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古往今来，不少英雄豪杰，当其得人心，得道多助时，叱咤风云，改天 换地；一旦失去人心，便变成孤家寡人，举步维艰，以至身败名裂。
　　需人做的事，小到一个单位的管理，大到一国的政务，人心向背也决定 其成败。
　　由上可见，得人心是何等重要。要得人心就要善于攻心，攻心有种种， 有服心、革心、洗心，等等。总之，一切工作都以“攻心为上”。
　　这本小册子，名为《攻心有术》，并不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做纯心理的 研究，而是探讨古人的攻心经验。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军事斗争不息，攻 心经验极其丰富，口辩攻心也十分巧妙，系统地将之评介，希能对当前的工 作有所启发和借鉴。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经济在攻心学中的首先地位。搞好经济工作最 能得人心，也是绝妙的“立竿见影”的攻心手段。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虽 有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经济的好坏是根本的原因。经济搞好了， 就得人心，“得人心者昌”；经济搞坏了，就失人心，“失人心者亡”。古 今如此。
人心，人心，决定一切。攻心的意义，不言而喻。
霍雨佳
1993 年 5 月 4 日写于海口胤园

自 序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伟大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感到自豪。在这漫 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祖辈辈遗留下了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历史遗产， 其中积淀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在这“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登上世 界舞台占得一席重要的位置，不是依靠别的，而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在竞 争中智者胜，这个古老的真理，又为今天世界上的无数事买所证实。因此， 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无疑是 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
　　古老的智慧下将二创新，就不能发展，“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因没 有很好利用，在中国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四大发明”流传到了欧 洲，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出现。不前进就落 后，落后就挨打，中国人正因此曾经尝尽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 苦头。
　　智慧要积累和继承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人们认识每一事物，要经过无数 次的实践和思考；要证明一个真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考验；要有所发 明，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试验。这就是说，经过我们的先人一代接一代对 客观事物的努力探索，积累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 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民族智慧的索质是有所遗传的， 故中国人的智商是较高的，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将会发挥出来。事实正是如 此，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在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涌现了不少科 学巨子和经济巨人；他们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结合民族智慧取得了惊人的成 果，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可见，要发展必须继承，当今中国人要想在国际的各种竞争中取胜，必
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智慧。过去，每当发现自己落后时，便出现“学西 方热”，对自己则“妄自菲薄”，只强调传统文化糟粕的一面，连中华民族 文化的精华也否认了，有人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学习别国的优秀文化任何 时候都是必需的，但否认自己的优秀文化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笔者对此是持 强烈的反对态度的。在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记者、编辑生涯中，工作之余， 我一直喜读古代书籍，尤其喜读“廿五史”。这是一套最完整的、最系统的、 最宝贵的中国古代系列丛书，是二十五部纪传体史籍的总称，全部有三千八 百一十一卷，共五千四百六十一万八千字，记述了上自黄帝起，下迄清代止 的全部历史。这套古代史籍的鸿篇巨著，既是祖国文化的宝库，也是我国古 代智慧的总汇。将其中能启人智慧、广人知识、长人才干、供人借鉴的典例 分类评述，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为此，笔者以“廿五史”为主，参考其他史 书，撰写了《权利之争》、《攻心有木》、《人际是非》、《鹿死谁手》四 本小册子，合称“智慧四书”。希能对读者有举一反三的启迪作用。
霍雨佳
1993 年 5 月 31 日写于海口胤园

作者简介


　　霍雨佳 68 岁，海南省儋县白马井镇人。文史编审。1949 年到 1992 年间， 先后任湖北日报编辑、海南日报编辑组组长、海南师专学报主任、海南大学 学报主编。现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领导小组历史学科规划组 组长，海南省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委员会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华民族智慧的研究。 己出版《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三国智谋精粹》、《三国演义用人艺术》、
《三国演义谋略新探》、《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后三书已在海外多次再 版发行。现在出版的“智慧四书”，即《权利之争》、《攻心有术》、《鹿 死谁手》、《人际是非》，是霍雨佳编审继研究《三国演义》之后取得的丰 硕学术成果。

攻心有术

绪论：论攻心


　　“攻心”不仅对于军事，对于政治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敌方“攻 心”，是用以惑敌心，散敌心，乱敌心，使其听我指挥，以达到“不战而屈 人之兵”；政治“攻心”，对己方是为感人心，服人心，革人心，使上下一 心，为共同的事业或目标而奋斗。经济与“攻心”就具有特殊的关系，搞好 经济是治同之本，最得民心，因而是攻心的绝妙手殷。推而广之，在社会上， 需人干的工作，都需要“攻心”，以使人归心，则无事不可成。
　　
“攻心”的提出及其渊源和发展


　　“攻心力上”最早提出者是谁？有人说是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这 不完全准确。孙武是最早在军事上阐明“攻心”的内容，但没有明确地提出 “攻心为上”这个战略思想。孙武著的《孙子兵法·谋攻篇》仅在原则上提 出用兵最善之法。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 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 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 上兵代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是“善 之善者也。”这就是孙武的“全胜思想”。而要“全胜”，在于“伐谋”、 “伐交”。而孙武的“伐谋”、“伐交”，被他的后代、战国中期的军事家 孙膑概括到一点，明确地提出了“攻心为上”战略。《通典》记载：“战国 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秦之所侍为心 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 攻其心也。”孙膑把孙武的“全胜”在于“伐谋”，“伐交”的战略计谋具 体化了。他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伐国之道，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他 认为要战胜秦国，首先要从外交上孤立秦国，这就要展开外交攻势，分化燕 赵两国与秦国的关系，先向燕赵“攻心”，而“攻心”不是靠“虚言空辞”， 要给以“实利”，始能“回其心”。后来，历代不少战略家、兵谋家，为了 孤立敌人以打败之，无不用“攻心”战略，或削其党翼，或瓦解其军心、民 心，因而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马谡向诸葛亮献“攻心为上” 战略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据《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南征时，马谡前去送 行，诸葛亮征求他的意见，他先分析南中再叛变的原因说，“南中侍地险而 远，不服已久了，即使今天将他打败，明日又要叛变。如公倾全国之师北伐， 他们知我内虚，其叛变更速。如果将其全部歼灭，不是仁者之师做的事，且 仓卒间也做不到。”因此，马谡献策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 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眼其心好了。”诸葛亮纳其策，对孟获“七 擒七纵”，终服其心，使南人不复反，有人认为“攻心为上”的提出始于马 谡，这是误解。不过，由于罗贯中将此写上《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 家喻户晓，”攻心为上”这战略思想也就广为传播了。可见，“攻心”渊源 子春秋末期的孙武，而明确提出是在战国中期的孙膑，之后得到一切兵谋家 的首肯，将之置于战略思想的首位，并普遍应用于战争实践。
孙膑所说“攻心为上”是“务服其心”，而凡是需人做的事业，都必须
“务服其心”，“得人心含昌”，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些杰出之士已懂得这个普遍的真理，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总结，应用于 不同的实践，殊途同归而得出同一的结论。在军事上主张“眼其心”的有孙 武、孙膑；在政治上主张“得民心”的有孔子、孟子、荀子等。而恰在春秋 战国时代，孙武，孙膑将兵法发展到最高峰；孟子、荀子继承孔子的学说发 展了儒学。其之所以能如此，既有其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各自的实践。春 秋时期，同室衰弱，大国争霸不断，迄战国时期，争战更烈，由于战争不断， 胜败经验也十分丰富，认识到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故孙膑继承发展孙武 的“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提出了“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 孔子则从政治方面进行总结，他从各诸侯国的兴亡中认识到人民力量是巨大 的，曾向鲁哀公提出“载舟复舟”的思想，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君以此恩危，则危将焉不至也。”（《荀 子·哀公篇》）。正因他认识到人民能“载舟复舟”，故孔子提出“仁”字， “仁”的意义按他最明确的解释是“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只有 “爱人”才能争取人心，水（庶人）才载舟（君），不致发生水（庶人）复 舟（君）的危险。所以，他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则要施仁于民。后来，孟子、 荀子部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先后将之发展，但加上新的内容， 各体现了其时代的特征。
　　“攻心”学在我国古代虽未见提出和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将占代有关“攻 心”的理论和经验，即包括口辩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进行分类研究， 再将之综合分析，已可粗略看到其简明的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 孙膑和思想家、政治家孔子、盂子、荀子等的有关“攻心”的理论，再加上 古代善辩者的“攻心”，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攻心经验，就可构成“攻 心”学的基本内容。如果加以比较，以孔子为首倡导的儒学关于“攻心”的 论述则比较具体、系统且涉及面广，而儒学所提倡的“仁”和“仁政”思想 是“攻心”学的主要部分。因此，探讨儒学所提倡的“仁”和“仁政”在尔 后实践中的成效，在“攻心”学中显得十分重要。如舍此而谈“攻心”学就 难以成其“学”了。
孔子提出的“仁”，即针对当时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祸害，也有其
渊源的继承关系。在《论语》“的记录中，孔子最尊崇的人有三，即周公、 管仲、子产。周公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敬天”的同时主张” “保民”。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哉吾下复见周公！”可见，他是 以周公为榜样的。孔子推崇管仲，是因管仲仁而惠民，他说：“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仟矣。”（被发 左衽是指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称赞子产是因他“养民也 惠。”（《论语·公冶长》）显然周公、管仲、子产的所言所为，对孔子提 出的“仁”是有所启发的。但是，孔子对人的爱远远超过他们，他提出仁， 即在“仁者爱人”的前提下，其“爱”的范围是极广的，概言之，有恭、宽、 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其行仁的方法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提出这些是为了调 整当时乱了套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安人心，争取民心，使上下和睦，安定社会秩序。“仁”既是孔子的治世 方针，其中不少内容也是孔子的“攻心”妙术。但是，孔子对经济在“攻心” 上的作用认识不够，故曾看不起樊迟请“学稼”、“学圃”，称他为“小人”
（《论语·子路》）；子贡问政，孔子甚至认为“食”不如“信”重要（《论 语·颜渊》）。其实，如民无食，要民信其政是不可能的。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其内容才更充实，体 系才更完备，所起的“攻心”作用才更有成效。盂子强调重民，认为“民力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第一次把民提到最高 的地位，所以他把民的作用看得极其重要，他说“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怎 样得民，他说“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为得民心，盂 子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出尊贤用贤实行“以 德服人”的王道，恢复井田制，分田制禄，使民有“恒产”，薄赋敛以发展 生产，“养生丧死无憾”。荀子是“六艺之传赖以下绝者”的儒学大师，对
　　
于先秦儒学以及道、墨、名、法诸家学说加以总结，使儒学更为充实和完整。 他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认为“人为天下最贵者”，明确提出仁 就是爱，义就是理，富有仁义者就富有天下，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天下才共 乐。在财经工作上就提出“开源节流”，这是一项繁荣经济、利国利民的重 要政策。
　　春秋战国时，即那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 时代，儒学大师们周游列国推行其“仁”和“仁政”，但到处碰壁，这不足 为奇。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霸道”，而下是“王道”。可是，在西汉王 朝创立后虽继承秦制，鉴于暴秦的严刑峻法导致速亡，在宽刑法的同时，也 推行“仁政”，即轻徭薄赋，让民休养生息，以后每个新开创的王朝也大都 如此。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实行仁政的仁君，他俩的文治武功 与受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世民、赵匡胤都以仁义为重，待人诚信宽恕， 故很得人心。李世民对行仁政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贞观十三年对侍臣说： “林深则鸟思，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 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 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他认为行仁政，民才争 归附，并把“仁政”比喻为“饮食”一样重要，要常使腹饱，才可保命，意 是要经常实行仁政，则其政权可保存。启从汉武帝之后，儒学已占统治的地 位，忠直的士大夫都以实行仁政为己任，故能利国利民，自己也获得“廉史” 的荣称。当然，儒学的某些槽粕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社会发展的障 碍，但不可否认儒学提出的仁所包含的不少内容和倡导的仁政，在古代社会 中起了施惠于民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善于口辩者“攻心”事半而功倍


　　古代善于口辩者，其说人的天才和技巧，确令人叹观止！在上者决的事 即使已早定，本下容再议，但经其一说，终纳其计；有人得罪其主，炭岌可 危，说者寥寥数言，立即使其转危为安；有的暴君要做的事，谁稍违其意就 有脑袋搬家危险，但经善说者一说，却能回心转意，同意其说；或以一介之 使出使敌国，逞其口辩，折服其君，听其指挥，使敌国变成盟国；两国相争， 敌国已兵临城下，经说者往说，敌国立即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其舌剑胜过 十万大军。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就靠其口辩游说各国，立功名，做大官。游说成为 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因此，在春秋末年，孔子、墨子的徒弟遍于天下；战国 时，七国井立，互相讨伐，各国君主为称雄图存，争用人才，于是游说之士 周旋于各国之间，宣传其说，以博得其君的青睐。当时游说之士最有名的是 纵横家，他们能得志于时是有其原因的。秦经几代君主的努力，逐渐成为七 国最强者，抱有兼天下之志，其他六国无一国之力足以与之抗衡，于是有人 主张台纵以抗秦。据史书记载出此策的是公孙衍，他在前 323 年发起魏、韩、 赵、燕、中山五国“相王”，并于前 318 年发动魏、韩、赵、燕、楚五国攻 秦，这是最早的台纵行动。于是，有人提连横以破台纵，此人就是张仪，他 靠其口辩到各国游说力秦连横散纵，即使备合纵国分化瓦解，秦得以逐个击 破。他于前 323 年与齐、楚大臣会盟，次年为魏相。从此，拉开了合纵连横 的序幕。战国时的人说张仪、公孙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盂 子·滕文公下》）可见，他俩的利害。而台纵家也好，连横家也好，他们能 促使合纵或连横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口辩。但是说人谈何容易，说的主张不 合人意，说的技巧不够高明，将会碰得一鼻子灰。如孔子、孟子说的“仁” 和“仁政”都不错，但各国君主认为战时顶什么用，他们需要的是“立竿见 影”的措施，使其立即足国强兵，故孔子、盂子都不见用，只好灰溜溜地回 老家去教书过日子。但也有人遭到同样失败而不气馁的，这人就是苏秦，他 稍后于公孙衍、张仪。开始，他说秦王被冷落，潦倒归来，家人都看不起他， 于是发奋读书，揣摩书意，总结失败原因。当读书欲睡，便引锥自刺其大腿， 血流到踵。过了一年，他说，“现在可以说当世之君了。”便往游说，这次 终于功成名遂，六国的君主都听其说，封他为六国相，六国都派人护从，俨 然如一国之君，经过家乡时威风得很！从苏秦的经历和成功说明，是因他后 来的研究纵横学已到家。苏秦也因威风一时成了游说者的典范。司马迁说： “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别人巧妙说辞及所干的异事都写在苏秦身上，苏秦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的 游说之上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由于游说可侥幸猎取功名，从春秋战国时 期到唐初，士人都重视学习和竭心研究纵横学，到西汉末年尚留下不少研究 和记录游说的资料和其游说技巧等抄本，如《国策》、《国事》、《短长》、
《事语》、《长书》、《修书》（见刘向《战国策书录》）。可见，在战国 时，纵横学已成为一种学问，且受到士人普遍重视。《旧唐书·魏征传》记 载：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这短短数 话中说明什么？它说明：一、天下乱，纵横之说可有用，故魏征“尤属意” 之；二、魂征是隋、唐时人，魏征既“尤属意”“纵横之说”，可见那时士 人对“纵横之说”仍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纵观善说人者无不从利害入手，被说者认为其有利于己始纳之，有害必 拒之。台纵之说虽非创自苏秦，但苏秦说六国因其陈利害透切，有理有据， 故为六国听从。他每到一国都先指出各国都具一定力量，如合六国之力则不 惧秦，他说：“韩、魏、齐、楚、燕、赵之地五倍于秦，士兵则十倍于秦， 六国台纵，并力西向攻秦，秦必破；如西面事之，必称臣于秦，而破秦与被 秦所破，臣人与臣于人，其差别是多大！”他建议六国结盟抗秦，安排各国 将相会盟于洹水附近的城市，互相交换人质，缔结盟约。盟约规定：“秦国 攻击任何一国，其他五国同时派出援军，或骚扰它的后路，或出精兵赴救被 攻的城镇。如果有一国不履行这项盟约，五国联合，共同讨伐它。”苏秦认 为“各国组成这项南北合纵联盟和抗秦战线，秦国军队势必下敢再出函谷关 一步，山东各国则无秦之患了。”由于秦强经常出兵东向侵犯，各国都为此 忱虑，苏秦的合纵之策确对六国有利，故六国都听从。六国合纵对秦不利， 张仪连横散纵之策足以破之，秦乐意用其策。张仪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进行 分化瓦解，当时齐、楚两大国联盟是秦国大患，于是，张仪出使到楚国陈说 与齐绝交有三利说：“大王如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六百方里， 如楚绝齐，齐必弱，齐弱必听命干楚。而北弱齐，有德于秦，又得商于之他， 实是一举三得。”与齐断交，本是孤立楚，对楚不利,可是楚王鼠目寸光，贪 图眼前利益，结果被张仪所骗，连地也得不到，自己则孤立无援，结果兵败 地削。这是秦并六国重要转折点。
善于说者，能根据其人其事而采取不同的说法，其说辞也就各自巧妙。
或讽谏：淳于髡因齐威王酗酒不理政，但却喜欢隐语，他便以隐语解昏。他 说有一大鸟停于王宫，三年夹不飞又不叫，问王是何鸟？威王知其讽己，答 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便立志改过；淳 于髡又趁齐威王赐酒间他能饮几杯时回答说：“臣饮一怀亦醉，饮十杯亦醉。” 并着重解释“十杯亦醉”的原因是，当饮酒时，有美人陪伴，迷于色情，则 尽情欢饮，能饮十杯，而“酒极则乱”。这使威王觉悟到贪乐酗酒之害，从 而改过理政，果然“一鸣惊人”，使齐国由弱变强。或妙喻：齐相国邹忌因 妻妾和客人都赞他比城北徐公美，当徐公来，他与徐公对镜一照，谁美立即 分明，他远远比不上徐公，于是他悟出各人赞其美的原因：“妻说我漂亮， 是因偏爱我；妾说我漂亮，是因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想有求于我。”他 联想到齐王，国人偏爱王、怕王、有求于王的更多得多，他受到的蒙蔽更大 了，于是入宫将此妙喻说齐王，齐王一下子醒悟了，便下令鼓励臣民进谏， 从而使齐王能知过改正，国力强大，各国畏服。或微言：春秋时晋国大臣师 旷，生来便眼瞎，有一次晋平公说他“昏暗多利害！”师旷答道：“天下有 五种最昏暗的事，而我一种也没有。”并具体谈了，而只要有一种便是昏君， 足以亡国，他实是以此警告晋文公，不要犯任何一种昏暗，不然则会成为昏 君；要反其道而行，才能成为明君。或巧劝：说巧劝，触龙劝赵太后的说辞 是最巧妙的了。赵被秦攻，赵求救于齐，齐要赵派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出救兵， 当时摄政的赵太后，她舍不得爱子做人质。大臣们为救国多次劝谏都遭到赵 太后盛怒拒绝，故都钳口不言。触龙说赵太后则别具一格，他先从饮食、走 路谈起，并说老了，要求赵太后照顾其幼子一官半职，表示他跟赵太后一样 爱惜子女，二人便有了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赵太后原以为触龙要来劝 谏而“盛怒以待之”的态度也大变了，彼此谈得很融洽、很投机。慢慢地触 龙才从侧面提醒赵太后，如何才是真正爱孩子，进而指出赵国历代王子土孙

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教训，即“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赵太 后终于醒悟了，最后同意长安君作为人质。或智激：范睢入秦时，宣太后弟 穰侯掌实权，他专恣骄贪，营私结党；排剂六国士人，不攀倒这个外戚集团， 秦国则难图强，明智之士则难有所作为。为此，范睢在秦昭王召见时，一人 离宫就直闯嫔妃住的宫室，当宦官将他逐出，说“王已到”时，范睢说：“秦 国哪有王，只有太后和穰侯。”想以此激怒秦王，试探他对此有何反应，再 决定下说辞。因为他所要说的是揭发宣太后及其弟穰侯擅权之非，如昭王不 同意，则是离间人骨肉，就会遭到“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的命运。 因见昭王对他的“智激”没有动怒，知其也不愿为这个外戚集团所控制，才 说出其所要说的话，反复表明这是出于对昭王的耿耿忠心，说：“臣死而秦 治，贤于生也。”终于得到昭王的首肯，“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 以教寡人。”范睢的智激奏效了，这确是说辞的妙篇。

政治工作实质是“攻心”工作


　　政治工作实质上就是“攻心”工作。这是因为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做人的思想工作。要做好人的工作靠什么？在古代，有王首、霸道两种主张， 王道主张德治，霸道主张法治。乱世时，逐鹿中原者主张用霸道，反对用王 道；治世时，王道才受到注意或重视，霸道、王道并行。如在战国时，各国 纷纷变法图强，秦是靠“以法为教”兴起的，但秦法是凭着强力以至用暴力 推行，人心不服也得服从，及其统一天下后仍推行严刑峻法，以强征天下人 力、财力以填其无穷的欲壑，弄得民困财尽，人民的怒火汇成火山，暴秦终 于在火山爆发中变成灰烬。秦之速亡，是其以暴力压人致不得人心之故。汉 承秦法，但去其残暴，在实行法治同时施民以德，即王道、霸道并行，诸葛 亮治蜀是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典范，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 既不使情害法，又将之交融一起，取得了最佳法治的效果；“刑法虽峻而民 无怨者。”诸葛亮实行儒法并用，使其法冶成为最佳之法。这具体表现在他 挥泪斩“情如父子”的马谡及处理李严、廖立等人的案件中。诸葛亮的儒、 法并用，既维护法的尊严，又使人心服 取得教育人的效果，也可以说是 他巧妙的“攻心”术。法治而能“攻心”以服人心，诸葛亮是首倡，尔后效 此而行者，也取得同样效果。如唐太宗即位后，能施德于民，他一改隋炀帝 苛峻之法，主张用法要宽简，对死刑要五奏而后决，并重视对囚犯的教育， 故唐初犯法的较少。考之中国古代初期的法治，尽管它对一些国家建国安邦 起了它的重要作用，却往往趋向极度变成严刑峻法而走向反面，结果造成社 会动乱，法治已失去其威力。西汉后，王道、霸道并行，即儒法并用，才开 拓了古代中国法治的新局面。可惜这种法治的时间不长，以严刑峻法害民的 占主要地位，很不得人心，这就是古代中国经常出现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儒法并用，在古代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特征。对于违法乱纪者惩之以法，以保 证社会安定，在此同时对犯法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从善；对于广大人民则 实行儒学提倡的“仁”和“仁政”，它是儒学的“攻心”妙术，能得人心， 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古代王朝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无盛 世、康乾盛世等，是因此而出现的。
儒学仁政的基础是尊贤、廉政，而古代王朝的政治清明或黑暗，则决定
于是否尊贤、廉政。能尊重贤才、实行廉政、政治则清明；如果亲近佞臣， 实行暴政，政治就黑暗。政治清明，必然得人心；政治黑暗，必然失人心。 而“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尊贤与廉政是 密切相关的，尊贤，才能招揽众多的贤才为之理政；贤才是有德有才之称， 有德有才的人执政，必实行廉政，把工作做好，利民利国。如果疏远贤臣而 亲近佞臣，佞臣执政必然乱政乱国，误民误国。唐玄宗从尊贤到疏贤，也就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使盛唐从其黄金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走向衰亡， 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惠人、诚信、宽恕，都属于儒学提倡的“仁”的内容的主要部分，也都 是个人的美德，如果统治者也具有这些美德，他将大得人心，对他的事业将 起好的推动作用，以至巩固其统治。
　　能施惠于人的，最能得人心，人感其恩而甘愿效命以报。盂尝君放债于 其封地薛邑，派宾客冯谖去收债，冯谖为帮他“市义”把债券烧了。开始孟 尝君还不知道“市义”的意义。后来孟尝君的相位被齐王撤了，他回薛还未
　　
行到百里，薛邑老百姓已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说：“先 生为我买的义，今日看见了。”秦穆公有一匹驾车的骏马走失于歧山被农民 杀食了，秦穆公去追马发现了食马的农民，穆公没有惩治他们，反而好心地 赐给他们美酒，说：“食骏马肉不饮酒，我担心会伤害你们的身体。”这使 这些农民感激无涯，后来在韩原之战中，穆公被晋军围困将要有被俘的危险 时，正是这些食马肉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冲杀入重围相救，才能转败为胜。秦 穆公之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其能施惠于人因而得人民拥护是根本的原 因。
　　诚信待人始能得人信任，得人信任始能成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 把“信”看得高于一切。古代有所作为的人一般都重视守信，如战国七雄之 一的魏文侯，有一次约定一个小官去打猎，到期天下大雨，他还是冒雨前往， 这种“言必信”的作风在臣民中广传为美谈，取得了广大臣民的信任。齐国 打败鲁国，兽国割地求和，齐桓公与鲁君在柯邑结盟，将盟时，曹沫拿匕首 劫待桓公于坛上，威胁桓公“交还侵占鲁国的土地。”桓公被迫答应，后想 反悔。管仲认为这将失信于天下，既已答应就要执行。桓公便将侵占的土地 交还鲁国。由于桓公对被打败的鲁国也不背盟，取得诸侯信任，都愿听其指 挥，桓公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季布只不过是项羽手下一将，但其 人威信极高，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一诺竟超 过黄金百斤，是因他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好，故大有名气，一诺价值才 如此之高贵。
成大事者不计私仇，为公事者不记私怨。能宽恕别人的人，可化敌为友，
能团结更多的人，得到广泛的支持。刘秀包围洛阳数月不下，派人劝降守将 朱鲔，而朱鲔曾参与谋杀刘秀哥哥刘縯，认为降也死不如坚守，刘秀使人转 告朱鲔：“举大事者不计小怨。鲔今如投降，官职可保，那会受到杀戮。河 水在此，我指河发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刘秀不报私仇，任朱鲔为平狄 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世。因刘秀能宽恕仇怨，宿敌也纷纷归 顺，刘秀能完成汉室中兴，其能宽恕是原因之一。张绣叛变，曹操长子、侄 子、爱将被杀，后曹操拒袁绍于宫渡，绣从贾翊计，再向操投降，操不记淯 水之仇，绣到亲执其手，设宴欢待，后又约为儿女家亲，封绣为扬武将军。 当时曹、袁双方都争取张绣归顺，如果曹操因私仇而拒绝张绣投降，张绣投 向袁绍将使曹操势孤，因其能宽恕旧怨而纳之，结果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对 打败袁绍起了重要作用。

“攻心为上”对军事的绝妙作用


　　自孙膑提出“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以来，一直受到尔后兵谋家所推崇， 都将它置于战略思想的首位。而战争实践证明，“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运 用得宜，往往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时甚至不费一兵一卒，全靠心战将 敌军瓦解而取得全胜。“攻心为上”对军事确是具有绝妙的作用。
　　中国古代不少著名的战役，都与心战有关。吕蒙袭荆州则是一场最妙的 心战，可以说是心战的顶峰。关羽是三国时具有“万人敌”的名将，他率兵 围樊城、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曹操惊得拟迁都以避其锋。这时，在 陆口的东吴大将吕蒙欲取荆州，因惧关羽英勇，且留兵预防，不敢以力取， 便展开心战：他先以病辞职，让未有威名的陆逊代之，由陆逊致书卑辞以骄 其志，使关羽对东吴失去防备之心，将荆州大部兵调北上，于是吕蒙率兵夜 袭荆州。取荆州后，百般优待和安抚军民，当关羽知荆州被袭回军途中，其 将兵知家中无恙，待遇比原来还好，于是军心瓦解，全无斗志，纷纷逃归， 过去以善待士卒得军心的关羽，一下子变成了孤家寡人。只好走麦城，最后 被东吴一无名小将擒杀。吕蒙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袭取了荆州。淝水之战是 我国古代战争史以少胜多的一次著名战役，当时由符坚率领的前秦军有九十 万号称百万，而以谢玄为主将的东晋军只有八万，两军人数如此悬殊，为何 东晋军打胜了？这与双方主帅不同的心理、精神状况有关：符坚初则骄做轻 敌，后则惊惶失措；东晋主帅谢安始终镇静异常，提高了谢玄等将抗秦的信 心。符坚误信“贼少易擒”之说，丢下在项城的大军，引轻骑八千兼程赶到 寿春前线。这时，东晋军乘前秦大军未到，夜袭前秦军得胜后兵临寿春城下， 符坚登城观望，见东晋军将上精锐，士气高涨，不禁害怕，因其害怕，北望 八公山时，把草木看成东晋兵，引起“草木皆兵”的错觉。他回顾站在旁边 的符融说：“这是劲敌啊，怎能说其少而弱呢！”符坚率军进到淝水列阵， 谢玄派人要求让晋军渡水以决一战，秦诸将不同意，而符坚认为待其半渡而 击之必胜，便让晋军渡过淝水。晋军一渡过淝水便迅猛向前秦军猛烈冲杀， 而前秦军都是强征来的乌合之众，一退便不可收拾，全军溃散；前秦军听到 风声鹤唳，都以为晋兵来追，因而拼命奔逃，自相践踏而死的或饥冻死的十 之七八。符坚的百万大军就这样被八万晋军打溃了。
正确对待敌我将士，以取得我方将士之心和争取敌军将士的归向，也属
于“攻心为上”战略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古之名将， 大部善于恤下、抚降。吴起是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军事家，他在魏国为将时从 未打过败仗，几乎是巨战百胜。为何战常胜？得将士之心是他常胜的主要原 因。吴起能与士卒“共安危”，他跟士兵一样同住同食同穿。士兵有疾，倍 加爱护，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给他吸吮疮脓，这位士兵的母 亲听了不禁痛哭起来，人问其故，她说：“去年孩子的父亲长了毒疮，吴将 军为他吸吮疮脓，其父亲疮治好后，拼死地参加战斗，不久就在战场上牺牲 了。现在吴将军又吸吮孩子的疮脓，我不知他哪一天又要拼死在战场上，所 以我才哭啊！”这位母亲说出了士卒甘心拼死的原因。由于吴起爱士卒如子， 士卒也就敬他如父，正是这样组成了一支父子兵，上下一心，一齐拼死向前， 故战无不胜。又如宋朝杨家将杨业被称“杨无敌”，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所向 无敌，都是因杨业、岳飞能与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卒拥护，肯于拼死战斗之 故。安抚俘虏、优待降者，是削弱敌人势力以扩大自己队伍的重要政策。朱

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实是决定由谁来称雄天下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而朱 元璋能取胜，他的优待俘虏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决战前，陈友谅因恨朱 元璋军将士屡败己军，故将其俘虏的朱军将士都杀了；朱元璋则与之针锋相 对，对所俘的陈军将兵，全部释放，受伤的医治，并下令说：“俘获的陈军 都不杀。”又令祭悼战死的陈友谅的弟侄和将领。对投降的陈军将士都予以 优待和信任，如陈友谅的江西行省丞相胡美来降，仍由他统率原有的部队， 于是，江西诸郡的守将也都投降。一杀俘，一优俘，其对照是如此鲜明，陈 友谅杀俘使朱军拼死战斗，朱元璋优俘使陈军瓦解归顺，朱胜陈败是必然。 民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败。西晋名将羊祜奉命镇守襄阳前线，做灭吴 的准备。羊祜在襄阳十年，不扰民，军队垦田以自养，减少人民负担，得到 前线人民的拥护；对于吴国军民，以诚信相待，以德化人，使吴国军民感佩。 而当时吴国国主孙锆残暴、荒淫、奢侈，臣民离心。两相对比，吴人心早已 归晋。及羊祜临危推荐杜预伐吴，吴人不战而降，终使天下归晋。唐打败北 方群雄后，派李孝恭平定南方，由于他严禁屠杀、掳掠，到处抚降安民，因 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各地守军纷纷主动投降，南方迅速平定，使唐统一了天
下。
　　南宋时，金兵入侵西蜀，吴玠据险而守与金乓对垒十年之久，使金兵不 能越雷池一步，其原因何在？因金兵攻破城池都大肆屠杀抢掠，而吴玠坚守 西蜀是为保境安民，且吴玠率军自垦自食，治废堰以灌溉民田，使数万家得 以安居乐业，因此，西蜀人民恐受金兵蹂躏，又感吴玠保民和施惠于民，故 都与吴玠军共安危。后来金统帅兀术会集诸道兵十余万来进攻，结果，中伏 大败，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可见，吴玠守一隅之地——西蜀，由于得民 心，民与军同心，众志成城，兀术倾国来犯，也以失败告终。
　　
经济在攻心学中的首先地位


　　最得人心的莫过于搞好经济，经济繁荣，人民过得好，丰衣足食，就会 拥护政府；国富民裕，社会就安定，政权就巩固。如果经济凋敝，口惠而实 不至，说尽花言巧语，也失去人心；国贫民困，社会就动乱，政府就会垮台。 国家的兴亡。虽有其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经济的盛衰却是基本的 原因。古今如此，毫无例外。
　　如何才能繁荣经济？二千多年前，即战国时的儒学大师苟子提出一个至 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他说：“故田野县鄙者（指生产）财之本也， 垣廪者（指贮备）财之末也；百姓时和（适时耕种）、事业得叙（序）者 货之源也，等赋（按等征赋税）府库者货之流也。”他主张“节其流，开其 源”，以实现“上下俱富”的目标（《荀子·富国》）。意即国家的财政收 入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实行节省开支以撙节赋税的政策。荀子 “开源节流”的理论，辩证地论述财政收入和发展生产的关系、节支和轻赋 的关系，以及轻赋和生产的关系。在荀子之前，“开源节流”的做法己有人 在经济工作中实践了，荀子正是在其实践经验中加以总结并概括成“开源节 流”的理论。在我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凡正确贯彻执行“开源节流”政策 的，都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宽裕。
开辟多种生产之源，是繁荣经济的基础。早在周初，吕尚就是这样做的。
吕尚因辅佐周武王灭商纣有功，被封于齐，那时齐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 但其地临海，近海地方盐碱不适于农业，吕尚便因地制宜，组织人民发展渔、 盐生产，与邻诸侯国互通有无。渔、盐业日益增产，外贸也日益发展，经济 日益繁华，国家和人民日益富裕，移居齐国的人民日益增多，使一个偏僻的 小国成了大国。孔子赞子产“养民也惠”，是因子产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 使人民得安居于业。子产未为相前，郑国诸公子争权夺利，政治、经济乱糟 糟；及其为相，拟出城乡经济、政治制度，着重抓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生 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开始，老百姓对子产实行的制度不理解， 恨不得要杀他，后来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颂声四起，对子产十分感激，都 担心子产死了，继位不得其人，又将过昔时困苦的日子。公孙景茂是隋文帝 时最好的“父母官”，历任都关心人民疾苦，尽力力民做事，特别在任道州 刺史期间，其治民政绩最卓异。当时，隋刚统一全国，战乱遗下的疮伤未愈， 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少贫苦农民没有牛耕田，连猪鸡也无钱买来养。 景茂一上任目睹此情况，即着后进行恢复生产工作，他节食省用将自己的薪 俸买牛、诸，鸡分给贫苦农民；经常独自骑马到各处挨家挨户访问，了解农 民生产、生活情况，为老百姓排难解优。对于生产好的立即表扬，总结其经 验加以推广。对老百姓做错事，也以教育为主。在景茂的关怀和教化下，道 州村村勤于生产，互通有无，彼此帮助，亲如一家，因而生产迅速恢复，人 民丰衣足食，颇有“桃花园”之风。景茂病死时来奔丧哭祭的老百姓有数千 人，人人悲不自胜，如丧“父母”。
　　所谓“节流”，即节省开支以搏节赋税，而也只有节支才能轻赋，而轻 赋才有利于发展生产，也可以说“节支”才能更好“开源”。凡是出现盛世 的王朝，其统治者无不崇尚节俭，西汉的文景之治跟汉文帝带头和提倡节俭 大有关系。汉初长期兵燹给老百姓遗下的灾难仍未减轻，农民仍处于死亡的 边缘，又帝上台后立即下诏各地方长官派人慰问鳏寡孤独，进行赈济。为减
　　
轻农民负担，他带头节俭，原想建造一个露台，因费百金，认为这是十个中 等之家的家产而作罢。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服饰却没有增 加。正因朝廷节省开支，才能减少赋税，他即位第二年，就下诏减少农民租 税一半。由于减少人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粮食产量逐渐增加，社 会出现一派繁荣景象。隋初富饶冠历朝，也因隋文帝崇尚节约。由于文帝节 俭的影响，上下节俭成风。也因其节俭故能轻徭薄赋，文帝曾几次下令减免 赋役，文帝时租赋徭役都低于以往历朝。轻徭薄赋，促使生产发展。文帝在 位期间，国富民裕，社会安定。清初统治者也都节俭，宫廷开支比前代王朝 都少得多，以每日开支计，明王朝养太监十万人，康熙时只有五百人；明王 朝养宫女九千人，康熙时只有一百多人。也因宫廷开支少，故能大量减税， 康熙在位六十年中，“前后蠲免之数，殆逾万万”，史称是“古代所未有”。 也因此，促进生产发展，奠下了康乾盛世之基。但是，“奢侈的帝王”，正 如隋文帝所说，“自古以来，都不能长久保持其统治”。秦二世、隋场帝之 速亡，奢侈是重要原因之一。唐玄宗初期崇尚节俭，故能出现开元盛世；后 趋向奢侈，也是唐朝衰亡的开始。道理很简单，皇帝奢侈就害民，不得民心， 而失去民心就必亡。
　　经济工作往往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平衡，如此反复地向前发展。而 要使不平衡到平衡就需要提出兴利除弊的新经济政策。一般说来，人心赞同 与否是检验新经济政策的正确和错误的试金石，也是新经济政策成败的晴雨 表：凡新经济政策能为人民兴利除弊的必获得人民赞同，得到人民的拥护， 就能成功，促进经济繁荣；相反，则会失人心，遭到人民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阻碍经济的发展。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经济的改革成功，是因他能“顺民欲”， 提出为民兴利除弊的新经济政策，革除公田制，实行私田制，提高了农民耕 田的积极性；重视工商业，尤其是大力发展贸易以通货积财，从而促进了农 业、工业生产的发展。李悝的变法能取得成功，使魏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 国家之一，主要是实行“尽地力”和“平籴”政策，即想方设法提高农业产 量和设“常平仓”以平抑粮价，保证了足食强兵，在治乱振兴中起了很大作 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百多年的战乱，人民流离失散，土地荒芜， 社会动乱，北魏统一北方后，土地多为豪强夺占，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均 田制”，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日趋安定。尔后三百年间，这一制度在北方 有不同程度的推行，对解决农民食饭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时周忱巡抚江 南二十余年，理财以爱民为本，减轻农民赋税，革除加重农民负担的种种弊 端使公私饶足，百姓不知荒年。
　　最得人心的莫过于施泽于民，尤其是经济上能为民谋利益，人民怀念更 深，不少人因此不只得到当代人民的爱戴，还受到后世的称颂。李冰不过是 个郡太守，在中国古代比他宫大的多得数不清，但这些人随着时光的流逝而 流逝，而李冰却为何永远活在人心中？这是因为他修建都江堰，使四川成为 “天府之国”，泽及家家户户。孟尝之所以名载史册、被王勃所写的《滕王 阁》称颂，是因他“高洁”，“复活了珠市”，使合浦人民从死亡中挣扎过 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虽然王勃惋惜他“空余报国之情”不被重用，而 他能如此也死而无憾了。魏时郑浑也因其安农丰农、保护环境，成为后世法。 大诗人白居易之为杭州人民怀念，是因他建了“白堤”，给杭州人民留下“救 荒年”的“一湖水”。明时的王竑冒死罪擅自开仓，并想方设法赈济饥民， 救活了二百多万人，人民因此把他看成“救世祖”。当他再到昔日赈济的灾
　　
区淮、场任职时，“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 由上综述，可见搞好经济工作是富国裕民的关键，是最得人心、最能获
得人民拥护的，在“攻心”学中占有不可代替的首先地位。

第一章口辩与攻心


　　口辩与攻心密不可分，不善口辩的说理虽正确难于折服人，巧于口辩加 上其说有理有据就易见奇效。人的认识决定其思想，思想决定其行动，所以 要想纠正或制止人们的错误行动，以攻心为上。威胁或能吓人一时，用武力 或可使人畏服，但不可能使人心服，人心不服问题就解决不了，当触动众怒 激起众志成城时，威胁、武力将不起作用，反而自食其果。攻心才能使人心 服，战国时期纵横家们以其妙语巧喻，使人心悦诚服，听其言服其人，他们 因之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甚至成为主宰的力量，干出了人们不能干的出 乎人意外之事。纵横学不仅在战国，一直至唐初仍很有影响。而当今世界从 事游说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公共关系日益受人重视，口辩攻心更显得重要。 本章各节，即：一、利说，二、讽谏，三、妙谕，四、微言，五、巧劝，六、 智激，正是总结和探讨古代游说之士的口辩攻心，以及他们的语言技巧，希 能给今之从事类似以口辩攻心为业的人一点启发。
　　
一、利说


　　凡人做出任何决定，采取什么行动，都要衡量其利害，利则趋之，害则 避之。但人的认识有所局限，认为利的未必有利，害的未必有害。所以，古 代游说之士正是抓住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向被说者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使 之趋利避害，加上其说辞有理有据，且妙语巧寓动人，说服力很强，被说者 不得不折服。
说以利害，可以说是说人的一个基本法则。

1.循循善诱，朱、张谏魏王攻韩


　　韩国夹在秦、魏之间。韩国曾占有魏国土地，当秦国提出与魏国联合伐 韩时，魏安釐王为收回夫地将与秦伐韩。其实，魏王只看到小利，而忘了大 害，即使能收失地，韩亡必与强秦为邻，成为其直接攻击的目标。朱己（有 人考证，是《战国策》所误，实为无忌）、张旄（魏国大臣）都先后向魏王 进谏，但各有巧妙不同。
　　朱己说魏王见《战国策·魏策三》，大意是：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说魏 王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暴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 只要有利，不顾亲戚兄弟，其行为像禽兽一样，不是施恩积德行的国家。这 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
　　“今大王想与秦伐韩，而更亲近秦，臣很不理解。大王这样做是因不知 道其害处。群臣都知之而不进谏，这是对王不忠。今韩少主即位由太后执政， 又内有大乱，那能抵抗秦、魏的进攻？韩亡，秦尽有其地，将与魏国都梁为 邻，王以为魏国会安定吗？王想收复失地，而今负起强秦之祸，王以为对魏 国有利吗？”
　　“韩亡之后，秦必继续向外扩张。向外扩张的对象，必找易攻而有利之 国，这不可能是讨伐楚国和赵国。为什么？秦国要越高山渡黄河去远攻强赵， 会步其阏与大败的覆辙，秦心不干。秦伐楚，要跋涉山林深谷险道三千里， 远攻危隘之塞，秦也必不干。燕国和齐国距秦国更远，秦也不会越国远征。 可见韩亡之后，秦兵出之日，非攻魏不可了。
“秦通过其怀、茅、刑丘、之城、垝津以兵进攻魏国河内之地，共、汲
必亡。秦如占有韩国，得垣雍，决荧泽之水以灌魏大梁，大梁必亡。 “从前，奉距原魏都安邑远有千里，有河山遮挡，有周、韩间隔，可是
秦仍七攻魏国，五入囿中，边城尽被占据。何况今秦如有韩国，无山河遮挡，
无周、韩间隔，距魏国都大梁仅有百里，其祸必百倍于昔。 “今韩受攻已三年了，秦不断入侵胁其投降，在此危急之秋，韩不屈从，
送人质于赵，求赵支援，拼死抵抗。臣认为楚、赵必救韩，为什么？因楚、
赵知秦的欲望无穷，不消灭各国，使天下人为其臣民，决不罢休。因此，臣 建议王与楚、赵合纵抗秦，并挟制韩送来人质，以存韩为条件，要其送还魏 的失地，韩国是会听从的。这样，不劳士民而失地复归，其功多于与秦共伐 韩，而且没有与强秦为邻之祸。
这样做，既能存韩、安魏而利天下，也是大王的好时机。可使韩经由魏
的共、莫和它的上党相通，魏、韩各自因地设关，向出入者征收关税。魏韩 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样，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 韩则成为魏的附属国，可蔽杆魏都大梁，河外必安。今不存韩，东周、西周 必危，安陵必易手。楚、赵将被攻破，燕、齐必惊恐，天下将西向秦，入秦 为臣的时间也不久了。”
　　朱已说魏王，说辞都围绕“亡韩还是存韩”，指陈其利害，并互相对照， 且步步深入，利害更见分明。他从现实联系到历史，指出强秦不只在灭韩， 而是欲望无穷，志在吞天下，如联秦伐韩，害韩也害魏，“合纵抗秦”是唯 一的出路，既可“存韩安魏”，使魏得益又有利于天下。
　　对同样一件事，张旄说魏王则采取另一种方法，他不是正面陈说，而是 以一反一正向魏王提出问题，使魏王所答的正是他所要说的，这样反复提问
　　
题让魏王回答，使魏王的认识逐步提高，魏王终于自己得出了与秦攻韩之害。 张旄与朱己进谏的方式虽不同，都收到同样的效果。
张旄的说辞很简单，但能发人深省。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 魏王问张旄说：“我欲与秦攻韩，你看怎样？”张旄反问说：“韩将坐
而待亡？还是割地联合他国抵抗？”魏王答道：“韩将割地联合他国抵抗。” 张旄问：“韩怨魏，还是怨秦？”魏王答：“怨魏。”张旄再问：“韩认为 秦国强大，还是秦强大？”魏王答：“韩认为秦国强大。”张旄又问：“韩 将割地同它认为强大又不怨恨的国家联合，还是割地向它认为不强大又怨恨 的国家联合呢？”魏王答道：“韩将割地而从其认为强大而不怨恨的国家。” 张旄说：“应不应该攻韩，王已经明白了。”
　　本来是魏王问“攻韩之事”，张旄避而不答，却向魏王四次反问，让魏 王四次回答。第一次问答使魏王认识到韩必联合他国拼死抵抗。第二次问答 使魏王认识到魏助秦攻韩，必使韩恨魏而不是恨秦，第三次问答使魏王认识 到在韩国人眼中秦强过魏，第四次问答使魏王认识到韩被打败将紧靠秦。至 此，张旄只轻点一下说：“王已经明白了。”显然，魏助秦攻韩，只招来韩 对魏的怨恨而紧靠秦以报对魏之怨，而秦则更加强大了，对魏有害无益，这 个结论不言自明。
张旄这种进谏方式，可说是独具一格。

2.阐明利害，甘罗十二服赵王


　　《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十二岁的少年甘罗先后说服张唐和赵王的故事： 文信侯（即吕不韦）要联合燕进攻赵国以扩大其河间的封地，曾派刚成 君蔡泽到燕国任职三年，使燕太子丹入秦为人质。之后又请张唐到燕任相， 张唐辞说：“到燕必经过赵，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说：‘得唐给地 百里。’”文信侯回去后很不愉快。少庶子甘罗说：“君侯为何这样不愉快？” 文信侯说：“我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已送秦作为人质。我亲去请 张唐到燕任相，他却不肯去。”甘罗说：“臣叫他夫。”文信侯喝叱他说： “我亲请他还不肯去，你那能使他去？”甘罗说：“项讬七岁为孔子师，今
臣已十二岁了！先让臣试试，为什么要喝叱呢？” 甘罗去见张唐说：“您与武安君（即白起）相比，谁的功劳大？”唐说：
“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陷城邑，不知其数。我的功不如武安君。” 甘罗说：“您确是知道功不如武安君吗？”唐答道：“知道。”甘罗说：“应 侯在秦当权，比文信侯权重吗？”唐答道：“不如文信侯权重。”甘罗说： “你确是知道不如文信侯权重吗？”唐答道：“知道。”甘罗说。“应侯欲 伐赵，武安君认为不能取胜拒不从命，后被赐死。今文信侯请您相燕，您不 肯去，臣不知您所死之处了。”唐说：“请你转告文信侯说我同意去。”便 准备车马，并确定启程日期。但在张唐启程前，甘罗对文信侯说：“请给臣 车马五乘，让我先代张唐通知赵国。”
甘罗到赵，赵王郊迎。甘罗问赵王：“听说燕太子入秦作人质吗？”赵
王答道：“听说过。”甘罗又问：“听说过张唐要到燕任相吗？”赵王答道： “听说过。”甘罗说：“燕太子入秦和做人质，表明燕不欺秦；张唐到燕任 相，表明秦不欺燕。秦燕不相欺必联合伐赵，赵国就危了。燕、秦联合伐赵， 没有他故，文信侯只是为了扩大他的河间的封地。请王送臣五城以扩大河间 封地，臣再请送回燕太子以断绝秦燕的结盟，使秦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 即割五城以扩大文信侯的河间封地。秦使燕太子归燕。赵攻燕，得燕上谷郡 三十六县，将十分之一送秦国。
上述故事说明了少年甘罗的非凡才智。身为秦相的文信侯做不到的事，
甘罗却轻易地做到了。张唐，昭王时为将军，曾率乒攻魏、赵等地，有功于 秦。文信侯为扩大自己的河间封地，确是费尽了心机，并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先是派蔡泽到燕呆了三年之久，才说服燕国送太子做人质，使秦、燕结盟。 继请张唐到燕任相联燕伐赵，但因惧赵报复，张唐不敢经赵赴燕，故拒不从 命，文信侯虽不愉快但无可奈何。可是，甘罗仅用寥寥数语便说服了张唐， 使他服从命令，这是为什么？是因甘罗陈以利害，以武安君拒绝应侯要其伐 赵致被赐死，而应侯权不如文信侯重，功不如武安君大，他拒绝命令将遭到 武安君同样的命运。正因甘罗说到点子上，张唐不能不听。如仅说服了张唐 便算完成了使命，还不能显示甘罗的非凡才智。为使文信侯得以扩大河间封 地，他没有按照文信侯联燕代赵的计划，而是另有妙算：他自请赴赵，将秦、 燕联盟攻赵是为扩大文信侯河间封地事告知赵王，说如此赵将危，他要赵王 割城与秦和好，使秦送归燕太子，以断绝秦燕联盟，由强赵攻弱燕。这样， 可一举三得：张唐既服从命令又可不赴燕，文信侯不动一兵一卒便可扩大河 间封地，赵国攻燕轻易地取得燕国上谷郡三十六县。甘罗的攻心妙术确是做 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3.以屏障喻，田文说赵王救魏


　　田文，是齐威王之孙。其父田婴任齐相，辅佐齐三王，受封于薛。田婴 死，田文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湣王时任齐相，后湣王欲除之，孟尝君便 奔魏，魏昭王任为相。孟尝君说赵王救魏是他在魏任职时，这故事见《战国 策·魏策三》：
　　听说秦将伐魏，魏王夜间去见孟尝君，告诉他说：“秦将攻魏，请您为 寡人谋划，如何对抗秦国？”孟尝君说：“有诸侯相救，国家可保存。”王 说：“寡人愿您出使请救兵。”便给他带去车百乘的厚礼。孟尝君到赵国， 对赵王说：“文愿借兵以救魏。”赵王说：“不行！”孟尝君说：“文敢向 赵借兵，实是对赵尽忠。”王说：“您能说明其道理吗？”孟尝君说：“赵 之兵不是强于魏兵，魏之兵也不弱于赵。而赵之地不年年被侵扰，人民不年 年被屠杀，魏之地却年年被侵扰、人民年年被屠杀，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 赵的西部有魏国为其屏障之故。今赵不救魏，魏将被迫与秦联盟。赵将与强 秦为界，赵将年年被侵扰，人民年年被屠杀了。所以，文说请赵出兵救魏是 尽忠于赵。”赵王终被说服，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前去救魏。
　　孟尝君说赵王也是晓之以利害。孟尝君一见赵王表明他来是向赵借兵救 魏，但遭到赵王的拒绝。对此，孟尝君不是哀求，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是为尽 忠于赵，再经一针见血地以屏障之说申述其理，使赵王认识到“唇亡则齿寒”， 不禁惊心动魄，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出兵救魏。战国时游说之士求于对方， 却往往说为了对方，其理因说得有理有据而巧妙，终于打动对方，达到其所 说的目的。
　　
4.妙语巧寓，陈轸止昭阳伐齐


　　昭阳，楚公族，楚怀王时令尹、柱国。陈轸，著名策士。昭阳正要伐齐 时，陈轸奉命往说，陈以利害，指出代齐对于昭阳来说是“画蛇添足”，因 说辞动人，使昭阳醒悟，立即罢兵而归。这故事见《战国策·齐策二》：
　　昭阳为楚攻魏，魏军覆没，夺得魏八城，随即移师伐齐。陈轸被齐威王 委托前去见昭阳，他再次下拜，祝贺昭阳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 将，给何官爵？”昭阳答道：“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陈轸又问：“比 这高的是什么官职？”昭阳答道：“只有令尹。”陈轸说：“令尹是最高官 了，楚王不可能设两个令尹，臣为公打个比方：楚有人祭礼时，赐其舍人酒 一卮。舍人们认为：数人体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在地上画蛇，先画好 的饮酒。一人画好蛇，拿酒将饮，便左手持卮，右手画蛇说：‘我能为蛇画 足’，足还未添上，另一人的蛇已画好了，夺其卮说：‘蛇固无足，你那能 为之添足？’遂饮其酒。画蛇添足者，终失其酒。今君以楚相之位率兵攻魏， 破军杀将得八城，又移兵欲伐齐，齐国对你很害怕。君虽有威名，但再加高 官已不可能。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将死，爵也随之消失，这犹如画蛇添 足。”
昭阳认为陈轸说得对，便班师回楚。
　　陈轸说昭阳的特点，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他先祝贺昭阳战胜魏国， 才问战胜加的官爵以及楚最高官职，当昭阳说最高是令尹时，他以“画蛇添 足”为喻，暗示昭阳已官到令尹，即使战胜齐国也没有官再加了。接着向昭 阳提出警告：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将死。这是说好战者终会被打败，或 功高而震主将招祸。至此，不能不使昭阳考虑，战胜既无官可加，且将有身 死之患，对于自己来说，最佳之策还是罢战班师为好。
　　
二、讽谏


　　讽谏，是不直言其事，用一种委婉曲折的语言进行讽谏。它与讽刺有别， 讽刺是用含蓄的语言讥刺人，因其带“刺”，往往伤人，易于引起被讽刺者 的恼怒。讽刺的语言常用于反对的事和人。而讽谏则不同，常用于对上的劝 喻，由于讽谏者谈笑风生、巧妙的暗示，既不刺痛对方，又可使其觉悟。《史 记·滑稽列传》所记载淳于髡、优孟、优旃、郭舍人等的谈笑讽谏颇耐人寻 味，它使被讽谏者幡然醒悟，达到了讽谏的目的。
　　
1.隐语解昏，于髡止齐王淫乐


　　淳于髡是战国时人，他在齐国当官。他长得短小，但滑稽善辩，数次出 使到诸侯国，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那时，齐威王耽于淫奢，经常通宵达旦 地饮酒作乐，不理国家事，把政务都交给卿大夫。上行下效，百官荒乱，国 势日弱，诸侯纷纷入侵，国家危亡在即。可是，群臣都不敢向他进谏。对主 上昏庸，国家危急，淳于髡忧心忡忡，他便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形式， 充分发挥他的口辩天才对齐威王进行讽谏。
　　齐威王这人很喜欢隐语，他的讽谏就首先从说隐语入手。有一次，他问 齐威王：“国中有只大鸟，停歇在大王的宫殿，三年来既不飞又不叫，大王 知道这只鸟是为什么吗？”齐威王答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呜 则已，一鸣惊人。”于是齐威王便上朝理政，纠正百官荒乱情况，有功者赏， 有过者罚。他召集各县长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威令复振。
　　楚国起兵进攻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到赵国请救兵，只给他带上礼物： 金百斤，车马十驷（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称驷）。用这么少的礼物去请救 兵太少了，这样赵国是不会出兵的，淳于髡却不明说而是暗示，他仰天大笑， 笑得绑帽子的索子部断了，威王问：“先生嫌少了么？”髡说：“何敢！” 威王说：“那先生为什么笑呢？”髡说：“今天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人为 田求福禳，他只用一猪蹄和一壶酒，向天祈祷说：‘瘠地谷满笼，下田谷满 车，五谷都蕃熟，禾谷堆满家。’臣见其所持的少而欲得的多，故觉得很好 笑。”威王便增加黄金千溢、白壁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到赵，送上 了厚礼物，赵王果出精兵十万救齐，楚兵便连夜撤军。
因此，齐威王很高兴，便在后宫摆酒招待淳于髡。他问淳于髡说：“先
生能饮多少酒才醉？”于髡答道：“臣饮一杯亦醉，饮十杯亦醉。”威王说： “先生饮一杯而醉，那能饮十杯呢！”髡说：“赐酒于大王之前，执法官吏 站在旁边，监礼御史站在后边，髡恐惊俯伏而饮，饮不过一杯便醉了。如果 在父辈的尊贵客人之前侍酒，髡卷袖小跪，捧杯祝酒，饮不过二杯亦醉了。 如果与久不相见的老朋友突然相会，欢然道故，私情相语，可饮五六杯才醉。 如果是乡亲的宴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赛六博，赌投壶，分组比赛，握 手无罚，目瞪不禁，前有女人的掉珥，后有女人的遗簪，髡心里喜欢，饮了 八杯却只有二三分酒意。天黑酒残，互相靠近，男女同席，鞋子交错，杯盘 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解开衣襟，微闻香泽，这时，髡心最欢， 能饮十杯。所以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其意是说，凡事 不可到极点，到了极点则衰，用以讽谏齐威王酗酒不理政，将导致国衰亡。 齐威王听了，深为感动，认识列酗酒之害，说：“你说得好！”从此，不再 通宵达旦地饮酒，任命淳于髡主管接待各诸侯宾客。王室宗族举行酒宴，髡 也常坐在一旁进行监督。
　　从以上淳于髡对齐威王的讽谏，说明他很有口辩的天才，又能说到点子 上，且每次讽谏都能抓住时机，并很讲究方法。对于齐威王不理政事，他并 不直接指责，而是以三年不飞不鸣停于王庭的大鸟喻威王，使齐威王认识到 自己不理政的错误，也看到了自己的潜在的力量。对于齐威王经常通宵达旦 地饮酒，趁威王问其酒量，以“臣饮一杯亦醉，饮十杯亦醉。”并解释在不 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酒量，最后归纳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的 结论，终于使齐威王懂得凡事过了度会走向它的反面，饮酒也是这样，而他
　　
酗酒厌政是使齐国日弱的主要原因。由于淳于髡的讽谏，齐威王一改前非， 勤于国事，果然“一鸣惊人”，齐国由弱变强，史称“奋兵而出，诸侯震惊， 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2.话里有话，优孟令楚王知过


　　在淳于髡之后一百余年，楚国有个优孟。他是一个艺人，他善口辩，谈 笑讽谏。优孟跟淳于髡都善于讽谏，但讽谏的方法有所不同。淳于髡常用暗 示之法，对所谏的事虽不直指，但针对事而用他事暗示，详尽说明其理，以 引起被谏者的觉悟；优孟却用夸示之法，对所谏之事却直指，但顺着被谏者 之意将之加以夸大，最后画龙点晴地指出其危害之处。他俩讽谏的方法虽不 同，却同样收到奇效。
　　楚庄王有匹心爱的马，他给马披上锦绣衣，养在华丽的屋里，马站的地 方设有床垫，还以枣脯来喂它，马因食得太好太多了，患肥胖病死了，庄王 下令要群臣给马戴孝，准备给马做棺椁，要用大夫之礼葬之。群臣纷纷反对， 认为这样不对。对此，庄王发火了，他立即下令说，“有谁敢对葬马谏者， 格杀勿论。”由于庄王的淫威，群臣都不敢说话了，只有优孟一听到庄王的 命令，立即来到殿门，刚步入门阶就仰天大哭。庄王见他哭得这么伤心，觉 得很惊奇，问他为什么大哭。优孟说：“这匹马是大王最疼爱的，以楚国堂 堂之大，何求而不得，以大夫礼葬之，礼太薄了，请以人君礼葬之。”庄王 问：“用君礼怎样葬？”优孟说：“臣请以雕玉做棺材，用耐朽的梓木做外 椁，以楩、枫、豫三种上等木材围护棺椁，派士兵挖掘墓穴，使老少都参加 挑土修墓，齐、赵陪祭于前，韩、魏护卫于后，用牛、羊，猪来隆重祭祀， 给马建庙，封它万户城邑，将其税收作为每年祭祀马之用。”说到这里，优 孟才将活锋一转，指出了庄王隆重葬马之害说：“这样，诸侯听到大王对死 马的葬礼如此隆重，都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了。”
这么一点，确是点到庄王葬马的点子上，一个统治者竟“贱人而贵马”，
必然为世人所厌弃，问题如此严重，不能不使庄王大为震惊，说：“寡人要 葬马的错误竟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吗？怎么办才好呢？”优孟说：“请让我 为大王用葬六畜的办法来葬马；用土灶作外椁，用大锅作棺村，用姜枣作调 味，用木兰除腥味，用禾秆作祭品，用火光作衣服，葬之于人的肚肠里。” 于是，庄王听从优孟的讽谏，派人把马交给掌管厨房的太官处理，不让此事 在天下流传。
优孟另一次讽谏，不是用夸示之法，而是更别开生面，他通过其演人的
特殊技巧，为楚相孙叔敖的遗孀和儿子解决了穷困。孙叔敖是楚国的贤相， 是楚国有功之臣。他为人廉洁奉公，是有名的廉吏。他很敬佩优孟的为人， 故善待之。叔敖病危时，叮嘱其子说：“我死，你必贫困。如无法生活，可 往见求见优孟说你是孙叔敖之子。”叔敖死，薪俸也没有了，因其清廉家无 余财，朝廷对其家人生活也不过问，叔敖的儿子穷得没有办法，只好上山打 柴过活。有一天途中遇见优孟，便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 父亲临死前，嘱我贫穷可去找您想办法。”优孟说：“你要留在这里，不要 远去。”优孟答应为他想办法，故叫他“不要远去。”怕以后找不到他。于 是，优孟化装，模拟孙叔敖的言语举动，穿戴着他的衣冠，学了一年多，跟 孙叔敖一模一样了，连楚王及其左右侍臣都辨别不了。庄王摆酒欢宴群臣， 优孟上前祝寿，庄王一见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了，要用他为相。优孟说： “让我归去跟妻子商量，三日后才答复。”三日后，优孟来见庄王，庄王问： “你妻子意见怎样？”优孟答道：“我妻子说千万不要任相，如孙叔敖之为 楚相，尽忠竭力，廉洁奉公，治理楚国，楚王才得以称霸。可是，他死了，

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得打柴以过活。必如孙叔敖那样，不如自杀。”接着， 他歌说：“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出而当官，贪污钱财，不顾耻辱。身死 家室富，又恐受贿枉法，为奸犯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官那能当！念为廉吏， 奉法守职，愿死不敢为非。廉吏也难当！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 困打柴过活，相不值得当！”优孟的歌深深打动了庄王，对孙叔敖死后不关 心其妻子的穷困而感到抱歉，便召孙叔敖子，封给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3.笑语寓讽，优旃使秦王改错


　　秦时有个侏儒名叫优旃，他是秦皇宫的艺人。别看他矮小得像个小孩一 样，但这人脑筋很灵，很会说笑话，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很有意思。他看到 秦王朝的统治者做得不对的事，常常给予讽谏。他的讽谏既与淳于髡的暗示、 优孟的夸示有某些相同之处，又不一样：淳于髡是以他事暗示，优孟是直指 其事，顺着被谏者之意夸大其辞，指出其害，而优旃虽也顺着被谏者之意， 但不直说，却将之滑稽化以暗示，让被谏者自己去领会其害处。这就是说他 具有淳于髡和优孟讽谏的某些特点，而其讽谏却具有个人的性格，形成自己 的特色。
　　他先后奉事过秦始皇和其继任者秦二世，而这两位君王都是有名的暴 君，尤以二世更甚。他俩都专横独裁，秦始皇是以峻法治国和“焚书坑儒” 出名，二世是以酷刑杀人和横征暴敛实行统治，谁敢违背其意脑袋就搬家。 优旃对他们做的某些事，认为于国于民不利的都能进行讽谏，不只不受惩处， 而且能为统治者所接受。他曾两次向秦始皇提意见，秦始皇都照办了：
　　有一天，秦始皇举行宴会，恰好天下着雨，陛楯者（指持着盾站在宫殿 陛下的卫士）被雨淋得发抖了，优旃见了觉得他们很可怜，对他们说：“你 们想休息吗？”陛楯者都说：“当然想。”优旃说：“我如喊你们，应立即 应说‘诺’。过一会儿，殿上上寿，群臣呼万岁时，优旃走到门槛大呼说： “陛楯郎！”陛楯郎齐声应说：“诺。”优旃说：“你们虽长得高有什么用， 在雨中站着。我虽生得短小，却能站在上面。”优孟的话使秦始皇注意到站 在下面的陛楯郎被雨淋得像落汤鸡般的狼狈处境，于是使陛楯者分两班轮流 站岗。
秦始皇曾认定要扩大打猎的场地，东边扩大到函谷关，西边扩大到雍地、
陈仓。优旃说：“很好！这样可多纵禽兽在里面，如果有敌人从东方入侵， 令麋鹿用角触之便足够了。”秦始皇听了优旃的讽谏停止了扩大打猎场地。 优旃的以“麋鹿之角抗敌”之说，为何能制止秦始皇停止扩大打猎场地呢？ 按照秦始皇的计划，如果东至函谷关、西到雍地、陈仓都划为打猎场地，这 就心须把广大地区的居民搬走，而这么辽阔的地区没人为之保卫，一旦敌人 入侵，就只好靠麋鹿之角来抵抗敌人。显然，这就等于让敌人大摇大摆地侵 入，国家就要危亡。正是这一点，使秦始皇醒悟了，取消了原来扩大打猎场 地的计划。
秦始皇死后，胡亥发动“沙丘政变”，得以继位，称秦二世。这位二世
更加暴虐无道，不仅在生活上穷奢极侈，连城池也要将之装饰得更豪华，决 定用漆来漆城。这样做必然劳民伤财，对此，优旃没有直说反对，反而赞扬 说：“很好！”接着，他说：“即使皇上不准备这么做，臣也将坚决请求要 这么办。漆城虽然引起浪费和百姓愁怨，但这样做最好不过了，城墙漆得又 光又亮，侵略者来时爬不到这么滑的墙上。”二世听后也笑了，知道漆墙是 既浪费又招人民怨恨的荒唐事，于是漆墙也就作罢。
　　优旃的讽谏之所以使始皇、二世听从，除了他说话的技巧外，关键在于 他暗示了扩大兽苑、涂墙这种荒谬之事将会危及秦的统治。如果仅从损害人 民利益而谏，这两位暴君是置之不理的。而优旃的讽谏能达到其目的，实是 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4.骂中含情，舍人为侯母解难