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Ray Huang）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 cance》 法文版为《1587，Le Dé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此外，尚有德文 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 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 1976 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 不能盼 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 出版界，对商业性和 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 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 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 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 今后业务。学术界的 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 达观，可 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 们 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 的，都是专家， 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 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 学术的名目及型式，非常尊重。《万 历十五年》在各方面讲，都在 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 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思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 因为李 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 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 所以兹后于 1979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 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 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 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
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Updike）在著名 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 3 万册，也已售罄，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 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
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 16 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 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 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 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 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 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 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 现年 90 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 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 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赛，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 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 .Presumably ，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法文则称：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w passéàun nouvel examen dans l ’espoir d ’ytrouver des avertis-sements pour l ’avenir， mais ils peuvent en m ême tempsrecommander à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valeur.La Chi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àtirer desexpériences de l ’Orient Comme de l ’Occident.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 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 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义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 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 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 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 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今则能。有了这种 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 * *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 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 “大历史”
（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
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 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
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 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 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 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 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 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 白，很多误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
次论及。
　　　　　　　* * *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
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 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 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 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 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 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 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 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

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 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 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 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 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 1944 年 6 月 12 日重庆
《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 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 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构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 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 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 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 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 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作小工。 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 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 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 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 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 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 * *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 101 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 长也难过 99 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 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 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 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 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 展。我的书 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 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 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 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 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 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 1587 年，去鸦片战争尚有 253 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 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
（Ar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见 1840 年，其情形仍与 1587 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 作的《1619 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綎，中国方面的资料 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 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 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 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

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
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 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作 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 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 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 明朝未年，贯穿有清 268 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
到：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 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 1905 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
（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 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 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 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 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
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
（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 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
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窒羽注重群众运动对社 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 1980 年间也仍会和 1910 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 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昙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 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
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 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 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 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 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 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 talism）这一名词还是 19 世纪后期 的产物，而仅在 20 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 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 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他白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 销。而他在 18 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 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 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
　　
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 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 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 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 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 组织简单。13 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 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 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 The DutchRepublic，或 United Netherlands。 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 11 省）。但是这个国家
17 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 2/3。又供应联邦经费 3/4。尼德兰因抵 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 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 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 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 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
5 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
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 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 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上
国”，大于荷兰 5 倍至 6 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 18 世纪之前的欧 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 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 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 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 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 17 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
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壤，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 也有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 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 不过 400—600 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 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
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 1689 年的经
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 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 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 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 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 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

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 17 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 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同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 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 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逼，有时感情冲动。宗教 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 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 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 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 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 17 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 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 自己是赁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 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 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 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 意。17 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 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例。1689 年革命后， 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 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 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 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 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 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 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
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 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 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 1689 年革命 87 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
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 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 1862 年国会通过“自耕农屋地法案”
（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 160 英亩，等于明买
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 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 场（anti-trust）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 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 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 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 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他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 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他国家地处重 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 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部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 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 织则称“诸仲问”，批发商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
　　
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部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 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 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 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 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 * *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
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俾及（Respighi）的 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 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 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 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franchise） 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 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 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 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 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
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 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 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 保障人极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
在 19 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
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氏久的历史中， 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
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 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 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 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 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 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 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 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 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 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 * *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
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 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 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 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 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
　　
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 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 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 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 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 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
《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 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 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 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 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 36 年，于 1974 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 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 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 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 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 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 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 * *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 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
（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
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 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 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 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他说 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 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 的人种学说窥见之。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 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 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已经在 1982 年于上海出版的 李约瑟博士 80 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 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 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 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 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 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 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 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
　　
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 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 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 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 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 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 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 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 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 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 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 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 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 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 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 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 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附录二


　　（万历皇帝于 1590 年 2 月 5 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 卷 219 排印。）
　　上御毓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御榻 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致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天颜，叩头候起居。
　　上曰：“朕之疾已病矣。”时行等对曰：“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 但能加意调摄，自然勿药有喜，不必过虑。”上曰：“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 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隔胀满，近调理稍可。又为锥于仁奏本，肆口 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时行等奏：“圣躬关系最重， 无知小臣狂戆轻率，不足以动圣意。”上以雒于仁本手授申时行云：“先生 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时行方展疏，未及对。上遽云： “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 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 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 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 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 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 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 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时行等对曰：“此无知小臣，误 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曰：“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曰：“他 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 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曰：“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 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曰：“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疏 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曰：“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 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 舜之君。”复以其疏送御前。上复云：“如何设法处他？”时行等云：“此 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宥。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 任可也。”上首肯，天颜稍和：“因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 还知道些。安有是事？”时行对曰：“九重深邃，宫围秘密。臣等也不能详 知。何况疏远小臣。”上曰：“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 信口胡说。先年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亦然。因不 曾惩创，所以如此。”时行等曰：“人臣进言，虽出忠爱，然须从容和婉。 臣等常时惟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如此小臣， 臣等亦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上曰：“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 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 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 如何能一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肱，也要做个主张。” 时行等对曰：“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 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上曰：“不然。朕就是心， 先生每是股肱。心非股肱，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还要替 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诿！”时行等叩头谢曰：“皇上以腹心股肱，优
　　
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书之座右，朝夕服膺。” 语毕时行复进曰：“皇上近来进药否？”上曰：“朕日每进药二次。”时行 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曰：“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 时行等云：“皇上宜以保养圣躬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康豫 矣。”时行等又云：“臣等久不瞻睹天颜。今日幸蒙宣召，刍荛之见，敢不 一一倾吐？近来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 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 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时行等又云：“册立东宫，系 宗社大计，望皇上早定。”上曰：“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 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 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曰： “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 安能一一教训？”时行等对曰：“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 未有个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 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 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 行等复还至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今内臣觇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 时行等语内臣云：“我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 臣入奏，上微晒颔之。有顷上命司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 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 司礼监入奏。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顷张鲸至。向上跪。 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图报，奉公守法。”鲸自称：“以 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 鲸呼万岁者三，乃退。司礼入奏。上曰：“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 监太监传言：“皇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 至御榻前。则皇长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 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齐 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时行等奏： “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曰：“已今年侍授书诵读矣。”时 行云：“皇上正位东官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 “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 时行等稍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 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 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 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毓德宫。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 且天语谆复，圣容和晔，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 1590 年 8 月 25 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 录》卷 225 排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煖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 奏报虏情本手授时行曰：“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 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时行等对：“近日洮州失事，杀将损军，臣 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洮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 两样。中茶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先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 所以武备单虚，仓猝不能堵遏。如今虏王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 又恐中国救护，故声言内犯。然虏情狡诈，不可不防。”上曰：“番人也是 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 平日所干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酋过河，才来奏报。可见边备废弛。 皇祖时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时行等对：“皇上 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边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 将练兵，及时整理。”上曰：“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 布，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 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吏，各有职掌，如总 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 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日：“古文臣如杜预， 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中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 时行等对：“此两名臣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 诸臣，尽心经理，以纾皇上宵旰之忧。”上日：“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 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 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 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今九 卿科道会同推举。”上曰：“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 官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 秉衡，曾称良将，今老矣。”上曰：“不论年老。赵充国岂非老将？只要有 谋。”时行等对：“将在谋不在勇。圣见高明，非臣等所及。”上又曰：“朕 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备废弛， 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 设处着一一整顿。书云：事事有备无患。须趁如今收舍，往后大坏愈难。” 时行等对：“当初许虏款贡，原为内修守备，外示羁縻。只为人情偷安，日 渐废弛。所以三年阅视，或差科臣，或差彼处巡按御史。”上曰：“三年阅 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时行等对：“臣等在阁中商议，要推大臣一员前 去经略，且重其事权，使各边声势联络，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拟传帖恭请圣 裁。”上曰：“还拟两人来行。”已复言款贡事。上称：“皇考圣断者再。” 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谟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 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曰：“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时行等对： “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 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曰：“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 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时行等对：“今日边 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专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
　　
使虏不得肆掠，乃是万全之策。皇上庙谟弘远，边臣庶有所持循。至于失事 有大小，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虏酋反得 挟以为重。又非所以激励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宽文法核功罪。”上曰：“如 今失事却也不轻。”时行等对：“圣恩从宽处分，容臣传示边臣，使感恩图 报。”上复问次辅病安否何如。时行等对：“臣锡爵实病，屡疏求去，情非 得已。”上曰：“如今有事时正宜竭忠赞襄，如何要去？”时行等对：“皇 上注念锡爵是优厚辅臣至意，臣等亦知感激。但锡爵病势果系缠绵。臣等亲 至其卧内，见其形体赢瘦，神思愁苦，亦不能强留。”上曰：“着从容调理， 痊可即出。”时行等唯唯。因叩头奏：“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朝，仰 知圣体万安，不胜忻慰。”上日：“朕尚头眩臂痛，步履不便。今日特为边 事，出与卿等商议。”时行等叩头奏：“伏望皇上万分宝重。”上又曰：“闻 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隐匿不报？”时行等奏：“近 闻河南嵩县等处，聚有矿贼，巡抚官发兵驱逐，业已解散。”上曰：“是山 西地方五台，因释氏故知之。”上恐时行等误以为失事也。复曰：“释氏是 佛家，曾遣人进香耳。”时行等对：“地方既有盗贼啸聚，地方官隐匿不报， 其罪不止疏玩而已。”

自 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 名为 Ray Huang，1981 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 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 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 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这一研究过程花了 5 年。论文完 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 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 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 在所必读。全书 133 册，又无素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 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 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 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 7 年，1974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 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 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
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 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 与事实有所出入。16 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 收入的 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 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 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 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 约在 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
50％。以总额而言，17 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 500 万，税收每年竟达 700
万英镑，折合约银 2000 余万两，和人口为 30 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 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 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 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
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 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 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 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 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 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 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 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 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 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 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 14 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 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

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 要向 27 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 2000 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 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 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 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 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 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 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 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 1974
年 4 月 30 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 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 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①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 C-M-0 即商品
（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 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 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 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 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②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抒起家。中外
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 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 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 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 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 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 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 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
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 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 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 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 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 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他们或身败，或名裂， 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 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 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 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 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 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

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 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 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 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 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 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 16 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 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 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 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 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 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 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 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 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 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 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 都是针对 16 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享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 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 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 在说明 16 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 冲突时 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 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
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 30 年，很少阅读中文 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 30 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 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 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 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 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 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笠，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 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 年 1月于美国

万历十五年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 1587 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 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 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 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 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 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 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 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 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 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 3 月 2 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 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 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 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 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 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
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 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 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 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
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 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①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
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 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 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 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 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 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 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
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
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



① 见《神宗实录》页 3398，《万历邸抄》卷 1 页 349 所记与《实录》稍有出入。万历并没有举行这次午朝。
《大明会典》卷 44 页 10 所叙万历午朝，实际上是张居正当国时代召集少数大臣在御前询问，和一般的朝 会不同。参见《实录》页 1568。

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 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 152 两。他们的收 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 可相当于 10 倍的年俸。① 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 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 罚傣两月，就会感到桔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 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的臣僚都彼 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 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 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 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 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 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 年 3 月，他已年满 23，进入 24， 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 15 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 8 岁那一年的冬天， 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 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 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 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 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②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 9 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
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 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 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 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 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 15 年，
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 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 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 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 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 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 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 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 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道，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 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 2 人传达下来，2 人传 4 人， 而后 8 人、16 人、32 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 320 人以最大的肺活量 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①



① 据《大明会典》卷 39 页 1— 7：《春明梦馀录》卷 27 页 5；Taxationand GovernmentaI Finance 页 43、188。
② 《穆宗实录》页 1537—1543，1585—1586。
① 各种仪式的记述，可参阅《大明会典》及《春明梦馀录》的有关章节。献俘的详情据《涌幢小品》卷 1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 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 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 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 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②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 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 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 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 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①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 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 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演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 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 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 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官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 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 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 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
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 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酋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 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 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②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 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 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
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 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 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 12 串。这种珠帘是一 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 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 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 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眼用全部红色的“皮弃服”，实际上也是 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 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 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 石以代铁钉。



页 18—19 所记加以描述。该书所叙献俘的时间稍后于 1587 年。
② 《神宗实录》页 1432—1434、3339。
① 《酌中志》卷 16 页 112；《神宗实录》页 95—96、2900、4948。
② 《神宗实录》页 3100—3101、3117—3118、3131。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 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 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①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 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②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 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 两县的农民约 200 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 2 人牵牛，耆老 2 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 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 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 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 3 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 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 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 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 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 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 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 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 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
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 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 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 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 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 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 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 要的答覆。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 此，极少例外。①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
定政府各部有 185 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 由于他也只有 9 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 8 件事情为限，而 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
　　　　②可是直到 15 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 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
1477 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 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