利厄斯条。
（64）《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20 日；另见⑩长野朗条 236 页。
（65）同（38）何西亚条 99 页；另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1936 年）159 页。（66） 同⑩长野朗条 257—265 页，（38）何西亚条 99—100 页；（62）后藤朝太郎条 74，414—416 页。
（67）参阅《中国数百万》。
（68）C.P.菲茨杰拉德《五星之塔》（伦敦，1941 年）80—81 页；同⑩长野朗条 266、268 页； 同（38）何西亚条 101 页；斯特拉·本森《秘密城》，《亚洲》1925 年 1 月。（69）同⑩长 野朗条 276—284 页；同（38）何西亚条 98 页；同（46）朱新繁条 322—329 页；邝笑庵《广 东匪祸之概观》，《国闻周报》1926 年 5 月 16 日；林宝航《广西游勇》《辛亥革命回忆录》
（北京，196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